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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就是把好好的鞋从鞋盒里拿出来用包装袋装起来

在义乌,我干的最后一份日结工是包发夹,一包7毛钱,比包棉花(5分钱)划算,但包发夹把我手包肿了,我开始琢磨找一份新的工作。在义乌,我在不同场合见过拿着支架对着手机滔滔不绝的人。直播电商卷过这座城市,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留下招主播的启事,就连烧饼摊上也没有错过。如果说厂区里的计件工代表着‌‌“旧义乌‌‌”的底色和韧性,那么直播电商就回荡着‌‌“新义乌‌‌”的喧嚣之声。再粗心的人都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变化,比如四年前冒出来的北下朱直播电商小镇。

于是,我在中年男人那里留下求职信息,他言之凿凿,但当然没有人打来电话给我工作。

我在主流的招聘软件上搜索主播,就薪资而言,工资在5000-20000之间。我任意点开一条,岗位要求是吃苦耐劳,学历不限,经验不限。更寡言的招聘者只留下‌‌“直播带货,有老人带,想要高薪的来挑战下‌‌”。我随机发了几个沟通邀请,附上了两张我最体面的照片。收到的第一个回复是,‌‌“你身高体重多少‌‌”。回过去自己的信息后,招聘者遗憾地表示,他们对主播的要求是100斤以下。我点进招聘信息发现,这个岗位招的是穿版主播,就是在直播间里展示服饰穿戴效果的人,招聘要求里有明确的体重要求,80-100斤之内。按照要求只有微胖服饰可以接纳我,他们写着‌‌“体重在100-140,身高165cm以上‌‌”,长得矮也不行。

好不容易,有位粗心的招聘者答应让我去面试。这家招主播的公司位于义乌市郊的苏溪镇,以制衣闻名,直播间就设立在服装工厂的生产车间里。

招聘者让我试穿他们最小码的样衣。我问他,为什么要求主播的体重在100斤以下,消费者不是个个都苗条。他拿出手机给我展示模特图,‌‌“我们想要这个效果。‌‌”图片上的女孩把运动风的套装穿得松松垮垮,我猜她不会超过90斤。另一种女孩把紧身套装穿得凹凸有致,没有一丝赘肉。没错,在购物时,模特的穿着效果是我的主要参考标准,但不代表人人能像严格身材管理的模特一样穿得合适,我不想跟招聘者讨论‌‌“身材羞耻‌‌”的话题,因为他主动告诉我退货率是60%。我想这说明了一些问题。不出意外,我穿不下S码的衣服。

放弃穿版主播的岗位后,我在一家卖拖鞋的公司接受培训。第一天,老板张总带我到直播间,一位女主播正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介绍拖鞋,她的激情就像有一万个人在翘首以待,实际上只有镜子背后的我,和直播间里200个在线观众。张总向我介绍,镜子是他研究出的辅助工具,主播可以看到自己的状态,还不容易在来回看摄像头时让观众觉得主播在翻白眼。

这是一个24小时直播的账号,业内叫‌‌“日不落直播‌‌”。卖得最好的单品是定价9.9元的棉拖鞋,我看到前一天的成交总额是20万左右,结合实时在线人数,平均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下单,而综合7天的退货率不足10%。张总自豪地说,夏天洞洞凉拖一天最多能卖100万。我不明白怎么有那么多人买拖鞋,我的凉拖穿了5年都没坏。张总的解释里有着小商人的直觉和消费者的质朴,‌‌“你不可能带一双拖鞋去打工吧。‌‌”

干呕的主播

张总绝不会告诉我关于成本的秘密,他只说:‌‌“市场是畸形的。‌‌”安徽人张总在3年前来到义乌开始做直播电商,那一年直播电商的商品交易总额突破万亿元,他是赶上风口的一批人。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是从身负50万元债务开始,自己做主播卖出了第一个爆款,做成一个百万粉丝的账号,之后就一路顺风顺水,扩张规模,招募团队直到现在。他坦率地说,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做过销售,开过网店,吃了很多苦……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桌上的保时捷车钥匙说明了一切。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主播们的休息室里背话术。即便我常常走神,也不难发现所谓‌‌“直播话术‌‌”就是不断地说谎。‌‌“今天最后一波福利价格,两分钟后截单了‌‌”——每2分钟重复一次。‌‌“三层加厚的羊羔绒‌‌”——人造纤维,和羊没有任何关系。‌‌“4.0版本的实心橡胶大软底,三五年不断跟不断底‌‌”——被展示的样品鞋底已经开裂,4.0版本的说法用以替换掉之前‌‌“真正的4cm鞋底‌‌”,因为出于成本考虑,已经做不起厚底。办公室里堆成山的退货是证据。

直播间的背面是不同版本的拖鞋,张总早期卖过鞋底最厚的版本,现在卖的是薄的

主播们教给我的话术只有两页纸,3分半钟的内容,但购物车里有数十款产品。主播们告诉我,义乌的直播都只卖单品和爆款。所以,虽然有玲琅满目的拖鞋,但她们只喋喋不休地来回介绍1号和2号链接。这和动辄介绍几百个产品直播间的盈利模式不同,不依赖主播影响力,不用花高昂的费用购买流量,而是利用24小时的直播时长抢占平台免费流量。张总曾告诉我,流量好的时候(自然流),放只狗在直播间都有人买。说到底,我们主播的存在就是比AI稍好一些的工具人。更关键的是,单品的进货成本低,也无需依赖固定的工厂,只要单量足够大,就会有工厂找上门,况且品控要求不高。单品模式是一种草根生意,和义乌的很多生意人一样,不需要你是一个厂二代和富二代就能开始。

这间公司有12位女主播,虽然职位描述中不曾写到只招女性,但主播多是女性。张总告诉我,直播电商的消费者主要是女性,女主播更懂消费者心理,就像传统零售业的女售货员。但他没有提到,在女主播为主的行业,李佳琦这样的男性才是其中翘楚。我们这个公司的基层女主播,有小学语文老师、短视频演员、电商客服、娱乐主播、护理专业的毕业生,被三年前一阵无形的大风卷到了这里。

主播们休息的时候常把婚恋当作闲聊话题,如果你不主动说起,她们绝口不提过去,每份工作都如此短暂,人们不在工作中交朋友。一个女主播说自己最近掉头发厉害,另一主播随口问她原因,她就把自己即将结婚的烦恼倒豆子一样说出来。她的父母在年初给她找了一个同乡相亲,对方在见面两小时后就问她要不要订婚。她连对方的样子都记不住,但对方说,相处不合适可以退婚,所以还是勉强订婚。她不确定要不要嫁给这个人,但她已经29岁,在长辈的催促下,他们一个月后就会结婚。我问她结婚对象是怎样的人。她显得十分不满意,个子比她高一点,但是个大胖子,家里条件还没有她家好,但对她言听计从。我说,那为什么要嫁给他。她像是没有听见,她说,她发誓结婚5年内绝不要孩子,‌‌“生个孩子两三年没有办法工作,到时候哪还找得到工作。‌‌”她很勤奋,上一份主播工作的时长不多,她还找了一份夜班主播的兼职干。她希望在自己能赚钱的时候多干点,‌‌“谁知道主播能干几年‌‌”。过了几天,我又碰到她。她说自己刚打了除皱针,兴高采烈地为婚礼做准备,半个月的时间拍婚纱照,找好婚庆,一切都很仓促,因为她想少请几天假,预备过完年就恢复工作。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谈真正重要的话题,他们只需要一些情绪,而不是建议。

有几天,东方甄选的主播董宇辉是热门话题,我顺口问休息室里躺着看手机的主播,职业目标是什么。对方很犹豫地告诉我,人人都想成为董宇辉或者李佳琦,她从前也这么想过,但那需要一些复杂的手段,资本的推动、运气。拖鞋公司的主播都对现在的工作感到满意,她们一天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有2天休息,薪水是一万元的底薪加上提成,按照总成交额的0.1%算,一个月能拿到几千块。就连我,一个新人主播,张总也大方地开出8000元的底薪。这是我在义乌面试过的直播公司里得到的最高待遇。

主播的工作看上去比包棉花轻松多了,可以说,除了当老板,这是义乌最高薪的工作,但我不能假装辛苦的劳动不存在。每个主播的嗓子都是哑的,她们告诉我,‌‌“公鸭嗓‌‌”是主播的职业特征。一位主播在连续说了3个月同样的话术后,在直播时发出了干呕。前不久,她介绍拖鞋时又一次干呕。主播们被要求在两小时内将同一套话术说34遍,每一次重复都像第一次饱含热情地手舞足蹈,我光是看着都累。只有金钱为这份工作缔结了稳固的关系,虽然抱怨,但没人想过辞职。

一周后,张总考核我的时间到了,我表现得很差。虽然我努力去模仿其他主播的语气,但说出来全变样了。张总说,没有人会下单。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在义乌,我听到许多暴富的故事。比如,一位市场的送水工,他每送一桶水只赚2块钱,但他会留意哪家的生意好,后来他发现了医疗配件的商机,发了财。还有一些以负债开头的故事,就像张总,最后都是苦尽甘来,赚了大钱。但只要我问做生意的人,今年过得怎么样,他们就会说,今年生意不好做。好像失意的人都去开滴滴了,我在搭车时遇到了几位负债的司机,其中一位告诉我,他和妻子统统是失信人。他的三家餐饮店在熬过疫情三年之后还是倒闭了,他不仅亏光所有积蓄,还把全部的房产卖掉了。妻子和朋友合伙在拼多多上开店,光是仓库就租了上千平米,挺了两年,债务比他还多。一想到欠了还不清的钱,他就没法睡觉,只有开车后的疲惫能治好失眠。

我在常去的咖啡馆认识了刘哥,他自称‌‌“贷款中介‌‌”,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最了解老板们经营状况的人。刘哥的工作是给小加工厂老板放贷,过程常常是一位急需用钱的小老板找到他,他根据客户的信用向银行递交贷款申请,一个星期后银行给客户放款,他收取佣金。虽然刘哥说自己的职能相当于银行的外包业务员,但没有哪家正规银行有‌‌“中介‌‌”的职位。

放贷的关键在于关系。刘哥和银行的信贷经理建立友谊,他将佣金的大部分献给对方,以获得客源,也就是那些被银行拒绝的客户。大部分小老板不容易获得贷款,他们的经营规模小,流水达不到标准,就算银行降低门槛,也很难在短期内拿到钱。但贷款的老板们往往急需用钱。刘哥解释道:‌‌“如果一个老板接到了大单,他的生产规模达不到,账上也没有钱来买原料,他做不做?他肯定要做,还要借钱做,谁有钱不赚。‌‌”有了关系,一切就好办了,那些资质不够的老板能拿到高于银行信用评级的贷款金额,还能在一周内收到钱。

刘哥每天到咖啡馆报到,他不时举着手机支架到室外录上一段介绍信贷业务的小视频发在朋友圈和抖音,他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聊天,挖掘潜在客源。他告诉我,现在一个月能贷出去100万都算是好的状况。六七年前,他在义乌做P2P网贷业务,手下最多有80人,一个月最多能放出2000万。但两年后,这种贷款形式被取缔,公司原地解散,刘哥作为主管在派出所扣了一天一夜,出来后他就离开了义乌。2021年底,他回到义乌,开始做银行直贷的助贷业务,他发现连愿意贷款的人都不多,贷出去的钱也都是30万、50万。我找出一份高校对义乌的调查报告,上面整理了义乌海关公示的2020年-2023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我告诉刘哥:‌‌“报告上说,三年疫情义乌市场全球性辐射能力的韧性经受住了考验。‌‌”他推开了我的电脑。

我想他的意思是与其看数据,他更相信自己的观察。刘哥说现在越来越难,‌‌“赚不到钱‌‌”,但不肯透露自己的收入,他只告诉我他的手续费是3%。他说,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人们有信心贷款,因为觉得自己能赚回来,但现在的贷款人都是被动的,‌‌“最多的一类客户是做了一两年没有赚到钱,他又不肯放弃。贷款是和未来博弈,让自己今天能活下去,明天才有机会。‌‌”

 

 

一、何谓‌‌“大神‌‌”?

‌‌“大神‌‌”绝非一同质群体,日结工人们又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以90、00后为主力的‌‌“挂逼‌‌”,他们常年混迹于网吧,做一天休三天,饿了就去附近买点吃的,一碗素粉5块钱,一个馒头5毛钱,够管一天。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神‌‌”,网络舆论集中讨论的二代农民工困境、青年人摆烂现象、宁愿流浪不愿进黑厂,也主要针对这部分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依然有希望,只要他们想,他们就能找到一份体面但可能不喜欢的工厂工作,摆脱‌‌“挂逼‌‌”身份走上社会正轨。

第二类,以找活为目的的短期过渡人群,他们平时有长期固定的工作,有些人当厨师,有些人开货车,有些人在老家工地做事,只是受限于就业环境周期性地赋闲在家。他们在家里待不住,又想要找点活干,于是途径各种渠道找到了麻岭,来这边打几天零工再回去做事。他们年轻结构不固定,不过大多已婚生子,再不济也有了交往的女朋友,他们有稳定的未来预期,有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

真正值得注意的第三类人群,是由80后构成的光棍群体、三无人员、负债人群。麻岭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很多人过去犯过事,蹲过局子,十多年后被放出社会,已经成了黑名单成员,只要查身份证的工作他们基本都进不去,于是他们就缩到工地上,或长期驻足于日结基地。

还有一部分人好赌,他们也是最近正火的电信诈骗的主要参与群体,受朋友蛊惑玩起了网络游戏,最开始赚到了几千块的甜头,就开始‌‌“孤注一掷‌‌”,直到负债上十万,心一下子散掉了,安稳的工作既赚不到快钱,人负债后也没有心气踏实过日子了,也就来到了麻岭。

前面这两种人和普通的80后基本都是农村光棍,高额的婚姻成本和中部地区婚姻低地的残酷现实将大批家庭条件不好、赚钱能力一般的农村男性甩出了婚姻列车,他们无儿无女,无压力无负担,也没什么生活动力。中国人是绝对的社会性动物,从来不会为了自己而活。这些光棍没有家庭责任,人一下子就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赚到钱也不知道给谁花,辛苦受罪一生也无法留个后,人的精神气一下子没了,也就半推半就地来到了麻岭。

来到麻岭的人很难走出去,常驻一年的大有人在,有好多还是资历五年以上的老‌‌“大神‌‌”。有常年在这的受访者告诉笔者,在这待了一年以上的人,大多精神都已经不太正常,你和他聊天,他也只会木讷地看一看你再走开。

他曾经见过一个人,刚来的时候拖着行李箱,几年后改拿手提包,去年他再见到那人,那人手拎着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两套换洗衣服和一个手机充电线,这就是他仅剩的全部家当。

一次笔者在零工驿站群访时,一位在座椅躺着睡觉的男人答道:‌‌“谁都想勤奋,谁都想成为正常人。这里80%都是没有家庭的人,大部分人没有动力,没有责任,叫他拼命地干,他怎么干得下去呢?如果你是父母的骄傲,你才有动力。人要有希望,不然就消沉下去了,一辈子就那么回事。‌‌”

二、流浪的生活

在麻岭,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泾渭分明而又同居共食的独特风景。本地人大多是拆迁户,孩子小的都搬到了离主城更近的吴区,留下来的靠把房子廉价出租给农民工而过上了不劳而获的幸福生活。相反,那些长居此处的外地人则是社会真正的边缘人群。

一街之隔,本地人活跃于主镇街,外地人则挤在隔街的老房子里。这里的房子条件不好,但胜在便宜,不开空调的话15元一晚,包空调包水电的房子则20块一晚,一般每间房子有8-12人居住,房子里除了几张上下铺,基本没有其他家具。

但是还有少部分人,由于穷困潦倒而选择睡在公共场所。去年由区政府投资建成的零工驿站本意是成为代替劳务的中介平台,然而劳务与工业园区、‌‌“麻木‌‌”司机、本地房东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链条,工人也难以跨越劳务进厂工作,因此,零工驿站目前的最大用处,是为无家可归的日结工人提供免费住宿。

每天早上7点,驿站开门后,就会有日结工人躺在椅子上或地上睡觉。驿站早上11点到下午3点会定时打开空调,里面还有厕所、充电口,还没有蚊虫叮咬,对于工人来说这委实是个不错的住所。

驿站下班以后,这部分无处可去的日结工人会选择在驿站附近的小树林,以及离这里不远的麻岭公园里睡觉。按照15块钱一晚的住宿标准,每个月450的住宿费只需要打两至三天工就能赚出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流落在外的人大部分兜里都掏不出20块钱,他们因为身体条件、背负债务等多种原因来到麻岭,一袋子馒头吃一天,露天睡觉也睡不好。等第二天想去做日结,日结的活他们基本上还做不好。

有一句流传在打工人之中的话:‌‌“物流就是把女人当男人,把男人当牛干‌‌”,女人在物流园基本负责扫码、分拣等轻活,男人则被派到大货车里装车、卸货。笔者也曾在物流园体验过日结工作,里面的主管会拿着大喇叭监工,一旦发现谁干活不得劲就会催促工人赶紧干活。被分派到装车、卸货的男工更加辛苦,大热天的货车里只有两台小风扇,他们基本是光着膀子做工十小时。这样的强度,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是根本没办法坚持下来的。于是这群人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他们不能吃好睡好,也就没有力气干活,也就赚不到钱,也就不能吃好睡好。于是一小拨始终找不到工作的人,成为了公园常客。

麻岭有一大一小两处娱乐场所,大片是香港路,小片则是出租房屋周边。这两处地方成了日结工人的吸金库,麻岭90%的男人,前脚干苦力赚到一点钱,后脚就撒到了休闲娱乐场所。

三、劳务、‌‌“兔子‌‌”与政府

十年来,麻岭迎来送往,每天都有新面孔到来,也有老面孔离开,然而一些相对稳定的关系慢慢沉淀下来,并形成围绕劳务、‌‌“兔子‌‌”与政府三大主体展开的社会情境。麻岭有近十个物流园区,每个物流园的单日用工量在固定工300人、日结工600人上下波动。为了应付超额日结工需求,物流园将招聘任务外包给劳务中介。在麻岭常年招工的劳务有五家,他们几乎垄断了往物流园送工人的业务,也占据了价格谈判的高地。

如果一家物流企业给日结工人开的单日工资为350,50元会作为回扣返利给企业主管,70-100元会作为抽成在劳务公司分利,剩下的200元(甚至不到)才会流向工人。

一位在麻岭干了十年的劳务告诉笔者,他每晚的收益在3000至5000元,所以很多劳务富得流油,早在武汉市中心买了几套房。所有人都知道抽成规则,但工人也没什么办法。没有本事的日结工人依赖于劳务提供的工资机会,而有本事的工人则转向成为‌‌“兔子‌‌”。

农业银行的转角是一片小树林,这些工人与日结工人一样整天待在外面等活,但他们基本上不去做日结,而是等着大货车来此处拉散工,去做一些工地小工、灌水泥袋子、清扫仓库的活,日结工资在300-350元之间。这给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工作机会。

他们也常年生活于此,但他们慢慢地在做小工的过程中积累了社会关系,从其他日结工人中脱颖而出,有能力越过劳务中介的垄断,另辟蹊径地找到干活的路子。这些小工头不仅可以联系到用散工的工头,还可以把附近几个兄弟带上一起做事,他们就被称为‌‌“兔子‌‌”。

麻岭的‌‌“兔子‌‌”有十多个,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小团体,3-5个人结成稳定的搭子,有活就互相叫着去干,每次干个10小时就能赚350左右,‌‌“兔子‌‌”还能从中抽成30元/人左右。这些‌‌“兔子‌‌”无疑是麻岭的能人,然而他们也走不出麻岭。

笔者问过一位家在武汉黄陂的‌‌“兔子‌‌”,既然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做事,他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只讲他是来这里玩的,‌‌“不玩也没办法‌‌”。他来这里也有三年了,过年也没有回到家。他知道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正常,但也没办法,他离不开麻岭。

笔者调研期间,最常被问到的一句话是:‌‌“你这个调研有什么用?‌‌”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部火了的三和大神纪录片,有人说,这就是富了导演穷了他们,也有人说,十年前,麻岭是那个麻岭,十年后,麻岭依然是那个麻岭。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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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驹桥日结工们的一天,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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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的时间从早晨4、5点开始,这个点的天空已经是微蓝色,人们从附近的城中村里走出,又分成两批散去。一批是昨晚已经找好工作的人,他们需要坐上最早一班的公交车,另一批人准备在当天找工作,他们要去马驹桥商业街尾的一条十字路口。

中介已经在这里等待。

如果说整个马驹桥日结工的用工市场是一池水,那么现在,水温正在迅速变化。很多人说,马驹桥是一个讲究绝对生存的地方。在体力活主导的马驹桥,用工标准往往很简单——年轻与健康,也很严苛,二者缺一不可。

只是年老无法欺骗,它是时间的忠诚者。在马驹桥,年纪大的工人,或许会成为第一批被淘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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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准备去上班的日结工,穿着京东物流的红色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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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勤根今年50多,从河北来,平时一般在马驹桥做快递分拣,但从今年以来,分拣的年龄开始‌‌“卡得特别死‌‌”,50岁,就是那个临界点。

‌‌“你今年多大‌‌”,是马驹桥所有中介的第一个问题。熟悉这里的老工人都知道,要学会伪装年龄,如果被问起,就说自己长得显老,一些中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过了。但现在,年龄愈发敏感,有中介要求统一上交身份证,拿到后,还得对着证,再瞧一遍脸上皱纹的密集程度,嘴里不停换算,‌‌“1976年,今年47。1974年,49了‌‌”。

北京的清晨有风、微冷。早前刚刮了一阵沙尘暴,下雨了,只是落下来的都是泥点。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在角落抱怨,特意来得早,结果找了一圈也没人要。旁边一个男人也郁闷,他倒不是年龄问题,只是手指在上一份工里受伤了,被机器压的,简单裹了层纱布,中介说‌‌“这不行,没法干活了‌‌”。

张勤根有时候不服气,自己在过去干的活并不少,他在河北老家下过铁矿,还装过爆破的炸药,用生命挣钱是常态。现在家里的铁矿效益不好,但张勤根觉得,他一身的力气,并不比年轻人差,‌‌“扛水泥见过吧,年轻人根本干不了‌‌”。

100斤一袋的水泥,4袋,400斤,一袋一袋往肩膀上抡,在巨大的冲击下,人的身体只能不断下沉再下沉,直到背脊与地面平行,但只要张勤根咬紧牙口,上六楼不是问题。他说,年轻人受不了,这是一种长年劳作留下的肌肉记忆,‌‌“我身上的肉是能吃苦的‌‌”,没点经历的人,干一趟至少得躺个十天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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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马驹桥建筑工人,至今未成家,他今年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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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正在收日结工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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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工作的人们一般会自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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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中介开出的价格,是每小时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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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有手艺的木工、瓦匠,只是他们明显不太熟悉马驹桥,一直在观望。但这就是现实的马驹桥,任何言辞在衰老面前,都失去了力量。

和张勤根不同,一些日结工,才刚刚被迫从建筑工地上退下来。‌‌“清退令‌‌”颁布后,年老的建筑工人不得已下岗,有些人辗转到了马驹桥。

陈有朋六十出头,在商业街旁的一条小过道上卖二手服装,他白天在垃圾桶捡一些衣物和鞋子,清洗干净,到了晚上就在马驹桥摆地摊,二手牛仔裤只要10元一条。他说自己在北京很有些年头了,一直在工地干活,参与过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京石高速公路,还有现在的北京地铁10号线。到了60岁那一年,他又漂流到了马驹桥,花1000块买了辆电动车,每天往返于出租屋和流动摊位之间。好的情况,一天能挣个上百元,有时候30元不到,日子也过得贫苦随意,买包挂面,撒点盐,‌‌“没多大能耐,饱肚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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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紧最后一点吃早饭的时间,上了车,再回来就是晚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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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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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方四人在面馆对付晚餐。

但年轻人依旧觉得,自己不缺工作,他们有大把可支配的时间与自由。到马驹桥已经是深夜,他们和另外两个外地来的男孩决定搭伙,一起开始彼此的闯荡。四个人在马驹桥商业街的面馆囫囵吃了一碗面,互相开着玩笑,徐小方畅想着,所有人要住在一起,在马驹桥租个两室一厅。

现实很快来临,他们凑起来的钱只有一共900元不到。马驹桥再边缘,也是北京的马驹桥,找了几家房子,价格一个月都在1000元以上,还只是单间——毕竟,没有人想在马驹桥过生活,客厅是留给不愁生存的人。

在长长的甬道里,昏暗的光线埋住了成排的出租屋,马驹桥民房里的一条走廊过道,两侧至少能容纳10个人。这里不缺各式各样的房子,长租、短租、大间、小间、普通间,甚至卫生间房。

他们拖着行李行走在马驹桥的大街上,没找到房子,四个人依旧在打趣,他们戏谑路边废弃的核酸亭,只有2平方米大,看起来也没比那些单间小多少。他们把马驹桥当作是成年人生的第一个起点,却丝毫不担心今晚自己会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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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会留在网吧过夜,只要20元,还能寄存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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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在过道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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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在7天酒店的台阶上睡着了,这家酒店一晚的费用是2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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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处可见宣称解决资金问题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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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方向的人。

中介陈大富最后捕捉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眼里有足够多的迷茫。24岁的蒋成不准备在马驹桥待下去,他来这半年,眼见人越来越多,工钱也少。

他有时痛恨自己的懒散。日结工太自由,只要不饿肚子,他做一天就休三天。聊着聊着,蒋成又小声说出了放在心里的自卑,因为个头只有1米68,自己当保安也被东挑西拣,同样的工作时长,他拿到的钱要比别人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头埋在膝盖里,背弓成了一只虾米。

蒋成决定跟着陈大富去大兴,做长期保安,月薪3500元。到了夜晚,该出发了,他带上了一个蛇皮袋、一个行李箱、一瓶矿泉水和一块吃剩的饼。这也是他所有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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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打地铺的男人,已经收拾好铺盖,准备新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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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驹桥的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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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成带着所有的家当,准备去大兴当保安,那是他新的未来。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作者:尹夕远(摄影)、钟艺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