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雪如果真有其事，别的东西也可以留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过去，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

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掀开盒盖，扑面一股热流，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

这其中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趣，譬如将月光装在酒壶里，用文火一起温来喝……此中有真意，乃是酒仙的境界。

有一次与朋友住在狮头山，每天黄昏时候在刻着‌‌“即心是佛‌‌”的大石头下开怀痛饮，常喝到月色满布才回到和尚庙睡觉，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最后一天我们都喝得有点醉了，携着酒壶下山，走到山下时顿觉胸中都是山香云气，酒气不知道跑到何方，才知道喝酒原有这样的境界。

有时候抽象的事物也可以让我们感知，有时候实体的事物也能转眼化为无形，岁月当是明证，我们活的时候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岁月的脚步一走过，转眼便如云烟无形。但是，这些消逝于无形的往事，却可以拿来下酒，酒后便会浮现出来。

喝酒是有哲学的，准备许多下酒菜，喝得杯盘狼藉是下乘的喝法；几粒花生米和一盘豆腐干，和三五好友天南地北是中乘的喝法；一个人独斟自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上乘的喝法。

关于上乘的喝法，春天的时候可以面对满园怒放的杜鹃细饮五加皮；夏天的时候，在满树狂花中痛饮啤酒；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与海棠俱醉；冬寒时节则面对篱笆间的忍冬花，用蜡梅温一壶大曲。这种种，就到了无物不可下酒的境界。

当然，诗词也可以下酒。

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谈到一个故事，提到苏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有一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这个故事也能引用到饮酒上来，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应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应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到出怨苦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

喝纯酒自然有真味，但酒中别掺物事也自有情趣。范成大在《骏鸾录》里提到：‌‌“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茉莉未开者，着净器，薄劈沉香，层层相间封，日一易，不待花蔫，花过香成。‌‌”我想，应做茉莉心香的法门也是掺酒的法门，有时不必直掺，斯能有纯酒的真味，也有纯酒所无的余香。我有一位朋友善做葡萄酒，酿酒时以秋天桂花围塞，酒成之际，桂香袅袅，直似天品。

我们读唐宋诗词，乃知饮酒不是容易的事，遥想李白当看斗酒诗百篇，气势如奔雷，作诗则如长鲸吸百川，可以知道这年头饮酒的人实在没有气魄。现代人饮酒讲格调，不讲诗酒。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提过杨诚斋的话：‌‌“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在秦楼酒馆饮酒作乐，这是格调，能把去年的月光温到今年才下酒，这是风趣，也是性灵，其中是有几分天分的。

《维摩经》里有一段天女散花的记载，正是菩萨为总经弟子讲经的时候，天女出现了，在菩萨与弟子之间遍洒鲜花，散布在菩萨身上的花全落在地上，散布在弟子身上的花却像粘黏那样粘在他们身上，弟子们不好意思，用神力想使它掉落也不掉落。仙女说：‌‌“观诸菩萨花不着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譬如，人畏时，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便也。已离畏者，一切五欲皆无能为也。结习未尽，花着身耳。结习尽者，花不着也。‌‌”

这也是非关格调，而是性灵。佛家虽然讲究酒、色、财、气四大皆空，我却觉得，喝酒到处几可达佛家境界，试问，若能忍把浮名，换作浅酌低唱，即使天女来散花也不能着身，荣辱皆忘，前尘往事化成一缕轻烟，尽成因果，不正是佛家所谓苦修深修的境界吗？

那年冬季，再去江南，怀着满襟的朔风，下了扬州。扬州是初探，但时间仓猝，去来仅一天。所以，看罢平山堂欧阳永叔的饮酒吟诗处，就顺路下山去瘦西湖。瘦西湖的湖水静穆含烟，凝望两岸枯柳万千条。然后又到梅岭，吊史可法的忠魂，梅岭的腊梅绽放，满枝黄色的花蕊，颤颤在初露的冬阳里，另是一番风骨。最后赶去富春茶社。

游扬州必去富春茶社。所谓‌‌“琼花芍药红梅春，湖瘦山平皓月光，游罢兴余思去处，富春园里菜根香。‌‌”菜根香是正宗的维扬菜馆，在距富春茶社不远的街上。不过，菜根香的‌‌“金镶银‌‌”的蛋炒饭，名闻遐迩，是当年杨素随隋炀帝幸扬州，所嗜食的碎金饭遗风，惜没有时间一尝。富春茶社由陈步云初创于辛亥后不久，快九十年的老店了。最初原为赏花的花局，供文人雅士唱聚谈之所，后来赏游者日多，渐渐发展成食肆，供应维扬美点。

扬州茶坊之兴，来自苏州。《扬州竹枝词》云：‌‌“问他家本是苏州，开过茶坊又酒楼，手植奇花供君赏，三春一直到二秋。‌‌”苏州的茶坊是供四方游手好闲辈聚谈，商贾晨起聚会交换商业咨询之所，称为茶会。扬州兴盛后，许多苏州工艺匠人前往谋生，将茶坊开到扬州，最初士大夫不屑一顾，其后盐商巨贾涉足其间，渐为人接受。于是茶坊起于街衢巷陌，遍处皆是，所谓‌‌“扬州茶坊之盛，甲于天下。‌‌”形成扬州人早晨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生活，也就是早晨去茶坊喝茶，下午到澡堂泡澡。

富春茶社是目下在扬州最老最著名的茶坊。上楼坐定，点了肴肉、淮阳干丝、三丁包子、翡翠烧卖、春卷、汤包、雪笋包子、千层油糕，还有一碗鱼汤面，都是维扬名点，最著名的就是三丁包子。三丁包子由来已久，当年乾隆下江南，驻跸扬州。不过，他认为做包子有五要件：‌‌“滋养而不过补，美味而不过鲜，油香而不过腻，松脆而不过硬，细嫩而不过软。‌‌”扬州师傅尊上谕，以海参、鸡肉、猪肉、笋、虾仁切丁和馅，做成五丁包子。三丁包子即承其余绪，以鸡肉、五花肉、鲜笋切丁，鸡丁较肉丁、笋丁大，再以鸡汤煨后调馅制成。包出来的包子‌‌“荸荠鼓形鲫鱼嘴，三十二纹折味道鲜‌‌”，全凭手上工夫。

包子的成败全在面粉的发酵。袁枚《随园食单》云：‌‌“扬州发酵面最佳，手捺之不盈半寸，放松仍然高起。‌‌”维扬美点就以此为基础制成。翡翠烧卖其馅以青菜剁成泥状，用熟油调馅，皮薄似纸，蒸后透翡翠绿色，故名。烧卖上撒以火腿末，红绿分明，非常好看，其出处则由糯米烧卖转化而来。千层油糕则由清代扬州‌‌“其白如雪，揭之千层‌‌”的千层馒头而来。千层油糕将面皮擀成十六层，层置油丁，糕面撒青红丝，蒸后半透明，呈芙蓉色。翡翠烧卖与千层油糕，是富春茶社的双绝。

至于汤包，现在一般称汤包为苏式汤包，但汤包在苏州则称徽式汤包。《扬州画舫录·虹桥录》下载‌‌“乾隆初年，徽人于河下街卖徽毛包子，名徽包店。‌‌”徽州环山，山多马尾松，蒸包子的笼以松针垫底，既有松香味，又不黏底，故名徽毛包子。明清以后徽商遍天下，扬州盐商多徽商，徽商乡里之味的徽菜，也随着进入扬州，对淮扬菜影响甚大，徽毛包子即为一例。现今台北小笼仍以松针垫底者，仅吕氏夫妇经营的郁芳小馆。郁芳小馆治淮扬菜肴与面点。

扬州富春茶社的汤包，馅鲜、汤满。惜我去时河不出蟹，无法吃到蟹粉汤包。汤包不仅扬州、镇江、泰州、淮安等淮扬菜系所在皆是佳品，作家王辛笛咏其故乡淮安的汤包云：‌‌“冻肉凝脂拌蟹黄，薄皮敞口一包汤，蒸笼抓取防伤手，齿舌从容着意尝。‌‌”颇为传神。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贞。‌‌”

旧人称赞‌‌“君子‌‌”的话，用来形容一个现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为现代是个粗犷，夸侈、褊私、疯狂的时代。艺术和人生，都必象征时代失去平衡的颠簸，方能吸引人视听。‌‌“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即朱自清，中国现代作家。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爱可敬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作人方面比文章还重要。经传中称的圣贤，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话很难说。但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佩弦先生为人实已十分相近。

我认识佩弦先生和许多朋友一样，从读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读他的抒情长诗《毁灭》，其次读叙事散文《背影》。随即因教现代文学，有机会作进一步的读者。在诗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俞平伯先生成就并提，作为比较讨论，使我明白代表五四初期两个北方作家：平伯先生如代表才华，佩弦先生实代表至性，在当时为同样有情感且善于处理表现情感。记得《毁灭》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一般读者反应，都觉得是新诗空前的力作，文学研究会同人也推许备至。惟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素朴、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从民九起，国家教育设计，即已承认中小学国文读本，必用现代语文作品。因此梁任公、陈独秀、胡适之、朱经农、陶孟和……诸先生在理论问题文中，占了教科书重要部门。然对于生命在发展成长的青年学生，情感方面的启发与教育，意义最深刻的，却应数冰心女士的散文，叶圣陶、鲁迅先生的小说，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剧，朱孟实先生的论文学与人生信札，和佩弦先生的叙事抒情散文。在文学运动理论上，近二十年来有不断的修正，语不离宗，‌‌“普及‌‌”和‌‌“通俗‌‌”目标实属问题核心。真能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三十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又照例疏忽了的一点。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提到这一点时，更让我们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不仅在文学方面损失重大，在文学教育方面损失更为重大‌‌”；冯友兰先生在棺木前说的几句话，十分沉痛。因为冯先生明白‌‌“教育‌‌”与‌‌“文运‌‌”同样实离不了‌‌“人‌‌”，必以人为本。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才可望工作发扬光大。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我认识佩弦先生本人时间较晚，还是民十九以后事。直到民二十三，才同在一个组织里编辑中小学教科书，隔二三天有机会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又同为一副刊一月刊编委，每二星期必可集会一次，直到抗战为止。西南联大时代，虽同在一系八年，因家在乡下，除每星期上课有二三次碰头，反而不易见面。有关共事同处的愉快印象，照我私意说来，潘光旦、冯芝生、杨今甫、俞平伯四先生，必能有纪念文章写得更亲切感人。四位的叙述，都可作佩弦先生传记重要参考资料。我能说的印象，却将用本文起始十余字概括。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人特别看重性格。外表轮廓线条与人不同处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贵的是品性的本质，与心智的爱恶取舍方式。我觉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别处，是拙诚中的妩媚，即调和那点‌‌“外润而内贞‌‌”形成的趣味和爱好。他对事，对人，对文章，都有他自己意见，见得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别可能极小。他也有些小小弱点，即调和折衷性，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局面，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陈寅恪、刘叔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

凡讨论现代中国文学过去得失的，总感觉到有一点困难，即顾此失彼。时间虽仅短短三十年，材料已留下一大堆。民二十四年良友图书公司主持人赵家璧先生，印行新文学大系，欲克服这种困难和毛病，因商量南北熟人用分门负责制编选。或用团体作单位，或用类别作单位。最难选辑的是新诗。佩弦先生担任了这个工作，却又用的是那个客观而折衷的态度，不仅将各方面作品都注意到，即对于批评印象，也采用了一个‌‌“新诗话‌‌”制度辑取了许多不同意见。因之成为谈新诗一本最合理想的参考读物，且足为新文学选本取法。

佩弦先生的《背影》，是近二十五年国内年青学生最熟习的作品。佩弦先生的土耳其式毡帽和灰棉袍，也是西南联大同人记忆最深刻的东西。但这两种东西必需加在一个瘦小横横的身架上，才见出分量，——一种悲哀的分量！这个影子在我记忆中，是从二十三年在北平西斜街四十五号杨宅起始，到‌‌“八一三‌‌”共同逃难天津，又从长沙临时大学饭厅中，转到昆明青云街四眼井二号，北门街唐家花园清华宿舍一个统舱式楼上。到这时，佩弦先生身边还多了一件东西，即云南特制的硬质灰白羊毛毡。（这东西和潘光旦先生鹿皮背甲，照老式制法上面还带点毛，冯友兰先生的黄布印八卦包袱，为本地孩子辟邪驱灾用的，可称联大三绝。）这毛毡是西南夷时代的氆氇，用来裹身，平时可避风雨，战时能防刀箭，下山时滚转而下还不至于刺伤四肢。昆明气候本来不太热太冷，用不着厚重被盖，佩弦先生不知从何时起床上却有了那么一片毛毡。因为他的病，有两回我去送他药，正值午睡方醒，却看到他从那片毛毡中挣扎而出，心中就觉得有种悲戚。想象他躺在硬板床上，用那片粗毛毡盖住胸腹午睡情形，一定更凄惨。那时节他即已常因胃病，不能饮食，但是家小还在成都，无人照顾，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团粗粝包饭，至多只能在床头前小小书桌上煮点牛奶吃吃。那间统舱式的旧楼房，一共住了八个单身教授，同是清华二十年同事老友，大家日子过得够寒伧，还是有说有笑，客人来时，间或还可享用点烟茶。但对于一个体力不济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房子还坍过一次墙，似在东边，佩弦先生幸好住在北端。

楼房对面是个小戏台，戏台已改作过道，过道顶上还有个小阁楼，住了美籍教授温特。阁楼梯子特别狭小曲折，上下都得一再翻转身体，大个子简直无希望上下。上面因陋就简，书籍、画片、收音机、话匣子，以及一些东南亚精巧工艺美术品，墙角梁柱凡可以搁东西处无不搁得满满的。屋顶窗外还特制个一尺宽五尺长木槽，种满了中西不同的草花。房中还有只好事喜弄的小花猫，各处跳跃，客人来时，尤其欢喜和客人戏闹。二丈见方的小阁楼，恰恰如一个中西文化美术动植物罐头，不仅可发现一民族一区域热情和梦想，痛苦或欢乐的式式样样，还可欣赏终日接受阳光生意盎然的花草，陶融于其中的一个老人，一只小猫，佩弦先生住处一面和温特教授小楼相对，另一面有两个窗口，又恰当去唐家花园拜墓看花行人道的斜坡，窗外有一簇绿荫荫的树木，和一点芭蕉一点细叶紫干竹子。有时还可看到斜坡边栏干砖柱上一盆云南大雪山种华美杜鹃和白山茶，花开得十分茂盛，寂静中微见凄凉，雨来时风起处一定能送到房中一点簌簌声和淡淡清远香味。

那座戏楼，那个花园，在民初元恰是三十岁即开府西南，统领群雄，反对帝制，五省盟主唐继尧将军的私产。蔡松坡、梁任公，均曾下榻其中。迎宾招贤，举觞称寿，以及酒后歌余，月下花前散步赋诗，东大陆主人的豪情胜概，历史上动人情景，犹恍惚如在目前。然前后不过十余年，主要建筑即早已赁作美领事馆办公处，终日只闻打字机和无线电收音机声音。戏楼正厅及两厢，竟成为数十单身流亡教授暂时的栖身处，池子中一张长旧餐桌上放了几份报，一个不美观破花瓶，破烂萧条恰像是一个旧戏院的后台。戏台阁楼还放下那么一个‌‌“鸡尾‌‌”式文化罐头。花园中虽经常尚有一二十老花匠照料，把园中花木收拾得很好，花园中一所房子中，小主人间或还在搁有印缅总督，边疆土司，及当时权要所送的象牙铜玉祝寿礼物堆积客厅中，款待客人，举行小规模酒筵舞会，有乐声歌声和行酒欢呼笑语声从楼窗溢出，打破长年的寂静。每逢云南起义日，且照例开放墓园，供市民参观拜谒。凡此都不免更使人感到‌‌“一切无常，一切也就是真正历史‌‌”。这历史，照例虽存在却不曾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倒常常是‌‌“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诗人黍离的感慨！就在那么一种情形下，《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的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

在那个住处窗口边，佩弦先生可能会想到传道书所谓‌‌“一切虚空‌‌”。也可能体味到庄子名言：‌‌“大块赋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因为从所知道的朋友说来，他实在太累了，体力到那个时候，即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佩弦先生本来还并未老，精神上近年来且表现得十分年青。但是在公家职务上，和家庭担负上，始终劳而不佚，得不到一点应有的从容，就因劳而病死了。

广济寺下院砖塔顶扬起的青烟，这两天可能已经熄灭了。能毁灭的已完全毁灭。但是佩弦先生的人与文，却必然活到许多人生命中，比云南唐府那座用大理石砌就的大坟还坚实永久。

八月十九日西郊

（原载1948年8月28日《新路》周刊第1卷第16期）

那年，我从西藏回内地探家，需坐半个月的汽车。搭了一辆地方上运送旧轮胎的货车，从海拔5000米的高原俯冲而下，颠簸了10天，到了一处戈壁。正是春天，道路翻浆。

突然在无边的沉寂当中，立起一根土柱，遮挡了银色的车灯。

‌‌“你要找死吗？你！你个兔崽子！‌‌”司机破口大骂。

我这才看清是一个人。浑身是土的人。他穿着一件尿碱黄色的旧大衣，拎着一个生姜黄色的破袋子，袋口绑着一缕骆驼黄色的绳头。

‌‌“我不是找死。我要搭车。我得回家。‌‌”他每一句话中间都有很长的间歇，你以为他说完了，可是他又继续说下去。‌‌“不搭！你没长眼睛吗？司机楼子已经坐满了，哪有你的地方！‌‌”司机愤愤地说。

‌‌“我没想坐司机楼子。我蹲大厢板就行。‌‌”他的话语中渗出轻微的南方口音。司机还是说：‌‌“不带！这么冷的天，你蹲大厢板，会生生冻死！‌‌”说着，踩了油门，准备闪过他往前开。

那个土人抱住我们的车灯说：‌‌“就在那儿……我爱人生孩子了……没有奶……我到场部好不容易借到点小米……要是赶不回去，熬不出米汤，孩子就饿死了……我们的粮食早没了……‌‌”我说：‌‌“您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是女孩，好漂亮的！‌‌”他立即兴奋起来，笑容像干旱时地上的裂缝在他的脸上蔓延。

为了那个没有奶吃的女婴，我一咬牙说：‌‌“你上车吧。‌‌”

他立即抱着口袋往车大厢上爬，‌‌“谢谢谢……谢‌‌”最后一个‌‌“谢‌‌”字已是从轮胎缝隙里发出来的。

夜风在车窗外凄厉地鸣叫。司机说：‌‌“我有一个同事，是个很棒的老师傅。一天，他的车突然消失了。很长时间没有踪影，原来是个知青，化装成一个可怜的人，拦了师傅的车。

上车以后把师傅杀死，甩在沙漠上，自己把车开回了上海。直到案发，我们才知道真相。从此我们车队里的司机绝不搭任何不认识的人上车。你是我的老乡说了许多好话，我才破例答应的。‌‌”

我立刻心里一沉，我找到司机身后的一个小洞，屏住气向外窥探。

朦胧的月晕中，那个土色的男子如一团肮脏的雾，抱着头，龟缩在起伏的轮胎阵里，每一次颠簸，他都像遗弃的篮球，被橡胶击打得嘭嘭作响。

‌‌“他好像有点冷。别的就看不出什么了。‌‌”我说。

‌‌“再仔细瞅瞅。我好像觉得他要干什么。‌‌”

这一次，我看到搭车人敏捷地跳到两个大轮胎之间，手脚麻利地搬动着我的提包。那里装着我带给父母的全部礼物。‌‌“哎呀，他偷我东西呢！‌‌”

司机很冷静地说：‌‌“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然后会怎么样呢？‌‌”我带着哭音说。

‌‌“你也别太难过了。我有个法子试一试。‌‌”只见他狠踩油门，车就像被横刺了一刀的烈马，疯狂地弹射出去。车速接近极限。从小洞向外窥探，那人仿佛被冻僵了，弓着腰抱着头，石像般凝立着，企图凭借冰冷的橡胶御寒，我的提包虽已被挪了地方，但依旧完整。

我把所见同司机讲了，他笑了，说：‌‌“这就对了，他偷了东西，原本是要跳车的，现在车速这么快，他若跳下就是找死。他不敢动了。‌‌”

路面变得汹涌澎湃，车速减慢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回头去看那个窟窿。大厢上的人也很灵敏地觉察了速度的变化，不失时机地站起身，重新搬动了我的提包。

我痛苦地几乎大叫，就在这时，司机趁着车的趔趄，索性加大了摇晃的频率，就势猛地一歪，车身剧烈倾斜，车窗几乎吻到路旁的沙砾。

再看那人，他仆倒在地，像一团被人践踏的麦草，虚弱但仍不失张牙舞爪的姿势，贪婪地护卫着我的提包——他的猎物。

司机继续做着一整套的高难动作。我又去看那个人，他像夏日里一条疲倦的狗，无助地躺在了轮胎中央。

道路阴险地毫无先兆地平滑起来，翻浆也像被施了符咒，消失得无影无踪。司机说：

‌‌“扶好你的脑袋。‌‌”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儿，但司机凶狠的眼神启发了我。就在他的右脚残忍地踩下去的前一秒，我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剩余的时间只够我在明白了他的策略之后，采取最紧急的自救措施：双腿紧紧抵地，双腕死撑面前的铁板，整个身体绷得如原始森林里最古老最强韧的硬木……

不用看我也知道，那个大厢板上的男人，在这突如其来的急刹车面前，几乎被卸成零件。‌‌“怎么样？最低他也是个脑震荡。看他还有没有劲头偷别人的东西？‌‌”司机踌躇满志地说。

我想到贼娃子一举伤了元气，一时半会儿可能不会再打我的提包的主意了，心里安宁了许多。

那个男人艰难地在轮胎缝里爬，不时还用手抹一下脸，把一种我看不清颜色的液体弹开……他把我的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往手上哈着气，摆弄着拉锁上的提梁。

那边，他扎在小米口袋上的骆驼黄的绳子，已经解开，就等着把我提包里的东西搬过去呢……

‌‌“师傅，他……他还在偷，就要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惊恐万状地说。‌‌“是吗？‌‌”

师傅这次反倒不慌不忙，嘴角甚至显出隐隐的笑意。

‌‌“到了。‌‌”司机干巴巴地说。到了兵站了。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宿营地，也是离那个贼娃子住的村最近的公路。他家那儿是根本不通车的，还要往沙漠腹地里走10公里……司机打亮了驾驶室里的大灯，说：‌‌“现在不会出什么事了。‌‌”

那个人挽着他的黄口袋，像个木偶似的往下爬，狼狈地踩着轱辘跌下来，跪坐在地上。

不过个把时辰，他苍老得分辨不出年龄了。除了原有的赭黄之外，脸上平添了青光，额上还有蜿蜒的血迹。

‌‌“学学啦……学学……‌‌”他的舌头冻僵了，把‌‌“谢‌‌”说成‌‌“学‌‌”。

我们微笑地看着他，不停地点头。

他说：‌‌“学学你们把车开得这样快，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在赶路，怕我的小女儿喝不上米汤，现在到天亮前，我赶得到家了……学学……‌‌”他抹一把下颌，擦掉的不知是眼泪、鼻涕还是血。

司机一字一顿地说：‌‌“甭啰嗦了。拿好你的东西，回家吧！‌‌”

他点点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看着他蹒跚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喝了一声：‌‌“你停下！‌‌”

‌‌“我要查查我的东西少了没有。‌‌”我很严正地对他说。

司机赞许地冲我眨眨眼睛。

那个土黄色的人孤独地面对我们，脖子柔软地耷拉下来，不堪重负的样子。我爬上大厢板，动作是从未有过的敏捷。我看到了我的提包，它像一个胖胖的婴儿，安适地躺在黝黑的轮胎之中。我不放心地摸索着它，每一环拉锁都像小兽的牙齿般细密结实。

突然触到鬃毛样的粗糙，我意识到这正是搭车人那截失踪了的绳头。它把我的提包牢牢地固定在大厢的木条上，像焊住一般结实。

我的心凌空遭遇寒流，冻得皱缩起来。

我的提包原是用一根旧绷带捆在车上的。经过长途跋涉，绷带磨断了，汽车的每一次急转弯，都可能把我给父母的礼物甩给大漠，搭车人发现了这个隐患，他解下了自己扎米口袋的绳子，想把我的提包重新固定……在寒冷与颠簸之中，他操作了一路……

马铃薯的名字很多。河北、东北叫土豆，内蒙古、张家口叫山药，山西叫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除了搞农业科学的人，大概很少人叫得惯马铃薯。我倒是叫得惯了。我曾经画过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我一生中的一部很奇怪的作品。图谱原来是打算出版的，因故未能实现。原稿旧存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可惜！

1958年，我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0年摘了右派分子帽子，结束了劳动，一时没有地方可去，留在所里打杂。所里要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把任务交给了我。所里有一个下属的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我在张家口买了一些纸、笔、颜色，乘车往沽源去。

马铃薯是适于在高寒地带生长的作物。马铃薯会退化，在海拔较低、气候温和的地方种一二年，薯块就会变小。因此每年都有很多省市开车到张家口坝上来调种，坝上成为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沽源在坝上，海拔1400米，冬天冷到零下40度，马铃薯研究站设在这里，很合适。

这里集中了全国的马铃薯品种，分畦种植。正是开花的季节，真是洋洋大观。

我在沽源，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是说不清。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可以谈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另外一方面，摘掉了帽子，总有一种轻松感。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没有人管我，也不需要开会。一早起来，到马铃薯地里，掐了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画。马铃薯的花是很好画的。伞形花序，有一点像复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浅紫的，紫花有的偏红，有的偏蓝，当中一个高庄小窝头似的黄心。叶子大都相似，奇数羽状复叶，只是有的圆一点，有的尖一点，颜色有的深一点，有的淡一点，如此而已。我画这玩意又没有定额，尽可慢慢地画。不过我画得还是很用心的，尽量画得像。我曾写过一首长诗，记述我的生活，代替书信，寄给一个老同学。原诗已经忘了，只记得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画不是我的本行，但是‌‌“工作需要‌‌”，我也算起了一点作用，倒是差堪自慰的。沽源是清代的军台，我在这里工作，可以说是‌‌“发往军台效力‌‌”，我于是用画马铃薯的红颜色在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我带来一些书，除《笔谈》外，有《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还有一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四史》。晚上不能作画——灯光下颜色不正，我就读这些书。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

我对马铃薯的科研工作有过一点很小的贡献：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味的。我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麻土豆‌‌”的花，却是香的。我告诉研究站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是吗？——真的！我们搞了那么多年马铃薯，还没有发现。‌‌”

到了马铃薯逐渐成熟——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马铃薯的薯块之间的区别比花、叶要明显。最大的要数‌‌“男爵‌‌”，一个可以当一顿饭。有一种味极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最好的是‌‌“紫土豆‌‌”，外皮乌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像蒸栗，入口更为细腻。我曾经扛回一袋，带到北京。春节前后，一家大小，吃了好几天。我很奇怪：‌‌“紫土豆‌‌”为什么不在全国推广呢？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现在遍布全世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每每写战士在艰苦恶劣的前线战壕中思念家乡的烤土豆，‌‌“马铃薯‌‌”和‌‌“祖国‌‌”几乎成了同义字。罗宋汤、沙拉，离开了马铃薯做不成，更不用说奶油烤土豆，炸土豆条了。

马铃薯传入中国，不知始于何时。我总觉得大概是明代，和郑和下西洋有点缘分。现在可以说遍及全国了。沽源马铃薯研究站不少品种是从康藏高原、大小凉山移来的。马铃薯是山西、内蒙、张家口的主要蔬菜。这些地方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山药窖，民歌里都唱：‌‌“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交城的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莜面考老老，还有那山药蛋‌‌”。山西的作者群被称为‌‌“山药蛋派‌‌”。呼和浩特的干部有一点办法的，都能到武川县拉一车山药回来过冬。大笼屉蒸新山药，是待客的美餐。张家口坝上、坝下，山药、西葫芦加几块羊肉爊放在小火上煨熟。一锅烩菜，就是过年。

中国的农民不知有没有一天也吃上罗宋汤和沙拉，也许即使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也不吃罗宋汤和沙拉，宁可在大烩菜里多加几块肥羊肉。不过也说不定。中国人过去是不喝啤酒的，现在北京郊区的农民喝啤酒已经习惯了。我希望中国农民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因为罗宋汤和沙拉是很好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