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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之下,疲惫的大厂人(图源:小红书)

肉眼可见的疲惫,席卷整个部门。

在这里,正式员工根本没有时间带实习生和新人,实习生带实习生是基操。

“整个部门都被 KPI 搞得焦头烂额。”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带教老师,并没有多余的精力手把手教实习生。又因为部门预算不足,没有那么多可供转岗的机会,为刚入职的新人实习生答疑解惑的工作,就这样落到了更早入职的实习生身上。

带教老师只想让刚入职的新人快速上手:遇到的初级问题,只要之前的实习生能教便直接撒手不管。关于相关数据应该怎样分析,广告应该怎样采买、如何投放的疑问,刚入职的新人一般情况下都只能跑去请教实习生前辈。

互联网大厂里有句玩笑话:年轻拿命赚钱,老了拿钱买命。

“大厂人能拿那么高的工资,都是有原因的。” 在刘琴眼中,在大厂里大家都活得很艰辛。天天被 KPI 追着跑,在工位上一坐就是一整天,正式入职大厂后身体便开始大病小病不断。

同一个部门的姐姐曾向刘琴吐槽,“从小到大都不过节气,现在却要想关于节气的活动策划。” 相比对大厂还抱有滤镜的应届生,正式员工们对大厂谈不上多喜欢,只是在完成本职工作而已。

高压、加班、透支生命,实习了三个月的刘琴,彻底打碎了大厂滤镜。所谓的餐补、房补与晚上的打车补贴,都是公司为了让员工更好加班。当工作怎么做都做不完,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高薪待遇好的大厂就瞬间变成了难以逃脱的围城。留在互联网大厂的首要条件:身体要好(图源:小红书)

优胜劣汰的互联网大厂里,卷的动的人继续透支身体,赶在被降薪转岗前去抢那屈指可数的晋升岗位;卷不动的人要么等待裁员后的事业第二春,要么主动从大厂跳到中厂,再跳到小厂。

从互联网大厂结束实习的刘琴决定短期内不实习,去旅行给自己放个假。看着那些被车贷、房贷、养娃钉死在工位的大厂人,刘琴觉得无比幸运。

庆幸自己还年轻,庆幸自己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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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求上岸的 211:人生不是旷野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初试过了,复试被刷!”

李雨文兢兢业业准备了一年的考研,在拟录取名单公布的那一刻画上了句号。考研失败的残酷事实,正好卡在了春招接近尾声的时间点。还没来得及化解悲伤的她,就急忙开始优化简历,祈求能够抓住春招的尾巴,找到份好工作成功上岸。

本科就读于末流 211 的李雨文,在求职市场上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

“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已读乱回,找份合适的工作怎么就那么难?” 想着自己本科读的好歹也是个正经 211,刚刚改好简历的李雨文,对在春招找到份好工作还抱着十足的信心。

但,当正式开始投简历之后,李雨文才发觉现在的求职市场真是太卷了!

“好一点的公司,HR 人手一叠本硕 985 的简历。” 名校毕业只是敲门砖,能不能脱颖而出拿到面试机会,更多取决于你有没有过相关优质的实习经历。而相比之下,李雨文简历上寥寥几笔的实习经历,就像是新手误入满级大佬决赛圈。

屡次被拒的李雨文,快把 HR 的拒绝话术倒背如流:匹配度不高、决定内部调动、合适的话后续再联系…… 话里话外都透着,你这样的简历我们公司现在看不上。

简历越投越多,失望也越攒越多。

海投了半个月还是零 offer 的李雨文,一点一点降低工作预期 —— 好工作不奢望,工资能够负担生活在这座城市日常花销就可以了。

“一时间不知道是零 offer 更难受,还是烂 offer 更难受。” 降低工作预期后,李雨文陆续收到三个 offer,一个比一个烂:单休、位置偏僻、无偿加班,再深入一聊月薪都在四千五左右。

一个月四千五,扣完五险一金租完房子,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个问题。

一个 offer 没有的时候,李雨文还能苦中作乐,幻想着说不定自己最后捡个大漏;一下收到三个烂 offer,感觉春招似乎注定完蛋的李雨文,再也笑不出来了。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接受的她,把仅有的三个 offer 全拒了。

眼看着身边同学,有的考研上岸,准备迎接崭新的研究生生活;有的在秋招就拿到了不错的 offer,一毕业就能美美就业。巨大的落差,让渴望留在一线城市的李雨文整夜整夜失眠,头发开始也一把一把掉。

“如果从来没看过大城市,我会心甘情愿回到家乡当老师。”

高考,让李雨文成功走出待了十八年的小县城。在李雨文看来,那个不大的县城里有的只是落后的教育资源,有限的休闲娱乐,以及没有丝毫分寸感的人际关系。但如今,拼命读出来的学历,却成了她找工作时脱不下的长衫。

找不到工作,24 届应届生深陷求职困境(图源:微博)

即便再心不甘情不愿,李雨文也只能认清现实 —— 向往的大城市并没有她的容身之处。从得知考研失败开始找工作的两个月里,每当李雨文和父母打电话,对面的最后一句永远都是 “反正都是四五千工资,早就应该听我们的回家考个编制,那才是铁饭碗!”

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李思文断了留在大城市的梦,顺从了家里人脱产考编的建议。李雨文桌上的书从考研变成考公考编,迷茫的她继续窝在成堆的资料里期盼着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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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从易如反掌到难于登天

催就业,对于每一个带毕业生的辅导员而言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

“现在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微信上挨个问学生‘你工作有着落了吗?’” 进入大四,张望若觉得自己不像个辅导员,像个每天准时准点问学生就业情况的 AI。

除去考研、考公成功上岸的那部分,张望若带的这届学生里还有二十多个就业困难户。每天都得问,每天收到的回复基本都是 “还在努力找”,张望若看着这惨淡的数字,估计自己这周又得被领导约谈。相似度极高的对话,几乎每天都会在聊天框上演(图源:张望若)

整理完学生就业情况的张望若,周二要去学院就业率交流会里当反面教材,周四又得去开应届生就业指导会。学院领导想要看到的高就业率,让张望若和同事成了睁眼闭眼就是开会的机器。

“从秋招找到春招,愣是没找着工作,我比他还急!” 领导给的就业率标准,让辅导员们成了左右为难的夹心饼干:一边得照顾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焦虑情绪,一边又得赶着在毕业前完成领导步步紧逼的指标。

应届生一年比一年多,工作一年比一年难找。

回想起以前,张望若根本不像现在为学生的就业率苦恼。在当时,虽然不是各行各业的好工作排队等着应届生选。但有名校毕业这块敲门砖在,大部分学生都能轻松找到优质工作。而在全是裁员和缩招的当下,找份合适且稳定的工作都难如登天。

“现在找工作,和学长学姐那时候差别非常大!” 比林黎大几届学长学姐找工作时,比较容易就可以得到入职头部券商的机会。

相比之下,同样的本硕 211 学历,如今只能勉强得到一个面试机会。想要真正拿到 offer,还得经历好几轮面试、答辩,和一堆顶尖名校去争那一个岗位。

“能不能拿到好 offer 不是由你个人决定的,更多的是由你毕业时的求职市场环境决定。” 跨专业考研的卢兴逸,成功上岸 211 后,虽说能选择的工作岗位范围变广,但是就业环境却比读研前更为严峻。

前有互联网,后有新能源,只要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要是毕业时恰好赶上企业扩张、大量需要人才的好时机,中等层次的名校应届生也能够有机会拿到和那些顶尖名校差不多动辄 20-30w 的天价 offer。

求职市场短暂的欣欣向荣,成功让许多还没毕业的名校生形成一种错误认知:等到自己找工作时,也可以和学长学姐一样轻松拿到好 offer。

而当下的求职市场,无论是被称为风口的互联网、新能源,还是其他行业,都面临大范围的缩招。那些原本能去顶尖企业的顶尖名校生,为了求稳选择退而求其次,占走了原本属于普通名校生的工作岗位。

学长学姐口中工作点击就送的时代早就回不去了。

名校应届生就业期望与市场环境的不匹配,间接导致了资源的大量错配,这一方面让各大公司招聘应届生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让那些普通高校毕业的学生不能在求职市场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24 届的金三银四刚刚结束,25 届的激烈竞争已迅速提上日程。没有办法改变就业环境的名校生,为了找到份像样工作,只能越来越早去卷校招。在今年暑期实习生的项目里,所有人都在拼命为 25 届的秋招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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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六月毕业季来临,刚刚告别象牙塔的应届生们,乌泱泱踏入求职的现实世界。

2024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 1179 万人,比 2023 年多了 21 万。但,与激增的应届生人数对应的是大规模的缩招,就连风口上的行业、企业也在降本增效,甚至透露出裁员的消息。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相继扣在了努力的应届生头上:从前,四五个工作供一个人挑;现在,一个岗位起步五六个人竞争。

初高中老师和家里长辈口中的 “等你考上大学读完研,找工作就轻松了!” 成了泡影;学长学姐曾经说的工作点击就送的盛况,对于现如今的名校应届生而言更像是科幻故事。

面对严峻的就业市场,即将褪去 “学生” 这层保护色的应届生们,不再相信求职这条路上会出现 “苦尽甘来” 的美梦。

* 本文中均为化名

张雪峰连麦490多分农村女孩,他的建议,看着让人有点想哭。

有个河北的女生连到了张雪峰,她学的是物化地,高三,现在大概能考490——500左右,然后她打算学中医。

张雪峰听罢,说道,但是同学,你这个分不够报中医的。你这个分如果要报中医,只能去民办了。孩子听罢,问道,那我这个分数,这个选科,还有其他能选的专业吗?

张雪峰见状,问了一个问题,他问道,同学,方便问一下你家哪里的吗?孩子答道,是河北唐山的。张雪峰又问道,你在河北除唐山以及石家庄以外的其他市的医院当医生,你接受吗?

孩子答道,不太能接受。张雪峰听罢,说道,那很有可能你要放弃医了。同学,你这个分数段,现在最接近的学校是你们河北的北方学院。你现在如果490——500分的话,你北方学院学医都不够。你得再往上努力个二三十分,才有公办的中医可以上。而且一定上不了硕博,上不了5+3,你肯定就是本科,然后的话就是去考研。

中医这种专业是一定要得考研的,你硕士毕业以后,只能够勉强在地级市级别的医院工作。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很重要,你家里有人是医生吗?你家里有人在医院工作吗?

孩子答道,没有。张雪峰答道,那就更不建议了。孩子听罢,便问道,那张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以后报专业,报大学,报什么样的更合适一些呢?

张雪峰答道,同学,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这个分数在这儿摆着,那些有硕士点的学校,你这个分数大概都不够。然后你是唐山哪儿的呢?是唐山下边县的,还是唐山市里的?

孩子答道,县里的。张雪峰说道,同学,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回到唐山下面的这个县,考个公务员,你接受吗?孩子答道,还行。张雪峰继续问道,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孩子答道,就是普通农民。张雪峰听罢,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同学,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会去考虑一下你们那边乡村的农业管理定向生。

或者你的分再高一点的话,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真的有可能会去考虑一下你们那边的农村的乡村卫生院的乡村医生计划,那个里边的东西。

张雪峰继续说道,同学,你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去想要一个所谓的更好的发展,但前提条件是分,你有更高的分,你就有更多的选择。但你没有更高的分,你只能在你能选择的范围内去做选择。

你刚才说你爸你妈就是农村普通务农的农民,你能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你这一代,通过你的努力学习,变成你们乡镇卫生院的医生,能够变成你们当地农村农业发展的管理者。我个人觉得,你已经比你爸妈这一代,是一种进步了。所以说,我要是你,我一定会重点考虑提前批的乡村医生,或者提前批的那种农村管理计划那种。

然后张雪峰说道,孩子,瞄着乡村医生计划那个底线的分去奔,孩子,你现在的任务是用你半年的时间换你一生的稳定,那这半年,你将付出多大的努力,你自己看着办。

孩子听罢,感激的说道,明白了,谢谢张老师。看完张雪峰与这个孩子的连麦,真的感慨万千,甚至有点想哭的感觉。张雪峰这个建议真的太中肯了。可能在这个孩子听来,有点难以接受,但这就是事实。

可能孩子想到更大的城市去,但现在她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她的分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她现在的实际情况,去考乡村医生,或者乡村农业管理类的方向,可能更适合她。

而且话说回来,乡村卫生院的医生,或者乡村管理者,在当地,其实挺受大家认可,挺受大家尊重的,而且后期找对象啥的,乡村医生,乡村管理人员,乡村公务员,在人们眼中,也是香饽饽。

不得不说,张雪峰的这个建议,真的挺接地气的,这是针对孩子目前的分数来看,这个选择对她来说,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要是孩子想要更好的选择,那就得再努力提分,因为分越高,能选择的机会就越多,这是事实。

还得是张雪峰啊,在报志愿的时候,考虑的比较深远,比较长久。其实,高考报志愿选专业,除了这些以外,要考虑东西还有很多。

比如大学毕业以后的就业状况,是否要给自己留考公机会,哪些专业需要读研读博、文科和理科,到底要重专业还是重地域等很多问题,都需要考虑。家里底子不厚就别生孩子了,这片土地,除了极个别顶层人士,生孩子都是生韭菜,都是给老爷们贡献奴才。


白饭如霜:点进去看了一下张老师的回答,想到一个很多家长可能都回答过的问题——为什么要好好读书。

早起晚睡,悬梁刺股,跑操背书,日烛夜蜡,就为了多点儿分数,值不值?

我女儿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就跟她讲,你不好好读书,可能读一个三本二本无用的专业,在我们家的情况下,肯定衣食无忧,能有个工作,房子也不用你买。但你想要在父母没有能力之后过得更好,得到一些成就,实现什么自我价值之类的,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因为你的起点低,选择就少,哪怕你一堆阿姨舅舅在好大学当教授博导,难道能送个学历给你?

换一个人,家里还没有我们好的,如果也不好好读书,那毕业出来之后,父母无法帮助,她的选择就更少,收入低,发展路径狭窄,过得很辛苦,大概率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好好读书从最现实的角度来说,就是拼多一些选择,而且是和自己比,不是和上面比,一山还有一山高,那是没法比的。

前几天我和朋友吃饭,一桌大哥,孩子基本都在贝塞斯这个级别的国际学校,都在说怎么考常春藤,读完书回来继承家业,普通孩子怎么比?

张雪峰为什么问成绩和家庭环境,因为成绩是个人能力最大值的参考数,家庭环境是外界资源最大值的参考数,两个数字都大,选择就多,都小,就必须非常务实和谨慎,一步都不能走错。

你说农村孩子逆袭,哪怕分数很差,将来也能通过个人努力逆天改命,进大城市,挣大钱,不是说没有,有,中国基数大,什么人都有,但肯定不是常态,就跟灰姑娘可以嫁王子一样,不能用特例来覆盖人群。


karenchou的地盘:看很多欧美人的路径,就发现,很多人一生都有gap time。反观国内,gap一天,所有大门就关死了。看了张的建议,很现实,很符合实际。但就有一个感觉,人一辈子,不配拥有梦想[苦涩]

与妈妈大吵一架说出年少时的委屈

起因是说到我女儿的学习教育问题。我跟我妈说以前你们在我学习上就教育得不好,方式方法就不对。也总喜欢拿我和别人比,这对我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我妈就破防了。她觉得她那么辛苦把我培养出来,我还说她做错了。她说她这辈子活得没意思,我只懂记仇。

我说你能不能说出我三个优点?这辈子我就没得到过你的认可。

其实我妈当年养我真的很辛苦,我身体不好,小时候养我要比养一个普通小孩多十倍辛苦。到现在也把我当小孩,帮我带小孩,帮我做很多事。

并且从我个人来讲,虽然中学成绩不好,大学上了个艺术院校混了本科,但凭着英语好还出国读了一个不错的院校混了个硕士,起跑线比起很多人已经不差。这些都是因为父母支持的结果,我自己也不是彻底那么没用。

我们家来讲,一家人亲情很重,也很相爱。但性格问题也很突出。急性子、说话重、脾气大,我妈爱拿人比较,有些地方控制欲也强。

这次说起这个话题,目的是说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我女儿,也不要用打压和泼冷水的方式。

其实我家境是从大学的时候才慢慢变好的。中学时期,我的成绩不好。其实不笨,小学在班上都拔尖的,到了中学,课变难了、同学们都厉害了、又因为住校自制力不强,成绩一滑再滑。我受的批评比较多吧。也拿我去跟别人比。以前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到了现在才和自己和解。

也正是因为和解了,我也开始思考我要怎么样教育女儿。就拿学习来说。我知道要努力,应该要学会自学。但我不知道怎么努力,怎么自学。我就想如果当时在批评我的时候,能再多给我一些帮助,是不是就更好?比如以前老爱拿我和别人比,事实证明无用,我就要做到不拿我女儿去和别人比,要和自己比。

我妈破防了之后。我告诉她我知道她们爱我,也为我付出了很多。我只是把以前觉得不开心的地方说出来,这样大家共通理念教育下一代。

但我妈说话很伤人。她问我她拿我和谁比了?我说 1234。她说 “也许当时就是一句话,你要记那么久。你记得的都是这些事。”

我说 “你怎么就没觉得我现在都还记得这些事,是真的这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呢?”

她:“那是你自己问题。你自己不努力怪我们吗?”

我:“你一辈子就喜欢打压人,用这种教育方法。你就看不到我身上的优点。这个教育方式是错的。”

她:“我打压你什么了?是你自己撇!”

我:“那你现在说出我三个优点。”

她:“翅膀长硬了,我把你培养出来就是来收拾我们的!还来质问我。”

继而:“这就是我错了,我不该把你培养出来,我这辈子活得没意思活成这样我自己活该。”、“我现在知道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了,我活该,我就不该对你那么好。”、“我要走在你爸前面,不然不知道你要怎么对我。”

很典的中国式家长吧。爱很多,付出很多,但……

中年人了,感觉亲情是斩不断了。其实自己也不想斩断,我有良心的,我以后还要照顾他们呢。但就这么个事,感觉短时间和解不了。说出了多年的想法,我不后悔,但目前这个氛围挺难受的。


@丁小云

很多父母嘴上说希望孩子有出息,但潜意识里因为想控制孩子,表现出的行为反而是朝着想让孩子没出息的方向使劲儿的。例如打着督促孩子好好学习的旗号,不断抨击孩子,贬损孩子,把孩子搞得低自尊,蔫儿了吧唧,窝窝囊囊,干什么都不起劲儿,上不了台面。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在大人那里得到这样的肯定:‌‌”这孩子可听话了!‌‌“一个孩子想成长,真的不容易,首先在他父母那里就会得到巨大的成长阻力。很多父母这样做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他们承受着各种焦虑。想排解焦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有生活。这么简单的答案,想做到却很难很难。原本没有生活的人想要有生活,需要脱胎换骨的改变……

那些小时候总是被父母苛刻对待的人,自己为人父母后,很可能也会经常苛责自己的孩子。这种苛责,几乎都是下意识的瞬间反应,这感觉就像我原来说过的‌‌”鬼上身‌‌“。这些父母对于孩子的苛责、贬损和攻击,其实也是自我苛责、自我贬损和自我攻击。例如有些父母总在孩子身上挑毛病,说孩子一无是处,其实是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一身毛病、一无是处。这些父母自己也是可恨可怜人,因为这主要是由其出身家庭决定的。众所周知,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身。这些父母自己也很痛苦,因为来自其潜意识里的声音,不断对他们说:‌‌”你啥也不是!你干啥都干不成!你就是一个XX!‌‌“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些父母很爱自己的孩子,总想温柔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也是一种‌‌”鬼上身‌‌“。因为小时候被爱过,被温柔对待过,长大后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也值得被爱,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很多孩子的问题,都是他们父母的问题。很多父母的问题,都是他们缺乏自我价值感的问题。如果缺乏自我价值感,就要想办法重建自我价值感。如果严重缺乏自我价值感,那可能就需要看心理医生了。

在乡镇高中任教不到两年,语文老师吉安已经遇到两起学生因抑郁自杀的事件。上个月的一个深夜,她的课代表宝嘉突然叫醒宿管老师,告诉她自己服用了过量胃药,要去医院洗胃。事后宿管阿姨清理现场,才发现宝嘉撒了谎,她服用不是胃药,而是大量的抗抑郁药物。

至于宝嘉抑郁的原因,吉安并不清楚。她只记得,上个学期女孩曾和自己倾诉过,觉得父母重男轻女,不重视自己。 抑郁症像瘟疫一样在青少年中蔓延。《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数据显示,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5-20%,换句话说,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患有抑郁症。 学校方面意识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在年级会议上三令五申,要求老师们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时沟通,但吉安没有看到任何情况好转的迹象。 面对这些比自己小十三四岁的高中生,吉安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她不明白:正值青春年少、学习压力不大的“放牛班”学生,为什么也会陷入绝望?

1: 蔓延的抑郁症

吉安没有想到,抑郁症会在一所乡镇高中里蔓延。 这里没有太大的学业压力: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升学率,这所学校在当地都稳居倒数。学生不爱学,老师也不勉强,基本采取放羊式管理。“只抓前几名的成绩,其他孩子不影响课堂纪律就行。”因此,校园氛围格外松弛,大多数学生都在“混日子”。

重点高中争分夺秒,学生去食堂吃饭都得一路小跑,而这里的学生,拥有“奢侈”的休息时间。上午的大课间有35分钟,午休足足一个小时,可以自由玩耍,不用担心被任何课程挤占。

刚来学校任教时,吉安一度不太适应。 她在郑州一家教培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辅导过的孩子和她说得最多的一个字,是“累”。他们的暑假时间被作业和辅导班挤得满满当当,“大城市的孩子,教育环境太卷了。我想要是回到乡村,应该会轻松很多。” 然而现实却是,压力不大的放牛班学生,正面临着严峻的心理危机。

作为老师,吉安很难分辨班上哪些孩子患有抑郁症。 上个学期,吉安的学生小霞在家喝了农药。听到消息,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误传。” 在吉安的印象里,晓霞成绩平平,却开朗乐观。她常来找自己聊天,偶尔会吐槽食堂的饭菜不好吃,要吉安帮她捎个汉堡。出事前的周一,晓霞还和同学有说有笑,商量考完试之后去哪里玩。谁也没想到,她会在和父母争吵之后突然自杀。 “周三,班上的同学给她发消息,她没有回复,到了周六,就听说已经下葬了。” 年轻的生命像泡沫一样蒸发。吉安反复回忆,试图找出一些被忽视的细节。思来想去,唯一的可疑之处是,当晓霞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常常会发呆。

可她究竟有什么心事,已经没有人能知道答案了。 抑郁如此隐蔽,以至于当老师察觉到异常时,学生的病情往往已经相当严重。 吉安的学生宁杭就是如此。她性格温和,从不顶撞老师,是班上少数几个有望冲刺本科的好苗子。上个学期,因为数学课上看小说、英语课上走神,她接连被老师批评了几句。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课上到一半,英语老师发现,她竟然将自己的一只手抠得鲜血淋漓。 英语老师被吓坏了,强烈要求学校的心理老师介入辅导。几次辅导之后,宁杭稍有好转,但过了没多久,被地理老师批评后,她硬生生用圆规戳破了自己的手心,血流得整本书都是。 “放在以前,学校的老教师会怀疑,是不是故意在威胁老师。但这两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老教师们也转变了思想,意识到孩子们确实生病了。”

一个班级里有孩子患上抑郁、甚至自残和自杀,就像巨石砸入水中,在其他孩子心里掀起滔天巨浪。 吉安的表弟就读于一所市区重点高中。疫情期间,他目睹了一位同学跳楼自杀,不久后,最好的朋友也突然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的情绪陷入谷底。直到他在课堂上一页页撕毁教科书,老师们才意识到不对劲,这个一向用功的学生,已经重度抑郁。

吉安任教的班级里,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她的课代表宝嘉因为抑郁症办理了休学,在这之后,班里一些看上去性格开朗的学生,也展现出抑郁倾向,有一名同学甚至办理了退学申请,不再上学。或许是因为负面情绪的传导,并不会传染的抑郁症,影响了吉安的班级。 对比自己和学生们的成长轨迹,吉安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心理危机。 “他们大多出生在2008年前后,和我这种90后相比,家里的物质条件要富裕得多。父母比较年轻,重视教育和陪伴,没有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可为什么,这些孩子还是会觉得人间不值得?

2 埋下病根

心理咨询室里,只有沙糖和心理医生两人,他们正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 在此之前,沙糖经历过三次自杀。 这是一次改变沙糖想法的对话。心理医生提问:“当你听说有人自杀,你会有什么感受?”沙糖思索了下,给出的答案是:“我很羡慕他,因为他很勇敢,能选择自己的人生。” 而普通人的反应,往往会是惋惜和心痛。心理医生将两种回答做了对比,沙糖才发现,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偏差。 在昔日的老师和同学眼中,沙糖是“绝对不会抑郁”的孩子。

她是典型的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经常拿下年级第一,不止琴棋书画,乒乓球和羽毛球也很擅长。她还是少先队队长、优秀班干部和学生会主席,参与活动时,永远是手举得最高的“社牛”。 但父母却觉得,沙糖离优秀永远差一大截。考试满分只是正常发挥,一旦失利就要挨上一顿棍棒,“没有表扬,只有批评。”

沙糖要吃的药|讲述者供图

早在小学二年级,沙糖就开始出现胃疼的症状,妈妈却觉得她是故意装病骗取关心,把她痛骂一顿。那是她第一次产生自杀的念头,鬼使神差地站在阳台窗户边,“我也不知道站了多久,然后我妈进来了。她问我干嘛,我说我想跳楼,她说,你爱跳就跳,想死我也不管你”。 沙糖觉得,在屋顶徘徊过的孩子,或许并不懂得生死的重量,只是在那个瞬间,活着是不可承受之重。

抑郁症是慢性病,如果缺乏相关知识,很容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比如头痛、胸闷心悸、肠胃不适、失眠等躯体化症状。 小学和初中阶段,沙糖一直被不明原因的胃痛折磨,她做过胃镜,也查过CT,却始终找不到原因,只能靠一天三顿的中药调理。 到了高中,她的症状突然加重。 高二时,沙糖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忽然衰退,“明显感觉自己变笨了,却找不到任何原因”,成绩因此一落千丈。她开始嗜甜,每天要吃二十几颗糖,否则就会异常焦虑。即便如此反常,沙糖也没有往精神类疾病的方向联想过。 再者,她不愿将朋友当做情绪垃圾桶,遇到烦恼只会向日记本倾诉,大家觉得她阳光自信,也不会将她和抑郁症联系起来。 老师们最常挂在嘴边的鼓励是:“等你们上了大学就轻松了。”

到了大学,卸下压力的沙糖却突然爆发抑郁症,“很多患抑郁症的大学生,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埋下了病根。只是高中一门心思读书,根本没时间关注心理健康,到了大学忽然闲下来,藏在心里的问题也就一下子浮出水面。” 她整夜整夜地失眠,不明原因地流泪,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出现了心理问题。内心的苦闷到达极限,加上无效治疗没能控制住病情,沙糖吞药自杀,被送到医院。

后来病情无法控制,几经辗转,沙糖住进上海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期间,她参与了一项学术研究实验。

实验对象被分为了两组,一组是过自残行为的抑郁症患者,一组是心理健康的正常人,分别进行疼痛耐受度测验。利用红外线灼烧手腕内侧的敏感神经,同时要求实验对象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指数。 “一般到了7.8级的时候,疼痛感就如同针刺,正常人至多只能忍耐到17级,而且每次灼烧,心情会明显变差。但有过自残经历的人,在实验过程中能忍耐到20级,手都烫冒烟了,心情却会变好。” 当心理的痛苦无法宣泄,抑郁症患者会向自己的肉体挥刀。伤痛刺激内啡肽分泌,缓解痛觉,也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用沙糖的话说,自残是“快乐”的。 她甚至在实验时要求医生多烫几个地方,“疼痛是会上瘾的。”

3:可以依靠谁

经过长达七年的抗抑郁治疗,沙糖已经算“抑郁症的半个专家”,不少病友会找她交流看病和吃药的注意事项。其中不少是还在读书的青少年,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看病需要多少钱,能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面对抑郁症时,这些孩子和曾经的沙糖一样,孤立无援。《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46%的抑郁症学生患者没有寻求过任何帮助。

沙糖第一次看心理医生,也是独自前往。哪怕和父母身处同一个城市,她也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 患有抑郁症的孩子,背后往往有一个生病的家。据蓝皮书数据,69.57%的孩子因家庭关系抑郁。父母是否重视、能否及时关注和引导,愿不愿意做出改变,都会影响孩子病情的走向。 在乡镇,部分家长的观念仍然趋于落后。 宁杭在班里自残后,班主任建议家长带她去医院治疗,但宁杭的父母死活不肯点头,“我们家孩子没有病,她只是有些走极端了。”类似的声音还有:“这孩子就是矫情”“她就是故意装病,不想上学”。

家长的顾虑也不难理解。

高考是人生的关键一战,如果孩子被确诊抑郁症,办理休学,复学可能会遇到诸多困难,比如跟不上大家的学习进度,抗拒人际交往。相较于休学,他们宁愿把头埋进沙子里,装作无事发生,熬过高中三年。

更何况,在偏僻的乡镇,人们往往将抑郁症等同于精神病,病耻感强烈。 宝嘉的父母正是之一。宝嘉在宿舍服药自杀后,被送到医院洗胃。鬼门关上走了一遭,老师们猜测,她至少要在家休养一个月,没想到过了两天,宝嘉就被父母送回了学校。 班主任生怕会重蹈覆辙,不敢再让宝嘉住在学校宿舍,劝说她的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可他们怎么也不肯点头,坚持说宝嘉只是得了胃病,误服了胃药。学校和老师也无可奈何,直到宝嘉无法承受学业压力,才选择了休学。

而那些愿意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的家长,也可能因缺乏相关知识挂错科室,耽误治疗。每次看到患抑郁症的孩子在社交平台上求助,沙糖都会到评论区留言提醒:“去精神科治疗,千万不要去心理科。” 这是沙糖差点用生命买回来的教训。 “心理科医生比较擅长心理咨询,精神科医生毕业于临床医学专业,在药物方面更为专业。如果是失恋,出现抑郁情绪,可以找心理科医生咨询,但如果已经出现了躯体化症状,就要去精神科,进行药物治疗。”

沙糖第一次自杀未遂,被送去心理科,每天被迫接受痛苦的电击治疗,病情非但没有起色,反而越来越重。“电休克疗法对双相情感障碍比较有疗效,但我是重度抑郁症,对我其实没有太大作用。加上医生开的药不对症,病情一直耽误下去。” 直到在上海住院,医生给她调整了药物,才控制住病情,“这考验的就是医生的药理学专业知识,一开始就要走对科室。”

抗抑郁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孩子们无法独自走完全程,家长、老师、朋友都是重要的陪伴者和支持者。可是学校和老师,究竟能做些什么? 2023年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提出,到2025年,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要达到95%,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比例达到60%。 吉安所在的乡镇中学,也有了心理健康咨询室。每学期,学校都会请心理专家开展心理科普讲座,组织师生学习。但效果并不理想,孩子们宁愿埋头看小说,也不愿意抬头听讲。即便真的有烦恼,也很少向心理老师求助。 “他们会担心自己在咨询室里说的话,会传到班主任的耳朵里。”

吉安是语文老师,相较于其他科目,语文更重视情感与表达,她的课堂气氛也轻松活泼一些,比如介绍作者生平,她会特意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或许是因此,许多学生会把她当做知心朋友和倾诉的对象。

她的另一位语文课代表风灵,上学期因为抑郁症办理了退学手续,没有再继续读书,南下去了广东的电子厂。临行前,她给吉安发送了一条长长的微信: “我讨厌学不会的科目,我讨厌学校的人际关系,我讨厌我有认真去学习但还是只有200多分的成绩。我不知道我待下去还有什么意义。都说过完高中上了大学就没事了,很多人都说不管大学好坏,是个大学就比高中强,但我发现国家根本不缺大学生。”

吉安无法解答风灵的困惑,学校也无法解答。 平心而论,在应试教育体系内,这所乡镇中学的氛围已属宽松,“我们学校只有六百多人,在管理上相对来说更有精力一些。如果遇到有抑郁症的孩子,校方也会尽可能帮助,不会立刻强制休学。” 而在竞争更为残酷的县中、市重点中学,学生一旦出现抑郁症状,会被立刻劝退,就像吉安的表弟那样。抑郁的学生回家了,但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并没有解决。

宝嘉自杀未遂后,吉安写了一篇寄语,安慰孩子们:“人生路还长,慢慢走,不要慌。”许久没有联系的风灵在朋友圈下评论:“现在才知道,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脱离了教育的樊笼,孩子们的困惑依旧没有消失。 

一位熟悉宋凯博士人士告诉记者,“因为考核被学校认定为不合格,宋凯从副教授降到讲师岗,薪水待遇也相应降低。尽管学校提到只退还了1万元安家费,但原本承诺的购房补贴,剩下的40%也不再发放了”。

《南京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首聘期考核办法》中规定,科研项目和论文分别占50分,其中若没有完成协议中约定全部项目,项目部分计为0分,而考核的合格线为75分。不合格意味解聘或是降级聘任、不予发放剩余购房补贴,同时按下一层类人才引进待遇退还安家费、购房补贴差额部分。

这样的条款在近年来高校的聘任合同中并不鲜见。社交媒体中,学术青椒自嘲为“对赌协议”。

前述熟悉宋凯人士表示,宋凯老师所在环境工程系实力还比较弱,没有博士点,系里20多位老师每年国自然命中不过一两项,有的年份为0。从履历上讲(北大硕士,UBC博士)宋凯可以说是系里“近十年来引进的最为优秀的人才”,但他2019年入职时已然33岁,青年基金申请窗口短,而面上基金难度高,遂最终国自然没有进项。

这一切都以“自愿”的名义进行。记者收集的一些案例显示,订立合同时人事处轻松道“都会过的,只是走个形式”;正式入职后才发现,科研启动经费报批困难,一旦“分手”还面临追回风险;更有甚者,安家费的赔偿条款延续到了第二聘期,考核不过要求双倍赔偿安家费;服务期10年起步并一延再延。

从某种程度讲,离开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考核不通过降级留任意味着从招生、资金、资源等各方面被边缘,但服务期内主动辞职又面临着动辄几十万高额的违约金。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压抑,充斥着无尽的价值感剥削,不断吞噬年轻学者的职业尊严和成就感”,一位985文科教师在经历聘期解职后写道。

倒赔几十万的科研人员

2023年初,距离中期考核还有11个月,常宁接到就职的大学通知,由于研究“进展缓慢”,他被降薪、停招学生。

同年11月,他决定辞职离开,人事处帮他算了一笔账,在离开前,他需要全额退还学校住房补贴150万。

一过完年,常宁东拼西凑,又问几个朋友借钱,把钱还给学校,才拿到离职文件,“150万的房补,税后我到手115万,但最后连税一起还给学校。” 日前,学校给他打电话,又少算了50万,让其补完,否则不放档案。

2019年,常宁拿到了国家“青年千人”,当时他作为省人才被引进该校不久,对于未来踌躇满志,尽管他需要转换研究方向。“当时我觉得,‘青千’这个所谓小人才称号是一个保障,能够让我去挑战一些新的事情,而我确实也能作出一些东西。”

入职之前,常宁在美国做博后,曾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和Science等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0余篇。回国后,他跟学校签署了聘用协议,服务期8年。

拿到国家“青年千人”后,学校要求他签署一个补充协议,聘期内至少发表1篇nature/science或两篇大子刊,“很多人会说,没人逼你签合同,你自愿的。但实际情况是,你不签补协议,他们就不兑现待遇,而且他们催着你签”。

2022年末,常宁被口头告知,“很可能过不了考核。”随后不久,他因“科研进展缓慢”被要求停招学生,停发津贴。

常宁还未到中期考核,甚至“科研进展缓慢”的评判依据是什么他都未被告知。与他相似,聘期内考核不过之后学校做出惩罚的并非孤例。一位老师在中部某地方高校任职,她告诉记者,中期考核后她被降薪。与此同时,原本作为独立PI的她被撤掉课题组,停止招生,自己和学生都并入其他人组里,研究方向再难由自己控制。

湖南某二本院校的老师反映,该校大量招聘博士,设置了6年两个考核期,考核期没有达标的,退还全部安家费、科研费,甚至包括所谓占编费(2万至4万)。

目前记者所知,一些高校对(可能)无法完成考核的老师做出辞聘、退还钱款、降薪、停止招生等手段。但更残酷的经济赔偿更多发生在教师辞聘纠纷中,其中争议较大的是科研启动经费和违约金等类目。一些高校希望以高昂的“违约金”留住人才,一些被法院酌情减免,一些得到支持。

裁判文书网的一则判决显示,在福建工程学院2022年的一起人事争议中,陈姓老师在入职六个月后提出离职,按照双方约定,服务期内离职则需双倍赔偿所有引进待遇(包括安家费、住房补贴、科研启动费等)。聘用合同签订后,陈老师从学院处领取安家费6万元,住房补贴31万元。2022年9月,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就双方人事争议进行判决,最终陈姓老师需赔偿双倍赔偿该校安家费12万,双倍赔偿住房津贴62万,支付违约赔偿金6万,加上其他需要退还给校方的款项,共计80多万。

在审理过程中,陈老师曾就离职原因做出陈述,因为入职后发现多项与校方叙述不符。比如入职前校方原答应将其安排进入“建筑系”,但最终被分配到“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系”,与校方原来承诺不符,也不利于陈某基于原有学术基础申请国家研究基金。同时,每月薪酬与校方引进人才时承诺不符。

时间回到今年1月,常宁在跟学校人事处确认需退还钱款金额时,“一个老师兴高采烈地跑过来,问我,是不是学校还给过我500万科研经费,按照规定,那个也要退,我说,没有,一分都没给。他们就不吱声了”。

被蹉跎的学术生涯,被摧毁的科研信心

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当初入职时,他们同时押上的还有数年学术训练累积的信心。这些年届30-40岁的科研人员,这一时期原本是他们最有望做出重大科学突破的黄金期。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再忍三年,就可以少赔200万,相当于一年60-70万啊。但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他的黄金时间有多少呢?难道蹉跎了5年还不够吗?”

常宁今年41岁,他告诉记者,入职后,他没有拿到学校给的启动经费和青千的1:1配套经费,“只拿到了一笔钱,科技厅给老大的项目,老大给了我400万,其中200万我用来买设备。在我来之前,这边生化实验室的相关设备不是太行,我算是把生化平台搭起来了。”

他的另一位同事也印证了他们刚入职时现有的硬件并不匹配自己的实验方向,“在他之后陆续引进其他人才,比如高分辨显微镜这些才配置起来。”

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新冠疫情很快到来。由于封校的缘故,学生无法进来做实验;外地的试剂送不进来;因为学校没有相关设备,只能将样本外送检测公司,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内防控,“今天这里封了明天那里封了”,一会儿样品寄不出去,一会检测公司被封控,进展非常缓慢。

2022年底,两个国际团队在生物技术顶刊Nature Biotechnology (NBT)发表了文章,设计与常宁几乎相同,美国纽约大学还申请了国际专利,“所幸我们的专利提交时间早一周。”

科研进展不顺的常宁一度怀疑自己的科研能力,“我看到宋凯的新闻时,特别理解他,甚至当时我自己就很绝望。我明明不是来躺平的,整个五年,除了小孩出生请了一周假,全年无休,周末上班。难道自己真的不适合科研?”

“我之后可能会离开学术界,”40岁的林茵告诉记者。

她刚生育不久,还在哺乳期就接到学校中期考核通知。“按照字面的要求,中期考核期内我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文章和国自然项目,我其实都达到了,原本以为没有问题。”

她一路读博、做博后,一直推迟生育,直到35岁之后,她评估了家庭情况和手里的工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决定要一个孩子。

“结合我读博和做博后的履历,我觉得以过往的能力是可以完成这些要求的。当时我也不了解自己的价值,有点天真,也不觉得要靠这个来挣钱,后来才了解到,我的薪资是最低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疫情和家庭变故纷纷打断了林茵的研究计划,但直到中期考核之前,她还是认为自己能够完成考核任务。

但林茵在考核之后被告知“合格又不合格”,理由是她发表的文章第一单位不是所在学校,而是她此前的任职机构。但这些并未约定在合同里,考核前也都未曾有人告知。

惩罚很快到来,撤课题组、降薪,这些中期考核“失败”的后果也都不在合同里。

相比降薪,撤课题组才是真正的打击,“我再也不是独立PI,我成了大老板手下的二老板,我的研究方向要经过他的衡量,他来定夺我还能不能继续;我的长项被砍掉,因为要向大老板靠拢,为他的方向服务;我想要做的课题,我的经费也不能自由主导,产生哪些需要也由他判断”,这种环境下,她原本的考核任务依然没有变,“我不再是一个独立PI,而他们还要以一个独立PI要求考核我。”

“最近,华侨大学老师孕期被解聘,很多网友留言,说怀孕时间怎么这么巧,为什么不计划好。这些都让我反复自我责备,有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被同情,或者应该推迟一下(考核)。但我又会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看到很多女性科研工作者,做得好的,要么没有家庭羁绊,要么父母和爱人全身心支持,但现在这个困境好像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没有办法抱怨谁。像我领导说的,生孩子是你个人的问题,单位能怎么办?”

“很长一段时间,我上班要正常面对同事,面对学生,回家正常面对小孩,每天只有往返家和学校的路上,宣泄一下,即使这样,也要想着哭一下就好,因为我要小心开车,视线不能模糊。”

对于这些“对赌失败”的科研人员来说,旁人总会轻描淡写地说,可以去工业界,或者去其他学校。一位打算离职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在专业方向固定的情况下,寻找到完全匹配的课题组和高校并不轻松,如果换方向或赛道,势必需要再花时间。而一些地方院校间又有所谓隐形门槛,“不挖兄弟院校墙角”,一些老师如果期待继续发展,必须离开当地。

事实上,对于这些科研人员来说,一段弯路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极大的“试错成本”。制度化压力下,他们的时间表必须严丝合缝,无法松懈。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申请基金、竞逐更高职称,这些都与科研经费、学术资源、声望直接挂钩。一关失利,他们就会在后续的项目和计划申请中陷入劣势,一步慢步步慢,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有人就此永远滑落。

“我换了赛道,如果想拼杰青只剩3年,”常宁跟我说,“再过几年工作都不好找了。”

解释权在学校

从签下聘任合同的那一刻开始,青年教师便步入这个系统性的大网,松紧由人不由己。看似契约自由的背后,实则是无处可逃。

简尘是曾一名985高校文学院的教师,她在2022年被学校的中期考核淘汰出局。让她不满的是“中期考核形式并没有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考核结束一周后,她得知自己拿到了教育部的项目,她以项目和即将出版的著作为筹码询问是否可以留下来,答案是否定,理由是“不符合程序”,但这些成果离该校副教授的要求已不远。当年上会考核的6位文科教师,一半未通过。第二年,该校又举行了一次中期考核,友院的一位老师没有通过,学校趁机提出不解聘而转做博后的方案。

高校除了在入职前签一份合同,有时则会在入职后要求签署另一份补充协议,其中会设置更高的考核要求,如果青椒们拒绝,高校则会拿出第一份合同上面清楚地写着服务期离职的惩罚措施,要求赔偿违约金。碍于可见的惩罚,这样的套路屡试不爽。

合同是套在青椒脖颈间的圈绳,充斥着暧昧不清的模糊地带,而解释权往往归于人事部门,亦或是某位上任领导的临时起意。

一位在某双非高校任职的老师告诉记者,在他的合同中,对于他的考核要求是明确具体的,但对于高校应该给予怎样的支持,只是简单提及“提供资金、场地、人员支持”,当自己组建课题组需要工作人员时,又遇到诸多限制。

“人事处告诉我,要招聘博士,但薪资只能给到四五千,这按当地薪资水平招不到人。我只能降低标准,招本科生,招硕士生,从头培养。在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培训后,工作人员掌握了技术,要求涨薪,我觉得也很合理,但被学院拒绝,也不支持给他们正式编制。他们就流失了,我又没有工作人员了”。

按照常宁和学校的协议,入职后,学校需要提供50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但一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兑现之前承诺的科研经费。

一位2015年入职、工作8年多的浙江省属高校讲师曾在社交平台中分享自己离职的经过。人事部门希望其签署一份补充协议,但她对协议中诸如会不会解聘、要不要赔钱等含混地方要求人事处做出具体解释,对方回应依旧模糊不清。学期结束后人事处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马签署,不签则以考核不达标为由解聘。

该讲师最终也没有签署协议,而是接受不合格结局,用钱赎身。在离职过程中,她曾问人事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写清楚?对方的回复是“很多上会了才能决定,领导一直在换,换了一个领导就是另一套说法”。

多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考核过不过在学校一念之间。如果这一届老师大多没有完成指标,学校出于人员接续的考虑,会提出“延期考核”;如果这届领导比较仁慈,三个省部级课题可以顶一个国课题,但可能下届领导又说不行;横向项目替代也是一种方法,不过金额门槛也在水涨船高,“前几年50万能抵,后来变成100万能抵”。

前述熟悉宋凯人士表示,“像宋老师这种给个基本合格未尝不可,但大环境不好,学校没什么钱,横向更没什么钱,三万五万一二十万顶天了。出于节流的考虑,未来的考核只会越来越严”。就算勉强过了考核,也要接受每年一轮的聘岗考核。“虽然任务没有增加,但拿到的绩效在变少,也是变相增加任务。诸如以往一篇中科院一区论文奖励2万,现在同样的论文奖励不到1万了”。

高校将一轮轮的人才筛选称为“瘦身强体”“人才强校”,是符合高校改革趋势的应有之义。但在“青椒”们看来,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算什么呢?

简尘在离职后依旧不断追问,“这些一路名校博士毕业参与非升即走的勇士都是学生时代的翘楚,如果不是科研做得好,又有那么点学术理想,早就去躺平,根本不会玩这套游戏规则。面对这些对学术有着浓厚兴趣和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回报给他们的是什么呢?”

聘任制改革的未来到底是什么?事实上,高校聘任制改革本是为了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等痼疾,形成相对开放和流动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和基于能力和绩效分配、职务晋升与分流的机制。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在《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轨迹、问题与未来去向》一文中对过去三十多年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了梳理。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短短数年,高校教师规模不断扩大,1981年到1987年,教授规模扩大了4倍,高级职称比例增加了2.5倍,因此出现诸多问题:因为高校教师无聘期限制,教师队伍长期只进不出,出现质量良莠不齐、队伍结构难以优化的问题;二是因为职称的称号性质,一旦获得就具有了终身性,高级职称比例就不断增加,且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考核手段,熬年资等职称现象就日益突出。

基于此,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政府几次将高校人事权放权给高校。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就明确了高校“聘用合同制”的原则,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

而除了提高效率与质量,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还有基于有限财政资源投入而不得不进行控制的考量。

伴随着近年来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大潮的兴起、“预聘-长聘制”的推广,教师早已摆脱了“国家干部”“终身制”等常见的人事关系范畴,与高校的关系也愈发趋向以绩效为核心的劳动市场主体关系。

然而,长期以来,高校教师与学校的关系还是被视为人事关系,在法律的框架内实行“劳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为代表的行政法规为先,接着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民事法规。前者遵循“公益优先原则”更倾向于保护事业单位,后者则秉持“向劳动者倾斜的单方保护理念”。

而处在聘任制改革探索期的高校,其聘任合同也呈无序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服务期限欠缺一致性,比如高校教师聘用合同对教师服务期限约定平均在5-10年不等。违约金的数额和计算方式缺乏规范化的标准,甚至有高校提出赔偿包括工资、津贴、奖励、科研资助等一切费用的5倍金额。

服务期的约定和违约责任的承担是高校保护自身利益、限制人员流动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编制中户口、退休待遇等旧要素确实没有剥离,无法完全由行政管理模式的人事关系转向到依法管理的劳动关系。

这才有了花样百出的违约金赔偿、人事档案卡人闹剧。根据《劳动合同法》,其中服务期成立的前提是用人单位投入了培训费用,且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此外,阎光才还提到了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与考核制度的悖论。

“究竟如何理解高校教师的绩效?按中文的理解,‘绩’是工作业绩或者成果,带有客观性,‘效’是工作效果,带有主观价值判断意味。绩与效合于一起就意味着绩效是客观表现与主观评价的结合。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因为品质与价值所带有的主观性以及判断的复杂性,考核与评价往往更关注的是量化的业绩而不是内隐性的品质。这种取向的优点在于:为入编、晋升可以设定数量门槛,为奖金与津贴发放提供了最易计算的分值。无论你处于哪个职业发展阶段还是何种岗位,指标生产不仅成为教师维系其生存的基础,也是其获得职业地位与发展空间的依凭,因而它以一种完全行政介入与施压的方式形成一个全程性且无孔不入的外部激励机制。”

但这些年,高校教师们普遍反映这种外部激励机制引发的功利取向正在产生负效应。

“一些高校评职称,就不太注重质量,只看数量,这不就是鼓励人灌水?”一位老师发问。

另一位老师也表示,“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喜欢坐多年冷板凳,埋头苦干,然后一鸣惊人的故事。但在现在的评价体系里,我们首先需要一张坐得下的板凳。”

阎光才在论文中总结,“实行全员与全程合同制和绩效管理的聘任制改革,意味着教师已经完全沦为受雇者的地位。这种变化究竟是更有利于还是有损教师履行其学术责任和大学承担其使命,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价值判断的角度,都并不是一个容易问答的问题。”

“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如果外部约束与激励没有转化为一种内部自觉与自我激励,反而因功利化与不确定性引发教师持续的精神紧张与焦虑,它不仅有可能带来人们的信念危机和职业尊严的丧失,甚至破坏整个职业环境与生态。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优秀人才流向非学术领域,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或许并不是人才流失,但是,当学术界对最为卓越的人才难以构成吸引力,它又如何去担当培育优秀后备人才的使命?”

2023年,就在常宁被宣布“科研进展缓慢”的当年,他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还成为科技部十四五重点研发课题负责人。这一年,他作为共同通讯,和另一家机构合作的两篇学术论文见诸Apotosis,这是该机构历年发表水平最高的期刊。

次年,他和另一所高校合作的论文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他是第二通讯,“因为我的实验设想在学校平台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去跟别的高校合作,别人出钱出力,在国内idea is cheap的大环境还能尊重idea,已然是少数的少数”。

“像我之前做的工作,2022年别人先发表出来,因为疫情,我比别人慢了一点,但是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我也做出了东西,我也有专利申请,还比别人早一周,你能说这叫失败吗? ”但在那个评价体系里,他就成了一个失败者,一个绩效考核不通过的人。

(应受访者要求,常宁、林茵、简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