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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格广场楼下,一个外卖骑手被跑楼阿姨围了起来。

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谁都可以做。代送员之间不知道彼此姓名,说起谁来,多用籍贯指代。而辨别籍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过脏话,云南的、江西的、四川的,能听到各种骂“婊子”的方言。一说“假毛”都明白是谁,一个戴假发的阿姨,骂人和抢餐都厉害,送一趟至少20块,这样惹眼的人总会拥有一个外号。

还有一个“矮胖女”,是谢明霞都抢不过的人。在同行口中,湖南佬谢明霞也算最厉害的人物之一。这个评价传到谢明霞耳朵里,她解读为对自己努力的认可——能抢意味着收入高。之前她在假发厂打工,自我评价就是厂里最努力的,早早上工,很晚下班,别人休息她也一直干活,在广州一屁股坐了17年。

后来她做了个梦,梦里拿个棍子,钓了好大一条鱼。正赶上工厂搬迁,夫妻俩拿了两三万补偿款,是厂里最高的,但也就没了工作。

补偿款对应上了那条大鱼,“一辈子捡都没容易捡一分钱”。她在出租屋里回忆过去,做了猪蹄莲藕汤,冰可乐只剩半瓶,是她爱的饮料,没汽儿了还在喝,“感觉一辈子下来都没好好休息过,一天到晚都是个毛毛绿绿(忙忙碌碌)的”。

我见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看她手里的外卖拿不过来,帮着送了几单。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费代送,每次送完都会再次被她支配:“这几单你先送一下,那边又来骑手了”“这单超时了,特别急”……努力、坚持、加油干,是她的口头禅,絮絮叨叨换着说。

谢明霞年轻时,家里安排了一门亲事,她没看上,加倍赔了彩礼悔婚。她喜欢现在的老公,比她大5岁,勤勤恳恳,吃得了苦。离开假发工厂,两人到华强北开了一家档口,做翻修手机转卖的生意,疫情后连爆款都卖不动了,就一起做代送。

谢明霞四处吆喝张罗着抢单,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楼,这种夫妻档很受骑手欢迎。但算下来赚得也不多,老公“升级”去做了骑手,几乎全年无休——雨天有激励活动,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可以多赚。谢明霞骑车头晕,还是做代送。每天走两万步,跑几十层楼,做老板娘时爱穿蕾丝裙子,现在换成了T恤。

没人打配合了,她尝试在同行里寻找伙伴——被她抢走单的也不放过。她去问人家能不能带个餐,还真有人同意,把相近楼层的餐换到一起送,每个人都少爬些楼。不过挺多人知道她,“让别人带的多,自己带的少”,每当谢明霞找来,就装听不到。

帮她带过餐的一个阿姨说,外卖送上楼,顾客直接把话甩到了脸上:40分钟了!原来顾客早就催过骑手,骑手也催过谢明霞——她自己不送超时的单,找别人当替罪羊,当然这只是带餐阿姨自己的想法。后来谢明霞再找她,她转过脸就走,心里发誓:不会再给你带了。

等电梯耗时长,相邻的楼层,阿姨们会走楼梯送餐。

系统末端

在跑楼江湖中,骑手或许算是这片地界的“老板”,可以选择给谁单子。

他们首选熟悉的、没出过错的阿姨,其次优先同乡。上了年纪的阿姨普通话大多不好,在两句话之内,就能判断出来谁是老乡。骑手孟灵灵记挂着一个阿姨,两人交流并不多,只是一次扫码付款时,看到阿姨的名字叫“九娣”,就每次都先找她,她不在才考虑别人。

孟灵灵知道,有些阿姨能抢,另一些内向害羞,容易受欺负。但忙起来顾不上分辨,就随便把单给先抢到的人。真遇到阿姨打架,她也不会干预。有两个单的话,一人给一单平息战火。有时就没这么幸运了,只有一单,付完代送费赶紧溜走。拉架可万万不敢,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我两个月工资都赔不起”。

张玉英是个年过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关节炎,偶尔会得到一些骑手的偏爱,多给一块钱——因为她拿到一两单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着“这就送”,往大厦挪几步,等骑手走了,又回到马路边继续接单。单多了就放地下,攒到实在拿不动了才上楼去送,这是跑楼阿姨的一种常见战术:送餐耽误抢单,一趟多送点效率才高。

但另一些骑手觉得两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给出了第一单,就要等最久,不如给拎着很多餐的阿姨,看起来很快就会出发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钟,甚至一小时才送,会为骑手招来罚款,一条差评罚50,投诉200,超时被取消罚500。

找骑手取餐。

这是专送骑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们人虽然不在骑手系统中,效率早已被计算进去。

孟灵灵是附近外卖站点的骑手,她当过“单王”,明白跑楼阿姨在系统中的位置。每天午高峰,站点130多个骑手,要送完2500-3000单,系统安排每个人同时送8-12单,多的时候,甚至能派到18单,专送骑手无法拒单。如果自己送,等电梯上楼要十几二十分钟,这些时间用来找阿姨,足够交给她们七八个餐。

单量直接关系到骑手工资,对于外卖站点,数据也同样重要。在跑楼阿姨的参与下,孟灵灵所在站点,每个骑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单,“所以华强北站点是赚钱的”。骑手人效和投诉率、超时率、准时率一样,都影响着外卖站点的评级、单量、单价和收益。

把餐交给跑楼阿姨之后,大多数骑手就点了“送达”。72层的楼高和跑楼阿姨的劳动,一起隐入云端,似乎在系统里消失了。

提前点“送达”是违规行为,但一些骑手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酒店里的送餐机器人,把餐交给机器人,输入房间号,给顾客打电话,然后点送达,“这些阿姨不就是相当于那些送餐机器人吗?”

为了维护一个好的数据,孟灵灵每天送70-100单。每月送1000单以下,一单挣6.9元;超过1000单的部分就是8元。最拼的时候,她每晚八九点才吃当天的第一顿饭,饿了就喝脉动,或者买一杯粥吸两口,她的生活被算法支配着。

而在算法管辖之外,依附外卖系统而生的跑楼大妈江湖,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每天午高峰,是阿姨们穿梭车流的时候。保安大超负责疏通门口马路,会劝上几句:往边上走两步,磕了碰了没有保险。“给面子的真只挪动两步,70%的时候都不配合,倚老卖老,也不能拿她们怎么着”,大超说。偶尔也有骗子混进来,骗钱骗餐,拿完餐就找不到人。

在赛格工作的大多数打工人,早已习惯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长的等待时间,顾客的默许,也为这片江湖的生长提供了空间。

我跟着谢明霞送餐的时候,明白了什么是深圳人走路跟“跑”路一样,但到了客户门口,她会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和音量,轻轻推开门,说句“你好,老板”。轻轻关门之后立刻加速,飞奔向下一个楼层。

不能朝顾客发火,这是职业素养。哪怕有的顾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眼睛都不离开电脑,袜子和鞋脱了,两只脚晃荡着指挥她们放这儿放那儿。遇到要投诉骑手的,谢明霞会过去说好话:我们才挣几块钱,骑手给我两块,自己挣四五块,不用投诉了吧,没必要。

每一个出问题的单子,都会成为跑楼阿姨热议的焦点,也牵动她们的情绪。谢明霞送错了一个单,她回去道歉,客人说已经把餐扔了。她翻了垃圾桶,没找到,忍住没在现场吵架。进了电梯,开始疯狂输出:“吃了还不承认……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一群男孩子,品质太坏了”。站在她身边男士神色尴尬,不时瞟一眼楼层显示屏。

遭遇投诉时,骑手和跑楼阿姨的责任往往难以理清。送错了,餐洒了,态度差,甚至有抖音视频拍到两个代送员打架,把外卖抡起来当武器,餐全砸在了地上。系统只能罚到骑手,骑手则只能默默记下坑他的阿姨,再也不给餐。阿姨们就在挣钱和个人声誉之间极限拉扯。抢不到单子的时候,她们也骂骑手,“狗眼看人低”“没你这两块钱我还活不了了”。

高龄闯入者

作为外来闯入者,混进跑楼江湖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赛格大楼1-10层是电子市场,档口大小不一,两米就能安放一个,货物随老板心意摆放,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死胡同。高楼层有近800家公司,写着门牌号,但有的被装饰物遮掩,有的在昏暗灯下反光。包含数字4的门牌号,被老板们发挥创意,改成了6688之类的吉祥号码。

兼职做骑手之前,31岁的保安大超也做过一周代送员。为了搞清每层楼都是哪家哪户,他给商铺一一拍了照,做成表格。接到一个单,立刻就查出在什么位置,能少跑很多弯路。

但外来的阿姨不懂这个技术。大大小小的公司门上,经常贴有“非请勿进、中介勿扰、谢绝推销、不办信用卡”等标志,显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60岁的张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宝华大厦的单,问了一嘴“是不是A座”,骑手马上翻脸了,问她是不是没送过?

张玉英是我在华强北见过的最较真的跑楼阿姨。门牌号写在外卖袋哪个位置,怎么写最醒目,张玉英都有自己的规范。在她的要求下,骑手付代送费时,要把送餐门牌号写在备注里,方便确认送错了是谁的责任。

她退休后和丈夫来到深圳,看不懂导航,连坐地铁都弄不明白。一次偶然到赛格广场修手机,发现了这个营生。但向同行问路,很少得到答案,就一点一点摸索,深夜还在楼里,把没走过的路都走一遍。

赛格广场的外卖柜大部分都是空的。

跑楼阿姨手中的外卖和马克笔。

比起找路,更复杂的是同行的套路。张玉英是徐州人,据她观察,北方人不如南方人灵活,南方阿姨哪怕差着辈分,冲年轻骑手一律喊“靓仔”“小弟”,骑手听了高兴,就会给个单,可她叫不出口。同行跟她换餐,拿23楼的换45楼,她不肯,“45楼有直达电梯,谁都想上45楼,就想占年龄大的便宜。”

有时候骑手停在眼前,同行过来搭话,顺势就站到前面把餐抢走了——原来搭话只是障眼法。刚从她手里抢了餐,还好意思问一句“姐姐你几楼?帮我带一个”。这些常见伎俩,都是她的愤怒点。老伴少言寡语,同行当他透明人一样直接抢,张玉英见一次气一次。老伴受不了她的较真:“她看见不公道,就想给它扭转过来,有那个时间,我可能又多接一个对吧?”

最激烈的一次争抢,张玉英被人打了。起因只是骑手要给她单,被另一个阿姨掀了箱子抢到手。骑手不肯,对方对张玉英的恨意突然爆发,拳头密集地落下来,她胳膊被打青了。报警调监控,她非要论出个对错。耽误了一下午挣钱时间,对方耗不起了,赔100块了事。

代送员冯泉目睹了打架过程,伸腿挡住攻击,才中止了战斗。后来张玉英频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负,他说别再提了,有那时间再赚两块钱。

70岁的冯泉满头灰发,来深圳已经30年了,是跑楼江湖中为数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见过他跟老外讲英语。女儿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来生了病,家里一直在花钱。他借弟弟的身份证跑了七八年外卖,跑到弟弟也年过55,超龄了。冯泉再想找工作,什么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在福田区和南山区交界的城中村,他租了一个下铺床位,月租600元,8人共用一个洗手间。跑楼的时候他不争不抢,每天挣够80就下班,喝喝小酒,或者到处拍照,拍深圳的公园,一天能走14公里。但照片发到朋友圈,会被人瞧不起是手机拍照,算不上摄影。除了吃饭租房,他还想攒点钱,买个二手的70-200镜头。

原本他独来独往,自从拉过架,很多同行开始找他说话,主动帮他带餐。冯泉经常出现在人少的傍晚,谢明霞接单多,总是待到很晚才走,两人就认识了。看他总被抢单,谢明霞想让一单给他——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沦落到这儿。没想到骑手生了气,谁也不给了。她得出结论:在外面还是不能顾别人,不然自己也没有了。

在这个讲求效率的城市,电动车左奔右突,遇到行人刹车的距离不足半米。个别顾客注明不要阿姨代送,嫌慢。让顾客下楼自取会被骂,但可以试试付给他们3块取餐费,有人就同意了。

在赛格广场,谢明霞已经找到了生存的缝隙。找个隐密的柜子把水壶和雨伞一塞,送餐就能轻装上阵;夏天闷热,她知道马路上有一扇门,既不耽误接单,还能透过门缝吹空调。

没单的间隙,手里的视频电话随时都在接通,另一头是两个孙子。谢明霞往屏幕前递鸡腿、鸭脖,一岁多的小孙子会伸手来抓,往嘴里放,谢明霞乐得哈哈笑,他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见面。下一秒有骑手经过,她又响亮地喊一句:有送吗?孙子在屏幕另一端大声回答她:没有!

赛格广场楼下还有一群拉货的女人,了解大厦的每一寸肌理。四川人关小月是其中一个,已经落脚近20年了。最早她跟着十几个老乡到深圳打工,做厂妹,日夜加班,睡觉时间都不够。那也比在山区老家强,家里靠喂猪过活,每天要割很多猪草,全村人都在抢,很难割到,太阳一晒,猪草就蔫了。

那是深圳造富神话不停上演的年代,1998年,马化腾就是在赛格科技园租下一间办公室,成立了腾讯。华强北街道的一位书记说,“这块面积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走出了50多位亿万富翁。”

当时卖电子产品的大厦里,最火的就是赛格。关小月在这里找到了拉货的工作,没空休息,有货就得送,货梯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拉货的女人们见证了跑楼江湖的出现——大约十年前,她们聚在树下打牌,零星有赶时间的骑手来问,能不能帮忙送餐上楼,每单给三块钱。玩兴正浓的女人不愿搭理——拉货的活儿一趟30块还干不过来,代送很不划算。

后来骑手们一个传一个,来问的越来越多,加上拉货生意日渐不景气,她们也开始接代送。早期竞争并不激烈,只有拉货阿姨,一中午轻松赚七八十。慢慢开始有外来代送员加入,同样是跑一中午,只能挣到三四十。

广东人王红对外来者是最看不顺眼的,寸土不让,“这里是我们打下来的”。争抢中,她跟谢明霞结下梁子:“她才来多久啊?好像这边是她的地盘,我们去接(单)她还不高兴!我说你算老几?”谢明霞就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能怪我那样子的(抢单),都是靠这个吃饭,让了就等于自己没收入”。

如今的代送员中,有赛格广场保洁,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换,直接送餐。有在低楼层卖货的,傍晚送几单,挣到买菜钱就回家。有一对夫妇只在午高峰送餐,老婆同时做钟点工,打扫卫生、帮人煮饭,老公送完餐就去饭店帮忙,一直干到凌晨两点。“兼职做得多,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口口相传的故事里,主题永远是挣钱。

“今天好像跟你关系特别好,以后回了老家,谁也不认识谁,有什么人情啊?”拉货的女人们当着彼此的面说。疫情之后,她们的生意更加难做,没多少货可拉,中午做代送,其他时间就在货梯对面的通道等活儿,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网络小说,“我们要淘汰了”,关小月说。

赛格广场楼下。

辉煌不复往昔的赛格广场,如今容纳了更多无处可去的人。今年华强北的“鬼市”关了,卖表卖包的摊贩搬进赛格,跑楼阿姨们又多了一个营生。她们左手拿外卖,右手还能拿一张宣传卡片,逢人就问,要不要名包名表?成交一单,能拿到一笔回扣。午高峰仍是老样子,“阿姨们还是要钱不要命”,保安大超说。遇到掰扯不清的事,“良心”两个字常常挂在嘴边。

五月的一天,一个阿姨临时放在电梯口的外卖离奇消失,大超查监控才破了案。原来一个对手怀恨在心,盯着她的行踪,把餐拿走了。在他的印象中,阿姨中最老实的就是张玉英。她送的外卖也丢过,拜托大超帮忙查,事情发生在监控盲区,查不到,张玉英主动赔了钱。

她之前在煤矿上做保管员,跟老伴原本有一笔积蓄,两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7000块。直到儿子要在深圳买房,他们交了首付,剩的钱也被儿子拿去炒股,还欠了亲戚朋友的债。反正付着利息,儿子不着急还,张玉英受不了负债,做代送攒下的,就先还一部分。两代人因为金钱观爆发了冲突,老两口从儿子给租的房子里搬出来,从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个城市,也极少跟儿子联系。

他们喜欢在晚上送餐,随着赛格广场的灯一盏盏熄灭,竞争对手越来越少,能躲开白天激烈的争抢。下班常是深夜,正好去超市买打折的食物。张玉英的老伴上午在体检机构兼职做眼科医生,下午到华强北跟她汇合。

在老伴原本的计划里,两人积蓄够在南方小城买个房间,再到处旅旅游。但张玉英坚持多存些钱留给儿子,老伴的旅游愿望只能埋在心里,“跟她在一块我都不敢消费,真出去玩她肯定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

谢明霞的大孙子上小学后,她离开了赛格,过去帮忙照顾,老伴还留在深圳。等孩子放假,她还打算回赛格挣钱。谢明霞今年52岁,老伴57岁,社保缴费都不够年限,每月保险要交两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费,固定支出近五千,怎么也要坚持几年,熬到领养老金。

在深圳,她找过做包装的兼职,老板没要。熟人还给过洗碗的活儿,从晚上9点做到凌晨2点,20块一个小时,听说其他地方25块一小时,她也就没去了。多年攒的积蓄,都用在老家盖房子。但多数时间,她住在赛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摆一张上下铺,阳台被改成两块,一块是厨房,一块是厕所。每天出门前,她会给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紧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会招老鼠。

跑楼的时候,赛格广场的楼道里一条广告反复播放:“我相信努力就会是人生赢家”。为了多挣几块代送费,谢明霞就是这样做的——她在系统中不存在的70层高楼里跑得飞快,和飞奔的城市融为一体。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图文|姜婉茹

编辑|陶若谷

“吃得苦中苦,伺候人上人。”

“年轻的时候很穷,努力了几年终于不年轻了。”

“钱虽然没赚到,但也没白干,起码是累着了。”

“我不再是当年的穷小子,我是今年的穷小子。”

“早出晚归,财神来敲门我都不在家,我不穷谁穷。”

你可能也听过这几句“奥德彪语录”,奥德彪这位用自行车拉香蕉的非洲小哥,在中国网络上意外爆红,随即出现了许多借用他名义的“语录”——当然,那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他本人说的,倒不如说那更像一场降神仪式:太多无名的打工人需要这样一个神灵附体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在这些自我揶揄的黑色幽默背后,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对一种对传统工作伦理的反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激励在现实面前已经失效,努力的结果没有带来什么改善——吃苦就只是吃苦,毫无意义,人们也已不再期待“勤劳”能“致富”。

另几句“毒鸡汤”也隐含着对说教、鸡汤的调侃:年轻时的开拓眼界、努力不会带来什么正向的结果,就算有结果也不是你原先想象的那样,宏大的意义在此都被消解掉了。

“趁年轻要多出来走走,以后送外卖才认识路。”

“高中玩三年,那么将苦30年。高中苦三年,那么将苦33年。”

“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坐车的就少了。”

“努力不一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被看见。”

既然勤劳不能致富,那么上班的规训也就没什么说服力了,延迟满足更没有必要,至少当下这一刻你得到的是真实的:

“正义都可以迟到,为什么上班就不能。”

“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真的甜。”

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乐趣可言,甚至也没有意义,因为人们明知不会带来什么回报,更谈不上乐在其中,却停不下来,只是在日复一日地机械重复这样的劳作:

“不是单车没有刹车片,而是生活没有暂停键。”

“我不能踩刹车,因为贫穷会追上我。”

“如果我不会被生活压弯,那生活就会把我压弯。”

“安慰别人一套一套,安慰自己总想绳子一套。”

“我并非无路可走,我还有死路一条。”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那甚至谈不上是“生活”,也没有对未来的期许,而只有当下咬牙熬过每一天才是真实可感的。实际上,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活着”,正是如此:活着不为什么,活着只是活着。只不过传统社会还有血脉延续的永生渴望,而到现在,人们连这一点也都放下了。

不要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几句自嘲和牢骚,在我看来,这正标示出社会心态的深刻变动。“勤劳致富”原本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魔力,是因为它虽然谈不上是契约,但至少是一份有说服力的承诺,然而现在,年轻一代发现,原有的伦理期待已经落空了。

在中国社会,一旦这种伦理期待(诸如“善有善报”)在现实中落空,都会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因为当原有的信条失效之后,在新的信条确立之前,就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很难有什么能说服人们照常行事了。这就是马克·吐温所说的,“让你陷入困境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让你陷入困境的,是这个世界并非你所想象。”

如果你还以为这只是年轻人吃不起苦、只想躺平,那就错了,这之所以构成精神危机,恰恰是因为这是新一代从自身处境出发的冷静思考。当人们意识到吃苦除了让自己痛苦之外,并未带来什么真正回报时,就会质疑那种“吃苦”哲学。这是一种基于反思的哲学转向。

在现代化进程中,这当然不是第一回出现。19世纪初的法国,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说的,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仅仅劳作并无价值:“如今有什么东西便宜?什么都很贵。这世上只有辛苦便宜。世上的辛苦一钱不值!”

反思都是从这种痛苦的质疑开始的,毕竟当人们发现自己原先为之努力的事情并无意义时,是很难不痛苦的。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开端:

悲观主义不是一种行动方案,而且,以其极端的形式来说,它只会导向一种麻痹性的消沉。可是,如果它与犬儒主义相结合,它就提供了一种带有实践意义的观念。

确实如此,当下的“奥德彪语录”之所以流行,当然是因为它以戏谑的形式道出了打工人的感受,但其基调从根本上来说是犬儒的,乍看起来并未召唤什么抗争或行动,即便有也是消极意义上的,然而它仍然为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实践可能:他们至少开始理解和反思自己的处境。

王朔在《我的千岁寒》中的一段话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这里:“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无论过得好还是不好,但有一天,或高坐庙堂,或醉卧街头,忽然怀疑自己,怀疑这眼前的一片繁华,这怀疑就是觉悟的种子。”

觉悟当然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新一代的打工人已经不那么容易受骗了,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勤劳致富”的承诺,那么就很难说服自己相信吃苦是必要的、合理的。既然忍受并不能带来预想中的成功,那么为什么要忍受?

更进一步说,“努力”常常意味着要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自我改善,不断进步,然而现在这一点也在迅速消逝,因为那个外部成功的功利目标并不取决于自我努力,有时运气甚至还更重要,那么只有能真正提供内在激励的动力才能让人心甘情愿去做。

这诚然是一场精神危机,但变化也都是由危机带来的。

那些漂泊在香港的人们

女孩乔乔随手发了条小红书笔记,没想到询问像潮水一样涌来,一浪接着一浪。

她笔记写在香港车展兼职,日入 600 元,问她的多是 “是真的么?”“这么高么?”、“怎么去香港打工?”。

她租住屋的窗外,香港九龙高楼林立,霓虹交错,费力仰望才能看到一角天空,脚步声匆匆忙忙,一刻不停。

这座城市正涌入越来越多的漂泊者。从九龙到铜锣湾,招工启示随处可见,洗碗工日薪八百,外卖员月入三万,混凝土工人日薪一度高达 2600 港元。

香港统计局公布,2022 年第四季度,香港本地劳动力跌至 346 万,同比减少 10 万人,预计 2026 年,香港劳动力缺口将达 17 万人。

去年夏天,全港第二大面包工厂 “香香面包” 轰隆倒下,陪伴港人半个世纪的面包巨头,停业原因是 “长期请不到人”。

疫情后,港府调整政策,放宽申请,大量外来者开始入港寻梦。

24 岁的小雅成为铜锣湾一家面包店店员,“第一次感受我挑工作,不是工作挑我的快感”。

面包店窗明几净,空气香甜,没有东莞内衣厂的胶水味,月薪也翻倍涨至一万七千元,过了学徒期还会再涨。

面包店向西,中环写字楼内,上海白领李丽开启新的职场生涯。这里少加班,不内卷,更关键没年龄歧视,或能躲开 35 岁失业危机。

比她更年长的钢琴老师,将赴港机会视为人生稻草。她丈夫已然失业,赴港意味着重新开始,更何况这里还有重要的教育资源。

香港高考每年考生 5 万,而内地高考近年考生超 1200 万;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大学,香港有 5 所,而拿到港籍后再考香港名校,入学率达 40%。

她朋友圈中流传着逆袭神话:朋友的孩子高二数学不及格,赴港后,顺利考入香港科大。

除却怀揣梦想的妈妈们,赴港人群中还新增了购房客。

今年春天,港府撤销所有住宅物业交易的印花税,香港楼市随之火爆。

高峰时,每天都有内地客户,组团包车去香港看房。售楼处的队伍似无尽头,中介两个周末的业绩加起来,超过过往半年。

有北京白领看到新政后,第一时间买了飞香港的机票,落地后不入住不吃饭,和妻子拖着行李箱,直奔售楼处,“晚点去就没了。”

两人最终花费 508 万,买下一套不到 28 平的新房。他身材魁梧,调侃称,如果躺在新房客厅,脚都伸不直。

然而,那个房子是一个锚。买房是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做打算,新房位于名校区域,牵连着孩子择校求学,以及一个不会下坠的未来。

人类学家豪道斯・魏斯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中,将中产形容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对坠落的恐惧。

在深圳罗湖,口岸大厅内,务工者、上班族、陪读妈妈、炒房客排成长队,T 恤、连衣裙和西装混杂,步履匆匆,涌动如潮。

2017 年,来自河南小城的张灵,坐了七小时高铁,在台风夜从深圳入港。

暴雨中,她独自拖着行李箱,艰难来到住处。那是位于九龙广播道的破旧洋楼,被房客们称作 “广播道的贫民窟”。

她和三名室友挤住 16 平小间,轮流睡卧室和过道,每人每月要交房租四千港元。房间处处漏水,电器大多不灵。

港片里的香港流光四溢,烟火红尘,而真正来这里生活后,感觉又是不同。

齿轮在无形处运转,系统在虚空里轰鸣,一切都是那么快,行人过红绿灯也要小跑,茶餐厅里收盘声干脆利落。

快节奏之下是高消费。外卖费 15 元起,打车 20 分钟 100 块加,疏通管道两三下,耗资七八百…… 港人爱说人情冷暖:算钱时,就感觉冷了。

铜锣湾面包店内,小雅怀念东莞工厂的免费宿舍。工厂包吃包住,她每月能轻松攒下三四千。

现在她每天在面包店站八九个小时,吃穿用度近乎苛刻,也不过勉强存下同样数。

“房租 6000 元,餐食 3000 元,水电网费 1000 元……”,每递出一张纸币,小雅就会想,“一小时又白干了。”和小雅一样,许多港漂要拼尽全力,才能维持和在内地时一样的普通生活。压力弥漫在各个阶层。白领李丽发现,她三分之一工资都用来交老破小的房租,每月存款水平,回到了刚毕业状态。

十几平出租房,租金 7000 多元,上班地铁票价 12 元,早餐包子 15 元,中午廉价快餐也要 50 多元,晚上回住所附近茶餐厅,一道菜 70 多元。

生存之外,她憧憬的香港职场也现出本来模样。

金融公司聚集的中环,早高峰有时速 80 公里的亡命小巴,鸣笛声里,小巴一路飞闯红灯,高速过弯。

司机一个急刹车,白领涌出车门,挤进便利店,抓起三明治,转身快步冲入大厦。入夜,中环高楼总有灯火彻夜不熄,白领们调侃 “整个中环陪你加班”。

李丽的公司不要求加班,但并不意味着工作量少。港人注重效率,她每天到公司就飞速运转,但做不完的表格还是要带回家做。

那些陪读的妈妈们,也同样发现光环下的残酷。

香港精英教育环境下,鸡娃无法避免。小学生会在英文课上接电路板,10 岁就学电脑编程,赢在起跑线是准则。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香港家庭的教育支出排名全球第一。

一位经历过香港高考的学生说,整个学生生涯,就像用短跑的力气去跑马拉松。

那些漂泊香港的人像换个城市奔跑,而且跑得更孤独。

听不懂粤语,吃不惯港餐,文化差异让他们交友困难,周末,有人宁愿打开地图,对着导航原地兜圈子,也不愿开口说普通话找人问路。

今年年初,有妈妈发了张抱女儿站在海边的照片,海风吹起发梢,配文里写道:迷失香港,无以言表。

无论几月赴港,手机天气最常见提示是气温 30 摄氏度,伴随雷雨。

这是一座海气蒸腾的城市,海风狂野,但也高低有差。九龙笼屋几条街外就是半山豪宅区;拥挤地铁之上就是奢侈品商场;在维多利亚高楼俯视,众生如蚁。

港漂说,香港充满可能,但残酷时也不留余地。只是围城外的人们,不愿相信这点。

2022 年 10 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取消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申请名额。

自此之后,咨询高才优才申请的人越来越多。社交媒体上,各类攻略和推销层出不穷。

然而,不管以留学、高才还是优才方式入港,获得签注只是第一步,最难的是续签。

续签要求在香港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还要待够七年。

过来人称,能否留港,关键还是要看申请人有没有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有没有纳税。目前 80% 优才的结局,都是转永居失败。“如果解决不了续签和转永居,一切好处,都是幻梦。”

为了续签,许多人全力求职,但香港的行业种类并不发达,可选工作十分有限。有女生硕士学的生物学,她许多同学在港找不到工作,转赴内地,留下的或入金融,或做物流,无一专业对口。

保险成为最后的归途。各个优才高才续签讨论群里,常能看到备注名校毕业的人问:“有没有保险公司推荐?”

湾仔活道 27 号职业训练局大楼前,每次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结束,保险公司就会分发传单,传单上的诱惑加粗醒目:香港身份。

即便留下,艰难旅途也才刚刚开始。

在车展兼职的乔乔,已在艺术品公司实习了两年。上学和实习之外,她每周仅有一天休息日,四处奔波兼职。

湖南郑先生,曾顺利通过香港工作面试,但最终放弃。40 万港币的年薪,依旧无法满足一家老小生活。

赴港中介坦言,香港的生活居住成本,以及子女教育成本,并非普通中产家庭所能负担。大多数人只是想趁政策之风,先拿门票,至于未来如何,依旧茫然。

大学时,小雅看过很多遍《甜蜜蜜》,张曼玉穿着麦当劳的红色工作服,一边擦窗,一边笑说 “恭喜发财。” 那是小雅对香港最初的印象:永远生机勃勃。

现在,香港依旧充满活力,但小雅自己已疲惫不堪了。

来之前她听说,在香港,打车半小时即可抵达山脚或海边,但来后五个月,她只是日复一日机械工作,根本没有力气出去游玩。

她计划着,等学徒期过,再攒攒钱,就回东莞。“香港很美,但不适合普通人。” 一位计划在七年之期时离开的港漂女生说。

有港漂妈妈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复,来港后感慨就是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很难真正走向旷野。”河南女孩张灵现在香港一所公立学校教书,每天早上她要乘地铁过海,下班再回出租屋。

留港快七年,搬家数次后,她即将等来永居身份,但买房仍遥不可及。她还是要继续漂着,变换住所。

社交圈有限,没几个能一起游玩谈心的朋友,也不知何时才能遇到理想的结婚对象。有段时间,家人心疼她港漂辛苦,劝她回家考公。

但张灵说,她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勇敢承担选择留下的结果,即便前路未知。

她读懂了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一座华美而悲伤的城市”,有着 “凄清的天与海”。

地铁里,HR 的手机上,来自内地的求职消息还在不断涌入。

人们进出围城,梦熄梦醒,如港夜灯光,永不止熄。

禾每次去领报告,都要打印很久很久

去年治疗了四五个月,我发现病情稳定了,身体上也不疼了,能正常生活,我就又回去上班了。不过,这次我没能再当记者,因为工作强度上我已经承受不了。我转去了专门负责采编业务的一个科室,主要做策划,相对轻松一点。

其实我可以不去上班的,单位也不会辞退我。只是年终绩效结算时,肯定要少一些。但不工作的想法我从来都没有过,我以前的愿望是当个职场女强人,做记者的时候,我也算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对工作很有热情。

我没办法想象自己要去当个家庭主妇,或者完全在家里养病。我要是不上班,估计整天在家就会盯着我老公今天回不回家吃饭什么的,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现在工作强度也不大,我有自己的社交圈,下了班也有时间去游泳,练瑜伽,或者回家带孩子,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即便我生病了。

回去上班,不可否认的原因还是经济压力。我偶尔写写稿子,增加一点稿费,手头上能宽松很多。我老公是老师,一个月收入到手大概4000多块,我一个月6000多块,加起来10000块左右。我们这种靠工资吃饭的家庭,对于大病的抗风险能力其实很差。

家里没人生病的话,我们的收入在巴中这种五六线城市可以生活得相当滋润。但我病了,需要医药费,如果我辞职了,家里各方面也都会变得紧张。我家孩子到现在还比较依赖奶粉,每个月要将近5桶奶粉,200块钱一桶,加上其他花销,孩子一个月就要3000块左右。少了我这份收入,家里真不知道怎么办。

生病之后,我自己的生活倒是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尽量不吃外卖。但我妈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很内疚。我妈变得特别害怕生病,因为她觉得她如果生病了,家里就再也没有能够支撑的人。从两年前开始,她就严格控制饮食,比如她早上只吃一个鸡蛋、一瓶牛奶、一个红薯,晚餐她只吃水煮菜。我最开始还会劝她,后来就放弃了。因为在我妈的视角里,努力维持自己的健康,就是她能为生病的我做得最重要的事情。

身边人对我的态度也变了很多,其实我不希望这样。比如说有一次,我想喝一口酒,就是想尝一尝,朋友们坚决不让我喝,我很失落,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病人,不喜欢别人的怜悯。

现在有一个词叫网络乞丐,我觉得我们好像「生病乞丐」一样,其实我没有到需要别人捐款,需要别人让着我的地步。但别人会首先觉得你是个病人,你不能吃那个,不能做那个。对于患癌的人来讲,在生活中不被特殊对待的话,就不会有那种羞耻感。

我抗癌挺久了,最初靠的是生存意志。后来有了孩子,靠的都是对我儿子的爱。每次看到虐待儿童的新闻,我都觉得:天呐,我一定要撑住,我至少要活到我儿子人生观、价值观建立得差不多的时候。即便要走了,我也会在死前给孩子准备未来几年的生日礼物,会给家人录视频。但转念一想,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他们看到这些才会难过吧?

我们单位还有三个人得癌症,大家都在上班。有时候我会想要放弃治疗,表现出不积极的样子,领导甚至会跟我说:你看谁谁谁,人家生病了还是好好的嘛,你要为家人坚持住。

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交流病情。没有人觉得你生了病就应该辞职,就要去周游世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必须为身边人活着。网上那种生了病,立刻辞职,全世界旅游的,真的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我们这样,硬着头皮继续生活。

公司想要辞退我,但我会一直「苟」下去

小羊 38岁 广东佛山

房地产行业 白血病患者 抗癌1年

我是去年7月查出来的白血病M3,也算是幸运,这是急性白血病中唯一一个有特效药可以治愈的亚型。在检查之前,我开始发烧,去社区医院检查了血常规,说是不对劲,接着就转到了大医院。一查说是不行,马上被扣下来安排住院,就这样确诊了。

我心态还算平和。在大病面前,不外乎就两个问题:能不能治,钱够不够。我买过商业保险,就不太担心钱了。白血病可能需要做移植,恰巧我生小孩时留了脐带血,这对治疗会有帮助。所以我总体很平静。

很多时候,癌症没有那么可怕。我们被韩国偶像剧误导,好像沾了癌症就必死无疑,其实不一定。就拿白血病来说,它有低危、中危、高危,低危就是比较轻微,我刚好是这个类型。甚至有很多人是可以通过吃药,不需要化疗,就自愈了。反正在大病面前,我觉得大家要保持乐观,要真是没得治了,你悲观也没有用,还不如乐观过好接下来的日子,没准还有一线生机。

医生一开始建议是八个月的化疗,每次住院化疗半个月,我大约到五个多月的时候就恢复得不错,所以提前结束了。

化疗的过程确实很痛苦,掉头发、呕吐、疼痛都很普遍。还有一个相当痛苦的是做骨穿,就是取骨髓里的血去化验。一开始住院我家里人会陪同,后来因为还有小孩需要照顾,我就说我一个人能行,就一直一个人住院。他们会在晚上来给我送汤,看看我。

我刚住院没多久,公司就想辞退我。这个消息在领导层找到我之前,我就听同事说了,有点心寒。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七八年了,自认在岗位上勤勤恳恳,也一直对得起公司支付的薪水,现在连病假都没休完就想赶我走。根据劳动法规定,我起码可以休六个月病假。这六个月里,公司应该按照底薪的80%支付我薪水。我们是做房地产开发的,我的底薪是2300块,打完折再交完社保,一个月公司要付我的也就1300多块钱,但公司还不想承担。

我7月生病,大概9月公司就有领导找到我,把我约出去聊天,话里话外意思都是公司想要辞退我。他们希望我主动离职。我当时态度非常明确——我不辞职。如果要辞退我,应该要支付2n+1的赔偿,算下来是八九万,不到十万。后来,也可能是领导们算了一笔账,舍不得支付我这么多,就又跟我说治疗结束后可以回来上班。

今年3月,我提前结束了治疗,恢复得不错,基本没有什么症状了。我问了医生可不可以口服药物维持治疗,医生说也可以。之后我就开始了一边吃药一边上班的状态。

因为我跟同事关系处得挺好的,没感觉出来什么不对劲。我生病住院期间,大家还经常来看望我。但我确实能感觉到相比于生病前,我的工作量减少了。至于领导层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好奇他们怎么看待我。毕竟现在年轻人出去再找个工作也不容易,何况我这个年纪呢?老实说,我现在不可能跟90后、00后的人比了,不可能再整天996,肝不动了。

我快40岁了,最理想的状态是「苟」到退休。房地产不景气,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往后撑10年。我的想法是,公司能撑到什么时候,我就撑到什么时候。可能到明年或者后年,等公司解散了,领个失业金,去开个店。

不会因为生病,天上就掉钱下来

小万 35岁 浙江

传媒行业 胃癌患者 抗癌2年

我是2022年6月查出来胃癌,那会儿我在杭州出差,最开始的预兆来自一次火锅,还配了白酒。当天晚上,我就被疼醒了,之后持续了将近20天。当时同事是给买了一些止痛药,但没办法根治,才想着去做胃镜。

胃镜结果显示有胃溃疡,医生提了病理,又去做了一个切片。切片的结果要等两天,这两天里我又飞到了郑州出差。在郑州的第二天,结果就出来了,告诉我是胃癌。

生病之后,我第一时间肯定想着联系医院,回北京治疗做手术。当时想着不工作了,肯定要先活下去。包括治疗期间,刚刚手术完、刚化疗的时候,一直都是这种心态。但是慢慢的,心态就转变了。

我从2022年8月中旬开始做化疗,一直到2023年2月才结束。大概到化疗中期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变得很无聊。除了我妈,我几乎接触不到什么人。而且,我确实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分散对病情的注意力,不然就会一直胡思乱想。

所以,我开始在线上做一些能完成的工作,比如视频后期,之后就一直上班到了现在。不同的是,我以前要到处飞来飞去拍摄,现在只做线上的工作。毕竟还是拿了一份工资嘛。

当然了,能有地方上班是个重要前提。我生病后,老板从来没有表达过劝退我的意思,一直让我全薪休假养病。我们是几个人的小工作室,老板也比较仗义。可能他也觉得我的身体是工作熬垮的,有补偿的心理在。

虽然我目前身体几乎没有什么症状了,但癌症在医学上是五年不复发才算治愈。所以在这5年内,我要在不累着自己的情况下,去养活自己。以后的生活、养病等等一切都是需要钱的,不可能因为谁生病了,天上就会掉下来钱。

生病之后治疗花费只是一部分,养病、养身体的开销也不小。最起码食物要比以前健康,食材的品质也要提升。为了增强免疫力,我还要吃一些保健品、补剂,这些都得自己赚呀。

我是个湖南人,日常饮食比较重口,但现在吃东西基本靠蒸煮。医生建议不能吃的东西也很多,比如熏肉、烤肉、腌制食品等等。另外,消化道手术之后,人体的消化系统有一个重建的过程,重建之后对食物的反应每个人可能都不同。我就一点点在日常饮食中去尝试和判断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这个过程也花销不小。

我买了很多品牌的全营养粉,最后才发现我已经对酪蛋白和植物蛋白不太耐受了,只能吃乳清蛋白。我连豆类食品、高淀粉食物都不能吃了,会很胀气难受。我以前也不怎么吃保健品,术后为了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要吃灵芝孢子粉、补血补铁剂、维生素补充等等。

治疗期间除了药物,小万吃的其他营养补给

我之前也看网络上、电视上很多人生了大病,立刻辞掉工作,满世界旅游。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仔细一琢磨根本就不靠谱。从体力上来说,我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期,化疗的那些药是要在身体里慢慢代谢的。除非说我去一个地方待上一两个月,过旅居的慢生活,否则平常的旅游模式对我来讲已经是负担了。我现在出去玩个两三天,可能就已经到了极限。

手术之后我的体重大幅度下降,肌肉含量也减少了很多,加上养病期间都不宜过多运动,所以身体机能整体是下降的。我生病之前健身,做力量训练,单手哑铃重量最多可以上到25kg,现在5kg的重量对我来说都很吃力。治疗期间、刚结束治疗没多久,走路时间过长很容易腰酸背痛。就算是现在,中医说我可以开始慢跑了,但我尝试后发现还是挺吃力的,更别说像以前那样旅游了。

不过,我觉得自己算是患癌者中比较幸运的一拨人。我没有买房、成家,所以压力没有那么大。我刷到很多已经在做爸爸妈妈的病友,很佩服他们。他们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还要去承担家庭、教育的压力。

而且,我不需要朝九晚五地上班,这也是我能继续工作的原因。如果真让我天天去公司上班,我可能也没办法坚持。每天都要保持高强度的工作,对于癌症病人来说身体负担还是挺大的。术后恢复本来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免疫力,病人必须要吃好、休息好。

现在社会这么卷,基本没有什么特别轻松的工作,去了职场也不能因为自己是病人就摆烂,你该干的活儿还是要干。我想过,即便从现在的工作室离开,也不会去坐班。我会去再找个不坐班的活儿,或者去做自媒体,反正不可能完全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了。

患癌后,我开始尝试各种兼职

阳阳 27岁 湖南自由职业 乳腺癌患者 抗癌1年

去年5月的一天,我把手机放在床头充电,蹲在地上,靠着床沿玩手机,正好右边胸部挨着床沿,感觉硬硬的。我摸了一下,心想怎么这么大一个肿块,第二天就去医院做了检查。我当时还跟医生说,胸不疼,医生说很多癌症都是不疼的,疼还有可能是炎症。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做各种项目的检查,好多其他项目的报告都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查看,但到了最后那个报告,显示我没有打开的权限,需要我和医生当面聊,我当时心里就知道大概了。下午到了医生上班的时间,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先让我坐稳,我心想完蛋了。虽然有过一些心理预期,但我还是在听到消息的一瞬间,直接在医生面前大哭出来。但医生见得比较多了,也不会去安慰你什么。

当时所有的检查都是我自己去弄的,我没有告诉我爸妈,只希望结果是好的。最后医生说我必须住院了,我才赶紧给我妈打电话,让她请假来医院。差不多一周之内我就把手术做了,切掉了右边的胸。我当时特别难过,因为乳头也被切掉了,我是个很爱美的人,后来也经常因为术后身体的变化崩溃。

我做手术的时候都不知道绷带是要自己买,后来人都进手术室了才托保安联系卖绷带的人。在电话里人家说298块,我说好。等送到了,我已经躺在手术室,那个卖绷带的却问我家里人要了598块。我真的特别生气,为什么连病人的钱都要骗呢?

我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还特别好奇,很兴奋,因为从来没做过手术。我正想好好观察一下手术室,结果护士给我闻了个什么东西,就吸了三下,立刻就失去意识了。醒来之后,我一直克制着自己不要说胡话。我之前在网上查过,很多人打完麻醉会说胡话。我一直竖着耳朵听隔壁床的女孩说的是什么,当时医生和护士也在议论那个女孩子在说什么,感觉挺好笑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有的人腿部残疾弄了假肢,上面还有涂鸦,有的还会发光,我觉得很酷炫。当时我还在想,有没有那种假体的胸,一按乳头,整个胸部都会发光的,哈哈。

我算是非常年轻的患者了。医院病房里有一个显示屏,住院的人年龄都写在上面,我去了好几次,看到的二十多岁的患者只有我。一些陪护病人的家属,一直在我旁边念叨:怎么才27岁就得了癌症。还有一次,有个人问我多少岁,我没有回答。我妈把病床帘子拉起来了,结果那人还拉开帘子来追问我,我感觉很不舒服。

手术结束之后,我化疗了七八个月,大概在去年10月之前结束的化疗。我现在没有正式工作,但我有职业证书挂靠在一家单位,各种保险是有保障的,所以没有太焦虑。

我有过两份工作,难过的是两份工作里我都缺少私人时间,精神压力挺大的,一直很焦虑、抑郁。我很肯定,这个病和那时候的状态是有关系的。第二份工作不仅劳累,还经常需要在烈日下工作,这个强度并不合适生病的人。所以,生病后我就不再回去上班。

术后的身体状况,也让我很难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我每个月都要固定时间去体检,医院周末不上班,那就只能在工作日请假。我还要穿乳腺癌患者特定的内衣,即便我已经买了市面上比较好的,但还是会很不舒服。如果上班就必须每天穿着,对身体也是一种折磨。

另外,我在吃靶向药,这会让白细胞数量变低,我需要不停折腾才能让白细胞缓慢地升起来,这个过程中体力也会变得很差。而且靶向药有个副作用,会让我频繁拉肚子,很难忍住。我到现在只要出门,就要背上一盒止泻药。如果是正式工作,还要出差,我会特别没有安全感。我还要保证自己吃得健康,如果朝九晚五地上班,加上我在长沙又住得很偏,去哪里上班都很远,根本没有精力做饭。

我也很清晰地知道,不能脱离社会太久,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要去做兼职。我本来也是对各种事情都会感兴趣的人,去做日结工是很不错的选择。我爸妈不同意我出门做兼职,他们希望我能在家休息,但我不想我生病给父母带来太大的压力。

如果我只是做一些基础的治疗,可能花费十几万就行。但我还年轻,我要做假体,还需要吃一些药,很多药医保没办法报销,有种药一个月就要4000块。化疗期间我还需要打升白针,一针1600块,化疗一次打两针。由于我选择在上海做化疗,每次去上海,来回食宿加上治疗费用将近一万,报销比例也比在湖南本地治疗低10%。各种因素加起来,我在治疗上的花销,要比一般病人贵了一倍多,这些几乎全是我父母的储蓄。

我父母暂时还有点积蓄,但等他们年纪大了呢?我以后也还有那么长的人生。我都不敢想我父母生病了该怎么办。我哪怕一个月挣一两千块钱,能减轻父母一点负担就减轻一点。

一开始找兼职的时候,一个女孩把我拉进了一个兼职群。但我看着群里的招聘,发现即便是兼职,也有很多我没办法做。很多都是苦力活,或者在工厂里连轴转的,对体力要求高。我右边的淋巴被清扫了,不能使太大劲,包括我到现在左右胳膊粗细都不一样。我问了医生,医生说我最好不要提超过两斤重的东西。两斤,你想想,其实就相当于不能提东西了。

群里一些服务员的工作,我也做不了,担心他们提供的衣服我不太方便穿。艺术生最近要艺考,找人体模特,工资还可以,但人家有年龄限制,要26岁以下。很多兼职都是要30岁以内的,没想到30岁真是个坎啊。还有一些工作是限定男性。兼职群里竞争也很强,你可能晚看到一分钟,活儿就没了。

到现在,我去咖啡厅打过工,发过两次传单,做过手工去售卖。我还做过电话销售,感觉这份工作有点像骗人,打了两天就放弃了。

兼职赚得少,但能赚到生活费我就很开心了。我第一次兼职减掉来回路费,净赚97.1块。第二次,发传单赚了100块,我当时选了一个看小区名字就知道是大盘的小区,带电梯、不用爬楼,我真机智。第三次,是在网上卖掉两条手链,赚98块。第四次,做电话销售,路费就花了11.4块,收入98.6块。第五次,去咖啡厅兼职,减去路费,净入87.8块。第六次,在家休息时在群里看到一个很小的线上兼职,动动手指发几条消息就赚了20块,一杯奶茶钱。第七次,净赚89.8块……

当然了,我也不可能靠兼职过一辈子。等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能够支撑我正式上班了,我肯定还是要回去上班的。毕竟往后的日子还那么长,我还这么年轻。

我思考过以后想做的事。一个是我之前提到的,乳腺癌患者的内衣不太舒适,我想往这个方向做些尝试。我并不懂设计,但我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内衣。如果有机会能够参与进去,我会尽力给一些用户反馈。另外一个方向是公益,我希望能做一些事,帮助到别人,我喜欢那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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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兰并不理解,只在食堂做饭的她,应属于后勤人员,50岁的年纪,有何危险?财务给不了她回答,只说项目部如此规定,他们也没办法。

“50岁离领养老金还有10年,不打工怎么办呢。”财务跟她感叹道。

农民工没有退休一说

张俊男的父亲也是从今年开始找不到活的。过往二十几年,她父亲通过在工地上支模、扎钢筋,撑起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但他今年到了60岁后,突然间没有工地愿意要他。“因为他过了60岁没法买保险,而且那些正规工地上都要点名,他混不过去。”张俊男告诉记者。

她刚读大一,还是花钱的年纪,大她12岁的姐姐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没有余力帮他们。

张俊男想给父亲找份工作,但她在求职软件上看了很多,“基本不要60岁以上的,在我们小县城,适合60岁以上老人的工作也很少很少。”

焦虑的父亲想不明白,自己还能干活,怎么就超龄了。张兰同样不解,50岁的她根本算不上老人,家里的孩子都没有成家,怎么突然就超龄了?某种程度上,超龄是城市的标准。

“超龄的标准线,是按照城市退休工人来定的,但农民没有退休意识,也没有和城镇职工一样的退休保障。”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告诉记者,农民都是干到干不动了才停下来,没有退休一说。

“清退令”中,关于男性60岁和女性50岁的标准线,实际上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确定的。

“针对清退令,我们要追问的是,现在建筑工地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王欧告诉记者,目前建筑业劳动力中,主要以大龄农民工为主。老郭在武汉当包工头10多年,他告诉记者,建筑这个行业“50-60多岁的农民工是主力,现在根本没年轻人做这个事情。”

王欧说,“清退令”本意是为了保护劳动力,“但实际有那么多大龄、超龄的劳动力在建筑业工作,(所以)这样的政策反而有一个排斥作用”。

离开工地去哪里

不过张兰的遭遇还没到最坏的一步。得知她因为超龄无法领取工资后,财务提供了解决方法:让张兰找一张没超过50岁人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替她领工资。

牵扯到后续的工资,旁人信不过,张兰最后交了自己儿子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上去。

但张俊男的父亲没有这么幸运。实在找不到正规工地上的活后,她父亲跟着一个管工地的堂哥去了外地,平时工地上有什么杂活、零活就让他干,没有歇着。

“但这种零工或黑工,没有任何保障,不能买保险也不能签合同,出了事只能自己担着。”张俊男说。

不能买保险加剧了建筑业不敢用超龄农民工的不利处境。夏柱智告诉记者,按照城市的标准,到退休年龄后,就失去了购买工伤保险的资格。

而对雇佣方而言,不能购买工伤保险的超龄农民工会使其承受很大的风险,不敢用。

不过,针对这一困境,不少地方试图做出改变。

据北京日报2023年末的报道,安徽省、上海市、海南省、湖北省等多地发布相关通知和意见,明确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拟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人员等群体纳入工伤保障。

这意味着超龄农民工在工地继续干活,仍旧可以购买工伤保险。但这没有改变“清退令”带来的附加后果。

“‘清退令’的后果就是部分超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他本来可以干,但现在不能干了。”夏柱智说,工地上原本有一些模糊地带,就算超过60岁也可以工作,只是名字不能出现在登记簿上,“挂一个你老婆或者孩子的名字,这在工地上都可以变通”。

但“清退令”严格执行后,需要刷脸实名验证,要经常督查,工地就很难雇佣超龄农民工。

不过,包工头老郭说,他现在还是会招超龄农民工,方法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碰上有人督查,就让超龄农民工歇着。项目部发不了工资,他就想办法给发。

张兰也是被幸运地变通了一下,但最终结果如何,仍不可知。上交资料已经一个多月了,工资还没发。

而且,财务通知了所有人:前两个月工资发下后,再回转给老板,之后再跟其他月的工资一起发。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清楚,张兰问了工地上其他工友,他们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王欧告诉记者,张兰经历的这种变通虽然可以保住工作,但也埋下了隐患。之后如果出现什么劳动纠纷,例如欠薪或发生工伤,就很难去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大概率只能自己承担所有意外。

可为了生活,因“清退令”离开工地的超龄农民工,并不会就此回家养老。“要么去做保洁保安,要么回家在县城的小工地上干活”,夏柱智告诉记者,清退令影响的是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凭自己的体力吃饭。

王欧和学生们做过“清退令”后超龄农民工的去向调查,发现他们的选择主要有三:

极少一部分回家务农,另一部分是回老家,但不务农,而是等待别的工作机会。剩下大部分动用自己多年来干建筑形成的工友网络和包工头网络,换一个没有“清退令”的城市或工地,继续干建筑业。

此外,王欧和学生们还发现,被“清退”的超龄农民工因潜在失业,开始大量进入零工市场。

“如果这些人身体健康,零工市场是很欢迎他们的,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而且他们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有一个小的同乡网络。”王欧说,但这会冲击零工市场,跟那些零工市场主力——大龄单身男工群体抢活。

而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这些已经超龄的农民工非要工作不可?

要继续挣钱

张俊男把父亲找不到活的事情和由此带给全家的焦虑分享在了社交平台后,评论区有不少人在问:60岁不应该退休了吗?

但张俊男知道,父亲没法退休。

“花钱的地方很多,我上学是一大笔费用,日常消费也得花钱。我父母关系很不好,经常会因为钱吵架,所以我对钱非常非常敏感。”张俊男说,父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自从他没法在工地干活后,家里人都变得很焦虑。

她说,母亲今年54岁,身体不好,待在家里。这两年,家附近在开发一个旅游度假区,母亲有时会去那边干清洁零工。

家里虽有点土地,但都是些靠近废弃煤矿和坡度比较大的,“土壤差,种起来也不太方便”。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农业收入很低,挣不到钱,有时候收成或是粮价不行的话,还会亏”,所以,“现在就是种点蔬菜自己吃,其他的很少,划不来。”张俊男说。

张兰也无法在50岁就直接退休。虽然张兰一双儿女都已毕业工作,但她没法就此赋闲在家。因为儿子去了大城市工作,在当地买房结婚成了一家的重担。

十多年来,张兰干过各种活,餐厅服务员、宾馆保洁、棉花采摘员……直到三年前找到这份工地上厨师工作,她拿到了远超当地水平的工资,觉得可以好好攒点钱,没想到今年被突然通知已经超龄。

尽管她暂时靠变通保住了工作,但“上面”跟她说了,最多干到今年底,她就得走。而之后去哪里、干什么,她毫无头绪。张兰清楚,因为自己是文盲,干不了需要文化的工作,而像工厂、工地等工作,她的年龄已是障碍。

未来的活计不可知,但有一点张兰非常清楚:要继续挣钱。

“现在大量的大龄、超龄农民工,还在为他的子代,甚至孙代劳作。”王欧告诉记者,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农村盖房不行了,都要到县城或到发达点的乡镇买房。

“这是子女结婚的条件”,王欧说,他长期跟踪研究的几个农民工都在县城给孩子买了一套房,基本上是父母付首付,“几十万很正常,有的父母还会供房贷”。

此外,在县城买房后,往往是奶奶去陪孙子读书。他们的子女在外打工,有自己的压力,往往是大龄或超龄农民工父母承担在县城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成本。

“所以这些人他只要还能挣钱,不管60岁还是70岁,他们根本都来不及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王欧说,“他们会把养老、医疗的需求推得很后,等待着未来不确定性的到来。”

尽管他们不把养老问题排在前面,但养老最终还是会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夏柱智认为,超龄农民工仍去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解决他们自己的养老问题。

“如果他们现在不挣钱,到了干不动活的时候,养老就成问题了,靠养老金是解决不了养老问题的,靠子女也不是他们的选择。”夏柱智说,很多农村老人不愿意让子女去掏钱,他们都是自我养老,还恨不得把自己挣的钱都给子女。

超龄农民工的根本问题是养老

如果超龄农民工被建筑业清退,又难以找到其他工作,剩下的几乎只有退守农村一条路。

张兰告诉记者,尽管家里有几亩山地,但种地是最后实在找不到工作时才会考虑的选项。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种地可以解决养老问题吗?

夏柱智认为,种地可以解决已没有太大支出的高龄老人养老问题,但前提是村里有较丰富的土地资源。“而一些低龄农村老人,一是自己还需要消费,二是还要帮扶自己的子女,光靠种田是不可持续的。”夏柱智说。

他以自己老家为例,“我家是湖北阳新丘陵山区,那边户均不到5亩地,而且有一半是旱地,没什么产出,还不好种。”夏柱智说,在这种地方种地解决不了养老问题,最多只能种点口粮和蔬菜,没有收入。

“而在有些地方”,他继续说道,比如湖北恩施山区,一户有5~10亩土地,这些土地可以种茶,一家种5亩茶,就有1万元收入,可以供养两个老人。

不过,像张兰和张俊男父亲这样的超龄农民工们,不会考虑这么大的问题。张俊男听父亲说,他常为没活焦虑,偶尔有活时又焦虑自己的进度赶不上工地相对年轻的工人。

所以,“我爸只能在其他人休息的时候,他加班去做,赶上进度”。张俊男说。

张兰自从把儿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上去后,仍然担心工资最后能不能真正发下来。同时,她还在想,要是工资发下来,要怎样撒谎,才能不把工资再转回老板。

说完这些,她又突然想到,去年在另一个项目还有两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她去催过几遍,对方也是说因为她过了50岁,项目部不批,目前仍在想办法。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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