标签 汪曾祺 下的文章

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

汪曾祺画作,‌‌“吾乡有红萝卜白萝卜无青萝卜‌‌”

像汪曾祺这种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爱的老头儿,只能孕育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环境,以及西南联大那样特别自由的教育方式。‌‌“我们如今或难再遇见此般潇洒人物,但独特如汪老,永远鲜活地存在读者的记忆里,谈笑风生。


在我多年编辑生涯中,面对有几位大家的稿子,只有欣赏的份儿,他们的文本严谨得不能动一个字,比如邓拓、孙犁、汪曾祺。

阎纲兄是资深老编辑,春节期间我向他祝贺乙酉新年吉祥时谈起这种职业经历,他对我说,他编叶圣陶、老舍的稿子,也是这样的感受。

自从拜读了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记事》后,我多次央请汪老给《十月》写稿。我发现,就是萝卜白菜,他也写得异常精彩。我曾编发过他的一篇散文《萝卜》。他从从容容,娓娓道来,谈及高邮家乡的杨花萝卜、萝卜丝饼如何好吃。说北京人用小萝卜片汆羊肉汤,味道如何鲜美。他说一位台湾女作家访问他,他亲自下厨,给她端出一道干贝炖萝卜,吃得她赞不绝口。说天津人吃萝卜要喝热茶,这是当地风俗。写到四川沙汀的小说《淘金记》里描述那幺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熬白萝卜,吃得一家人脸上油光发亮。还提到爱伦堡小说里写几个艺术家吃萝卜蘸奶油,喝伏特加,别有风味。还写到他在美国爱荷华中心附近韩国人开的菜铺里买到几个‌‌”心里美‌‌“萝卜,拿回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开嘎嘣脆的‌‌”心里美‌‌“差远了。他随随便便地写下去,我饶有兴味地读下去。一直读到‌‌”日本人爱吃萝卜,好像是煮熟蘸酱吃的‌‌“,文章戛然而止。我深感遗憾,嫌它太短了。读完了,欣赏完了,也就编完了。那不是工作,是美餐一顿的享受。

其实,在旅游途中或到外地讲学或开笔会,跟汪老共住一室,深夜无拘无束神聊,更来劲。

记得1991年4月,作家朋友们在冯牧率领下,组团去云南采风。我们在下关市游了洱海,参观了蝴蝶泉,参加了大理白族歌舞团为我们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会,回到宾馆脱衣就寝。汪先生靠在床栏上神秘又得意地对我说,他写过几篇论述烹饪的文章,是《中国烹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说他爱吃苏北家乡的醉螃蟹、上海的黄田螺、北京天桥的豆汁、天津的烩海羊(烩海参、螃蟹、羊肉)、昆明的过桥米线和汽锅鸡。他吃过蛇、穿山甲、老鼠干巴(肉丝)、炸蝗虫、牛肝菌、炒青苔。他像神农尝百草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尝一尝。他认为名厨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做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绝没有出息。比如油条,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锅里煎,捞出来就特别好吃。这种菜不妨叫作‌‌”夹馅回锅油条‌‌“,对此他要申请专利权。他称赞香港有道菜做得别致,用冷布包住鸭肝,滤掉筋头和粗糙部分,把鸭肝汁放入打碎的鸡蛋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味道极佳。

话说到这里,老人家更来了兴致,坐直了身子告诉我,他有一次细看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想瞅清画面案几上的碗碟里放的究竟是什么食物。用放大镜看,有一只碗里,盛的好像是白肉丸子,有一碟颜色鲜红,似乎是摆着几个带蒂的柿子;其余许多碗碟里盛的是什么菜肴、瓜果,就怎么也看不清了。他遍览《东京梦华录》等著作,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他仔细研究过元朝菜谱《饮膳正要》。他还考察过天坛祈年殿里每个皇帝神位前案桌上的祭器里摆放的黍、稷、稻、粱、蔬菜、肉类、酒类、瓜果等供品,从而研究明、清皇帝们的食谱……

汪先生对于食文化有研究、有实践、有理论、有创造,是个真正的美食家。如果说他老师沈从文解放后是衣文化、服饰文化的权威,那么汪曾祺无疑是一流的食文化专家。

有一年我在《十月》上给汪老签发过一个短篇小说《露水》,才三千多字。写的是从高邮到扬州往返行驶的运河轮船上两个艺人做露水夫妻卖艺的底层生活。从小说看,汪先生对小曲、唱词、胡琴、通俗节目、苏北一带平民百姓的习俗相当熟悉。语言干净得像用水洗过似的。读了以后,如含橄榄,余味悠长。

汪老一辈子重视民间文化。他当过《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的编辑,与酷爱民间文艺的赵树理共事过,整理过评书《程咬金卖柴筢》,写过关于民歌的论文《读民歌札记》。他在20 世纪80 年代发表的《我和民间文学》中告诫青年作家:‌‌”我认为,一个作家想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他的小说都是以平淡的文风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这方面,他继承了‌‌”五四‌‌“前后平民文学的思潮,将目光转向绝大多数民众,就是实践一种走向民间的布衣精神。他的众多作品的表现对象大都是民间的能工巧匠以及在封建礼教压迫下命运悲惨的妇女,对他们表示出一种同情、善良、温婉的情怀。

有一次和汪先生到南方水乡讲学,因他喜跟我聊天,又让我跟他同住在一起。讲学后傍晚出去散步,我看见湖边青郁浓密的芦苇荡,对汪老说:我不是京剧迷,但对您执笔写的《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那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特别欣赏,铭记不忘。汪先生手里夹着一支烟,凑到嘴边吸了一口,笑道:‌‌”你对这段唱词别看得太认真。我在那里故意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其中‌‌‘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

他这样一讲,更使我吃了一惊。我说:‌‌”没有诗词修养、旧学功夫,是写不出这段唱词的。您的古文底子是怎样打下的呢?‌‌“

汪老看了一眼宽阔的湖面,回忆着遥远的童年,说:我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年的拔贡,特别宠爱我。从小就督促我握笔描红、背古文。到了小学五年级他亲自给我讲《论语》,叫我多练毛笔字。祖父说:‌‌”你要耐心,把基础打好了,够你受用一辈子呢。‌‌“我小学高年级、初中写的作文,老是被老师批‌‌”甲上‌‌“,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我十三岁那年写了一篇八股文,祖父见了叹息道:‌‌”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老爷子见我有了长进,就赠我他收藏的几本名贵碑帖和一方紫色端砚。

这时候,夕阳西下,晚霞染天,映照得湖面、芦苇都红了,连汪老原本黧黑的额头也红了。我说:‌‌”您祖父宠爱您,得到了他严格的言传身教。‌‌“汪先生说:‌‌”我父亲汪菊生也多才多艺。‌‌“走回宾馆的路上,汪老怀念起他的父亲来了。他说:‌‌”我父亲汪菊生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胡琴拉得很好。我在小学演戏时,还叫父亲去给我们伴奏呢。我父亲手很巧,会糊风筝,会扎荷花灯。早年在南京读中学时,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在校足球队踢过后卫,做过撑竿跳高选手,并在江苏省运动会上拿过冠军。母亲杨氏得肺病去世,那年我才三岁。母亲死后父亲用各种色纸亲手给亡母做冥衣。四季衣裳,单夹皮棉,应有尽有。裘皮衣服做得极细,和真的一样,还能分辨出羊皮、狐皮。我父亲还喜画画。画友中有一个铁桥和尚,是高邮善因寺的方丈。父亲画过一阵工笔花卉,用笔似乎仿效吴昌硕……‌‌“

汪曾祺父亲汪菊生

我想:汪曾祺文好、字好、诗好,兼擅丹青,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位文人作家,这是因为天资聪颖的他从小就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

汪先生在《七十抒怀》中写道:‌‌”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我和汪老多年接触中,发觉他嗜酒嗜烟。我对他日常生活爱好的概括是:‌‌”每饭不离酒,香烟常在手。‌‌“

汪先生爱喝酒。他十几岁就和父亲对坐饮酒。父亲抽烟时拿出两支,一支给儿子,一支给自己,真可谓‌‌”多年父子成兄弟‌‌“。

有一年在泰山笔会上,他写字赠送给东道主,请与会者叶梦弄点酒来陪他喝,他说只有喝了酒,字才写得好。叶梦听命陪他喝。汪先生喝一杯,写一幅字。喝着喝着汪老就写了一大摞字。因此叶梦认为,汪老的字里,飘着浓浓的酒香。

那次到云南旅游采风,不论中餐、晚餐,一路上先生都要喝酒提神。他似乎白酒、米酒、啤酒、洋酒都喝,并不挑剔。他只要抿一口,就能鉴别酒的产地和质量。一瓶威士忌端上来,他尝一尝,就能品出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产品。到了玉溪卷烟厂,攀登红塔山时,汪先生崴了脚,从此脚上敷了草药,缠裹了绷带,拄杖跛行。于是我搀扶他,和他同桌就餐。席间,他喝了一口白酒,旋又把酒倒在缠着纱布的脚上,‌‌”足饮‌‌“起来。我感到纳闷,问他:‌‌”您为什么不仅嘴喝,还让脚喝呢?‌‌“他笑道:‌‌”这样可以杀菌。‌‌“

汪先生喝酒史上,有一桩轶事:20 世纪40 年代,有一次在昆明西南联大,他喝得烂醉,像个醉汉似的,昏坐在路边。沈从文那天晚上从一地方演讲回来,看见前边有个人影,以为是个从沦陷区来的难民,生了病,不能动弹。走近一看,原来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喝醉了。他连忙叫了两个学生搀扶着他的得意高足回到住处,给汪曾祺灌了好多酽茶,他才清醒过来。

在联大,汪曾祺特爱听闻一多讲《楚辞》和唐诗。闻一多以魏晋人王孝伯语‌‌”痛饮酒、熟读《楚辞》,乃可为名士‌‌“作开篇。汪曾祺是否受了魏晋风度的影响呢?醉酒路旁是一种失态,我不好意思问他。汪先生是位烟精。一支烟,他用手摸一摸,即可知道制作工艺水平如何。捏一捏,蹾一蹾,看一看,闻一闻,就可评定烟的质量。据他考察,云南烟业的兴起,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那时的农业专家经过研究,认为云南土壤、气候适宜种烟,于是引进美国弗吉尼亚的大金叶,试种成功,当地烟业随后得到大发展。玉溪的纬度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相似,土质也相仿,故烟叶长得好。滇中的空气湿度有利于烟叶存放,是个天然烟库。加之制作精细,配方得当,故‌‌”红塔山‌‌“牌香烟,味道醇,享誉全国。后来汪老给《十月》写过一篇《烟赋》,说纪晓岚嗜烟,是一边吸着烟,一边校读《四库全书》的。他爱吸‌‌”红塔山‌‌“,为之赋五言打油诗一首:‌‌”玉溪好风日,兹土偏宜烟。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汪老之嗜烟酒,竟至于斯,乃性情中人也。

我记得游星云湖、抚仙湖那天晚上,汪先生喝了酒,面色红紫,容光焕发,呈微醺状。额上的皱纹也就展开了,谈话就多起来了。高洪波、李林栋、李迪、高伟等作家聚集在我房间里听汪曾祺聊文学创作。汪先生说,早年他写的作品,在半年之内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在打字过程中,有一场戏的稿子丢失了,打字员急得团团转。他安慰她,叫她放心,坐在打字机旁,从该场戏第一个字一直背到最后一个字。之所以能背,他说是由于文章有内在的韵律。他对在座的年轻作家们说:要随时随地注意用精确语言描写生活现象。有一次,他在北京西单看见一辆宣传交通安全的车子,听到车上喇叭里说:‌‌”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这句话不能增减一字。西四一个家具店,有修理棕床、出售椅子的业务。营业员在店前写道:‌‌”本店修理旧棕床、出售新椅子。‌‌“只加了‌‌”新‌‌“‌‌”旧‌‌“二字,就增添了文学意味……

汪曾祺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应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邀请作演讲,题目就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语言的重视。汪先生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语言。在他的小说中,你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失眠的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燃烧着。‌‌“‌‌”马儿严肃地咀嚼着草料。‌‌“他觉得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还认为不能把语言和思想内容剥离开。语言不能像橘子皮那样,从果肉内容上剥下来。

我喜欢写散文。便利用同住一室的方便,向旅伴请教写散文的经验。汪先生告诉我:写散文应克制,不要像小姑娘的感情那么泛滥。老头写情书,总归不自然。有的散文家的作品像一团火,熊熊燃烧,但看完空空洞洞,留不下什么印象。没有坎坷,没有痛苦,便写不出来好文章。散文不能落入俗套,要平易自然。我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像家常便话、写家信那样,切忌拿腔拿调。当然也可以工笔、繁密,像何其芳的《画梦录》,别有风采,但那是另一种秾丽的花,我写不出来。

住在一起的日子多了,我和汪老相处得很随便。南方天热,每天都要在宾馆里洗澡、换衣。汪老擦完身子,站在盥洗室洗脸盆前搓洗衣服。他洗衣速度极快,三四件衣服,搓巴搓巴,十来分钟就洗完了。我问:‌‌”您怎么比我还洗得快呢?‌‌“他回答:‌‌”见水为净,去掉点汗渍味即可。‌‌“我曾经偷偷检查过汪先生洗的衣服,仔细翻看过衣领和袖口,发现其洁净度比我的要高。先生在1957年‌‌”整风‌‌“中因对人事部门提了点建议被打成右派,送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在艰苦的塞外练出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在口外刨粪、运粪,十分卖力,1960年就摘掉了右派帽子。三年困难时期,当地的马铃薯价值突然提高。马铃薯又称山药蛋。当地民歌唱道:‌‌”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山药蛋是那一带的活命粮。故农科所十分重视马铃薯的品种、质量、退化等问题。汪曾祺会画画,农科所就交给他画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他到城里买了颜料纸笔,回来到薯田里掐了把花枝,插在玻璃瓶里,对着实物画。马铃薯花一落,薯块成熟,就挖出来,放到桌上临摹。画完,埋进火里烤。烤熟了,就吃。这时他想起梵·高的名画《吃土豆的人们》,不禁哑然失笑。画多了,汪曾祺发现马铃薯不同品种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个儿大如瓜,一个能当一顿饭;有的外皮呈乌紫色,烤熟后味道像栗子;有的形似鸡蛋,生吃时味道甜脆如水果。他还发现有一种马铃薯花是香的,连所里的专门研究人员听了都觉得新奇。这部《中国马铃薯图谱》,像他的恩师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是被迫改行后创作的一部奇书——遗憾的是它的原稿在农科所‌‌”文革‌‌“中毁掉了。

汪先生像他父亲那样,也是多才多艺。他在西南联大和同学们一起演过戏,扮演过话剧《家》中的更夫和《雷雨》中的鲁贵。他能吹笛子,喜欢京剧,尤爱唱昆曲。这给他后来执笔写《沙家浜》这样的剧本打下了某些基础。至于他的诗、书、画,更是秀逸婉约,惹人喜爱,故求索者甚多,一般来者不拒,都能满足大家。

跟他多次同住一室之后,我发觉他分对象,区别男女,相应地或赠字,或送画,或赋诗。外出旅游,对接待单位,他一般写几幅字,留赠主人,以表谢意。他对男士们一般写诗相赠,而对女士们、女作家们,则大抵送画——因为他主要画花卉。我曾在张洁和平门的寓所里,看见她新装修的素墙上挂着一幅汪先生的《水仙》:水仙们亭亭玉立,葱绿可爱。他送给宗璞的画则是一幅墨叶红花的牡丹。但也有例外,男作家邓友梅名字中因有一个‌‌”梅‌‌“字,他画了一幅铁秆梅花相赠。树干树枝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有一次乘车参观崇文区百工坊,坐在我身边的友梅告诉我:‌‌”汪曾祺曾送给我一幅画,画中夹着一个字条,上写:‌‌‘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韩舞燕(编者注:邓友梅夫人)猜了两个月也没猜出来。‌‌“我问友梅:‌‌”那到底用的是什么颜料?‌‌“友梅说:‌‌”汪老后来告诉我——牙膏!‌‌“

我读过汪曾祺先生许多旧体诗。1984 年发表的散文《昆明的雨》,写的是四十年前即1944 年他和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朱德熙从西南联大新楼舍到莲花池去。池边有小酒店。他们进店买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边喝边等雨停下来。院子里有一棵木香花,被雨水淋得湿透。雨下大了,没法走,他俩一直等到午后。先生在文末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那诗很有味道,我看了一遍也就记住了。

撰写本文时,我一抬头就见书房右侧墙上挂着汪老于辛未秋日给我写的赠诗:

独有慧心分品格,

不随俗眼看文章。

归来多幸蒙闺宠,

削得生梨浸齿凉。

前两句诗是汪老对我这个后学的过奖之词,实不敢当。‌‌”慧心‌‌“和‌‌”品格‌‌“,应属于汪老。后两句却是实情,我曾告诉过汪老,我懒得吃水果,都是妻子把苹果、梨削去了皮送到书桌上,我才勉强吃几口。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有三个支撑点,即三个系统: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的影响面很广,佛教次一点,道教就更少一些。但它们都对人们的生活,甚至是家庭有着很深的影响。‌‌“

在我看来,汪曾祺除了大学时代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现代派文学有过某种短暂的心仪之外,他一生主要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影响。他自己在一首四言诗里就说过:‌‌”有何思想?实近儒家。‌‌“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你从他的许多小说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对佛学颇有研究。我就亲耳听过他和何洁即圆各居士(流沙河妻子)探讨佛、禅方面的学问。汪先生的作品从最初的《复仇》到他后来的名篇《受戒》,经常写到寺庙、小庵、禅房、斋戒、经文。晚年他以优美的文笔为《世界名人画传》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他的慈悲、平和、富有同情心,是和他喜研佛学分不开的。汪先生年轻时爱读《庄子》,受到过老庄的熏染,一生自自然然,随遇而安,把事情看得很淡。他甚至豁达、幽默地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他的小说《徙》《鉴赏家》里的人物,无不表现出典型的道家风度,寄托着他的人生理想。

因此可以说,儒、释、道文化是汪曾祺思想血脉的三个源头。像汪曾祺这种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爱的老头儿,只能孕育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环境以及西南联大那样特别自由的教育方式。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这是中国文坛的遗憾,但这是属于历史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本文摘自《名作家记》;作者:张守仁;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个爱吃爱玩的人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

1941的西南联大,元宵夜,有一个学生为他的21岁生日写了一首诗,名字叫《自画像——给一切不认识我的和一个认识我的》:

‌‌“一口气吹散满室尘土,

教画布为我的眼睛心寒:

用绿色画成头发,再带点鹅儿黄,

好到故乡小溪的雾里摇摇,

听许多欲言又止的梦话

……

但是,亲爱的,

我担心,

天上也有冰河纪。‌‌”

——署名是汪曾祺。

现在看来这首诗也很好玩,孩子气和浪漫是刻在骨子里的。

虽然他当时确实也还很年轻。

*

1920年3月5日,刚好是距现在的整一百年前,汪曾祺出生。

他的父亲汪菊生是个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的眼科医生兼画家。

会单杠;练过武术,腿上带过铁砂袋;练过拳,练过刀、枪,还会游泳。

会画画,会刻章,会做风筝,也会摆弄各种乐器。

不知道一个人的兴趣怎么可以这么多,但这个恐怕是会遗传的。

*

上小学,汪曾祺的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也会画画。可惜数学太差。

差到什么地步呢,数学老师的评价是:‌‌“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

*

1937年,17岁的汪曾琪初恋了。暑假第一件事是在家埋头写情书。父亲就在旁边出主意,也不知道后来成功了没。

*

1939年,汪曾祺考上了西南联大。

之所以考西南联大的理由是听说‌‌“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他确实也可以说是不忘初心,在云南一待就是7年,收获不少,尝过了汽锅鸡、锅贴乌鱼、铁锅蛋、腐乳肉、火腿月饼,米线、饵块等等等等。

业余生活也很丰富,主要有:唱京剧、唱昆曲、泡茶馆、下馆子、写诗几项。

同屋一个姓郑的广东同学极其憎恨京剧,他们一张口,郑同学就骂:‌‌“丢他妈,猫叫!‌‌”

他在月白风清之夜,从在大槐树的老树根上,独自吹笛到半夜。

同学中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

因为爱写诗,汪曾祺在学校还小有名气。

一次,他在路上听见两个女生聊天,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回答:‌‌“就是写那种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

虽然数学和体育从没及格过,但好在很诚实,曾经在文章里‌‌“自首‌‌”,说自己为了及格,在西洋通史考试里抄历史系同学的试卷。

拿手的作文倒是拿了120分,满分是100分——这是最喜欢他的老师沈从文打的,他到处推荐汪曾祺的文章,说写得比自己好。

*

然而到了1943年,该毕业的时间,他却没有毕业。因有英语和体育两门功课不及格,到第二年补考才过关,不巧又碰到政府规定:

当年毕业的西南联大学生必须为陈纳德的飞虎队作译员。

——但他太穷了,找不到一条没有洞的裤子,索性没按规定去军队报到。

所以也就没有毕业。

可能算因祸得福,他到乡下教书的时候遇到了施松卿。他未来的妻子。

施松卿不知从哪捡了匹战马,两个人就牵着马在夕阳下散步。

想起来应该很是浪漫。

*

1946年到了。这恐怕是最难的一年。

他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不好。每日喝酒度日。

文章里是这样回忆的:

‌‌“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

他还一度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说想自杀。

沈从文回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但也给他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后来又换了很多份工作。

*

1950年,他终于和文学沾点儿边了——到《说说唱唱》任编辑。

没想到到了1958年,他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改造,工作是给果园喷洒波尔多液,没想到因为喷洒得太好了,后来这些活儿通通都交给了他。

他成了喷洒波尔多液的第一专家。

他在农闲时演戏,帮演员用油彩化妆,跟着农民一起起猪圈、刨冻粪。

——在此期间他留下的传播最广的作品是画了一整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为后世的马铃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许多年后他居然还玩笑地说:‌‌“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

就这样辗转到了1979年,在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

从那以后,他才开始名篇不断。虽然都是短篇居多。

大器晚成,实在是很晚。

他这样分析自己: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

*

老了之后,他终于又干起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逛菜市场和做饭。

也写了许多关于‌‌“吃‌‌”的文章,篇篇都能拿出来当菜谱。

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的时候,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忽发奇想,让汪老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说是这样别致一点;

台湾女作家陈怡真(汪老在美国认识她),到北京来,也指名要汪老给她做一回饭;

《九个人》里写黄永玉这篇,谈到沈从文病重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黄永玉带他回家乡。黄永玉说:等你好了我们再好好地回家乡一次,坐船边旅游边走。

沈从文说:没有人做饭哪。要带上汪曾祺啊,叫他一起!他会做饭,菜炒得好!

*

他说‌‌“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于是他画画:

‌‌“我对于画没有天份;没有天份,我还是喜欢拿起笔来乱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结果都是愤然掷笔,想痛哭。‌‌”

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还吹过笛子,笛风甚好,是满口笛。但是后来没法再吹,因为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

冒险吃河豚:‌‌“河豚有剧毒……但是河豚很好吃。‌‌”

甚至还有串珠花,自夸道:

‌‌“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对最擅长的写作却是很任性。

他改了一版聊斋。在《黄英》里,他直接删掉了黄英和马子才结为夫妇的情节——只因为他很讨厌马子才,觉得他俗不可耐。

*

1987年,汪曾祺67岁了,到美国参加某个写作计划,又因为多才多艺迷倒了一众女性。

他自己在给妻子的信里这样写的:

‌‌“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

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

——当然,我不致晕头转向。我会提醒我自己。‌‌”

让人哭笑不得。

汪老一直是很臭美的,虽然这臭美看起来也很可爱。

*

终于到了1997年5月16日。

他躺在病床上。

想喝口茶水,医生不让,他就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勉强同意沾沾嘴唇后,他对小女儿说‌‌“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但龙井还未端来,他就已离世。

*

一个爱吃爱玩的人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也许就是汪老这样。潇洒不拘,散漫却自由。

没有一个时代是平静的,但自始至终不理会那些丑恶和烦忧,秉持初心,选择平静也许也是一种方式。

汪曾祺曾经送过宗璞一幅画,上面题有一首诗: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这就足够了。

今天正好是汪老诞辰一百周年,真的很想念他。

心烦意乱的时候看看人间之味

人,有的时候会很烦。

烦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以放开肚皮,美美的吃一顿,可以约上三五好友,狠狠的喝一顿,或者干脆换上跑鞋,来个半马什么的消消气,又或者干脆蒙头大睡,一觉醒来,云消雾散,万里晴空,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嗯,还有一个办法,看看汪曾祺的文字,看着看着,人就会慢慢的安静下来。

比如这本《人间之味》。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容我一一道来,仅作了解,绝无剧透。

第一章:人间草木皆有情。写的是春夏秋冬,花鸟鱼虫,世间万物,须毫毕现。比如什么时候看什么花,花分几种,分别什么样,什么色,除了看,又能用来做什么,以及不经意之间会俏皮的甩出一个小包袱,包袱里面往往是五味杂陈,有的是历史典故,有的是个人阅历,细细品来,别有一番滋味。明明只是些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偏偏他能写出你不知道的东西。看到入神之处,眼前仿佛慢慢展开了一幅活灵活现的画卷,那些一个个黑白分明的方块儿字,都变成了一幅幅五颜六色,妙趣横生的场面,大有人在画中游,情深不归处的感觉。

第二章:人间有味是清欢。汪曾祺好吃懂吃会吃,众所周知。他笔下那些绘声绘色,令人食指大动的美食并不是什么奇珍异宝,也不是什么米其林三星,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餐桌之上的平常之物。能把平常之物写出不平常,这个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如果说个人的招牌特色,倒是有二,一则汪先生对于家乡食物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情眷恋,荠菜,咸鸭蛋,慈姑,塘鳢鱼,还有人见人爱的各色酱菜,尤其是先生后来定居京城之后,遥望千里之外的故土,大概是把所有的乡愁都化在了食物里面吧。二则先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然则一颗童心始终未泯,吃情不减,无论到哪里都吃的津津有味,自然,读者跟着汪老看得也是口水滴答滴。

第三章:人间皆是好去处。老先生一辈子算得上是经历坎坷,大事小事,历经磨难,不过去的地方多了,经历的事儿多了,自然见识也就跟着上去了。从国子监到西南联大,从皇城根到坝上草原,从历史名胜到寻常巷陌,别人没去过的,他去过,别人去过但是没写过的,他写过,而且不仅写得好,还写出了自己的味道。特别妙的一点莫过于如果你仔细砸吧砸吧味道,老先生还是在原本简单的遣词造句中夹杂了些私货,一点也不简单。至于你能够领悟多少,那就要看你能懂多少了,那种乐趣,就好比在一盘辣子鸡端上来,吃到最后在堆成山的辣椒堆里找鸡块儿的趣味。妙,妙不可言。

第四章:人间有情亦有爱。老先生无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当然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事情,同时,老先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这些都在最后一章讲到汪曾祺和汪曾祺的亲朋好友的故事中展露无遗。父母,师长,兄弟姐妹,同学,好友,路人甲乙丙丁,乃至每一个曾经走入过自己生命中的男男女女,写成文字,从笔尖默默流淌出来。写得人走心,读得人动情,更不要说他这一生,正好也是中国近代历史波澜壮阔的一段传奇岁月。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中,其实无一不会折射出时代的滔天巨浪,回过头来再联想到每一个身处其中之人的颠沛流离,起起伏伏,真的是令人扼腕嗟叹呢。

凭心而论,和同时代的其他风云人物比起来,汪曾祺的文字并不是天赋最高,成就最大的。就他本人的作品而言,虽然有作家,戏剧家,文学家诸多称号等身,但是比起那些并没有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小说来,个人认为他的散文才是真正的佳作。

这取决于他本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些流传于坊间的赞誉其实点出了汪曾祺的个性,淡泊淳朴,达观自在,温润通透,热爱生活,却又超脱于外。一生之中无论是顺境逆境,都能释然达观,笑看风云,这份涵养功夫非同小可。

文如其人。

汪曾祺的散文,总是贴近生活,不炫技,不做作,淡而不俗,读来虽然平淡质朴,不事雕琢,但是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位智者对于生活本质最大的热爱,应该是正因为如此,才能如此有趣。如果一定要找个比喻来说,《人间之味》好像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老先生坐在你对面和你,一壶茶,一张桌,两个人边喝边聊,这是一本聊出来的书。

此处容我插播一句,上一次有这样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是在读白先勇的《纽约客》和于谦的《玩儿》。虽然三个人身份背景各有不同,文章主题也是天南海北,但是三本书的灵魂深处的某些内核倒是一脉相承。三个人都是有趣的人,不放假想一下,如果有机会得以谋面,我相信他们三人的眼睛一定会有几分神似,清澈温柔,澄明通透,因为从那里我们窥视到他们的内心。三个人都有点童心未泯但是对于生活本质又有着最深刻的领悟,文章不是字字珠玑,光彩夺目的类型,但是不急不躁,娓娓道来,举重若轻,毫不费力,或许这才是真正得道高人的风范儿吧?

虽然汪老一向自谦的说自己的散文只是写写凡人小事,且不论最普通的往往是最难写的,这里面需要对于周遭一切细致入微的观察,需要拨开迷雾见真章的洞见,需要一点点童心以及最深最真的感情,当然还必须得有一支生花妙笔。我们从来不会从汪老的文章中读到什么观念灌输,理论宣导,更多的是云淡风轻,但是清风拂过之后,除了散去的浮云,我们总是可以领悟到文章背后的老先生隐隐有深意。虽然他从来都不会说出口,但是你就是会觉得他一定说了些什么。可能当下一时难以言说,不定日后那个恰到好处的时刻,就会悄然浮上心头,每每此时,我总是会觉得老先生在远处笑眯眯的看着我。

花开花落,一晃,曾祺走了十年了。十年了,我在异国他乡‌‌“一室一厅藏拙处‌‌”饰壁的还是他特意为我作的那幅《昆明的雨》,风神飘逸,画如其人。

他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曾祺小时爱看他画画,心领神会,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后来,苟全性命于乱世,久废画笔。他回忆道:

重拈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地写交待,实在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元书纸,于写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气,少抒郁闷。这样就一发而不可收拾,重新拾起旧营生。

曾祺也是画花卉的,他说:‌‌“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又说:‌‌“我的画,遣性而已,送人是不够格的。‌‌”你可别信以为真。

一九五七年,我俩同时落难,从此天各一方,‌‌“二十余年如一梦‌‌”。直到八十年代才在北京重逢,却仍是咫尺天涯,离多会少。于是,八四年二月,我写信给他,请他给我画一张画,要有我们的第二故乡昆明的特色,我家徒四壁的墙上一挂,就见画如见人了。三月二日,他回信说:

画尚未画,因为想不起能表明有昆明特点的花果可画。昆明最多的是报春花,但这花细碎,难为布局。波斯菊也不好画,美人蕉则不成样子也。圆通公园樱花甚好,但画出则成为日本的回忆了。且容思之。

时隔数十年,他对昆明的百花记忆犹新,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他‌‌“思‌‌”了两三个星期,画直到三月二十日才画成:‌‌“右上角画着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这幅画,从构思到布局和题词,处处可见匠心,淡泊宁静,炉火纯青。

他一再说‌‌“我想念昆明的雨,‌‌”淡淡片语饱含着他对花城魂牵梦绕的深情。抗战七年,他在昆明过着流亡学生的清苦生活:

我在民强巷的生活真落拓到了极点,一贫如洗……没有床,我就睡在一个高高的条几上,这条几也就是一尺多宽。被窝的里面都已去向不明,只剩下一条棉絮。我无论冬夏,都是拥絮而眠。有时没钱吃饭,就坚卧不起……

数十年后,‌‌“往事回思如细雨‌‌”: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他不能忘情于昆明雨季的花果。雨季菌子极多,鲜美无比。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苗族女孩子吆唤着‌‌“卖杨梅——‌‌”,那声音使他感到‌‌“昆明雨季的空气更柔和了。‌‌”雨季的花是缅桂花,‌‌“带着雨味的花使我的心软软的。‌‌”这个雨中的花城,色、香、味、音、情俱全,正是曾祺精神世界的投影。

曾祺说:‌‌“生活,是很好玩的。‌‌”他很欣赏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的话:‌‌“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不论日子如何艰难,他都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当了一回‌‌“右派‌‌”,却认为‌‌“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发配到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改两年,摘帽后下放到下属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穷居独处,没有领导,不用开会,‌‌“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马铃薯开花的时候,他每天趟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绘。‌‌“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为我画的那片仙人掌,倒挂着犹能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曾祺慧眼童心,喜看百花齐放,人花合一。仙人掌花也好,马铃薯花也好,一花一世界,千姿百态,每朵花都绽放着造化的神奇。满怀‌‌“润物细无声‌‌”的温情,一拈画笔,得心应手,他的‌‌“写意‌‌”就‌‌“下笔如有神‌‌”了。

曾祺热爱生活,但是他深谙‌‌“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的自然规律:‌‌“七十岁了,只能一年又一年,唱几句莲花落。‌‌”晚年,大江南北,游踪所至,他为众多求画者留下了一幅又一幅佳作,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他却一挥手走了,潇洒如浮云,花开正满枝。

附记:去年是曾祺辞世十周年,本想写一点东西作为纪念。没料到,八八残躯又遭晚期黄斑病变突袭,一时间几成瞽翁,废读废写。幸得良医诊治,重见天日,得以涂鸦。

2008八年农历新年于维州客中

谁能想到,文人汪曾祺竟然会凭借‌‌“爱吐槽‌‌”走进更多人的视线。

从汪先生在一众明星云集的榜单中喜提热搜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家的宝藏老头怕是藏不住了。

打开《汪曾祺小说集》,你会发现他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吐槽帝。

作家的内心世界如此丰富的并不少见,但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文章里的还真不多。

汪老先生酷爱以加括号的形式一边写一边自我吐槽(关于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大概是为了凑字数吧)。

菩萨的生日,谁人定的规矩,团长的太太,他全都要一一吐槽,阅读的时候,你仿佛能看到一排排弹幕从眼前飞过。

读着读着,甚至觉得有点捧哏逗哏的味道(难道汪老先生是一边听相声一边写的文章?)

但是不得不说,这位文学界的吐槽帝真是可爱得紧!

他的吐槽能力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有所体现了,汪曾祺是一个标准的‌‌“偏科生‌‌”——文科成绩好,但是数学拖后腿。

对于自己的偏科,汪老先生曾在《我为什么写作》里写了一首带有调侃意味的打油诗: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虽然语带调侃,倒也不无道理。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当年的汪曾祺绝对算不上是好学生。

尽管在西南联大读了五年,但由于偏科严重,他一直都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个人简历上长期写着‌‌“大学肄业‌‌”。

汪曾祺身上的标签,除了吐槽帝、偏科王,还有‌‌“美食家‌‌”这个称呼。

提到汪曾祺,就绝对不能略过他笔下的高邮咸鸭蛋。

多少人因为《端午的鸭蛋》这篇散文走上了吃货的不归路。

作为美食达人,汪曾祺文笔贼好。他描写食物的文章,即便不用配图也能勾得你垂涎三尺。

要减肥的人不能看汪老的书,因为看完了容易长胖。

汪曾祺擅长在极具生活气息的描写中夹杂可爱的吐槽与深刻的思考,在《人间草木》里,他以栀子花的口吻来了一句接地气的吐槽,让人忍俊不禁,果然是好有趣一男的。

汪曾祺的文章就是如此,他并不卖弄生僻字,也不堆砌华丽的辞藻,他只是将最平淡朴实的字句组合成有趣的内容,话到平处才是真。

1987年,汪曾祺应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以及创作。

他幽默风趣的演讲深受美国民众欢迎,他给妻子施松卿写信:‌‌“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

要是汪老知道自己上了热搜,又会发出什么样的弹幕呢?

有网友模仿汪老的口吻大开脑洞,作了如下想象:

读起来还真颇有几分汪老先生的味道(只是少了几个括号)。

除此之外,他的带货能力也是一流。

上过热搜后,吐槽文的出处《汪曾祺小说集》一晚上销量飙涨,24小时不到的时间,某平台的图书价格也从原来的27.2元涨到了38.8元(幸好我买得早)。

对此,或许他也会有一番独到的吐槽。

02

有趣的灵魂永垂不朽

在作家之中,有趣的灵魂还有很多,木心、王小波、夏目漱石、余光中、钱钟书……

他们的文字充满睿智,有趣而又特立独行,总是令人在回味无穷之时体会到思想的深度。

另一位会吃会写的名家必须提名梁实秋,他的一本《馋非罪》囊括素食、荤食、零食、茶酒,富有画面感的描写令你一时之间分不清那到底是文章还是食谱。

梁实秋先生也爱吐槽,但是比起汪曾祺,梁老先生就凶了很多。

他吐槽过中医、守岁,还和鲁迅先生互怼了八年(早期的撕逼大战)。

梁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杂文,题为《骂人的艺术》,主要是从十个方面教人们如何典雅(毒舌)地骂人。

其中一则说‌‌“如要骂人骂得典雅,则首先要在骂时万万别提起女人身上的某一部分,万万不要涉及生理学范围‌‌”。

他教我们骂人要骂得微妙含蓄,现在看来也令人受教。

针对电影院里的抖腿人士,他也写过一篇犀利诙谐的文章,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全文无一个脏词,但已经让人发笑不止且为此不齿,题为《有一种教养叫‌‌“旁若无人‌‌”》(这个标题取得很有新媒体爆文的潜质)。

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古典文学研究家周汝昌先生也是好可爱一男的。

因为担心自己丢三落四,特意在底稿的封面写上‌‌“此即底草,别无副本,千万勿失。‌‌”(看来平时没少丢东西)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永垂不朽。

这些有趣的作家用硕果累累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许读他们的书不会让你立刻获得一个同样有趣的灵魂。

但这种好玩的、有趣的、大智的灵魂必然会给你带来愉悦的精神体验。

03

做个有趣的人,给生活一点甜头。

艾丽丝·门罗说过:‌‌“生活的要义,就是满怀兴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生活的态度能够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从而反作用于生活本身。

其实,汪老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始终在做一个不喜沉重的人。

‌‌“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

他的创作模式就是如此,特意压制自己的主观情感对读者的干预,让读者自己从文字间去体会,绝不会贩卖焦虑。

他的笔下有吃有玩有生活,他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去繁化简,体味人生,始终保持对生活的兴趣,这才有了这样可爱又朴素的宝藏老头。

普通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多惊涛骇浪,有趣的灵魂就显得如此珍贵,面对各种生活的小插曲,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会让你在颓丧里开出花来。

正如佐野洋子所言:‌‌“生活,是枯燥无趣之事的连续,但没了那些琐事,人又活不下去。‌‌”

有时候,能够重复这些琐事已经是幸之又幸,何不做个有趣的人,给生活来点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