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2024 年 6 月 15 日第一次成为琴师至今，也快有半年的时间了。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对这份工作非常好奇，我也很想写点东西来记录一下这段难得的工作经历。

我并非音乐专业出身，目前主业是在武汉读社会学研究生，幸运的是平时的学习生活较为清闲，有了些许闲暇时间在读研时从事副业。

一。入行契机

在六月的某天，乐团中的一位同伴给我发消息，说有一位老板要接待客人，需要有一位女生在旁边弹琴，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觉得机会难得，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非常紧张，但我还是很想要去试一试。本以为这只是一次活动，弹完了一次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但我没想到带着琴打车来到了别墅区那天后，从此就开启了琴师生涯。

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中第一次踏入别墅，竟是因为我有会弹琴这项技能。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工作时的局促，虽然我不需要演奏高难度的曲目，只需要把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曲目照着谱子弹出来。这些曲子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难度，但我还是非常紧张，生怕把哪个音弹错了，就犯了滔天大祸。老板和客人在茶桌旁聊天，再让厨子安排好一桌的饭菜，无论是客人进场，还是主客宴饮，我的工作就是穿好体面的中式服装，在旁边一首接一首的弹琴，现场所有的音乐都由我现场演奏。从前看《海上钢琴师》《爱乐之城》时，我都会对男主的工作有一定的向往，觉得这是一份很浪漫的工作，但实际的工作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二。工作日常

因为我表现出色，宾主尽欢，从此以后老板只要有接待客人的机会，都会叫我弹琴，我从此习惯了在宿舍里画好大浓妆，换上旗袍，推着一台琴出去打车打到别墅区弹琴工作的日子。

深夜演出结束，一个人打车带琴回宿舍

我必须比客人提前到达地点，假如今晚的客人五点会来，那我最晚四点之前也必须就位，在等待客人时把琴摆放好，把每个音都调准，在客人到达别墅之前就开始演奏，要让每一位客人在进门时就能听到音乐，曲目以传统曲和流行曲为主。有时客人还会进行点歌，说出一首歌名，问我能不能弹一下。其实大部分客人翻来翻去点的都是那几首歌，比如《沧海一声笑》《女儿情》等等，我会提前把这些曲子全都准备好，只要有人点歌就马上弹出来，有时他们会点到一些我从来没有弹过，但我听过的歌曲，这时我就在网上搜一下曲谱，进行视奏，这对于我来说问题也不大。最让我感到棘手的情况是客人点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歌曲，因为来的都是贵客，不能扫人家的兴，无论指定了什么曲目，都不能说不会，都要马上视奏，在客人面前表演一首从未听过也从未弹过的歌曲，全程几乎不能出现任何错误，这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事情，所幸这种情况不太多。曾经有一次宴饮，坐在 c 位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局长，在吃喝尽兴时，老局长对我说：“小姑娘，能不能弹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这时我非常紧张，因为我确实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气氛到了，也只能马上找曲谱视奏，所幸歌曲简单，弹奏效果还不错，我一边弹，局长一边跟着旋律唱起了歌，脸上洋溢起笑容，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从事这项工作，我的 ipad 里存满了各种各样的曲谱，一般按照歌名的字数分成不同的文件夹，便于查找。随着曲库积累量的不断上涨，我会通过观察客人的年龄，衣着，职业来选择演奏的曲目。比如来的客人以中老年人为主，那我就弹邓丽君的歌曲，四大名著电视剧里面的影视金曲等，如果来的客人稍微年轻一些，我就会弹周杰伦，陈奕迅，王菲等人的歌，甚至我考虑到有些场景下客人家的小孩可能也会来，专门突击了一首《孤勇者》。我前后大约准备了六七十首曲目，随着演出的积累，曲库量会一直不断增长。在别墅区工作时，我会根据现场的气氛选择当前演奏的曲目，在客人入场时，我一般会弹《渔舟唱晚》等传统曲目，给他们留下【此地很高雅】的第一印象，随着客人和老板开始聊天，我再更改曲风，变成《青花瓷》《兰亭序》等现代曲目，演奏速度视聊天的气氛而定，如果气氛很热闹，那我弹的曲子就也会节奏快一些，如果气氛有点冷场，就弹慢一些的曲子，演奏曲目随时视现场气氛而定。在老板和客人酒足饭饱，停留在饭桌旁边，短时间之内不能离席，但气氛又略显尴尬时，我就会开始演奏一些耳熟能详，大家都能跟着一起唱的曲子（如凤凰传奇的歌），这时一些客人就会跟着旋律一起大合唱，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老板把场子热起来。

我的工作收入有时是按照演奏时长，有时是按次数，以武汉民乐商演的行情而言，餐厅 / 茶馆定场价格通常为两个小时 200 元，一个小时 120-130 左右。如果是去别墅区的私人会所，那么计费通常按照次数，一次 300~500 不等，演奏时长是随机的，如果老板和客人聊天吃饭很快就结束了，那我就也很快收工，如果聊天吃饭的时间拖的很长，那我就需要一直那里弹奏。大部分时候我弹的时间都在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只有极个别的情况下老板和客人一直在商谈，聊的时间非常久，我弹了四个小时，连续弹了 40 首左右不同的歌曲，弹到后面时自己整个人已经极度疲劳，但还是得让自己一直弹下去，因为很怕自己摸鱼后，老板下次就换成别人来，所以每一次出去表演都要非常卖力。

我并不是职业古筝演员，也不是古筝老师，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学在读研究生，出去做琴师也只是一份体验生活的兼职，一是为了挣点钱，二是把它作为契机，去观察外面的世界。每次打车从大学来到别墅区，我都会感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等待客人光临前，我和老板两个人在屋里玩手机，老板和我语重心长地说，同样是读研的阶段，你的人生经历，比我读研那时候，或者是与你的同龄人相比，实在是丰富太多了。来到这里的人几乎都是武汉重点高校的校领导，武汉周边各种商会的一把手二把手，还有一些权贵政要等等，能来到这里的，本质上都不是普通大学生能接触到的人。很多人没有见过，甚至无法想象吃饭时会有一位年轻美女穿着精致的服装一直在旁边现场演奏所有的音乐，回应客人的请求，点什么歌就来什么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到达这个阶层。

我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是因为可以给老板提供这样的稀缺资源。大部分人在餐馆吃饭时，条件好点的是饭店通过音响放一些歌曲，录音毕竟是廉价的，而现场的音乐是稀缺品。作为琴师，弹琴是本职工作，但有时我甚至不需要弹琴。有些经历会让我感到魔幻，老板有时找我，说下午 / 晚上会有客人来商谈，让我过去弹琴，但实际上他们的商谈是很严肃，需要大量思考的事情，任何音乐的出现都会打扰他们的思绪。那为什么要找我过去？我的工作就是在客人进场的时候短暂弹一两首曲子，其他的时间全部在琴的后背面坐着，玩谱架上的 ipad。我不需要弹琴，也不能离开，打扮漂亮，气质优雅，在琴的后面一直坐着就是我的工作内容。我能感觉到这份工作属于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指出的五大类工作中的随从（flunky）：随从存在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让这个人看起来很重要或者让这个人感到自己很重要。随从也会有具体的任务，但这些任务不过是为了显示这些岗位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这些具体的任务不过是借口和托词。我的存在表面上是为了给大家演奏音乐，实际上更深层的意义是为了提供给客人一种感觉：老板很重视这一次会面，还专门找了一位琴师现场弹琴。虽然在商谈的过程中根本就不需要有人在弹琴，但老板还是专门请了人，很给面子。

除了在别墅区接私人会所的工作，我在招聘软件上投递简历，也找到了很多饭店弹琴的工作。在饭店这样的公开场合弹奏还是和在别墅里面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码，任何一家饭店花钱雇琴师，都是希望能尽可能让人多弹几首曲子，不存在雇人坐在琴后面刷手机的可能性。在饭店弹琴，对于整个人的服装，妆造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因为随时会有客人对着我拍小视频。刚去饭店工作时，我非常不习惯被人举着手机录视频，感觉自己像动物园中被观察的动物，后面时间长了就麻木了，我打扮的漂漂亮亮，在这里弹琴，被人拍摄照片视频也属于这份工作的一部分，接受这份工资，就意味着要习惯这一切。

虽然工作的场所有所改变，但实质内核并无太大变化，琴师依然属于随从（flunky）：随从存在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让这个人看起来很重要或者让这个人感到自己很重要。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一家饭店的户外小院弹琴，琴的旁边是一个鸟笼，里面会有小鸟叽叽喳喳地叫，我在鸟叫声中弹琴。有时会有顾客过来逗鸟，因为距离很近，客人有时也会凑过来逗我几句，这都会让我联想到安陵容被封为鹂妃，本质上都是做鸟。我看似是人，实际上也是和旁边的鸟一样的鸟，本质上都是发出声音取悦别人。

我的工位

三。与同行的关系 —— 竞争与互助

各地的民乐演出需求催生出了大量的群聊，音乐学院的学生手里通常都会有很多商演群的渠道，而我也是有幸被自己的老师拉入群聊，从而认识了很多同行。

琴师的工作几乎都是兼职，老板有需求了就随叫随到，餐厅也不是无时无刻都要有人弹琴，通常只有中午和晚上最热闹的饭点才需要人短暂过去暖场。兼职的性质催生了大量的不稳定，提前几天告知我时间和地点的演出并不多见，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今天被告知第二天要演出，有时是下午被告知晚上要去演出，甚至老板一个电话打过来，自己就要停止手头所有的活动，马上开始化妆打扮带个琴来到指定的地点。那么就一定会出现因时间冲突，自己去不了商演的情况，有时是自己真的有事，有时是自己档期已经满了，没法在同一个时间段奔赴两场商演。在商演群里，找人替自己救场就成了常见的情况。

因为我目前阶段的时间较为宽裕，就常常接下帮人救场的活，替素未谋面的姐妹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弹琴。同行替场的态度往往也是矛盾的，既希望同行的外表和技术要过关，否则老板就会指责自己在外面胡乱找人，又不希望同行的外表和技术过于突出，让老板反倒希望让同行以后常来自己的店铺弹琴，从此以后饭碗就是同行的，自己成了替补。所以一般来说，互相帮忙替场的同行都是外表和技术差不多的人，业余爱好者找业余爱好者帮忙替场，音乐学院的专业生找专业生来替场，反正大家的水平都很相似，老板找谁都差不多，那就还是会更倾向于找长期在店里弹的人，而不是换成别人。四。尾声

成为琴师的半年以来，我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开始发现自己的技术已经到了可以变现的程度时，整个人是很欢欣雀跃的，感到非常自豪。后面随着跑的场次越来越多，整个人也陷入了一种职业倦怠，我本以为靠弹琴来挣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但重复的曲目，重复的动作，心不在焉的观众，都会让我越来越感到心累。当爱好变成工作时，很多事就都开始变味。前一段时间的我大量接商演，恨不得天天都在外面跑，挣很多的钱，现在感到自己的心性被磨损，对整件事都难以提起像从前的热情，开始逐渐减少演出次数，把机会更多的留给刚入行的同行。放眼望去，这半年来的琴师生活带给了我全新的经历，让我更多的思考未来自己到底想要从事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正如一位老板私下和我聊的话：“这份工作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你窥到社会的一角。你是读书人，有知识有文化，还有学历。你现在处于拿时间换钱的阶段，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等你毕业多年，你又会成为今晚酒局中的哪一个角色？未来是你给别人弹琴，还是让别人为你弹琴？”

以上，共勉。

以为她是爱美 结果她是生活窘迫

我同事带的实习生，今天早上被冻哭了准备的说，是骑电动车来的路上，被冻哭了。这个实习生是河南人，她不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冷的天气（再说现在还不算很冷啊）她是没在这种天气的早上七点，骑过 20 分钟的电动车。而且她还没穿棉衣，没穿棉衣就是会冷我们以为她是爱美，结果她是生活窘迫 

她说她每个月生活费是 1500，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这么多，来实习也是这么多。但是现在每个月有 600 块钱房租，水电气手机费 100，就还剩下 800 块。她来了三个月了，置办锅碗瓢盆洗漱用品，刚把吃饭的事整明白了，这个月该交取暖费了。他们租的房子取暖费是 3000，四个人租，每人 750。（不是每个月 3000，是一共 3000）

她本来是预计十月一假期回家拿冬装和被子，但十月一没有放假。打电话让爸妈把东西寄过来，她妈告诉她，她的棉袄和厚被子，让读初中的妹妹拿走了，她妈让她在这边买，可是她交完取暖费以后，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买棉服和加绒的裤子了。

这两天有点降温，还有点刮风，她跟的老师这几天都是白班，她每天早上七点出发，骑 20 分钟电动车到单位，然后去食堂吃饭。

看她呜呜的哭，真是可怜。

她的带教老师在群里帮她问，有没有人有合适的棉衣厚裤子，幸运的是今天上夜班的姐妹，现在身材确实比实习生粗壮一些，但她还留着没生小孩前她穿的两个棉袄和两条加绒厚裤子，夜班给她带过来。我送她一个电动车的挡风被。她的带教老师说每天去食堂吃饭都带她一起。

希望她能够温暖一些吧。

@我不是谦哥儿：身边的朋友，中年以后主要都是围着孩子转。

这几天听一个朋友讲他们夫妇俩给孩子转学的一系列操作。孩子上学遇到霸凌，状态很不好，他们先是找老师找学校，协调一圈后感觉孩子状态还是不好，决定给孩子转学校。接着夫妻俩花了 2 年时间给孩子培养英文，培养差不多了，就带着孩子去隔壁城市申学校。老公为了能带着孩子读书，40 岁重新报了法硕去读研，准备转行。博士媳妇继续留守，干夫妻俩之前的业务。这几天他们带着娃已经面试了好几家不错的学校，录取了一家又去面试另一家，总想找个更好的。

这一轮轮下来，我听了实在是佩服，感觉要换我自己，早躺平了。他们说，娃到了新的学校很开心。诶，感觉为人父母，憋着那股子劲儿，为的也就是看着孩子开心了吧。

身边其他几个生了娃的朋友，现在工作生活安排基本都是跟着娃走。有个朋友本来在通州买的房，到娃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去小区附近的幼儿园看了一眼，回去就跟老公商量把新房卖了，90 平的大两居换成了东城 50 多的老破小，还得补进去好几百万。

还有个朋友，干脆向公司申请外派到了南京做中层，带着娃上南京上学去了，在南京买房安家，就落那儿了，北京的房拿来出租。

还有几个朋友，娃正上初中高中的岁数，就都往海淀跑，其中一位，他媳妇的工作跟着市政府搬到了通州，他们就在通州买了房，可孩子上学在海淀，就在海淀租个房。他自己是大学教授，时间相对宽松些，他照顾孩子，周末才能回通州汇合。还有一位，原本工作和生活都在北四环，前一阵听说为了孩子上学，也跑到海淀去租了房，再每天跑回北四环上班。你说海淀房价能不高吗？

其实说起来，这几家都不卷，就是普普通通孩子，普普通通上学，就是想稍微给孩子教育好一点。看起来，除非彻底躺平随遇而安，就是这个好一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入夜后的办公室，键盘声响消失了，工作上的讨论与争执也变得无影无踪，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变得如同喧嚣落幕后的戏台子，只剩下风扇发出低沉的呜咽。办公大楼的中央空调每晚下班时间准时关闭，北京今年格外闷热，老刘就指望着这台风扇能够带来阵阵凉风。

他知道在这个时间，同事一定不会再出现，于是干脆脱去了上衣，又脱掉了裤子，仰面对着天花板。不过就算如此，皮肤还是很快变得黏黏哒哒，最后他不得不起了身，拧开卫生间的笼头，毛巾沾上凉水，在周身上下一通擦拭，再次躺下，阖上眼，双手抱于胸前，努力入睡。

这是老刘住在公司的第五十天。他是一家传统行业公司里的销售，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只要不出差，他就将办公室当成自己在北京的居所。

在他自己看来，这个举动很寻常。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一千多万人正日日为了生计奔波，人们就像觅食的蚂蚁，白天聚作一团，等到夜幕降临后，四散到城市的角角落落。有房的人可以归家，而无家的人和无根的浮萍没什么两样，在哪里，都只是短暂地找个地方度过黑夜。

从这个角度来看，住在办公室和住在其他地方，其实没什么差别。老刘每天十点后入睡，早上七点，天一亮，便按时起床。当大多数人争分夺秒追上地铁，奋力在车厢里挤出一个能够站立的空间时，他忙着一边整理衣物，收拾床铺，一边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灌满空间。

同事们几点工作，他也几点工作。同事们几点下班，他也几点下班。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从来不会迟到，而且一直是公司里最早出现的员工。

他将自己住办公室的经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后，引来了许多人的热议。大多数人好奇“办公室要怎么才能住人？”“怎么洗澡？”也有人对住在办公室的行为无法认同，直言“窒息”。

在加班晚归，或者早起通勤感到痛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吐槽过“还不如住办公室得了”。一些北漂刚来北京、收入捉襟见肘，能租到的房子也说不上能提供多少尊严，但真的选择住在办公室，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

一来，办公楼属于商用大楼，原则上不允许住人，住在办公室“偷感”很重，被发现后还可能被同事“嫌弃”。另一方面，更多人认为，住在办公室完全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不可接受。还有人担忧，公司万一丢了东西，可说不清楚。

但真的住了，“也就是睡个觉而已，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从2017年到2019年，王森曾在办公室里连续住了两年。回首那段时光，他直言“想一想，也有点儿辛酸”，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一旦住习惯了，其实就跟租房没多少区别。

小六曾从2022年夏天开始陆陆续续住办公室，入冬后，更是直接“定居”了半年。夏天的烦恼是蚊子多，有一个晚上，一觉醒来，她赫然发现手臂上被咬了十几个包，密密麻麻的红点，她成了“自助餐”。冬天一入夜，她便把自己蜷缩在睡袋当中。虽然这样可以御寒，但也有新的苦恼，睡袋毕竟是一个口袋，束缚着身体，犹如被困在了一个茧里面，没法自由伸展和翻身，小六睡得很不踏实。

她始终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住在办公室。每天一早六点，她就要早早起床，将瑜伽垫和睡袋小心翼翼卷好，藏在摄影器材旁边，然后一溜烟儿跑到食堂，一直磨蹭到单位有人出现。等到下班时，别人离开，她也离开，在楼内的休息区里藏到晚上九点之后再回办公室。

身为本地人，住在办公室，肯定是没有住在家里舒服的，可与此同时，每天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家和公司，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么一比较，舒不舒服这点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她更愿意将住在办公室看做一场“生存实验”，“等过了很多年，再想一想这段经历，一定会十分的有意思”。

“你可以住在公司啊”

在北京工作，住宿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安居客上的数据显示，虽然这两年房屋租金略有降低，但北京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价格仍旧维持在3800元上下。而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信息，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761元，租到一个平均水平的一居室，需要花掉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于低于这个薪资的人群来说，房租更是一个沉重负担。

每一个住在办公室的人会反复提到一个词：时间。根据《2023北京通勤特征年度报告》，北京通勤的平均时长在51分钟，位列全国前茅。长时间的通勤，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精神上的损耗。

人们选择住在办公室，最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省下房租或时间。

2022年夏天，因为家中房屋准备装修后出租，小六举家搬到了六环外的昌平乡下。从住的地方到单位，需要先步行半个小时去公交站，再搭乘公交车来到城区，最后还要在地铁里耗费半个小时。一趟两个小时，每一次上班都如同逃命一样匆匆忙忙。

在公司附近租房当然可以省去许多烦恼，但房租实在昂贵，哪怕与人合租，一个月也要两千多块，而自己到手的工资才不到六千元。尤其她从事的行业，出差是常态，这意味着每个月一半时间里，出租屋都要空置。细细一算账，她马上便意识到：这不等于自己花了双倍的价格来租房吗？

她坚持在城区和郊区之间往返了一阵子，但很快便遇上了一个新问题——公司加班是常态，回去的末班车是晚上八点，哪怕紧赶慢赶，自己依然常常错过。赶不上车时，只能打车，车费就要一百多块，“简直就是在贷款上班”，她觉得十分荒唐。

渐渐地，在办公室凑合一宿的念头冒了出来。第一个晚上，小六全无准备，不知道要睡在哪里，只能坐在工位上，推开键盘和文件，朝着桌面一趴，跟鸵鸟一样，把头埋于双臂之间。这样的姿势很难让人睡得踏实，几次入睡，又几次醒来，一夜处在半梦半醒之间，脑袋昏昏沉沉。不过一想到自己省下的金钱，她又觉得心中格外欣喜。

后来，她开始时断时续以办公室为住所，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十月底。入冬后，北京昼短夜长，下了公交车后，眼前的那段路上不光没有路灯，连人影也罕见。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走在黑夜当中，这样的氛围让她十分不安，“就怕突然来个人，把我给噶了，扔河沟里面”。

小六下班的夜路。图 / 受访者供图于是她干脆就不回家了，买来了一个瑜伽垫和睡袋，开始在办公室常住。

王森也是被房租一步步逼到办公室的。2017年，因为在老家天津找不到合适工作，他来到北京，进入了一家国企。起初和单位里许多北漂一样，为了省钱养家，他和其他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房间，两个大男人同挤一张床，一同分担房租。每月一千多元的花费，对于彼时只有七千月薪的他来说，是承受的上限。

但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半年，同事辞职离开北京，他再难找到其他人一起合租，不得不搬到郊区顺义，上班一个半小时，下班一个半小时，挤在公交车和地铁上，像被抽干了空气的气球。

他不怕苦，“反正来北京就准备好了要吃苦”，可有些问题并不是吃苦就能解决的。有一次单位加班，直到十一点才结束，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他站在单位门口盯着荒凉的街头，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觉得自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那一晚，他被迫在办公室里过夜。然而出乎意料，“住在办公室里的感觉还不错”，不用急着赶公交车，也不用怕上班迟到，一觉醒来，甚至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食堂里吃一顿早餐，更何况，不用花一分钱。

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一刹那，王森就冒出了搬到办公室里的念头。那时恰逢有人离职，留下了一张免费的折叠床，他干脆捡了回来，开始安营扎寨。

和前两位不同，在进入公司之前，老刘就已经做好了打算，自己就要住在公司。

这个决定源自于过往的一段失败经历。2019年，他和朋友一起创业，拿出全部积蓄，加上借贷，在老家那座三线城市投资两百多万，开办了一家教培中心。这个举动虽然冒险，但彼时教培行业十分火爆，也不失为一个前景明亮的投资。然而疫情骤然来临，老刘苦苦维持了两年时间，终于血本无归，借来的钱要偿还，学生的钱也要退回去，他不愿意做“老赖”，不得不走上了打工还债的道路，“自己挖了坑，跳进去了，就自己再想办法爬出来吧”。

还债就像是在完成一套复杂的拼图，一步一步，全离不开算计。2021年底，老刘先在深圳跑了一阵子快递，只因为“对方能够提供三个月宿舍”；接下来，他找了一份销售工作，月薪6000元，驻地北京，那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既是办公室，也被员工当宿舍使用，用不着为了住宿额外花钱，“也还行”；2022年9月，为了多赚些钱，他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被派到了南京，虽然需要租房，但很快，他就寻觅到了一间房子，与四人合租，一个月租金只要800块；在南京做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负责起了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日日出差，这回连800块的租金都省了。

然而，个人再如何努力算计，在大环境的碾压下，也是无能为力的。没做几个月，公司效益不好，团队面临裁撤，处于安稳生活中的人大可以选择顺势而为，老刘却不得不争分夺秒，为了接下来的生活好好筹谋。

他再次换了工作，来到北京。可不到三个月，公司高层变动，他莫名其妙遇上裁员，还被拖欠了两万元的报销款。如今提起这段经历，老刘依旧忿忿不满，“一些公司看似正规，其实处处在琢磨着怎么剥削员工”。

对亟需偿还巨债的人来说，赚钱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也是重回正轨的希望。要回这笔报销款，花费了老刘两个月时间，也改变了他的许多观念，他觉得公司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只要能拿到工资，能拿到绩效”。

另一方面，他对开销变得格外谨慎。他想起在南京租房时，一个同事对他说的话：“你可以住在公司啊。”放在当时，这只是一句调侃，但时过境迁，再一次想起来，老刘心中有了不同的念头。

9月份，他入职了新公司，需要经常出差，但也免不了要在北京逗留。入职那天晚上，他拿来了几张硬纸板，在地面上展开，拼出了一张“床”，悄悄度过了第一夜。

住办公室的智慧

办公室是公共场所，没有太多隐私可以容纳。选择住办公室，就必须选择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私人物品没有太多空间放置，欲望也就被无限压缩。唯一重要的，只是如何睡得安稳。

睡过第一天后，老刘就发现了，只靠硬纸板没法长久。地面很凉，也很硬，早上醒来时腰酸背痛。于是第二天，他花了几十块，买来了一个充气床垫，如此将就了两个月，到了冬季，他从家里取来了一条毯子，放在身下，保暖又舒适。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洗衣服是一个问题，洗澡也是一个问题，但很容易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没有洗衣机，衣服就全靠手洗，夏天时挂在窗边一晚就能干；至于洗澡，则更加简单，干脆不洗，如果天气实在炎热，大不了在卫生间用凉水擦擦身体，也能消暑，反正过不了一两天，他又要出差。

一个月里，他曾经辗转于十六个省份。从4月底到8月初，更是三个多月里，七十几天在外奔波。其实，很难说是因为出差如此频繁，老刘才住在办公室，还是因为住在办公室里，老刘才出差如此频繁。他自己坦言：“如果和同事一样在北京有住所，说不定可以换一个安排方式。”

小六与老刘一样，能不洗澡就不洗澡，反正冬天也不怎么会出汗。衣服也用不着换得频繁，反正自己不怎么出门，也就不会太脏。到了周末，有时她回家，有时干脆就在附近找一间青旅，花钱住上一夜，睡得好坏无所谓，重要的是有洗衣机和淋浴。她也惊讶于自己年纪轻轻，居然能找到这些解决办法，“真的感觉就像在城市里探险一样，总有新的发现”。

但并不是谁都能像小六一样，在办公室足不出户，窝上一整个冬天。王森的公司虽然有暖气，可因为节能，温度并不高，他又实在不好意思再在办公室里放上一床棉被。出差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不能日日出差，一个月，最少也有半个月要在北京度过。不出差的日子里，他就像一个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四处搜寻过夜的地方。

好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离开，也留下了许多还未到期的出租屋。只要支付一点费用，就能短暂地在这些房屋内待上一段时日。正如有人拼车，有人拼团，王森“拼房”，他如同一只勤奋的蜜蜂，这里停留一下，那里停留一下。他住过通州，住过房山，最远的地方到了昌平农村，只花了六百块钱，就住了将近三个礼拜。他戏言：“不要说外地人了，就算很多本地人，也未必解锁过这么多的地方。”

相较而言，他还是喜欢夏天一些，只是夏天也有烦恼。他常常出汗，虽然换洗衣服可以等周末回到天津解决，但无法洗澡总归是个大问题。他不敢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大张旗鼓地洗浴，“公司那么多人，万一被加班的人看到，不合适”。但连续一个礼拜，仅靠毛巾简单擦拭，显然不能遮盖住身上的异味，“没办法，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臭，感觉同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不敢停下脚步

王森的同事都知道他住在办公室，他也从未刻意隐瞒过。他想，反正大家收入都不高，谁不是想办法在北京生存下去呢。

办公室里一共四个人，全是北漂，各自有各自的辛苦——有人房产在燕郊，每天光上下班就要三四个小时；也有人在北京买了房，只有五十平方米，塞进了一家五口人，自己只能睡客厅；领导固然收入高一些，却同样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只能在附近租一间地下室，四面无窗，不知日夜。用王森的话说，“大家就谁也别嫌弃谁了。”

小六则很怕被同事发现，她说办公室内斗严重，被发现了，“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但饶是谨慎，也有被撞见的时候。有几次周末，她正在办公室里看剧，突然之间有同事跑来加班。她便也只好装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在工位上认真地面对着电脑，“感觉是在被迫营业”。

老刘住办公室的事，则更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刚入职时，他谎称借住在朋友家里，也和小六一样，每天若无其事装作下班，等估摸着所有人已经离开，再独自悄悄溜回。

直到一天晚上出差归来，他正要入睡，突然遇上同事来公司加班，一时四目相视，场面极度尴尬。他只好编了个理由搪塞，无非时间太晚，不想去打扰朋友云云。听上去颇为合理，同事好似也并未质疑，只是后来，老刘发现，似乎连领导也对这件事心知肚明。

那次他和老板一起出差，本以为会在外地过夜，未曾想老板径直开车回到了北京。午夜时分，望着静默的街道，老刘心中不断盘算着要在哪里下车，才既可以回到办公室，又不被老板发现。谁知道还未说话，率先开口的却是老板，“一会儿我就先把你送回到公司吧？”

老刘觉得，老板应该是发现了的。不过从那以后，彼此之间，谁也没有去详细提及这个问题。老板不问，他自然也不会说，双方就这样保持着微妙的默契。

在同事之间，他在办公室过夜的事情渐渐也不再是秘密。同事偶尔会询问他在办公室里住得好不好，好心地提醒要注意身体。等入冬时，有人担心天气冷，特意告诉他单位有个“小太阳”，记得要打开。

住在办公室，省下通勤时间后，这些住办公室的人，也没有“闲着”，而是像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一样，尽可能将多出的时间转化成“生产力”。

老刘开始尝试在小红书上做直播，聊一聊自己以办公室为家的生活。尽管还没有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收益，但每天跟陌生人谈一谈天，暂时从债务的压力下抽离而出，不失为一种放松。

小六不愿意无所事事。她曾经在补习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操起老本行，开始利用下班后的空闲，给学生做线上家教。楼道尽头凹进去一块小隔间，摆了一张闲置的办公桌，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支起平板电脑，对着屏幕细细讲解立体几何和抛物线。被同事问起，便说自己堂弟正在准备高考。

一堂课两个小时，收费三百块，每个月可以获得将近两千元的收入，对只有几千元工资的她来说足够惊喜。她格外享受这种足不出户，就能搞定一切的生活状态，唯一让人有些忧心的是，因为懒得出门，体重直线飙升，“几个月里，足足长了几十斤”。

两年间，王森的精力全花在了学习上。同事一离开，四下安静无声，办公室就变成了一间天然的自习室。他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地啃着书本，换来四本证书。因为公司政策，这些证书每个月可以给他带来额外一千多元的收入。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些证书，让他后来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新工作还是在北京，月薪一万多块，重要的是提供宿舍。居住不再是难题，他把折叠床送给了别人，从此结束了办公室的寄居生涯。对于人生，这称得上一次巨大飞跃，但偶尔他也会怀念在办公室里居住的经历。他感恩同事的包容，也庆幸正是那些拮据的日子，让自己没有办法蹉跎岁月，“在那种条件下，不敢停下脚步”。

在办公室住了四个月后，因为父亲生病，小六不得不辞职去照顾家人。等2024年再次回归工作时，城中的家早已装修完毕，她也像许多本地人一样，开始了家与单位两点一线的日子。回首住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天，她的心态十分矛盾，一方面感叹当时自己真能吃苦，“天天睡眠不足，感觉人都变傻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在这座昂贵的城市里，自己的做法很理智，那点儿苦也没什么，“就像走夜路，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幽暗得让人害怕。可当你一直向前走，走到灯下，就发现幽暗的地方也很寻常”。

她至今无法理解，当时一个同事在单位附近与人同租，“一个月里半个月在出差，却要花一半的工资来租房。工作是为了赚钱，却为了工作花钱，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么？”

结束办公室居住的人，都打开了新的生活篇章。而还在住办公室的人，还要继续为了下一步的生活而奋斗。老刘还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总之，“先做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依旧是还清债务，每个月一万二的工资一到手，便被他悉数转走，去填充创业留下的黑洞，手上只剩下一些周转资金，用来应付出差和日常开支。

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十分“知足”。在北京安家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享受当下，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家”。他喜欢逛博物馆，也喜欢看演出，就算拮据，也会省出一两百块钱来，去看一场不知名的话剧表演。

但当人们有更多选择时，谁又愿意住在办公室？宋晨是陕西人，因为工作关系，被借调到北京四个月。他原本打算住在远郊区的亲戚家，“可北京实在太大了”，每天五个小时的路途“堪比成吉思汗西征”。在坚持两个多月后，他无奈地搬进了办公室。

这也改变了他原本希望可以留在北京的初衷，“没有房子，幸福感太低，就算收入高，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在办公室断断续续住了两个月后，他已经决定回老家了。北漂，已经不是他的选项了。

（讲述者均为化名）

图 | 杨丽芬工作的工厂上班时间是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半，中间有2个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有时候遇上急货，杨丽芬需要两班转（即12小时白班加12小时夜班），之后才能休息。

在流水线上，杨丽芬负责电路板检测。这份工作不需要太多思考。杨丽芬不懂得电路，工作时只需要辅助仪器，将不到巴掌大小的电路板放到仪器制定的位置，仪器会扫描电路板，出现短路、断电现象，仪器发出提示，杨丽芬将发现问题的地方标注出来即可。

一天下来，杨丽芬能看500个板。

杨丽芬不喜欢车间里的杂音。工厂内，时不时就有仪器重压的咔嚓声和电流发出嗞嗞的声响，像是重金属音乐混着飞机引擎发动的声音。为了让工人工作时更有精神，工厂在车间内准备了准备了两台音响，工人们自己可以连蓝牙播放音乐。但杨丽芬只觉得吵闹。

像杨丽芬一样进入工厂的本科生并不少，其中不乏211等高校的本科生。一位211高校的本科生有些懊恼，他暑期到工厂找工作时，被承诺在苏州为他安排工作的招工中介，安排到了上海工作。不过，他还是决定忍一忍，毕竟他只会在暑期短暂在工厂流水线停留。

根据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发布的数据，2024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79万人，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员有692万人，占到了总体的44%，10年前这一比例为34%。

23岁的陈一凡这个夏天在广东东莞的流水线旁有了一席之地。她是湖南一所本科院校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过去一年，她参加了两次公务员考试，连续落榜。毕业后，她在专业老师介绍下面试过一份机构老师的工作，可惜后来没有回音，面试官只说“我们会尽量给你工作的机会”，之后便不了了之。

一时间找不到工作，陈一凡却需要用钱。陈一凡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四年的学费都是靠助学贷款坚持下来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稳定收入，家里还有一位弟弟正在上学，陈一凡没有收入，但也没好意思向父母开口拿钱。最后，还是靠在工厂打拼多年的堂舅，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她在流水线旁找了一份检查手机膜的工作。

为了赚下学期的生活费，大二学生蓝嘉莹和朋友黄晓婷决定到工厂去做暑假工。她们联系了广东番禺当地一位用工中介，对方要求他们带好身份证和行李，7月21日上午11点到工厂区面试。

为了留下好印象，蓝嘉莹和黄晓婷9点就到了。这是她们第一次到工厂打工。一开始，蓝嘉莹和黄晓婷做的是学校的勤工俭学——招生助理，每天向合适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推荐她们的学校，朝九晚五，一天50块钱。除去日常开销，蓝嘉莹和黄晓婷一天下来最多能剩10块钱。

偶然的机会，蓝嘉莹和黄晓婷听说工厂包吃包住，时薪20元到30元不等，可以赚多少可以存多少。正式到工厂面试前，她们上网搜索到工厂打工的经验，发现网络上已经有各类暑期工的劝退帖，从环境到人，到工作条件，各方面都有不进入人意的地方。但因为门槛低、时薪高的诱惑，她们决定还是试一试。

进入广州番禺的集中工厂区，随处可见招工广告和空置的店铺。星罗棋布的电子厂、玩具厂、鞋厂见缝插针地坐落在工业园区的各个角落。一群人扎堆在工厂门口的树荫下，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旁边带着他们的行李箱或红蓝编制袋，等待被中介录走。

“蓝嘉莹、黄晓婷。”中介拿着名单喊人，出于大学课堂上点名养成的习惯，蓝嘉莹和黄晓婷同时喊了一声“到”。

集齐七、八人之后，蓝嘉莹和黄晓婷被被中介带进了工厂园区一间废弃的车间，墙壁上布满霉斑，深绿色的地板上还留有大型机器压褶出的凹槽。墙上挂着醒目的“禁止拍照和摄像”标识和员工守则规范。

屋里已经等着6、70号人，大多是外地的中年男性。广东36度往上的高温，让原本没有空调的厂房更加闷热，衬得一些袒胸露乳的中年男性，更让人避之不及。

蓝嘉莹、黄晓婷领到了报名表。中介嘱咐她们，只需要填基本信息，再在承诺书上签字，不需要特地填写履历表上的最高学历。因为害怕被骚扰，两人在婚姻状况上特地填写了“已婚”。

在工厂区，戴眼镜的人是惹眼的。招工时遇到戴眼镜的，中介都会仔细询问视力情况，评估会否影响正常工作。在工厂的流水线旁，渊博的学识比不上强壮的体魄实用。只有身体情况过关的人才会被留用。为此，黄晓婷庆幸，自己当天戴了隐形眼镜。

2

偏离的轨迹

在流水线旁，学历高有时候反而是劣势。杨丽芬因为是本科生，吃过几次闭门羹。2022年3月，她参加一家手机制造业工厂的面试。过程中，她主动提及自己是本科生，面试官听了，摆摆手告诉她：不要本科生。这样的情况先后发生了四次。

背后的原因令人唏嘘，一位负责为工厂招工的中介告诉杨丽芬，工厂之所以不愿意招高学历员工，是因为聘用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成本太大。在工厂区，一些单位强制规定要给学历本科以上的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而学历大专及以下的员工，不仅工厂不会强制缴纳五险一金，还有人会主动提及不需要工厂缴纳五险一金，希望工厂省下这笔钱后，把其中一部分作为薪酬发到手里。

有了这些经历，杨丽芬很感谢现在这家工厂，不仅给了她工作的机会，还因为学历给她加了工资。丽芬所在的工厂，大专以上的学历，属于高级技术员一等，本科以上学历，属于高等技术员二等。等级不同，底薪不同。每个月，杨丽芬可以多领到400元左右的底薪和750元的学历补贴。

一次，同流水线上的一位女工从另一位女工打听到杨丽芬的工资条，跑去质问领班：“同样的工作，凭什么她比我们高1000多块钱？”

“人家是本科，你也去考个本科。”女工闭嘴了，但从此没有给杨丽芬任何好眼色。

杨丽芬没有遮掩自己大学毕业后进了工厂工作这件事。但是，因为这件事，她没有少遭家里亲戚的白眼。亲戚们会嫌弃杨丽芬糟蹋钱，说一些“本来就是贷款读的大学，现在读完还不如不读”之类的话。

不似杨丽芬般坦然，陈一凡知道，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是一条违背了家人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道路，她还没准备好告诉家人。

上流水线前，需要上交手机。好几次，陈一凡漏接了爸妈打来的电话。他们不知道陈一凡进了工厂，陈一凡告诉她们在堂舅介绍下找了份好工作。

回拨电话后，陈一凡只对他们解释：这边的工作比较忙，以后要下班时间才能给他们回电话。

不识字的爸妈信以为真，嘱咐陈一凡好好干，别辜负堂舅找的关系。陈一凡不敢告诉爸妈，这里的工作不如在家种田自在，更不是“好好干”就可以的。在这里，目之所及只能看到无尘服套下抽象的轮廓，在一排排冰冷的LDE灯下按部就班地检测手机膜的表面光洁度、划痕和气泡数量。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让陈一凡时不时有呕吐感。

陈一凡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她的父亲一边摩挲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一边不断重复着：“出息了，出息了，老陈家也有大学生了。”他庆幸着家里终于出了个不用看天吃饭的。

往上两代，陈家人都是农民。两头黄牛和租来的三亩地，就是一家人全部的生产资料。靠耕作吃饭，不仅辛苦，更是百般不由人。收成好坏依赖天意，遇到极端天气的年景，避免不了广种薄收。这时候，家里的餐桌上只有糍粑，蒸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再后来，陈一凡一听到饭是糍粑，就偷偷跑去外面摘野果充饥。

那时候，无论是陈一凡本人还是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四年后陈一凡会成为一名流水线旁的工人，她的工作，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也能完成。

图 | 陈一凡工作的工厂毕业的时候，有老同学过来问陈一凡毕业后去哪里高就，陈一凡半开玩笑地回答：“在工厂里拧螺丝呢。”老同学笑起来了：“去工厂还不如在家躺平。”后来进了工厂，陈一凡与老师、同学就少有联系了。

同宿舍的同学还关心她的状况，大家都是连续考公等待上岸的人，得知陈一凡要去工厂的时候，大家都鼓励她：就当作先去工厂区帮大家开路。

学校的同学群里，经常有人吐槽自己的老板无情压榨员工。陈一凡很羡慕，觉得自己也应该是其中的一员，而不是在厂里，干活能有把椅子坐，都需要靠人情。

按照陈一凡的规划，自己应该在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干文员，每日置身于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指尖轻敲键盘，处理着各类文档，闲暇时间，与同事一起交流工作心得或生活琐事。而不是在噪杂的背景音下，听着同事聊着男人和孩子。

3

生存之道

对大学生来说，工厂区的生存之道是一门功课。

在流水线旁，陈一凡分到了一把塑料凳子，累了可以坐会儿。它是广东当地最质朴的款式，没有任何扶手、靠背的地方。在流水线旁，它却暗示着某种特殊。换作平常，这是在厂里工作一年以上的“哥” “姐”才能享有的待遇。靠着堂舅在工厂里的关系，陈一凡也拥有了一把暗示身份的胶凳。

因为这把胶凳，陈一凡在厂里享受到了不少特殊照顾。临近下班，有些手机膜还没检查完，总有同事过来帮忙。食堂去晚了，还有同事帮忙带饭到宿舍。还有同事为她传授厂内心得：领导很喜欢被人尊重，来视察的时候必须站在流水线旁。

陈一凡觉得自己很割裂。她痛恨充满人情世故的世界，但在当下，她必须留在这里，就得与之共处。那把塑料凳子，让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陈一凡欣喜地期盼过，可以离开人情社会，进入人人讲契约精神的圈层。

过去，在农村，陈一凡的家人没有少吃这方面的亏。他们家的田，被村里的一户人家占了四分地，种了棕榈树苗。家中的长辈去村里说理，可是，因为对方有一位表亲在村委会工作，陈一凡家在这件事上最终还是吃了哑巴亏，如今，田还没收回来，种着棕榈树。

那把塑料凳，让陈一凡想到在村里遭遇的种种。一方面她看不上这里的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挤进她想象中，大学毕业后应该进入的轨道。

工厂区的水，比蓝嘉莹和黄晓婷想象的更深。

面试后，中介用十分钟开了简单的培训会，讲劳动纪律和福利待遇。中介提到最多的词是“奖励”，强调暑期工与正式工同工同酬，每个月有400块钱的饭补，干满3到4个月就属于长工，可以得到额外的奖励。

直到这时，中介才透露，大伙儿要去的工厂在35公里外的南沙，不在番禺本地。

得知工作地点和承诺的不同，蓝嘉莹询问中介表示疑议：“老师，我们不是在番禺吗？”

中介愣了一下，看到蓝嘉莹学院风短裙的装扮，摆摆手示意蓝嘉莹跟着大部队往下走：“走走，听安排，你不干明天有的是人来干。”或许在工厂区，不能把口头的契约当回事。

蓝嘉莹有些迟疑，但也没有立刻走人。她在微信上和朋友设置了暗号，一旦有突然情况就叫对方“铁子”。黄晓婷觉得没什么事情，“这么多人都在，不会只骗我们两个吧。”

后来的过程曲折。她们上了大巴，在路上发现车并未往南沙开。于是询问司机，得知时南沙的工厂招满了，中介让司机带她们去东莞的一个工厂，“反正距离都差不多”。但最终，她们被送到了深圳一家知名工厂。

一路紧张，下车时蓝嘉莹稍微松了口气——好歹是个工厂。

两个人被分配到一间10间女工宿舍。当她们搬着行李爬上宿舍楼，出现在宿舍门口时，住在宿舍里的8位长期工人就用露骨的眼光针对蓝嘉莹和黄晓婷每一个动作，“你们的行李不能放这里” “我们这个宿舍只能住八个人，多一个人都很挤。”

蓝嘉莹往宿舍里一看，两张床上堆满了其他人的衣物，看起来是被“征用”了。只能住8人明显是说谎，但对方看起来不在乎，只是摆明态度：大伙儿不让她们俩住这儿。

两人决定服软，跟女工们解释：自己只是暑假工，不会占用太长时间。但女工还是继续为难她们：住不了，自己想办法去。

蓝嘉莹在那一刻感受到工厂区有一股原始的野蛮，多年教育所形成的文明、包容、理解在20平方米的宿舍中并不通用。尴尬的气氛和无效的沟通，让蓝嘉莹和黄晓婷不敢想象最后进入工厂的样子。她们最终决定拿起行李，在外面住酒店凑合一晚，第二天回广州。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杨丽芬坦言，很可能在30岁之前，需要用钱的时候，她就会回到流水线旁工作。

对于杨丽芬来说，相比一些过往赚钱的经历，比如广西山下种植棕榈树，工厂包吃包住的八小时坐班，简直是人间天堂，厂内有空调，可以玩手机，还有相对可口的食堂饭菜，晚上回寝室还可以安稳睡一觉。

2023年4月，杨丽芬陪妈妈在广西一个边远的村庄种植棕榈树，这里没有信号，没有电，睡觉的帐篷也需要自己搭，需要加热的食物需要自己取火。杨丽芬感觉自己活得像原始野人，“就差生啃肉了”。

她也有想过流水线上以外的行当，有时候她随大流考公、考编，有时候她也会想当一个作家，或者攒够了钱去摆摊。但现实总有超越她理想需要完成的事情。

因为是本科生，厂里的领班时不时就问杨丽芬，想不想升管理层，干活更轻松，工资也更高。

不过，杨丽芬拒绝了。她觉得，如果真的当了领班，被永久焊在流水线上的概率更大了。她并不想在这里永远地定下来。

*应讲述者要求，陈一凡为化名

餐饮赚的是辛苦钱

刷到一个抖音博主看了她这一年三个月的所有视频。他们是一对想在本职工作外开辟点新创收项目于是选择了投资开小餐饮门店的普通城市夫妻。从开业到闭店，一年多。她账号里记录了这一年多的全部过程。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完全的餐饮外行人，创业小白，全程被坑，每一个坑，她一个不落全掉进去了。从最开始，加盟，选址。加盟的是炸串品类的一个二线品牌，还好不是最坑人的那种快招品，但也没好哪去。她因为小白，所以是连选址都委托给加盟品牌了。结果就是么，人就是应付下，甚至后面不回复。给你推荐的店铺不是特别贵就是特别远。她想去家附近的两个商场开，品牌方说那里不行，区域保护啥的，但后来她发现别人也正常进去开这个店了。最后给她找了个离家三十公里，人流中等的商场去开。

进场，跟商场签合同，小白不懂，结果闭店时也被坑了不少。进来后品牌商说开门红三天，让他们亏着本做。三天之后，销量跌了一大半。品牌说你得开外卖。开外卖得找专门的外卖运营。一纸合同过来，基础运营费三千一个月，什么都不干就是三千。然后让他们继续亏着本上那个活动搞这个活动。单量上来了，看起来营业额起来了，但月底核算，亏进去两万多。

开始自救，不那么瞎给各路运营，外卖平台砸钱了，结果外卖单数量直接从脚踝斩了。中间要招人，发布岗位后，招聘网站说你要充钱才能发布到前面，交了钱，说你有违规词，直接删了这条招聘，钱不退。要想发得再交钱。去维权发现很多店家都这么被招聘网站坑过。自己去线下招，招来的年轻人没几个能坚持，甚至还碰到过一个其实只是为了过来宿舍住一晚就跑路还假装要来上班的。几个月数据很惨，一直亏钱。合伙人退出，她很理解，每天往返几小时，要是赚钱还好说，一直亏他确实压力大。请了家里亲戚过来帮忙应付这段困难时间。

继续自救，把本就很小的店铺一分为二，另一半做芝士塔可。自己学习外卖运营，不再给运营公司花冤枉钱。多请了两个人。开始自己去上各种活动，去外面发优惠券。自救后第一个月开始爆单，第一次碰到所有人开工都忙不过来的情景，感觉一切好起来了。这个月流水做到了快十二万。月底算账，好消息是不亏钱了，坏消息是也没赚钱。做到十万多流水只能平账。算了下，主要是因为从加盟总部买的物料太贵，抽成太高。外卖平台抽水也太多。流水上去人工成本也上去了。

接着她小姨子的纯外卖店关门歇业了她很吃惊，她小姨子那个店卖芝士肉饼，生意特别好，曾经还做到他们地区品类销量第一。每天都忙得不停，一天几百单那种但小姨子坐下来算账，这个销量都是靠自己掏钱补贴，靠自己掏钱找运营再花钱刷量出来的。最后算下来根本赚不着啥钱，人还累得要死。又这么两三个月，最好的业绩也只是平账。稍微有点差池就得亏钱。人却是累死累活。中间她还裸辞了。原来一直撑着她，能扛得住的丈夫也不行了。在有一单五毛九，连外卖包装成本都不够的单以后崩溃了。

夫妻俩商讨了几次后决定开始闭店。到闭店这，又有转让店铺的代理找来，交了钱说能给你找到转让费 10-15 万的下家。交钱，没声音了，根本没人要来接手自己的店。只能跟商场谈关店，商场一拿合同，说不但要给违约金，罚款还要赔偿几个月租金。就是说你干不下去想关店了，这么小个店铺还得给商场十多万才能不干。找了法律人士，法律写着违约金，租金不可同时收取。后来商场说那你得把我们围挡你店铺的围挡费交了。最后她算了下，她这趟开店，加盟品牌赚到了，商场赚到了，顾客薅活动赚到了，外卖平台赚到了，外卖运营公司赚到了。全都是从她身上赚到的。

最后的视频她自己说，这么开店也不是不能赚，但你不可能想着是个副业赚一笔。你如果是夫妻档自己全身心投入，自己看店自己做事的话，挣两个人人工是够的。对了，这个账号是她学自媒体账号运营所以才做的，从目前效果看，这条路也基本成不了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花冤枉钱去上什么自媒体账号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