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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叫社畜

我以前在农村养过一段时间大型牲口。

牛这玩意力气大耐力足,能干很重的活但实际上效率不高,因为它干活慢吞吞的。

马这东西能跑能拉,但是耐力很差,强度大一点做久了就要歇菜。

驴是好东西,速度和耐力都适中,但是脾气特别倔,一旦发起脾气来真的半天都不动,还撒泼。这么大一个牲口发起疯来可不是开玩笑。

猪浑身都是宝,但要宰了才能吃肉剥皮,它干不了活,吃住条件一差就不长膘还容易生病。

拿吃来说吧,想要牲口长得好,吃的不能少,比如喂牛,带路的老农民一早就带我去割草,还叮嘱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并不是什么草都行的,太湿的也不行,一般是早上 9 点左右,早上的草鲜嫩且带露水。当初真让我大开眼界。

住就更别说了,打扫猪圈牛栏的酸爽谁做谁知道。

几天下来我累得头昏眼花觉得养牲口真不容易。

有一次我精疲力尽我想,能不能进化出这么一种牲口:

条件要求低、吃得少,住得差,得了病自己能给自己治。

能主动给我创造财富 (长膘快),能干活,效率高,少休息甚至不休息。

温顺脾气好,最好智商再低点毫无怨言,如果真的有那真是地球上进化得最高级的牲口啊。可惜我在农村时间不长见识有限没见过。

直到我在谭头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刘军在公厕的家

他是一个环卫工,和媳妇一起住在公厕的管理间,关上门就很难和真正的厕所区分开。

相比之下,另一个环卫工张元民的家宽敞些,但也只有五平方米,床板是拼起来的,床和置物柜中间留下一人宽的过道,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睡在阁楼里。

北京是世界上拥有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

这些公厕按等级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三类以下,其中一类和二类公厕都是可以住人的,要求24小时有服务,一共有7354间。

但不管一类还是二类公厕,住人的管理间都差不多大,不会超过一张床加一个柜子的面积。

条件稍好一点的,比如景山旁的一个厕所,前两年给管理间也装了空调,让冬天和夏天不再难熬。

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最麻烦的是洗澡。刘军两口子来了两个月,至今没有洗澡,只有晚上没人的时候,躲在厕所里擦擦身子。

吃饭也在厕所的家里。刘军两口子每天买菜,最常见的是土豆和白菜,偶尔会有辣椒和菠菜,总之什么便宜买什么。

其实环卫工人也有食堂,每天五块钱,但吃得很差,‌‌“我们每天吃的,萝卜、白菜、土豆、豆芽,就这几样,还咬不动‌‌”,张元民一边吃一边把碗里的豆芽都挑了出来。

主食往往是浆水挂面或者白米饭

张元民和媳妇都是公厕环卫,他每月工资三千九,媳妇四千,两口子每个月除了吃饭,花不了钱。

原本张元民一个月话费也只有8元,现在因为每天要给厕所拍照片汇报工作,才多充了20块的流量。

刘军两口子也都是公厕环卫工,除了刘军抽烟喝酒花点钱,都存起来,两口子一个月至少能存六千。

像刘军和张元民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环卫工人,把24小时的全部衣食住行,都藏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里。

打扫了北京15

15年前,张元民刚来北京就住在厕所里。

他不是没有想过干别的,在甘肃老家时,张元民卖了十年水果,但他太实诚了,从不缺斤少两,被同行排挤,挣不到钱,最少的一年连2000块都没有。

为了养家,2008年7月1日,39岁的张元民带着媳妇第一次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沉浸在迎接奥运的火热气氛中,也在进行第四次‌‌“公厕革命‌‌”,北京市政府为迎接奥运会,3年里新建公厕1891间,改造3118间。

张元民夫妻投入到了首都的厕所建设事业里,在长安街的长安商场门口,他们当上了‌‌“所长‌‌”,一人负责男厕,一人负责女厕,一个月一共挣两千块钱。

也是从那时起,北京对公厕的卫生要求开始变得严格,‌‌“在公共厕所里,任何时段都应做到苍蝇少于两只,废弃物停留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2012年,离开公厕后,张元民两口子又开始在西城区扫地下通道。

在张元民眼里,这份工作至今令他怀念:有社保,一天只用干8个小时,虽然没有休息日,但节假日三薪,逢年过节还发几百块钱,两口子发了100斤大米根本吃不完。

每天下午下了早班,张元民还会去做兼职,在西单管理自行车停放。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环卫,把杂乱的马路变得干净。

做这份兼职时,张元民一人管着十几个人,拿了块‌‌“先进个人荣誉证书‌‌”的奖牌和两箱饮料,奖牌至今还留在老家。

靠这两份工作,张元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六千块,让他可以花钱在鼓楼租房住。他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这样一直下去,但他错了。

2018年,这份扫大街的工作因为要给北京人干,单位把他们三十几个外地人遣散了。

之后,他和媳妇先是去了金融街一栋大厦做保洁,然后去了一所学校做保洁。但随着年纪变大,媳妇已经拖不动沉重的垃圾袋,他们又离开了那里。

北漂15年,他们无路可去,所以今年又回到了公厕。

张元民去过北京很多景点,但提到北京,他最想说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胡同里的人常把污物泼得到处都是,便池里总出现各种异物,尿不湿、卫生巾甚至是各种生活垃圾,反复提醒也没用,每次都是张元民捞出来。

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因此不和任何人说话。‌‌“人家本来就看不起我们,还跟他聊啥呢?‌‌”

但张元民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说自己以前也是个很幽默很爱聊天的人,‌‌“现在叫生活弄得话也不会说了,啥也没心情了,干啥都没心情。‌‌”

最大的愿望

跟张元民不同,刘军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尔滨农村种地。种地越来越存不下钱,他两口子就在附近打零工,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做些纯体力活。

如今他59了,体力活干不动时,在网上刷到北京中介在招保洁,一个月有四千块。今年2月,刘军背着一个大兜子,媳妇推着行李箱,坐着火车来到北京,住进了公厕。

他觉得这份工作并不累,只不过除了吃饭,就几乎不能离开厕所。

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他的媳妇哪儿都没去过,就守着厕所。刘军负责的厕所就在胡同另一头,她也只去过一次。

第二个月,她才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出去看看,能找到胡同的超市,也能走到胡同口再找回来。

没有什么人会和他们说话,即便同事之间也是点头之交。离他们家最近的公厕,只有不到一百米,住了一对河南夫妻,但因为口音太重听不懂,双方平时只是打个招呼。

胡同里的人也让刘军紧张。一次,他穿着工作服,在一个胡同里找厕所,被一个老太太一直盯着。她警惕地说,这里没厕所,让他赶紧出去。刘军感觉自己被当成了小偷。

至于北京的那些著名景点,跟他们更是毫无关系,即使他们的家步行到雍和宫只需要五分钟,却从没想过去那。

刘军只尝试去过一回天安门。那是下午1点左右,厕所没啥人,他穿着工作服,偷偷骑着自行车就往天安门那边去了。

以前,他只在手机直播里看过升国旗、降国旗,那天他想去看看真国旗。

但骑到天安门附近时,他被交警拦下来,说是逆行,再往里走还要刷身份证。刘军没见过这阵仗,怕惹麻烦,又骑回了公厕。

北京还有很多东西刘军也没见过。他住的厕所对面,是一个神秘的四合院,没有牌子,大门紧闭,总有一个穿着得体的年轻人接待偶尔开来的轿车。

在拥挤的胡同里,这个四合院甚至拥有一个车库,卷闸门轰隆隆升起又放下。

刘军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穿着得体的年轻人也不跟他说,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俩都是打工的。

再过一年,刘军就要60岁了,到时候他可以领养老金,每个月一百多。两口子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因此打算继续留在北京。

张元民也还得多干几年,为未成家的两个儿子攒钱。没有别的本事,张元民只能认认真真地把厕所擦了一遍又一遍。

刚来的时候,地板上、便池里、墙壁上全是黄色的尿碱和各种冲洗不掉的污物,张元民只能用最传统的解决办法——钢丝球,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刮干净。

小便池里不通水,厕所里也没有洗手的水池,他只能用5升的水瓶去接大便池里的水,再用来清洗小便池。

还有一些并不太常见的污渍,前几天胡同里有人把吃完的火锅汤倒在了便池里,等张元民看到的时候已经凝固住了,还是只能用钢丝球,弄完这一个便池就花了半个多小时。

张元民的二手自行车后面挂着他的清扫工具

‌‌“这活干得特别憋屈,他们就检查厕所卫生,也不检查我们个人卫生。‌‌”

但他并不因此而对工作松懈,他怕连扫厕所的工作也失去了,‌‌“既然干上了就再勤一点,跟洗碗一样,人家擦两遍,我擦四遍,人家转两圈,我转四圈。自己别给自己找事。‌‌”

每晚8点半以后,张元民依次检查完三个厕所的情况,拍完照发到群里,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无人时,他拿起车篓里的两块红砖快速挥动,锻炼臂力,再趴在环卫小车上做几个俯卧撑。这是枯燥反复的日子里,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尤其是老乡,不想让自己‌‌“失败又狼狈的一生‌‌”和现在的身份,影响到两个还没有成家的儿子。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8小时制4个工休的待遇,很想,做梦都想。我这点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太离谱,太奢侈,是我吃多了还是喝多了,我也搞不懂,但是这点想法不过分吧?‌‌”

我认识刘军的那一天,他们两口子留我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他们从柜子里取出了小电饭锅和大米,特意用桶装的矿泉水煮了这锅饭。电磁炉放在地上,阿姨蹲在地上,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

我去附近的凉菜店买了一点牛肉、鸡爪和一瓶二锅头。

开饭的时候,我们围坐在厕所门口,在椅子上垫上报纸,摆好菜肴。

阿姨很快就吃完了,我和刘军几乎喝完了一瓶酒,我的头晕乎乎的。

我走的时候,阿姨似乎和我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喝大了。

但我希望,他们的声音并不是真的那么微小,而是可以被更多人听到。

(应故事讲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底薪 2000,加班费 6000

一个小伙伴给我发了一个比亚迪的工资单,上边有私人信息,所以就不发了,有个惊讶的发现,基础工资两千多,加班费6000,不得不说这个收入还不错。有没有懂行的,分享下这是普遍的还是特例。

@电台街小电台:惠州大亚湾比亚迪弗迪电池,底薪2350,月休2 天,下三个早班,到手工资近6000 块,每月110 个小时以上的加班,每天工纯作时间11 个小时。

@有趣的快乐男生:国内企业本来就这种工资。没什么好奇怪的。特斯拉那种按劳动法工作时间,而且工资高的企业反而成了奇葩。

@李子钰昕:我老公在长虹工厂,每天上十二小时,一个月就一天假,上个月发了5200,还算多的,大部分都是四千多。

@大仙会飞:山东临沂的小厂子,做数控机械加工的,计件一天300 左右,12 小时两班倒,中午吃饭半小时,转班休半天,一月也就是算休两天,问老板要工资老板连信息我不回,在山东小厂干活,按时发工资的就是正规厂,交社保的,一般是最低标准。就是好厂,上夜班好困。连着干11 个多小时下班回家就跟拖着半条命似的,又脏又累,活着好没意思,

@我是棵大葱:深圳龙华富士康,底薪5460,早上7:30 点上班,晚上8 点下班,加班两小时,周六加班10 小时,到手工资一万左右,有很多比亚迪过来的,说比亚迪不把人当人看

@一脸浮水:汽车行业都差不多,按底薪的应该是工人岗位和技师,靠加班和绩效赚钱,工程师按底薪,给加班费的不多。2350 底薪在南方,北方1850 和2100 居多,白领看岗位啦三到五年工作经验,普通工程师北方15w 左右,南方能到20w,汽车行业还是外企福利待遇好一些,稳定些

@躺平的奥德彪:不错个掉,基本工资6000,加班费2000 还可以,纯粹的血汗钱,有订单累死,没有订单员工熬都熬不下去。没有订单让基本工资2000 的员工五天八小时,一个月扣除社保公积金,到手1000 多,西北风都喝不饱,没有保障。虽然发牢骚,但是没有吊用,因为我也是这样,才恨这种工资架构。

@双戒戒烟法:没有办法的,这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有人说这是剥削,这是压榨,但这是员工自动进去的,自愿接受的。因为他比较了一下,还是在这里拿的多。想当年,30 年前,还不到1500 呢,甚至比这个更累。归根结底,最后还是比拼国民的创造力,到最后都避免不了,全球供养。

@东东锵233国内的建筑设计院也是这样,底薪3000 年薪全靠绩效,行情差直接底薪打发人,社保也按最低标准交,关键入行门槛还贼高,建筑学还5 年制。。天坑

@会飞的多多:中国的工厂基本都这样,所以薪资结构是全民都要去优化的。国企也是这样的,没订单的时候闲死,工资还少,订单多的时候忙的要死,法定休假都得加班,我家里人一个在太原上市军工类国企,以前是造大炮的,一线工人也就那样。就是图个稳定!

菲莫斯:我13 年在一家车企实习车间工人12 小时连轴转和绑在流水线上的机器没什么区别生病不让请假每天早晨开会周六周日没休息过实习补助550 元一个月8 小时加班一个小时10 元有一个月赚了3000 元左右大部分是加班赚的钱

@红星照我去战斗2333原来国内企业都这样啊,我以为只有我们一家是。我们原来是没加班工资的,后面公司怕外审,做工资表时候把原来工资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常工资,一部分是加班工资。算下来加班工资比正常工资高多了

@南方的老太太:工厂都是这样,靠加班费

@九边Pro刚才发了一条‌‌“底薪2000,加班费6000‌‌”的帖子后,评论区真是学习了,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国内制造业大厂其实已经很守法了,严格给加班费,而且是1.5 倍工资,只是低薪有点低,加班费也就上不去,但是依旧加班费比底薪高得多。我觉得这是个好事,一步一步来吧。这也让我有个想法,如果严格推行劳动法,强制给加班费,可能很多人的工资都会下降。

此外不少人说的‌‌“强制工作8 小时,不准加班‌‌”,这个不可能的事,想想就知道了,如果那样的话,咱们的订单根本做不完,到时候订单肯定被别人抢了。好的做法是规定最低时薪,还有每周最高工作时长。这两个都是可操作的。

 

 

黎安的出租屋

‌‌“做过今年再回来‌‌”

杨明觉得,相比前两年,今年黎安接单更拼了。黎安今年31岁,可能有年龄压力,杨明记得,他曾和自己聊起,‌‌“已经30岁了,要努力挣钱娶媳妇了‌‌”。

黎安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跟着亲戚辗转温州、福州等地,做过快递,但配送外还要卸货,工作累又不挣钱,亲戚们都回了家,黎安没回。2018年下半年,黎安找父亲要700元钱交外卖车的押金等费用时,黎平才知道儿子去到杭州送外卖了。

黎平说,儿子从小到大一直很听话,他操心儿子的未来和婚事,但自己经济能力有限,不免嘱咐儿子存钱。黎安也跟母亲说,为了自己能娶妻成家,要多挣点钱。‌‌“现在没有钱,结不了婚的‌‌”,黎安的大姨说,在当地,结婚至少要备足十万元彩礼,这对于黎安的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老家广西玉林陆川县,五十多岁的黎平做房屋检测工作,一个月能挣两千七百元,但除去租房、生活的花销,所剩不多;黎安的母亲在老家打零工,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黎安还有个哥哥在广州打工,也没有什么积蓄。

七八年前,黎平夫妇开始闹离婚,黎安兄弟俩几年不愿意回家,母亲伤心又自责,‌‌“如果不闹离婚的话,(兄弟俩)也许早就能娶上媳妇了‌‌”。

母亲腰和颈椎都不好,行动不便,一直被大姨一家照顾着,黎安非常挂心。母亲最近一次和黎安联系是在二月份,‌‌“别在那里跑了,那么远,一个人在外面那么辛苦‌‌”,母亲劝黎安回家乡打工,也谈到了自己的颈椎病——如果住院治疗,一天就要300多元。电话里,黎安坚持‌‌“做过今年再回来‌‌”,母亲没想到,‌‌“这么快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黎平每天都去医院守着儿子。他一天有五次进入ICU探视的机会,在每次短暂停留的两三分钟里,他不停地给黎安按摩手脚,大声地唤他几声。

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坐在四五米外的椅子上紧盯着ICU病房的动静,‌‌“我在外面守,最好等到医生出来告诉我,‌‌‘你儿子醒了’。‌‌”

与此同时他也烦恼着自己的工作,单位催他赶快上班,他担心自己长期请假,被别人顶了岗。

‌‌“望三方能负起责任‌‌”

入院之初,医生告诉黎平,儿子是劳累过度突发心梗,虽然心跳和呼吸已恢复,但大脑缺氧太久,能否醒来要看儿子的意志力,如果三周内醒不过来的话,就要做最坏的打算,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黎平刚到医院时,欠缴了1.8万的医药费,他用预支的工资交了5千元。出事前,每天跑单时,黎安都会被平台扣除3元保险费,协议显示,这份保险为众包骑手意外险,承包公司为‌‌“大地保险‌‌”。事发后,黎平联系过大地保险公司,对方只说让他准备好材料,就没再联系过。

黎平联系外卖平台被告知会有人联系他,随后,重庆点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他取得联系,自称是劳务公司,并提及黎安和该公司签的是合作协议,双方不是劳动关系,只能象征性地进行慰问,如果要进行工伤索赔,要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黎平说,‌‌“我一个底层人,现在身上没钱,真的打不起官司,也不知道要打多少时间。‌‌”

天眼查显示,重庆点仕捷公司于2021年11月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众多,其中包括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外卖递送服务。至今,该公司涉及20起司法案件,大部分案件发生在浙江省,70%涉案案由为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

2021年4月,黎安在外卖平台注册成为众包骑手,与重庆点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网约配送员协议》并使用众包平台服务。该协议中只写明,第三方公司有义务督促骑手完成配送活动等,负责处理骑手在配送服务期间发生的所有包括但不限于用工、服务质量、事故、纠纷等问题,并未对其与骑手的关系做出明确定义。

骑手在送餐期间发生的事故是否被认定为工伤,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也因此,许多第三方公司都不承认与骑手的劳动关系,而司法方面也出现了裁判不统一的情况。

2021年9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外卖平台逐步将骑手的劳动关系悄悄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裁判文书中,外卖平台被认定与骑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比率仅为1%,而配送商也通过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式,将这一比率降至50%左右。

深一度检索发现,在2020年武汉的一起蜂鸟众包骑手猝死案件中,劳动仲裁裁决书写明,该案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平台终端的新型用工模式,骑手‌‌“自行购买劳动装备,自主安排工作,自行决定何时上下线,自行决定休息时间,自主选择是否接单‌‌”,认定第三方公司和外卖员之间不存在劳动法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外卖员家属的诉讼请求全被驳回。在2019年西安的一起众包骑手送餐途中猝死案件中,法院同样认定骑手与平台及第三方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而在深一度从裁判文书网找到的6件近三年公开在杭州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关于众包骑手交通事故后赔偿的责任认定,6份判决都认定为‌‌“骑手是在为平台工作期间发生事故‌‌”,第三方公司作为管理方需要为骑手承担赔偿责任。

2022年11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曾宣判了一起众包外卖骑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案件,法院认定,外卖员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自身承担10%的责任;外卖员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外卖平台能够实时掌握外卖员的配送情况,却对配送异常未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承担20%的责任;虽然第三方配送公司与骑手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实为雇佣关系,应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外卖员配送时发病死亡和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第三方公司的劳动保护措施存在不完善之处,承担70%的责任。

黎安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重庆点仕捷公司先后共给黎安交了4万元医药费。目前,黎平还欠医院1万多元医药费,他不想和劳务公司闹僵,‌‌“我现在主要是先把人保回来‌‌”,希望劳务公司能及时支付医药费。每天两千元的医药费让他犯愁,‌‌“我卖血也卖不到两千多块钱一天‌‌”。

4月8日,重庆点仕捷公司的一位领导曾协调上海专家前来会诊。4月11日下午,来会诊的专家告诉黎平,情况不容乐观,儿子的恢复期要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目前不敢断定醒来后是否有后遗症,让黎平有个心理准备。

漫长的救治伴随着不菲的费用,除了重庆点仕捷公司,大地保险、外卖平台至今没有露面,黎平说,‌‌“望外卖平台、大地保险、劳务公司三方能负起责任。‌‌”

4月13日,父亲打开黎平的外卖平台账号,账号状态显示下线中。但通过他过去6个月的订单记录,可以窥见他的骑手生活: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他每月的订单一直保持在500单左右,单月配送里程1300公里左右;2月,他完成订单962单,配送里程2300公里;3月完成1108笔订单,配送里程超2500公里。如今,不断加速的骑手生活戛然而止。

至今,辅警任明生仍清楚地记得,在被送往医院后,黎安的手机仍不断接到平台和商家的催单电话,他们只得告知黎安昏倒的情况,让对方取消派单和订单。

即使这样,黎安仍被扣了款。黎安的账户显示,3月31日6点35分和6点36分,黎安先后被扣款4.2元和4.55元。这是他昏迷前待送的最后两笔订单,扣款时,黎安已昏迷超三小时,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作者:李佳楠、徐玉婷、赵萱

 

 

在干涸的池塘里捡小石头的一份日结零工,让两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争吵起来,他们互相指着对方喊‌‌‌‌“他不专业‌‌‌‌”‌‌‌‌“他不行‌‌‌‌”,希望自己被挑中而令对方出局。这份工作的报酬是日薪100元。

几分钟前,他们两人率先冲出‌‌‌‌“趴活‌‌‌‌”的人群,分别钻进一辆白色电动汽车的副驾和后座。可驾驶电动汽车的男人说,他只需要一个工人。

三人吵嚷几句后,僵持住了,驾车男人无奈地伸头探出车窗。一旁围观的人喊道,两个都拉走吧。男子摇了摇头,‌‌‌‌“拉走我都得给钱‌‌‌‌”。但两人谁也不愿下车走人,十来分钟后,这名男子只好两人都带上,驾车离去。

67岁的李辉,双手插兜,站在3米开外望着这辆车和围观的人群,这条马路有数百人,他压根就没能挤到车门前,也就不具有参与竞争的机会。

这是2023年3月21日早上7时许,李辉在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河南村环岛附近的马路上,已经趴近1个小时的活。

顺义区河南村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每天凌晨4时起,租住在村子附近的农民工或乘公交车,或走路,赶到这里,等在路边‌‌‌‌“趴活‌‌‌‌”。他们多是做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主要是去建筑或装修工地做些辅助工或零散杂活,另外还有搬运、保洁等活计。

一有招工的人前来问询,工人们便蜂拥而上推销自己,争取被选中,待谈好劳务内容和日薪后,跟着招工者离开,一天的生计也就有了着落。

在顺义、通州等北京远郊区,存在不少这样的日结劳务市场,活跃其中的多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而其中60岁左右以及年龄更大的民工,则已经超过了在建筑工地务工的年龄上限。近两三年,不少地方出台建筑行业‌‌‌‌“清退令‌‌‌‌”,禁止6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50周岁以上的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有些工地还进一步收紧年龄限制。

一个不容忽视的数据是,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约2.93亿人,平均年龄41.7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27.3%,约7985万人。再过十年,他们都将跨过60岁这个坎,成为超龄农民工,一旦务工受限,可能将加剧他们的生活和养老困境。

好在,政策不断调整。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他们,将何以养老?

‌‌‌‌“早起走不了就被剩下了‌‌‌‌”

早上8时,日结工劳务市场的用工高峰已过,人群陆续散去。一个老人蹬着三轮车路过,故意打趣地喊着‌‌‌‌“捡烟头咯,一天50元‌‌‌‌”。

对李辉来说,算上这天,他已经五天没找到活干了。

在四天前,记者在顺义区高丽营村的一处劳务市场上,第一次见到李辉,67岁的他头戴一顶迷彩鸭舌帽,遮挡灰白的头发。当时,李辉正向一个男子推销自己,对方在昌平区小汤山镇承包了七八亩菜地,想雇一个人帮他干农活,一个月四五千元。李辉向对方介绍,他今年刚体检过‌‌‌‌“没啥毛病‌‌‌‌”,在老家种过多种蔬菜,打理菜地不成问题。

再次见面,李辉告诉记者,那天他搭男子的车去了菜地,但对方说还有别的竞争者,需要考虑一下,两天后回了信,‌‌‌‌“没看上我‌‌‌‌”。在高丽营没有找到活儿干,李辉想着‌‌‌‌“转战‌‌‌‌”到河南村的劳务市场看一看。

李辉的住处在北小营镇,是一个工头介绍的废弃厂房,不需要租金,距离河南村12公里。他早上4点半起床,将前一晚剩下的米饭和菜热了做早餐,摸黑赶到公交车站,再换乘一次,下车步行20分钟,赶到河南村的劳务市场。其实,前一天李辉就打算来这里,但找错了地方,赶到时已经8点多,自然是什么活儿也没找到,‌‌‌‌“白搭了几元车费‌‌‌‌”。

今年,李辉找活儿不是很顺利。2月10日,李辉从老家来到北京,先在老乡介绍的一处工地上干了十天,负责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李辉说,他外出务工已有15年,这几年岁数渐长后,工地上适合他的主要是检测、给吊车挂钩、杂工等轻活。‌‌‌‌“其他重活工头不让做,年龄在那摆着。‌‌‌‌”近两三年,一些建筑工地限制工人年龄,李辉靠着熟悉的工头和老乡介绍,辗转各个小工地做散工,没有活儿干时就去劳务市场‌‌‌‌“趴活‌‌‌‌”做日结工。

做完十天检测工,李辉来到一处医院的在建工地,那是去年就和工头谈定的长期活儿,他带着铺盖卷打算在工地长住。但进工地当天需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登记年龄等身份信息,60岁以上的工人不要,对此工头也无计可施。计划落空,临近3月赶上李辉老家种植板栗,他只好花费128.5元买了趟13小时的慢速火车先回老家。

在老家待了一周,李辉还是想出来找活儿做,再次进京。二度进京后,李辉起初在一个小工地帮忙开槽钻地基,有管理人员问起他的年龄并察看身份证后,让他走人。他解释说,家里条件差,出来挣个生活费。带他的小工头担心承包方不满,两天后也坚持让他走人。李辉就这样开始游荡在高丽营村、河南村等各个劳务市场,碰运气找活儿。

早上五六点钟才是劳务市场最活跃的时期。建筑工地或用工处分散在偌大北京的各个角落,招工者一般驾驶小巴或者轿车过来,现场挑好人,直接拉往用工现场,以赶早上开工的时间。8点后,招工的人稀少起来,十来分钟才来一两个。给的价格也低,招一个工地小工,日薪150元,不管午饭。招给树木拆除支撑架的工人,日薪100元,工作还包括把拆下来的架子装上车。啤酒厂招装卸工,12瓶装每件算0.085元……

李辉说,今年不少工地还未开工,目前劳务市场上散活儿、零工不多,给的价也不如往年,有些小工日薪150元。去年时,工地招聘大工(技术工)一天三四百元,小工(普工、杂工)200元上下,赶上农忙返乡季节工钱会再上涨。据他观察,这几天的情况是早起走不了就被剩下了,一天撂荒。工地、绿化、保洁等岗位,他都看,‌‌‌‌“没技术,那还不就下个力气‌‌‌‌”。

‌‌‌‌“55岁以下好安排,大龄没单子‌‌‌‌”

在人群中穿梭,李辉不时和其他工人闲聊两句。工人们以男性为主,多在45岁以上,不少人头发斑白,他们大多随身背着挎包,塞满瓦刀、电钻、卷尺等小型工具和水壶。

一位戴红色帽子的工人对李辉说,他老乡带了1000元出来,两天没找到活儿,遂返回老家。‌‌‌‌“1000元钱够干啥,买完车票花不了几天‌‌‌‌”。另一个工人说,找不到活儿净搭饭钱。也有工人过来搭话,‌‌‌‌“生活费都挣不到,咋好回家。‌‌‌‌”

一位57岁的工人说,他今年来北京七天,才干了一天活儿,他感叹道,60后的工人越来越难找活儿。他选择来劳务市场是因为工钱日结。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他在一个工地干活,工钱拖到今年3月初才到账,‌‌‌‌“还好区劳动监察部门一直在帮忙催要‌‌‌‌”。他去年还给一位老板干活,到现在5000多元工钱还欠着。

一位瘦高个工人53岁,他说起自己前几年主要做消防管道的施工,去年因疫情赋闲在家,今年出来务工,一些工地要求进行安全生产考试,他考了好几次没考过,‌‌‌‌“我不想干零工,但还没找到中短期工‌‌‌‌”。

在河南村劳务市场上不只有男工,一辆招工的车停下后,工人们冲上去里外围了几层。52岁的王敏挤到车前,喊着‌‌‌‌“我能干‌‌‌‌”,但那个岗位还是被一个年轻点的男工抢走。王敏主要接给铁栏杆刷漆的活儿,她的丈夫是一名电焊工,两人同在北京打工,供养家中的孩子读书。

农民工进入城市,主要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务工。3月17日,在高丽营村附近的劳务市场,也多是45岁以上的农民工们寻找工作。60岁的张永军,来北京务工十余年,前些年在建筑工地做瓦工,这几年转向家居装修瓦工,收入略有下降,但好在工钱现结,还有休息日(北京市禁止双休日和节假日装修)。他自称,每月除去400元房租和吃饭钱,能落下约6000元钱,出来打工‌‌‌‌“是想贴补孩子‌‌‌‌”,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大城市按揭买房,月月须还房贷。

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劳务一条街‌‌‌‌”,没找到活儿的工人在劳务中介处寻找工作机会。

在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劳务一条街‌‌‌‌”,早上也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做日结的务工者来此聚集等活儿。沿街的门脸房有多家劳务中介,提供日结岗位和短期工或合同工。门前张贴的招聘启示显示,短期工或合同工多集中在保安、保洁、家政等岗位,年龄多限制在18岁-45岁,个别招聘‌‌‌‌“大龄保洁女性57岁以下‌‌‌‌”,没有一张启示提到招聘58岁及以上的人员。

3月16日早上,62岁的周超在‌‌‌‌“劳务一条街‌‌‌‌”白等了近两小时。三天前周超从老家来京,住在附近的小宾馆,每天20元住宿费。

8时左右,周超待不住了,走向附近一家熟悉的劳务中介,那家中介去年曾给他介绍过岗位。中介公司负责人王金己正在查看手机信息,面对周超的询问,头也没抬就问‌‌‌‌“多大了‌‌‌‌”,听说62岁,答道,‌‌‌‌“55岁以下好安排,大龄没单子,62岁哪有。‌‌‌‌”

周超不善言辞,坐在沙发上不言语,过了片刻问,‌‌‌‌“我做保安、保洁行吗?‌‌‌‌”再次得到否定答复后,他仍然坐在沙发上不动。王金己则盯着手机,忙着打字、接听电话,在聊天中王金己建议对方,‌‌‌‌“今年工作(招聘)发出去别犹豫,一犹豫人就够了。‌‌‌‌”有的求职者刚到北京,王金己交待,赶紧给用工方打电话,说一下‌‌‌‌“岗位给我留着‌‌‌‌”。

王金己对记者说,最近没有大龄的单子,如果有会考虑周超,‌‌‌‌“他能挣钱,我也能挣钱(介绍费)‌‌‌‌”。王金己称,今年因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求职者较前两年倍增,而就业岗位没有新增,还导致工价下跌,用工方更挑剔年龄身高等因素。比如,往年保洁月薪4200元左右,年龄限制在62岁以下,最近招聘的单子降到月薪3500元左右,年龄限制为55岁以下,还往往吃住只包一项。

近几年高龄农民工就业出路日渐逼仄。2019年3月起,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开始全面实行。一些地方先后出台‌‌‌‌“清退令‌‌‌‌”,即禁止18周岁以下、6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50周岁以上的女性这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有些地方还规定,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以及其他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

当下,中国老龄化呈加速态势,农民工老龄化趋势则更加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93亿人,农民工平均年龄41.7岁,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8.2%,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7.3%,约7985万人。往前推十年即2011年,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仅为14.3%。

这意味着,再过十年,7985万农民工的年龄将达到60岁,成为超龄农民工,达到甚至超过了城镇职工法定退休年龄。

都是为了生计

这些50岁以上高龄的甚至超龄农民工,他们身上背负着‌‌‌‌“第一代农民工‌‌‌‌”的标签。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系副教授仇凤仙长期关注农村社会学、社会保障等领域,她主持的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2022年底通过结项验收,近期还将出版专著。

仇凤仙对记者指出,在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并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外出务工的人群,在学术界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是生计型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解决家庭生计问题,所挣的钱用于整个家庭经济开支。他们与之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有明显的代际差异,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是改善自身处境和个人发展,第三代农民工则越来越多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目前,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都超过50岁,很多仍在外出打工。仇凤仙曾遇到过72岁的女性农民工。

在高丽营村附近的劳务市场,记者见到当天找工失败、准备买菜回去休息的白民。

白民租住在周边的村子里,12平方米的一间房,月租金450元。

59岁的白民有些不平,当天看上他的小工头,给他提供的是去工地清理和打扫垃圾的岗位,日薪最高给他180元,不管午饭和接送。中午白民得花费20元左右买午饭,还吃不饱,再扣除车费和15元房租。‌‌‌‌“合着我这一天剩下不了多少钱‌‌‌‌”。白民说,清理工地垃圾的活儿又脏又累,前几天他在工地刷墙除锈,呛得他一上午换了四个口罩。他宁愿选抡大锤、拆墙的工作,虽然累些但日薪高一些。

白民在建筑工地打工的经历并不多。他记得20多年前,自己在天津一个工地做钢筋工,干了一个春天,麦收时回老家,工头拖欠了他近一半工钱。那1000多元钱白民要了几年都没要到手,一气之下他把欠条撕掉,不再去工地打工,转身去城市里卖麻花。新冠疫情后,麻花生意难以支撑,他又出来在工地打工、做保安,做日结工。

与多数高龄农民工不同,白民具有高中学历,因几分之差没考上大学,父亲生病家里困难,他就没再坚持读书。如今,白民还能背诵曹刿论战、岳阳楼记等文章。马上步入60岁,他的一些高中同学已从县城局长、副局长的位置退休,他还在外奔波,白民说,‌‌‌‌“但凡家里有生计,谁愿意背井离乡。‌‌‌‌”

白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成家,小儿子20岁出头刚出去打工。白民还有过一个女儿,14岁时因病去世。‌‌‌‌“病没瞧好,花了上万元,够买好几辆小四轮,当时小麦才三四毛钱一斤‌‌‌‌”。

目前,给小儿子结婚做准备令白民很有压力,他掰着指头说,老家目前结婚彩礼的行情在10万-20万元,‌‌‌‌“你算算我得多少年干出来‌‌‌‌”。

在工地,高龄农民工不好做。2022年冬天,他在工地做小工供灰供砖,有一次干活慢了一些,被工头骂,对方一直让他走人。因为疫情原因,他后来只能滞留工地上,回不去租住的村子。

这几年,仇凤仙先后访谈了200多个45岁以上的高龄、超龄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2500份。老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马路边遇到的绿化工人、小区里的保洁员等,都是仇凤仙的访谈对象,她常常在午休时带上午饭和水果,和农民工们蹲在一起边吃边聊。

在她所在城市芜湖,仇凤仙关注到近年来的新现象,即从事社区保洁、绿化一类工作的农民工,工资以日结为主,一天80元左右,年龄多在65岁左右,来自芜湖市近郊和周边县乡。一个月干几天活就能收入四五百元,对农村老人来说收入相对可观。早晚乘坐劳务中介的小巴进出城,这些老人并不觉得辛苦,相反‌‌‌‌“精神状态还蛮好‌‌‌‌”,自我价值的存在感超出在家留守的老人。一个老人对仇凤仙表示,‌‌‌‌“出来后还能学到东西,蹲在家里什么也不懂。‌‌‌‌”

手里有5万块钱就很满足了

高龄农民工就业背后,也折射出建筑行业和保洁等服务行业的就业年龄结构。

53岁的徐力,自18岁进入建筑工地打工,做过各个工种的工长,如今是一名工头,手下长期稳定的农民工有30余人。目前他最年轻的工人45岁,徐力对记者感叹,建筑业农民工进入断档期。

徐力表示,建筑行业是高危行业,特别是外墙和高空作业,不适合年龄大、腿脚不好的高龄农民工,但身体条件不错的六七十岁农民工,还可以做地面辅助工、杂工。几年前,徐力的工地有一名工人做到75岁,后来被徐力劝回老家,‌‌‌‌“我看着害怕‌‌‌‌”。这几年,建筑行业出于安全考虑,出台规定限制超龄农民工,‌‌‌‌“有些工地要求60周岁不能用,我们也挺为难‌‌‌‌”。

但建筑行业又很难吸引年轻工人。据徐力观察,85后的建筑业农民工很少。他认为,这与建筑行业工人的收入和工程层层转包利润空间降低等有关系。

1987年,徐力离开当时的北京密云县,到城区进入建筑队打工,一天工资5元,当时一个城市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才五六十元。2000年左右,建筑工人一天收入30元,也比进工厂收入高。现在他负责的工地,技术工工资一天近400元,小工200多元。在工地务工的收入比在工厂打工略高或持平,‌‌‌‌“但工厂一般包吃住,而工地打工脏累、吃住条件差,还不招人待见,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徐力观察到,建筑行业时有欠薪,也令年轻人止步。随着工程层层分包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出现三包四包情形。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第一波农民工欠薪潮,而年轻人花销大,不愿意进入可能‌‌‌‌“干了活拿不到钱‌‌‌‌”的行业。徐力称,2006年左右,北京的一些国有建筑企业为了吸引年轻人加入,按照学历给工资,试用期缩短,他只有初中学历,那时他带的几个徒弟工资都比他高,后来他就辞职出来做工头。新冠疫情后,徐力观察到建筑行业欠薪现象又有所‌‌‌‌“抬头‌‌‌‌”。

跟第一代农民工访谈时,仇凤仙关心的问题达70多个,主要集中于几类,比如目前的生计模式靠什么,何时打算停止工作,将来老了往哪里去,最担心什么事情,有没有为自己存养老钱等。

当被问到何时停止工作时,令仇凤仙印象深刻的是,很少有农民工提到想休息了就返乡。‌‌‌‌“没有一个界限,基本上都是说干不动、不能干了为止‌‌‌‌”。

仇凤仙曾问受访农民工,有没有为养老存钱?结果显示,已有存款的不足15%。再继续问,现在有多少存款?大部分人回答在3万-5万元之间。那存多少钱能养老呢?‌‌‌‌“他们表示,手里面有5万块钱左右就很满足了,很少有人说我要存到10万块钱。打算存到10万以上的比例不足1%。‌‌‌‌”仇凤仙告诉记者。

仇凤仙的调研显示,60岁及以上农民工有存款的比例远高于55岁以下的高龄农民工,50岁左右的农民工普遍没什么积蓄。仇凤仙进一步解释说,50岁左右的农民工,个人的生命历程开始往下走,但从家庭生命周期看,正值用钱最高峰。他们的孩子大多在20多岁,或正在上大学,或将婚配提上日程,父辈面临高额的教育和彩礼等支出。60多岁的农民工则更有养老规划意识,‌‌‌‌“多数已经完成对子代的任务,这时候才有能力来为自己想一想。如果有三五万元在手里,已经算幸福的老人了,至少生活不会过于困顿。‌‌‌‌”

仇凤仙解释,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与时代变化联系更加紧密。他们早年碰上经济困难时期,读书也不多。成年后的青壮年时期,虽然赶上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逐渐放宽对人口迁移流动的限制,但在90年代中后期又一度遭遇诸多外出务工限制。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加速,第一代农民工参与其中并作出贡献,他们普遍工资不高、劳动强度大、缺乏社会保障。‌‌‌‌“人到中年后,子代买房和婚姻费用上涨,他们怎么能攒得下钱?六七十岁的农民工,他们的子代正值压力最大的阶段,给不了老人太多的钱,并不是孝不孝顺的问题。那只能祈祷身体好,不要有意外,这些老人他们都说,你怎么好去伸手要孩子的钱。‌‌‌‌”

没有退休的概念

‌‌‌‌“清退令‌‌‌‌”出台后,高龄农民工的就业权益相继引起重视。

劳动法专家、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告诉记者,此前建筑行业出台超龄农民工‌‌‌‌“清退令‌‌‌‌”,更多出于建筑行业安全生产和保障农民工健康权益考虑,却未对超龄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和生活困境需要加以足够关注。同时,‌‌‌‌“清退令‌‌‌‌”影响到农民工劳务市场的供给,提高建筑行业的用工成本。

好在,政策不断调整。2022年11月,人社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指导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为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农民工免费提供公共就业服务。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政策的落地有待时日,而日常生活还在继续。

在劳务市场屡屡受挫,停歇五天后,3月26日,李辉给记者发信息说,他通过以前的工头介绍,在工地找到一个五天的岗位,日薪200元,每天工作九小时。

李辉的老家在山区,一人几分田地,近年来因农村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他的儿媳和孙女都没有土地。四年前,他家承包的土地被征用建学校,一亩地给了几万元补偿。儿子一家外出做卷帘门生意,常年不在家。卷帘门生意并不好做,李辉说,‌‌‌‌“饱和了,就像新建工地减少一样。‌‌‌‌”因此,李辉和老伴不主动向儿子要钱,老家日常开支都是老两口掏钱。李辉表示,一年他能挣上三四万元就‌‌‌‌“很满意‌‌‌‌”。

白民外出做日结工之余,还在老家承包了老乡和亲戚们的20余亩土地。有一次,白民去老家的乡政府办事,和一个工作人员聊起来,对方认为他兼顾打工和承包土地,太辛苦,建议他在老家找个看大门之类的清闲岗位。‌‌‌‌“我就对他说,咱们乡里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加起来,有多少大门岗位呢,再算算咱有多少五六十岁还出去打工的农民?有就业岗位谁也不愿意出来。‌‌‌‌”

受就业形势紧张,以及他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岗位变动等因素影响,六七十岁农民工返乡之后的生计问题,仇凤仙尤其关注。在她看来,部分超龄农民工被淘汰回乡村,家里如有几亩土地还可以维持生活,失地、少地的农民工将面临更加艰难的生活和养老压力。

回到乡村后,他们将来何以养老更是未知。仇凤仙指出,中国农村家庭传统的养老支撑在弱化,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中不少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和县城买房,他们只能主要依靠自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供了一定保障,但当前农村60岁以上老人享有的100余元基础养老金,保障力度有限。因此对农村老人来说,没有退休的概念,活着就是劳作,他们普遍为生活和养老储备不多。

仇凤仙寄希望于通过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让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有机会继续参与乡村建设,通过劳动获得报酬。

王全兴指出,放在‌‌‌‌“三农‌‌‌‌”问题的分析框架中,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经济,才能找到治本之策。否则随着超龄农民工就业去劳动关系化、去劳务关系化,转向灵活用工,对他们的社会保障盲区会更大。

(应受访者要求,李辉、周超、白民、徐力、王敏、张永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