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抑郁 下的文章

姐姐和姐夫两家算是近邻,只隔了一条街。姐姐十八岁开始和正在读大二的姐夫谈恋爱,一谈就是八年。八年后结婚,又过了两年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

由于当时还没钱在工作的城市买房,小侄女出生后姐姐就回到家乡县城全职带孩子,姐夫则继续在省会城市工作,赚钱养家。

在家乡小县城,虽然姐姐晚上都是一个人带孩子睡觉,但婆家、娘家都只隔了二分钟路程,亲朋好友也都在方圆一公里内,白天有不少人帮手,做饭、洗衣之类的其他家务都不需要自己动手。姐夫因为工作忙很少回来,但在经济上从未让姐姐操心。

怎么看都不算糟的寻常日子,姐姐却似乎打定主意过不下去了。情绪肉眼可见地变得极不稳定,深深的不快乐。焦躁易怒,与家人爆发争吵,又常常崩溃痛哭。无时无刻地抱怨累、睡不好觉,彷佛受了天大的委屈和罪。

那时我们私下谈论起来,都是真心实意的困惑和不解——只不过是带一个小孩,还有那么多人帮手,周围多少女人生孩子养孩子不都好好的吗,为什么只有姐姐搞得像全世界都欠她一样,数不清的不满和怨言。

我不理解的理由更加肤浅一些,只因为小侄女实在长得漂亮可爱,一出门必被围着夸像洋娃娃,询问是不是混血儿。我想当然地觉得换成别人生了一个这样漂亮的女儿大概做梦都要笑醒,不明白为什么姐姐还不满足。

这种低气压、彼此都疲倦的氛围一直持续到小侄女出生的第二年冬天。

姐姐突然沉迷上了某二手app,一开始只是买卖些闲置物,但没过多久姐姐就斗志昂扬地声称自己发现巨大商机,其实就是在app上进货售卖。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段时间姐姐下单了上万块钱论斤称的玩具、饰品,还有几千几千的皮草。

大家最初并没有当回事,以为姐姐只是打发时间玩玩,但姐姐越来越投入,越来越狂热,没日没夜地捧着手机,电话、语音不断,甚至试图说服亲戚朋友投钱,信誓旦旦地许诺以后会有十倍百倍的回报。

姐姐平时是很嘴笨的人,但那段时间她变得滔滔雄辩,思维敏捷,说话彷佛开了倍速,能够不带喘气地跟你侃侃而谈上几个小时,加上成天打电话、发语音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导致周围的人不仅没有起疑,甚至隐隐被说动。

直到某天半夜凌晨二点多,姐姐打电话给一个远在深圳的表弟,哭着向他借一百万,急切又混乱地表示只差这一笔资金就能发大财,以后表弟就是合伙人、大股东。

也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两个星期姐姐几乎没怎么睡过觉。躁狂的时候就整夜亢奋地计划着做大生意,觉得自己站在世界之巅,抑郁的时候就埋在被子里痛哭,将自己否定得一无是处。

表弟意识到姐姐的精神状态异常,立马告知了这件事。姐夫连夜从省会城市赶回来,第二天连哄带骗地带姐姐上了客车,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检查。车子开到中途,姐姐竟又哭着向周围不认识的乘客借钱,一模一样的说辞,坚信自己马上就要做成大买卖,到时会数倍偿还。

到了医院后,姐姐拒绝看医生,在医院大厅大吼大叫,情绪剧烈波动,最后直接体力不支晕了过去。

姐姐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严重到已经伴有妄想,当天就办了手续,住进了封闭病区,家属只能规定时间探视。

姐姐醒来后否认自己生病,和我们通电话都是声泪俱下地质问为什么都不相信她,她马上就要成大老板,会带我们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姐姐住院后,我登录了姐姐的app账号,为了处理那些订单。我一条条点开聊天列表,听着那些深夜发出去的大段大段、有些甚至对方未读的语音,姐姐嘶哑、激越的声音听上去如同呼救。我没有勇气再听下去。

姐姐的病像一把锐利的刀,一下子刺破了长久以来遮在我眼前的布。我猛然惊醒,当我们用孩子有人帮手带、老公挣钱养家这样的三言两语来描述姐姐的生活时,其实从未真正注视过具体的、活生生的她,而是轻巧地将她置于母亲这个身份的天平上衡量判断,一次次发出质问——明明其他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为什么只有你做不到?

我像第一次见光的盲人一样开始重新看见姐姐,看见她生活遍布伤口的肌理和血肉。

抑郁的隐患在生产的时候已经埋下。

姐姐生产的过程很不顺利。凌晨三点去的医院,原计划顺产,但挨了十几个小时的痛到了隔天下午,实在无法再坚持,不得不中途转剖腹产。又因为吃了东西,麻药没有完全起作用,相当于经历了双倍的痛。

生完孩子,月子期间姐姐堵奶严重,只好每天请人推奶,一次两三个小时,痛到全身发抖。堵奶持续了几个月,也就生不如死的痛了几个月。

生理上的、刻骨铭心的痛,可以说是姐姐一开始对生孩子这件事全部的记忆。可是从前我们苦苦思索为什么姐姐如此不快乐的时候,这些痛甚至从未触及我们的思绪,彷佛毫无价值的垃圾邮件一般被大脑自动屏蔽过滤。

是,人人都知道生孩子痛,可是人人对生孩子痛的了解和想象也就止步于此了。因为紧接着就是每个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只要是女人总是要经历的,于是个体生育的痛就这样在从来如此的理所当然中被轻易消解、忽视。

与生理上的疼痛伴随的是严重的睡眠问题。

作为一个在外地读书、偶尔假期回家迫不及待带小侄女玩的小姨,我看到的是小侄女如何漂亮可爱,近乎虚荣地享受着每次带她上街来自陌生人的艳羡和赞美。可是,如果我曾哪怕一次站在姐姐的位置看过去,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小侄女出世只有四斤多,体质很弱,三天两头生病,半夜常常尿床、吐奶。晚上睡觉也特别不乖,喜欢满床滚,一不留神就会从床头滚到床尾,甚至滚下床。姐姐因为堵奶,奶水特别少。小侄女不喝奶粉,因为喝不饱哭闹得更凶。

后来姐姐出院后曾不止一次用谈论天气的平淡口吻跟我们说,你们要是和我一样两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你们也会疯的。波澜不惊的陈述句,却来自于姐姐最鲜血淋漓的生命体验。

写到这些时,我不得不好几次询问姐姐一些关于生产、坐月子的细节,姐姐每次噼里啪啦地回复完,最后一句都是不能想,一想又要抑郁了。时隔七八年仅仅是回忆一下身心都会自动触发不适和痛苦,就是姐姐生孩子头两年煎熬程度的概括。

夜晚总是很难捱,以为白天有人帮手总会好很多,但真实情况依旧很糟糕。

姐姐的婆婆是那种不会带孩子、也不怎么会做家务的人。倒不是说她不愿意带,而是确实带不好,从不注意小孩子的穿衣、饮食,有时候抱回去几个小时,送回来就上吐下泻。两家住得又太近,一来二去,彼此间的矛盾也日渐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帮带孩子的任务最主要就落到了舅妈,也就是姐姐的妈妈身上。舅妈是那种嘴上不饶人的人。她一边帮姐姐带孩子,一边心里极不平衡,觉得都怪姐姐没用,连累她一把年纪还要累死累活,跟着受气,而谁谁家谁谁家的女儿多能干,父母跟着沾光享清福。

来自至亲之人的伤害最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姐姐本身情绪很坏,受不了舅妈刻薄的责骂,两人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但另一方面姐姐又真心觉得很愧疚,因为她比谁都清楚带孩子有多辛苦,舅妈帮她带两年孩子不夸张地说老了五岁。

很讽刺的是,社会歌颂母爱伟大,但现实却是母亲的工作从来得不到世俗价值的承认。因为姐姐不工作没用收入,哪怕明明是为了专职带孩子,却轻易被身边的人定义为没出息、没用。

人生价值被不断打压是压垮姐姐的最后一根稻草。姐姐生病时就是被赚钱的执念紧紧缠住,恨不得带上所有的亲朋好友发家致富,她以为只有这样才配得到一点尊严和认可。

故事写到这里,出现了不会做家务的婆婆、刀子嘴的妈妈、彼此不理解的姐妹,那男人们呢?男人们做对了什么吗,所以才免于被展示鞭挞?

恰恰相反,男人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如同约好般在育儿的劳作中里一脉相承地缺席了。

从舅舅开始,就已经在我两个姐姐的成长过程中彻底地隐身。姐夫工作的省会城市离家乡县城只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跑得勤的话,周五晚上走,周一早上回完全是可以的。但在小侄女出生的头两年间,姐夫以忙工作为由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最夸张的一次是国庆七天假期,姐夫回来待了一天,嫌家里太吵闹,第二天就又搭车走了。即便是这样,因为工作,因为赚钱,周围人都慷慨地拍拍姐夫的肩头,点点头表示充分的理解。与此相对的是,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的付出却被看成不值一提。

姐姐和姐夫的结合是百分百的爱情,至少是姐姐的百分百爱情。姐姐在最青春的年纪陪姐夫一起走过了清贫的学生时代以及刚毕业租住600元地下室、煤气灶就在床边的窘迫,至今她回忆起那段日子西北风仿佛都能嚼出一丝甜。无论这份感情在漫长的岁月里有怎样的辗转起落,姐夫或者说爱情始终是姐姐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

可生孩子后长期的分居两地,让母亲这个身份像个强盗般渐渐侵占了姐姐的所有,代替她的存在。她不再是她自己,甚至不再是谁的爱人,而仅仅是一个年轻妈妈。又因为她并不适应、擅长妈妈的角色而一再收到质疑、责备。

经历了如此从身到心全方位的碾压,不久前谈起过往,姐姐却说你知道那时候最让我痛苦的是什么吗,是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当时无论姐姐试图向任何人倾诉得到的都是反问和指责,包括她最亲近的姐姐,包括她本以为最有机会理解她的我。

「大家不都是这样带孩子吗,为什么只有你搞得这么苦大仇深。」「你妈帮你带孩子那么辛苦,嘴上抱怨两句怎么了。」「你老公已经很不错了,至少在钱上面从不亏待。」

最后姐姐只好发疯,用医生的一纸诊断证明了她的痛苦。我们终于得以看见她心里那只日夜啃噬她的小兽,不是矫情、不是软弱、更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是母亲的身份真实地在日日溃击她、虐杀她。

姐姐一个月后出院,开始吃药,姐夫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舅妈收起了伤人的言语,大家不再质疑她的伤心失落,生活渐渐又回到柴米油盐的正轨。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大可以庆幸地说生病对姐姐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姐姐曾一度被母亲的身份挤压得无限小,疾病反而将她凸显,拉扯人们的眼球。不管是出于真正的理解,还是仅仅对疾病的畏惧,姐姐因此得到了周围人的小心关怀,一天天好起来。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第二次机会,我们都曾看过社会新闻里抑郁的年轻妈妈抱着孩子跳楼的惨剧。姐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幸运的,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但如果在某种处境里,一个人唯有依靠一点幸运才有可能安然无恙,这种处境必定是不利的、不健康。

这并不是一个励志逆袭的爽文故事。姐姐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生病康复后生活也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这几年从县城到了城市依然在家专门带孩子,也依然面临着全职妈妈面临的诸多困境。

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固然更值得鼓励追求,但我常常想起上野千鹤子教授说的,“我们要建立的是,弱者也能安心生活的社会。”

我想,向上追逐星辰大海,努力打破女性就业天花板的同时,向下社会也应为弱势的女性兜底,让女性无论做出何种选择、身处何种环境,权益都能得到保障,安全、安心的生活。

三月八号是妇女节,我原本想没有比在妇女节这天讲述一个不被看见、不被理解的herstory更有意义。但我后来改变了主意,今天是三月十八号,我希望它有一个新的意义,那就是不止在妇女节才高喊口号,看见女性。

看见女性的意思是,看见每一个具体的、挣扎的她,而不是某种身份的平均数。

谁也不会想到抑郁症已成世界第四大疾病。科技每天都在更新,各种数码设备每天陪伴着我们,填补了原本用来空虚、无聊、发呆的时间,甚至侵占了原本应该用来工作、交谈、睡觉的时间。互联网上充满五光十色的声像,让人不睹不快,一个人说他离开电脑去睡了,经常是去躺在床上继续看手机。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图克尔在《一起孤独》中写道,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

众声喧嚣之中,我们感觉越来越孤独: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不断刷新微信朋友圈看好友在干些什么,社交软件信息没有被立刻回复就感到沮丧不安... ...那些飘在风中的代码左右了我们的情绪,饭桌上,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或平板电脑,话题也经常围绕着社交网站上正在发声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展开。

为什么我们感到越来越孤独?人类的情感需求却从没变过,我们一路小跑地追求更新更好的生活方式,却在陌生的途中陷入喧嚣的孤独。

第一种孤独: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

今天,虚拟身份比真实身份更具符号性和辨识性。现实生活中我不认识你,但报上网名,发现我早就关注了你。人际交往的第一步不是我加你微信就是你加我微博,网上点餐,在线游戏,通信基本靠摇微信,连亲密接触都可通过视频完成,只要自己的感受是真的,没人在乎与自己连线的是不是一条狗。

对网络的依赖,也使我们成为精确的目标消费者。看了亚马逊根据购买纪录推荐的‌‌“你可能感兴趣‌‌”,真会产生一种被了解的感动。

第二种孤独:谁都过得比我好

Instagram这类拍照工具,就是为了把平淡无奇的生活美化成传奇,晒出来让围观的人感到羡慕。雪莉·图克尔将这种炫耀称为‌‌“演示焦虑‌‌”。

网络上充斥着大量此类‌‌“焦虑‌‌”,你所观看的每一个人都把暗面转到后头,只给你看精彩和美好。尤其是女性,展示与比较是她们最为看重的,包括可能令人羡慕的细节,也包括阅历和见识。花在观看别人幸福上的时间越多,你就越沮丧。

第三种孤独:老无所依

在中国,养儿防老的观念正逐渐失效,最经常的相处方式是:子女为生计奔波,老人则照顾孙辈发挥剩余价值。退休之后,大多数老人就失去了社会认同,也缩减了社交。记得前几年春节,一位68岁的大连老太独自在家,寂寞到摁马桶玩,两个月冲走了98吨水。

第四种孤独:独生子女

过去,中国人生活在充满情感联系的关系中,要面对父母长辈、兄弟姐妹、妻子、孩子等,大家庭中诸多热闹。而独生子女一代没有兄弟姐妹,亲戚也越来越少。每个孩子都处在‌‌“421‌‌”家庭结构的金字塔顶端,被整个家庭细心呵护。

小儿之间的推搡嬉闹总在第一分钟就被大人制止,谁也不许自家孩子吃亏,唯有减少物理接触。中国人讲究的人情世故,今天很多都被从简从略了,唯独自我被越放越大。面对硕大无朋的自我,难免有深切的孤独感。

第五种孤独:离开故乡

过去在乡村野蛮生长,一入厂门,再也不得自由,甚至私生活受限,连基本的情感需求都无法满足。在男女比例失调的东莞,一些厂内‌‌“一夫多妻‌‌”是常事,女工怀孕后多被抛弃。可怜离开故乡时,她们中的许多人还只是孩子。

第六种孤独:因为爱情

婚恋节目陈出不穷的背后,是都市人平均婚龄持续推后,很多人找不到情感归宿,连林志玲也嗲嗲地说:‌‌“没有男生追志玲,只有时间追志玲。‌‌”

36个月爱情即退潮的危险始终存在,艰难相处磨损了激情,女人怪男人不守誓言,男人怪女人不似当初,有伴侣常比没伴侣更孤独。

第七种孤独:我不相信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多少用来‌‌“互害‌‌”?你有地沟油,我有假蜂蜜,你卖毒牛奶,我卖的牛肉其实是染色猪肉。为了逐利毫不犹豫同流合污,东窗事发便说是行业潜规则。

食品不安全,学历是假的,慈善多做秀,名声不符实... ...一个人长大的过程变成逐渐对一切持怀疑态度的过程。

第八种孤独:水泥森林

高楼占领了城市,家升上半空,变成一个门牌号。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的触点,每个人都留心地锁好防盗门。

城市充满几何感,那些设计是为了制造奇观而来的,越来越多巴西利亚式的沉闷城市,体量无比巨大,没有神经末梢,‌‌“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失,就像一个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独。‌‌”(马歇尔·伯曼语)

今天的城市管理者只希望车流通畅,夜间灯火辉煌,人们彼此保持安全距离。

第九种孤独:成为名人

唱《孤独患者》的陈奕迅真的感到很孤独。‌‌“两三年前我还敢去坐地铁,但现在不敢,好像看到人会觉得害怕,不知道怎么应对。‌‌”

关注有两种心态,一种是粉你,一种是骂你。名声越大越需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不能服软,否则便会被长期积累的负面能量压垮。范冰冰就放言,她的成功不是白来,‌‌“我能受得了多大的诋毁,就经得住多少赞美。‌‌”

第十种孤独:创作

里尔克写作时总是与世隔绝;里希特抱怨人人都喜欢他的艺术,因为这种喜欢大抵与对名利的追逐有关;马尔克斯则说:‌‌“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人独坐陋室,用二十八个字母、两根指头敲出来的书,想想都觉得疯狂。‌‌”

第十一种孤独:孤独症与抑郁症

全世界有6700万孤独症患者,过去20年里,发达国家的孤独症病例呈现出爆发式上涨。在中国,孤独症患者逐年增加。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斯科特·塞立克说:‌‌“遗传和环境因素各负一半责任。‌‌”孤独症不是因为被身边人冷淡,而是一种病。同样的,抑郁症也不仅仅是心情不好那么简单,被抑郁症折磨6年的歌手杨坤说自己‌‌“一方面特别渴望跟人交流,另一方面又特别渴望一个人‌‌”。

第十二种孤独:独善其身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地忍受独自一人,而是随手去捡那些容易得到的乐趣。面对外界强加的排斥缺乏承受力,为了不孤独,宁愿不自由,包括接受他们并不享受的生活方式、朋友和社会观念。

君子必慎其独也。为追问生存的意义而进行孤独的努力仍是值得的,面对生命的真相,再长的寂寞都会获得补偿。

 

生命可贵,不要轻言放弃

谁没有点烦心事啊,比如论文绞尽脑汁也写不出,学业不顺,就业压力大。有的人可能情场也失意,身体不太好,或者自己的一些喜好和偏向被社会所压迫。有些人天生是抑郁症,需要药物维持。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烦恼都有。最普遍的烦恼——缺钱!

但是如果因为不顺心遂意就要自杀,那应该自杀的人多的去了,远远轮不到你我。想象那些生活在战乱地区的人,随时有可能被炮火波及致死;想想那些生活在$1.9一天以下的极端贫困家庭;想象一些天生遗传疾病、缺胳膊少腿的。如果你四肢健全,衣食住行至少不用太过于忧愁,父母健在,不用害怕睡觉睡一半房屋被炮弹击中,那你已经不算最糟糕了。

有些说自杀者‌‌“自己太矫情‌‌”‌‌“抗压力太弱‌‌”虽然确实很无情很冷酷,没有同理心,但有一个意思是没错的——即远远有人活得比你更糟糕,但他们都在坚持活着。

可能有人会说每个人的抗压力本来就不一样,不应该苛责死者。但我写这条微博本身也不是为了苛责死者,死者死都死了,看都看不到了,苛责他干嘛。写这条主要是为了生者,为那些觉得自己生活不尽如人意的生者,给他们传达一个‌‌“不要自杀‌‌”的讯息。

想象一种最极端的情况,比如一个有1000资产的首富,但突然间他投资失败缩水了500亿,他觉得亏大了、太丢脸、自信心被摧毁了等等不管何种原因他自杀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同样的,如果一个温饱不愁的人,因为一个学位不能顺利获得而选择自杀,可能一个叙利亚难民会说这也太可笑了,你不要这样的生活,请给我。

虽然这样的辩论有一种‌‌“比烂‌‌”的意思,即你如果不开心了,你看看比你烂的,也许你能开心一点。但人生偏偏是必须要有这种比烂排解法的——比烂和比好必须同时存在。跟好的比,催人上进没有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天才。比如一个学者天天拿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自己的对照和标杆,鞭笞自己去努力,但这么说吧,你这辈子达不到那个高度的概率是99%。如果你因为比好不成就落下心结,自己为难自己,那你的生活就不会再有快乐,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种比烂的排解渠道,想一想‌‌“虽然我拿不到诺贝尔奖但我比小学文化的人有水平多了‌‌”。听着是很可笑,但至上能让你活下去,降解压力,避免很多心理疾病。

很多时候人除了要会努力之外,也要学会接受自己。比如说okay这个学位不适合我,我退出吧,多大点事,无非就是浪费了两三年,或者再加一些对你有恶意的人的嘲笑。但自杀的话你损失的不是两三年,而是一整个人生。你不读这个学位了,你可以去尝试做其他事,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去探索。其实从本质上说,这样的‌‌“接受自己‌‌”也是一种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的一种努力,也是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我一直觉得真正有‌‌“资格‌‌”自杀的人只能是那种死亡已经注定,自杀只是临门一脚的选择。比如病人年纪大了多器官衰竭,神仙也救不回来了,靠体外循环还能维持几天,那自杀也就算了,少一点痛苦和折磨。不然,请活下去,比比烂,给自己一点放松和和解的机会,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生命最可贵,不要轻言放弃。

延伸阅读:

@游识猷

如果说,当今的职场,是为‌‌“身体健康、无需花时间照顾家人的青壮年男性‌‌”而设计;那么,当今的硕博研究所,就是为‌‌“身体健康、无需花时间金钱照顾家人、无需过于担心个人前途、无需短期内安身立命养家的青壮年男性‌‌”而设计的。

在当下的研究所里,许多在痛苦挣扎的人,ta本人并没有做错什么,甚至ta的导师、同事也并没有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错,但是ta就是会慢慢陷入困境,甚至陷入绝望。

有的人好运点,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学术道路‌‌”,进入‌‌“并不算宽宏但相比之下竟然显得仁慈了‌‌”的职场,花上一段时间,终于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不是废物。

有的人,没有这样的好运。

硕博研究生、博士后、乃至青年教师的悲剧,不是一例两例,是系统性的。学术界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和机会,误入这个系统里找不到出路的人,希望你知道,在一个错误的系统里被绞杀,不是你的错。

我们为何总是忽视孩子的痛苦?

在中国,成人抑郁症经过近些年的普及,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但未成年人特别是年龄较小儿童可能受精神情绪问题的困扰,需要专科医生的诊断、治疗和心理干预,对于许多成人来说都还是盲区。

易受伤的孩子

2015年,正在读初三的兜兜第一次到某医院精神科就诊。这些年来,疾病和药物的作用让她的许多记忆都变得淡漠。兜兜只记得医生的两句话。一句是‌‌“你怎么现在才来?‌‌”;另一句是向父母宣布诊断:重度抑郁,‌‌“要住院‌‌”。听到这句话,兜兜只觉得无比激动:‌‌“至少有人告诉我,我不是没事找事,我不是自己作死,我不是不爱自己,我只是病了。‌‌”

两年前,兜兜就知道自己出了问题。那个时候,她刚刚以优异成绩从小学升入初中。在外人看来,她勤奋努力,品学兼优,但她知道,对成绩的追求已经变成了一个黑洞,正在迅速吞噬她。她住在学校宿舍,凌晨三四点便起床。宿舍断电没有灯,她就把自己关在装了声控灯的厕所里学习。她没有心情打扮自己、管理个人卫生。考到全校第一是她生活中的唯一目标。一旦小测验的成绩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她就会狂怒地撕掉试卷。她会用指甲死抠自己的手背,以至于在皮肉上挖出小坑,手背流脓。

兜兜不是没有求助过。初中二年级,班主任发现了她的异常,建议她去和学校的心理咨询师聊聊。数次见面,兜兜记得咨询师反反复复强调的一句话:‌‌“你没有病,你就是不爱你自己。‌‌”这句话一面令她半信半疑,一面令她更加困惑和焦虑。后来,兜兜开始出现自杀倾向。在班主任的坚持下,父母终于决定带兜兜去看儿童精神科。拿到重度抑郁诊断的时候,焱焱(化名)已经是一名大一学生。如果不是入学时全校对新生进行心理测评,焱焱不会走进精神科诊室。他突然明白,困扰自己那么多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焱焱就常常感到胸口发闷疼痛。这些年来,父母带着他无数次去医院检查心脏,从未查出过明显的器质异常。心理或情绪痛苦可以造成身体的慢性疼痛,在医学上称作‌‌“躯体化障碍‌‌”。国外研究发现,就诊于儿科门诊的20%的儿童有功能性躯体症状,此类症状常常是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的早期表现。

焱焱和兜兜并不是极个别的孩子。虽然缺乏全国性的详细调查数据,但孩子们的困境,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心理科主任医师刘华清看在眼里。‌‌“十几年前,我们科室一天差不多看10个孩子,现在我个人的门诊一天就有三四十个号,还有额外的加号,其中被焦虑和抑郁困扰的孩子大约占60%〜70%。这不光是我的感受,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生都能感到这种变化趋势。‌‌”‌‌“大量研究和临床接诊均发现:孩子患抑郁的比例很高,在澳洲为12.1%,瑞典为11.4%,法国13岁以下儿童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10%,‌‌”刘华清指出,‌‌“整体而言,儿童心理异常总患病率在15%左右,而且患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增高。‌‌”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统称为儿童(Child)。上世纪80年代以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曾普遍认为抑郁症是只有成年人才会得的一种疾病。孩子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感到难过和失望,但是他们的情绪情感水平还没有成熟到发生抑郁的程度,总能毫发无损地走出困境。8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研究终结了这种假设。国际上,抑郁诊断的年龄标准不断降低。虽然专家们在学龄前儿童是否会得抑郁症的问题上还存有不同意见,但一个共识是,幼儿也会受到抑郁情绪的影响,如果没有得到适时干预,坐视不管,会极大地增加他们未来罹患抑郁症的风险。

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得抑郁症?这是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复杂问题。大多数精神障碍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研究表明,遗传因素、生物因素、心理创伤以及环境压力等,可能都与之相关。儿童精神疾病的高发有其普遍的生理基础。成年人受困于自己的烦恼,常有种草率的想法,认为儿童的世界无忧无虑。但实际上,未成年人正处在情绪和精神上格外脆弱的时期。人类大脑的前额皮质主要负责高级认知功能,包括做出决定、计划,抑制冲动,同时也和社交活动、理解他人和自我认知有关。它是大脑中发育最晚的区域,一直到25岁左右才会成熟。与此同时,由海马和杏仁核构成的大脑边缘系统,用于管理记忆、情绪和感受奖励,一般在15岁以前就发育成熟。这意味着,孩子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但却没有成年人那种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

青春期是抑郁症的高发阶段,也和青少年自身的生理特点有密切关系。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看到有着恐惧表情的人脸图像时,青少年的杏仁核比成人的反应要强烈得多。一些针对动物的研究发现,在经过长时间的压力后,成熟的大脑会在10天内反弹到正常水平,而处于青春期的大脑则需要3周左右的时间。另一项针对成年小鼠的研究显示,大脑中有一种叫作四氢帕马丁(THP)的物质可以起到类似镇静剂的作用,但对处于青春期的小鼠,这种物质没什么效果。这都意味着青少年面对很棘手的状况:他们更容易感受到持久的压力,可用来应对压力的工具却更少。

兜兜觉得自己的完美主义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从小她就是个在学习上不让父母操心的孩子。但升入初中以后,变化的发生并非没有原因。小学阶段的孩子,特别看重父母、老师这些生活中的重要成年人对自己的看法。可老师们恰恰让兜兜感到委屈和不解。她不喜欢自己的班主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班里的男生欺负她,兜兜被惹急了,反过来追男孩,一直把对方撵进了男厕所。没料到班主任看见了,给她扔下两个字:‌‌“流氓。‌‌”兜兜一直在班里担任班长,可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突然决定让班里的孩子轮流当班长。为什么撤掉自己?兜兜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她只能揣测,这是因为班主任休产假时,自己是班里唯一一个没有去看望送礼的孩子。还有一次,40多个孩子自发组织活动,想在圣诞节的时候去卖苹果。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是学校老师,听说这个消息,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拦住正在值日的兜兜,整整训斥了她一个小时。圣诞节卖苹果有什么错?自己并不是活动始作俑者,为什么要承担这些委屈?兜兜想不明白。

小学升初中时,兜兜超常发挥,考到了全校第七名。初中换了环境,新老师让兜兜感到舒服,她觉得自己重新受到了公平公正的对待。但她想: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成绩?只要自己是全校的第一名,一切和老师之间的不愉快都不会发生。

初中的一个新的问题是,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青春期时,同伴关系开始变成孩子最重要的关系,但兜兜却遭遇了同伴关系的危机。因为一心专注学习,不收拾个人卫生,凌晨起床做功课打扰同学休息,兜兜和同学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她在班里还是担任班长,小学时班长被孩子们视作标杆,到了初中,则可能被视作老师的傀儡。老师让兜兜管理班级自习秩序,她只觉得在老师和同学的夹缝里喘不过气来:不管,达不到老师的期待;管,又会让大家更不喜欢自己。最严重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有一天,兜兜再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长时间地‌‌“斥责‌‌”和‌‌“羞辱‌‌”,她最好的朋友还挨了打。这一次,这么对待她的不再是成年人,而是同学。

‌‌“我们对抑郁的理解存在多个角度,一种观点是基于生物学和疾病的模型,第二种观点是基于心理学和对生活事件反应的理解。‌‌”美国精神病学专家弗朗西斯·马克·蒙迪莫(Francis M. Mondimore,MD)和帕特里克·凯利(Patrick Kelly,MD)在权威著作《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青少年抑郁家庭指南》里写道:‌‌“我们的精神世界受到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的相互影响,这种内在关系很难理解,也很难梳理开来。一者会影响另一者,可能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加工过程和影响作用交织在一起,想要分开恐怕是徒劳罢了。‌‌”

针对未成年人的这种特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心理学教授艾伦·舒尔(Allan Schore)提出过一个概念:孩子无法对情绪进行必要的自我调节,但是良好的情绪状态又是大脑健康发育的必需,因此成人必须充当一个‌‌“外部调节器‌‌”(External Regulator),来帮助孩子调整情绪。

被剥夺的力量

当听到15岁的女儿说自己睡不着觉,清泽(化名)的第一反应是带她去了一家中医院。她推测女儿身体不太好,想开些中药调理调理。中医院的医生告诉她,女儿可能是心理问题。清泽想孩子大概有‌‌“心结‌‌”,便领她去做音乐治疗,散散心,疏解疏解。种种尝试未见效果,在朋友的建议下,清泽终于还是带着女儿去了一家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即便如此,当看到诊断书上的‌‌“抑郁症‌‌”三个字的时候,清泽和丈夫还是大吃一惊:‌‌“怎么可能?!‌‌”她不是不知道抑郁症,甚至,身边朋友和熟人里也有抑郁症患者,但自己的孩子有抑郁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清泽和丈夫都是知识分子,有地位优渥的工作,社会资源丰富。孩子就读的学校都经过精心地挑选,初中就去了英国的私校。如果不是因为生病,孩子的成长看起来一帆风顺,未来可期。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感到焦虑和抑郁?父母们尤其难以理解的一点是,相对于父辈、祖父辈,今天的孩子们物质世界丰富,生活环境平稳安定,没有遭遇过社会动荡和战争,他们为什么会受困于深刻的痛苦?是因为他们更加脆弱吗?调查显示,孩子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与物质世界和生活环境的优劣并没有必然联系。美国心理学家玛德琳·勒文(Madeline Levine)通过研究发现,在家境富足的儿童和青少年中,心理健康有关的问题尤其高发。在富足的硅谷,有80%的高中生报告自己的焦虑程度正处于中度到重度的水平,同时有54%的普通高中生报告自己的抑郁程度也处于中度到重度的水平。

孩子的焦虑和抑郁为什么会成为时代的流行病?美国国家儿童医疗中心成员、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威廉·斯蒂克斯鲁德(William Stixrud)在《自驱型成长》一书里提出了一种看法:因为新时代的生活削弱了孩子原本具备的压力应对机制。

当人类和其他所有哺乳动物感受到压力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让大脑进一步关闭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皮质,从而让个体对威胁回以本能反应。这个生理设置是为了应对偶然出现的危机,它能让远古的人类在遭遇猛兽的时候,关闭自己的思考,尽力地逃跑、对抗,甚至装死。人类并没有得到持续‌‌“开启‌‌”压力反应的能力。慢性压力会让杏仁核变得更大,反应更敏感,还会导致前额皮质持续紧张,结果就会让人变得更容易感受到压力感和焦虑感。当低龄人群经历高水平的压力和疲劳时,会越来越容易感到持续焦虑,于是导致大脑反复受到抑郁情绪影响。

斯蒂克斯鲁德指出,处于长期的慢性压力之中,恰恰是目前发生在世界各地许多孩子身上的事。制造这种慢性压力的并不是多么重大的危机,而是持续的失控感。

心理学家们早就发现,控制感是缓解压力的良药。回想一个情形:你就要迟到了。当你冲进电梯的时候,一群人挡在你的前面。你无法伸手去按关门键,这简直让人心急火燎。这些人终于在你之前下了电梯,你赶紧去猛击关门键,感觉好多了。然而事实上,许多电梯的关门键都只是摆设,唯一作用就是让焦躁的乘客感到自己能够控制电梯。神经科学领域研究已经证明,低水平的控制感会让人感到极度紧张。每一个曾经焦虑过的人,都有过认为事态已经失控的经历,任何一个心情沮丧的人也都感受过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的感觉。只要缺少控制感,人就会有压力。

在今天,孩子们对自己的生活全方位地感到无力。斯蒂克斯鲁德指出,研究显示,就算孩子在一个领域中没有控制感,只要他们在另一个领域中能实打实地有控制感,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挑战。如果孩子在家里很自由,能选择自己的活动形式以及参与频率,那他们就能更好地专注于比较严苛的校内环境。‌‌“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孩子在任何地方都缺少控制感:在学校,他们被管得很严;而在家里,也是如此。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孩子在社交上的控制感也愈发缺失。‌‌”

以爱之名,成人对孩子的控制可能无孔不入。临床心理治疗师、《对话孩子:我在加拿大做心理咨询与治疗》一书的作者黄蘅玉听到过很多孩子抱怨:为什么我妈感到冷,我就应该穿衣服?为什么我妈觉得热,我就要脱衣服?她与儿童和家长一起玩游戏,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孩子在思考下一个步骤该怎么做时,聪明的家长就在一旁出谋划策,提供线索,抑或直接干预。于是,孩子就不高兴了:‌‌“我会做,我知道!‌‌”有个学生对黄蘅玉谈起她的焦虑。自幼年起,她每天起床后就在妈妈的‌‌“快点,快点‌‌”的催促声中开始焦虑的一天。她同学的妈妈也是这样。她不明白,为什么一天的起始都是这样的不快乐。人生都是这样吗?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林红常常看到,为了控制孩子,家长给孩子‌‌“下套‌‌”。她曾经劝说一个孩子在读初三的妈妈,不要在孩子学习的问题上管得太紧。这么大的孩子,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但这位妈妈一再强调不是自己不想给,实在是因为孩子管不住自己。后来,她告诉林红,自己和孩子约定,放手五天,五天之后的考试如果考到了她要求的分数,孩子就可以自己安排学习时间。‌‌“五天当然是不够的,孩子考试果然没有考到妈妈的要求。妈妈很得意:‌‌‘你看,你那一套不管用,还是得听我的!’‌‌”林红说:‌‌“妈妈在用这个办法证明自己对孩子的管理是正确的。可是,她没有想到,这会让孩子感到极为无力和痛苦。看似妈妈给了他自由,但却是为了证明孩子是错的,妈妈是对的。可是孩子已经大了,他在内心里又不乐意对妈妈百依百顺,这得有多难受?‌‌”

有的时候,孩子顺从地接受了父母的管控,当时看起来情况良好,长远来看其实是‌‌“揠苗助长‌‌”,埋下了隐患。林红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孩子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父母铆足了劲辅导功课,孩子的成绩看起来很不错,但其实不是他真正力所能及的高度。等到上了初三、高中,父母不再具备辅导能力,孩子也不再像小的时候那么愿意顺从于父母了,成绩就自然下滑了。这时,家长无法接受,有些孩子也根本接受不了这个落差,会陷入巨大的无力感和自我怀疑之中。‌‌”

把女儿送到英国上私校之前,清泽给她安排了一次50天的游学。那些天,女儿过得很愉快,于是,去英国上学变成了一件顺水推舟的事。回想起来,清泽坦言游学是‌‌“假民主‌‌”:‌‌“我们已经做了决定,要送她出国。游学的目的就是让她接受我们的安排。其实孩子并不清楚,短期游学和长期留学,面对的挑战哪可能是一回事呢?‌‌”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清泽在采访里好几次这样说,她最后悔的是对女儿安排太多。孩子从小喜欢写些小诗,丈夫会稍稍润色,找到渠道在报刊上发表。孩子性格内向安静,她想让孩子像自己一样擅长交际,从小就找机会让孩子出席各种活动。‌‌“从前看,这都是助她成长,现在看,处处都是在给她压力。‌‌”‌‌“我自己是在很宽松的环境下长大的。那时候父母没有什么资源,大家都按部就班地上学成长,也不存在什么选择。‌‌”清泽说,‌‌“到我们这一代当了父母,手里握有一些资源,能够看到一些机会,就希望为孩子安排出一条康庄大道。可这都是‌‌‘小白兔用胡萝卜钓鱼’,我们眼里最好的安排往往不是孩子需要的,也不是她能够承受的。‌‌”

不被看到的痛苦

在中国,成人抑郁症经过近些年的普及,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但孩子可能受情绪问题的困扰,需要专科医生的诊断、治疗和心理干预,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都还是盲点。

许多孩子的早期异常表现不会被家长留意,或者被视作成长的必经阶段。来找刘华清看病的孩子,很多在三五年前就有了情绪障碍的蛛丝马迹。一个孩子青春期来看病,追溯起来,第一次出现情绪问题是在十几年前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他至今仍记得,当初觉得妈妈太狠心,不要他了,每天送到幼儿园就会伤心流泪,晚上睡不着觉,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以上。小学期间他也常感到心情不好,他和父母讲这些,父母不以为然,觉得这才多大点孩子,睡一觉就好。‌‌”‌‌“很多家长都会把孩子的种种行为归结为意志力薄弱。‌‌”刘华清说,‌‌“或者是只看到行为表现,看不到背后的情绪和精神因素,把问题简单定性为不爱学习或是网瘾。‌‌”

林红接诊过一个孩子。家长告诉林红:‌‌“我觉得孩子挺好,她非得要来。‌‌”林红一问,发现孩子连续好几个月了,晚上躲在房间里哭,擦眼泪的纸能铺满半个房间。孩子已经向家长求救了半年,明确要求去看心理医生。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进行专业训练,没有很强的意识,识别儿童抑郁并非易事。青少年仍然还处在探索自己和发现自己感受的阶段,他们可能还没法很好地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感受,甚至可能还不能很好地感知自己的情绪状态。术语叫作‌‌“述情障碍‌‌”,意思是缺乏对自己内在情绪状态的认知。和自闭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不同,儿童抑郁也没有非常明确突出的症状。有时候,孩子频频走神,人们会误以为他们得的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并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正在发愁。有的孩子表现出脾气暴躁,和同学关系变差。还有很多孩子并未表现出对立、好斗,显得内向安静,不被注意。

黄蘅玉在加拿大地方政府下属的心理卫生机构和医院从事心理危机干预、儿童与家庭的心理治疗工作近20年。她告诉我,在她的经验里,有超过半数的孩子是由学校发现问题,从而进入就诊渠道的。另一个疾病的预警渠道来自儿科。一次,一个女孩在医院手术,儿科专家打电话给黄蘅玉,希望她能和女孩聊聊。引起这位专家怀疑的是一个细节:‌‌“她的笑容为什么那么奇特?她在隐瞒什么?她内心有什么问题吗?‌‌”

和黄蘅玉见面时,女孩文静有礼,满脸微笑。可是她的笑容要么出现的时机不对,要么在持续时间上不对头,僵持太久或一闪而过。这都意味着笑容可能不真实。与女孩深入交谈后,黄蘅玉得知,女孩已经好几次半夜走到厨房,把刀卡在颈动脉处,但是她下不去手,只能逃回自己房间,躲在衣橱里哭到天亮。脸上总是挂笑是因为她既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自杀倾向,更不希望被人们认为她是懦弱和悲惨的。她从小到大都是个笑嘻嘻的‌‌“好孩子‌‌”,是积极乐观的‌‌“学生领袖‌‌”。在加拿大,学校和儿科大夫的警惕不是偶然,得益于多年来对儿童精神和情绪问题的重视。政府下属的心理卫生机构与医院、学校的联系非常紧密,能够随时沟通,跟进情况。

‌‌“国内的情况是,在学校,老师并不太了解相关的知识。孩子有精神和情绪困扰,产生了一些不良的行为,容易被视作思想道德问题。‌‌”林红说,‌‌“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的儿科大夫本来就奇缺,具备相关知识的就更少。再进一步的,即便家长、老师和儿科大夫发现了异常,孩子也很难寻找到专业的帮助。中国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一共只有大约500人。‌‌”

即使已经得到了专业的诊断,治疗是否能够推进仍然疑问重重。和成人不同,儿童是否接受治疗和干预,说了算的是家长。林红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孩子已经无法继续正常的校园生活,学校要求家长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家长认为,学校这么做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好,拖后腿。‌‌“家长带着抵触情绪,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来医院的,他们只是想证明我的孩子没病。和这些家庭沟通起来会非常麻烦,他们拒绝告诉你很多事情,只想要一张孩子一切正常的证明。‌‌”

在加拿大,黄蘅玉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男孩曙光来自一个华人家庭,第一次见面时,他还在上小学六年级。他给黄蘅玉的第一印象是:身上邋遢,有一股怪味。学校辅导员告诉黄蘅玉,曙光一心学习,做作业非要反复检查、反复改,一遍又一遍。老师担忧他的完美主义倾向会发展成心理问题,但曙光的家长不这么认为。他们向黄蘅玉诉说了无数个他们自己没能成功的客观原因,也说出了无数个儿子未来可以成功的因素。孩子不愿意换衣服、不愿洗澡,这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小学里不把基础打好,将来是不会成功的。‌‌”他们一次次取消和黄蘅玉的会面:‌‌“现在学习很紧,曙光不能耽搁学习时间来看心理医生。‌‌”黄蘅玉劝他们,加拿大小学生的功课不多,学校老师对学生去见心理医生是非常支持的,不会在学业上扣分。如果影响了课程,老师可以单独补课。得到的回复是:‌‌“多谢了,曙光不会来了,请把他的病历收起来吧。‌‌”

在加拿大,法律规定,只要不危及生命安全,16周岁以下的孩子由监护人决定是否接受心理治疗。黄蘅玉再见曙光时,他已是十二年级(相当于国内的高三)的学生了。这一次,又是学校的要求。曙光向一位老师索要一份私人讲课稿复印。老师说明这讲稿内还有其他资料,不能借,并告诉曙光哪本书的哪个章节可以查到这些资料。但就当老师准备离开教室时,曙光一把抢过了老师的公文包。学校将曙光停课两天,转介到心理治疗中心。黄蘅玉注意到,曙光的情况已经明显恶化。他所有的课余时间全用于看书做作业。尽管他知道那些书本自己已经看过好几遍了,题目也全都做了,但他仍然焦虑不已,反复一遍又一遍地看书。一旦考试成绩不能达到95分的目标,他就怨天怨地,烦躁不安。

在治疗中心,曙光妈妈抱怨学校盯着自己的孩子不放。她大声嚷着:‌‌“我家曙光有上学的权利,他们怎能罚曙光停课两天?明天还有数学测验,曙光去不了,那成绩怎么算?‌‌”爸爸马上接上话茬:‌‌“请你千万要跟老师说,不可以算零分,这样会影响上大学,影响曙光的成功的。‌‌”长得比父母还要高大的曙光畏缩在沙发的一角,靠在妈妈身后,没有言语。当然,这一次治疗的机会也告吹了。

林红常常遭遇一种观念。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问题‌‌“休息一阵就好了‌‌”,如果孩子一上学就发病,那就停学一阵,于是许多孩子就在上学和停学之间来回折腾。但抑郁症并不会自行消退。一个看起来被学业困扰的孩子,往往也不会单纯因为终止学业就获得康复。既然孩子生病了,就得治病。生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治疗也需要采取多种手段。

在北医六院的诊室里,林红经常告诉愁眉不展的家长,孩子患病虽然令人难过,但至少发现得早,只要及早治疗干预,就是一个转机。

‌‌“等到孩子成年,他们要找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及早得到治疗和干预,精神和情绪上的问题又会影响到这些人生的新课题,反过来也可能使他们的精神问题变得更严重。中国儿童青少年面临的挑战虽有一些国情特色,但大多数问题也是世界范围内儿童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问题。

WHO在2014年的《世界青少年健康报告》中指出:2012年全球有大约130万青少年死亡,15〜19岁为高风险阶段;自杀是全球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抑郁症是残疾的最重要原因。该报告还指出,一半的成年人精神心理疾患开始于14岁,然而大多数问题没有得到识别诊治,对一生精神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在儿童青少年阶段进行诊治,比成人阶段更为有效。这意味着,很多成人精神心理问题起始于儿童青少年阶段,如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将获得较好效果。但实际情况是,社会、学校、家长常常忽视或不懂得识别,病人往往发展为慢性,难于诊治。‌‌”加拿大也有类似的统计:五个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人生某个阶段患有心理疾病,其中70%的人在儿童和青少年期发病。

那一次见面的几个月后,黄蘅玉终于接到曙光亲自打来的电话。他长大了,约见黄蘅玉不再需要父母的许可。已经是晚春时节,曙光还是裹着那件油光发亮的羽绒服,头发很长很乱,好像很久没有洗过,全身一股浓浓的怪味。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封信递给黄蘅玉,其中包括两封加拿大著名大学发来的提前录取通知。他告诉黄蘅玉,这一两年来,他醒着时几乎没有一分钟是轻松的。‌‌“我成功了,对吗?‌‌”他问。‌‌“我没有力气再读书了。我已经垮掉了,‌‌”他说,‌‌“我想我该死了。‌‌”

‌‌“医治‌‌”家庭

抑郁症必须要作为医学上的‌‌“病症‌‌”来对待,仅仅使用心理治疗通常没有办法让患者好转,药物往往是必需的。但是,抑郁症患者常常伴随着挫败消沉,需要支持、鼓励、教育和指引。弗朗西斯·马克·蒙迪莫和帕特里克·凯利指出,在美国,抗抑郁药物一度被视作解决青少年所有情绪低落问题的万灵药,但2005年左右,人们发现这些药物并没有有效降低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自杀率,因为那些引发抑郁或者因抑郁导致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几乎全然被忽视了。

针对抑郁症,药物治疗往往是必须的。同时,能否在孩子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是治疗的关键针对抑郁症,药物治疗往往是必须的。同时,能否在孩子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是治疗的关键

能否在孩子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是治疗的关键。‌‌“抑郁的典型主观体验就是‌‌‘三无’——无望、无助、无价值感。当孩子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排斥和孤立,对自己发展和维持社交关系的能力缺乏信心,就会倾向于采取回避社交的行为,这导致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得不到或者不愿意寻求支持和帮助,难以很快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刘华清说,‌‌“在过去,人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邻里之间关系密切,一个孩子心里有了不痛快,能够找到很多可以倾诉的对象,但现在城市里都是小家庭的模式,邻里也很少往来。再加上人口流动性大,有些孩子从小到大不断地在搬家,也没有办法建立家庭以外的稳固关系,他们能够依赖的人就更少了。一旦在这个小家庭里,父母不能够起到很好的支持性作用,孩子的处境就会很艰难。‌‌”

家长的负面情绪是一种极常见的情况。‌‌“看门诊,有些家长一进门,说起孩子的病情,语速极快,面目痛苦,焦虑情绪扑面而来。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精神科医生,一天的门诊如果遇上几个这样的家长,内心也会被带动得焦躁起来,可想而知孩子日常的心情。我只能和这些家长说:‌‌‘我年纪大了,你说得太快我听不清,你能不能语速放慢一点,声音降下来,慢慢讲?’‌‌”

在初中最艰难的时刻,当自杀的念头在脑海中盘旋的时候,兜兜考虑过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但‌‌“一没钱,二没时间,三没资源‌‌”。学校每周只放一天假,而医院远在省城。但无论如何,她不想开口向父母求助。兜兜不认为父母是导致她抑郁的原因。她说,从做人、做事很多方面讲,他们把自己教育得很好,但她觉得他们无法在抑郁问题上提供正面的支持。初中,她的抑郁症遭遇了父亲的甲亢,两个人之间能够因为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吵到天翻地覆。最严重的一次,兜兜要和同学一起坐车返校。因为精神状态的缘故,她还没有完成作业,又固执地坚持写完再走。一阵大吵之后,她把自己关进房间里自残,父亲在门外举着斧头,咆哮着说要杀掉她。

孩子们还会被迫卷入成年人的关系之中。焱焱的父亲是不善交流的科学家,他记得,从小,无论是因为父亲经常不着家,母亲在家里怨天怨地,还是两个人因为琐碎的生活争吵,他就是那个唯一的听众。他至今仍感到困惑:他们看上去那么不幸福,为什么不离婚?林红遇到的最极端的情况是,一个孩子的父母两个人走到了离婚的边缘,母亲内心里不愿接受。在一次争吵中,丈夫推了妻子一把,妻子的腰撞伤了。‌‌“妈妈说:‌‌‘你跟我离婚可以,你得养活我后半辈子,我的腰坏了。’这本来是夫妻之间的纠纷,但这位母亲要求儿子在离婚官司中给自己作证明,证明父亲的过错。结果是,儿子的眼睛看不见了。孩子不作证也不行,作证也难受。于是他的病态情绪躯体化了。只有看不见,他才不用忍受这样的痛苦。‌‌”

另一种情况是情感的疏离和淡漠。林红接诊过一个孩子,无法面对任何事情,极度无力,从初中开始就只能断断续续上学。林红询问家里的情况,家长都说挺好的,不存在家庭冲突。从医的经验多了,林红知道,不能只听家长的话。她仔细问孩子每天家里面都会发生什么。原来,父母两个人的社会交往都很少,彼此之间甚至也是弱连接状态。每天一家三口回到家里,各自干各自的事情。‌‌“这三个人互相之间以及每两个人之间都没有交集,然后这个家跟这个社会也没有交集。孩子就好像一棵小树,如果根系非常单薄,自然难以茁壮成长。他不知道他有了问题可以求助别人,也不觉得别人可以帮助他。‌‌”

儿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们表面上在救治一个孩子,其实需要推动一整个家庭。早些年,林红收治过一个上小学的女孩。女孩的父母离婚了,和母亲一起生活。女孩乖巧得体,林红非常喜欢她,一心想把她治好,投入了很多心血。可是最后,女孩的妈妈不带她来看病了,理由是‌‌“太贵‌‌”。失去这个病人,让林红心里怅然疑惑了很久。接受督导后她明白了,问题并不在费用上。这个母亲本身非常不幸。她出生在军人家庭,母亲去世得早,父亲要求严格。本来她想通过结婚来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可是没想到生下孩子不久婚姻就破裂了。女儿看病以后,和林红的关系越来越亲,她觉得自己这个母亲的地位被取代了,她受不了这样的局面。

这个经历让林红开始学习家庭治疗。发现一个患病孩子的家庭存在问题的时候,她从不会说是谁的错。‌‌“家庭是一个系统,各个角色彼此互动,还有代际传承等因素,单纯指责其中的某一个人是不客观的,也没有意义,只能让家庭内部的矛盾激化,成员之间彼此指责。‌‌”林红会劝说父母们:‌‌“不单纯是这个孩子病了,是咱们整个家庭,包括学校、社会整个大的系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努力去改变。改变的过程虽然是很痛苦的,但是特别值得。你们的孩子可以受益,你们自己会受益,你们的所作所为也会帮助你们的孩子在未来更好地对待他们的孩子,你们的后代都会受益。‌‌”

女儿患病以后,清泽在刘华清的建议下接受了针对家长的团体治疗。她发现,自己终于开始能够看清女儿,理解她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今年过年的时候,一大家人在一起吃饺子。吃到一半,女儿突然撂下筷子刷手机,还‌‌“命令‌‌”她去给自己倒杯水。换在过去,她觉得这是孩子不守规矩,不懂礼貌,需要敲打敲打。可是现在,清泽知道,这些举动的背后其实是女儿的善意。家里的老人讨彩头,在三个饺子里包了硬币。先生吃到了一个,女儿又吃到了一个。和女儿年纪相仿的小表姐显得有点着急了。孩子玩手机,又把妈妈支开倒水,其实是想让表姐有更大的概率吃到最后的一个硬币。清泽想起多年前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她给女儿洗手,可孩子紧紧攥着一只拳头。被妈妈批评以后,孩子不情愿地张开手,掌心有一个伤口,是一个要好的小伙伴不小心伤到的。当时清泽不明白,现在她知道,孩子攥紧的拳头里握着的,是一颗不愿意让小伙伴受批评的心。

清泽回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没有能力给她安排什么资源,但却是一个不强势、非常包容的妈妈。上中学时候,她收到男生写来的情书都能傲娇地和母亲抱怨:‌‌“那谁才考第几名,还有资格给我传小纸条?‌‌”有一次清泽和同学决定完成一个摄影小说,要扮演成年人。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好看的衣服,也没有高跟鞋。妈妈就去找她年轻的同事借。‌‌“我说什么她都会支持。女儿做的这些都让她很满意,令她赞赏。‌‌”清泽学着这样对待女儿。尽管还有同伴关系等各种问题在困扰着孩子,令她的病情起起伏伏,但至少,女儿和她亲近了。她有可能被女儿视作支柱。孩子开始和她倾诉一些想法。前两年,清泽过生日,女儿用打工赚来的钱给妈妈准备了礼物。这是清泽以前从未有过的待遇。

出不去的困境

但并不是所有成年人都愿意并有能力做出改变。林红有一个病人,初中时就在接受治疗,现在已经30岁了。不久前,他又来找林红诉说自己的痛苦:‌‌“我已经30岁了,我妈还把我当一个孩子,什么都得她说了算,我的事她都得做主,我受不了这样。‌‌”有一回,一个妈妈请教林红,说孩子上初三了,看上去很懈怠,怎么办?林红告诉她,自己有过同样的经历。有一天林红回到家,看见上初中的儿子在床上躺着。‌‌“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他为什么没有学习,而是他平常并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好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作业太多,而且还要上课外班,感觉完成不了作业。我看着儿子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儿子,学校作业不重要,课外班也不重要,儿子,你重要。’然后我问儿子,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征得儿子同意,我给他按摩。按了一阵,孩子一骨碌爬起来自己就去写作业了。‌‌”

不久这个妈妈又来找林红,抱怨说,她也学着给孩子按摩了,可按完了孩子也没去学习。林红问她:‌‌“按摩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呢?‌‌”家长回答:‌‌“我一边按一边在心里念:‌‌‘学习,学习,赶快学习去!’‌‌”

做了近20年的儿童心理治疗工作,黄蘅玉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以前,她也会教成年人一些和孩子相处的技巧,可是后来她发现这并不管用。这些年,她常回国教授针对大学生的自杀危机干预课程。每次会场里都挤得满满当当。即使下了课,与会者还有无数的问题要向她提出来。

‌‌“这些来听课的人很多是大学的辅导员、团委老师、负责相关工作的校长。他们真心为孩子们的状况着急。可是他们只在考虑一个问题:用什么办法能够让孩子不走上自杀的道路,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有一回,黄蘅玉与家长谈网络成瘾问题。讲座一开始,她问起玩游戏是否也有利与弊,一位华裔父亲噌地站起来,几乎把椅子踢倒。他用手使劲重拍桌子,狠狠吐出几个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吓得周围的家长个个惊呆。‌‌“这样的家长能与孩子良好沟通吗?我遇到过的所有的沉迷于游戏的青少年都有着痛苦的经历。没有一个人有着快乐的家庭,有着喜爱的学校生活,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们不幸福。‌‌”

‌‌“说到底,当这些孩子患上精神和情绪疾病的时候,成年人往往只是想纠正他们的行为,而不是真的想要去了解孩子们面对的困境和痛苦,帮助他们从中走出来,‌‌”黄蘅玉说,‌‌“如果在内心里做不到这一点,一切技巧都是徒劳的。‌‌”

我联系到焱焱和兜兜的时候,他们都处在‌‌“出逃‌‌”之中。焱焱已经决定从大学退学。进入大学以后,他根本没有实现过正常的学习生活。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一家抑郁互助康复社区同意接受他去工作,支付给他一笔工资。他想用这个机会重新梳理自己,同时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他不想回家。疫情期间,他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想和父母谈谈心,正说起自己当下的种种郁结,父亲受不了,大声质问他:‌‌“我没有给过你压力。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压力?‌‌”前不久,母亲参加一个抑郁症讲座,在提问环节问了一个问题:‌‌“我的儿子要从大学退学,怎么办?‌‌”这个问题让焱焱很伤心。他意识到,沟通了多次,母亲还是想把他‌‌“矫正‌‌”过来,让他回学校上学。

我给兜兜打电话的时候,她刚刚独自一人到北医六院看病。过去几年,她曾经在这里住过几次院。一周以前她在学校住校,感到自己的状态很不好,一星期里情绪崩溃了两次,把老师们吓得不轻。兜兜想从学校的环境里出来,让自己喘口气。能去哪儿呢?家肯定不是一个选择。

这次出门,兜兜是先斩后奏。她给父母发了留言,说明自己外出放松几天,不知道出去多久。她和父母约法三章:别问去哪儿了;别拿消息‌‌“轰炸‌‌”,不然就拉黑;不‌‌“轰炸‌‌”的话,她会时不时给他们发个消息。果然,这些天,父母都安静得很。

许多家庭在孩子生病以后,家里的权力调了个个儿,从前家长一切说了算,变成了孩子占了上风。有一次,兜兜在一个抑郁症互助群里看到一个妈妈说,现在她要把孩子当客户对待。兜兜劝她,不要当客户,要当朋友,当同事。自从初三那年被诊断抑郁以后,家里再也没人和兜兜吵架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假装心平气和,维持着一种客气但其实并不真正亲近的关系。‌‌”这一点也不能让兜兜感到舒服。不久前,兜兜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在学校状态很差,高三最后的几个月,她想不再去学校,自学课程参加高考。在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说服教育的口吻。兜兜坐在路边,摘下耳机,等待父亲完成他的长篇大论。然后她也装作心平气和地应和几句,挂了电话。她一方面觉得失望,不想再争执;一方面也不愿痛陈描摹自己内心的惨痛。她觉得父母也挺难的,不想让他们再担心。

兜兜想,自己的病,大概让父母感到耻辱。在高中里,从班主任、年级主任到校长,每个人都清楚兜兜的情况,可每次因病请假,母亲都坚持让她拿上一张阑尾炎的病假条。有时候,兜兜觉得,也可能父母根本不愿意相信她的问题在于一种疾病。她想让父母和自己一起参加一家机构在青岛举办的抑郁症亲子营,母亲说:‌‌“有那两千块钱,不如给你,让你去青岛玩一趟。‌‌”

兜兜说,如果不花钱,她愿意一辈子都住在北医六院的儿童病房。在家和学校之外,那是她唯一能去的地方,也是能让她感到舒服的地方。这次来北京,医生和兜兜说,她目前的情况应该住院治疗,但医生也没有多说,因为在这以前,这样的医嘱好几次被兜兜的父母拒绝。‌‌“他们其实已经不信任医院了。‌‌”看完医生的这天下午,兜兜结束了自己的‌‌“出逃‌‌”,怀揣新开的药,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感谢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为采访提供的协助。实习生孙一丹、杨雯、田钟灵对本文亦有帮助)

怎么能让他们快乐起来

深圳市教育局紧急通知取消所有期末考试,已考试的不许公布成绩和排名,据说原因如下:

最近孩子跳楼、自杀的新闻很多:

6月1日,信阳8名小学生因为抑郁、压力大相约轻生自杀,幸好被家长及时发现阻止了;

6月6日,一名大学生因考场作弊被发现,哭泣20分钟后跳楼自杀;

……

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事件不仅仅发生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而是一直都有,只是随着现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透明度的提升,我们听到的越来越多了。

不过当我们的专栏作家小马君发过来一篇热腾腾的论文,我还是被数字吓了一道:原来青少年抑郁的真实情况比我们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这是一篇发表于2020年5月的论文预览版,这篇论文主要研究了中国目前青少年抑郁的情况,与之前的变化以及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关系。参与撰写论文的团队主要由深圳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认知、心理、哲学系的专家学者组成。

正是在这篇新鲜出炉的调查报告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1

我国青少年抑郁患病群体数量大

2008年中国健康委表示,有接近3千万的儿童和青少年(小于17岁)有抑郁情况。

2

患病比例高

2012年中国香港1万名初中生中,大约有57%的学生有抑郁情况,其中15.3%为轻度抑郁,14.3%为中度抑郁,27.4%为重度抑郁。

2012年,中国大陆25个地区2679名10-25岁青少年抑郁比例为20.3%。也就是说大约5个孩子中有1个有抑郁倾向。

2005年,美国12-17岁的孩子中8.7%有抑郁症状,2014年该比例上升到了11.3%;德国2014年在1001名12-17岁的青少年做抽样调查,抑郁比例在8.2%。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和西方国家比,比他们高了2-3倍。

3

严重病患比例高居不下

研究者对近1300名中国深圳的初中生在初一和初三分别作了两次(2016与2018年的11月)追踪性的抑郁情况调查,发现这批孩子初一的时候抑郁症状的平均比例为33.4%,初三抑郁症状的比例为28.8%,其中有严重抑郁症状的数据一直保持在17%左右。

平均下来,每3-4个初中生,就有1个有轻度抑郁倾向,每6个孩子就有1个有严重的抑郁症状。

看得出来,放眼全球,我国青少年抑郁问题已经处于相当严重的地步。青少年抑郁症,不止于新闻和别人家,它可能随时或者已经发生在我们周围,甚至我们自己家里。它不是个案,而已经发展为一种社会问题。作为父母,关注青少年抑郁症已经成为必修课。

联合作者/小马君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职于美国最大的早教机构之一的Bright Horizon,拥有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实战经验。

❶放眼全球,中国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群体数量、比例、严重程度都处于高位;

❷成绩差的孩子,更容易得抑郁症;

❸家庭功能不全,会导致孩子容易有抑郁倾向;

❹15个维度,让父母知道怎么预防孩子抑郁。

❺积极的反馈和有爱的氛围,让孩子远离抑郁。

说实话,看到上面这些数据,常爸和我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除了知道现在的情况可能真的很严重外,我还在论文里收获了一些‌‌“很意外‌‌”的发现。

成绩差的孩子,更容易不开心

论文作者总结出三个核心结论:

①整体上初中孩子抑郁程度是下降的,但患有严重抑郁的学生在三年中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达到17%。

②女孩子抑郁的比例比男孩子高,此外,学习成绩差也是一个风险因素。

③家庭功能的完整,青少年有积极的发展因素,可以很好地抵御抑郁风险。

除此以外,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点:家庭中有二胎、父母的文化程度低、家庭成员间不往来、家庭收入低等因素都会增大抑郁的风险。

成绩差的孩子更容易得抑郁症。很多人从一些新闻报道中会得出一个结论: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好胜心强,玻璃心,受了打击容易轻生,但其实从大数据的分析来看,成绩差的孩子更容易抑郁。

这也给我一个提示,那就是判断一个孩子是否抑郁,不能凭借主观臆断,还是要专业。

于是,我专门找到了这篇论文调查所用的工具抑郁量化表CES-D(Center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这是一个应用颇为广泛的抑郁测验:

看表测试是否有抑郁倾向:

1、以前不会担心的事现在开始令我忧心。

2、我不想吃东西,胃口很差。

3、即使在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我也无法摆脱低落的情绪。

4、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好。

5、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去做正在做的事情。

6、我觉得沮丧。

7、我觉得做每一件事都很费力。

8、我觉得自己未来一片光明。

9、我觉得我的一生都是失败的。

10、我觉得害怕。

11、我晚上睡得很不好。

12、我很快乐。

13、我说话比平常少。

14、我觉得很寂寞。

15、人们对我不友善。

16、我很享受生活。

17、我有时会无缘无故地痛哭。

18、我觉得很悲哀。

19、我觉得大家不喜欢我。

20、我感觉自己无法进步。

评分规则:

0:几乎没有(少于一天)

1:很少有(1-2天)

2:经常有(3-4天)

3:差不多一直有(5-7天)

注:第4、8、12、16题为正面描述,因此算分时需要反过来算。比如如果你觉得几乎没有描述中的行为,得3分,程度越高,分数越逐级递减。

16分是心理学家们区分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的分界线:

≥16分,抑郁症患者;

16-20分,轻度抑郁;

21-25分,中度抑郁;

25-60分,重度抑郁。

这个测试很简单,但想要准确的答案,必须要诚实回答每一个问题。另外这个量表主要测试最近一周内的情绪状况,所以在不同阶段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不管测试结果如何,下面这个问题更重要,那就是哪些因素导致青少年抑郁?

作为家长,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抑郁的两大原因:家庭和自我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调查报告总结的第三个核心要点已经说得很清楚:家庭功能完整,青少年有积极的发展因素,可以很好地抵御抑郁风险。

也就是说,防止孩子抑郁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ing)+积极发展因素(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接下来,我们就各自分析一下。

1

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ing

一切爱皆始于家庭

家庭功能,就是保护和照顾家庭成员的职能。研究发现,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功能健全的家庭里,所有心理需求能都够得到满足,发生抑郁的几率会大幅度降低。

一般来说,孩子对家庭的心理需求来自四个方向,这些也可以说是家庭功能的四个方面。

①相互平等:指父母和孩子对彼此的付出是平等的。在父母有困难的时候,给孩子参与帮助的机会;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父母也积极地给予回应。

②交流与连结:指家里没有冷暴力,所有家庭成员都愿意表达真情实感,能安全地表达情绪,在一起聊天。

③和谐大于冲突:指虽然有冲突,但整体上家庭主旋律是和睦的、开心的,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互相调侃。

④积极的情绪氛围:指家庭的情绪氛围是温暖的,充满爱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发自内心想回家。

总结来说,这四个方面其实就在讲一个字‌‌“爱‌‌”,爱彼此并能让彼此感觉到爱。当孩子出现抑郁的情况,一定要先从自己、从家庭功能上寻找原因,看看这个家还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吗?

虽然家庭和父母是导致孩子抑郁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所有孩子抑郁都是因为家庭或父母,很可能和他自身看待事物的视角有关系。因为一个在肯定中长大、与周围连结是安全的孩子,才能放心地向他人抒发负面情感,进而降低抑郁的风险。

2

青少年积极的发展因素(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我微笑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对我笑

那什么才是青少年积极的发展因素呢?这个问题是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不同的研究者也给出了不同解释。

其中,华盛顿大学教授Catalano和团队在梳理大量研究后,提出了青少年积极发展的15个维度‌‌“,形成了更具操作化的定义。内容较长,但读下来你一定不虚此行。

01

Bonding 人与人之间连结的感知能力

建立和孩子之间的连接,最好的方式就是真实和真诚,分享真情实感,同时真诚地倾听孩子,用心交谈。当孩子能自然地寻求帮助,能有交心的朋友,也就有了连结的能力。

02

Resilience 抗击挫败的能力

我很喜欢一个爸爸对女儿说的一句话:

我们不是为了成功而努力,是因为我们本身喜欢这件事情就心甘情愿地努力,把过程做到我们自己最满意,结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父母在培养孩子抗挫败能力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自己面对‌‌”失败‌‌“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做到坦然面对失败,并愈挫愈勇,那么孩子的抗挫败能力一定不会差。

03

Social Competence 社交能力

随着孩子长大,同伴的影响力会远超父母。父母要给孩子提供社交的机会,学会与别人相处,学会倾听,学会真心相待,找到发泄负面情绪的窗口。

04

Emotional Competence 情绪能力

情绪能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正常表达负面情绪。而生活在积极的家庭情绪氛围中的孩子,情绪能力也会更强一些。因为他们在面对坏情绪时会更有弹性,也会更容易感知到情绪中积极的一面,往往一个玩笑或无厘头就可以消解。

05

Cognitive Competence 认知能力

通俗点讲,就是孩子的成绩不能太拖后腿。研究中也发现,学习成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抑郁程度,成绩差的孩子更容易抑郁。

成绩在学校里会成为‌‌”社交筹码‌‌“,好的成绩可以成为炫耀和自信的资本。但如果孩子不是学习的料,可以挖掘孩子身上其他的闪光点,比如画画厉害、唱歌厉害,或者社交达人等。让孩子知道自己总有一个认知能力超群的地方就行。

06

Behavioral Competence 行为能力

指孩子是否有面对和处理棘手情况的能力,比如拒绝别人或和别人有冲突等。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平时他们经历了多少。

当父母愿意让孩子摔跟头,并在摔跟头后给出建设性的反馈,分析正确处理方式时,孩子的行为能力自然会提升。

07

Moral Competence 道德能力

这里主要是青少年对于‌‌”自己‌‌“的道德评价,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作出利他行为等。培养道德能力,‌‌”身教‌‌“永远大于‌‌”言传‌‌“。

08

Self-determination自我决定能力

指孩子有决定自己事情的权利。越早让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甚至是让孩子多吃亏,孩子也就越早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决定。

09

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感‌‌“,就是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走出困境。培养这种能力,最重要的就是相信孩子,陪着孩子经历委屈,帮助孩子走出困境。

10

Spirituality 意义感

《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的作者彭凯平教授曾说:‌‌”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

所谓有意义,就是我们活着、做的事有价值,比如我写文章。当一个人发现意义的存在时,也就会活得更快乐。

所以当孩子问‌‌”活着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学习‌‌“时,不妨静下心来和孩子一同深入探讨,发现意义。

11

Beliefs in future 对未来充满希望

为什么孩子会因为成绩差抑郁,就是有太多家长认为未来有希望的唯一方式就是好好读书,让孩子看不到希望。

孩子成绩差,更需要真诚的沟通。让孩子知道未来有无数可能,知道除了成绩还有很多能力更重要,比如坚强、沟通、社交等,让孩子寻找自己真心喜欢、有幸福感的事情。

12

Clear and Positive Identity 清晰且积极的自我认知

对自我的认知很大部分来源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也提醒父母们要注意自己的语言,既不能辱骂、贬低孩子,也不能夸大其词地表扬孩子,最好的做法是客观评价。

当孩子说‌‌”我不行‌‌“时,要帮孩子认识到不是‌‌”人不行‌‌“而是‌‌”事情没做好‌”,鼓励孩子改变措辞,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这样孩子就不会轻易地对自己全盘否定了。

13

Prosocial involvement 亲社会性的参与

通俗点讲就是喜欢管闲事。比如什么志愿者活动,社团活动,帮助别人补习功课。如果都很积极地参与,那么抑郁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周末适当带孩子干点无用的事儿也很有意义。

14

Prosocial norms 亲社会性的准则

通俗点讲就是有大爱,爱憎分明。比如有些孩子喜欢喂流浪猫,愿意给偏远山区的孩子分享自己的玩具,会非常同情街边乞讨的人,会对不守规则的人非常反感,比如大声对爸爸说,你不准抽烟!父母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不阻止这种表达,尊重孩子,接受孩子说得对的准则。

15

Recognition Positive Behavior 对于积极信号的感知

这其实有和大人的反馈息息相关,不要只关注孩子的负面行为,也要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

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玩游戏,每天发现对方身上2个闪光点。养成习惯后,孩子就会更容易看到别人好的地方。

终于写完了15个维度,很长,但每一个对父母来说都可以立即拿来用。

孩子得了抑郁症,你可以求助他们

虽然做了这么多工作,但小马君也深知,治疗一个抑郁症患者或者改善抑郁倾向绝不轻松。如果你家孩子真的有抑郁症,建议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国内目前的心理咨询还处于发展阶段,但有几条热线很值得推荐。

1

12320卫生健康热线

12320是中国卫生健康热线,每个地方都把各地的心理援助热线并入了这条热线中,比如上海拨打12320转5号,就能接通上海本地的心理援助热线。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这个是最官方的渠道了。

2

12355青少年法律维权以及心理咨询热线

这条是主要是针对青少年的,孩子本人如果不想父母有过多的干预,可以自己拨打,也会有专业的人士做解答。

3

400-161-9995

这是中国24小时免费希望热线,也叫做生命危急干预热线,是一个民间的组织,但是里面的心理咨询师都非常地专业,主要做生命与危机干预。

常爸说

说实话,看完小马君的总结后,常爸最大的感受就是踏实。面对青少年抑郁症,父母们终于知道能具体做些什么,去影响孩子。

但亡羊补牢永远不如防患于未然。不管是家庭功能还是自我积极因素,其实背后透露的都是父母的教养方式,父母给孩子的反馈模式。当我们能抱着尊重、诚实的心态,与孩子诚实沟通,用爱铸就亲子关系时,抑郁症这个魔鬼也许就无缝可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