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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即使热到摄氏三十八度的盛夏,他着一件很厚的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毛衣。那么厚的衣物使他肥胖笨重有如木桶。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

很少的时候,他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牛伯伯打游击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陆上的河马。

如果是中午过后,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前面一站,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

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和衣,甜甜地睡去了。

我观察老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看来,应该是北方人,流落到这南方热带的街头,连最燠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

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

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买奖券使我感到心安,并使同情找到站立的地方。

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着,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色塑胶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美艳的无法和他相配。

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胶套,由于手的笨拙,使这个简单动作也十分艰困。

“不用装套子了。”我说。

“不行的,讨个喜气,祝你中奖!”老人终于笑了,露出缺几颗牙的嘴,说出充满乡音的话。

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是谁买奖券,他总会努力地把奖券装进红套子里。慢慢我理解到了,小红套原来是老人对买他奖券的人一种感激的表达。每次,我总是沉默耐心等待,看他把心情装进红封套,温暖四处流动着。

和老人逐渐认识后,有一年冬天黄昏,我向他买奖券,他还没有拿奖券给我,先看见我穿了单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老人说:“你这样会冷吧!”然后,他把奖券夹在腋下,伸出那双油污的手,要来帮我扣扣子,我迟疑一下,但没有退避。

老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扣子扣好,那时我真正感觉到人明净的善意,不管外表是怎么样的污秽,都会从心的深处涌出,在老人为我扣扣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鼻子因而酸。

老人依然是街头的流浪汉,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我依然是我,向他买着无关紧要的奖券。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些友谊,装在小红套,装在眼睛里,装在不可测的心之角落。

我向老人买过很多很多奖券,多未中过奖,但每次接过小红套时,我觉得那一时刻已经中奖了,真的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我的希望不是奖券,而是人的好本质,不会被任何境况所淹没。我想到伟大的禅师庞蕴说的:“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我们生活中的好雪,明净之雪也是如此,在某时某地当下即见,美丽的落下,落下的雪花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

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同学们:

今天是我们科大研究生班网络授课的第一讲。开讲前请允许我说些课外话。

小时候,当我连续把同样的错误犯到第二、第三次,父母会把我叫到他们面前去,用手指着我的额头问:

‌‌“你有记性吗?!‌‌”

当我把语文课读了多遍还不能背诵时,老师会让我在课堂上站起来,当众质问到:

‌‌“你有记性吗?!‌‌”

记性是记忆的土壤,记忆是这土壤上的生长和延伸。拥有记性和记忆,是我们人类与动物、植物的根本之差别。是我们成长、成熟的第一之需求。我以为,许多时候它比吃饭、穿衣、呼吸更重要。因为当我们失去记性、记忆时,我们会失去做饭、耕地的工具和技能;会一夜醒来,忘记衣服放在哪儿了;会确真以为皇帝不穿衣服要比穿着好看得多。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新冠肺炎这场举国、举世之灾难,它还没有真正被控制,传染还远远没有过去和消失。然而这时候,湖北、武汉乃至全国别的省市和地区,家破人亡、满门绝去的哭声都还不绝于耳时,我们已经听到、看到因为统计数字的向好,就开始自上而下、左左右右地准备欢庆的锣鼓和高歌的亮嗓了。

一边尸骨未寒的哭声还未落下去,另一边,凯歌在即,英明、伟大的呼声已经响起来。

自新冠肺炎一步一步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始,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因为新冠肺炎一共死了多少人——死在医院是多少,死在医院之外有多少。甚至都还未来及去调查、叩问这一些。也甚至,这样的调查和叩问,会随着时间的移去而终结,而永远是个迷。是我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忆之无据的生死糊涂册。我们固然不该在疫情之后如同祥林嫂,每天都在念叨着:‌‌“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但我们也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像阿Q那样儿,在挨打、羞辱和死至临头时,还依然相信自己是汉子,自己才是胜利者。

我们的个人记忆被规划、取代和抹杀了。我们总是人家让记住什么的就记什么,让遗忘什么的就忘什么;让沉默时沉默,让歌唱时歌唱。

在我们的人生里,在我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中,无论是个体或家庭,还是社会、时代、国家的悲劫和灾难,为什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呢?为什么历史、时代的坑陷和悲劫,总是由我们成千上万百姓的死亡和生命来承担和填补?在诸多、诸多我们不知道、不追问、不让追问就不问的因素里,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我们自己太没记性了。我们的个人记忆被规划、取代和抹杀了。我们总是人家让记住什么的就记什么,让遗忘什么的就忘什么;让沉默时沉默,让歌唱时歌唱。个人记忆成了时代的工具,集体和国家记忆成了个人失忆或记住的分配和承包。试想一下,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已经更换了封面、书号的历史和久远,单是最为眼前的二十年,和你们一样,八零、九零的孩子都经过、记得的几乎是举国之灾的艾滋病、非典和新冠肺炎,它们到底是人祸之灾难,还是如唐山、汶川地震样的人类还难以抗逆的天谴之劫难?在前者的举国之灾里,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又几乎如出一辙呢?尤其17年前的SARS和今天新冠肺炎的蔓延和肆掠,如同同一导演将同一悲剧的再次复排和出演,作为我们这些如尘埃一样的人,我们既不能追问导演是谁,也没有专业知识去还原编剧的念想、构思和创作。那么当我们再次站在复排的死亡之剧面前时,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属于我们的上次悲演留下的记忆去哪了?

我们的记性被谁抹去、挖走了?!

没有记性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田野、路道上的土。皮鞋愿意把我们踩成啥样儿,由那只皮鞋的牙痕说了算。

没有记忆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和过去生命割断的木头和板材,它们的未来是什么物形和东西,由锯子和斧头说了算。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因为热爱写作而让生活有了意义的人,一生要靠方块字活着的人——在线的科大研究生班的同学们,也包括人大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已经毕业和在读的作家们,如果连我们都放弃了属于我们个人的、来自血与生命的记忆和记性,那么写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文学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这个社会还要作家干什么?你笔耕不辍、勤奋努力、著作等身,这和被人不断牵线、调动的木偶有什么差别吗?记者不写他亲眼看到的;作家不写他个人记忆、感受的;在社会舆论中,能说话和会说话的人,总是用纯正抒情的国家腔调在念、在读、在朗诵,那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个体的真实、真相和存在的血肉生命是什么?

试想一下子,如果今天的武汉,没有作家方方的存在和记录,没有方方用文字写下她个人的记忆和感受,没有成千上万如方方那样的人,通过手机传递给我们的生死哭唤和呼救声,那么我们会听到一些什么呢?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个人记忆往往被视为是时代多余的泡沫、浪花和喧嚣,会被时代剔除、扔掉或甩到一边去;会让它无声、无言如同从未存在过,从而在一个车轮流水的时代过去时,巨大的遗忘到来了。有灵魂的血肉没有了。一切都安泰静好了,能够撬动地球那个小而有小的真实支点不在了。如此着,历史就成了无依无据的传说、遗忘和想像。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长有记性,拥有个人不被改变、磨灭的记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是讲一点真话最低的真实和证据。尤其我们写作班的同学们,我们绝多都注定是要一生用记忆来写作、求真、活着的人,如果有一天,连我们都没有了那点儿可怜的真实和记忆,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个人和历史的真实和真相?

实在说,我们拥有个人的记性和记忆,即便不会改变世界和现实,那么至少在面对统一、规划的真实时,我们也会在心里呢喃到:‌‌“情况不是这样啊!‌‌”至少在新冠肺炎的拐点真正到来时,在巨大、欢庆胜利的锣鼓中,我们还能听到、记住那些来自个体、家庭、边缘的哀嚎和哭泣。

个人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个人记忆不一定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谎言到来时,帮助我们在心里打出一个问号来。至少说,某一天又有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代了,我们相信沙子炼不成铁、亩产不能达到十万斤,是人类最基本的常识之常识,而非意识创造物质、空气生产粮食的奇迹吧。也至少,某一天又有十年浩劫那样的革命了,我们能保证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送进监狱和断头台。

同学们,我们都是文科生,我们可能一生都是要靠语言去和现实、记忆打交道的人。于记忆言,我们不说成千上万的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那样的话,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国家记忆、集体记忆总是覆盖、改变着我们个人的记性与记忆。在今天,就现在,新冠肺炎还远远没有凝结为记忆时,而我们的身边和四周,都已经开始响起高歌宏嗓、大肆欢庆的锣鼓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希望同学们、希望我们经过了新冠肺炎劫难的人,经由此一劫,都能成为长有记性的人;能让记性生出记忆的人。

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在可预知的不久后,在锣鼓喧天、诗文横飞,开始喧天闹地地歌颂打赢了新冠肺炎这场国家战争的胜利时,希望我们大家不是那些空洞高歌的写作者,而仅仅是拥有个人记忆的实实在在的人。在铺天盖地的盛大演出到来时,希望我们不是舞台上的演员和朗诵者,不是为出演而鼓掌的人;而是站在舞台的最远处,默默看着演出而眼含热泪的一个柔弱无奈的人。我们的才华、勇气和心力,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方方那样的写作者,那么至少在猜忌、嘲讽方方的人群里,要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在最终要回归、到来的静好盛世里,在海洋般的歌声中,面对新冠肺炎的根起和蔓延,如果我们不能把疑问大声说出来,而小声的嘀咕也是良知和勇气;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一味地不言、不说和忘记,则不仅是野蛮的,而且是更为野蛮、可怕的。

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不能大声地讲,就做一个耳语者;不能做一个耳语者,就做一个有记性、记忆的沉默者。让我们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的缘起、肆掠和蔓延,在即将到来的被称为战争胜利的万人合唱中,默默的站到一边去,成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有记性烙印的人;可以在某一天把这种记性生成个人记忆传递给后人的人。

2020年2月20日北京

编者按:本文是阎连科2月21日在香港科技大学网络授课的第一讲,

我喜欢"斤斤计较“的灵魂

总有一种灵魂会不止一次地打动我,他们斤斤计较、他们与时代对峙、他们不讨好这个世界、也不让这个世界讨好他们,他们孤单、他们讨厌屈服,他们‌‌“螳臂当车‌‌”,他们不死不休,他们灵魂总会让人有一种震撼的力量,让这个世界的精神不至于轻易轰然倒塌。

01

78岁的鉴宝专家蔡国声没有想到,因为一段视频,他在网上被推到风口。视频里,个头不高、两鬓花白的蔡国声言辞激烈,声讨一档叫《齐鲁寻宝》的电视节目。

去年10月,蔡国声被邀请到山东录制《齐鲁寻宝》,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另外6个专家。

在鉴定一尊青石雕释迦摩尼像时,有着多年文物鉴定经验的蔡国声,一眼就看出是现代仿制品,其中一位本地专家却一口咬定:这是明代的,另外5位专家则一声不吭。

休息时,蔡国声把那位专家叫到一边,给他讲如何判定藏品是赝品,那人一言不发。

下午,主持人又送上来一个花口瓶,一件玉猪龙,蔡国声又看出来两件都是赝品,正要说话。而那位当地专家却坚持说,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蔡国声觉得事有蹊跷,当场善意提醒,却遭到无视。

直到那个专家把一件几百块的花卉瓶,说成清代‌‌“官仿官‌‌”价值几十万的真品时,蔡国声终于忍不住,愤然大怒:

你们到底安什么心?怎么能如此混淆黑白。

他摘下耳麦,愤然离场。

事后,冒着被打的危险,蔡国声找人录视频,在网上曝光了鉴宝骗局,他说这起鉴宝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蔡老先生被誉为‌‌“鉴定之父‌‌”,一直是中国鉴定界领军人物,文革中被划为‌‌“黑五类‌‌”后,苦练书法,成为书法家,后痴迷浩如烟海的古玩文物,40年如一日,坚守着文物鉴定者的本分,不弄虚作假、不混淆黑白、于是才有了一世名誉。

当别人弄虚作假时,78岁的蔡先生浩然正气,知行合一,君子风范。按理说,一个78岁的老人干嘛还要得罪别人啊,尤其是现在,一个名人三年学会说话,终生学会闭嘴,就可以名利双收,干嘛要揭别人的丑陋啊。

而蔡先生偏不这样,当所有人都装‌‌“瞎子‌‌”时,他就要站出来说话,就要得罪别人。以自己内心的明亮去照别人内心的黑暗,以自己内心的坦荡去照他人内心的不堪。

我喜欢蔡老先生这样的灵魂,如果蔡老先生这样,在大是大非上‌‌“斤斤计较‌‌”的灵魂多了,社会上的龌龊自然就会少了。

02

胡适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蔡老先生执意曝光鉴宝骗局,让我想起一位网络名人‌‌“花总‌‌”。

2011年,温州发生重大动车事故,有个网名花总的人随意浏览新闻时,发现某领导腕上的手表,是价值六七万的名表,他突然萌生一个念头:

是不是可以通过鉴表,推动官员财产公示。

不久后,因为花总的曝光,‌‌“戴过五种不同款式名表‌‌”的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被免了职。

2012年,花总又发现一家叫‌‌“世奢会‌‌”公司的骗局,他把自己的调查发到网上。很快,他就收到恐吓信:

‌‌“不要断人财路,否则就给你一刀‌”

花总不信邪,就要战斗到底:‌‌“就算明天不再有观众,我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让骗子受到制裁。‌‌”

花总接连发了一系列揭露文章,引起《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的关注,两大媒体随即发布报道,彻底撕开了世奢会的骗局。

2014年10月,北京三中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赢了以后,花总刚走出法院,一个陌生人走过来,迎面就打了他一拳,花总好不容易坐上车,才逃了一劫。‌‌“那些人太胆大了,在法院门口都敢动手。‌‌”

可正是花总这样的人,因为对社会丑陋斤斤计较,民政部最后对外公布:世奢会乃山寨社团。花总赢了,但‌‌“仇家‌‌”却到处找他。他不敢回家,最后只能住在酒店。

住酒店期间,他又无意发现拿脏毛巾擦杯子的保洁。他很吃惊,杯子是用来喝水的,怎么可以这样。于是,花总买来一个闹钟式摄像机,决定做一次大范围调查,他跑了几十家五星级酒店,最终结果令人愤怒:

酒店服务员不但用洗发水浸泡杯子,用脏浴巾擦拭杯子,甚至用擦过马桶的海绵清洗杯子……

花总很无奈:为什么中国许多行业,当一出现问题,首先想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先要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虽然受到各种威胁,但花总并不后悔自己的人生选择。母亲生病时,花总说了一段话,让人感动:

当你有一天,突然发现父母已经变老,而有些事情,你却一直都没有去做。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不只是为自己的生活。

花总选择了为众人抱薪,为世界点一盏灯,照一点光。‌‌“我不是要做公知,也不是要做斗士,我只想做一名有担承的互联网公民,这个公民有底线讲良知。‌‌”

少年时,花总理想是可以做一个驾着七彩祥云的孙悟空。有敢于踏南天、碎凌霄的壮志豪情。

我敬佩花总这样的灵魂,就像他的偶像孙悟空一样,有一个人对抗黑暗的勇气,也有一个人为社会的担当,更有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严谨品质。

他就要做那黑暗的地方里的那一点光,用自己的内心的光亮照亮他人内心的光亮,用自己的良知唤醒他人内心的良知,用自己的勇气唤醒沉默者内心的勇气。

相信他终会驾着彩云回来,‌‌“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

03

有一个浙江普通爸爸魏文峰。

2015年春天,开学前几天,魏文峰给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包书,塑料书皮散发的刺鼻味道,让他警惕起来,做了16年的产品检测,直觉告诉魏文峰,包书皮肯定有问题。

当天,魏文峰到女儿学校附近的几家文具店,买回家7种卖得最好的包书皮,发现那些包书皮,基本都是查不到来源的‌‌“三无‌‌”产品。

于是,魏文锋自掏腰包,花九千多块钱,把7种包书皮送到了质检中心,检测结果令人咋舌:7种包书皮,无一例外,都含有大量致癌物。

一想到全国这些包书皮可能会伤害几千万学生,魏文锋坐不住了,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

魏文峰发微博、四处打电话,去找当地教育局、质量安全监督局,得到的答复,永远都是‌‌“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他又去找文具厂商沟通,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魏文峰只好自己找钱组建评测团队,决心以普通家长的名义,跟‌‌“有毒的包书皮‌‌”死磕到底。

那时柴静刚拍了《穹顶之下》,魏文峰受到启发,找来一个导演,自掏腰包花10万块钱,把自己给包书皮做检测的过程,拍成了纪录片《孩子课本用的包书皮有毒么》。

纪录片一出来,很快就被CCTV、人民日报各大媒体转发和报道。至此,‌‌“有毒的包书皮‌‌”全部被曝光,中国家长把魏文峰称为‌‌“浙大硬核老爸‌‌”魏文峰。

‌‌“浙大硬核老爸‌‌”一不做二不休,大智大仁大勇,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又自掏腰包100万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笔资金全部用于保护儿童健康,专门用于检测儿童用品。

产品检测是一件得罪人的事,遭受了很多威胁,甚至还有一个厂长带着几个大汉跑到魏文峰公司,‌‌“如果学校的订单没了,我们全厂300个工人都没饭吃了,到时候你给我等着。‌‌”这样的事,四年里,从未断过。但回想自己做的事,他并不后悔,他觉得很值得。

其实我们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人,都能发一寸光,都可以做到若世间无炬火,我便是炬火。而对我们更多人来说,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做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哪怕一无所有,光着脚,只要真诚地专注于一些有价值的人与事,这个世界就不会在我们的眼前轰然倒塌。

04

2006年3月21日上午10点零3分,一个理着阿甘式发型的青年人,他坐在原告的位置上,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审判长,通知开庭时间是10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审判长看了他一眼,书记员这才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原告叫郝劲松,一个总以四两拨着千斤的‌‌“刺头‌‌”,在过去三年里,他总以‌‌“螳臂当车‌‌”的方式,一个人起诉着一个个庞大的机构。他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打着让许多人觉得毫不重要的官司。

郝劲松坐火车买了瓶矿泉水,一块五毛钱,他跟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笑了:‌‌“我们的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

郝劲松没多说什么,回去后,就把当时的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告上了法庭。

现实生活里,许多人在强大的机构面前,除了服从以外别无选择。还有许多人,认同了规则,心里也觉得这些事实在太小,微不足道。许多人也许会说,天啊,这个人太没事找事了,这只不过是一块五毛钱而已,何必如此计较。

但郝劲松就觉得很重要,15毛钱一瓶矿泉水的发票,你觉得这事太小,但郝劲松就觉得比天大,他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

这叫什么,这就叫尊严。

尊严就是你该有的权利,宪法赋予你的,你在乎它,你争取它,你获得它。人生的很多事,你可以不计较,但在权利上,你必须要计较,而且要斤斤计较。

现实生活里,大部分人一边讨厌特权,一边又渴望特权,因为那意味着便利。大多数人只有在遭遇不公的时候,才会想起公正的价值。

1955年,当黑人裁缝帕克斯乘坐公交车时,她坐在白人划分的‌‌“灰色地带‌‌”,而当白人男子要求她必须让座时,帕克斯这个底层黑人女性偏偏倔强坐着那里一动不动,后来她被捕了。用她的话说:

我只是讨厌屈服!

那是美国种族歧视的年代。但帕克斯这个底层女人,却唤醒了许多黑人的内心。

五十年后,在帕克斯葬礼上,同为黑人女性的美国国务卿赖斯说:

‌‌“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她只是不想屈服,却让整个世界为她改变。

郝劲松的故事被柴静写在《看见》一书中,每一次在书里看到十几年前,那样一个34岁,理着阿甘发型的灵魂,我都会被感动。因为他的‌‌“螳臂当车‌‌”,因为他的‌‌“斤斤计较‌‌”,是为了你,也为了我,为了像你我这样的普通公民,也是为了那些拥有特权的公民后代。

05

在斤斤计较这件事上,我最敬佩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

1937年,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所有人一致推荐谦谦君子的梅贻琦任校长。西南联大成立初期,校舍是茅草房,经费严重不足。当时‌‌“云南王‌‌”无论财力、人力、物力,都给西南联大极大的支持。

梅校长心存感激,而且西南联大自由开放学术氛围的形成,也离不开龙云的支持和保护。

后来,龙云的女儿想进西南联大读书,龙云托人跟梅校长打招呼,希望能关照一下,梅贻琦说:‌‌“想成为联大的学生,我们欢迎。但必须考试合格。‌‌”

不久后,龙云女儿参加统一考试,成绩没达到录取分数线,尽管龙云位高权重,又事先打过招呼,但梅贻琦就是不同意龙云女儿入学。

这件事让龙云很恼火,军阀出身的他认为梅贻琦不给他面子。

但梅贻琦很清楚,龙云位高权重,对西南联大有功。但是,一码归一码,升学一事,与‌‌“面子‌‌”无关,情分是情分,规矩就是规矩。

后来,有人告诉龙云,其实那次统一入学考试,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也参加了,但因为差了一分,梅贻琦一样没同意女儿进入西南联大。

梅贻琦没有让龙云的女儿上西南联大,这是原则,这叫公事公办;但他曾在龙云提出请求后,让潘光旦去给孩子补课,这是情分,是私德私报。

在私德上斤斤计较,是小气,在公德上斤斤计较,是本分。但这个时代,在本分面前,‌‌“大度‌‌”的人,越来越多,‌‌“斤斤计较‌‌”的人却越来越少。

我敬佩梅贻琦这样的灵魂,如果梅校长这样的灵魂多了,那校园一些脏事就会少很多。

06

始终相信灵魂是有味道的,炙热的、跳动的、滚烫的、干净的、圣洁的,带有独特味道的。人会死,但灵魂不会,肉身死去,但灵魂终会从另外一个世界凯旋而归。

相识的人也会离去,但灵魂终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你的身边。

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总有一种灵魂会不止一次地打动我们,他们与时代对峙、他们不讨好这个世界、也不让这个世界讨好他们,他们孤单、他们讨厌屈服,他们螳臂当车,他们不死不休。

他们灵魂总会在某个瞬间,足以震撼所有人,让这个世界的精神不至于轻易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