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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为的脱口秀里看到这样几句话:

田螺姑娘在路边被人捡走,是绑架;

单身汉把田螺姑娘的壳锁起来,田螺姑娘回不了家只能嫁给他,这是非法拘禁加强迫婚姻罪;

被锁起来的壳,是田螺姑娘的婚前财产,是她爸妈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的首付,现在被人给抢了。

有网友锐评:外国童话都是灰姑娘嫁王子,中国童话都是仙女嫁穷鬼。

这个童话故事的好笑程度,和山西女硕士卜小花被大龄“好心”单身男青年“收留”如出一辙。

1.

她本来是优秀的工学女硕士,师从白象忠。

哪怕后来因未及时更换二代身份证错失考博机会,患上精神分裂症,也在家里备受宠爱,上面有哥哥和父亲疼爱,家庭条件虽然一般,家人也支持她读了硕士。

可以预想的是,就算卜小花精神分裂恢复不好,但有父亲和哥嫂的疼爱和关心,她至少可以安稳度日。

可从她离家走失的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2012年的一天,身患精神疾病的卜小花离家出走,没多久,她在大街上偶遇了单身汉张姓男子。

可疑的是,张某遇到一个精神病人,没有像普通人那样避而远之,或者好心报警,而是费劲千辛万苦,将女硕士“收留”在了自己家。

据知情人士爆料,卜小花在张家生活了13年,一共生下6个孩子,2个夭折,2个送人,身边留有一子一女。

住了13年,孩子12岁,精神失常的卜女士被“收留”当天就被张某占了便宜,张某有很大的强奸嫌疑。

生下6个孩子,2个夭折,2个送人,也是细思极恐。

张某不仅把卜女士当作生育工具,不爱惜卜女士身体不说,如果夭折孩子没有法律证明,是否中间有虐s?有苛待?送人的孩子是不是涉嫌遗弃罪?

数罪并罚,“收留”二字究竟何意?

张家人家境贫寒尚且如此,如若只手遮天,妇女活路何存?

被好心“收留”13年的卜小花,有严重精神障碍,严重营养不良,40多岁老得像60多岁。

哥哥嫂嫂称,卜小花因为营养不良,站都站不起来,头发打结脏乱,连基础的治疗都无法做。

甚至直到见到父亲,重度近视的她才得以重见光明。

在张某侄女嘴里,卜小花还大小便失禁,可面对嫂子的卜小花,明显松快很多,大小便也可以很好解决。

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诸多障碍,但她们不是完全傻,能分得明白谁对自己好。

就这样,张某侄女还敢公然开直播,为自己二叔伸冤,发生怒指卜小花无用,自己叔叔收留她是为了她好。

一家人的恶臭嘴脸,简直人神共愤。

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敢私藏精神病人十几年,一方面农村人认知低,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毕竟伤痛不在自己身上。

一方面妇女被拐卖后一旦生娃,逃出生天的少之又少,很多妇女为了孩子忍辱负重,就这样留下生活一辈子。

妄图用娃和母爱来拴住一个女人,可耻可恨。

另一方面,犯罪成本太低,如果这次不是张家人主动寻找卜女士亲人,这件事极有可能被隐瞒一辈子,而就算被发现,因为种种原因,张某也有极大可能逃脱处罚,看这次两次公告就知道了。

说一个冷笑话,拐卖妇女,量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而买卖6只鹦鹉,要被判5年;买卖20只癞蛤蟆,判处三年及以下;买卖野生动物价值二十万元以上的,会被判处五至十年。

这个事情里,最让我生气的是,女性的价值太过低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女性并非不如男性,就像卜小花,她也有自己的骄傲,作为工程力学硕士,她已经掌握了很多普通人一辈子都看不懂的专业知识,如果不是生病,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还有一个点是,哪怕卜女士不是女硕士,也是个人,是人就该有人权,违背一个人的主观意识,潜意识,哪怕是不完全意识去做事,那也是强迫!

我们不该过度强调高学历,因为还有太多普通妇女,在遭受着长达一辈子的迫害。

与其说大山里之所以能飞出很多牛娃,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本来就是凤凰。

不如说,一些贫困潦倒,一身毛病,却还妄想通过不法手段传宗接代的男人,不该为人。

他们不光害了这个女人,也害了自己的孩子,不敢想如果出生这样的家庭,我会感到多恶心。

3.

如果不是张家人自求帮助,女硕士也许要在张家待上一辈子,一生得不到沉冤。

这件事,表面上是张家人作恶,但在往深了瞅,恐怕很多人都不无辜。

他们可以是邻居,是旁观者。

是当事者的家人、亲戚,可以是村委会,也可以是你和我。

如果共犯越来越多,受害者只会更加孤立无援,最终默默忍受,忍下一个世界的恶。

如果这件事不好好查,好好判那就是告诉大众一个信息:

想让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生孩子,只要让这个女人精神失常就可以了。

只要精神失常不就医,这个人就可以任由你捏扁搓圆,真相就可以永远掩埋,任由“好心人”信口雌黄。

对于某些男人来说,找不到对象拐来一个,那可太容易了。

反正最多也就做个几年牢,换来两个孩子,也值得了。

恶就是恶,不应该被纵容。

哪怕张某对卜小花尽心尽责,无微不至,他也是犯罪,也该被判处,因为法律维护的,就是公平公正。

13年受尽凌辱,归来仍是那个为了知识不知疲倦的女青年。

希望好了之后的卜女士,不记得这些肮脏。

二,

我在上个周六写了一篇:山西女硕士被“好心人收留”事件,网络舆论为何两极化?‍‍‍‍‍‍‍‍‍‍‍‍‍‍‍

在这篇文章内,就这起事件,我提出了如下几个质疑:‍‍‍‍‍‍‍

一是,女硕士因为考博士精神分裂,然后从晋中的家里消失,现在出现在180公里之外的农村,按照警方说法,被好心人收留,并生了两个孩子,那么我的疑惑是,她是如何到了这个农村?并刚好被这位好心人收留的?

二是,法律上,我们都知道。如果行为人在明知对方为精神分裂患者的情况下,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与其发生性关系,或者对方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这种行为会被认定为犯罪的,

三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口普查,三年的检测,无数逃犯都被抓,但为何女硕士唯独被漏掉了。而且是在人家家人报警的情形下。报警了,那么定性一定是失踪人口,为何到了现在是志愿者朱玉堂找到的。

四是,在好心人侄女的表述中,说女硕士有清醒的时候能说出自己的家庭信息,还能清晰的写出家里的其他状况,那么为何好心人没有去联系?不带回去看看,不知道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家家里也会着急的吗?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便是一只狗,在大街上捡到了,理性的人也会觉得是走失的狗,会留意一下周边的邻居有没有丢狗的,而非是就这样留在家里。况且这是一个走失的人?‍‍‍‍‍‍‍‍‍‍‍‍‍‍‍‍‍‍‍‍‍‍‍‍‍‍‍

三,

看一眼网络上的舆论:

有人讲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可以看到里面一旦涉及犯罪的话,牵连到的人确实太多!‍‍‍‍‍‍‍

也有人扒出来了好心人的照片,的确看着面向很老实的。

更多人是感慨。‍

说实话我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

四,

这件事最后还要说的两点;

一个普世,也就是众生相的论据。其实现实里很多人觉得,这件事已经这样了,有俩孩子,现在网友的正义,不是在摧毁人家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要再打扰这样一家人,让人家孩子安静生活之类的。

其实不然,我的论点是,这样的事情,需要看到的是大恶,而大恶便是一个人的人生,女硕士的人生是被改变了的。如果没有“收留”,如果早早的找到自己的家人,不说她的病可以治好,但她的人生不至于今天如此荒凉,不至于到医院检查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如是之,她的人生是该第一要负责的,因为她是起始点,如果这样的事被大家看到,轻松的以为了她当下的家庭,大家就不要追究了。‍‍‍‍‍‍‍‍‍‍‍

那么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失踪的女性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恶被纵容了。‍‍

二是当地的妇联,当地的一些其他部门,甚至说当地的镇,村里的那些干部们,在这件事上是有着直接责任的。‍‍‍‍‍‍‍‍‍‍‍‍‍‍‍‍‍‍‍‍‍

这个世界之所以有着诸多的恶,一大半的部分便是这些人为虎作伥,没有着他们的隐瞒,事件发酵之后的歪曲,这世间要清净一大半。‍‍‍‍‍‍‍‍‍‍‍‍‍‍‍‍‍‍

也所以,它们的恶,究竟又是自何而来?‍‍‍‍‍‍

五,

我今天在友圈分享了一段话:‍‍‍‍‍‍

“不要幻想能说服所有人,文明只对文明人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同样,逻辑的力量也有限,它只局限于相信逻辑的人,因为逻辑并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有的人可以只靠偏见与迷信生存。”

这段话是王小波说的,这番话亦是当下的众生相。

但我今晚加班要说的两个点是:

一是,在法治社会,别说一个人被收留13年,即便是一个私人物品遇到了,正常的人,文明的人都是要及时报告给警方的。这是基本的礼仪和廉耻问题。

二是,相比于当下的或许在那些脑子回路不够清晰的人的认知当中,是破坏了一个家庭,但问题是,这是恶的源头。首先,女硕士这十几年的人生,又该谁来负责;其次,当你们对待这种犯罪与恶的时候,考虑到的是当下,而非是当年恶的源头,那么现实中的恶只会越来越多。我是走过大量乡村的,难道说乡村之中,这种事情,会是个别的例子吗?‍‍‍‍‍‍‍‍‍‍‍‍‍‍

一如当年某地的那个不幸女子,当初当地也是振振有词的说只有这一个,但后面随着事件的发酵,可以看到,又出来了好几个拐卖的案例。而这种恶,如果按照保护犯罪者的思维,照顾到孩子的未来,父母的陪伴,就相当于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女子囚禁,然后生几个娃,而后被发现了,现在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就忽略当初抢人囚禁的罪过。如是之,这是不是对恶的纵容。‍‍‍‍‍‍‍‍‍‍‍‍

三,

马尔克斯曾说过,一个社会的文明,在法治上任何的人都不会成为代价。毋庸置疑的一个点是,如果女硕士事件按照正能量们的逻辑,看似是维护了一个家庭,但女硕士就是代价了啊。‍‍‍‍‍‍

像上面那些红v,我说句难听的,当他家里的女性亲属被人这样收留的时候,他会是第一个原地爆炸的那个,当然,在他们的恶这一类人的情感之中,或许压根没有情感。‍‍‍‍

因为大家生活在这个人间,穿着差不多的衣服,披着同样的肤色,但内里有的人是红色的,有的人却是黑色的。而越是内里黑色的,越会刻意的在外彰显红色,自己满满正能量的一面。‍‍‍‍‍‍‍‍‍

四,

这件事还要说什么?

这件事的恶,其实从几年前,从那个不幸的女人的事件草草收场,从像我这样的写作受到重创时,恶就已经蔓延了。恶,就一刻都没有被阻止。‍‍‍‍‍‍

我现在很不想说的一句是。‍‍‍‍

当初那个女子的事件发生后,不是选择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是认真的排查这个类似的人间苦难,乡村内衍生的丑陋与邪恶,女硕士早就和家人团聚了。而非是人家家里苦苦等待这么多年!‍‍‍‍‍‍‍‍‍

如是之,这世间的恶又是怎么来的。

我当年写那个不幸的女子写了十几篇,现在为这个女硕士事件只写了4篇,而且是写的心力交瘁,写的麻木不堪。写的自己都漠然。‍‍‍‍‍‍‍‍‍‍‍‍‍‍‍‍‍‍

五,

一如今晚这萧瑟的雨,此刻马路上偶尔飞逝而过的车,那车灯的明晃,暗夜内掺杂着雨水的光,折射的是前方的未知,是不明的方向,是内里说不出来的凄惶!‍‍‍‍

 

这次,杨妞花捕捉到了这些细微的动作差异,她觉得,余华英开始怕了。

判决还是下来了——2024年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还判决余华英民事赔偿各被害人三万元。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重审判决公布后,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余华英曾经居住的重庆市大足区茅里堡社区,这是她离开家乡后最初的落脚点。

余华英在村子里有两处房屋,一处是30多年前用煤渣灰盖的预制板房,在一个小山坡上,有三个房间,墙体多处开裂,地面满是塑料袋等杂物,村干部说这处房屋已经是危房。另一处则位于数百米外的公路旁边,是近几年才盖成的红砖房。

如今,这处新修的房屋由当地一名老人以5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余华英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子里,是在2022年,曾有人看到她回来这里检查房屋,但当时没有人上去和她搭话。

在案件没有曝光之前,村民们记忆中的余华英不务正业,沉迷于打牌,经常不回家。得知判决结果后,一名亲戚沉默很久后说:「判了死刑是好事,免得再出来害人。」

来重庆定居之前,余华英曾在云南大理生活。根据她2004年写的一份自述材料,1963年12月,她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半岛都市报》曾在公开报道中提到,余华英称,「我的一生都在受苦」——8岁的时候,她刚读了两年书,母亲因病去世,她只好辍学务农,17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不完整的家庭让余华英一度处于亲情缺失的状态,也让她觉得「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

21岁时,她在云南大理游玩的时候与重庆大足籍的王加文相识,并追随男方来到了重庆,二人结婚。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并在1987年生下了女儿王梅花(化名)。

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王加文以挑担子外出补鞋为生,赚来的钱勉强果腹。茅里堡多位村民都曾表示,夫妻二人和亲戚鲜少往来,他们不勤劳也不安分,只种了一年庄稼就没再下过地,懒惰和贫穷在这个家里滋生了种种恶行,王加文会经常偷东西,比如偷彩电。

1992年,王加文在偷盗过程中被人告发,被警方控制。余华英和女儿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将女儿安置在亲戚家,自己来到大足县城,在一家面馆打工。

在这里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龚木匠」龚显良。当时,两人都各有家庭和孩子,但他们还是开始了同居生活,并于同年生下一个男孩。

男婴的降生让余华英和龚显良无力抚养,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私生子。余华英贩卖儿童,从自己的亲生骨肉开始。

据余华英后来的供述,当时,龚显良主动提出将男婴卖到邯郸,那里有朋友能够接手找到买家。如今,我们很难得知最初听到龚显良的提议时,作为母亲的余华英是什么样的心情,她有没有过犹豫。

但时隔近30年,余华英在一审时候表示,自己非但没有拒绝龚显良的提议,还跟随龚显良一起抱着孩子来到了邯郸,并见到了买家。对于亲生儿子的去向,余华英一无所知也没有追问,「当时人家来抱的时候,也不讲是哪里的,他们是什么家庭也没有讲。」

这场交易给余华英和龚显良带来了五千元报酬,那个时候,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100元左右。巨大的利益让二人一下子宽裕了起来。「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龚显良曾这样对余华英说。

被利用的女儿和被选中的熟人

她把儿子作为筹码,把女儿当做诱饵。

想要更准确地评价、审判余华英,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她对女儿的利用。根据检察官指控,余华英作案时,经常会带着年幼的女儿王梅花。这样可以降低被拐儿童和亲属的心理防备,为他们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

失去两个孩子之前,罗兴珍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都匀市。她的两个孩子胡华兰、胡华白就曾和王梅花是相识的玩伴。

1996年7月,罗兴珍在都匀市黑桥头摆修鞋摊,丈夫胡照周则在不远处的客车站附近开三轮拉客,一家五口租住在小河边(现都匀市西苑小区)的出租屋里。事发那天,胡照周提前回到家,找了一圈,没看到两个孩子,就赶紧来到罗兴珍的修鞋摊询问。

二人一起到客车站附近的一家录像厅里,找到平时喜欢看录像的大女儿。大女儿讲述,当天中午,「大姐姐」王梅花来家里玩,总是喊妹妹和弟弟去他们家。过了不久,大女儿出门给妈妈送饭,妹妹和弟弟应该就跟着王梅花去了余华英的出租屋。

二人带着大女儿赶紧找到余华英的出租屋。眼前的一幕是,屋子开着门,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屋子里的行李都没了,家里一片狼藉。

夫妻俩慌了,罗兴珍赶忙去公安局报警,胡照周则赶紧跑到都匀火车站和客车站,都没有看到两个孩子的踪迹。夜色降临,商店纷纷关了门,对罗兴珍和丈夫而言,希望之门彻底关上了。「完了,孩子找不到了!」夫妻俩瘫坐在街边,抱头痛哭。那一年,女儿华兰7岁,儿子华白5岁。

余华英和龚显良分工始终非常明确——龚显良负责找目标、找小孩、找中间人,余华英则负责带孩子,「小娃娃哭喊我哄」。一审中,余华英供述,他们把胡家姐弟带到了邯郸,通过一个名为「喜娘」的中间人,将姐姐华兰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村民。华白则被卖到了另一处人家,但具体的贩卖金额和下落,她并不知情。

梳理余华英参与的案件会发现,她和搭档很少会随机向路人、陌生的孩子下手,而是会精心挑选,对熟人、老乡的孩子下手。

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七名儿童,也是她拐卖的第一名女童。1995年冬天,余华英搬到杨妞花家隔壁,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家人的信任。那时小妞花刚学着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余华英最后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

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

杨妞花也被卖到了邯郸。下火车后,5岁的小妞花就挨了第一顿打,她想上厕所,余华英便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时,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

杨妞花到邯郸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图源杨妞花

在这里,余华英带着她在村子了逛了十天,寻找买家。她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给杨妞花洗头,直接用热水往杨妞花的头上浇,「烫得我满院子跳」。而余华英就在一旁斜着三角眼盯着她,恶狠狠的。

在这段时间里,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杨妞花则被安排站在寒冬里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

最终,余华英将她以2500元的价格通过中间人王国付卖给了一户人家,她告诉买家: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

1993年至1996年,是余华英作案高峰期,她和龚显良一起从重庆、贵州等地拐卖了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根据一审判决书,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父母是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父母在街边补鞋。

余华英也辩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显良管着,「他是当家的」,自己并没有花过多少钱,也没有从拐卖中获利。2000年,两人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余华英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2年,余华英又开始与出狱的丈夫王加文搭档,拐卖儿童,卿素华一家也是「被选中的熟人」。

当时,卿素华一家在云南大理下关镇做小生意,因冬季户外寒冷,怕孩子的脸被风吹坏,白天他们将小李聪安置在亲戚家的小卖部,晚上再接回家。而王加文和余华英就住在小卖铺对面。

王加文出狱后,性格不改,经常在街头摆象棋残局行骗,没事就来小卖铺逗李聪,前后不到两个月,就跟孩子混熟了,李聪称王加文为「王伯伯」,卿素华记得,只要王加文招呼一下,不用拿零食引诱,李聪就会跟着他走。

出事那天,卿素华和丈夫叫李聪吃午饭,却发现儿子怎么都找不到。卿素华想到了王加文,她打电话给他,但对方一直关机。将近两个小时之后,王加文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让卿素华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和丈夫找孩子已经焦头烂额,但王加文「漫不经心的,还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聪被拐走的时候,云南正赶上冬天,天气极冷,大风呼啸。卿素华一家也停在了2002年的这个冬天,很多次,她都想着从洱海边跳下,痛苦是不是就了结了。

卿素华后来才意识到:「自从王加文走进小卖部看到李聪之后,孩子就已经成了他的猎物。」

余华英被捕后,2023年7月,长期下落不明的王加文也被云南警方控制。卿素华和丈夫一起指认,在20多张照片里,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王加文,20多年过去,他们始终记得这个人的长相,「他变老了,牙齿掉了,嘴巴瘪了,但轮廓还是没有变的。他的样子一直刻在我们脑海中,我们不敢把他忘记,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孩子,只是他不承认而已。」

以接近熟人为手段、再以女儿作诱饵,这样的拐卖过程让很多人为之愤怒。某种程度上,在余华英所牵涉的案件中,王梅花始终被利用、被算计,也是被忽略的受害者。

余华英被捕后,一共公开庭审了三次,她的女儿王梅花都没有到场。有记者找到了王梅花,如今她已经36岁,她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余华英的庭审,也不愿意再提及她拐卖儿童一事。

煎熬的、遗憾的

孩子被拐后,他们的父母就永远留在了原地,未来的人生很难真正展开。

华白和华兰消失后,罗兴珍和胡照周鞋摊不摆了,也不再拉客了。两个人每天就徒步在城市里寻找,依旧没有孩子们的下落。

孩子被拐后的第三天,都匀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罗兴珍觉得,这不是一种偶然,「这是不是孩子在哭啊!」

当地民政局的一位办事员跟罗兴珍说,你的孩子、特别是二女儿应该有记忆了,你就在老地方摆摊,不要乱跑,孩子会来找你的。

从那时起,罗兴珍便没有离开过她的修鞋摊。几年前,都匀当地的记者走访了罗兴珍的鞋摊。就在平桥客运车站附近的街边,离她租住的房屋有5公里。鞋摊最显眼的就是一块红底的宣传板,上边印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写着华兰和华白失踪的信息,也记录着他们和父母一起短暂生活过的痕迹——一家人居住在一条30多米宽的大河边,孩子们经常叫爸爸骑车带他们出去玩,三姐弟关系好,会一起到汽车站看录像。罗兴珍在板子上印下了一句大标题「二十年了,华兰、华白,全家人等你们回家」。多年过去,寻子的宣传板因为褪色、破旧,已经换了好几块。

孩子在身边,父母总是满足的,生活总有一股蒸腾向上的热乎气儿。胡照周是退伍军人,他和罗兴珍的老家都在四川广安,1980年经人介绍后二人结为夫妻。1981年,因为家里穷,他们来到都匀谋生。那段时间「尽管经济不富裕,房子也是租来的,但是一家5口生活在一起,也同样有笑声」。罗兴珍回忆。

找孩子是一场耗费精力和财力、夹杂失望和希望的战斗。夫妻俩花了700元——那是当时家里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凑了点钱——在当地电视台打了7天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音讯。一直以来,罗兴珍和丈夫都过着极度拮据的生活。平时,罗兴珍花一两块钱就能解决一顿饭,狭窄的房间里堆满了她捡来的水瓶,她想「过几天卖了,换点钱,买点大米」。下雨的时候,罗兴珍也不收摊,在头上套一个塑料袋,披一块破雨伞布,穿上雨鞋,继续守着摊位。

两个孩子不知下落,他们少了生活的支撑。他们在每个团聚的节日都更厌恶分离,也更渴望重聚,「别人家炮竹声声,我们却在暗地流泪」。

思念至极的时候,罗兴珍会拿出仅有的几张照片,看一看,摸一摸。姐弟俩都有个大脑门儿,比较容易辨认。两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他们只拍过数量不多的几张照片,找孩子的过程磨损了一多半,留下的几张,罗兴珍一度保存得很完好,会小心收在信封里。

罗兴珍曾找大师算了一卦。算卦的那天,她拎了一只大公鸡,又给大师带了几百块钱,大师告诉她,孩子满16岁的时候就会自己找回来。

罗兴珍信了,也把这句话当成了生活下去的念想。可现实并没有走向玄学,甚至也没有让罗兴珍看到希望,她想过很多次,「孩子都应该比我高多了,可惜这么多年没见,不知道要是见到了他们,变化大不大?」

痛苦和恨意无处发泄,罗兴珍和丈夫只有一个目标——在人海中,捞回孩子。罗兴珍记得,20多年里,丈夫一共回来过五次。为了找到华兰和华白,胡照周开始流转不同的城市打工、攒钱。有记者曾经在珠海一个工地找到了他,他正和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在一处地下通道里装电缆。他将近60岁,上了年纪,很多工地都不愿意收他,白天有活儿就去打点工,没活儿的时候他就拿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在街上问。

更多时候,被拐家庭活在未知中,苦闷和煎熬是常事。2016年12月,贵州、广东公安机关重新为罗兴珍夫妻采集了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希望早日能找到华兰和华白。

过去的日子,有人劝罗兴珍别再开鞋摊了,太辛苦。但罗兴珍每次都会想,自己要继续在鞋摊待下去——留下来,孩子还知道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我这对儿女会被卖到农村还是城市,不管他们被卖到哪里,我相信,他们长大后,一定会来找我们。所以,我哪里都不敢走,我一个人在都匀生活,一个人守摊,不管挣不挣钱,我都要在这个摊子面前等他们到来。如果我走了,他们来了,就找不到我了。」罗兴珍说。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寻子家庭都能熬过如此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岁月,最终等到归来的孩子。在等待之外,疾病和死亡往往比孩子来得更近、更早。

张荣仙的儿子王艳龙、王能能是第一对被余华英拐卖的兄弟。1994年,他们被余华英拐走后,张荣仙的丈夫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虽被好心人救起,却始终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只能频频借酒消愁,最终导致重疾卧床。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都匀的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附近玩耍时,余华英用一根冰棍拐走了肖正俊。此后20多年,夫妻俩辗转多地寻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们还将肖正俊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希望更多人关注到。但几年前,陈丙连的丈夫因病离世。

杨妞花丢失后,她的父母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父母因无法承受女儿的丢失,度过了痛苦的四年——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她摆上一双碗筷。

爸爸则开始整日酗酒,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小时候,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后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1997年,杨妞花的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

杨桑英告诉杨妞花,「爸爸走的前一晚,将脑袋埋进被子里哭了很久。我在一旁哭着劝爸爸,『爸爸,你再坚持坚持。』可爸爸当时就是不看我。」次日,杨桑英和妈妈回家后就发现爸爸不行了,床边放着两瓶空掉的老鼠药。两年后,妈妈熊棉衣郁郁而终。

父母离世,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那一年,她不到12岁。姐妹二人重聚后,杨桑英曾直白地告诉杨妞花:「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

「已经没得亲情了」

2023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杨妞花姐妹俩均参加了庭审。杨妞花一直盯着余华英,并问她:「你还认识我吗?是我把你送到监狱里的,也是我把你告上法院的。」

一年前,警方找到余华英的时候,她正在重庆大足区的一间茶馆打麻将。在网络流传的监控截图中,那一天,余华英穿着一身粉色套装,染着酒红色头发,脖子上是一圈金项链。

经调查,余华英曾化名张芸,在2004年因拐卖2名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在那之后,她没有继续犯案。但她还是给12个家庭、17个孩子带去了终身无法磨灭的伤害。

余华英再次被捕,曾经被她和龚显良、王加文拐卖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线索。

警方通知卿素华找到李聪的那天,把他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了她。卿素华本来想直接打电话,但小儿子劝她还是先加微信,「突然打电话,担心人家心里面承受不住。」

卿素华小心翼翼地靠近李聪。她给李聪发消息,说我是妈妈,让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说我们可以平等讲话。李聪回复说,我知道,等一下我把孩子接回去,就给你打视频。

那天晚上,卿素华和李聪打了视频电话,聊了聊李聪小时候的事情,李聪把他的小学毕业照发过来,卿素华和丈夫很快就从50多个人里面把他认了出来。但时间久远,李聪对自己在云南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

认亲的那天,卿素华梳好自己的头发,久违地涂上了口红,她告诉自己要忍着、不能哭,「不想让儿子觉得自己丑。」今年2月,李聪回到家中住了几天,与卿素华还有丈夫团聚。在中秋节,李聪也给父母送来了当地的美食特产。

相聚的过程并不总是温馨顺利,在小心翼翼向彼此靠近的过程中,还有苦涩和遗憾。

根据庭审记录,2022年年末,都匀警方已经找到了华兰与华白的线索。罗兴珍说,华兰、华白都回来过一次,但分别待了一晚就走了。儿子华白一直没有做DNA鉴定。女儿华兰虽然做了DNA,但至今还没有与她相认。

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被找到的时候,华兰已经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几年前,她的养父去世,她照顾着80多岁的奶奶,压力很大。而华白一直生活在北京,养母瘫痪,养父在家照顾。孩子们都不好过,为了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罗兴珍和丈夫没有再给他们打过电话。两姐弟也一直没有见过面,「找到也是当没找到一样」,她知道,他们与两个孩子更像陌生人:「已经没得亲情了。」

如今,胡照周正在安徽合肥当保安,一个月一两千,「赚点回家的路费」。66岁的罗兴珍年初出了车祸,不得已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面对之后的日子,罗兴珍想,「在一天,过一天。」

苦痛已经筑底,就意味着回不到真正的圆满。在很多媒体的视频采访中,对于找到的孩子,罗兴珍没有丝毫喜悦,当下的她更悲观、更疑惑。「以前身体好赚点钱就去找孩子,现在找到孩子了,孩子回到家不认你,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没有生意了,又加上身体病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来了。」罗兴珍说。

余华英重审宣判不到一周,另一起引人注目的拐卖儿童案件也迎来了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组成合议庭,对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二次开庭审理。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年仅两岁半的儿子被呼富吉、唐立霞拐走。随后,郭刚堂踏上了24年的寻子之路,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检察机关在厘清呼富吉、唐立霞二人罪责的同时,也重申了儿童拐卖给受害家庭造成的亲情裂痕难以弥合——「最后虽然将孩子找回,5个孩子当中,4个孩子都自幼在收养家庭长大,在收养家庭学习、工作、生活,与收养人建立起亲子感情,而与亲生父母除了血缘没有任何感情可言。这种残酷的现实,是4个家庭毕生难以弥补的痛苦和遗憾。」

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有学者曾经分析过,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的亲子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创伤,这种结构性创伤会严重影响被拐卖儿童的正常社会化,使得被他们的心灵蒙上阴影,甚至造成被拐卖儿童出现某些更严重的危机,如性格孤僻、行为反常、精神失控、离家出走等等,进而导致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破裂。

如何修复这种结构性创伤,如何改善和调试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如何使被拐卖儿童尽快步入正常的社会化轨道。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也远比想象得更艰难。

就在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李聪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对此,卿素华觉得幸福。和李聪相认后,卿素华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名称改成了「寻子成功(李聪妈)」,她不再发寻子的视频,而是开始声讨购买李聪的买家,她写道:「你和李聪每天生活在一起,你如何面对他,你能真心带他?」

她坦言,自己从没想过要去邯郸,那里有自己挂念的儿子,也有无止境的伤痛,她觉得,「去到买家那里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

她的期许很简单,「找到孩子,知道他过得好,过得幸福就可以了。」

参考资料:

1、 《余华英案受害夫妻:儿女被拐26年后已有各自生活,不再打扰》,《南方都市报》

2、 《追加起诉4起案件、有家庭骨肉分离30年 余华英案细节最新披露》,极目新闻

3、 《22年前疑遭余华英丈夫拐走儿童DNA比对成功》,红星新闻

4、 《人贩子余华英:卖亲儿子,仍有被拐者未找到》,中国新闻网

5、 《「新粉丝的视频,越看越觉得像」 母亲寻亲22年终于和儿子相认,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紫牛新闻

6、 《余华英案追踪:11名被拐儿童背后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央视新闻

7、 《孩子被拐20年 妈妈原地苦等20年》,贵州都市报

8、 《人贩子余华英的割裂人生》,澎湃新闻

9、 《「人贩子」余华英今受审:供称卖私生子后,又陆续拐卖十多名儿童》,澎湃新闻

10、 《漫漫寻子路》,新京报

11、 《等候子女20年》,法治在线

12、 《结构性创伤: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亲子关系研究》,游稀,西南大学;13、《复仇的决心》,人物

幸运儿

人贩子是同时找上姐姐桑英和妹妹妞花的。后来被拐走的是妹妹,8岁的姐姐侥幸脱逃,很长时间,桑英都被视作“幸运儿”。

拐卖发生在1995年初冬,贵州地区已经开始降温。

早晨6点,姐妹俩的父母照例离家,外出打工。他们每天都奔忙于几份工之中,他们去工厂,也到工地帮忙,有时也卖些蔬菜或者水果。他们用劳作挤满每一天,来供养这个四口之家的日常支出所需,也给了姐妹俩比同龄人更为富足的生活。

自桑英记事起,姐妹俩就跟随着爸爸妈妈打工的轨迹,在贵州的农村和城镇间不断迁徙。

寒暑假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姐妹俩会随爸妈住到镇上,每天等父母下工回家。每一个父母结束劳作回家的晚上,一家人睡在一张床上。妈妈睡在当中,姐姐在左,妹妹居右,爸爸在最边上躺着,把母女三人护在里头。

有时爸爸回来得晚,妹妹已经睡了。他带回两只煮好的鸡腿,用叶子包起来,叫姐妹俩起来吃。妹妹困得睁不开眼,爸爸就让她坐在床边,眯着眼睛,把鸡腿肉一点一点往她嘴里塞。爸爸对着妹妹笑,眼里满是爱意。桑英在一旁,吃得满足。

上世纪90年代,从群山围绕着的毕节织金县农村老家,到贵阳的镇上,需要乘坐凌晨5点的大巴。天刚蒙蒙亮时就出发,翻几座山,颠簸一天,天黑时抵达。路途艰辛,年幼的桑英一直记得。

出门前,爸爸和往日一样叮嘱桑英:“在家把妹妹带好,一会儿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桑英微笑着点头。

在桑英眼里,爸爸一向温文尔雅、脾性温柔。每次走亲戚,爸爸总是牵着桑英的手,向亲戚们炫耀,“你们都不知道,我家这小呆瓜,可聪明了,成绩可好了。”“我家这两个女儿,顶别人家十个儿子。”说完后,他摸摸桑英的头,看着她笑,眼神温柔地落在她身上。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幸运的。在女孩普遍不能上桌、早早嫁人的村里,爸爸的思想和为人堪称前沿。他不抽烟、不喝酒。妈妈干练、开朗,总是扎着低马尾,脾气比爸爸更直。村里的男人总是骂媳妇、打孩子,她的爸爸不仅不打不骂,还从不说脏话。

父母刚走,隔壁的“大伯母”就来邀桑英姐妹俩上街,说要给妹妹买些毛线签子。那女人知道,当时5岁的妹妹妞花正痴迷于织毛衣。

看着妹妹雀跃的脸,桑英却做不出喜悦的表情。桑英一直恐惧着这个“大伯母”。第一眼看见她时,桑英还以为是个男人:黑色的超短发,颧骨很高,脸很长,短短的鬓角下,露出一对老鼠般尖利的耳朵。

“大伯母”总穿黑色风衣,和桑英姐妹并无亲缘关系。只是两家住得近,女人家租住的开间和桑英家只隔着一堵墙。一开始,女人隔三差五就来找桑英家借锅、借碗,隔天归还时,又送来一些零食。

女人和桑英父母很快熟络起来。爸爸对从外地过来打工的人总抱有善意和同情。因为他们一家也过着这样的颠沛生活。

桑英的爸爸笑着和姐妹俩介绍说,这位阿姨是新搬来的邻居,大家都是出来干活的,都不容易,以后互相帮衬。他让姐妹俩叫那女人“大伯母”,叫她丈夫“大伯”,“你们彼此间就当亲人。”他冲那家人笑,那家人也礼貌地回笑。妹妹妞花,和小女儿互相示好。只有桑英低头看着地面,不敢抬眼看那三人的眼睛。

在贵州,大人们常叫桑英提防那些“吸白粉的人”。半个月前,女人刚搬来时,身后跟着“丈夫”和一个看起来不到十岁的“女儿”。桑英看见这“一家三口”,就感觉害怕:女人长得像老鼠,男人瘦得脸庞凹陷、五官突出。那小女儿,年纪不大,却总是拉着脸。不知为何,她的眼睛浮肿着。在年幼的桑英眼中,他们就像吸白粉的人。

“不去。”桑英对“大伯母”说。那时她并不知“大伯母”意图拐卖她和妹妹,只是出于此前对“大伯母”一家的警惕,她觉得不想跟“大伯母”走。“一会儿爸爸回来,我们不在,要骂我的。”桑英和“大伯母”说。

女人没恼,也没和桑英多纠缠。她转而尝试说服妞花。

桑英听了,尝试劝阻妹妹妞花:你也别去,我们俩就在家,爸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女人不乐意听这话。她对桑英说:你要是不愿意去,就不去了,我带你妹妹去。

和姐姐不同,妹妹妞花对“大伯母”一家没有防备。女人一家搬来后半个月,女人的小女儿常到家里来,叫姐妹俩出去溜旱冰、跳皮筋。妹妹妞花活泼、外向,胆子也大,几乎一叫就去。桑英躲在后面,总以“还有作业”为由拒绝。

桑英觉得,自己胆子太小了。她是乖巧、内向、听话的那种类型,见着长辈,都会有礼貌地招呼。妹妹妞花从小就跟桑英不一样,见着不太喜欢的人,她能直接“把脸一甩”。见着喜欢的人,她精怪、嘴甜,哄得大人开花。

妹妹跟邻家女孩玩得很好。一天,女孩过来,送给妹妹一个眼珠子会动的洋娃娃,换走了妹妹的溜冰鞋。桑英羡慕着妹妹的性格,从未料到自己会是比妹妹幸运的那一个。

听“大伯母”说就算姐姐不去,也可以带自己去买毛线签子,妞花雀跃起来:“姐姐,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回来也给你带签子。”桑英不喜欢毛线签子。她根本不会织毛衣,只是妹妹总是这样,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觉得姐姐桑英也喜欢。

在这个当口,桑英迟疑了一下,没来得及拉住妹妹的手。妹妹跟那女人走了。

妞花被拐前,一家四口的全家福

桑英幸运地留在了家中。26年后,与妹妹重逢,才得知那天离家后,妞花遭遇了怎样的命运转向。

当天,人贩子带着妞花,先乘汽车,再换火车。路上,妞花被她踹了十几脚。晚上洗头时,女人又拿起一壶开水,直接浇向妞花的头发。妞花猜,那是因为女人发现自己作为女孩不好“卖”,就把气撒在自己身上。

后来,人贩子在河北邯郸的农村,把杨妞花以2500元的价格,卖给一位儿子是聋哑人的奶奶。奶奶让妞花做了那个聋哑男人的养女。

到了“新家”,5岁的妞花一直站在门外,不愿进门。邯郸的方言,她听不懂,也不和人说话。后来被带进门,她一直跟养父亲戚家的女孩说,她是来买毛线签子的。女孩没办法,拿了两根家里不要的筷子,削尖了头,拿给妞花。

5岁的妞花没上过学,但知道织毛线需要两只手,一只手得拿一根签子。她有了两根,姐姐还没有。她说,我姐姐也要。女孩就又给她削了两根。

后来的妞花回忆起当时的执念,“因为我一直记得,拿到签子就能回家,拿到签子就能回家。”养父知道后,买了一把毛线签子给她。

第一次抓着一把签子时,妞花以为自己真的要回家了。但她怎么想,也想不起家乡的名称。

妹妹消失后,桑英和爸妈到贵阳各处火车站寻找。他们背着棉被,成夜地睡在火车站里等。爸爸心存侥幸,觉得也许是妹妹很可爱,邻居带着玩两天,就送回来了:“毕竟大家之前处得这么好。”

有一次在火车站,桑英看见好几个“断手断脚的小孩”在站台乞讨。后面不远处,站着一些大人,像在看管他们。

桑英被恐惧攫住了身体。人贩子会不会打我妹妹?会不会把我妹妹剁手跺脚?幸运躲过一劫的桑英不敢多想。

坍塌的家

妹妹被拐那天,爸妈回得比往常要晚一些。爸爸到家时,太阳快要下山。他没带鸡腿,而是买了一袋往常舍不得买的苹果。“妹妹呢?”爸爸问桑英,“叫妹妹回来吃苹果。”桑英说,妹妹跟大伯母上街去了。爸爸迟疑了一下:上什么街?

桑英说,带妹妹去买毛线签子。爸爸问,什么时候去的?桑英说,早上你们出门时。

太阳往群山的深处隐去,屋外的光线越来越暗。集市离桑英家不远,站在家里的猪圈上,就能看见那条街。

“不可能一天赶不回来。”爸爸自言自语道。他下了楼,去找房东,拿邻居家的钥匙,然后返回二楼,打开隔壁屋子的门。

床上还剩着一床被子。桌上、地上、置物架上,几乎是空空荡荡。屋里没剩下一件值钱的东西。黑风衣女人一家三口,已经消失无踪。

桑英第一次看见爸爸哭得那么厉害。她跟在他身后,看见他挨个敲门,叫来了近全村子的人。村里人去集市,去山上,去火车站,一齐喊着杨妞花的名字。越觅不到踪迹,人们越是笃定,妹妹妞花是被人贩子拐跑了。

桑英跟在父母身后,心里感到害怕。她觉得回家之后,爸妈一气之下,一定会把自己给扔了。那天晚上,大人们“拼了命地找妹妹”,没人顾得上8岁的她。

天已经全黑了。回家后,棍棒果断地落在桑英身上。妈妈一边哭,一边问,“你把妹妹带到哪里去了?”“你自己都没走,为什么让妹妹跟人家走?”话语降落一句,棍子就鞭下一次。

爸爸在旁边站着,没有说话,也不阻拦。桑英挨打的时候,倏忽间和他对上眼神。她感觉到一种异样的目光。

妹妹丢后,爸爸总是安慰桑英,“你也只是个孩子,不要有负担。”“我不怪你。”“爸爸对你,和对妹妹是一样的。”只是,桑英再也没看到过爸爸从前的眼神。有时她犯了错,或耍脾气,妈妈会突然说出一句,“当初丢的怎么不是你?”桑英又看向爸爸。爸爸像那晚一样,不说话。她从他的眼神里,看出责怪,还有一点嫌弃。

后来,每次吵架,桑英都会重复那句话,“我知道,你们希望当初丢的是我,不是妹妹。”她离家出走好几次,都被妈妈哭着追回来。

从1995年开始,后来的26年,桑英都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梦里,妹妹丢的那一天,那段关于毛线签子的对话,不断重演。

梦里,每次在妹妹要走时,桑英都及时拉住了妹妹的手。“不让妹妹走就好了,不让妹妹走就好了。”醒来后,她脑子里反复响着这句话。

桑英父母青年时的照片

找妹妹半年无果后,桑英发现,妈妈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举动。夜里,妈妈会突然从床上坐起身,说妞花在叫她。她跑到山上,一遍遍喊着妞花的名字。吃饭时,妈妈突然训桑英说:你有好吃的,要少吃一点,留两个给妹妹。有时,妈妈会在吃饭时多放一个碗、一双筷子。有时又不放。

桑英开始觉得害怕。爸爸不工作了。从不喝酒的他开始酗酒。最严重的时候,爸爸一天三顿都喝酒,不吃一口饭。

喝醉后,原本性情温和的爸爸就会找人闹事。他在村里游荡,摇晃,遇见人,就抓着对方问,是不是你把我们家妞花卖了?是不是你把妞花卖了?

他跟村里所有人吵架,看谁都像人贩子,包括自己的亲人。

一天晚上,桑英看见爸爸喝了酒,光着脚走出家门。她跟着爸爸,来到外婆家,听见他一屁股坐在门口,就开始骂外婆。桑英有两个小姨,嫁到了江苏。爸爸觉得,一定是外婆把小姨卖了,也把妹妹给卖了。

还有一次,桑英的爸爸喝醉了,追到桑英舅舅家中骂他是人贩子。桑英跟过来劝父亲回家,爸爸冲着桑英骂了起来。

舅舅在家建新房,站在扶梯上打楼顶的木板,因被院子里的吵闹分神,他从二楼跌了下来,头顶裂开一个大口子,桑英过去查看的时候,舅舅头部的血已经淌了出来。舅舅低声对桑英说:别责怪你爸爸。而后,他去诊所缝了伤口。第二天,舅舅见着桑英爸爸,没提昨晚的事,笑着给盛了一碗玉米饭。

舅舅理解、心疼桑英的爸爸。从那之后,每次爸爸去舅舅家,舅舅都会让自己的小女儿藏起来。那女孩长得像杨妞花,舅舅怕桑英爸爸看了难过。

慢慢地,村里人都知道了——桑英那个温文尔雅的爸爸,变成了酒疯子。“他丢了魂了,六亲不认。”“他就像疯狗一样,逮谁咬谁。”人们议论纷纷。

醒着的日子,爸爸总是去算命,大概每10天一次。一旦有人说起,哪里的算命师傅灵,不管多远,爸爸都去。见了算命先生,他只问一个问题:我的小女儿在哪?

读小学四年级时,桑英辍学了。爸爸因为长期酗酒,开始胃出血,经常在家里吐血、晕倒。精神时好时坏的妈妈要去贵阳打工,她的收入是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在家照顾爸爸的责任,就落到了桑英身上。

爸爸的状态在半年里急转直下。一开始,他还能到院子里坐坐,和桑英说话。再后来,他慢慢起不来床。一天晚上,爸爸躺在床上时,向桑英说,“桑英,不要怕,人只要不懒,是饿不死的。”桑英听出了言外之意,感觉悲伤。她祈求爸爸:“爸爸,你能不能不要死?再坚持坚持。等我再长几年,我就能出去挣钱了。我一定可以养活你和妈妈。”

爸爸没有接她的话,把头缩进了被子里。桑英坐在床边哭了起来,不一会儿,也听见被子里传来了父亲闷闷的哭声。

不久后,爸爸走了。爸爸去世那天,桑英放声大哭了一场。第二年,妈妈去世时,她已经没有眼泪了。不是哭不出来,而是不敢哭。桑英想不明白,爸爸走后几天,还在鼓励她的妈妈,是怎么慢慢沉进绝望,走上绝路的。

没有被人贩子带走的桑英并非“幸运儿”。她从那场拐卖中逃脱,却逃不脱被其后的不幸和苦楚,接连催折的命运。

妹妹被拐的时候,桑英家正计划建一座新房。砖头、沙子、石头,都已经买好,堆在地里,就等工人来修。在妹妹走后的一天,桑英看见爸爸把新砖全部砸烂。

妹妹妞花,消失在1995年的冬天,5岁。温文尔雅的父亲,埋在1997年,39岁。干练开朗的母亲死在1998年,32岁。

11岁的桑英成了孤儿,在妹妹被拐后的第三年。

后来,在浙江一处纺织厂打工的一天,桑英听见老家的亲戚传来消息,说老家的村里下了好大的雨。

亲人们听见很大的轰隆声。跑出来时,才看见桑英家的房子塌了。一家四口睡过的床,墙上桑英得过的奖状,都被埋在废墟之下。

活下去

“我以后怎么活?”妈妈走后,11岁的桑英首先想到这个问题。

“桑英,不要怕,人只要不懒,是饿不死的。”在父母双亡后的25年里,在无数个陷于贫穷和失眠的夜晚,桑英反复想起这句话。

父母相继离世后,桑英被领到了舅舅家生活。舅舅家经济条件比爸爸之前更差。家里加上桑英,有三个孩子,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多余的那个。原本内向的她,活得更加小心。

舅妈走到哪,她跟到哪,拼了命地干活。感冒时,她不敢请大人买药,自己喝辣椒水。她听说,喝了辣椒水,出了汗,病就好了。打工后,每次咳嗽,她都不去医院,直到咳血后,被姨妈带去医院,才查出严重的肺结核。

这几年,无论在哪,桑英几乎都不敢正眼看人。她打心里觉得,可能这世上,已经没人真正在意她。村里,有人一见她到自家门口就说:死要饭的,怎么又来了?有的孩子当面对她说,你八字太大,把你爸妈都克死了,妹妹都弄丢了。

桑英之前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她辍学的时候,小学四个科目的老师一起到家里去劝。她不敢回应,躲在床下,听见妈妈说,等桑英在家照顾一下爸爸,过段时间就去上学。父母走后,到舅舅家,她没敢再提出要上学。

13岁时,桑英提出跟着舅舅去修织金县的马路。15岁不到,她去浙江打工,在纺织厂织布。发了工资,她就往舅舅家里寄。

爸妈走后那几年,她好几次想过死。她想,都是因为我把妹妹弄丢了,爸妈才会死。她想,爸爸曾经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不该39岁就死。她想到自己,还有什么活着的理由?

但她又想到死的负担:如果我死了,谁把我埋葬上山?我该麻烦哪位亲戚?想来想去,桑英觉得也许没人埋她。尽管舅舅和几个亲戚也对她好,但家家都穷。

讨生活的同时,她也随时留意着寻回妹妹的可能。只读到小学四年级的她不懂得求助大数据,只是笨拙地寻找。每次看到眼睛像兔子一样灵巧,眼窝向里凹的女孩,她都会问人家:你是不是你们家亲生的?

被拐卖到新家半年后,妹妹妞花还在等待着家人的解救。

拿到毛线签子后,妞花还是没能被送回家。那段时间,她织手套、织毛裤,然后织袜子、帽子、长围巾、窄围巾。她把织好的东西,拆了织,织了拆。实在没有可拆的了,就把养父的旧毛裤翻出来,拆成毛线,摇成一卷,再接着织。

妞花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好像疯了。

对于5岁的妞花来说,家乡是一系列梦境一般的碎片。站在家里的猪圈上,能看到集市。集市上,每个人的头顶都插着梳子。家里有块田,离公路很近。趴在田边的土墙上,就能看见很多野生的百合花。摘百合花的时候,扭头就能看到汽车,从家下面的马路上驶过去。

在养父家,妞花上了小学,她和姐姐一样成绩优异,做了班长。六年级时,有人劝奶奶:这女孩太聪明,文化高了,以后就会跑掉。此后,奶奶让她退学回家。

12岁,妞花就离开了养父家,外出打工。13岁,在江苏的雪糕厂工作时,她回想起许多被父母宠爱的细节,最后确定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不是被父母卖掉的。她开始想办法找家。

和妹妹一样,小学时,桑英就是记忆力超群的那个。放学前背课文,她看一两遍就能记住,每天都最早回家。后来,在外出打工的间隙,她通过记答案的形状,通过了驾照考试的科目一,考了98分。

妹妹走后,桑英曾用语音转文字,写过童年的回忆。她记得那个女人的脸,记得妹妹走的那天,父亲的叮嘱与微笑,还有母亲精神失常后,有些恍惚的神情。

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在妹妹被拐后的26年,刻录下每一处苦楚的纹理。

回家

2021年4月,桑英从堂妹那得到消息,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疑似妞花的女人,正在寻亲。

视频截图丨2021年杨妞花在网络上发布寻亲视频

视频中,妞花说,她记得爸爸叫“杨新民”,自己叫“杨妞花”。喊姐姐叫“桑英”,喊外婆叫“阿布代”,喊妈妈叫“麻衣”。

她画了一张记忆中的家乡地图。村落依一条上坡的马路而建,坡道的低处,是外婆和自己家。小时候,她经常在院子里等姐姐放学。姐姐桑英放学时,就会从山坡走下来。

杨妞花记忆里的家

之后几天,视频被转发了上万次。5月3日,评论区一条留言被顶到前面,说妞花像她走失多年的堂妹。

在堂妹牵线下,妞花终于联系上了桑英。那晚,姐妹俩打了77分钟的视频电话。妞花告诉姐姐,她2013年就在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登记了。她哭着说,“我找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怎么不知道找我?”

桑英也哭了:“姐姐不是不找,姐姐不会。”

电话中,桑英告诉妹妹父母去世的消息。妞花感觉耳朵一时听不见声音,整个头哄哄响,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反复问姐姐,谁走了?

找到家人后,妞花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立案成功后24天,她收到民警的电话,拐卖她的人贩子余华英,已经抓到了。民警审讯后发现,余华英一共拐卖了11个儿童,其中2个婴儿还是余华英自己的孩子。

2023年7月14日下午13点30分,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一审结束。在法庭上,妞花死死地盯着余华英看,她想让余华英记住她。

然而,整个庭审过程,余华英都没有看她一眼。妞花发言时,余华英仍然低着头。

妞花问她,你认识我吗?余华英说,认识。“今天你能到法院,是我告的你。你对我造成的伤害,没法用任何东西弥补。”杨妞花说着,双手发抖。余华英试图否认罪行,说自己没有虐待儿童、没见过妞花的养父。

杨妞花在法庭上下跪,请求法院判余华英死刑,不接受任何谅解。

走出庭审现场后,杨妞花向等在门口的人们宣布,庭审建议是死刑,两三个月后,一审再最终宣判。她的身边,举着启事的寻亲家庭,潮水般涌来。红色的启事,焦虑的面庞,将她团团围拢。

在涌动着的红色海洋中,桑英跟在妹妹身旁,在镜头的边缘,低头抽泣。

妹妹回家的新闻,在网络上反复报道,许多人夸赞妞花的聪慧和坚强。桑英觉得自己是其中那个最崇拜妹妹的人,“妹妹聪明、勇敢、反应快。”

开庭的时候,只要一提起父母,桑英就不停地哭。她什么也说不出口。妹妹却条理清晰,句句在理。回家后,她对妹妹说,“你是我的偶像。”

两年前,在电话认亲一周后,2021年5月15日,桑英带着妹妹妞花一起回了贵州的老家。她们走了很长的山路,走到父母的坟前,跪趴在石头上,一起痛哭一场。

桑英一直不敢回家。2009年,远嫁到江苏南通时,她就想,如果可以,这辈子她都不愿再踏入贵州一步。每次不得不回家时,她都会想到妹妹,想到爸爸妈妈。她哭得止不住。有一位婶娘总是陪着她一起哭。

父母去世后,桑英没有好好为他们办后事。爸爸埋得草率,妈妈没来得及带回本村。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2023年2月,姐妹俩和亲人一起,为爸爸忙碌了两天一夜。2月5日晚9点,桑英拍了一条视频:“爸爸的新房终于修好了。”

3月9日,在亲人的帮助下,她们又为妈妈修了新坟。“二十多年了,还能再抱抱妈妈,真的是特别开心。虽然只抱了一堆骨头,我们姐妹俩,还是抢着去抱……妈妈的新房也已经修好了。”桑英在视频中写道。

桑英识字不多,不会打字。视频的配文,都是她用语音说出来,一句句转文字的。每次,她都哭着说完,之后再也不敢看第二遍。

接妹妹妞花回家那年,桑英34岁。她发现,自己和妹妹同一年结婚,同一年生子。婚后,她们甚至都为自己买了一辆大红色的小汽车。她开始相信“命运的安排”。

妹妹被拐26年后,她终于把妹妹回来的消息带给了父母。妞花回家的第二天,刚好是她的农历生日,家人们为妞花买了7个蛋糕,放了3挂鞭炮。

妞花出生在31年前的同一天,1990年农历四月初五。那一天,也是桑英把妹妹来了的消息带到这个世界。

桑英还记得,那天,妈妈在外婆家猪圈上的小阁楼生产。3岁的她,穿着蓝色碎花布上衣,和蜡染、带褶皱的小苗裙,坐在一楼的台阶上。一起等待的,还有爸爸、爷爷奶奶和其它亲人。

突然间,桑英听见小孩的哭声,就往楼上跑。一见妈妈,她就问,是弟弟还是妹妹?妈妈说:是妹妹。

桑英高兴地往外跑去。在路上,她摔了一跤,磨破了膝盖。而后她爬起身来,告诉在下面等待的大人:“是个妹妹,是个妹妹。”

带着女儿跑外卖本就令人辛酸,途中女儿丢了更是让人崩溃。外卖小哥除了要承受各种自责的内心压力,或许还有家人的抱怨。这要是找不回被抱走的女儿,压力的内外夹击,恐怕摧毁一个人的力度甚至不需要去找一座桥。

送外卖3年就能挣100多万的行业,找不到人照顾自己3岁的女儿?你看,这双方之间,必然有一方是在扯淡,扯极臭的蛋。

又或者说,边送外卖边带女儿,太不方便了,为什么不去摆摊呢?摆摊日入9000块它不香吗?搬个凳子给女儿坐身旁,它不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了?

首先,摆摊日入多少另说,你得先过城管那一关。总不能刚换的电瓶车,又被收走了三轮车吧?

我看不懂,完全看不懂。带着女儿去上班,那仿佛是几十年前才会出现的事情,而非现在。毕竟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每个家庭都有6个钱包给孩子花钱。

这可不是胡说,这是近两天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新经纬报道,有凭有据。

父母,爷爷奶奶加上外公外婆,我不知道6个钱包给孩子消费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带着3岁的女儿送外卖?

小哥,你是脑子出问题了吗?

显然,小哥的脑子没出问题,稍微路痴一点都干不了这个活,更别说抢单了。外卖小哥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劳动体力,抗压能力都必须相当强大。

就算出问题,可能也是出在那6个钱包上。毕竟不是每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能拿五六七八千一个月的养老金,如果拿不到这么多,相反只有一两百,那么别说给孩子消费了,不要孩子给你消费都是在为下一代尽心尽力的提供帮助。

ok,说这些是扯远了,我们更该关注事情本身,那个被抱走的3岁女儿。

谴责人贩子是必须的,我向来对人贩子深恶痛绝,我国法律同样如此,多年来一直在严厉打击这类违法人员,已经打击了很多年。可人贩子始终屡禁不止,他们是不怕死吗?他们仗着什么敢如此丧心病狂,不断作恶?

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从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的多次举报结果来看,人贩子亦不简单。

人贩子的问题交给法律,我不懂的是明明监控遍地,为什么一个3岁女孩儿被人抱走了,竟然6天后仍毫无进展,是不是外卖小哥没有报警,否则的话不至于如此吧。如果不好找,完全可以扩大警力帮助他,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家庭今后的全部希望。

我记得前几天有个能量满满的宣传视频,4名俄罗斯游客迷路,齐齐哈尔市开启“全城总动员”,仅用十分钟就把人找到了。

相比起来,4个没有受到人身威胁的俄罗斯成年人固然要好找很多,但找那样的4个人都要开启全城总动员,找一个3岁女孩儿,是不是更需要如此?

我认为是需要的,国家鼓励生育,二胎三胎四胎,那么也应该给人们看到与鼓励相匹配的重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外卖小哥带3岁女儿送外卖被抱走”的热搜,热搜还是有用的,至少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那意义很大,群众与群众之间、父母与父母之间更能感同身受,他们会注意身边是否多了一个小孩,一旦发现,他们会报警,会给那个丢失女儿的外卖小哥提供帮助,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