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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是生物最基础的本能。在都市中,不孕不育的男女会在各种压力下,将希望寄托在各色生殖中心。家庭权力、夫妻关系和观念,会在辅助生殖的诊室中被彻底暴露,彼此拉扯,这背后的计较,往往不止是一个孩子那么简单。

故事时间:2012 –2019年故事地点:上海

早上七点半,我抵达医院。生殖中心在十二楼,大厅内人头攒动,患者早已在诊室门口等待。人群中,我看见蒋茵孤坐在角落,孤零零地,正朝窗外出神。我换上白大褂,跟护士打声招呼,开始叫号。

‌‌“蒋茵,请到五号门诊室就诊。‌‌”喇叭喊了几遍,不见她进来。我走到她身边,叫两声,她才意识到,怯怯地应了一声。她身材瘦高,总是低头弓腰,看上去有些驼背,脸色蜡黄,黑眼袋浮在脸上,精神总是低迷、恍惚。和她说话,她都要慢半拍,过几秒才能反应过来。

‌‌“你丈夫又没来?今天做取卵手术,怎么都没人陪你?‌‌”

蒋茵低头不说话。

我是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专业是不孕不育方向。医院将我分配到辅助生殖中心。这里通过医疗技术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妻,目前最有效的就是试管婴儿。我们常常被病人和其他同事戏称为:‌‌“送子观音‌‌”。

我所在的生殖中心资质较好,全国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毫不夸张地说,每天上班就像打仗。一个医生一天要接待几百个患者,每周还要安排数台手术。为了应对患者的需求,医院每周只给我们放一天假,病人不断增加,医生仍然远远不够。

试管婴儿从检查、治疗到手术,样样价格不菲,平均花费也要十几万,同时长期不能上班,工作也必须搁置。因此来到这里的患者,大多家境殷实得很。

所谓试管婴儿,并不是用试管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婴儿,而是要从女方的卵巢里取出卵子,男方提供精子,双方匹配成受精卵,再把受精卵培育成活的胚胎,最后还要把胚胎移植入女方的子宫里。

生育是一件奇妙而复杂的事情,牵扯到方方面面。因为环境污染,生活压力,生育年龄推迟等因素,试管婴儿的成功概率,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样高,且治疗周期漫长,患者从检查身体到移植手术,一个周期好几个月,有些屡次失败,成功受孕甚至要好几年。

蒋茵就是其中一例。她治疗了两年多,一直没能成功受孕。

第一次见到她是2013年5月,当时蒋茵37岁,人很瘦,气色也差,加上她精神低迷的种种表现,我以为她是一位长期在家、苦闷的家庭妇女。为了备孕,她看了很多医生,吃了各种中西药,依然没能怀孕,压力特别大,试管婴儿是最后的办法。

第一次见她,我问:‌‌“你丈夫呢?‌‌”蒋茵低着头说:‌‌“他忙,没过来。‌‌”

我说:‌‌“怀孕是两个人的事,你们俩都要先检查身体,根据双方身体条件,医院设计治疗方案。‌‌”蒋茵点点头没说话。

检查当天,我还是没有见到蒋茵的丈夫。这位隐形的大忙人,在男科做完检查就匆匆走了。结果出来,蒋茵有一侧输卵管堵塞,子宫内有些积水,她丈夫的情况较好,没什么问题。我建议她先做输卵管疏通,把粘连的输卵管分开,再做宫腹腔镜手术,把子宫内积水抽干,然后休息三个月,再来检查血液6项,如果没其他问题,就可以做试管。

几个月之后,蒋茵开始做促排卵。促排卵的针需要天天打,一连打十几天直至卵泡成熟,很多病人因为多次促排,打针打到屁股上的肉都僵硬,找不到再能打针的地方。

第一次取卵,蒋茵的卵子情况还不错。经过三次移植,胚胎用完,蒋茵依然未能成功受孕。想要继续做试管,就要重新打促排针,再做一次取卵手术。

第二次取卵的时候,蒋茵说:‌‌“杨医生,你能不能别给我打麻药,直接取卵?我听病友们说,打麻药会影响卵子质量,我疼一点没关系,就不要打麻药了。‌‌”

取卵手术,需要用一根很长的取卵针,穿过阴道穹窿,刺入卵巢,然后从卵巢中吸出成熟的卵子,不打麻药,痛感强烈,但确实有不少患者要求不打麻药,直接取卵。我同意了蒋茵的要求。

手术过程中,蒋茵咬着牙,双手紧紧抓住手术台两侧,额头上浮起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不打麻药的患者多数会叫疼,甚至哀嚎大哭,蒋茵一声不吭。很难想象她是靠什么样的毅力挺过来的。

手术完成后,我让蒋茵在候诊室的病床上休息。过了一会儿,她像个虾米一样弯着腰,缓慢地向前挪动,独自离开医院。背影真叫人心酸。

这次痛苦的取卵,培育出7个活胚胎,做了三次移植手术,还是没有成功。蒋茵不得不继续促排,第三次取卵。这时,距离我第一次在生殖中心见到她,已经过了整整两年,那位隐形的丈夫始终没有出现。

我正在门诊室里跟蒋茵讨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护士把一对外国夫妻带到我的诊室。涉外的刘医生今天休假,科主任听说我的英语水平好,就让我暂时代替一下刘医生。可是这两个人说话速度奇快,口音又都很重,我听得一脑子浆糊,愣是一句话没听懂。两个老外手舞足蹈,边说边比划,而我脸涨得通红,抓耳挠腮。正无计可施,蒋茵站了起来,用流利的英语跟两个老外聊了起来。

因为要做取卵手术,她刚刚还是一脸愁苦的样子,现在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微笑着跟两个老外侃侃而谈,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事业女性的自信和游刃有余。谈了一会儿,她给我翻译了老外的话,然后又把我的话翻译给老外,生僻的医学词汇,不知道她怎么会懂。

外国夫妻离开后,我对蒋茵充满好奇,问她在哪里学的英语。一聊之下才知道,她的情况跟我之前猜得完全不一样。

蒋茵毕业于海外名校,辞职之前是一家500强外企公司的高管,年薪百万,公司在华东地区的业务包括俄罗斯,中国,韩国,日本都是她负责管理,而她隐形的丈夫只是一个普通的IT工程师。上海的房子、汽车都是蒋茵出资购买的。

即使成为家中的绝对经济支柱,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蒋茵还是没有话语权。丈夫、公婆,还有周围的亲戚,多次劝她在家辞职备孕,说女人无论事业怎样,最重要的还是生一个孩子。这些人仿佛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共同探讨抚育下一代的大计划,哪个搬出来都能做主,唯独蒋茵被排除在门外,没有参与讨论的权力。

第三次手术,蒋茵取出7个优质卵子。为了以防万一,我建议她冷冻两颗卵子,剩下的5个卵子配成功2个活胚胎,给她做了移植手术。这一次,依然失败了。根据她的身体状况,我让蒋茵休息几个月再过来做手术,因为频繁做手术只会让成功率更低。在那之后,她一直没有来。

2015年9月,顾爱莲和丈夫来医院就诊。夫妻俩长相出众,穿着打扮时尚,看上去都非常年轻。夫妻两人同龄,都是28岁。婚后,顾爱莲怀孕多次,都做人流打掉了。后来她患上习惯性流产,虽然能够怀孕,却无法保住。我建议他们做第三代试管婴儿。

检查完毕,顾爱莲没有太大问题,男方的问题较大,弱精,精子活动能力差,也需要吃药调节。诊室里,顾爱莲一直在埋怨丈夫:‌‌“都怪你,都怪你,你看看,我受的这些罪都是为了你。‌‌”男人很尴尬,一声不吭,只是紧紧地拉着妻子的手。

午休时候,我刚到休息室门口,一股水果香气扑鼻而来。同事拿来一盘水果,荔枝,莲雾,山竹,还有榴莲,都是好东西。同事们笑眯眯地说:‌‌“沾你的光,是你的病人送的。‌‌”我问:‌‌“谁送的?‌‌”

‌‌“那个顾爱莲的丈夫送来的,说是麻烦我们了,这个果篮起码要好几百块钱,里面都是最贵的水果。‌‌”

调理了几个月之后,顾爱莲夫妻的身体情况均有好转,治疗进入到下一阶段。每次来,顾爱莲都会跟我顶几句,好像不说点反对意见她就不开心,她丈夫总是一脸窘态,然后背着顾爱莲,送我送昂贵的果篮表示歉意。科室里的小护士给他取了个绰号:‌‌“果篮男‌‌”。

有一天,顾爱莲乘人不注意,偷偷拿出一个很厚的红包,塞到我的口袋里,我吓坏了,赶紧拿出来还给她,她非要塞给我不可,我严肃地说:‌‌“收患者的红包会被开除,你赶紧收起来。‌‌”她才讪讪地收回去。

原来,她从别的地方打听到,第三代试管可以事先鉴别出胚胎的性别,问我能不能只给她移植男孩的胚胎。我解释道,如果患者有遗传性疾病,为了检测染色体是否异常,才会做胚胎的性别鉴别。单纯地想要一个男孩,我们不能做,同时也是违法的。

顾爱莲变了脸色,拍着桌子喊:‌‌“为什么不能给我做?让你鉴别你就鉴别,我们又不是花不起这个钱!为什么我一个邻居在你这里做试管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你不收红包,是不是嫌钱少,你说要多少我都可以给你!‌‌”

还没等我说话,顾爱莲的丈夫抓住她,拼命往外拖,离得老远,还听见顾爱莲高声大骂:‌‌“你拉我干嘛,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我生不了男孩,你以后就能光明正大找小三,包二奶给你生儿子,我嫁给你的时候你可是穷光蛋,有钱了你就变陈世美!‌‌”候诊的患者纷纷摇头,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女人。小护士悄悄地说,看来今天又有水果吃了。果然,那天送来的果篮特别大。

我吃着水果,感慨万分:‌‌“有这么好的丈夫宠着,开开心心做个富太太多好,她丈夫又不介意生男生女,她为什么要这么作。‌‌”

号称老百晓的护士长摇头说:‌‌“你想得太简单了。你怎么知道她丈夫不介意?我看过顾爱莲的病历,她以前打过好多次胎。她丈夫要是真心为她考虑,不介意生男生女,何必让她受罪一次又一次地打胎,还要做试管婴儿?‌‌”

顾爱莲夫妻的受精卵成功培育出7个优质胚胎,我打算分四次给她移植。但顾爱莲说既然不能挑选性别,就一次移植三个,这样怀上男孩的机率更大。我解释,一下移植三个,万一三个都成活了,变成三胞胎,对孕妇和孩子来说,风险很大,她是习惯性流产,一旦流产得不偿失,还不如移植两个,相对风险小。

她说:‌‌“我年轻身体好,三胞胎受得了,再说,不是可以减胎吗?成功之后,你帮我把男孩留下,女孩减掉。‌‌”

我说:‌‌“减胎的风险很大,搞不好三个都没了,到时候后悔莫及。‌‌”

顾爱莲拉着我的手低声哀求:‌‌“杨医生,求求你,给我移植三个吧,求求你。‌‌”她泪水盈盈,看上去非常可怜。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我还是拒绝了她的要求。

手术很成功,复查时,两个胚胎都成活了,顾爱莲头一次没有跟我发脾气,高高兴兴跟丈夫手拉着手。不幸的是,怀孕三个月,胚胎生化了,还是没能保住。后来又三次移植,都没能成功受孕。之后,夫妻俩没有继续治疗。

后来我遇见一个患者,是顾爱莲的病友。她告诉我,顾爱莲早就生了女儿,都上小学了,但她坚持想要儿子,怀孕就找熟人偷偷照B超,发现是女孩就打掉。

两人结婚时,顾爱莲的丈夫一穷二白,两人相互扶持走到今天。后来,丈夫的生意越来越成功,顾爱莲却随着年龄增长,感觉自己年老色衰了。日益渐增的恐慌与危机感伴随着她,她害怕如果没有儿子,丈夫会找小三生儿子,和她争夺家产。唯有生了儿子,才能牢牢掌控住这个男人,不然,女主人的地位势必惨遭不保。至于她的丈夫,表面上疼惜她,其实暗中也施加了不少隐形的压力。

据说,顾爱莲和丈夫到泰国去做试管婴儿了,因为泰国可以选择性别。也许在她看来,想要保护属于她的财产,不让这些年吃过的苦白费,生儿子是唯一的手段吧。

2018年的夏天,上海酷热难当,赵菁给保姆放了一天假,在厨房忙着给两岁的儿子小华做辅食。厨房里暗暗的,虽然是中午时分,但天空阴霾,似乎使人觉得已是黄昏。一道刺眼的闪电划过,雷声轰隆隆响起。赵菁吓了一跳,担心儿子被雷声吓到,赶紧小跑着冲进儿子的房间,没想到,小华并没有不安的表现,安安静静地摆弄着玩具。

赵菁倚在门框上,看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为了让他来到这个世上,她做了8年的试管婴儿,其中痛苦难以言喻。

又一个炸雷响起,她被雷声震得捂住耳朵,但小华还在安静地玩,似乎完全没有听见。赵菁的脸色变得煞白,好像被雷电击中一般。她走到小华面前,雷声再次响起,儿子脸上依然只有甜甜的笑。赵菁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下子碎成粉末。

赵菁的儿子耳聋,为了照顾儿子,她决定辞职。

消息很快传遍了医院。她今年43岁,是医院的明星护师,上海乃至国家的大领导来医院治疗,都是她负责护理工作。和普通护士不同,她是名校护理专业的博士,在国内外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手下还带着几个硕士生学生。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很有希望当上副院长。

赵菁博士毕业时,已经是30岁。三年后,她护理过的一个病人,一位40多岁的香港商人爱上了赵菁,拼命追求她,两个人交往一年后结婚。婚后,赵菁一直没有怀孕。夫妻俩检查了身体,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唯一的可能就是年龄大了,生育能力自然下降。

从2008年开始,赵菁就断断续续地在做试管婴儿的手术,因为平时太忙,丈夫又经常要出差,兼之年龄偏大,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功。2013年至2016年,她由我负责治疗。其间打了多次促排卵针,吃了数不清的药,体重暴涨了30多斤,原本窈窕的身材变得臃肿。

我问赵菁,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生孩子,现在上海选择丁克的夫妻也挺多,她这个年龄打那么多促排药,多伤身体。赵菁告诉我,她家是医学世家,姑姑也曾是上海有名的妇科医生,一辈子忙于工作,没有成家,70多岁时中了风,半身不遂,只能靠保姆照顾。保姆欺负姑姑没有后代,平时无人过问,便偷光姑姑家里的东西逃走了,姑姑最后饿死在床上,很多天后被邻居发现。姑姑去世时,她年纪还小,但这件事深深地印在她脑袋里。

赵菁说:‌‌“我不想步我姑姑的后尘,老无所依,太惨了,无论如何,我得有个亲生的孩子。‌‌”

直到2016年初,赵菁才终于成功受孕,生下儿子小华。正常来说,在孩子出生后两天就应该检查一次听力,然后44天再做一次复查,如果确诊孩子有听力障碍,就要在6个月内佩戴助听器,在1岁时植入人工耳蜗,否则孩子会因为听不见,丧失说话能力。

赵菁夫妻俩都特别忙,小华由保姆照料长大,也没想起给儿子检查听力。平时赵菁只是觉得儿子比较安静,还以为自己很幸运,生了一个乖宝宝,直到那天的雷声震醒了她。

医院确诊,小华是重度耳聋,只有一只耳朵能听见一点轻微的声音,但已错过最佳手术治疗时间,具体何时能再做手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决定。在小华没有做手术之前,只能先佩戴助听器,即使如此,能听到的声音也非常有限,需要有人帮助他,训练他的听力和说话能力。

赵菁辞职后,全心全意地扑在儿子身上。小华学习说话比正常孩子艰难百倍,每一个简单的词语,都需要用夸张的口型教他百遍千遍。赵菁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只教会小华说一些简单的话。她和丈夫带着小华跑遍了国内外知名医院。

2019年8月,美国一家医院确定可以帮小华做手术,恢复听力。因为需要不时复诊,赵菁在美国租了房子,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国。

因为一场童年的阴影,赵菁始终顾虑着养老问题。她坚持认为,没有孩子,老后的下场必定凄惨。为此退出医学之路,主动闭合了人生的一种可能性,选择成为一个母亲。我偶尔忍不住幻想,假如她没有做试管婴儿,或者小华是健康的孩子,赵菁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

想必她已经成为年轻的副院长,甚至成为医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9月,电脑记录显示,蒋茵的卵子冷冻费用已经用光,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是想继续手术,还是延长冷冻期限。她笑笑说,不需要了。

原来她离婚了。上次手术失败之后,蒋茵的丈夫,那个两年中一直隐形的男人坚决要求离婚。因为没能生个孩子,财产分配的时候,蒋茵只留下一套小房子,其他资产都给了丈夫。离婚后她才知道,丈夫早就找好了新人,并且已经怀孕,公婆已经给未出生的婴孩准备衣服了。

恢复单身后,蒋茵重入职场,依然是外企的高管,不同的是,现在赚的钱自己一个人花。抛下生育的压力,她的心情很好,朋友们都说她越活越年轻。

蒋茵说:‌‌“就当之前做了个噩梦吧。‌‌”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撰写,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女性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年龄。而最大的焦虑通常出现在 28~30 岁左右,因为衰老,因为……生育。

从小到大,每个女孩都听过「女性生育要抓紧呀,过了一定年龄就生不出来了」的规训,媒体也在不断渲染「女人的最佳生育期只有黄金几年」。

尽管如此,国内外似乎都出现了「女性晚育」的趋势,女性首次生育年龄在不断攀升。从 1990~2017 年,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就从 23.4 岁提高到了 26.8 岁,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保持。

大城市的这一趋势更是明显。比如 2020 年,上海户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已经到了 30.3 岁。

是女性忽略了最佳生育年龄吗?

首先要承认的是,在医学上,「最佳生育年龄」是客观存在的。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5~34 岁,无论是母亲自身的孕产并发症,还是胎儿的异常或不良预后,都处在风险最低的时段。因此,35 岁也被界定为「高龄产妇」与「普通产妇」的分界线。

以胎儿染色体异常为例,在母亲 35 岁后,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涨幅逐渐增大。(见图 1)

再来看关于孕产并发症的风险。2009 年,有研究者对全美 700 多万住院人口统计,列出了不同年龄段与孕产妇相关并发症的关系。图 2 呈现的是每种并发症在 1000 人中发病的人数。

但如果我们站远一点看,将纵坐标放大到 1000 人的单位时,就会发现,就孕产并发症而言,35 岁并不是一个陡峭的拐点;对个体而言,实际影响也没有舆论渲染得那么夸张。

举例来说,25~29 岁,1000 人中有 67.5人出现早产;到了 35~39 岁,这个数字是 75.4 人。发生概率上提升了 11%,但实际上每  1000 位孕妇中增加了 7.9 人。

再比如妊娠期高血压, 35~39 岁相比于 25~29 岁,1000 个人中的发生比例增加了 28.5%,看起来非常明显。但实际人数上,是每 1000 人中多了 15 人。

即使过了 35 岁,怀孕后最终安全生下宝宝的,依旧是大多数。

不过,作为「高龄产妇」,为了让风险尽可能低,在临床上自然会有一些特殊待遇,不仅需要更严格地控制血压、血糖,医生也会建议合理利用无创 DNA、羊水穿刺等检测手段,将生下染色体异常患儿的风险降到最低。

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无论是亲友还是医生,也都习惯性地一次次劝说女性:早点生孩子,母亲和孩子健康的几率都会更高。

这种劝说并非没有道理,但却有些失衡了——人群上的失衡,和决策上的失衡。

比如在人群上,生育风险的讨论似乎都聚焦于一个性别、一个年龄层。其实,无论是男是女都存在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龄」的(男性一般界定为 27~35 岁)。还需要一提的是,我国平均婚育年龄虽然在推迟,但童婚早育状况也在恶化。

2016 年,15~19 岁的女性生育率达到 0.9%,甚至超过了 40~44 岁女性的生育率。而 19 岁生育的综合风险高过 35 岁,14 岁生育的综合风险超过 40 岁。

另外,年龄也不是生育的唯一砝码。

对于我们每个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来说,生孩子,从来不只是一件医学上的事。医学能够评估的,只是生育前后的短期健康状况,然而,无论是对女性、对孩子、对家庭,生育都是一件会带来长期影响的事情,不是用「年龄」就可以简单界定的。

比如,不少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现,母亲先积累一定的资源后再生育,可能对母亲和孩子都更有利。

甚至对女性来说,成为母亲意味着要面临「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这一「惩罚」反应在经济收入上,就是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异,以及母亲与非母亲之间的收入差异,一大部分是因为成为母亲的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和照料劳动。在 1989 年,每多生一个孩子就会导致女性工资降低 9% 左右,到了 2015 年,每多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降低 13% 左右。

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都有自己的职业追求,在生育时机的抉择上,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自己能力足够强时再去考虑婚育。

当我们在讨论「最佳生育年龄」时,要记住,这个最佳,只是一个统计学上「最漂亮的数字」。统计数字是一个很有用的参考,然而,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有些独特的「数据」只有自己知道,比如: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体状况、家族健康史如何?如果要抚育孩子,你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能得到哪些帮助?……

这些,都是在医学数据无法告诉你的事,但却是会深刻影响你生育后人生的事。

说真的,生孩子这件事的确是一场冒险,我们期待着编织一张无比缜密的网,把所有不确定因素隔绝在外,稳稳地接住这个即将来临的小生命。然而,人生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很难说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万无一失。

当个人价值、事业发展、家庭关系、生命延续等种种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希望每个女性、每个家庭,都能经过衡量和准备做出最适合的选择,而不是在外界焦虑的裹挟下,因为所谓的「倒计时」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