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乡大贤钱钟书先生，性好吐槽一切，急起来，自家人都不放过。《围城》里写方鸿渐，写无锡：

“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

硬。淡而无味。格局不大。泥土气。

因为是本乡大贤所言，我还真没法反驳。

我本乡无锡人，确乎如此。虽在江苏，老辈人却不慕南京，“都要到江北去了”；对苏州也是作个揖便罢的普通尊敬，“好是好，太嗲了”；却走火入魔地爱上海。“上海洋气！”上海人对上海话，苏州人对苏州话，极有自豪，无锡人却少得多。我少时，就有长辈跟我讲，“要学会讲普通话……无锡话有点土！”

饮食，没有苏州那么精细繁密，却学上海弄堂菜，浓油赤酱，吃得甜。《天龙八部》里，段誉到无锡：“进得城去，行人熙来攘往，甚是繁华，比之大理别有一番风光。信步而行，突然间闻到一股香气，乃是焦糖、酱油混着熟肉的气味。”

——焦糖、酱油混着熟肉，金庸先生一句话把握住了无锡民间饮食的精髓。

五年前我想写父母的爱情故事时，随之想起来的，便是以下细节：租书铺子。花盆。运河驳船。半导体收音机。《珍珠塔》。金狮牌自行车。浴室。电影院。樟树叶子。藤椅。葡萄架。洗晒台子。菜市场。养鸡场。棕绷床。折扇。针织手套。晒太阳。油馓子。补胎打气。象棋盘。馄饨店。图书馆。菜田。河水。

自己写出来后，回头看，确也哑然：委实格局不大，委实泥土气。对外人而言，也确实淡而无味。

锡剧经典《珍珠塔》，最初乃是清朝的苏州弹词，本叫做《孝义真迹珍珠塔全传》。本地戏里，叙说相国孙子方卿，因家道中落，去到襄阳，向姑母借贷，不料姑母势利眼，与其丫环红云一起奚落了方卿。好在姑父深明大义，表姐陈翠娥情浓意重，赠了传世之宝珍珠塔，助他读书。后来方卿中得状元，向朝廷告假完婚，却先扮了道士，唱道情讽刺姑母，最后亮明身份，与翠娥结亲。这戏有别于寻常才子佳人戏处，全在《方卿羞姑》，讽刺刻薄势利小人。其实说来，还是无锡人自己的口味：一点小波折，一点小讽刺，能逞口舌之利。然而最后大团圆，皆大欢喜。

大概这就是无锡人。典型的本地人是，能吃馄饨汤包，能去园林里坐坐，就好。甚至不需要苏州人那么风雅，上海人那么时髦，更远的地方，老无锡人也不了解了。无锡话里，很在意“惬意”、“适意”。对山，对树，对湖，坐得躺得舒舒服服，喝喝茶（本地叫吃茶），吃吃点心（并不像苏州人那么精致，大多讲个敦实），搓搓麻将，看看电视。

后来，走的地方多了，回头看看无锡，还是觉得，挺好。

世上特性，多是两面看。柔弱者可能更谦抑，硬气者可能更自持，淡而无味者可能耐得住寻常日子，四平八稳和乡土气，也可以是，过得了日子。

走得多了，每次回到无锡去，没什么天高海阔的，大概是：见着爸妈了，先吃一碗馄饨一笼汤包。然后……陪爸妈逛蠡湖，遛狗；吃羊肉汤，加葱；吃粢饭团和藕丝毛豆，吃桂花糖芋头。就过过小日子吧。

我爸妈都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或豪门贵胄，出身平凡，一路像普通人似的打拼，如今的收成勉强算是殷实，地道的江南小市民。但他们都活得挺好，还挺自足。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要求，也无非是“活得好”。“活得好”在无锡人看来，是个很泛泛的词。我妈总结过就是，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心安、平安。

现在想起来，我过着自己觉得还好的生活，大概可以归因为，我不算个容易走极端的人，也还静得下心做自己的事。自然，有时看方鸿渐那种自觉什么都能插上一嘴，其实百无一用的气性，也还能觉出自己身上无锡人的秉性，但再想想，若是在其他地方养出了其他气性，也许挺好，就不是现在的自己了——现在的自己，也还挺“惬意”的，这就够了。

再细一想，嗨，这种因为惬意便自我满足的气性，也还是无锡给予我的。

所以大概，地域与性格便是如此：

地域不仅潜移默化着性格，而且在悄然告诉你，“这样的性格就是对的，这样也可以过哟”。故乡雕琢了人，也培养了人的判断标准和价值观，所以多多少少，总还是会跟着人走。

租书铺子。花盆。运河驳船。半导体收音机。《珍珠塔》。金狮牌自行车。浴室。电影院。樟树叶子。藤椅。葡萄架。洗晒台子。菜市场。养鸡场。棕绷床。折扇。针织手套。晒太阳。油馓子。补胎打气。象棋盘。馄饨店。图书馆。菜田。河水。

在回忆着这些写出的《爱情故事》里，我找了找，大概自己觉得最安心的瞬间，是这样的：

——妈妈看着小伙子编好的竹篾片栅门，看着里面一筹莫展、圆瞪两眼的老母鸡，满意的点头：热了吧？来吃酒酿圆子，吃芋头！后爸听着小伙子喊“一、二、三”，两臂一较劲。后爸、小伙子和姑娘的弟弟合力，把最后一根木梁托上了葡萄架。后爸喘着粗气，满意的抬头，看阳光从井然有序的格子和边框的绿叶里透下来，点了点头：好啊，好啊，咳咳咳……好啊！来来歇歇，吃个苹果！——乡下吃饭很早，黄昏没到，各家就在场院晒的青豆旁排开了饭桌，就像运河那些驳船人家。河塘里的鸭和鹅往家走。妇女们扯起嗓子，叫菜田、沙堆、井旁边乱跑乱叫、挖笋挖萝卜的孩子“快吃饭！！”小伙子的爸爸，那年刚过六十，耳朵已经听不大清了。他笑眯眯的把热好的黄酒斟给客人，笑眯眯的把炒好的花生放上饭桌，哑着嗓子嘎嘎笑两声，自己先喝了一口酒。头顶的樟树发出簌簌声。有邻居就捧着饭碗拿着筷子，边扒拉青豆和鱼肉，边走过来跟姑娘问好，然后用脚轻踢小伙子的踝，挤挤眼睛，哈哈的笑。我到现在，还将这点子情景当做最安心的幸福，大概这就是故乡水土了：某种对快乐的、安心的标准，天涯海角都放不掉的，就是如此。

——当然也包括茭白毛豆炒肉、红烧肉、煮毛豆这些，到哪里都还想吃的东西。

中午一点到家，母亲正好在门口弄晒地上的老蚕豆，父亲刚刚午休起床。午休是老人家的习惯，每天时间不长，但必须睡。

父亲午休后准备和母亲下地包桃子。桃子不用纸袋包，恐无多少收获。我见到父亲，跟他老人家说，你不是都不管了么，还去包什么桃子？

父亲嘿嘿一笑，说多少还能帮你弟弟干点，总不能看着。

去年父亲把地交给弟弟管，承诺不再过问插手的，但事到临头，仍像顾问委员，忍不住要指点，要亲自上阵。

下午父亲拿着张凳子下地包桃子。站在屋前的晒场上，可以看到初夏午后的太阳，穿过葡萄的缝隙，打在穿着旧白衬衣坐着包桃子的父亲身上。站在晒场上和父亲说话，他的话从地里传回来，清晰可闻。

我小时候家里只有毛桃树，不像现在似的，要用纸包。鸟也不爱吃毛桃，酸涩硬。所以，用纸袋包毛桃的活，我没有基础，也没学会，暂时还帮不上手，只能袖手旁观，只能提醒。

下午我正坐井边葡萄架下，弟弟回来，他在远处的地里给包桃子，但满脸官司。问其何事。他气哼哼地告诉我，你问娘老子，叫他们别那样干了还是不听，不让他们管了他们还是要管，累得吃饭都手抖了还干，真是气死我了。

父母和弟弟在价值观上多有冲突，尤其是弟弟劝父母少干地里的活，父母不听，父亲对弟弟管得也过严。我曾经多次劝过父母不要管地里事不要再管弟弟的事，弟弟都那么大了。

我只能一边告诉弟弟，我会再次提醒父母。我的身份算得上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尽管早不吃公粮了，父母对我还是有一种跟对弟弟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不同，有些类似范进中举里，范进的老丈人对范进中举前黄的态度，‌‌“文曲星‌‌”是打骂不得的。

另一方面，我劝弟弟知足。这些年我在劝父母的过程中，也多少知道他们的心思。父母身体精神都好。我提醒弟弟，父母一辈子劳碌命，真不让父母做点事，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了，成了废物，这样可能很快就会垮掉的，反而不好。

弟弟嘟囔了几句，下地去了。母亲回来，我又提醒了母亲几句。恰巧堂妹过来，聊起来，我叔婶也是一样。本来叔婶要去买韭菜的，堂妹把韭菜割了，说：你们也别买了，给我带到靖江去。

说话间父亲回来倒水喝。我也说了他几句。父亲说：早晚都是死，不干活就是等死，还不如干活干死呢。现在白天从村东走到村西，都没人，鸡鸭没有，村子都像空的，走走都心慌。所以，不干活时，我和你妈就躲在楼上看电视，不愿意下楼，冬天偶尔串门看人家打牌。但也不能老看电视啊，地里的活，忙的时候，或者看不上眼，趁还能干动，就帮着干点呗，也是帮忙，真累的活，我们也不干了。要活再不干，真是坐着等死啊。

我说你们要是累病了，就你种的那点葡萄，看病的钱都不够呢。

对佬。伯伯娘娘，你们少干点，不生病，就是帮了哥哥他们最大的忙。堂妹笑着说：我早说了，我们西朱村的老辈，都是干活干死的，命苦，不知道享福。要是早拆迁了没地了，他们也就认了，就不会再干了。

父亲不跟我争论，喝了碗水，又将水杯倒满，带着下地去了。

早些年，我劝父母上北京和我们多呆一段时间，但父亲呆不住，也就是和父亲的交流，我理解了土地、村庄和宅院之于父亲一辈人的意义。父亲他们的力量，主要来自故乡的土地，依着故乡的土地，父亲他们就有精气神。在我理解父亲的想法和情感之后，我曾用大力神安泰俄斯和他大地母亲的故事，来比附父亲他们与大地的关系。在我看来，安泰和大地母亲的故事，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实实在在在父亲他们身上上演着，那是历史和现实。

这些年，村里的老人走的越来越多，独生子女后，村里的年轻人本来就少了，而且后面的年轻人，都不在附近工作，父母倒是和租住在隔壁的年轻打工者常聊天，这些人是附近工厂的，都上过大学，定期过来聚会，他们也会到我家借凳子，弟弟也会时不时送些新下来的蔬菜给他们。

我只能跟父母说，等女儿考完大学，我就常回家住，陪着他们，自己收拾屋子，下地种菜种瓜果。人生兜了一大圈，回家，有家可回，也是一种福分吧。

老人旧屋，中国人谓之福气。钱穆这样说过，我也认同。

我父母都是苏州人。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没两年，我妈也调过去了。唉，大连的日子真苦啊！那时候的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有个外号叫陈三两，意思是辽宁人民每人每月三两油。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我爸妈吃高粱米或是玉米面饼子，把仅有的一点点‌‌“细粮‌‌”做成白米饭或馒头给我吃。当然也记得卖肉窗口那长长的队伍——每个人都对卖肉的胁肩谄笑，巴望着自己的那张肉票能买一份尽量肥一点儿的肉，回去好熬猪大油。

这样的生活对于苏州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我妈总是抱怨，挂在嘴边的话是‌‌“上了贼船‌‌”。于是，我爸就挖空心思往南方调动。可他学的是飞机发动机专业，手指头掐来掐去，大米猪肉最多的地方就只有北京了。多次活动之后，终于有了希望，部里的大官在大连和我爸分手时的告别语都是‌‌“咱北京见‌‌”了，可人家回去一查，我爷爷是个国民党警察，日本人来了之后还‌‌“伪‌‌”过。这样的坏分子后代怎么能混进首都呢？于是未遂。

我妈继续抱怨，我爸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调到安徽当阳一个很小的厂子去，为的就是能吃上大米。这个理由实在是上不了桌面，被领导半嗔半怒一通臭损之后，也就彻底铁下心来，扎根大连了。

但我妈不能接受孩子们也受这份罪。所以她都是回苏州生孩子，然后让我姥姥姥爷带。我哥和我姐都是这样。到了我，却出了意外。

我出生的前一年，我姥爷得了一场重病，买了一副寿材冲喜。后来病好了，那副棺材板就一直戳在门后的水缸边上。我还没满月的一个晚上，大人们在喝茶聊天，我睡在我妈身边的一个小床上，我哥和我姐在水缸盖子上赌硬币——用一枚硬币去压另一枚硬币的沿儿，压翻了算赢。不知怎么的，就把一块棺材板弄倒了，正砸在我脑袋上。很奇怪，没见血啊包什么的，我甚至连哭都没哭。这让全家人感到大大的不安。我姥姥因而拒绝带我，怕日后有个痴傻呆苶的说不清楚。

就这样，我成了全家人眼里最倒霉的人。我妈带我回大连的时候，据说场面很感人，苏州的亲戚个个泪眼婆娑，觉得我这么小就开始去大连啃苞米面饼子，实在是‌‌“作孽‌‌”。这个棺材板事件的另一个继发效应是：我爸非常热衷于给我出脑筋急转弯题目。记得有一次我爸的一个同事让我猜一个谜语，其实就是那个思芬克斯之谜。那次不知怎么的就蒙出来了。我爸妈那叫一个狂喜，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

就这么着，一直到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才回苏州。让我对苏州、对故乡这个概念，有了一层说不清楚的隔膜。时至今日，不论身在何处，都有一种‌‌“外人‌‌”的感觉。

在苏州，最不习惯的东西就是马桶，那是我死也不肯用的。弄堂里就有一个公共厕所，那同样令人讨厌。所以，我总是站在大门的门槛上朝外撒尿。我姥爷看到，就会满脸堆笑地用手指在我的尿流上打一下。这让我很奇怪——他不嫌脏么？以后懂事了才知道，他不舍得说我，只好用这样温柔的方式来尽一个长辈训教的义务。

二姨夫是个讨厌的人，因为他负责定期带我去理发和洗澡。弄堂口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剃头店，她家的二女儿就像画里的人一样好看，眉毛弯弯的，眼睛会说话，比我大一岁。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吃一根咸支卜，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以为我馋的是那根支卜，就把嘴外面的那一半给了我。中学的时候学鲁迅的豆腐西施，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姑娘。多年后回苏州，又见到她一次，还是在她家的店里，正在奶一个半岁大的孩子。乳房软软的，下垂得很厉害。眼睛不再会说话了。

我二姨夫的可恨之处是他一定要把我带到石路上的一家店去剃头。这使我对剃头有了双重的抵触情绪。另外，每次洗完澡，他都要大刺刺躺在椅子上，找人给他扦脚，和电影里的剥削阶级一模一样。

相比之下，我二姨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姐，是最可爱的人。那个时候，我姥姥给我哥每天一毛钱的零花钱，我和我姐是五分钱。我的习惯是每天花三分钱买一支棒冰，剩下的两分钱买云片糕。有的时候，也会步行到石路去买一支五分钱的赤豆棒冰。我姐姐总是劝我攒几天，然后和她搭伙一起买小核桃，她认为这样才最合算。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每天吃棒冰和云片糕，隔三岔五地吃我姐的小核桃才最合算。

我的大表姐插队去了昆山，三天两头泡病号逃回来，和她一起逃回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有一次我去二姨家，正碰上这位男朋友把我大表姐压在身子下面‌‌“欺负‌‌”她。我大怒，转身要去报告我姥爷。那小子一开始掏出个两毛钱的票子，根本没起作用。一直涨到五毛，我才算消了气。很多年以后，我大表姐夫还在提这事儿。他在昆山一天的工分才六分钱，五毛钱，当时是多大的一笔款项啊！

我的二表姐先后谈过两个男朋友，全让我赶上了。第一个是个大学生，角（念‌‌“路‌‌”，没这个字）直农村的。那时候谈朋友，不过就是每人推一辆自行车，在马路上走来走去，连手都不碰一下。他俩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每人自行车后座上都有一个孩子——我和我姐姐。敲扁橄榄、奶油话梅、小核桃，他们一路走，我们一路吃，真开心！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学生来得就少了，大概是被我姐俩吃穷了，扛不住了。二表姐的第二任男朋友比较有钱，不但让我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管够吃，甚至还带我们去观前街冷饮店吃过几次——一毛钱的高级冷饮，还有酸梅汤。那位第一任男友，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长相，偶尔想起他，却只是‌‌“通感‌‌”到个儿大水灵的荸荠上去了。

馋的毛病一直保留到现在。时至今日，还是让我哥常年给我寄一种苏州特有的小奶油瓜子。躺在椅子上一边看书一边嗑，我认为人生的快乐莫过于此。

不说吃了，说点儿别的吧。

在苏州，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河。那时候，家家吃水都是直接从河里打，倒进水缸里之后，再放几块明矾搅一搅。上午有穿着东吴特色服装的乡下人摇着小船挨条巷子叫卖新鲜的韭菜和苋菜。河中间总有汽船拖了长长的一串水泥船，来来回回地运黄沙。谁家要买个酱油什么的，就会求在河里游泳的小伙子吊住运沙船的船帮去红旗桥，买了再等反向的汽船吊回来。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女人们拎着大木桶到河边来洗衣服，家家的隐私在此变形和传播。没有新闻的日子里，女人们就会拿无锡人的口音开玩笑，这是个永不厌倦的话题。比如，无锡人管月亮叫‌‌“亮月‌‌”、管螺丝叫‌‌“丝螺‌‌”，无锡人划的两条船要撞还没撞到的时候，大家都会一齐大叫‌‌“勿好哉，勿好哉！‌‌”咚地一声撞到之后，两条船上的人反倒抚掌叹曰：‌‌“那么好哉！‌‌”

我家对门的孤老太太，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年轻的时候是唱评弹的。每到吃过晚饭，河边的女人一片欢声笑语之际，她就会在堂屋的八仙桌边坐定，掏出一块抹布一样的脏手绢唱上一段。主题都是缅怀先夫的，但每天的词都会有创新。居委会里的干部来了几次要她注意唱词的内容，不要给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并威胁她‌‌“当心捉进去‌‌”，但都毫无效果。只好由她去了。评弹我大多听不懂，除了毛主席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只记得每四句一段，最后一句的最后两个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一顿一顿地唱出来，这是评弹特有的韵味儿。比如：每日里，孤灯寒衾，长夜漫漫秋风——沉——寂！

在我的心里，我是把苏州当成自己的故乡的。但是遗憾，我的苏州话从没过关过，总是停留在洋泾浜的水平。反倒是上海话的水平要高些。每念及辛弃疾的‌‌“醉里吴音相媚好，谁家白发翁媪‌‌”，心里总有些茫然。记得河边上有一张大石桌，是用来把衣服摊开来拿刷子往上刷肥皂的。长年累月的肥皂水，把那块石板漂得非常干净滑腻，完全不长青苔。只是在桌脚的底部，有那么淡淡的一抹绿意。无聊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坐在上面，看河面上大大小小的船，看面色黢黑、脚丫肥硕的船娘在船尾升火做饭。

脚下那一抹没有苔痕的绿意，就是我心底的故乡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