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1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2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3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4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最近的雨属实有些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春夏交接的季节，因为这连绵阴雨却有了秋天的阴凉味儿。

新区医院门口的商场里放着莫文蔚的《阴天》，低沉沙哑又慵懒随意的嗓音，倒与阴天的沉闷心情颇有不符，商场外来来往往的人涌向地铁口，我和妈被裹挟在人群中，转入地下通道，明晃晃的灯把前方照的透亮，我们却迷失在这左拐右拐的指示牌中，犹豫不决再往下乘扶梯时，我妈已经开始烦躁，责怪我不该带她坐这个陌生的线路，她一直坐的是一号线，适应不了六号线。你看，人真是说老就老，这除了体现在体态上之外，更体现在了对新事物的拒绝态度上。

也就在这一刻，射灯刚好打在她头上，尽管极力打造了蓬蓬的发型，但我还是清晰看到了她的头皮和白发，她扬起脸时，左眼还是红肿的，只因前几日不注意，误把滴甲液当成眼药水，点进了眼睛里，当时就哭的呜呜哇哇的，电话里抱怨自己怎么就糊涂成了这样？可还是捂着又红又疼又肿胀的眼睛，顶着大太阳，坚强地去接娃。如今已经过去五天，她的眼睛还是红红的，一整天都用卫生纸擦眼，来医院复查后，我劝她去我家住一宿，她坚决不，嘴上说不想看见弄得乱糟糟的环境心里烦，实际上还是觉得不能打扰儿女的生活。我妈的边界感在任何时候都极为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你总是可以麻烦她，而她呢不到万万不得已，便不去打扰你。因她坚持要回家，我打算送她到纺织城，但她又执意自己走，想着她总要学会换乘不同的线路，也只好由着她上了车。

刚好赶上下班时间，人尤其多，地铁上没有座位，我妈进去紧紧抓住中间的扶手，好像有了这个抓手，便不会迷失在错综复杂的地铁点线中。我站在车厢外，看着她，在一帮年轻时尚人群之中越发显得孤单寂寥。铃声响起时，地铁瞬间位移，开出好远。

走出站台，想起以前我上大学时，爸妈送我，一路开车几百公里到了学校，为我铺床叠被，买生活用品，收拾妥当再带我下一顿馆子，一切安排的挺好。可他们要回去时，我便慌了神，哭着不要念书了，不要住宿舍。别人上大学欢喜雀跃，我却因为离不开家哭得直接不要上学。我爸为我擦眼泪：“我娃不要哭，上学呢么，十一就回来了。”我妈叫我回去吧，去宿舍跟同学聊聊天。可我好像定在学校门口一样，硬是不愿回去。他们笑着向我挥手再见，转身上车，那时候我真是充满埋怨。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坐上车后，我妈一直回头看，一路无话。而我爸因为担心我不能适应集体生活，更是两天没有心情吃饭。我妈告诉我这个事情时，我已经在武汉念研究生了，早已习惯了校园生活，也或自己或结伴同学去了很多更远的地方，渐渐适应了必须独立爱上去看更大更宽广的世界这件事情。

然而，每次不管我去哪，要去坐车前，爸妈总会送我到车站，一脸慈爱关怀，站在车旁嘱咐这嘱咐那，有时候车子开出好远，透过车玻璃，我回头望时，还能看到他们站在那里。下雨时，他们打着伞，雨水把两人的裤管打的湿漉漉；大太阳时，便站在阴凉处，摇着手扇；下雪时，路上积满雪街上行人少，他们的黑色羽绒衣上飘满雪花。这种平常片段的送别场景，自从我上大学后便持续了许多年。如今随着地铁的开通，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班车，但每次坐地铁时，仍忍不住朝那个等车的路口多看几眼，在那个路口，我曾经排队等待过很长时间的车，定格过许多次爸爸妈妈不舍的眼神和身影，和我自己说不清的酸涩心情。日子漫长，很多微末的生活细节早已记忆不清，但那个街口的许多声“再见，平安，到了打电话”却深深镌刻进我的生命里，温暖而绵长的提醒我，天地浩瀚，家最妥贴，在最深的失望中，最美的光永远来自那个小小地方。

孙燕姿有一首歌叫《雨天》，她在里面唱，“你能体谅我的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我突然发现，谁能体谅我的雨天，所以情愿回你身边。”尽管是首情歌，但每次听来，都会想起家人。想起年少时，我们跟着父母，小步蹒跚在后面，跌倒会被呵护照顾，后来，长大念书旅行，大步流星奔跑在前，偶尔回头一眼，他们已年岁渐老，步履蹒跚，但你再跌倒时那双已经爬满老年斑的手，依然在用力拍你的肩。小时候，你哭时她张扬的笑，长大后你笑时，她高兴地哭。你离开她，有了她认为的好归宿，她又哭又笑，说不出是不舍还是欣慰，亦或者感情之复杂难言，牵动了她所有的情绪之泉。这其中携手共度的岁月，她垂垂老去，你却日益丰盈茁壮，等你到了她那个最美好的年纪时，她亦在不自觉中成了那个曾经蹒跚踟蹰的你。

此刻，我看到妈妈，觉得她回到小时候，世界变化之新之快的步伐，她已然赶不上，但还是努力学着适应，在明明标示得清楚她却依然感到没有方向的地铁站里，用心寻找她的那班地下铁，像你当初哭喊着不会做题、不愿离家一样，无奈宣泄情绪过后，哭着向前。“我给你说了我不行，找不到找不到，我在这地铁站里面来来回回能转八圈还没找到。哎呀，弄啥呢么？”电话里，我妈烦躁抱怨，我正准备赶过去时，电话又来了“好了好了，找到了。”语气平缓，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天空放晴时，妈妈回到了家。

但天气预报说，过两天会迎来较长时间雨季，好像又难免湿哒哒的心情，然而生命一往无前，属于妈妈的，属于我的雨季终究不会再来，索性，我们还在学习适应不断变化的天气与生活，祝我们都安好。

母亲是童养媳。贵州风俗里面的童养媳，就是在两家约为婚姻之后，女孩子就已视为男方家的人呢，可以前往男方家居住、生活，等到成年后再正式结婚。在六十年代的贵州乡间，这样的风俗还是普遍的定例。

外公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不识字，年轻的时候除了有点颜值，本身不名一文。民国时代自己没有土地，到处帮佣为生。也许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某次他去邻县的一个地主家帮佣的时候，雇主看他长得帅，干活又卖力没什么小心眼，特别喜欢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居然把自己的姑娘许配给他。

外婆是坐着大娇子来的，还带着两个陪嫁的丫鬟。嫁妆虽然丰厚，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并不足以改变外公的境遇。随着子女的增多，让外公家的生活确实日渐窘迫。等母亲出生之后，又遭遇一场大火，烧光了家里的一切，生活之艰难，难于言表。

贵州自古穷山恶水，民风彪悍，重男轻女尤甚。无论家境，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母亲七岁的时候，外婆病逝，家中境况更为窘迫，被迫到临近的乡小帮忙。别人家的孩子去上学，她一个七岁的小孩去做饭。回到家中，还要替大哥照顾小孩……对于一个过早失去母亲的孩子而言，生活早早就变成了一场苦旅。

十来岁母亲就搬到了父亲家。包办的婚姻让两人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家人，但是很长时间都是陌生人。爷爷一生彪悍，矢志不渝要在家族中培养一个读书人，父亲就承载了这种希望，好在他也天资聪慧，一路突进，最终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城里的中学。

去县城读书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婚姻。他和自己的一个女同学青马竹马，却最终因为可笑的八字问题被否决。这对母亲而言就是一种隐忧。父亲为了省钱，每次回家都是徒步，几十公里的山路要走一天。这个时候，爷爷就会安排母亲去送他。这段每周一次的漫长路途，对母亲而言并不轻松，因为父亲并不愿意说话。父亲因为心疼自己的鞋子，总是光着脚去，母亲的任务，就是抱着他的解放鞋……

对于那一代人而言，各自承受着命运的欺凌，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各种挣扎，只是为了好好活下去。

等到母亲十八岁结婚之时，适逢大饥荒，全国上下，哀鸿遍野。饿着肚子的外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卖了，凑了５块钱，买了一对枕头送给母亲带走。他很愧疚，老实人过了一辈子，女儿出嫁也拿不出像样的嫁妆。送走母亲的时候声泪俱下，父女两抱头痛哭，无法言语。

父亲的读书梦随着文革的到来而破碎，上学无望，回家艰难……走投无路的他只能从军。母亲一个人在家，带着刚刚出生的大姐，完全像一个男人一样，下地务农，操持生计。各种苦楚，只堪自况。

曾祖母年轻时候丧夫，矢志守节，独自在匪患横行的恶劣环境中带大了我爷爷两兄弟。她的示范效应，深深的影响了这个家族。母亲最敬佩曾祖母，耳濡目染，暴烈要强的性格，也许随着生活重压之下，慢慢的形成。绝不允许别人看轻自己。家姐出生之后极为孱弱多病，大家都觉得带不大，母亲绝不放弃，终日把家姐抱在怀里，唯恐意外，以至于手臂受损，落下终身病患。

等到父亲即将奔赴越南参战之时，母亲恰好怀上了我。当时计划生育正在推行，父亲遭遇极大的压力，极有可能背上被处分的风险。母亲对此却毫不在乎，决不放弃，顶住压力东躲西藏，最终生下了我。她一个人带着三个乳臭未乾的小孩去重庆随军，为了给父亲减轻负担，自己去卖冰棍，一根冰棍两分钱，卖一箱，赚一块钱。即便如此，她总是不会卖最后的拿一根，因为是留着回家给我的。她在给我缝衣服的时候总是把前面的口袋做得很大，因为这样就可以在里面多塞几根甘蔗，防止我口渴。

为了让我活得长，母亲按照风俗，从小就把我当做女孩来养，俗称“假姑娘”。我发蒙上学的时候，正式剪发，母亲把那束头发一直留着，压在箱底。对我的溺爱，一以贯之，即便我成人之后，亦是如此。我们母子之间往往没有太多的话，因为无论我多大，在母亲眼里都是孩童。也许对于传统的家庭而言，向来如此。我们之间最常见的表达，就是每次我回家静静的听她唠叨，离家的时候，又默默的看着她流泪。她总是后悔：你小时候我希望你有个好前程，而今觉得宁可你没有出息，守在我身边！

是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愿意做个没有出息的人，终老于那个散淡的小城。这样也许就不会有那个碾碎在车轮下的意外。在机场的嚎啕大哭是我成年后第一次无法自制的悲恸，当我知道即便我赶回去也见不上母亲最后一面的时候。人生有很多意外的离别，但原谅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种。穿越一千多公里的山水，在凌晨的太平间，看见母亲静静的躺着，我总觉得她还会有什么话对我说，而她终于没有开口；我终于有些话可以说出口，她却再也听不见。

整理她的遗物，发现我给她做的皮包，崭新未用。父亲说，这个包，她就是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拿出来给别人看一下：这是我儿手艺！

从那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手艺。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再做下去。也许在每年荒草丛生的坟前，我们还能见个面，我还能叫一声妈，但也仅此而已。

人生归途，至此徐行。

@Suyutong:我与妈妈十余年不能相见，如果只说「母亲节快乐」是何等苍白。

我从小倔强调皮，在学校对抗缺德老师和同学，总是惹事。妈妈遗憾没有温婉的女儿，但她总是相信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

感谢她让我随了自己的心意而活。当年我从电台辞职，没有迎来她的唠叨；从2005年我被国保喝茶直到2010年离开中国的5年间，我们从来没有触碰到话题，都怕加重彼此的担心。

2010年5月，仿佛提前预知了分离的命运，我请父母吃火锅时，不停的给他们夹菜。与父母挤在一张床上聊天到天明。

不久后，我自己的住所被查抄，我被国保和公安带到北京朝外北大街派出所问讯，幸得网友和律师们相助。匆匆别离北京，将可以被定位的手机放在家中，路上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父母，说我会去旅游。

敏感如我妈，罕见埋怨我：你总是帮别人，出了事，谁会帮你啊！我说，很多人。

我出国后，知道他们的压力，他们不说，我也听得出来。不想自己的父母变成人质，我在推特上表明立场：我不会发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声明，血缘的关系谁能切得断？但如果当局以他们为人质，我会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前放投影……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我与父母的远程联系，总是充满温情，我像极了一个温婉的女儿，直到武汉病毒爆发后，一次在电话中，我妈妈突然说：你不要总是乱做报道，病毒来自美国。

我爆发了，然后摔掉电话。他们教我诚实，公义，保有常识，可是他们为什么失去常识？是身不由已还是在井中迷失方向。

有很长时间我没有再联系他们，后来我们和解了。我没有追问妈妈说那句话的原因，未来我们相见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我，每天爱惜自己的身体、灵魂，希望我们相见的那天，我还是她眼神清澈、倔强的女儿。

去别的城市上大学，实习，工作……每一次离开家，母亲都会往我的行李箱塞进一大堆吃的，比如新鲜买回来的苹果，比如家里亲戚种的地瓜，比如做好放在保鲜盒里的蜜汁鸡翅，甚至几乎和方便面一样方便的面（非方便面，热水泡开便可以吃）……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煲汤的汤料。

如此，每次出门，我都觉得自己要去荒野求生，尽管如今网购非常方便，尽管我去的是什么都可以买到的大城市。

好多次，我都想告诉我妈，她让我带的东西我都可以买到。但每次看着忙活着帮我打点行李的母亲，这句话又收回去了。

去年有过一段北漂的日子。临行前，母亲又帮我‌‌“充实‌‌”了我的22寸行李箱。着急着出门，我也没多看，拉着箱子就出发了。在机场安检的时候，行李箱从安检机器里出来时‌‌“滴滴‌‌”作响，安检员说我的行李里有玻璃。

‌‌“什么玻璃？没有啊！‌‌”我分明记得化妆用品等都被我提前取出来了。

‌‌“是玻璃。‌‌”安检员拿着仪器再次确认。

‌‌“真的没有。‌‌”

‌‌“在这个位置。‌‌”他指着行李箱的一个角落。

在安检员的强硬下，我打开了箱子。翻来压在最上层的衣服，书，一个玻璃罐藏在最下方。第一秒，我觉得那一定不是我的东西；第二秒，我觉得那罐东西有点眼熟；第三秒，我认出那是我妈给我磨的陈皮粉。最终在我亲尝了一口之后，安检员才让我把这罐可疑物品带上飞机的。

广东人都煲汤喜欢放药材，陈皮粉则是我妈每次煲药材汤必放的调料。兴许是从小就吃，味觉上对这种调料的适应，我一直对它不抗拒，放一小茶匙在汤里，有一股独特的香气，喝起来甘甜。而我也一直以为，煲汤放陈皮就和放盐那样正常。

但是有一次我邀请一个北方姑娘来家里吃饭，煲汤时照常放了点陈皮粉。她居然喝出了中药的味道。‌‌“汤怎么是苦的？这是不是中药？‌‌”

在味道上，我暂且无法说服我的北方朋友。只好告诉她，陈皮有很好的药用价值，能健脾、化痰止咳等。在我的怂恿下，她把汤喝完了，我想她大概不会再来我家吃饭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问起我，上次我说煲汤都放了什么佐料？

我凭记忆写了一份汤料清单，后来不放心，在微信向母亲问了好几次，修改了几版，发了给我的北方朋友。

最近，她要生日了，我想好礼物了——给她搭配一包汤料吧，这是外面买不到的礼物。

小学的时候，患了一种咳嗽症，妈妈带我看了很多医生，买了很多药，但是医生说，吃药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好。但妈妈不信，打听各种偏方，每天给我熬药，看着我咳到不能吃东西，她比我还难受。药确实没起多大作用，三个月后，我开始慢慢恢复，妈妈却累得生了病。每当回想起那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我都在想，要是我的病三年才能好，妈妈是不是就会提心吊胆得照顾我三年，要是十年呢？一辈子呢？妈妈还会对我不离不弃，一直照顾我吗？会的，一定会的，因为她是妈妈。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地，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长出了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里，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眼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