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殖中心哭泣
繁殖是生物最基础的本能。在都市中，不孕不育的男女会在各种压力下，将希望寄托在各色生殖中心。家庭权力、夫妻关系和观念，会在辅助生殖的诊室中被彻底暴露，彼此拉扯，这背后的计较，往往不止是一个孩子那么简单。
故事时间：2012 –2019年故事地点：上海
早上七点半，我抵达医院。生殖中心在十二楼，大厅内人头攒动，患者早已在诊室门口等待。人群中，我看见蒋茵孤坐在角落，孤零零地，正朝窗外出神。我换上白大褂，跟护士打声招呼，开始叫号。
“蒋茵，请到五号门诊室就诊。”喇叭喊了几遍，不见她进来。我走到她身边，叫两声，她才意识到，怯怯地应了一声。她身材瘦高，总是低头弓腰，看上去有些驼背，脸色蜡黄，黑眼袋浮在脸上，精神总是低迷、恍惚。和她说话，她都要慢半拍，过几秒才能反应过来。
“你丈夫又没来？今天做取卵手术，怎么都没人陪你？”
蒋茵低头不说话。
我是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专业是不孕不育方向。医院将我分配到辅助生殖中心。这里通过医疗技术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妻，目前最有效的就是试管婴儿。我们常常被病人和其他同事戏称为：“送子观音”。
我所在的生殖中心资质较好，全国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毫不夸张地说，每天上班就像打仗。一个医生一天要接待几百个患者，每周还要安排数台手术。为了应对患者的需求，医院每周只给我们放一天假，病人不断增加，医生仍然远远不够。
试管婴儿从检查、治疗到手术，样样价格不菲，平均花费也要十几万，同时长期不能上班，工作也必须搁置。因此来到这里的患者，大多家境殷实得很。
所谓试管婴儿，并不是用试管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婴儿，而是要从女方的卵巢里取出卵子，男方提供精子，双方匹配成受精卵，再把受精卵培育成活的胚胎，最后还要把胚胎移植入女方的子宫里。
生育是一件奇妙而复杂的事情，牵扯到方方面面。因为环境污染，生活压力，生育年龄推迟等因素，试管婴儿的成功概率，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样高，且治疗周期漫长，患者从检查身体到移植手术，一个周期好几个月，有些屡次失败，成功受孕甚至要好几年。
蒋茵就是其中一例。她治疗了两年多，一直没能成功受孕。
第一次见到她是2013年5月，当时蒋茵37岁，人很瘦，气色也差，加上她精神低迷的种种表现，我以为她是一位长期在家、苦闷的家庭妇女。为了备孕，她看了很多医生，吃了各种中西药，依然没能怀孕，压力特别大，试管婴儿是最后的办法。
第一次见她，我问：“你丈夫呢？”蒋茵低着头说：“他忙，没过来。”
我说：“怀孕是两个人的事，你们俩都要先检查身体，根据双方身体条件，医院设计治疗方案。”蒋茵点点头没说话。
检查当天，我还是没有见到蒋茵的丈夫。这位隐形的大忙人，在男科做完检查就匆匆走了。结果出来，蒋茵有一侧输卵管堵塞，子宫内有些积水，她丈夫的情况较好，没什么问题。我建议她先做输卵管疏通，把粘连的输卵管分开，再做宫腹腔镜手术，把子宫内积水抽干，然后休息三个月，再来检查血液6项，如果没其他问题，就可以做试管。
几个月之后，蒋茵开始做促排卵。促排卵的针需要天天打，一连打十几天直至卵泡成熟，很多病人因为多次促排，打针打到屁股上的肉都僵硬，找不到再能打针的地方。
第一次取卵，蒋茵的卵子情况还不错。经过三次移植，胚胎用完，蒋茵依然未能成功受孕。想要继续做试管，就要重新打促排针，再做一次取卵手术。
第二次取卵的时候，蒋茵说：“杨医生，你能不能别给我打麻药，直接取卵？我听病友们说，打麻药会影响卵子质量，我疼一点没关系，就不要打麻药了。”
取卵手术，需要用一根很长的取卵针，穿过阴道穹窿，刺入卵巢，然后从卵巢中吸出成熟的卵子，不打麻药，痛感强烈，但确实有不少患者要求不打麻药，直接取卵。我同意了蒋茵的要求。
手术过程中，蒋茵咬着牙，双手紧紧抓住手术台两侧，额头上浮起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不打麻药的患者多数会叫疼，甚至哀嚎大哭，蒋茵一声不吭。很难想象她是靠什么样的毅力挺过来的。
手术完成后，我让蒋茵在候诊室的病床上休息。过了一会儿，她像个虾米一样弯着腰，缓慢地向前挪动，独自离开医院。背影真叫人心酸。
这次痛苦的取卵，培育出7个活胚胎，做了三次移植手术，还是没有成功。蒋茵不得不继续促排，第三次取卵。这时，距离我第一次在生殖中心见到她，已经过了整整两年，那位隐形的丈夫始终没有出现。
我正在门诊室里跟蒋茵讨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护士把一对外国夫妻带到我的诊室。涉外的刘医生今天休假，科主任听说我的英语水平好，就让我暂时代替一下刘医生。可是这两个人说话速度奇快，口音又都很重，我听得一脑子浆糊，愣是一句话没听懂。两个老外手舞足蹈，边说边比划，而我脸涨得通红，抓耳挠腮。正无计可施，蒋茵站了起来，用流利的英语跟两个老外聊了起来。
因为要做取卵手术，她刚刚还是一脸愁苦的样子，现在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微笑着跟两个老外侃侃而谈，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事业女性的自信和游刃有余。谈了一会儿，她给我翻译了老外的话，然后又把我的话翻译给老外，生僻的医学词汇，不知道她怎么会懂。
外国夫妻离开后，我对蒋茵充满好奇，问她在哪里学的英语。一聊之下才知道，她的情况跟我之前猜得完全不一样。
蒋茵毕业于海外名校，辞职之前是一家500强外企公司的高管，年薪百万，公司在华东地区的业务包括俄罗斯，中国，韩国，日本都是她负责管理，而她隐形的丈夫只是一个普通的IT工程师。上海的房子、汽车都是蒋茵出资购买的。
即使成为家中的绝对经济支柱，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蒋茵还是没有话语权。丈夫、公婆，还有周围的亲戚，多次劝她在家辞职备孕，说女人无论事业怎样，最重要的还是生一个孩子。这些人仿佛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共同探讨抚育下一代的大计划，哪个搬出来都能做主，唯独蒋茵被排除在门外，没有参与讨论的权力。
第三次手术，蒋茵取出7个优质卵子。为了以防万一，我建议她冷冻两颗卵子，剩下的5个卵子配成功2个活胚胎，给她做了移植手术。这一次，依然失败了。根据她的身体状况，我让蒋茵休息几个月再过来做手术，因为频繁做手术只会让成功率更低。在那之后，她一直没有来。
2015年9月，顾爱莲和丈夫来医院就诊。夫妻俩长相出众，穿着打扮时尚，看上去都非常年轻。夫妻两人同龄，都是28岁。婚后，顾爱莲怀孕多次，都做人流打掉了。后来她患上习惯性流产，虽然能够怀孕，却无法保住。我建议他们做第三代试管婴儿。
检查完毕，顾爱莲没有太大问题，男方的问题较大，弱精，精子活动能力差，也需要吃药调节。诊室里，顾爱莲一直在埋怨丈夫：“都怪你，都怪你，你看看，我受的这些罪都是为了你。”男人很尴尬，一声不吭，只是紧紧地拉着妻子的手。
午休时候，我刚到休息室门口，一股水果香气扑鼻而来。同事拿来一盘水果，荔枝，莲雾，山竹，还有榴莲，都是好东西。同事们笑眯眯地说：“沾你的光，是你的病人送的。”我问：“谁送的？”
“那个顾爱莲的丈夫送来的，说是麻烦我们了，这个果篮起码要好几百块钱，里面都是最贵的水果。”
调理了几个月之后，顾爱莲夫妻的身体情况均有好转，治疗进入到下一阶段。每次来，顾爱莲都会跟我顶几句，好像不说点反对意见她就不开心，她丈夫总是一脸窘态，然后背着顾爱莲，送我送昂贵的果篮表示歉意。科室里的小护士给他取了个绰号：“果篮男”。
有一天，顾爱莲乘人不注意，偷偷拿出一个很厚的红包，塞到我的口袋里，我吓坏了，赶紧拿出来还给她，她非要塞给我不可，我严肃地说：“收患者的红包会被开除，你赶紧收起来。”她才讪讪地收回去。
原来，她从别的地方打听到，第三代试管可以事先鉴别出胚胎的性别，问我能不能只给她移植男孩的胚胎。我解释道，如果患者有遗传性疾病，为了检测染色体是否异常，才会做胚胎的性别鉴别。单纯地想要一个男孩，我们不能做，同时也是违法的。
顾爱莲变了脸色，拍着桌子喊：“为什么不能给我做？让你鉴别你就鉴别，我们又不是花不起这个钱！为什么我一个邻居在你这里做试管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你不收红包，是不是嫌钱少，你说要多少我都可以给你！”
还没等我说话，顾爱莲的丈夫抓住她，拼命往外拖，离得老远，还听见顾爱莲高声大骂：“你拉我干嘛，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我生不了男孩，你以后就能光明正大找小三，包二奶给你生儿子，我嫁给你的时候你可是穷光蛋，有钱了你就变陈世美！”候诊的患者纷纷摇头，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女人。小护士悄悄地说，看来今天又有水果吃了。果然，那天送来的果篮特别大。
我吃着水果，感慨万分：“有这么好的丈夫宠着，开开心心做个富太太多好，她丈夫又不介意生男生女，她为什么要这么作。”
号称老百晓的护士长摇头说：“你想得太简单了。你怎么知道她丈夫不介意？我看过顾爱莲的病历，她以前打过好多次胎。她丈夫要是真心为她考虑，不介意生男生女，何必让她受罪一次又一次地打胎，还要做试管婴儿？”
顾爱莲夫妻的受精卵成功培育出7个优质胚胎，我打算分四次给她移植。但顾爱莲说既然不能挑选性别，就一次移植三个，这样怀上男孩的机率更大。我解释，一下移植三个，万一三个都成活了，变成三胞胎，对孕妇和孩子来说，风险很大，她是习惯性流产，一旦流产得不偿失，还不如移植两个，相对风险小。
她说：“我年轻身体好，三胞胎受得了，再说，不是可以减胎吗？成功之后，你帮我把男孩留下，女孩减掉。”
我说：“减胎的风险很大，搞不好三个都没了，到时候后悔莫及。”
顾爱莲拉着我的手低声哀求：“杨医生，求求你，给我移植三个吧，求求你。”她泪水盈盈，看上去非常可怜。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我还是拒绝了她的要求。
手术很成功，复查时，两个胚胎都成活了，顾爱莲头一次没有跟我发脾气，高高兴兴跟丈夫手拉着手。不幸的是，怀孕三个月，胚胎生化了，还是没能保住。后来又三次移植，都没能成功受孕。之后，夫妻俩没有继续治疗。
后来我遇见一个患者，是顾爱莲的病友。她告诉我，顾爱莲早就生了女儿，都上小学了，但她坚持想要儿子，怀孕就找熟人偷偷照B超，发现是女孩就打掉。
两人结婚时，顾爱莲的丈夫一穷二白，两人相互扶持走到今天。后来，丈夫的生意越来越成功，顾爱莲却随着年龄增长，感觉自己年老色衰了。日益渐增的恐慌与危机感伴随着她，她害怕如果没有儿子，丈夫会找小三生儿子，和她争夺家产。唯有生了儿子，才能牢牢掌控住这个男人，不然，女主人的地位势必惨遭不保。至于她的丈夫，表面上疼惜她，其实暗中也施加了不少隐形的压力。
据说，顾爱莲和丈夫到泰国去做试管婴儿了，因为泰国可以选择性别。也许在她看来，想要保护属于她的财产，不让这些年吃过的苦白费，生儿子是唯一的手段吧。
2018年的夏天，上海酷热难当，赵菁给保姆放了一天假，在厨房忙着给两岁的儿子小华做辅食。厨房里暗暗的，虽然是中午时分，但天空阴霾，似乎使人觉得已是黄昏。一道刺眼的闪电划过，雷声轰隆隆响起。赵菁吓了一跳，担心儿子被雷声吓到，赶紧小跑着冲进儿子的房间，没想到，小华并没有不安的表现，安安静静地摆弄着玩具。
赵菁倚在门框上，看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为了让他来到这个世上，她做了8年的试管婴儿，其中痛苦难以言喻。
又一个炸雷响起，她被雷声震得捂住耳朵，但小华还在安静地玩，似乎完全没有听见。赵菁的脸色变得煞白，好像被雷电击中一般。她走到小华面前，雷声再次响起，儿子脸上依然只有甜甜的笑。赵菁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下子碎成粉末。
赵菁的儿子耳聋，为了照顾儿子，她决定辞职。
消息很快传遍了医院。她今年43岁，是医院的明星护师，上海乃至国家的大领导来医院治疗，都是她负责护理工作。和普通护士不同，她是名校护理专业的博士，在国内外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手下还带着几个硕士生学生。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很有希望当上副院长。
赵菁博士毕业时，已经是30岁。三年后，她护理过的一个病人，一位40多岁的香港商人爱上了赵菁，拼命追求她，两个人交往一年后结婚。婚后，赵菁一直没有怀孕。夫妻俩检查了身体，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唯一的可能就是年龄大了，生育能力自然下降。
从2008年开始，赵菁就断断续续地在做试管婴儿的手术，因为平时太忙，丈夫又经常要出差，兼之年龄偏大，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功。2013年至2016年，她由我负责治疗。其间打了多次促排卵针，吃了数不清的药，体重暴涨了30多斤，原本窈窕的身材变得臃肿。
我问赵菁，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生孩子，现在上海选择丁克的夫妻也挺多，她这个年龄打那么多促排药，多伤身体。赵菁告诉我，她家是医学世家，姑姑也曾是上海有名的妇科医生，一辈子忙于工作，没有成家，70多岁时中了风，半身不遂，只能靠保姆照顾。保姆欺负姑姑没有后代，平时无人过问，便偷光姑姑家里的东西逃走了，姑姑最后饿死在床上，很多天后被邻居发现。姑姑去世时，她年纪还小，但这件事深深地印在她脑袋里。
赵菁说：“我不想步我姑姑的后尘，老无所依，太惨了，无论如何，我得有个亲生的孩子。”
直到2016年初，赵菁才终于成功受孕，生下儿子小华。正常来说，在孩子出生后两天就应该检查一次听力，然后44天再做一次复查，如果确诊孩子有听力障碍，就要在6个月内佩戴助听器，在1岁时植入人工耳蜗，否则孩子会因为听不见，丧失说话能力。
赵菁夫妻俩都特别忙，小华由保姆照料长大，也没想起给儿子检查听力。平时赵菁只是觉得儿子比较安静，还以为自己很幸运，生了一个乖宝宝，直到那天的雷声震醒了她。
医院确诊，小华是重度耳聋，只有一只耳朵能听见一点轻微的声音，但已错过最佳手术治疗时间，具体何时能再做手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决定。在小华没有做手术之前，只能先佩戴助听器，即使如此，能听到的声音也非常有限，需要有人帮助他，训练他的听力和说话能力。
赵菁辞职后，全心全意地扑在儿子身上。小华学习说话比正常孩子艰难百倍，每一个简单的词语，都需要用夸张的口型教他百遍千遍。赵菁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只教会小华说一些简单的话。她和丈夫带着小华跑遍了国内外知名医院。
2019年8月，美国一家医院确定可以帮小华做手术，恢复听力。因为需要不时复诊，赵菁在美国租了房子，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国。
因为一场童年的阴影，赵菁始终顾虑着养老问题。她坚持认为，没有孩子，老后的下场必定凄惨。为此退出医学之路，主动闭合了人生的一种可能性，选择成为一个母亲。我偶尔忍不住幻想，假如她没有做试管婴儿，或者小华是健康的孩子，赵菁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
想必她已经成为年轻的副院长，甚至成为医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9月，电脑记录显示，蒋茵的卵子冷冻费用已经用光，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是想继续手术，还是延长冷冻期限。她笑笑说，不需要了。
原来她离婚了。上次手术失败之后，蒋茵的丈夫，那个两年中一直隐形的男人坚决要求离婚。因为没能生个孩子，财产分配的时候，蒋茵只留下一套小房子，其他资产都给了丈夫。离婚后她才知道，丈夫早就找好了新人，并且已经怀孕，公婆已经给未出生的婴孩准备衣服了。
恢复单身后，蒋茵重入职场，依然是外企的高管，不同的是，现在赚的钱自己一个人花。抛下生育的压力，她的心情很好，朋友们都说她越活越年轻。
蒋茵说：“就当之前做了个噩梦吧。”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撰写，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女性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年龄。而最大的焦虑通常出现在 28～30 岁左右，因为衰老，因为……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