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什么文化，也没出过远门，几十年只在小山村里跟着日升日落忙活。然而，母亲常常能说出一些很有道理的话来。在心中，我牢记着母亲的三句话。

小时候，每年冬天都要下好大的雪，漫山遍野白雪皑皑。为了让家里养的两头猪能在年前卖个好价钱，母亲每天都要把它们喂得饱饱的。尽管下了雪，母亲也每天都要到白雪覆盖的地里去砍一担白菜回来。有一次我跟母亲到地里去，空旷的田地北风呼啸，刮得皮肤生疼。我们从雪层下扒出白菜，只一下两下，我的手就冷得刺骨，似万箭穿心。

偷偷看母亲，却见她一点也没有冷的意思，“哗啦哗啦”地扒开结冰的雪层，拔出已被冻结的白菜，扔到雪地上去。我又扒了几下，实在忍受不了，便袖手站在一旁，问母亲不冷么。母亲答道，不冷。见我很惊讶的样子，母亲继续说，对自己说不冷不冷，也就不冷了。

我一下怔在那里，忽然觉得懂得了母亲。我学母亲的样子弯身下去，扒开厚厚的雪，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我都咬着牙对自己说，不冷，不冷。

从此，每当我遇到困难时，都会记起雪地里母亲的话，它伴我走过人生中一个又一个冬季。

读小学时的一个黄昏，我把牛从五里外的邻村牵回家。那时，我只会在前面远远地拉着牛绳走。然而这牛却跟我作对——我牵得紧，牛却偏要走得慢。我用力拉，它使上性子就是不肯迈步。这牛脾气！我只好一边骂牛一边心急。

眼看着天越来越黑，沿路村庄里昏暗的灯一盏盏都亮了起来。我心一急，就从路旁折了一根荆条，绕到牛屁股后面狠狠地抽了它一下。这下可好，牛一惊，挣脱了牵在我手中的缰绳就向前狂奔起来。当我没命地跑了半个多小时赶上牛的时候，牛正悠闲地在村口的路边吃草。母亲也站在那里等我。当我把牵牛的事一说，母亲反倒笑开了，母亲说，你把绳子牵得太紧，牛鼻子疼了，它当然不会跟你走了。我恍然大悟。

18岁那年的高考，由于我思想压力太重，平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我竟失利了。后来母亲跟我说，别把考大学看得跟命一样重。想起你小时候牵牛的事了么？绳子牵得太紧，牛反倒不跟你走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被江南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录取。离家上学那天，母亲送我到村口，眼睛红红地对我说，你现在长大了，我不能把你永远拴在身边……

毕业后到一企业里工作，因对工作不很满意，心里觉得很委屈。两个月后的一天，老板批评我整天板着脸孔并要扣我奖金时，我一时火起，跟老板吵了几句，气得他拂袖而去。

正好那几天母亲到城里来看我，知道这件事后说，孩子，一头牛不可能永远拴在一个桩上，你也不会永远待在一个地方，但是干什么都要尽量干好。你不顺心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办法，有事儿没事儿时，你就小声唱歌。

小时候和母亲一起下地，母亲总一边干活一边在嘴里小声地唱歌。在母亲的歌声里，那些繁重而枯燥的农活儿不知不觉被我们一样一样地干完了。

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骑车上班，还是工间休息，我都轻轻地哼着歌。尽管我从小缺乏音乐细胞，但我相信，母亲从小教我的那些旋律，定然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

这，就是母亲给我的财富。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

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四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的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棣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她闭着的眼是再没有睁开，但她肯定还是认为她在挂液体，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她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她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

我妈一定还在牵挂我。

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

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

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得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

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但我妈对我是那样的重要。

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

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唆唆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美食起源多半和某位历史名人有关联：屈原与粽子、苏东坡与东坡肉、杜甫与五柳鱼，诸如此类。而我说的美食，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草根美食，乡土味道，更贴切地说就是母亲的味道。即便是母亲炒的一碗新鲜的野菜，马兰或者是苜蓿菜，都是醇香可口。飘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总让我陶醉其中。

那些年，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却不辞辛劳，打理着一日三餐，为我们想方设法烹制可口的饭菜。就是普普通通的刀切面、疙瘩汤都让我回味至今。在记忆中呼之欲出，好像就在眼前，闻之香气缕缕，萦绕舌尖！

刀切面，就是母亲嘴里说的小刀面。上世纪六十年代，城里居民吃粮、油，都是定人定量供应，凭粮本子购买。买粮食不光是供应大米，其间还搭过山芋干或者面粉。有面粉吃最高兴，母亲擀的面，拉的疙瘩汤（母亲说老鸹头），伴随着我的童年，特别是过生日的时候，还能吃到一碗青椒炒肉丝的盖浇面，心中溢满了幸福。

母亲做的小刀面，吃起来又软又滑又劲道。功夫全在和面上，平时和面用凉水就行，天气特别冷时可用温水和面。水不要急着一次加入面粉中，要徐徐加水，能把面粉都揉到一起就可以了。揉面时要掌握住面里的水分，揉到软硬适中最好。

擀面时双手用力要均匀，面擀开后，用擀面杖从前往后卷着擀，为了不让擀出的面片粘到案板和擀面棍上，可以不时往面片上撒一些面粉。然后用擀面杖将擀好的圆面片卷起，一层一层地将面片叠起来。叠得不要太宽，叠出的宽度不超出刀的宽度就可以了，这样才好下刀切面，面不要切得太细，小拇指宽就行。

接着烧水下面，放些小青菜，加点油盐，香味扑鼻的刀切面起锅了。每人满满一大兰花碗，就着用酱油豆干、辣椒糊、胡玉美蚕豆酱放在一起烹制的辣酱，个个吃得满头大汗。吃得锅空碗空，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

除了刀切面，母亲还常常做疙瘩汤给我们吃。疙瘩汤还有个有趣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一位老妇人去看望远嫁他乡的女儿，到了中午该做饭时，女儿却犯了难，按说母亲来了该做点儿好吃的孝敬母亲一番，可是母亲来的突然走的匆忙，吃了饭就要往回赶路，一来自己来不及准备，二来婆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这可做点儿啥呢？女儿灵机一动，有了办法。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白面盛到碗里，加入丁点儿的水，用筷子搅拌成稠稠的面糊，等锅里的水烧开后，把面糊一勺勺放到沸腾的开水里。又搜寻一些大葱、香菜等放入锅内，煮熟后放了点油盐，便做成了一锅香喷喷的面疙瘩，小心翼翼地端给娘亲，母亲品尝后赞不绝口，女儿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母亲问女儿这叫啥饭，女儿说这是我来到婆家后学会做的饭，名叫‌‌“疙瘩汤‌‌”。从此，这种经济快捷而又方便的美食就传遍了千家万户。

母亲做的疙瘩汤，经常放些新鲜的瓠子或者葫芦，味道更加鲜美。冬日的黄昏，一家人围坐桌前，吃着热腾腾的疙瘩汤，缭绕的香味氤氲在老屋里，驱散了严冬的寒冷。这不起眼的家常便饭，在消逝的时光里，依旧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不思量也难忘。

有时候回想起来，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并不像父亲那样明显而长远。小时候我的身体差、毛病多，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祈求我的建康，为了让我平安长大，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

我不只是身体差，还常常发生意外，三岁的时候，我偷喝汽水，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夜里点灯用的臭油），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了。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一百公尺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那天是大年初二，医生全休假去了，母亲急得满眼泪，却毫无办法。

‌‌“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你吞下去，又有了呼吸，眼睛也张开了，直到你张开眼睛，我也在医院昏了过去了。‌‌”母亲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还心有余悸，好像捡回一个儿子。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跑了将近十公里。

四岁那一年，我从桌子上跳下时跌倒，撞到母亲的缝纫机铁脚，后脑壳整个撞裂了，母亲正在厨房里煮饭。我自己挣扎站起来叫母亲，母亲从厨房跑出来。

‌‌“那时，你从头到脚，全身是血，我看到第一眼，浮起心头的一个念头是：这个囡仔无救了。幸好你爸爸在家，坐他的脚踏车去医院，我抱你坐在后座，一手捏住脖子上的血管，到医院时我也全身是血，立即推进手术房，推出来时你叫了一声妈妈，呀！呀！我的囡仔活了，我的囡仔回来了……我那时才感谢得流下泪来。‌‌”母亲说这段时，喜欢把我的头发撩起，看我的耳后，那里有一道二十公分长的疤痕，像蜈蚣盘据着，听说我摔了那一次，聪明了不少。

由于我体弱，母亲只要听到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身体好，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抓药来给我补身体，可能是补得太厉害，我六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得死去活来。‌‌“那一阵子，只要听说哪里有先生、有好药，都要跑去看，足足看了两年，什么医生都看过了，什么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有一天有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说开刀可以治疝气，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还是送去开刀了，开一刀，一个星期就好了。早知道这样，两年前送你去开刀，不必吃那么多的苦。‌‌”母亲说吃那么多的苦，当然是指我而言，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是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过了一年，我的大弟得小儿麻痹，一星期就过世了，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的身上，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那几年，对我特别溺爱。

例如，那时候家里穷，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就是四片）。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她不用刀子，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每次吃鸡蛋，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一个苹果切十二片，她也会给我两片。有斩鸡，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

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我的身体竟然奇迹似的好起来，变得非常健康，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功课也变得十分好，很少读到第二名，我母亲常说：‌‌“你小时候读了第二名，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要哭到天黑才回家，真是死脑筋，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

但身体好、功课好，母亲并不是就没有烦恼，那时我个性古怪，很少和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有时自己玩一整天，自言自语，即使是玩杀刀，也时常一人扮两角，一正一邪互相对打，而且常不小心让匪徒打败了警察。然后自己蹲在田岸上哭。幸好那时候心理医生没有现在发达，否则我一定早被送去了。

‌‌“那时庄稼囡仔很少像你这样独来独往的，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有一次我看你坐在田岸上发呆，我就坐在后面看你，那样看了一下午，后来我忍不住流泪，心想：这个孤怪囡仔，长大后不知要给我们变出什么出头，就是这个念头也让我伤心不已。后来天黑，你从外面回来，我问你：‌‌‘你一个人坐在田岸上想什么？’你说‌‌‘我在等煮饭花开，等到花开我就回来了。’这真是奇怪，我养一手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坐着等花开的。‌‌”母亲回忆着我童年一个片段，煮饭花就是紫茉莉，总是在黄昏时盛开，我第一次听到它是黄昏开时不相信，就坐一下午等它开。

不过，母亲的担心没有太久，因为不久有一个江湖术士到我们镇上，母亲先拿大弟的八字给他排，他一排完就说：‌‌“这个孩子已经不在世上了，可惜是个在大富大贵的命，如果给一个有权势的人做儿子，就不会夭折了。‌‌”母亲听了大为佩服，就拿我的八字去算，算命的说：‌‌“这孩子小时候有点怪，不过，长大会做官，至少做到省议员。‌‌”母亲听了大为安心，当时在乡下做个省议员是很了不起的事，从此她对我的古怪不再介意，遇到有人对她说我个性怪异，她总是说：‌‌“小时候怪一点没什么要紧。‌‌”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恢复了正常，小学五六年级交了好多好多朋友，每天和朋友混地一起，玩一般孩子的游戏，母亲反而担心：‌‌“唉呀！这个孩子做官无望了。‌‌”

我十五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母亲因为会晕车，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常说：‌‌“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好像捡到。‌‌”但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拼命给我吃，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我有一次回到学校，打开背包，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枣子；一罐奶粉、一包人参、一袋肉松；一包她炒的面茶、一串她绑的粽子，以及一罐她亲手淹渍的凤梨竹笋豆瓣酱……一些已经忘了。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

那时我住在学校，每次回家返回宿舍，和我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还是这样，我一回家，她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就好像台北闹饥荒，什么都买不到一样，有一次我回到台北，发现包包特别重，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

高中毕业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去搭车，抢着帮我付车钱，仿佛我还是个三岁的孩子。车子要开的时候，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看了令人心碎。

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我们家五个兄弟姊妹，只有大哥侍奉母亲，其他的都高飞远飏了，但一想到母亲，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

作家可能没有做官好，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经验，成为作家的母亲，她对乡人谈起我时，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

好文回顾

壹

江上的母亲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须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贰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叁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肆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一向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一九五七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二十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伍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陆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一九八三年外婆辞世，85年父母离休，87年父亲患癌，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二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柒

一九九五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飘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深处，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捌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点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作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玖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一九九五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拾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示，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一百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尾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一九九六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