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做根本不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我20岁时，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总是在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那就写着试试看。”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7年了。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了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到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不但长出了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哀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去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年逾八旬的母亲，自然是老了。最直观表现出来的有两点：头发白了，步履蹒跚。所好的是，她的头发至今仍是灰白，距离雪白尚远。脚步也只是慢了，尚能自由行走，无什障碍。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四代同堂之家，实在是一种幸运。

顺便说一句，我父母亲、岳父母，四个老人皆年逾八旬，生活在我的近旁，时常与我的两个孙辈来一番嘻戏，满满的幸福顺着脸部的皱纹荡漾开来，诠释着什么叫天伦之乐。

步入耄耋之年的母亲，性情倒是变了，较年轻时温和了许多。特别是她对儿媳的态度，再没有一丁点儿的抱怨，全都是不舍与心疼。开口时，必在儿媳名字前，加上“我家”二字。

妻子退休后，照料两个孙辈的任务便落在了她身上。从托儿所，到幼儿园，直至现在进了小学，她那辆电动车上，时常是“春兰空调”——一拖二。小姐弟俩还特别喜欢与外婆一前一后挤着。

妻子倒是去驾校认真学习过，也拿到了驾照。可一开车上路，心里就没底，慌得很。在她看来，还是她那辆电动车安全。这样一来，“安全”一词，成了我友情提醒妻子的高频词，几乎每天挂在嘴上。

不止于此，妻子不仅当着家里的“幼儿园园长”，还成了一个“打工者”。却不过朋友的情面，被请去料理一家公司的财务。虽然朋友很包容，对她上班时间不作严格要求。然，一直做事认真的她，恪守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之古训，自己给自己加班不在少数。

这才让老母亲为之心疼。众所周知，婆媳关系一直是我们这些百姓家庭中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一种关系，处理得好的有，出问题的更是不少。身为儿子和丈夫，我似乎是幸运的。也时常为身边的朋友们所羡慕。

母亲年轻时，很是吃了不少苦。她初为人母时还不到20岁，在短短几年内，很快又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时，父亲常年在外面的“工作队”上，家中大小事务一应由母亲操持。孩子小，没有“上人”可托付。奶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虽说还有一个爷爷在世，七老八十了，还得自己下地干活。用父亲的话说，整天为自己的“二寸半”（嘴的代称）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帮着照料小孩子呢？爷爷有三个儿子，孙子孙女一大趟，哪是他照料得过来哟！

处在大集体年代，母亲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繁重而紧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母亲这里行不通了。

起早贪黑的母亲，让“带月荷锄归”，成了家常便饭，只是诗意全无。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七八岁时常做的一件事，便是一大早就往母亲干活的田头跑，给她拿早饭（拿，避“送”之讳。“送饭”通常用在死去的人身上，为旧时丧礼）。

那时候的劳力，虽然大家在一块儿干活，很多时候工作量也是分配到人头的。譬如插秧，一人插几棵，多宽的界面是自己的，都有定数。割稻，割麦，亦如此。这样的当口，如果掉了队（跟不上大伙儿的劳作进度，掉在了一群人后头），家中有帮手的，完成自己的定额之后，自会过来帮忙。母亲是没有这样待遇的。偶或，也有人伸援手，少之又少，实在难得。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冰锅冷灶，望着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母亲的泪水就来了。边流泪边给孩子们做晚饭。

这时候，如果父亲回家，那就撞到母亲的枪口上了。母亲抱怨、委屈的子弹会毫无保留地射向刚入家门的父亲。父亲当然甘愿当一回母亲的出气筒，让母亲痛痛快快的宣泄一番。

多年负责过一个大队的全面工作，父亲太知道生产队分工作业是怎么回事了。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单枪匹马地干，掉队，落下，再正常不过。但人人有面、树树有皮，母亲当然不愿总是被人当“尾巴”看。

就这样，母亲辛苦劳作一年下来，到年底“分红”，我们家不仅不能从生产队会计手上拿到分红款，还要从家里拿出钱来，支付生产队的“两上缴”。我们家是生产队上为数不多的“超支户”。

多亏母亲能干，在家里养猪，养鸡，养鸭，家庭副业收入不少。不仅支付了生产队的两上缴款项，还能为我们兄妹四个过年时做上件新衣裳。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亲是不可能每逢过年都做新衣裳的，一件新衣裳要过几个年的。那时，人们的日子还是艰苦了一些。

日子如老屋后悠静的香河水，平缓中偶或也会有些小波小澜。等到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生活也有如芝麻开花，不仅节节高，还多了份芝麻香。这时，家庭中的小纠小纷，也会时不时的冒出来。

何故？母亲的性格使然。

母亲的天性，让她像老母鸡一样，始终把自己的四个孩子拢在自己的羽翼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兄妹四个是齐居在我这个长子家的。其时，我和妻子已经住在家中主卧室的位置。父母亲则住在主屋前一侧的东厢房内。很显然，父母亲已经让我这个长子来当家了。虽然他俩还没到60岁，算不得老。

四个家庭，十几口人，当中还有四个爱闹腾的小宝宝，在一起时间一长，难免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争执起来。让老实本份的妻子感到委屈的是，她既没参与，也没多话，竟然会躺枪。婆婆对自己的不满，她确实难以理解。

那时候，一大家子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家中日常一应事务如早先一样，听从母亲安排。母亲生二妹时落下个头疼旋晕的毛病，身体扛不住时，抑或烦心着气时，便会发作。发作起来，天旋地转，还会呕吐，晕倒。

此时，父亲会出面疏导方方面面的情绪，劝一家人对母亲给予足够的包容。毕竟母亲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无法排解。结果是，三个妹妹带着孩子，各回各家，让彼此间有一段距离。不是说，距离产生美么？！

当一大家子把握好“分”与“合”的节奏，大家庭的气氛又会升温：融洽，温暖。之前的那些不愉快，早丢到爪哇国去矣。

母亲的性格，也不是每一次不愉快发生，都能给父亲面子疏导的。我记得就有那么一次，母亲又让她儿媳无故躺枪。妻子一时难以接受，破天荒回了娘家。这让做婆婆的脸面上，很是挂不住。气得她也躺平了，卧床不起。

其时，春节将至。一家人不能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新年，肯定是件憾事。更为要紧的是，婆媳之间的裂痕，由此越来越大，修复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好在岳父岳母家，与我们家相隔算不得远。我徒步上门向岳父岳母解释清楚婆媳俩矛盾的起因，毕竟春节临近，做儿媳的回家过年，还是应该的。我这样的要求，岳父岳母当然支持。

儿媳回来，婆婆仍然躺在床上，不愿起来。这时候，想让儿媳再到婆婆床前认错，几乎不可能。只有做儿子的，做母亲的工作。

我拿着一把梳子，来到东厢房母亲的床头，什么也不说，默默地为母亲梳头。母亲也是一声不吭，任由她儿子梳。木梳子插进母亲的头发，一下，两下，三下……儿时母亲辛劳的过往，成了此时母子俩共同的话题，一股暖流在母子间涌动着。

毕竟那时母亲还算不得老，一头黑发浓密得很，要梳通，梳顺，儿子惟有小心动作，不让梳子对母亲的头发造成一丁点儿扯拽。

当儿子小心翼翼为母亲梳好头之后，母亲没让她的儿子开口相求，便起床了。于是乎，一家人过了个团团圆圆、开开心心的春节。真好！

作为海边长大的人，我从小吃的海蛎煎不加鸡蛋。怀疑外面卖的海蛎煎非要加鸡蛋，是因为鸡蛋比地瓜粉便宜。做海蛎煎的地瓜粉必须是农家地瓜粉，外面买的地瓜粉不行，不Q弹。也不加乱七八糟的配菜，只有海蛎和地瓜粉，缀一点葱花，甚至葱花也不要，以免破坏口感。海蛎煎最要紧是地瓜粉要Q弹，海味要鲜美。海蛎要用盐水洗，洗时手往一个时针方向用力搅几分钟，这样海蛎能洗得很干净。老母亲听说，洗一遍盐水再加两滴花生油能洗得很干净，海蛎吃起来没有杂物。海蛎煎最忌讳吃起来有杂物。我开的海蛎没有多少杂物，因为我一边开海蛎一边过水，每一只海蛎都过水。不过海蛎过水不耐存，只能当天吃，最多再放一天。整个夏天我都在开海蛎。初夏天气暖和开始可以下海，每月根据潮汐大概有一半时间方便下海，老母亲总是去下海蛎，回来我不停地开海蛎。海蛎多了，既顾不上吃，也不爱吃。没有什么人间至味反复吃不会腻味。海蛎煎只做过一两次，不大成功，因为地瓜粉是陈年的了，陈了好几年，都不敢对外说，农家人年年都有新的地瓜粉，老母亲收成不好，好几年都没有。除了地瓜粉不好，锅也不好，没有趁手的厨具，我也不想买。海蛎加地瓜粉和水拌成团，要小心不要戳破海蛎，用手一小团一小团下到汤里，加豆腐和丝瓜，是夏天很美味的汤。煮过几次，都很鲜美，但后来也吃腻了。太多的海蛎，吃不完送人，也有坏掉的，后来老母亲听人说焯水后分装速冻，煮面加一点进去还很新鲜。我最近用豆豉去煮，油锅里加姜片再把解冻的海蛎下去翻炒，加入豆豉，煮熟，用来配粥。老母亲喜欢，我也吃腻了，有时发现海蛎也有点不新鲜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不新鲜的。

整个夏天都在开海蛎，天太热，前天的海蛎第二天中午之前开完否则就不新鲜了。我像劳工一样没完没了地开海蛎。开海蛎需要长时间一个姿势蹲坐在地上，腰经常非常难受，双手一直在用劲，经常从肩膀到小臂都是酸痛的。开完海蛎，指甲缝都是黑的，我要等长出来一点指甲再用指甲刀减掉，洗是洗不干净的。双手也是腥臭的，有几次我半夜失眠爬起来用洗手液洗手，用洁面乳洗手，用牙膏洗手，怎么洗闻起来还是有味道。几个月反复和海蛎纠缠，海终于以难以杜绝的腥臭让我感到恶心——这是我们沿海居民常有的对大海的心态，虽然不是全部。对大海全然的美好想象和热爱必然来自于你不生于海边。

其实不需要这么多海蛎，家里多数时候只有两个人，吃不完的，每一轮潮汐下海两次就够吃了，也不用这么辛苦。但老母亲有她病态的执拗，一定要每天下海。下海很辛苦，高温酷暑天中午一两点就去了傍晚才回来，从海边到我家也有好几公里，要肩挑回来，回来还要很辛苦，废寝忘食其他活儿全不顾地开海蛎，最后吃不完坏掉，她一定要这样，做不到少去两次，不用辛苦也不用坏掉。她以一种时不我待的架势在下海，要她不下海只有一条路，有人来叫她去做工。因为做工是挣钱的，下海不挣钱，所以做工比下海优先。而下海还比其他所有事优先，因为下海是做事，其他事都不是事。其实下海也挣钱，偶尔也有人来买海蛎，一斤20元。价钱还可以，但买的人很少，只有少数几次，一般也是节日或者周末年轻人回来。大部分人家，想吃都会自己去下海，不需要买，或者说不舍得买。买海蛎的人除了做工没时间下海，就需要一种近乎不事生产的优越条件和心理势能，这种人家在农家也有，但不多。村里也有一户人家多年在卖海蛎，有十里八乡的老主顾。老母亲是开拓不了新市场的。

我经常恳求她不要下海了，差不多就行，够吃了，歇歇下个月再去，海就在那里，永远在那里，你拼死拼活争分夺秒干什么啊。她从来不听，有时下海回来告诉我看见谁了，说现在海里人非常多，人比海货还多。很多男人在讨海，都是五六十岁。在乡村这个年纪的女性比男性有更多打零工的机会，很可能城市也是，又在房地产断崖下行的周期，大量以建筑工为主力的农民工都只能退回老家了。在吾乡下地是“女人的事”，无所事事的男性只能下海。听她说，我发现下海也有性别“分工”，女性目标多是海蛎海螺，这些海货不需要什么工具，接近于徒手，花的不过是功夫。而男性下海的目标多是螃蟹和贝类，这两种海货需要相对比较大件比较精细的工具。农家花钱买不便宜的工具，男性比女性舍得或者正当，同时，男性也被社会文化鼓励使用相对复杂的工具，女性对精细工具则很容易畏难和自我设限。所以老母亲即使海蛎已经吃吐了，也还是只会弄海蛎和海螺。姨妈家在另一个海边村庄，姨丈常年讨海，贝壳、螃蟹、杂鱼都有，上月有次喊老母亲去弄贝壳，很小的贝壳跟海瓜子差不多，炒了吃，嗑起来跟嗑瓜子似的，没什么肉，但是鲜甜无比。姨丈讨海也只是自己吃，不卖，或者说没人买，因为都是海边村民，海就在那里，谁家想吃就劳动起来，不需要买，非常小农。其实姨丈“不挣钱”很多年了，他早年的工作，石匠，早已在经济浪潮中被历史淘汰了。下海讨海，虽然没有货币价值的经济好处，起码不愁吃，而且做事了。做事就是尊严。

淡豹为小说《不吃鸡蛋的人》写的序里有这么一段：“出生于八十年代的青年小说家与随笔作家中，反倒是写城市市民社会的一些作家描写贫穷时，写得细致，有透骨凉意。而有乡村生长背景的作家常常倒即便是写幼年的贫穷和物资不足时也有极大的温情，穷并未带来”困“的感受。当然，这和后者有汪曾祺、废名这样可效仿的先人给出一套完整的、怀旧性的、正面的田园图景有关，让今天的作家可以将童年风物与家事放在二重怀旧的框架下去认识和描述。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在城市中，环境几乎不提供抵抗贫苦的资源和动力。日常生活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抵抗贫苦？在未被全面商业化的情况下，在教育还能带来社会阶层流动的情况下，在小孩去读书，家里还能吃饱饭的情况下。在贫苦农村，家庭提供的爱的记忆也可能压过困窘感。而且，在村庄里总有咸鱼可吃，不至于只有素菜。而城市里的贫穷就是困窘，没有一块田，一条家门口的河。大城市是这样无情地密密麻麻，一切都要靠买，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打开电视，走上街道就是金钱的表征。”

乡间生活曾经的确是这样的，假如我不是一个女儿（女儿始终是一个待嫁的没有土地——也就是相应的社会位置的身份）而是一个寡妇，即使一辈子不挣一毛钱，靠着我的勤勉，下地下海，我也相信不可能饿死。但这种状态在今日金钱社会，会因为没有直接的货币价值而被贬低或自我贬低。在乡下常听见说“只有我们这种没用的才种地”，即使她的劳作实际上供应了一家子很大一部分的粮食和蔬菜，挂在嘴边的也依然是“我们没有用的才种地”。做一天工70元工钱，比收一天花生感觉好多了，虽然那些花生可以卖几百块。货币价值成为一切价值的基础，同样是下海，海货如果卖了钱，那是比自己吃“有本事”、“有用处”。想吃海蛎，不是市场卖的那种，纯天然野生的，非常新鲜的，也是问下海的邻里买比自己下海仿佛更有面子。海场也被掏空了，比如产业化养殖，耕地也被占用了，日常也处处需要钱了。生活的实处需要钱，生活的意义需要钱，挣钱是本事，花钱也是本事。不能变现的生活是鄙视链的下游生活。七夕前，老母亲卖了两斤海蛎，挣了40元钱，那天下海仿佛是更有意义的，她很希望可以卖海蛎，但即使卖不出去，我们也不可能吃那么多，她还是要下海，因为虽然不挣钱，但有在做事。有天她说看见我们的泥瓦工了，因为最近没活了。没活的焦虑和羞耻，需要大海来承受。海的儿女，把他们生的艰难和忧愁都给了大海。因为做事，依然是尊严的保底来源。

暑假我们右边的邻居返乡，儿子儿媳都是教育行业，她本来在城里帮忙，假期回乡来，也天天下海。这位邻居年纪和老母亲相仿，年轻时就以勤快能干著称，童年她也经常天蒙蒙亮就骑着自行车去下海。老母亲看到她，仿佛得到壮胆，对我的不满更加不屑一顾，几次说，你看人家那么勤快，她也就是之前去帮儿子了，不然下海还能少得了她吗？这位邻居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硬朗母亲，她弄回来的海蛎，自己是不开都给老母开，“我哪里有空开海蛎”——这位邻居是家务一把手，从来都是把卫生和饮食打理得非常好，不像老母亲，干一样事是以头脑发热百废待兴为代价的，别说卫生了，一整天不吃饭也没有问题。我不满除了不想她这么辛苦，完全没有必要没有价值，还因为这种状态也连累我操持一切。最近她和邻居聊起来，才知道这位邻居的大哥，也是个下海能手。这位大哥是我们另一侧的邻居，常年在另一个离海更近也更繁华的镇上开批发店，从他父亲起就是村里比较有头脸的人家。我们以为他日常就是坐在店里，听说除了出去送货，其他时间都在下海，各种海货都弄过，吃不完经常也会送到妹妹家来。不怕热，不怕累，天天都去下海。他家里人口多，两个儿子都成家了，又离得不远，东西大概吃得完，吃不完也可以送人，这位大哥交友广泛。但确实没有必要天天下海，东西吃多了会腻味。而且他有三高问题，是不应该过于劳累的，他父亲应该是因为三高相关疾病离世的。

老母亲赞不绝口，说这么勤快的一个人。她对勤快有病态的欣赏，到苦役程度的勤快，她也很欣赏，经常令我感到很痛苦。然后她压低声音说，听说回这里来老赌博，所以不让回来，在那里没搭子赌博，天天下海。我知道了，原来是为这个，天天下海为戒赌，和老母亲一样的，她天天下海也是为了逃避思考，为了麻痹生活的不顺。本月下海的潮汐时间刚好赶上七夕节和中元节，节日饮食所需，下海的人比以往时候都多，有几次，到点看到人潮说笑着熙熙攘攘从门前经过往海那边去，也像海浪，从遥远的童年打过来。我记忆中，幼年时物质匮乏，下海也是大事，接近于浩浩荡荡。到少年、青年时代，因为经济蒸蒸日上，外出务工的多了，下海不再是日常生活重要的劳作。现在，下海又回来了，海的儿女回到了海边。

这世间，有一种悲剧叫慈母弑子。

01.一个绝望的母亲

2019年8月19日上午，亲手溺死脑瘫双胞胎儿子的韩群凤，在法庭上泣不成声。

对她而言，人世间最残忍的事莫过于，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自己却被救活了。

善良、慈祥、温柔、母爱，这些金光闪闪的词汇，写出来并不复杂。但是在窘迫的经济、绝望的现实、苦难的人生和看不到希望的明天面前，却又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1999年，一岁的双胞胎儿子被确诊为脑瘫，还没来及感受为人母的喜悦，韩群凤就被打进望不到边的深渊。

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双胞胎儿子虽然让韩群凤操碎了心，但她没有放弃。

2009年，保姆承受不住巨大的工作压力辞职，而这成为压垮韩群凤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没日没夜的操劳中，韩群凤最终决定给自己和孩子们一个“解脱”。

2011年，在写下深情又绝望的遗书后，将两个儿子溺死，自己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

一心求死却不得死，被抢救过来后，迎来的不仅是惨痛，还有法律的制裁。

在超千人为韩群凤“求情”后，得以轻判。而这，只是一场令人痛心不已的家庭悲剧缩影。

02.千千万万个绝望的家庭

我们见证着母亲的伟大，抵御过世间无数的风寒，却忽略了母亲的肩膀，顶不住日复一日的苦难。

据统计，儿童患病率为2.45%，在我国，14岁儿童中脑瘫患儿有500万。按每年1600万新生儿数量估算，每年新发生脑瘫约4万。

“是我对不起他，我把他生成这样！我宁愿自己犯罪，结束他痛苦的人生，也好过让他生不如死！”

2017年10月26日，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了一起弑子案：

对照顾脑瘫儿子多年并最终将儿子杀死的83岁黄老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据介绍，黄老太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因早产成为脑瘫患儿，这么多年由母亲一人照顾。直到十年前，小儿子的病情开始加重，年迈的黄老太只能不离不弃，昼夜伺候。

可如今，83岁的黄老太再难扛起这份艰辛，她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自己先走了，谁来照顾脑瘫的儿子？

杀死他！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

2018年7月，9岁的脑瘫儿被父亲和爷爷推入河中溺死。

2018年7月，12岁的脑瘫女孩被身患残疾的父亲杀死。

2019年7月31日，河南辉县市一名1岁男婴遭遗弃，被路人发现后报警，根据医院检查报告，婴儿患有脑瘫。

...

一个脑瘫儿的降临，往往乱掉的是整个家庭，悲惨且脆弱。

一个又一个脑瘫孩子被自己的至亲置于死地，这样做的人固然是犯罪，但谴责背后的无力感却很少有人知道，犯罪背后的茫然与绝望又有多少人知道？

当一个慈爱的母亲、和蔼的父亲不得不以杀死自己孩子的方式获得苦难的解脱，反思的不仅有一个家庭、一群人，还有脑瘫背后的残酷与事实。

03.不幸，不该成为放弃的理由

几年前，有一位女诗人受到社会的关注，她叫余秀华，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中的主人公便是她。

在众多脑瘫患者中，余秀华算是“幸运”的一个，靠写诗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励志。但问题是，她只是轻度脑瘫，而对于很多中度和重度的脑瘫患者来说，医学有时都无能为力，不要说写诗改变自己的人生，料理自己的生活都几乎不可能。治疗与服药有时只是为了延缓疾病的进一步恶化，有的是几年，而有的这种过程甚至持续几十年。

带过孩子的父母应该都会知道，照顾一个正常的调皮孩子就足以让人精疲力尽。再加上生活不能自理、口齿不清、智力发育迟缓的话，这样的局面只会更加艰难。

所以，希望那些还在坚持带孩子治疗的父母，以及那些对脑瘫有疑问的读者，不要陷入误区。

脑瘫的危险因素：

1.胎龄＜37周或者胎龄＞42周

2.出生体重＜2500g，包括早产未成熟儿和足月小样儿

3.胎儿的哥哥或者姐姐有严重病史甚至夭折了

4. Apgar评分0-4

5.产时感染

6.高危产妇生产的新生儿

那么，当符合上面这些危险因素后，却还是无法确定是否患有脑瘫，下面的这些因素或许能够进一步帮助确诊是否患有脑瘫：

1.运动发育落后

2.肌张力或者姿势异常

3.主动运动减少或者出现异常运动

4.反射异常

当宝宝出现这些情况时，需要及时就诊：

喂养困难：吸吮吞咽不协调，口水变多，同时体重也持续不增

护理困难：穿衣服或者换尿布时难将大腿外展、洗浴时拳难掰开

睡眠异常：入睡困难、烦躁；睡眠时间过多或者过少，不容易被唤醒

语音发育异常：不发音、咳嗽声弱或者发音低沉等

交往异常：对外界的刺激没有反应，表情呆滞

对于脑瘫患儿，建议是及早发现、及早干预。目前国内医院妇幼机构都配备有儿保科，同时国内研究也已经证明通过早期干预其实可以明显降低脑瘫的发生率。另外，依托家庭、父母参与的早期干预对预防或者减轻早产儿脑瘫也极其重要，早期干预的措施包括按摩、体操还有主动的运动训练等，这些项目均可以在家中进行。

我有位朋友，他是新疆人，他的母亲自 18 岁起就在乌鲁木齐的毛纺厂辛勤工作，一晃 30 年过去。可惜在 1987 年，朋友的父母离异，那时朋友年仅 15 岁，父亲就此一走了之，此后再没给过三个孩子一分生活费。朋友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当时都还在上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他们三人，常常捉襟见肘，还没到下次发工资，钱就花完了。母亲工作很辛苦，上的是 “三班倒”，整个人又黑又瘦，1 米 7 的个子，体重却不足 100 斤。

1990 年，乌鲁木齐周边的五家渠新建了毛纺厂，母亲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被派去带新工人，外派每天能多挣 6 块钱，大家都想帮帮这位辛苦的母亲。母亲这一走就是一个半月，有个周末，朋友格外想念母亲，于是决定独自去找她。临走前，他用 5 块钱买了羊肉，想给母亲做点好吃的。朋友以前没怎么做过饭，只记得母亲说过炒羊肉要先炼羊油，他照着做了，还烧了一盒米饭，用羊肉把米饭盖得满满的。

那一年，朋友才 15 岁，从没独自出过远门，只从母亲口中听说过乌鲁木齐、五家渠、新毛纺厂这些词。那天，他出门走到长途汽车站，挨个车打听哪辆去五家渠，上了车又拜托司机到三好农场提醒他。车子一路开，窗外是新疆壮丽的景色，但朋友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张的是窗外那片黄澄澄的戈壁，让少年的心砰砰直跳；激动的是马上就能见到母亲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车子开得很慢，途中还经过了雪地，大家要下车推车。这条路很少有对面来车，朋友对这次旅程记忆犹新。出发是上午 10 点，到三好农场附近已经是下午 2 点了。

下车后，朋友发现这里很荒凉，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幸运的是，不久遇到一位老大爷，朋友向他问路，大爷得知缘由后竖起大拇指，给他指明了方向。两点半，朋友终于看到了一片小土屋，他激动不已，赶紧打听这是不是三好农场的毛纺厂宿舍，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流泪了。他挨个房间找，第三间屋子终于看到了母亲熟悉的身影。那是间小土屋，屋子中间有个小炉子，炉子两边是高低床。母亲正在给炉子添煤，听到朋友的声音，身子一震，转过身来，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三确认是自己的孩子后，母亲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母亲问他怎么来了，这么远的路是怎么过来的。朋友说想母亲了，就来送饭。他打开书包，拿出饭盒，4 个小时的路程，他一直紧紧抱着书包，就是为了让母亲吃上热乎的饭菜。打开饭盒，米饭还没凉透，母亲尝了一口，立刻泪如雨下。朋友小心地问是不是羊肉做咸了，母亲摇摇头说一点不咸，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母亲一边吃一边流泪，又开心又感动。朋友也很开心，跟母亲讲自己是怎么坐车、怎么找路的，说着说着也掉泪了……

时光飞逝，这件温馨的小事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朋友从懵懂少年变成了年近 50 的小老头，他和弟弟们都有了好的前途和工作，母亲也跟着他们享了 10 年福。可惜去年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每当午夜梦回，他总会想起 30 年前的那个午后，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微笑的样子让人难以忘怀。朋友说，母亲去世后，就像孤独的旅客上了没有终点的火车，火车一声长笛，缓缓驶出车站，头也不回。从此，他就一个人永远留在了站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