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当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很多人拍手叫好，不同样是因为死难者被他们贴上了美国人的标签吗？

能给外国人贴标签，当然也可以给国人贴标签。这样的悲剧，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发生很多起了。

具体到珠海这起事件来说，据闻凶手的行凶原因，是妻子与某个暴走团的人有染，在他那里，暴走团的成员都成了一个可以被抹去的符号。

当一个人被标签化、符号化，被抽离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份，附着其上的人类基本情感也就消失了。杀害一个人时，世人常有恻隐之心；但是，消灭一个标签、一个符号，一些人心里涌起的可能只有快感。

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的安全，我们的社会要取得脱胎换骨的进步，最终还得回归人的本身。熊培云说过这样一句话，符号抵达的地方，也常常是理智崩溃的地方。那么换过来，当贴在他人身上的标签与符号消失，为他人赋予人的基本情感与温度，常识与理智才能在我们的社会回归。

当更多人拥有了良知、理智这样的“软肋”，也就不必为“四无五失人员”绷紧了神经。

人的嫉妒心有多可怕

以前（02 年）南京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投毒案，坐标汤山，就老炮院和中北那边，一家生意特别特别特别好的烧饼店被生意差同行投毒，在原材料里加了毒鼠强，接近四百个人中毒，死了四十二个。南京当时很多店都会从这个烧饼店进烧饼回去卖，还有周边村庄小商贩什么的起个大早跑来进货，后续影响特别大。当地的医院不够用，拦了大巴车把人送去市区医院，烧饼店老板被查时一脸懵逼，他老婆不信自家烧饼有问题，吃了个没多久当场身亡。

那个投毒的叼毛也是同一个镇上开早餐店的，但是生意差，嫉妒这家烧饼店生意好，还和他们有矛盾，就买了一堆毒鼠强想要搞臭生意，干完坏事立马坐火车往西逃跑，在郑州段被抓获送回南京判死刑，死刑还不服要上诉，被驳回。

就这么个事当年在南京生活的老一辈人应该有印象，我当时还小只知道菜市场卖烧饼的摊少了很多，圆的烧饼甜椭圆的烧饼咸，某天开始就只有麻团油条啥的，很少看得到烧饼了，毕竟是当年生意好到供应很多学校、工厂食堂的顶流烧饼店…

人的嫉妒心真的有够恐怖的

@Werwer 比格食堂:我看过这个事情，印象最深的还有知乎上某个博主说当地很多小孩上学前早餐吃这个，他同学爸妈早上给同学钱叫他自己买烧饼吃，他同学那天就拿钱去网吧了，这个事情发生后爸妈腿都吓软了到处找他，在网吧看到叼着烟的同学时一顿揍，揍完又抱着哭给了钱让去抽烟

南京投毒案政府封锁消息，被“枪毙”稿件海外流传

自由亚洲电台

大家好！我是白帆，在今天的调查报道专题节目，我们继续针对南京最近发生的严重食物中毒案展开调查 。

震惊中外的南京汤山镇投毒案已经发生两个星期了，但由于中国官方对国内媒体严格控制又对海外媒体严加限制，至今外界对该案的细节知道得很少，海外媒体以及部分网民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也存怀疑态度。近日，一篇题为“九、一四汤山投毒案四十八小时”的文章迅速在海外的中文网站上流传，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经过细致的现场调查探访，详细披露了事件发生的经过，文章展示的中毒事件之严重、波及面之广，令人看了触目惊心。其中有关死亡的人数以及救援经过的报道也同官方媒体已经披露的情况有明显区别。据海外部分中文网站介绍，这篇稿件是由《南方周末》以及其他中国媒体的记者集体采写的，但由于官方的规定，最终没有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但该稿件后来辗转流传到海外。那么，这篇稿件稿件是否是从《南方周末》上撤下来的呢？本台记者打电话给《南方周末》的同行，一位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篇文章确实是《南方周末》没有发表的：

但这位工作人员强调，该文章在海外发表同《南方周末》没有关系：

另外一名《南方周末》的记者也表示，该报确实曾经派记者到事发地南京汤山镇进行采访调查。

《南方周末》有关南京汤山镇食物中毒事件的报道同官方媒体正式公布的情况有明显不同的在于中毒和死亡的人数，官方公布中毒的最新数字是二百人，死亡人数是四十二人，但《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到实地查访，发现中毒的人数至少有八百人，而死亡的人数在六十人以上。那么，究竟死亡和中毒的确切数字是多少呢？记者打电话给处理这次中毒事件的指挥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录音)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中毒的人数有许多说法不一样的时候，他解释说：

中毒的人数可能由于医学的解释同普通的理解有所不同，那么，死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呢？是官方公布的四十二人呢？还是《南方周末》所说的六十人以上？还是香港媒体所说的百人以上呢？记者采访了汤山镇附近的句容殡仪馆，一位工作人员否认有这次中毒事件的死者在那里火化：(录音)

记者又打电话给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一位工作人员拒绝透露中毒死者在那里火化的数字，但她说：

记者又打电话给南京江宁区的上坊殡仪馆，一位工作人员说：(录音)

而另外一名上坊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记者披露了中毒死者遗体在该馆火化的数字：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现场调查和不完全统计，南京石子岗殡仪馆火化了共三十三具中毒的尸体，句容殡仪馆火化了九具，而江宁的上坊殡仪馆火化了十八具，总计这些殡仪馆火化中毒死亡者的尸体六十具，那么，是否中毒死亡的人数是六十人左右呢？由于官方的消息来源坚持已经公布的死亡四十二人的说法，记者只好试图通过联系部分受害人的邻居、家属来了解死亡的确切人数。记者首先打电话给距离汤山镇十余里的孟塘村，《南方周末》的消息说，家住此地的作场中学初三年级十六岁女中学生彭合娟中毒死亡，该村的一名村民证实了彭合娟死亡的消息：(录音)

这位村民还表示，该村还有另外两民村民死亡，中毒的也有十多人：

记者又多次打电话给汤山镇陈达村二十六号居民刘兵的家，二十六岁的驾驶员刘兵中毒死亡，但他家的电话没有人接听：(录音)

据香港《东方日报》的消息说，在中毒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官方开始封锁消息，并下令传媒和家属配合，有的家属还受到便衣公安人员的跟踪，外出汤山镇要向公安申报，然后由公安机关派车接载到目的地，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该报的消息还说，当局主要担心家属会向外界透露有关这次案件的细节。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有关部门在发现第一批中毒者后的两个小时，也就是早上八点多才通知汤山镇居民不要吃外面的早餐并开始抢救，这严重延误了治疗的时间。那么，这是否属实呢？记者询问汤山镇指挥部的那位官员，他对此表示否认：

然而，受害者家属却有不同的说法。据家属介绍，家住汤山镇的采石场工人戴兴贵在当天早上七点十分左右还是不知道烧饼有毒的消息，他在家中吃了从和盛园买回的一块烧饼，剩下一块，问女儿戴婷是否要吃，女儿因为已经吃过早饭所以没有吃，于是戴兴贵开始吃第二块，当吃剩下四分之一的时候，他倒在沙发上不省人事，再也没有醒过来，下面是本台记者采访戴兴贵母亲的部分录音：

由此可见，有关部门确实没有对这次中毒事件的受害者进行及时的抢救，因此部分中毒者因为时机延误而死亡。那么，政府是否对这次中毒事件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呢？汤山镇指挥部的官员对此予以否定的回答：(录音)

以上就是有关南京汤山镇食物中毒事件的第二集。在这一集的调查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官方公布的中毒和死亡人数并不准确，刻意减小了中毒以及死亡的人数，此外，当地政府并没有将中毒的消息及时通报给当地百姓，以致于贻误了抢救的宝贵时机。

在赵力的攻击下，李越凯连连后退，胸前、腰部、背部、脸部身中数刀，他没有任何反抗，随后被按倒在地，赵力又在其背部连刺数刀，直到旁边有几个人跑过来将赵力拉走。监控视频显示，整个行凶过程只用了一分钟。案发后，赵被民警当场抓获。

一位现场的目击者告诉李越凯家人，一里城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在案发前，李越凯曾骑着电动车冲进小区送外卖，两人当时就已经产生冲突。

这是李越凯送外卖的第6天。李越凯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人，今年32岁。一个月前，他在张丽莉的邀请下来到青岛。张丽莉做旅游业，在青岛开了个门店，需要有人帮忙。不过，此时正是旅游的淡季，她的门店只有周末才开门。其他的时间，她并不清楚李越凯在做什么。

在张丽莉的合伙人曾爽印象里，李越凯非常有教养、细心、有责任心，是个很难与人发生冲突的人。她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李凯越主动喊她姐姐，说话时还会微笑着看着她，时不时点点头；不说话时，则安静地待在一边，‌‌“像个大姑娘一样‌‌”。他们不理解，老实内向的李越凯怎么会遭遇如此大的横祸。

冲突

一里城小区建成于2014年，共19栋楼、3700余户，在青岛李沧区属于中高档社区，房价每平米高出周边小区3000元左右。小区有三个大门。案发的地方在东门。小区的一位业主告诉本刊，一里城自建成起，一直实行封闭式管理，陌生人、车进出需要登记或跟物业报备，外卖车辆不允许进出，骑手只能步行进去送餐。

‌‌“一里城是我们送外卖的噩梦之地。‌‌”外卖员何成是一家外卖平台的专送骑手，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一两单一里程的外卖单子。

他说小区面积大，楼栋多，走进去就要很长时间，还要问路，加上小区楼房以二三十层的高层为主，又要等电梯，送一单外卖的时间在5-10分钟左右，很容易超时，如果骑车进去，‌‌“至少能省一半时间‌‌”。

对于外卖员来讲，时间对应着一系列的数字法则，而这背后直接指向的是他们的收入。

何成告诉记者，每个月，一个专送骑手会有130多的基础服务分，送单多、有好评或者遇到恶劣天气都会加分，从0.1分到0.5分不等，有时还可能翻倍。与此相对的是，如果送单超时、客户给差评或是取消订单，则会扣分，分数是加分的许多倍。何成说，分数会随着单量实时更新，系统会依照分数评选出一至六星级骑手，每单给予0-0.49元的奖励。

‌‌“要想增加星级，就得多跑。‌‌”

在一个一个数字制造的‌‌“壁垒‌‌”里，骑手们最怕遇到的就是超时，何成一天能跑60-80单，‌‌“我跑20单才能加2分，但一单超时就扣掉了。‌‌”何成曾遇到过一次严重的超时，今年9月份的一天，青岛下大雨，系统派给他10个单子，好几个都不在同一个路线上，有几单他都超时了。他送过最晚的一单，已经超出预定送达时间20分钟时，他还没有到。顾客取消订单，何成被扣了几百块钱——他一天的收入才300块钱。罗可也是李沧区的一名外卖员。

他告诉记者，每次送单，距离预定送达时间还有一分钟时，手机的外卖平台新系统会一秒一秒倒计时，他觉得自己像背了个定时炸弹一样。

李沧区一外卖站点站长告诉本刊，李沧区的不少楼盘都是近些年新开发建设的，商圈分散，小区大而新，不少都不允许外卖车辆进入。一里城附近一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张洁说，这主要是出于小区安全管理的考虑，她也能理解保安的苦衷。

在李沧，小区保安工资基本在2200元一个月，一些中高档小区的保安收入能有3700元，如若被发现私放骑手骑车进入，一次会罚款50元。

‌‌“保安违反制度要被公司罚款，外卖员超时被投诉也会被罚款，这就是很多小区保安与外员起矛盾的原因。‌‌”

每次在小区门口被保安拦住，何成的做法是跟保安开开玩笑，递根烟，保安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样的方式在‌‌“一里城‌‌”是行不通的。为了能够骑车进去一里城，何成想过很多办法，他笑着喊过大叔，递烟、递水、递槟榔，但小区的保安都只是一句话回过来，‌‌“规定不能进‌‌”。

一名叫罗可的外卖员说，事发的一里城东门至少有两个保安，年纪都在五六十岁左右，其中一名应该就是赵力。罗可还记得，有一次，他听一个骑手说，因为保安不让进，对方和保安在东门口吵了起来，后来被路人劝开了。一名一里城东门口的商铺老板观察到，进入一里城送外卖的外卖员基本上都会将车停下来跑着去小区送外卖，但也有一些外卖员，会趁着保安不注意，从人行通道冲进去。

事情发生后，张丽莉一直在想为什么悲剧会发生。她说李越凯是个很讲原则的人。她回忆，有一年凌晨，她跟李越凯走在老家城区的路上，路上没有人，车辆也很少。碰到红灯时，她要走，但李越凯叫住了她，他一定要等到红灯读秒结束才走。即使喝醉酒，他也要尽量走直线。‌‌“他估计看到别的外卖员都进去了，觉得保安为啥只骂他，他（李越凯）可能想跟保安讲道理。‌‌”

困窘

张丽莉觉得李越凯去送外卖，应该是缺钱了，但他从未跟她提过生活中的困窘。李越凯是家里的老大，父母已经年近60，他还有一个在读大学的弟弟。张丽莉说，李越凯的父母对他一直抱有很大的期望，高中一毕业就将他送到澳洲留学，读的是心理学，花费一百多万。李越凯的父亲在一家饭店打工，母亲给人家做保姆，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才7000多块钱。张丽莉说，留学的费用里，至少有一半是李越凯的父母借来的，现在也没有还完；而且因为缺钱，李越凯还休学了一年。

李越凯是五六年前从澳洲回来的。当时他已经毕业工作两年。张丽莉不知道他在国外做了什么工作。只知道回来时他说自己想创业。他喜欢木工，想自己做手工家具在网上卖。为此，他自学编程想设计一款售卖家具的app，但还没做出来，他看到视频平台很火，就想着拍视频做自媒体，推售自己做的家具。但五六年过去了，也一直没有什么水花。张丽莉只是听李越凯的母亲说，在来青岛前，李越凯每天都在家里的闲置厂房里锯木头、做桌子，一干一整天，回来浑身都是木屑。

回国后，李越凯一直都没有出去找工作。如果问到靠什么生活，他就说自己在澳洲工作两年的积蓄还没有花完。在张丽莉眼里，他保持着一种精致但低物欲的生活。比如，他会因为某款酒口感不好，自己在家酿菠萝酒，酿好的酒还要装进专门准备的小瓶子里封装。他很少大吃大喝，三餐都是简单的土豆、鸡肉、三文鱼。

偶尔的时候，朋友或者张丽莉会找李越凯帮一些忙，给他一些报酬，每月有三四千块。比如说，张丽莉这几年在浙江、厦门等各个地方开分店，都会叫上李越凯。张丽莉觉得李越凯其实很有想法，她记得在厦门的店里，他们曾卖过一款旅游纪念品，是个音乐盒——普通的音乐盒只有固定几首音乐，李越凯找到一款琴谱音乐盒，把琴谱纸条塞进去，音乐盒就能弹奏对应的音乐，这款最后成了店里的爆款。

但李越凯总是想方设法把赚到的钱还回来，比如抢着买菜或者掏钱进货。张丽莉说，李越凯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记得他对自己形象要求很高，身高一米七的他，常年穿着增高鞋垫，并做引体向上和平板支撑保持身材挺拔。在平常，李越凯很少会跟张丽莉流露出自己的情绪。只有一次，他提过，说父亲开的是一台二手的非常老旧的车，可能有10多年了，‌‌“看了有点心酸。‌‌”‌‌“他说自己不打算恋爱和结婚，只希望经济上取得一点成绩，父母有经济压力。‌‌”

事发后，李越凯工作的站点经理曾告诉张丽莉，在送外卖的几天里，李越凯工作非常勤奋，别人一天送几十单，他能送100单。 

‌‌‌‌“地皮‌‌‌‌”之争

在一千多人的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有南北两个张姓族群，张天印与张德成均属于‌‌‌‌“南张‌‌‌‌”，两人是出了‌‌‌‌“五服‌‌‌‌”（五代以内）的本家，辈分相同。

两人的祖宅也相邻，均位于村东，张天印祖宅在张德成祖宅的东南。张德成兄弟5人，排行第三；张天印兄弟4人，排行也是第三。张天印74岁，张德成89岁。张天印有三儿一女，张德成有一儿一女。在被杀之前，两人均有了重孙，老伴也都健在，堪称‌‌‌‌“四世同堂‌‌‌‌”。

按唐家堡村村委会副主任郭付的说法，两家最初只是‌‌‌‌“两个老汉‌‌‌‌”（指张德成与张天印）之间的矛盾。村民眼中，两个老汉都属于‌‌‌‌“不吃亏‌‌‌‌”的那种人。

2019年9月22日，张德成儿子张平开始垒新房的院墙。新房是4年前翻盖的。当时，政府为了推进危房改造工作，推出了一项政策：村民的旧房只要被评定为危房，一个户只需交5000元押金，就可以由政府补贴建两间房，自己基本不用花钱。

即使没有旧房，只要还保留旧房的‌‌‌‌“地皮‌‌‌‌”（宅基地），也可以享受这项政策。如此一来，唐家堡村的地皮就变得值钱起来。

案发前，张天印祖宅的房子早就塌了，只剩下了地皮。有村民说，张天印家的祖宅原本分给了张天印弟弟，危房改造期间，弟弟一度把地皮卖掉。但张天印认为，父亲分给弟弟的是房子而不是地皮，房子塌了，地皮各兄弟都有份，弟弟只好把部分地皮钱退掉，向买家要回张天印那份地皮，还给了张天印。

张德成与张天印两家的矛盾，正是因前者在地皮上垒院墙而起——张天印认为张德成占了他家地界，但张德成认为没占。根据案发后张平的供述，在此次垒院墙之前，他跟张天印从来没有矛盾，张天印还曾领着他去县政府告过状。张平的妻子也向记者表示，两家以前处得‌‌‌‌“可好了‌‌‌‌”。

因为这次垒院墙，张平除了与张天印发生冲突，还与东西邻居都产生了矛盾。

记者实地查看发现，张平当年垒的西院墙还在，张平并没有按当地农村垒院墙的惯例，把一砖宽的院墙建在自家一侧，或至少建在两家地界的中间，而是全部盖在西邻一边。在西邻看来，这等于占了自家半块砖的地皮。

西邻男主人对记者说，他为此找过张平，但张平不听，他也没办法。

与此同时，随着张平垒院墙，其东邻居认为会影响自家的出行。东邻旧宅也塌了，只剩下地皮，由于有危改政策，也想过建新房。东邻女主人对记者说，张平妻子在垒院墙前曾跟她打过招呼，‌‌‌‌“我说你把路给我们留出来就行，她说给你们留一条走平车的路‌‌‌‌”。

结果待院墙垒起来后，东邻男主人发现，留的路只勉强能走自行车。他为此曾找张平妻子理论，‌‌‌‌“她拿起‌‌‌‌‘镐耙子’（一种铁制农具）要打我，我看事不好就跑了‌‌‌‌”。

张平的儿子张玉权是货车司机，自己‌‌‌‌“养‌‌‌‌”一辆拉煤的拖挂车。有村民说，张平是为了让儿子以后停放大车方便，才想把院子搞得大一点。

据张天印家人介绍，在垒院墙前，张平曾多次提出想买下那块地皮，但张天印不卖。

‌‌‌‌“小矛盾你们村里先调解‌‌‌‌”

据案发后张平的供述，2019年9月24日事发那天，他家已经把东、西院墙都盖起来了，只剩下南面院墙没有盖起，‌‌‌‌“张天印不让我盖，说我的南院墙占他的房子地界‌‌‌‌”。

但张平仍强行让工人动工，按他的说法，案发前他家的南院墙已经‌‌‌‌“垒了十多层砖‌‌‌‌”。

张天印家人的说法与张平供述有些出入。张科杀人后，网上出现过一篇题为《悲剧的由来》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两家院墙纠纷的过程。张科侄子认可文章内容，认为是张科儿媳所写。

按该文所述，两家的矛盾在张平垒院墙第一天（2019年9月22日）就产生了——张天印认为，张平垒的东院墙侵占了其祖宅宅基地的西墙北段，‌‌‌‌“长约2米，宽约0.4米‌‌‌‌”。

张平妻子也对记者表示，事发前，两家因为垒院墙已经吵了几天。

据《悲剧的由来》一文所述，案发后，家人调取了张天印生前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从双方出现纠纷到案发前的三天内，张天印给包括时任村支书张顺宝、时任村主任蔡和在内的几乎所有村干部都打过电话，想让村里出面解决两家的纠纷。

但村里一直没能解决。

村委会副主任郭付否认村里不给解决两家纠纷。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时任村委会主任是张德成的亲戚，不好出面，便由他来处理此事，但他处理不了，因为双方各自祖宅有多长、多宽，村里也‌‌‌‌“闹不清‌‌‌‌”。

张顺宝也向记者表示，村里调解过两家纠纷，但‌‌‌‌“人家不听‌‌‌‌”，至于‌‌‌‌“人家‌‌‌‌”究竟是谁，他没回答，反问‌‌‌‌“调查这个有什么用‌‌‌‌”，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事实上，即使在两起命案发生之后，两家的地皮之争究竟孰是孰非，也没有官方定论。

找村干部调解无果后，张天印曾试图用另一种方式解决纠纷。据案发后张天印妻侄李国军的证词，案发前一天晚上，张天印给他打电话，让他24日上午去他家重新盖一下祖宅的院墙——张天印想通过此举阻止张平继续侵占自家地皮。

结果，李国军去了姑父家后，没能盖成院墙，却成为一起凶杀案的惟一目击证人。

2019年9月24日上午，李国军和张天印去了旧院后，看到张平雇的工人正在盖院墙——‌‌‌‌“张天印一看张平盖的墙占了他的地，就不让盖了。‌‌‌‌”李国军对办案人员说。

张平本人并没有参与到上午的这次冲突中。张平妻子告诉记者，张平那天上午割黍穗去了。

据张平妻子的证词，双方发生纠纷后，她报了警，警察到场后，只是不让他们互相争吵和发生过激行为，但解决不了房屋占地问题。之后，警察联系了村委会，郭付来了也解决不了，就给西坪镇司法所所长赵树立打电话，赵树立答应次日下午来解决这件事情。

郭付向记者证实，他当时确实联系了赵树立。‌‌‌‌“我给赵树立打电话，他说在外地，过一两天就过去，结果中午就出事了。‌‌‌‌”

‌‌‌‌“我听父亲说联系好了，赵树立明天就来处理。‌‌‌‌”在父母被杀四年后，大儿子张现回忆起那个毫无预兆的中午时这样说，‌‌‌‌“他（张天印）当时挺高兴。‌‌‌‌”

赵树立向记者表示，村干部曾就这起纠纷给他打过电话，‌‌‌‌“我说小矛盾你们村里边先调解，村里边调解不了再说‌‌‌‌”。

赵树立认识张天印。据他介绍，村里但凡有点啥事，张天印就喜欢去法院‌‌‌‌“告状‌‌‌‌”，‌‌‌‌“法院的人看见他挺烦，有一次把我叫过去，把张天印接回来‌‌‌‌”。

‌‌‌‌“气不过‌‌‌‌”的中午

上午并没有出现在双方冲突现场的张平，为何中午要去杀张天印？在唐家堡村，流传颇广的一种说法是：张平那天中午回家后喝了酒，受到妻子撺掇‌‌‌‌“起了火‌‌‌‌”。

张平妻子否认这一说法。据她案发后对警方所作证言，2019年9月24日中午，她回家时张平还没回来，她做完饭就出去找一位王姓村民，对于中午张平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不清楚。

然而，据张平本人的供述，妻子当时知道他要去找张天印，还劝他不要去。

张平儿子张玉权的证言也表明，张平出门时张平妻子在家。张玉权对警方说，那天上午他‌‌‌‌“出大车‌‌‌‌”后，11点左右回的家，在院子里碰到张平。‌‌‌‌“我爸让我睡觉去，说是家里事情不用我帮忙。‌‌‌‌”

张玉权躺下还没睡着，就听到父亲给张天印打电话，接着听到家人为砌墙的事‌‌‌‌“吵起来了‌‌‌‌”。他起床出了院子，‌‌‌‌“看到我爸、我妈、我爷爷奶奶、我媳妇都在院子里呢，当时我妈的意思是等明天司法局来处理，我爸的意思是今天包工队要完工，今天就得把墙砌起来。说话中间，我父亲就要去找张天印……‌‌‌‌”

而根据张德成妻子的证词，张平那天中午是‌‌‌‌“气不过‌‌‌‌”，才去找张天印‌‌‌‌“理论‌‌‌‌”。‌‌‌‌“张平出门时拿了把菜刀，我们给夺了出来，啥也没拿出的门。‌‌‌‌”她对办案人员说。

实际上，根据张平的供述，他是拿着一把杀羊用的单刃刀出的门，但家人并不知道他拿刀。

2023年11月23日，面对记者，张平妻子再次表示，对于张平那天中午上门杀人一事，她‌‌‌‌“啥也不知道‌‌‌‌”。

据张平供述，他走到张天印门口，推开栅栏门，直接进了屋。张天印当时正在炕上睡觉，他走到跟前，把张天印叫醒。

张平问张天印：‌‌‌‌“三叔，能垒不能垒？‌‌‌‌”

张天印说：‌‌‌‌“不行。‌‌‌‌”

张平随后从腰间抽出刀，朝张天印的肚子捅了四五下。随后，张平又朝过来拉他的张天印妻子捅了四五刀。

张平后来向警方表示，他当时想：张天印如果让他垒墙就没事了，‌‌‌‌“不让垒墙，我就往死（里）捅他和他媳妇‌‌‌‌”。

杀完人后，张平走出张天印的院子，正好碰到跟过来的儿子张玉权。张玉权是在张德成嘱咐下跟过来的，他出门时离父亲有500米的距离，等他走到张天印家门口时，张平已经出来了。张玉权看到父亲手上拿着刀，刀上还有血，就打了120和110。

张平见到儿子时说：‌‌‌‌“爸爸不顶了（不行了），一人扎了五刀。‌‌‌‌”随后，他扔了刀，与儿子一起回到家，坐等警察上门将其带走。

案发时，李国军也在张天印屋里，目睹了张平杀死张天印的情景。他向警方作证说，张平捅张天印时，自己没敢拦，跑出去喊人了，回来后发现姑姑也被张平杀了。

张平妻子告诉记者，张平回来后，说把三叔、三婶（指张天印夫妇）捅了，‌‌‌‌“完了还说了句：你哭去吧！‌‌‌‌”

‌‌‌‌“见过大世面的人‌‌‌‌”

张天印夫妇被杀时，三儿子张科出去卖黄花菜了。按张天印家人说法，张科其实并没有参与两家的占地纠纷。

不过，案发之后，张科却成为三兄弟中为父母‌‌‌‌“讨说法‌‌‌‌”的主心骨。有村民说，三兄弟当中，张科与父母最亲近，母亲知道张科喜欢吃糕，经常做了糕喊张科过去吃。

张科是当地有名的‌‌‌‌“黄花大户‌‌‌‌”，出事前，他种有三十多亩的黄花菜，收入可观，是村里的‌‌‌‌“上等户‌‌‌‌”。

因为种黄花菜，张科与时任大同县（云州区前身）县委书记王凤瑞还有一段渊源：2012年，张科在地里劳作时，巧遇以客商身份来唐家堡村调研的王凤瑞，张科不知其身份，与之聊得‌‌‌‌“起劲‌‌‌‌”。过了不久，张科在地里劳动时，上面来了一帮人，为首的正是那天的客商，他悄悄打听得知是县委书记。王凤瑞也认出了他，主动过来握手，还说要拜他为师，学种黄花。

当时，王凤瑞上任不久，正打算把黄花菜作为主导产业在全县推广，唐家堡村则成为带动产业的典型村。张科也因为种黄花菜发家致富，此前，他种地收入低，连孩子交学费都靠借，张科妻子曾闹腾着回娘家宁夏发展。

张科家人说，那几年王凤瑞来村里调研，张科每次都‌‌‌‌“接待‌‌‌‌”。

张科靠种黄花菜发家致富以及他与县委书记之间的故事，后来刊登在2018年7月的山西《生活晨报》上，报道的标题是《张科是如何忘忧的》。文中引用张科的话称，王凤瑞每年来村里十几次，‌‌‌‌“村里人老老少少都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常留给我们的一句话是：你们遇到困难给我打电话‌‌‌‌”。

在父母被杀前三个多月，张科还接受《山西日报》采访，对云州区通过修路助力乡村振兴作出肯定。

与张科一样，唐家堡村时任村支书张顺宝也是当地重点宣传的‌‌‌‌“黄花大户‌‌‌‌”，种植规模比张科大得多，被媒体报道为‌‌‌‌“全区规模种植黄花的第一人‌‌‌‌”。

按大哥张现的说法，张科虽然与县委书记‌‌‌‌“关系好‌‌‌‌”，但与村里和镇上的干部关系都不好。

张科杀人后，张现儿子张鹏委认为并不奇怪。‌‌‌‌“人和人不一样，像我爸，穷日子过惯了也无所谓。他（张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父母被杀后）突然一下连门都不敢出了，心理压力太大。‌‌‌‌”

亲手缝合父母伤口

父母遇害彻底改变了张科。

根据相关规定，案发后，张天印夫妇的遗体由公安机关解剖。张科妻子告诉记者，当时家人中，只有张科目睹了父母被解剖的场景。

解剖完后，张天印夫妇的遗体又拉回村里。‌‌‌‌“回来后，（张科）让我们给父母买衣服、买棺材，然后（他）连夜——父母身上不是有血嘛——给擦干净。（看到）伤口是张开的，他一针一针地给父母缝合伤口。‌‌‌‌”张科妻子对记者说。

按她的说法，在给父母缝伤口时，张科没有流泪，但手一直在颤抖。而做完这些事后，他整个人已经‌‌‌‌“接近疯了‌‌‌‌”。

堂弟张启也说，自那之后，张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接连几天心神不定，经常念叨：像杀羊一样把人杀掉了……

据一位公安系统法医出身的人士介绍，公安机关解剖尸体时，需要通知家属到场，到场后，家属可以看，也可以不看。至于解剖后是否对伤口进行缝合处理，则无相关规定。有的法医出于尊重死者和方便家属的考虑，会处理一下，不处理也不为过。

对于父母的遗体，张科三兄弟决定：在事情解决之前，先不下葬。为此，他们花了四万多元，在张天印院里盖了一个冷库，将父母入殓后放在冷库里保存。

张鹏委说，这样做就是想让村里出面解决，结果还是没能解决。在他看来，这也是张科后来行凶的原因，‌‌‌‌“如果当时解决完了，棺材入土，（张科）也不可能再行凶‌‌‌‌”。

张启告诉记者，盖冷库之后，张科天天去给父母烧纸、上香，一天去三次，三餐都在那里吃，‌‌‌‌“自己吃什么，给父母供什么‌‌‌‌”。

张现则说，由于担心父母的遗体‌‌‌‌“冻不好‌‌‌‌”，张科经常打开棺材看，此外还经常去父母遇害的房间，那里遗留的血迹至今还在。

张科杀人之后，张现后悔不该让弟弟天天去父母家。

三兄弟当时的一项重要诉求，是想让法院尽快判张平死刑。

案发之后，张天印家人曾听到传闻：张平生父（张平系张德成抱养）那边有人，可以保住张平的命。而张平杀人案迟迟没开庭，也加剧了他们这一担心。

张平的辩护律师张怀生向记者表示，虽然张平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理，但由于杀了两个人，且手段残忍，保命几无可能。但法院审案有程序，对于死刑更是慎重，不可能那么快就判。

张平杀人后，家人没有为其请律师。当地司法机关依法为其安排张怀生提供法律援助，免费为张平辩护。

张平家人没有对张天印家人进行赔偿，也未登门道歉。张平妻子告诉记者，案发后不久，她曾给张科打电话道歉，张科当时态度很好，说并不是冲着她。

她还说，过完年，在律师建议下，她曾去张科家为张平求谅解书。张科没让她进屋，说就是给一百万，也不给出谅解书。

在一位唐家堡村村民看来，张平妻子行动太晚了，‌‌‌‌“都几个月了才去求情，能求下来？‌‌‌‌”

‌‌‌‌“活得像老鼠一样‌‌‌‌”

据《悲剧的由来》一文所述，2019年9月下旬，张科曾将反映有关干部不作为的材料和相关证据递交给了西坪镇时任党委书记，结果‌‌‌‌“等了二十多天没有回复‌‌‌‌”。当年10月下旬，张科又向云州区纪委递交材料。一周后，区纪委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张科，材料不予接收。

随后发生新冠疫情，云州区各部门直到2020年4月才陆续恢复办公，张科又将材料递交给区信访局，也没有得到回复。

据张鹏委介绍，张天印夫妇被杀之后，张平家人外出躲了几天，‌‌‌‌“后来发现没什么事，就回来了。老头、老太（指张德成夫妇）还经常出来健身，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

在反映问题无果的同时，张科与妻子的关系也出了问题。张科妻子告诉记者，父母出事之后，张科经常在家里发脾气。她想让张科想开一些，曾劝他说：‌‌‌‌“老大、老二都不怎么管，你是老三，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但张科不听。

村里有传言称，在第二起案件发生之前，张科与妻子吵架，把妻子‌‌‌‌“骂跑了‌‌‌‌”。

张科妻子向记者确认，张科杀人那天她确实不在家。不过，她表示临走前两人没有吵架，她是给在外地上班的儿媳妇过生日去了，因故在那边多待了几天。

事发时，张科的两个哥哥也不在家。张现当时在外县打工，事发前已经至少一个月没跟三弟联系。张科杀人后，张现觉得遗憾，认为如果自己不出去打工，在家多开导弟弟，或许可以避免。

张鹏委告诉记者，爷爷奶奶遇害之后，自己一度想找媒体曝光，把事情‌‌‌‌“闹大‌‌‌‌”，还发了微博。在他看来，事情如果真的‌‌‌‌“闹大‌‌‌‌”，可能就不会有后面那起案子。

然而张科不同意‌‌‌‌“闹大‌‌‌‌”。按张鹏委的说法，张科想‌‌‌‌“走和平路线‌‌‌‌”——他一边找律师，一边往上交材料，走信访流程。

在张科一位堂兄看来，从两家因宅基地发生纠纷开始，从小矛盾到大矛盾，‌‌‌‌“步步都没解决好‌‌‌‌”——‌‌‌‌“我们去县里面问，就是让等着，这种杀人案，哪个能等住？‌‌‌‌”

‌‌‌‌“最后没弄出结果，他不光在村里没脸，对亲戚朋友都没法交待。‌‌‌‌”张鹏委告诉记者，因为觉得没脸见人，张科一个冬天都在家里窝着，连过年都很少出门。

‌‌‌‌“他没退路了。‌‌‌‌”张鹏委后来分析整个事件，‌‌‌‌“我三叔（张科）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结果因为这事，活得像老鼠一样‌‌‌‌”。

‌‌‌‌“张科杀人是没想到‌‌‌‌”

2020年4月25日上午11时左右，父母被杀7个月后，张科持刀杀死了张平的儿子和父母。有村民说，张科是‌‌‌‌“等不及了‌‌‌‌”。

张科家人事前没有发现任何征兆。《悲剧的由来》一文中提到，事发前一天张科还与家人通过电话，吩咐买一箱老年奶粉。

按张平妻子的说法，张平作案后，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儿子张玉权一家在外面租房住。出事那天，她特意把张玉权叫回家。

当时接连下了几天雨，张平妻子种的几亩黄花菜地里长满了草，她想让儿子和她一起去打除草剂。她本来想让儿媳妇和孙女一起回来，但两人有事没回。

‌‌‌‌“儿子回来饭也没吃，我们两人就开着三轮车去打药了。‌‌‌‌”张平妻子向记者回忆。

两人正在地里干活，张平妻子看到有人骑摩托过来。她眼神不好，只隐隐约约看着像是张科。

按她的说法，儿子在自己东边，张科从东边过来，越过儿子，向她扎了一刀。她看到是张科后，让儿子快跑，随后看到张科与儿子扭打在一起。

被张科压在下面的张玉权喊：‌‌‌‌“三叔叔，不要，三叔叔，不要。‌‌‌‌”这是张平妻子听到儿子生前发出的最后声音。

后经法医检查，张科共捅刺张玉权四十余刀。

张平妻子说，当时她拿出手机想报警，一抬头，看到张科朝她跑过来，她赶紧往村里跑。她在小路上跑，张科骑摩托车在大路上追。进村后，她想躲进第一户人家，没开门，又跑到第二家，进去后从里面挂上锁，藏到厕所里，‌‌‌‌“气也不敢出‌‌‌‌”。张科最终没找到她。她听到摩托车在外面转了两三遭，渐渐没有了动静。

后来她才知道，张科骑摩托车追她时，一时没打着火。等发动起来时，她已经跑出去一段路了。

根据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张科死刑执行布告，追杀张平妻子未果之后，张科来到张平父母家，持刀分别捅刺两人三十余刀和二十余刀，致二人当场死亡。

张平妻子说，被扎的时候，她没感觉痛，到了公安局后，女儿看见她肩膀上的血印，她才知道受了伤。去医院缝合伤口后，她接到电话，说她公公婆婆也被杀了。

第二天，大同市公安局云州区分局通报了张科杀人案，称犯罪嫌疑人张某因邻里纠纷，用单刃刀将三名被害人杀死。‌‌‌‌“案发后，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多警种合成研判、协同作战、高效联动，快速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案件成功告破。‌‌‌‌”

不过，按张科家人以及唐家堡多名村民的说法，和张平一样，张科杀人后也没有跑，还主动给警察打电话报案。张鹏委说，他母亲亲眼看到张科被警察带走，当时张科‌‌‌‌“骨瘦如柴‌‌‌‌”。

因为是当地重点宣传的‌‌‌‌“黄花大户‌‌‌‌”之一，云州区一位官员认识张科，得知张科杀人后，他大吃一惊。‌‌‌‌“张平（杀人）是没遇到，张科（杀人）是没想到。‌‌‌‌”这位官员说。

‌‌‌‌“快审快结‌‌‌‌”

张科杀人案在当地引发震动。不过，和张平杀人案一样，张科杀人案当时也没有媒体报道。事实上，一直到2023年10月张科被执行死刑，才首次有媒体报道此事。

张科报复杀人后，张顺宝不再担任唐家堡村支书。不过，他向记者表示，自己并非被免职。

没有被追究责任的赵树立现仍在职。他向记者介绍，两起杀人案发生后，山西省有关部门曾找其谈话。‌‌‌‌“我说你们看（两家的宅基地纠纷）是不是疑难复杂问题，如果你们定了疑难复杂，我就有责任；如果你们定不了疑难复杂，那就和我没关系。‌‌‌‌”

在赵树立看来，作为镇司法所负责人，其职责是解决‌‌‌‌“重大、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而张德成与张天印两家因不到半米宅基地发生的矛盾纠纷，肯定不算‌‌‌‌“重大、疑难、复杂‌‌‌‌”。

对于两家人由寻常纠纷未及时化解而演变成的悲剧，赵树立并不觉得遗憾。‌‌‌‌“遗憾的事情太多了，‌‌‌‌”他说，‌‌‌‌“也不能说调解工作有多重要，因为有些人激情杀人，就算你在旁边，也还是要杀人的。‌‌‌‌”

赵树立从1997年开始在西坪镇司法所上班，作为一名资深人民调解员，他表示自己‌‌‌‌“凭着一腔热血‌‌‌‌”做这份工作，在被问及有没有从张平、张科杀人案中总结出什么时，他说‌‌‌‌“用不着总结‌‌‌‌”——‌‌‌‌“要总结也是上面说的那样：加强法律宣传和普法教育……‌‌‌‌”

案发之后，张平、张科的家人均已不在唐家堡村居住。张平盖的新房卖给了村委会，那面引发命案的院墙很快被拆除。2023年，张天印二儿子、张科二哥张建在祖宅那块地皮上盖起了新房，他告诉记者，自己把房子盖起来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让父母的努力不白费。

2020年5月20日，张科报复杀人近一个月后，大同中院开庭审理张平故意杀人案。8天后，张平一审被判处死刑。他没有提起上诉，一年多后，2021年8月13日，大同中院对张平执行枪决。

张科同样于2020年一审被判死刑，他提起了上诉，二审维持原判。2023年10月20日，大同中院对张科执行枪决。

记者注意到，作为‌‌‌‌“依法快审快结‌‌‌‌”的典型案例，张平、张科杀人案被写入大同中院2020年度工作报告。

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张平和张科均会见了家人。张平妻子告诉记者，她与丈夫见面时没说儿子和公婆被张科杀了，张平至死也不知道，还说让儿子第二天去见他。

张现则告诉记者，见最后一面时，张科让他帮忙照顾孩子，其最不放心的是还没成家的小儿子。会见时间很短，张科大部分时间都在抹眼泪，‌‌‌‌“他肯定后悔了‌‌‌‌”。

张科作案后不久，两家被杀的5人分别下葬。由于属非正常死亡，按当地风俗，他们均没有埋入祖坟。

而张平和张科被执行死刑后，前者与父母、儿子埋在了一起，后者则在村外找了片树林悄悄埋了。

家人解释，这是张科的遗愿。他不想在自己死后，有人指着父母的坟说：这里埋着一个杀人犯。

这不是一个寒门逆袭失败的故事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让我非常难受，一个美国留学生枪杀了自己的导师，准备写一篇。

看了下那个小伙的经历，不知道为啥，可能是太过典型的小镇做题家，竟然有种 “熟悉的陌生人” 的感觉。

他叫齐太磊，1990 年生于河南，高考地狱，第一次高考 603 分，报考天津大学没被录取，复读了一年，这次 624 考入了武汉大学的物理系。

多说几句这个物理系。很多东西在圈里和圈外看差距极大，比如生化环材等天坑专业，比如物理数学等纯理论科学。

在外人看来，这些专业都比较高大上，但是就业一直不太好，如果你提几句普通人不要随便报考，就有人在那里扯什么 “大家都不去做，国家怎么办”。

其实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国家的事，真不需要绝大部分普通人去关心，前端科技是标准智力密集型产业，需要顶级大脑，不存在什么 “人多力量大”，几个顶级天才顶的上无数个普通大脑，有几个顶级聪明人去搞就行了，其他人管好自己别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别扯什么 “天才需要人数基座”，都过了高考了，是不是天才你心里没点数？

所以说吧，普通人一定要思考清楚自己到底要干嘛，如果要去搞科研，一定问问自己是不是那块料，能不能坐得住冷板凳。对于那些急需要大学毕业后赚钱补贴家用的，就得更加谨慎。

物理数学什么的，也一样，很多人有个错觉，觉得学了这些专业，将来改啥专业都可以，这种想法也比较奇葩，你如果本来就没想读这个，为啥要去呢？就是因为这俩专业高大上能满足一下你装逼的冲动？

而且很多人高中数学物理学的不错，以为到了大学也不错，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些纯理科是需要天赋的，尤其想将来做这一行。更有离谱的，父母啥也不懂，说是孩子心算特别厉害，应该去读数学系，拜托，你那是算数，不是数学，根本两码事，应该去做账房，不过现实里很多糊涂蛋的决策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更有甚者，很多没啥文化的家长决策依据是那个专业名是不是高大上，很多人选了核物理，航天等专业，不是说他们深入了解觉得这些专业很适合孩子，而是觉得这些专业太酷了。

咱们不是说这些专业不好，非常好，而是说这些专业周期太长，毕业之后收入没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也是长期冷板凳。普通家庭的孩子读这个将来非常麻烦，这些年目睹了太多人毕业多年后改行，航天院也有句话，“来生投胎江浙沪，那时再做航天人”。

我知道有些人又想杠啥，还是那句话，家底足，你可以随便折腾。家底差，全家人指望你这根独苗，赚钱应该是你最先考虑的事，然后再考虑别的。航天院有大佬早年换岗后发了财，一直在给航天事业捐款。

天赋正常的人在普通本科的物理数学专业可以混，毕业去做个中学老师什么的。稍微好一些的 985 里神仙满天飞，你不行就是不行，没点天赋真的会垫底挂科，信心也受到巨大打击。到了大二，绝大部分天坑专业和数学物理专业的学生，可能就需要考虑再搞个别的专业为将来就业做准备。

这些年物理数学毕业的，基本上会分成这么几拨：

最优秀最有天赋的出国，读个海外名校，注意是名校，绝大部分水货不读也罢，毕业之后进大学。很多人有个误会，觉得这个时候回国内大学应该很容易吧，恰好相反，这些年回国搞个好岗位非常难，国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点满，没那么多位置可以让你去，想去名校经常需要 “三清团＋藤校经历” 的配置。而且去了也不一定能有铁饭碗，在搞那个 “非升即走”，有点像咱们私企的 KPI 考核，年末看你绩效达成了没，没达成就滚蛋。

现在大家懂了新闻里有好多名校博士去江浙沪富裕地区的街道办了吧，大学教职高大上，但是不一定能去得上，去了也不一定能留下，留下也得过些年没啥资源的苦日子。街道办公务员尽管听着不那么上档次，可是属于 “稳稳的小确幸”，收入高（江浙沪的经常能达到内地两三倍收入），工作稳（铁饭碗），博士们去那些岗位太正常了。

还剩下一拨，没啥天赋的但一直读下去的，读完博士可能会去当老师，去差一些的专科或者好一些的中学，搞个教师编，或者去考公务员。

其他的转专业。

这次这个小伙伴很显然意识到了问题，发现本专业不太好就业，有点纠结，大学辅修了经济管理。

这又是一个信息差，除非你家有公司让你管，否则就没有哪个公司说缺个领导，回去招聘网站高薪招聘大学管理专业毕业生来自己公司做高管，现实里的公司管理和学校教的完全两码事，毕竟编教材和教书的那些人又没真干过管理岗。

现在大公司一般都是 “猛将起于卒伍，宰相发于州郡”，自己的干部自己培养，从技术团队里往上提，而且搞梯队，发现你不行立刻让你手底下的人把你顶替了，高管很多是财务出身，根本不招聘。小公司更简单，做管理的一般是掌门自己家里的亲戚。

随后这个小伙伴本科读了五年，因为修双学历，第四年拿下了经管学位，第五年拿下了物理本科学位。毕业后没读硕博，直接去了一个材料研究所，这又是个天坑。物理和材料确实有一些关联，不过材料行业想做出来成就，一般得是博士，他本科就去了，说实话有点难。

在那个材料研究所干了两年，估计是看出来没啥意思，于是又去了南方某科技大学做科研助理，这个大学说实话我之前没听说过，查了下，既不是 211 也不是 985，又是个科研民工的职位，收入非常低，好处是可以利用学校资源发点论文。

在这个岗位上做了近两年，相当于说本科毕业四年后，可能是意识到以自己的学历在材料这个行业根本没法混出头，于是开始考虑提升下学历。于是在 2019 年申请去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攻读硕士，两年后也就是 2021 年拿到了材料学硕士。

然后在 22 年 1 月申请了北卡的博士，这个时候已经 32 了，我们知道，一般正常的博一是 24 到 25 岁，他比其他同学大了七八岁，而且他这个年龄等读完博都 37 往上了。

我不知道他这个时候心态是怎么样的，反正设身处地思考下，压力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自己的家境并不是特别好。一个三十来岁家境不好的人，还在读博，读完都快四十了。而且通过我们上文铺垫，大家也应该看出来了，如今的博士已经是严重过剩，除了少数顶级天才，其他人几乎不存在你读完就能一步升天，肉眼可见不会有收入的大幅提升。

说一下这个读博，读博和读硕完全是两码事，读博是很难很难的，尤其硬科学领域，完全有可能你读了四年，最后发现你搞得东西方向都错了，那就得重新选题，这还不考虑导师打压的情况。当然了，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那个 SCI 论文，真能要了很多人的命。

而且还有个麻烦事，就是你弄的那玩意，到底能不能行，谁也不知道，你导师自己都不太清楚，只能是给你个方向上的指导。所以有些博士读个七八年，最后把头发都读白了，每年都有跳楼的新闻，大家有兴趣去搜一下。

我当初的同学很多读博去了，我要不是找到了工资很高的工作，估计也把博士读完了。有那么两三年，跟那伙人吃饭简直就是诉苦大会，比我在大厂 996 惨的多，毕竟我就算被公司赶出来，也不存在之前经历清零的情况，他们却天天担心一夜清零的事，都表示早知道这么难就不读了。

你可能问，是不是读完了会好很多？也没有，因为行业是跟风口相关的，出来太晚可能岗位没了，就得去三本教书了。去研究所的收入和人际关系也让人崩溃。

齐太磊的推文我过了一下，感觉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可能是有一些做科研的天赋的，但是不高。更关键的是，人年龄一大，心就开始不在状态了，齐太磊就完全不在状态，至少没法全身心投入。

这也正常，我之前接触过三十来岁去读博的。也就是毕业多年后混的一塌糊涂，觉得自己唯一擅长的事就是读书，想回去读书增加一下学历提升点议价，可是读了博之后又陷入了更深的内耗。

因为发现自己专业在自己毕业后这几年变化非常大，博士招的特别多，博士生毕业后发展路线非常非常的窄，一般只能去高校，问题是高校这些年非常难留校，博士太多竞争太激烈岗位有太少。如果想去私营部门，年龄又有点太大，事实上不管去哪年龄都有点大。多说一句，绝大部分公司是没有研发部门的，他们不会为高学历人才开高价，甚至因为年龄问题，都不会招聘。

大家知道张益唐吧，这些年华人里最耀眼的数学天才应该就是他和陶哲轩，张益唐因为博士论文和导师起了冲突，论文被压了七年才通过。由于年龄太大而且没有推荐信，一直找不到工作，在美国刷了几年盘子。

于是大龄博士每天看着小自己好多的 “同学” 认真做科研，觉得他们真幸福，年纪轻轻可以心无旁骛，自己真倒霉，越想越觉得这个博士到底有没有必要，花四五年在这上边到底值不值。他现在博士也没读完，前段时间见面喝酒，他说他高考后就一直走下坡路，几乎做的所有决策都是错的，唯一正确的事，就是没结婚。

感觉齐太磊这个阶段肯定是压力爆棚的，而且弄不好有种 “厌世感”。这不是瞎说，大家去问问那些理工科博士，他们是不是都有个灰暗阶段，觉得如果有个按钮按下去这个世界会毁灭，他们会 996 地不停摁下去？

而且读博还有个问题就是导师。

如果你或者你孩子读博，碰到一个导师跟高中老师似的那样对你或者你孩子，那你应该去庙里烧高香。

90% 的导师不是坏，他们跟博士的关系更类似你领导跟你的关系，处在那个位置上，屁股决定脑袋，在乎产出在乎自己的利益，对下边的人就会特别苛刻，让你每天非常痛苦。想象你领导啥样，你就知道博导们啥样。

还有一部分就是单纯能力差，学术能力差，处理手底下这几个人的关系也差，偏袒严重，还有说话难听，这些都会导致博士们本来就脆弱的内心走向崩溃。

这个案例当中，咱们没法知道导师到底咋样，但是 100% 的，这个哥们觉得导师对他很不好，情绪崩溃下开枪把导师给杀了。

其实美国的读博体系一般来讲走不到这一步，因为他们那边读博就跟上班似的，你如果觉得导师是个沙雕，可以换一个，而且一般都会成功。只能说，齐太磊最大的麻烦就在于年龄，他耽误不起了，产生一种幻灭感，可能觉得反正自己这辈子也完了，不然干不出杀人这种万劫不复的操作。

尾声：

前段时间也聊了，这些年对社会冲击最大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学历的不断贬值。

以前的高速发展叠加人才的供不应求，导致了大家观念里觉得教育是最关键的翻身因素，肯定是教育层次越高，将来出路越好。这么想倒也没啥问题，可是期望太高就有问题了。

对博士什么的，有些人期待实在是太高，以至于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衡。读了才发现自己原来不适合，可是时间已经花了，中途退出又太丢人，进退失据。

未来的趋势也很明显，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读博的成本绝对高过收益。

这个并不是中国的问题，国外也一样，比如美国那边。大家记得之前跟周立波杠的那个斯坦福博士吧，他自己说自己在大学一年收入 20 万人民币，纽约还有不少博士在开出租车，因为社会上并没有太多的岗位容纳研究型人才。同理硕士也一样，这些年贬值的超厉害，只是大家使劲卷，很多并不需要硕士的岗位也要求硕士。

太多人直到读了博士之后，才意识到原来前景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于是陷入了深深的内耗。此外很多人还有个严重错觉，简直错的没谱了，以为科研就是静下心来只做科研就行了，其实根本不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是类官僚的层级体系，那里边的人情世故拉帮结派比咱们绝大部分人的环境复杂的多的多。

本文不知道为啥，感觉写成了一篇博士劝退，有点纠结发不发，不过发出来也没事，绝大部分申请博士的人都硕士了，成年人应该知道自己在干啥再下决定。

网上很多人在渲染寒门逆袭失败的事，我倒觉得不至于，他的家庭出身确实影响了很多决策，比如 2010 年上大学，当时国内互联网和量化金融那么好，学个编程人生就会大不一样。

不过也谈不上代表性，毕竟这类极端案例依旧太少。而且他已经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只是可能改变的程度没预期那么大。

总之，保持好心态吧，放到长期看，绝大部分趟不过去的事，可能都不是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