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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师傅胡福来之后,到牌楼来剃头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胡亚明,我们叫明师傅;一个叫胡大地(抑或是“大弟”),年纪大了,牌楼人都喊他“大师傅”。明师傅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大师傅却没有固定的时间,但两个时间他是必来的,一是过年前。按照风俗,正月里不剃头,大人孩子得在过年前把头发给剃了。正月里怎么就不能剃头呢?这话说来就长了。汉族男儿自古蓄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妄动的。满人入主中原后,强迫汉人理发,“留头弗留发,留发弗留头”,汉人誓死抗争。后来大势已去,汉人只好退而求其次,立下了“正月不剃头”的规矩。正月是一年的开始,正月不剃头意味着一年不剃头,汉人以此来缅怀祖宗,寓意“思旧”,渐渐以讹传讹,变成了“死舅”,这就是“正月剃头死舅舅”的来历。另一个日子是固定的,“二月二,剃毛头”,剃完毛头,大人就该准备春耕了。这天大师傅必风雨无阻,一大早就晃着剃头挑子,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村口。

大师傅已经谢顶了,每次来,总是戴着一顶深黑色的皮帽子,帽檐两边,甩着两只兔子一样毛茸茸的大耳朵。他口吃,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力往外吐:“坐、坐、坐好喏,板凳长、长、长刺了啊?”话音未落,我们已经笑成了一团。他并不恼,悬着残月一样的剃刀,轻言巧语地哄着那个不安分的孩子,密密的褶皱里铺满笑容,像一个佛。

民间艺人吃的是百家饭,端的是东家的饭碗,不会轻易染指其他人的地盘。虽然做的都是剃头生意,但明师傅负责给大人理发,大师傅主要给孩童剃头,井水不犯河水。旧时剃头收的是“年费”,一年内不计剃头的次数,大人如此,孩童也如此。同样是收年费,大师傅的收入却比明师傅高,孩童的头难剃,尤其是第一次给襁褓中的婴儿剃“落胎头”。在婴儿的啼哭声里,东家把剃下的胎发喜滋滋地揉成小“发球”,宝贝一样收着,再毫不吝啬地封给大师傅一个红包。这是“落胎头”的喜钱,年费之外的,大师傅微笑着接过来,一面称谢,一面道喜。

剃头是纯手艺活。老一辈人常讲,要学剃头,至少要当三年学徒,其实很多工夫都花在剃、掏、捏的练习和揣摩上。剃头师傅可不单单会剃头,尤其是那些常年走村串巷的老师傅,让他们闻名遐迩的,往往不是剃头的手艺,而是经年累月练出来的绝活。

明师傅的绝活是治落枕。有一年农忙,二哥落了枕,一路歪着脖子,满头大汗地找到明师傅。明师傅让二哥把脑袋搁在他躬起的大腿上,然后,他用两手扶着二哥的下颚,轻轻两下,“咔叭”一声响,已经扳正了。我问二哥,痛吧?二哥左摸摸右摸摸,大惑不解地说,奇怪,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呢?

大师傅的绝活是掏耳朵。掏耳朵谁不会呢?同样是掏耳朵,大师傅却技高一筹,老人彼时眯眼享受、过后神清气爽之态,便是明证。牌楼有几个老人已经掏成了瘾,只要大师傅一来,他们便在剃头挑子四周转来转去,眼巴巴地瞅着大师傅。大师傅心知肚明,脸上挂着笑:“等、等、等一会么。”老人当然愿意等,他们有的是时间,太富余了,用不完的!但大师傅很少让老人久等,他总是在给孩子们剃头的间隙,见缝插针地招招手,示意某一个候着的老人。

在牌楼,掏耳朵并非男性的专利,这自然也是因为大师傅。他太好说话了,不管是谁,只要开口,他从不拒绝。后来,连那些弯腰驼背、步履蹒跚的老妪也捻着耳郭,逢人便说:“帮我望望哉,不晓得里面进了么东西。”听的那个人笑了:“我望么东西,叫大师傅帮着掏掏呗!”说的那个人也笑了。这一笑,就有些名正言顺的意味了,下回见到大师傅,便慢慢凑到跟前,请他得空帮着掏掏。

“托子空(方言,意为罕见、稀奇),哪有妇女掏耳朵的呢?”哪里都有“老顽固”,牌楼也有,他们看不过去,站在一边戏谑。“那、那有什么要、要紧的呢?”大师傅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慢慢掏,掏完了,又说,“你痒,她、她不也痒啦,有、有什么要紧的呢?不、不、不要紧的!”“她痒不痒,我不晓得,你怎么晓得呢?”这自然是双关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师傅焉能不知?他笑着骂了一句,抽出残月一样的剃刀,迅疾转过身去。

掏耳朵,既要大胆,又要心细,最重要的还是手感,好比烧菜的火候,这个分寸的拿捏,最考验功夫。掏耳朵时,肩不能晃、臂不能摇,轻重幅度不能过大,深浅更要恰到好处。等大师傅剃完头,早已候在一旁的老人立即落座,气定神闲地等着。大师傅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竹筒,打开筒盖,往手上一倒,六种不同用途的掏耳工具便滑落在手心,掏的、刮的、取的、刷的……他神情专注地将工具伸进老人的耳郭,在里面探来探去,轻轻刮动,再用镊子夹出耳垢,最后用棉签在耳道里快速捻动,清除散落在耳道里的垢屑。临了,再取下挑子上的毛巾,掸掉老人肩上的耳垢,这最后一道工序多年未变,虽细微,却暖心。

前后不过五分钟,老人的脸慢慢舒展开了,像春风拂过一层层梯田。

年逾八旬的母亲,自然是老了。最直观表现出来的有两点:头发白了,步履蹒跚。所好的是,她的头发至今仍是灰白,距离雪白尚远。脚步也只是慢了,尚能自由行走,无什障碍。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四代同堂之家,实在是一种幸运。

顺便说一句,我父母亲、岳父母,四个老人皆年逾八旬,生活在我的近旁,时常与我的两个孙辈来一番嘻戏,满满的幸福顺着脸部的皱纹荡漾开来,诠释着什么叫天伦之乐。

步入耄耋之年的母亲,性情倒是变了,较年轻时温和了许多。特别是她对儿媳的态度,再没有一丁点儿的抱怨,全都是不舍与心疼。开口时,必在儿媳名字前,加上“我家”二字。

妻子退休后,照料两个孙辈的任务便落在了她身上。从托儿所,到幼儿园,直至现在进了小学,她那辆电动车上,时常是“春兰空调”——一拖二。小姐弟俩还特别喜欢与外婆一前一后挤着。

妻子倒是去驾校认真学习过,也拿到了驾照。可一开车上路,心里就没底,慌得很。在她看来,还是她那辆电动车安全。这样一来,“安全”一词,成了我友情提醒妻子的高频词,几乎每天挂在嘴上。

不止于此,妻子不仅当着家里的“幼儿园园长”,还成了一个“打工者”。却不过朋友的情面,被请去料理一家公司的财务。虽然朋友很包容,对她上班时间不作严格要求。然,一直做事认真的她,恪守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之古训,自己给自己加班不在少数。

这才让老母亲为之心疼。众所周知,婆媳关系一直是我们这些百姓家庭中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一种关系,处理得好的有,出问题的更是不少。身为儿子和丈夫,我似乎是幸运的。也时常为身边的朋友们所羡慕。

母亲年轻时,很是吃了不少苦。她初为人母时还不到20岁,在短短几年内,很快又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时,父亲常年在外面的“工作队”上,家中大小事务一应由母亲操持。孩子小,没有“上人”可托付。奶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虽说还有一个爷爷在世,七老八十了,还得自己下地干活。用父亲的话说,整天为自己的“二寸半”(嘴的代称)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帮着照料小孩子呢?爷爷有三个儿子,孙子孙女一大趟,哪是他照料得过来哟!

处在大集体年代,母亲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繁重而紧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母亲这里行不通了。

起早贪黑的母亲,让“带月荷锄归”,成了家常便饭,只是诗意全无。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七八岁时常做的一件事,便是一大早就往母亲干活的田头跑,给她拿早饭(拿,避“送”之讳。“送饭”通常用在死去的人身上,为旧时丧礼)。

那时候的劳力,虽然大家在一块儿干活,很多时候工作量也是分配到人头的。譬如插秧,一人插几棵,多宽的界面是自己的,都有定数。割稻,割麦,亦如此。这样的当口,如果掉了队(跟不上大伙儿的劳作进度,掉在了一群人后头),家中有帮手的,完成自己的定额之后,自会过来帮忙。母亲是没有这样待遇的。偶或,也有人伸援手,少之又少,实在难得。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冰锅冷灶,望着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母亲的泪水就来了。边流泪边给孩子们做晚饭。

这时候,如果父亲回家,那就撞到母亲的枪口上了。母亲抱怨、委屈的子弹会毫无保留地射向刚入家门的父亲。父亲当然甘愿当一回母亲的出气筒,让母亲痛痛快快的宣泄一番。

多年负责过一个大队的全面工作,父亲太知道生产队分工作业是怎么回事了。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单枪匹马地干,掉队,落下,再正常不过。但人人有面、树树有皮,母亲当然不愿总是被人当“尾巴”看。

就这样,母亲辛苦劳作一年下来,到年底“分红”,我们家不仅不能从生产队会计手上拿到分红款,还要从家里拿出钱来,支付生产队的“两上缴”。我们家是生产队上为数不多的“超支户”。

多亏母亲能干,在家里养猪,养鸡,养鸭,家庭副业收入不少。不仅支付了生产队的两上缴款项,还能为我们兄妹四个过年时做上件新衣裳。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亲是不可能每逢过年都做新衣裳的,一件新衣裳要过几个年的。那时,人们的日子还是艰苦了一些。

日子如老屋后悠静的香河水,平缓中偶或也会有些小波小澜。等到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生活也有如芝麻开花,不仅节节高,还多了份芝麻香。这时,家庭中的小纠小纷,也会时不时的冒出来。

何故?母亲的性格使然。

母亲的天性,让她像老母鸡一样,始终把自己的四个孩子拢在自己的羽翼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兄妹四个是齐居在我这个长子家的。其时,我和妻子已经住在家中主卧室的位置。父母亲则住在主屋前一侧的东厢房内。很显然,父母亲已经让我这个长子来当家了。虽然他俩还没到60岁,算不得老。

四个家庭,十几口人,当中还有四个爱闹腾的小宝宝,在一起时间一长,难免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争执起来。让老实本份的妻子感到委屈的是,她既没参与,也没多话,竟然会躺枪。婆婆对自己的不满,她确实难以理解。

那时候,一大家子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家中日常一应事务如早先一样,听从母亲安排。母亲生二妹时落下个头疼旋晕的毛病,身体扛不住时,抑或烦心着气时,便会发作。发作起来,天旋地转,还会呕吐,晕倒。

此时,父亲会出面疏导方方面面的情绪,劝一家人对母亲给予足够的包容。毕竟母亲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无法排解。结果是,三个妹妹带着孩子,各回各家,让彼此间有一段距离。不是说,距离产生美么?!

当一大家子把握好“分”与“合”的节奏,大家庭的气氛又会升温:融洽,温暖。之前的那些不愉快,早丢到爪哇国去矣。

母亲的性格,也不是每一次不愉快发生,都能给父亲面子疏导的。我记得就有那么一次,母亲又让她儿媳无故躺枪。妻子一时难以接受,破天荒回了娘家。这让做婆婆的脸面上,很是挂不住。气得她也躺平了,卧床不起。

其时,春节将至。一家人不能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新年,肯定是件憾事。更为要紧的是,婆媳之间的裂痕,由此越来越大,修复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好在岳父岳母家,与我们家相隔算不得远。我徒步上门向岳父岳母解释清楚婆媳俩矛盾的起因,毕竟春节临近,做儿媳的回家过年,还是应该的。我这样的要求,岳父岳母当然支持。

儿媳回来,婆婆仍然躺在床上,不愿起来。这时候,想让儿媳再到婆婆床前认错,几乎不可能。只有做儿子的,做母亲的工作。

我拿着一把梳子,来到东厢房母亲的床头,什么也不说,默默地为母亲梳头。母亲也是一声不吭,任由她儿子梳。木梳子插进母亲的头发,一下,两下,三下……儿时母亲辛劳的过往,成了此时母子俩共同的话题,一股暖流在母子间涌动着。

毕竟那时母亲还算不得老,一头黑发浓密得很,要梳通,梳顺,儿子惟有小心动作,不让梳子对母亲的头发造成一丁点儿扯拽。

当儿子小心翼翼为母亲梳好头之后,母亲没让她的儿子开口相求,便起床了。于是乎,一家人过了个团团圆圆、开开心心的春节。真好!

每次走到风景优美、绿草如茵、繁花满树的地方,我都会在内心涌起一种感恩的心情,感恩这世界如此优美、如此青翠、如此繁华。

我常觉得,所谓“风水好”,就是空气清新、水质清澈的所在。

所谓“有福报”,就是住在植物青翠、花树繁华的所在。

所谓美好的心灵,就是能体贴万物的心,能温柔对待一草一木的心灵。

我们眼见一株草长得青翠、一朵花开得缤纷,这都是非常不易的,要有好风水,好福报,受到美好心灵的照护,惟有体会到一花一草都象征了万物的心,我们才能体会禅师所说的“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真意——每一株竹子里都宝藏佛的法身,每一朵黄花里都开满了智慧呀!

这我们所眼见的万象,看起来如此澄美幽静,其实有着非常努力的内在世界,每一株植物的根都忙着从地里吸收养料与水分,茎忙着输送与流通,叶子在行光合作用,整株植物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大口地呼吸——其实,树是非常忙的,这种欣欣向荣正是禅宗所说的“森罗万象许峥嵘”的意思。

树木为了生命的美好而欣欣向荣,想要在好风好水中生活,建立生命的福报的人,是不是也要为迈向生命的美好境界而努力向前呢?

平静的树都能唤起我们的感思之心,何况是翩翩的彩蝶、凌空的飞鸟,以及那些相约而再来的人呢?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祖母的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换新。对于这个孝心的报酬是有需掐花供奉时总让我去,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地想着什么。

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蜡梅的朵子,再掺着鲜红的天竺果,用花丝穿成几柄,清水养在白瓷碟子里放在妈(我的第一个继母)和二伯母妆台上,再去上学。我穿花时,服侍我的女用人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我的花。

我们那里有这么个风俗,谁拿着掐来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抢的,表姐姐们每带了花回去,必是坐车。她们一来,都得上园里看看,有什么花开得正好,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

爬在海棠树上,梅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哎,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喏,哎,对了对了!”冒一点险,用一点力,总给办到。有时我也贡献一点意见,以为某枝已经盛开,不两天就全落在台布上了,某枝花虽不多,样子却好。有时我陪花跟她们一道回去,路上看见有人看过这些花一眼,心里非常高兴。碰到熟人同学,路上也会分一点给她们。

想起绣球花,必连带想起一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这是一个小姑姑房中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在一处玩,从来只叫名字,不叫姑姑。只有时写字条时如此称呼,而且写到这两个字时心里颇有种近于滑稽的感觉。

我轻轻揭开门帘,她自己若是不在,我便看到这两样东西了。太阳照进来,令人明白感觉到花在吸着水,仿佛自己真分享到吸水的快乐。我可以坐在她常坐的椅子上,随便找一本书看看,找一张纸写点什么,或有心无意地画一个枕头花样,把一切再恢复原来样子不留什么痕迹,又自去了。

但她大都能发觉谁来过了。那第二天碰到,必指着手说:“还当我不知道呢。你在我绷子上戳了两针,我要拆下重来了!”那自然是吓人的话。那些绣球花,我差不多看见它们一点一点地开,在我看书做事时,它会无声地落两片在花梨木桌上。绣球花可由人工着色。在瓶里加一点颜色,它便会吸到花瓣里。

除了大红的之外,别种颜色看上去都极自然。我们常以骗人说是新得的异种。这只是一种游戏,姑姑房里常供的仍是白的。为什么我把花跟拖鞋画在一起呢?真不可解—姑姑已经嫁了,听说日子极不如意。绣球快开花了,昆明渐渐暖起来。

花园里旧有一间花房,由一个花匠管理。那个花匠仿佛姓夏。关于他的机灵促狭,和女人方面的恩怨,有些故事常为旧日佣仆谈起。但我只看到他常来要钱,样子十分狼狈,局局促促,躲避人的眼睛,尤其是说他的故事的人的。花匠离去后,花房也跟着改造园内房屋而拆掉了。那时我认识花名极少,只记得黄昏时,夹竹桃特别红,我忽然又害怕起来,急急走回去。

我爱逗弄含羞草。触遍所有叶子,看都合起来了,我自低头看我的书,偷眼瞧它一片片地开张了,再猝然又来一下。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有什么不好呢。

荷花像是清明栽种。我们吃吃螺蛳,抹抹柳球,便可看佃户把马粪倒在几口大缸里盘上藕秧,再盖上河泥。我们在泥里找蚬子,小虾,觉得这些东西搬了这么一次家,是非常奇怪有趣的事。缸里泥晒干了,便加点水,一次又一次。

有一天,紫红色的小觜子冒出了水面,夏天就来了。赞美第一朵花。荷叶上哗啦哗啦响了,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小莲子会给我送去。

大雨忽然来了。一个青色的闪照在槐树上,我赶紧跑到柴草房里去。那是距我所在处最近的房屋。我爬上堆近屋顶的芦柴上,听水从高处流下来,响极了,

訇—空心的老桑树倒了,葡萄架塌了,我的四近越来越黑了,雨点在我头上乱跳。忽然一转身,墙角两个碧绿的东西在发光!哦,那是我常看见的老猫。老猫又生了一群小猫了。原来它每次生养都在这里。我看它们攒着吃奶,听着雨,雨慢慢小了。

我觊觎那片荷塘许久了,它是今年才有的。

荷塘的前生是水田,开春后,田主人将稻梗铲除,引水,下了田螺苗。田主人住在城关,五六天来此地一回。偶尔,附近村子家养的鸭子,会跑到塘中觅食。村人怕鸭子吃了田螺,站在村道上吆喝:呼,嘎嘎嘎,走开走开。鸭子不理会呼号的人,悠然自得浮于水面,乐了,嘎嘎叫两句,叫你也听听。

谁也不知道,荷花的种子是什么时候抵达田螺地的,当荷花占领这里时,田螺的名声消下去了。鸭子再也没到那儿去过,顶多远远看一眼,田螺躲在荷花下,得仔细寻找,才能瞧见。

早上母亲说:今天的荷花开得很好,花一朵朵很大,不信你到窗子瞧一瞧。我推开窗,远山的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混合着风声、鸟声,以及村子里偶尔传来的摩托车声。我眺望荷塘,那些荷其实离我远着,我只能看个大概。

荷塘被密匝匝的草丛包围着,那些草长得没过膝盖了。荷叶不大,并不挤在一块儿,好像每张叶子都有自己的位置,且地盘还有盈余。风一来,荷叶翻面了,风小时,它们将叶子展开,风一大,又卷起来,我想起一句诗,同眼前的景致十分贴合:怯风荷叶卷。

一朵、两朵、三朵……数不过来的荷花点缀着荷塘,一些花已经大肆开放了,另一些含苞着,这些天准也要绽开的。这几日,我总是远远看一眼荷塘,母亲说得没错,今天的荷花一朵朵很大,看得极清楚。

我想到那儿去。

母亲靠近我,她也往窗外看,片刻后说:“草密,蚊子多,说不定还有蛇,别去了。”只是一片小小的荷塘,四周组成围栏的草,似乎正是为了阻止我的脚步。

等阳光洒满荷塘时,早上含苞的荷花,竟开了一部分。过了立秋,虽暑气仍有,但天的确高了,蓝得干净清透,就连云朵,也白得无暇而刺眼。天上的蓝与白,地上的红与绿,真是多姿多彩。

相比荷塘,稻田在这个过去的夏季里,着实逊色了。龙爹田里的稻禾长势终于赶上了邻近田间的。他今年来得不勤,没有多余的心思管田了。我今年亦看得不勤,不曾注意那些稻禾与往年相比如何。我们的心里都装着无数的心事,这些事常如稻禾,即便不管它,却长得更好。

我还是没有到荷塘去,母亲让父亲带我去,他轻车熟路,可晒人的艳阳,又一次阻止了我的脚步。我细想,每天远远看一眼,谓之:可远观。无法走近去看,即“不可亵玩”了,哪怕在烟火人家生长的荷,也有一副傲骨。

到了夜晚,我们这里的月亮总是早早就将自己挂上树梢了,我也曾想目睹一番“荷塘月色”,可惜,一入夜,田野便被“墨汁”染得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荷塘正处在月光无法“布德泽”的位置。山岗学校的灯,隐隐约约,光线的弧度有限,它伸不到荷塘。月亮多圆呢,多亮呢,月光也伸不到荷塘。

不过,我还是能在黑夜里指出荷塘的大概位置,虽然看不见它。也许荷花、荷叶、田螺都睡着了。我瞧天上的月亮,身旁的星星也是耀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