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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长城汽车在村里宣传。蔡家欣摄

人群发出一阵笑声。这些都是婚礼第二天妻子提出的回门礼,价值超过三万块。小马掏不出来,妻子在当天便消失了。之后,小马接到离婚起诉书。10天后,在法院的调解下,小马离婚了。

现场略带喜剧的效果,让同行者小魏很满意。他很瘦,穿着Polo衫,隐匿在围观人群中,举起手机,直播小马的控诉。

26岁的小魏也是一个失意者。付出三金一钻以及34万的彩礼后,因女方索要一辆20多万的全款车,婚事告吹了。法院要求女方归还28万彩礼,过了支付期限,这笔钱仍然不见踪影。

为了要回彩礼钱,小魏在抖音上曝光自己的经历。几百万网友观看了他的视频,各路媒体的电话涌进来,“订婚给34万彩礼后女方退婚不退钱”的话题登上热搜。不到10天,女方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被拘留。5月23日,订婚后一年,小魏终于拿回28万彩礼钱。

就像突然起了风的麦地,受伤男人们的心又动了。他们在网上联系小魏,讲述自己类似的遭遇。小马就是其中之一。

跟小魏相比,小马讨要彩礼的过程其实很顺利。法院调解完当天,他就收到女方弟弟退回的20万彩礼和三金。但他还憋着一口气。算上酒席和其它开支,婚礼额外花掉了20来万。更可气的是丢了面子,“亲戚朋友都去喝喜酒,第二天新娘子就跑了,有(比这)再丢人的吗?”恨意再添一分,“还把我头婚搞成了二婚”。

两个受伤的男人凑到一起,倒霉的经历被他们归因于彩礼,“彩礼太高了,某些人动了歪心思。”他们决定做一场巡回宣传,抵制高价彩礼,“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

安兴镇是他们此次的宣传重心,这里是小马前妻的老家。汽车慢腾腾地在村里挪动,一个老头蹿出来,神色不满,“你们那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小马笑嘻嘻地说,“我们就是宣传一下。”

礼单

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在网上,联系小魏的人太多了,他们分享经历,也相互取经,如何讨回彩礼?小魏创建了一个“抵制高价彩礼”的群,群里已经有130多人。“从婚姻的坑里往出爬的男人”,“郓城小伙要彩礼三年无果”,“打击骗婚正能量老赵”……昵称就是他们经历的写照。

顺子,28岁,在他表述的版本里,30万彩礼换来一场婚姻。结婚之后,女方屡次嫌弃家里的空气和盐,跑到娘家不回来。自己查出生育问题后,女方更是不同意试管。在法院的调解下,顺子拿回3万块,他很委屈,但“你不同意,连这三万块都没有。”

一个26岁的山西男生,自称婚礼结束后两人就分开了。13万8的彩礼,法院判女方返还12万8,虽然还没到最后的执行期限,但他很忐忑。群里的人会支招,“不给钱就强制执行,还有拘留”,“找主播帮你发作品,曝光率大”,“查她有没有诉讼记录,如果多次跟不同男人有财产纠纷,可以坐实骗婚”。

在这些男人看来,高价彩礼是万恶之源。有人建议,“10万以上彩礼的别考虑,陪嫁多的另说”。

但在真实相亲的市场上,这些男人其实没有太多的议价能力。

小马就是这样。31岁的年龄,在农村都快要迈入光棍圈了。他的条件实在不出众,一名冰淇淋销售,有一辆价值几万块的代步车。母亲是清洁工,父亲在工地上打零工。虽然是独子,但底下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妹妹。由父母盖起来的那栋两层半自建房是他为数不多的“筹码”——据小道消息,它将迎来拆迁,有希望换回几套房。

但小马太胖了。10来个相亲局,他没有一次成功过,“每次别人都会嫌弃,后来都不想相了。”

直到前妻的出现。这段婚姻堪称“快闪”:4月9日相亲,隔天,对方表白了,“我现在满心都是你”。4天后两人订婚,接着领证,5月2日办婚礼。虽然女方大他四岁,还是二婚,但小马接受这种现实,“在农村嘛,(我)这个年龄大多数很难找头婚的了。”况且,“只要能安稳过日子,管她是不是二婚。”

小马暗中考察过女方:吃饭就点两个菜,不到100块钱,“挺会过日子的”。最令他惊喜的是一碗玉米糊糊,女方点名要的早餐,“咱就是农村人,那农村人不就是喝玉米糊糊嘛。”

为了抓住这段突如其来的爱情,他忙前跑后,又是洗衣服,又是送饭,花钱上也很大方,甚至给女方的小姐妹掏看牙的费用。钱大都是从父母那里要来的。婚礼筹备时间太仓促,他辞掉了冰淇淋销售的工作。

订婚当天,18万8的彩礼,被存进对方的户头。

在菏泽的农村,特别是位于东北边的郓城、巨野、东明、鄄城,这只能算平均的水平。虽然在山东全省,菏泽的GDP排名是中等,彩礼却在榜首,一度有“3斤3两”(注:百元钞票的重量,约为15万)和“万紫千红一片绿”(注:1万张5元钞票、1000张百元钞票,以及成堆的50元,加起来约15万)的说法。结婚意味着一张长长的礼单:

以小魏为例,县城的一套房和汽车是标配,二三十万的彩礼是基础,还有三金一钻,以及一部新款手机。此外,见面礼、要好费、改口费、下车钱加起来也要好几万。订婚当天,男方还得提着“100箱聘礼”上门,包括10条中华烟、10箱酒、10箱烧鸡……

算下来,这张礼单至少价值五、六十万。

●小马和小魏正在一起算婚礼的开销和损失。蔡家欣 摄

小魏家在巨野,未婚妻又是郓城的,34万的彩礼和5万5的三金,超出预算不少。但他担心,再等下去,彩礼又该涨了。四年前,因为“前10万后10万”的彩礼,他放弃过一个“合适”的女孩。现在,彩礼都要“4个9万9”或者“5个9万9”了。

他现在对结婚对象只有两个标准,“外形不是太胖,找个会过日子的就差不多了。”

这几年,一辆车拉着四、五个媒人,去相一个女孩的情况也不少见,他甚至相过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女孩。完事后,他还得给每个媒人发20块钱电话费,“相一个就得80、100块钱。”

超出预算的彩礼,是小魏父母借来的。为了这张礼单,十有八九的家庭会背上债务。除了亲戚,还有贷款,抵押贷、装修贷,甚至是微粒贷。在鄄城,一位60多岁的老父用50多头猪给儿子担保,儿子担保出自己的糕点铺,父子俩相互打配合,最终贷出7万块,凑齐儿子二婚所需要的16万8彩礼。

在当地,彩礼默认会带回一部分到小家庭。这也是男方愿意承担高额彩礼的一个原因。群里一个男青年为了确保钱能带回,甚至在和女方谈彩礼条件时录了音。

一旦婚姻破裂,为避免人财两空,他们必须要回那笔彩礼钱。

要不回钱的日子,小魏倒霉透了。他在上海开大车,几乎每天要给律师打电话问进展,“她也没钱,一个小姑娘怎么执行?”挂完电话,失神的小魏从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坏了。

他是家中的独子,在上海的郊区运输建筑垃圾,父亲在饭店打工、母亲给人当保姆。为了这笔钱,父母几年都不买新衣服了,“去哪里干活都会考虑坐个(绿皮)火车和大巴,不会考虑高铁了。”

即便拖着伤腿,小魏也要拉上妈妈和大姨去要钱。他在车上扯条幅,把车开到女方家的楼下放喇叭。动静闹得太大,有人报了警。

家丑闹到网上,他也无所谓了,“为了这30多万,别人议论我又怎么样?”好在不到20天,那笔彩礼款终于回到小魏的手上。与此同时,在那个“抵制高价彩礼”的群里,小魏收到一条入群申请——对方是当天在现场的一名辅警,也有一笔讨不回来的彩礼钱。

●小魏的判决书

没有女娃了

辅警小李只有23岁,人生进度条已经超过多数人——17岁结婚,20岁离婚。虽然不想早结婚,但家里一直催,小李也怕打光棍。

66岁的大伯就是现成的例子。虽然每个月有2000块退休金,但村里人总免不了要调侃他,“拿你(光棍的身份)当乐子”。大伯总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听戏,不久前做手术,小李和表哥轮流照看,躺在病床上,大伯显得很局促。

当然,早婚的背后,还有更为紧迫的现实:男多女少。“父母嘛,就想说提前,跟占一个什么东西似的。”群里的一位男性说。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菏泽总人口性别比是103.19,男女比超出山东全省平均水平,小李所在的郓城,性别比更是高达105.25,彩礼是出了名的重。

60来岁的老舅,在菏泽乡村做过很多年媒人。他很久不开张了,原因是“没有女娃了”,“都跑外边,去县里打工了。”剩下来不受欢迎的女性,基本都有一个弟弟,担心会把彩礼留给弟弟。

至于剩下的男青年,“能拉出三大席”。其中就有老舅的儿子,有些智力残疾。

女性成了稀缺资源,结婚的条件随之被抬高。比如房子,头几年只要村里有一栋自建的楼房就行了。后来,这个要求提升到县里的一套商品房。如今,贷款房要变成全款房了。

初婚的年龄也在降低。在县城做了十几年媒婆的任姐,家里客厅的茶几上,随时摊开一沓档案,2003、04年出生的年轻人,都跑来备案了。一旦超过28岁,在任姐这里,都属于剩,尤其是男性。

为了能说上媳妇,一个装修工的母亲找上任姐,央求她给儿子说一门亲事,说成就给两万。给哑巴儿子找对象,一对父母把村里的几个媒人召一起,发红包请吃饭,“还没成就先分钱了”。

但任姐一般不收这些人。“条件差,没底气,要多少彩礼,多肉疼他都不说疼。”钱大概率是借的。“过日子,借的,这就是无底洞啊。”

辅警小李为了结婚,就借了不少。33万的彩礼钱,有乡村老师母亲的工资,父亲在树皮厂换来的汗水钱,还有亲戚们的借款。17岁的小李,对钱没有太多概念,“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习俗吧。”但他认为“彩礼是双方抚养家庭的(基础),至少得带回来一半。”

可是女方没有带回一分钱。“要这么多,还不带回来,就是卖女儿。”他有点嫌恶地说。

当辅警,每个月到手2000来块钱,怎么养家,都没想明白,“过日子,就是吃饭啥的,就过呗,没什么分工。”对象是家里点头的,比他小一岁,婚前没见过几面,但他很认命,“反正家里催得紧,家里觉得可以就行了。”

婚后难题除了钱,还有婆媳关系,小李应付不了,跑到单位的值班室过夜。

最终,一笔几十块钱的电费由谁承担,让这桩婚姻走向死亡,共同生活一年半,法院判决女方归还19万彩礼。

三年过去了,经由勤劳的父母,债务被清空了。女方早已再婚生娃,但由于名下无财产,小李迟迟拿不回来那十九万元。

这三年,不管上班,还是休息,父母都会催促他,“那笔钱怎么样了?”一个晚上,沉默木讷的父亲,喝醉后,一个人跑到女方的小区,在楼下大喊着要讨回钱。

“钱要不过来,就没法再结婚了。”小李沮丧地说。那是他重启婚姻的本钱。这个年轻人内向寡言,和陌生人交谈的时候,眼神微微胆怯。

即便感到受伤,他还是认为结婚生子,就像土地里长出庄稼那样天经地义。

父亲有三个兄弟,但大伯光棍,二伯早逝,“我爷爷那一辈到现在,家里就我一个独苗了。”听说现在的彩礼已经涨到“5个9万9”,小李的心“凉了一截”。

小魏要回28万的消息,让小李有点低落,“他彩礼要过来了,(我却没有)。”但也受到了鼓舞。有一天,一片热闹的群里,他怯生生地问了一句,“执行庭执行了三年,女的嫁到了沙土(镇),有啥好法不?”

找,借钱也得找

如果把婚恋市场看作一个生态层级,那么,这些男性处于底层。他们散落在广袤的农村,大都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因为经济条件、外貌长相、还有性格等原因,在相亲的市场上几乎被边缘化了。他们接受规则,“你不同意(高彩礼),但有别人同意,都很抢手,跟抢购似的。”一个男性说。

与其说是抢购,更不如说,高昂的彩礼,是一场性别资源的竞争。

人类学者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提到,19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集体化运动,使得个人劳动对家庭财产累积的贡献有所上升,它催生了个体权利的上升,以及父权的衰落。这种贡献,让彩礼的索要具有某种“合理性”,1980年代中后期,索要高额彩礼有时甚至会变成青年男女的“共谋”,目的就是为小家庭积累财富。

但现在,在竞价的压力之下,没办法完全实现经济独立男青年,调头向家庭内部索取。

想起儿子小马那场闹剧一般的婚礼,59岁的马中宁苦笑着,眉宇中间刀刻般的皱纹都挤到了一起。正是收成的季节,村庄里通行的道路,铺满了晾晒的小麦。马相顺的家就在路边,那是一栋两层半的自建房,1000平米,盖了十来年了。但屋里的一切很崭新,铺的是美式田园风的仿古砖,冰箱、电视、沙发也是新的,细心发现,还有婚礼的痕迹,比如落在窗台上的那把新娘扇。

马中宁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滑动,算着一笔一笔的转账:2000块、3000块、5000块、12000块……不到一个月,他至少给儿子转过去五、六万块,它们变成婚纱照、逛街买的衣服,以及给女方的红包。

他边算钱,边摇头叹息,“没法子,真是没法子了,这一次是真可惨了。”马中宁刚从工地上回来,裤管和鞋底还沾着泥块。新娘消失后,他到派出所调监控到凌晨1点钟,两个小时后,继续上工地,一天也不敢休息。

这门亲事来得突然,几年没联系的老表主动上门说亲。虽然进展快,但马中宁没有朝不好的方向想过,“孩子都30多岁了,他愿意俺都愿意,还是亲戚说的(媒)。”

这些年,儿子在外打工,婚事没着落,马中宁夫妻脸上也没光。“人家都有小孩了,咱孩子还结不了婚,俺觉得跟谁都说不起话。”村里人劝起来,也是做父母的不是,“都那么大了,给孩子操操心,不能光要在外面打工,这样不是法。”

儿子小马谈过一个西北的女孩,彩礼也要几十万,马中宁夫妇不太乐意,“找外地的我害怕,别叫人家骗了。”还担心儿子不回家,“家里还有老的,还有地嘞。”

他们所在的村庄更靠近菏泽市区,彩礼普遍是8万8,再往上是9万9。但马中宁夫妇主动提档,12万8。女方没陪嫁,就把家具包圆。虽然还有两个女儿,但马中宁夫妻俩计算过,连同读书和结婚,花不了太多钱,“(一个人)顶多10万块钱都使不了。”

订婚前一天,媒人突然上门,女方决定将彩礼提到18万8。

马中宁没法拒绝,“家里啥都买好了,礼也都买好了,人都来了。”

借钱、跑超市兑现金,他自己闷头解决了问题,“孩子能结婚过日子,咱慢慢挣,钱慢慢还呗。”此时,儿子正陪着未婚妻在泰山,对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

在这之后,这场婚礼似乎来了个大拐弯。

试婚纱那一天,儿子打电话来要钱,“相不中,要租婚纱。”马中宁只能再转过去钱。他真是为钱伤透了脑筋,30年前,自己结婚就花了300块钱彩礼,之后做饭店、卖冰棍,妻子把一块钱掰成两块钱花。现在不同了,一场婚礼将近50万,把半生积蓄都掏空了。

●小马的婚纱照 讲述者供图

但马中宁劝儿子,“可能是在考验你呢!”。在他们眼中,儿子不知道怎么跟女生相处,“嘴笨,脑瓜也来得慢”。儿子必须结婚,“这一辈就俺家一个,要是他不结婚,这一门人都算断了。”

至于债务,他决定自己还,“不会给他增加负担。”甚至,还要包下儿子的婚后生活。妻子可以在家带小孩,马中宁继续挣钱,“俺挣钱就是为了他嘛,生个孩子都不用照管,奶粉、尿不湿啥的,俺都管了。”

直到女方提出价值超过3万块的回门礼,实在掏不动了,“儿子,咱实在借不到了”——那个时候,马中宁清醒了,“你就是给她,她还是跑。”

距离那闹剧般的婚礼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家里开始恢复秩序。马中宁还欠着5万的贷款。三、四十度的热天,就到工地搬砖,妻子头疼得厉害,村里那份800元一个月的清洁工,只能让70多岁的公婆去替班。

只有儿子小马还沉浸在伤痛里,每天开着车四处宣传,工作几乎天天请假。得知儿子把这段经历发到抖音,马中宁气得打了他一顿。

气归气,该做的事还得继续,“找,你农村就时兴这,借钱也得找”。他觉得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就是一辈一辈的人,咱下边就是熬,为了孩子过呗。”

判决书中的女性

在裁判文书网,敲入“彩礼”和“返还”两个关键词,会出现83263条民事案由结果,河南最多,山东其次,菏泽在山东省占比最高。绝大多数的判决结果,都需要女方返还一部分彩礼。

这些婚姻的寿命都很短,仅有几个月,最常见的分开理由是,没有感情基础。年龄小也是一个特征。菏泽的一个女孩,被男方追讨彩礼的时候,甚至还没到14周岁。

结婚时间再久,都有可能被追讨。在鄄城,一个48岁的女人,结婚十年,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在离婚的官司中,前夫还是要求她归还2万3的彩礼,以及200斤棉花,最终,除了孩子的抚养权,两人瓜分了共同财产——一辆骑了三年、价值2200元的小鸟牌电动车。

关于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了三种返还情形: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彩礼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在具体的判决中,女方怀孕与流产,婚姻的过错方,都会纳入到彩礼返还的计算中。

25岁的菏泽曹县女孩晓伊经历过一段噩梦般的婚姻。结婚后,前夫总是喝酒,酒后情绪激动,曾试图割腕自残。不仅如此,还带其他女性外出游玩。怀孕六个月,晓伊因为琐事生气,影响到胎儿,最终只能引产。这段婚姻维持了半年,22万6的彩礼,法院判决晓伊归还其中的25%,5.65万元。

另一个菏泽农村姑娘王娜要归还的更多。尽管没有领证,但她与前夫同居三年。关系破裂后,前夫为了要回彩礼,否认了共同的生活经历,直到王娜拿出监控视频、水电物业缴费记录。王娜声称自己在共同生活中支付更多,包括男方家人的看病费用、日常生活的采购,但这些难以被法庭采信,因为“属于基于共同生活消费性支出”。最终,20万出头的彩礼,抵扣掉王娜支出的房屋首付款、维修金,剩下18万8,她需要归还一半,9万4。

彩礼的讨要、返还,很多时候像是一场数字游戏。在这些案件中,法律也只能用数字来保证一定程度的公平。但很多时候,具体的伤害是无法被数字估量的。

山西妈妈丁芸,对这些算计感到厌倦,中止了离婚的进程。八年前结婚的时候,她收了13万的彩礼,按照丁芸的讲述,这笔钱在婚前给丈夫用于买车。因为没有陪嫁,她的父母被公婆冠上“卖女儿”之名。

13万的彩礼,有11万是外债,靠丈夫每个月的工资还款。孩子还小,丁芸只能抱着她们到工地干活。提出离婚时,公婆要求丁芸归还13万彩礼,丈夫在一旁沉默,“不反驳也不承认。”房子是丈夫婚前买的,两人几乎没有存款。在丁芸眼中,如果离婚,她什么都没有,要承担返还彩礼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失去两个女儿的抚养权。最终,她选择分居。

“一个人挺好的”

还是那辆白色汽车,小马和小魏继续游荡在菏泽的各个角落。

直播间的氛围很火热,网友们出主意,“来曹县,这里彩礼高”,“为什么不去郓城?”不到半个小时,在线观看的人数从80多上升到500多。

等红绿灯的间隙,面包车的司机,从车窗里伸出大拇指,“好样的!”一位老太太专门从院子里走出来,指着远处说,“往北那边去,那边要3个9万9!”

线下到线上的宣传,给小魏和小马带来了关注。在抖音上,两人都有5、6000的粉丝,评论底下,几乎全是点赞的。有女生私下联系小魏,讲述自己被骗的经过,话锋一转,“你看咱俩合不合适?能不能先从朋友做起?”小魏拒绝了。“说实在的,咱也小心了,不知道什么目的。”有人更直接,聊个两三天,朝他要镯子。

虽有波折,不管怎么样,群还是在发挥作用。比如,它给辅警小李带来勇气。休息日就效仿小魏,开着车,带着喇叭,到前妻再婚的村庄,“让村里婆家都知道她的事。”

如果没有父母的压力,小李其实希望一个人过。他喜欢打一款叫《瓦罗兰特》的射击游戏。这几年,他一个人带着三只蓝猫,独自住着一个院子,“我不愿意跟外界交流,除了工作,一个人挺好的。”

进入七月,小魏回到上海,恢复过去开大车的生活。他喜欢旅游,休息时,会跑去江浙一带。经历这一遭,他决定停掉相亲,“有合适的再慢慢遇吧!”上海的生活节奏很快,郊区的工地,平时能见的女孩就少,他心里盘算着,再干一段时间就回老家做餐饮。

最近,他重新在网络上晒出判决书,要求女方归还剩下的黄金。

马中宁夫妇开始重新给小马张罗婚事了。但小马说自己“恐婚”了,“我怕到时候再人财两空,俺爸妈跟着操心,身体也不知道怎么样。”

六月的一天,小马跑去媒人的家里,讨回了那1万5的媒礼钱。他自己留下5000块,剩下的给父母转过去,“我现在也得用钱,吃饭加油什么的,还得坚持把这事情搞下去。”

还有一个好消息,他最近接到《立案告知书》,被女方诈骗一案,符合立案条件。如果再有人问起他为什么离婚,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被骗了,而不是性格或者其它问题。

为了糊口,小马干回了销售的老本行。白天,他载着电瓶车到村里叫卖。以前,下班后,他会跟着表弟朋友去钓鱼。但他很久没去了。天色一黑,就换回那辆白色的长城汽车,喇叭继续探出车窗,那尖锐的声音,继续穿过拥挤的人潮。

1

日子越过越紧

快到七月了,江茹厂里连5月份的工资还没有开出来。

她在家附近的一个小炼油厂做库房管理,底薪2400,加上一桶油5毛的提成,最近三个月,厂里至少欠她上万元的工资。可是在这个中部省份的三线小城市,没有进账的近百日里,她的小家庭每个月开销却稳稳过万——

5月是女儿点点的周岁生日,江茹请两家大人和几个亲戚小办了一场生日聚会,花了4000多;6月租房合同到期,她回村里租了个便宜点的小产权楼,一次性付了8000块;接着赶上“618”大促,江茹给孩子囤了四箱纸尿裤,又花了600多元。

这个月她有意节省,可雷打不动的2500元房贷和500元奶粉就已经让支出超过3000。算上点吃喝日用,再怎么省也马上就要到5000元。点点一岁多了,身体软得不能独自走路,旁人提醒江茹,别是有什么发育上的问题,她还专门去了趟儿童医院,给孩子检查小脑,各项费用下来又是1000多……

“每个月都有‘节目’,省钱哪是你想省就能省?”江茹说。还好她老公每月工资尽数上缴,这才让她有活钱打理家用。尽管如此,她还是忍不住在娘家聚会上对姐妹们诉苦,“我结婚到现在还没买过衣服。”

结婚后,江茹吃火锅的需求直接从饭店搬回家中

两年前,31岁的江茹和相亲认识的老公火速走进了婚姻殿堂,了却母亲多年的心病,也给自己后半辈子一个交代。虽然这男人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但胜在话少,实在,是个厨师,有一技之长,最重要的是对江茹说一不二。

“日子不管和谁过,最后也是和自己过,不如找个听话的”,江茹说。结婚后,江茹掌握了家里绝对的话语权,老公每月6500元的工资交给她统一管理,自己的日常花销则从江茹开的亲密付里出。

江茹老公是从外地来省会打拼的,为了娶江茹,已经付了市里房子40多万的首付和15万的彩礼,其余的钱,他那种地的父母已经一分都拿不出来了。江茹能体谅,婚纱照的钱、租房子的钱、订婚庆以及酒席等乱七八糟的开销,都是她用自己的小金库付的——工作11年,她存了不到10万元,一来二去也花得差不多了。

15万的彩礼是江茹最后的保障,但她要拿来装修,还要养孩子。因此她从结婚后就开始节省开销,连蜜月旅行都是就近去了西安和成都,要知道,两年前她还能去日本环球影城过年呢。

一结婚,人生就像拧满发条的陀螺,得赶奔赴一个又一个目标。女儿点点是次年出生的,若算起来,几乎是无缝衔接她的蜜月。很快疫情严重了,江茹的老公被单位裁员;买的房子停工了,红头道歉信里显示该楼盘无限期延期交付;加上江茹自己奶水少,必须一直给孩子买奶粉,一万多的生育津贴不日就见底……孩子从出生到百天,江茹极度抑郁,那段时间,“孩子哭,我也哭,老公不吭气”,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后来,江茹的老公在一家高档私人会所找到了工作,月薪8000元,代价是没有稳定的休息时间,必须随叫随到,一天有十三四个小时都在待命。不过有工作总比没有好,毕竟江茹这边又停了薪,为了维持小家庭的运转,夫妻俩一刻不敢停歇。

江茹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结婚后的日子反而越过越紧?

2

结婚是个分水岭

对于很多婚后返贫的年轻人来说,婚礼成了他们最后的“奢侈”。

小琳的婚纱照是去云南旅拍的,七天时间,边拍照边旅行,花了一万多。婚礼当天也是租的店里最重工款的婚纱,三套一共3500。现在她想起来,实在觉得太不值,“有这钱还不如在淘宝上买。”

镇上专门做婚庆的豪华婚车,现在也闲置了

娜娜也反思结婚时自己脑子“邪”住了,非要挑一万多的钻戒,一千多的婚鞋,自从婚礼上用了一天就再也没拿出来过,早知道还不如囤点黄金。当新婚的喜悦褪去,摊在她们面前的是更赤裸的现实——以前她们都是一个人赚钱一个人花,买东西习惯上天猫和京东。自从结婚后,都不自觉地精打细算起来,现在连在拼多多购物都要比价。

前后生活的巨大落差,也损伤着女孩子们的自尊心。

小琳的老公是双子家庭的老大,婆婆要顾着小儿子家,没空照顾她的生育,所以她从怀孕到孩子上幼儿园,都没上过班。对比同年结婚嫁给独生子的闺蜜,婚后一直工作到生产,经济独立让她在婆家底气十足。反观老公每个月只给自己2000元的生活费,还经常要审视账目,小琳才品味到,手心朝上的滋味并不好过。

她能省则省,为自己她舍不得,偶尔的奖励就是一周一次的麻辣烫、串串香。对女儿她也略有“苛待”,孩子长得快,买裤子不如买长袜,毕竟袜子便宜多了。眼看袜子越来越长,女儿问起时,她只好照着抖音里给孩子解释,这是最时尚的“少林寺穿搭”。

“头一次觉得当妈到这种程度,真是对不起孩子”,小琳感慨。

对花惯大钱的单身男女来说,结婚是通往现实的入口,只要进来,便代表着你和伴侣的财务、人生、社交等进行深度捆绑。消费上,以“家庭”为名义的开销更是多了起来。

娜娜回忆,刚结婚时,她和老公手里还有点余钱,春节时去了海南旅游过年。过了几天老妈打电话问怎么还不回家,她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结婚头一年,所有的亲戚都得走动一下。

她和老公新房的最后一期装修贷刚还完,爸爸又提醒她,中秋节马上要到了,记得所有长辈家都要去看看。她估算了一下,“看看”的代价是近的亲戚送两箱特仑苏,一箱水果,一箱糕点;远点的亲戚送一箱糕点,一袋水果,走动一大圈就花出去3000多元。

过节走亲戚要准备的礼物

而老公这边和所有亲戚都离得很远,没这个传统,不能体谅娜娜维护亲情的额外支出,两人有了分歧。在孝敬父母上,两人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的母亲节,娜娜私心想送妈妈一台按摩椅,老公得知后心里不平衡,觉得两人的钱都给她娘家贴,怒而转送给自己母亲一条金项链。一来一去,一万多块钱又没了。

不光逢年过节,结婚后,娜娜家各类人情开销也接踵而至:姑姑做手术,同辈的哥哥姐姐都添了1000,她也不能例外;老公的外甥来要零花钱,以前都给,结了婚就不给,也说不过去,又是200;自己表哥孩子过周岁,虽然离得千山万水,人不想去,但红包得到账,因为自己结婚时,表哥也托舅妈随了1000礼金。

结婚不到一年,娜娜已经适应了每个月打着家庭名义突袭而来的各种“刺客”。想当初,她手握20万彩礼和10万嫁妆,冲动消费买了辆最新的奥迪Q3。现在她怪自己大手大脚,终于体悟到那句“过日子是两家人过,不是两个人过”。

娜娜决心算计一点。以前她和老公经常薅信用卡的“羊毛”,看五块钱的电影,现在都是等电影下映几个月后,再从网上找资源。“收获了一个新家,失去了花钱的自由”,这是娜娜对自己还不到一年婚姻生活的总结。

3

自愿降级

其实很大程度上,消费降级也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成为妻子和母亲后,女性对家庭天然的责任感会自动演化为牺牲意识,宁愿自己委屈一点,也要让小家过得好。

2020年,江茹喜欢了十年的偶像周杰伦要来本地开演唱会,她花了500多,和妹妹一起抢到了票,准备共赴青春之约。结果疫情严重,演出取消,主办方承诺可以退票,也可以等周杰伦再来的时候直接兑换成新票。

一年又一年,等了快三年的江茹和表妹都等不住,退钱了。后来周杰伦再来她们城市,原本她拿的山顶票价也被炒到了上千元。表妹还想去看,直接高价买了票。江茹则流露出遗憾,不是遗憾没去演唱会,而是遗憾应该坚挺到现在再卖出票,这样多少能贴补点家里开销。

三年过去,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计面前,江茹多年来对偶像的执着最终让渡于两罐奶粉。略微让她感到平衡的是,为家庭付出的不止自己一个。结婚前,她老公消费观成迷,花钱无度——一辆6000多元的山地自行车说买就买,剪头发就要上百元,各个平台的会员每个月都是自动扣款。

江茹统筹家庭开支后,除了烟钱和饮料,老公想花其他的钱,必须得经过她同意,却也毫无怨言。加上经历裁员风波,老公明白了自己在家庭中所背负的责任,也有意节省。有一次他去剪头发,卡里明明有钱也不敢花,打电话来让江茹转30块给理发店。

和大城市的独立女性不同。“江茹们”文化程度有限,一直生活在三四线小城市,没怎么接受过女性主义的熏陶。她们的人生轨迹和周围人相似,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上学、工作、相亲、找对象、结婚、生子,以及忍受绵长一生的迷茫。因此,她们从不轻易把生活品质的降低归咎于婚姻或者是孩子,反而“要过日子”、“会过日子”是周围社会以及她们骨子里对自我的要求。

这几年大环境不好,小琳老公所在的焊接厂已经接连好几个月没什么订单。工资停发过一阵,还裁员过几批,这些动荡让小琳很害怕自己的家庭不久就深陷困境。幸运的是她们家没什么负债,就一个女儿,手紧一紧也能度过眼下。

以前她和老公约好,每周末都要一家三口集体行动一次,不管是去公园、商场还是博物馆,都要提升家庭幸福感。结果没两次他们便取消了这个计划,疫情是一方面,出去开车、停车、吃喝拉撒都要花钱,是更重要的原因。小琳兜了一圈子发现,还是不出门最省钱。

2022年婆婆住院,小琳和妯娌家分摊了一万多住院费,让她的家庭伤了点元气。那个月她买不起牛羊肉给孩子补身体,甚至在拼多多上买十几块的钙片做平替。

小琳不是没想过出去挣钱。她婚前从事美容业,一直想开个美甲店。可村里最便宜的门面一年也要两三万,加上设备和投入没有五万块钱下不来。婚姻里,女性天然厌恶风险,她从幻想中抽离出来,想想还是找一份售货员的工作最实在,即便是这份工作也不好找。

关于未来,这根本是这群年轻人不敢想的话题。

江茹至今仍感激老天爷给了她一个女儿。若是儿子,她这一套遥遥无期的烂尾房,哪够将来给儿子结婚?她生完孩子后立马上环,生怕出意外再怀上一个。现在她就在单位熬着,最大的愿望是工厂不要倒闭,让她本就脆弱不堪的家庭不至于被浪潮拍碎。

再坚持三年,等社保缴够年份,有了退休金保障后,她就可以安心离开。她想创业,去东北学老式麻辣烫,然后回家乡摆摊,她在快手上刷到过这类短视频,觉得可挣钱了。

聊起结婚的好处,江茹笑了,说自己从没思考过。

她31岁才结婚,在村里至少承受了五六年的白话,结婚后终于再也没有人说她为啥不结婚了。原本结婚只是为了躲避闲言碎语,完成人生任务,不过,女儿的到来确实成了她“一辈子的礼物”。

江茹不知何时染上过丙肝,产检时孩子差点没保住。心情经历过过山车似的起伏后,她终于领悟到人生能得一子的珍贵。女儿非常乖巧,月子里就能睡整觉,10个月就会叫妈妈。每次回家看到宝宝,宝宝看到她,两人眼睛都放光,一定要相互抱抱。这些非常具体的小幸福,是她疲乏生活里治愈精神的良药。

“为了孩子,别说是生活品质降个等级,就算直接降到地狱里,又有什么不愿意呢?”江茹笑道。

小芳的电话手表里,只存着姐姐的电话

在家族中,小芬总是那个最乖、最懂事的孩子。她还是村里至今唯一一个女大学生,考上大学那年,家里风风光光给她摆了酒席,办了升学宴。

基于长姐的角色,她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必须站出来替妹妹说话;同样基于对父亲的了解,她清楚他不可能轻易退婚。于是她开始寻求‌‌“公家‌‌”帮助——找村干部解决问题。她告诉他们,‌‌“如果不管我妹,她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虽然不太可能被囚禁,但被男方和当地村民侵犯的概率还是很大‌‌”。

她还拿村里同样患有智力障碍的玉萍妈举例。玉萍妈婚后也经常离家出走,最后一次出走后,没人再去找她回来,至今不知所终。玉萍妈是被人捡到,收了1万多元介绍费‌‌“嫁‌‌”到村里来,丈夫也是智力三级残疾,俩人生了两儿一女,都患有智力障碍。

这次‌‌“反映情况‌‌”后不久,村干部给小芬发了一张她家堂屋的照片,表示已经去过了。

小芳还是得嫁。8月上旬,婚期定了下来。双方家里决定,不办婚礼不摆酒席,一来小芳还没办好离婚,二来,对方提出一切从简,当天直接开车‌‌“接回家慢慢等(离婚办好)‌‌”。

‌‌“意思就是嫁过去先睡着‌‌”,小芬说得直白。微信里,她和父亲彻底撕破了脸,她放话说,‌‌“让这个女婿给你养老,这个家我不会管了,你们也不用管我生死‌‌”,‌‌“以后我没你这个爸了‌‌”。

‌‌“忧伤的新娘‌‌”

对于这场婚事,刘贵涛坚称小芳是自愿的,没人强迫她。

如今定了亲的人家姓赵,彩礼加定金接近23万,准新郎赵海波34岁,离过一次婚,四肢健全,父亲在镇上开理发店。刘贵涛觉得条件不错,‌‌“开理发店,一天能搞到500块钱,天天有钱,100万肯定有啊。在农村,一般人没这个条件,配她(小芳)很可以了。‌‌”

至于小芳‌‌“脑子笨、会离家出走‌‌”的情况,刘贵涛自称告知过对方。对方不在乎,并坚信‌‌“只要生一个两个小孩出来,就不怕(出走)了‌‌”。

小芬说,小芳应该的确表达过愿意。因为奶奶告诉她,如果不结婚,就要去敬老院。奶奶还讲,隔壁村有个老太婆去了敬老院,老头都要进她房里睡觉,她拴上门,老头们就在外面撞门。小芳听了很害怕。赵海波也认为小芳是同意的,因为‌‌“她说她不跑‌‌”。

小芬问过妹妹愿不愿意嫁,后者的回答是‌‌“爸让我嫁‌‌”,以及‌‌“我结过婚了‌‌”——在小芬看来,这些都是妹妹表达‌‌“不愿意‌‌”的证据。此外,小芳还称赵海波为‌‌“陌生人‌‌”,‌‌“他妈妈要上班,好多剪头发的,好多男人,不想去‌‌”。小芳没办法连贯说话,但她会说,她怕男人。

这些天来家里的争吵,她都看在眼里,会讲出‌‌“没离婚,不能结婚‌‌”,‌‌“要把钱退给他们‌‌”之类的话。她也格外敏感,门外每次响起男人的声音,她都会一个激灵弹起来,再缩到角落。她知道最近父亲因为自己的事情在生气,处处躲着他,怕他对自己吼。

小芳长得很黑,皮肤、头发都黑,眼珠更是乌黑发亮,见到生人,从下往上瞟一眼,然后迅速移开目光。她瘦且小,身高只有1米5,身形与儿童无异,行动极敏捷,像猫一样来去无踪。

这一次,小芬的朋友何菲跟小芬一起回了老家。她全程举着摄像机,想要记录小芬这次反抗。拍摄过程中,何菲几次问小芳想不想嫁,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想‌‌”。但说完,小芳又会马上强调,如果不嫁,就会被爸爸骂。

‌‌“这种恐惧会造成对父亲的顺从,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看父亲的脸色。我觉得小芳可能知道,如果说‌‌‘不想’,会被父亲骂。‌‌”这是何菲的解读。

至于小芳的上一段婚姻,人人都知道她不情愿。

当时是2015年,她还不到20周岁。刘贵涛记得,那之前,她当着家人的面,讲过几次‌‌“不要‌‌”。

可是在村里,有智力障碍的女性哪里有说‌‌“不‌‌”的资格呢?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曾经对农村心智障碍女性做过田野调查,在她调研的河北农村,智障女性结婚甚至是受到鼓励的,‌‌“男性择偶困难,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智障女性是难以结婚的男性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在她的研究中,相应的,智障女性的配偶‌‌“大多具有以下特征:存在某些肢体残疾、存在某种生理缺陷、年龄偏大、家庭经济条件处于社区贫富排序的末端‌‌”。小芳要嫁的男人亦被囊括其中——他的右手天生患有神经纤维瘤,整条手臂布满褐色斑块,小芳看到就怕。另外,村里人跟她说,嫁过去会挨打。

说‌‌“不‌‌”没用后,小芳开始用实际行动表达。婚前一个月,她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周后才被找回,最后在家人的监视下等待出嫁。为了防止她再次出走,姑妈特地到家里盯她,反复告诉她嫁过去会很好。

那时小芬刚读大学,参加了公益机构,她第一次知道妹妹不是‌‌“有点笨‌‌”,而是心智障碍者——她后来办的残疾证上,写着二级残疾。她隐约觉得让这样的妹妹去结婚似乎不对,但家里人说了,找个条件好点的人照顾她会更好,小芬也觉得有道理。更何况,男方家在县城,智力正常——只这两点看起来条件就算不错。小芬自认为自己没能力为妹妹提供另一种选择,‌‌“除了同情,没有其他办法‌‌”。

出嫁前那段日子,小芳总是躲在楼顶或自己的房间,默默坐着抠手,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鹌鹑。小芬用摄像机拍下了当时的妹妹。在她的镜头下,婚礼当天,小芳穿着白色抹胸婚纱,抹上粉色眼影和腮红,发髻簪一圈红花,被新郎一路从房间背进院子,鞭炮、礼花在身后炸开,接亲和送亲的人群一拥而上。

小芬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忧伤的新娘‌‌”,照片里的新娘眼角和嘴角低垂,毫无笑意。

何菲看过那些视频片段,她觉得那场景‌‌“就像把一个小孩打扮成新娘,然后嫁到别人家里,去给人家生孩子‌‌”。

无数次出走

嫁到县城,住进了楼房的小芳很不习惯。

她不会主动沟通,更不会提要求,可以独自在房间一声不吭坐一整天,晚上也不开灯。她还会随意把家里的衣服、被子丢掉,有的是看不顺眼的,有的是她不喜欢的颜色。

她习惯了在老家喂鸭子、烧火、洗衣,但县城没鸭子,洗衣机和燃气灶代替了她原本会做的家务。婆家怕她无聊,买来刺绣让她打发时间,但她学不会。有一次她想自己烧菜,拧开了煤气罐却不懂开火,差点中毒。

婚后,小芳频繁出走。为此,婆婆出门时会将她锁在家里,但她很快学会了撬锁。后来,婆婆连买菜丢垃圾都把她带在身边,但走着走着,一不留神,人就不见了。

没人知道小芳为什么三天两头出走。但她说过自己怕丈夫生了病的右手,她还告诉过姐姐和姑妈,说10岁的小姑抢她东西,赶她回娘家。

2017年4月,在被公公送回娘家的路上,小芳又走了。这是她出走最久的一次。正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的小芬被喊回家,每天骑车穿梭在村里和县里找人,奶奶红着眼要去‌‌“问仙‌‌”,母亲生气地反复念叨,‌‌“怎么越大越笨了‌‌”。最绝望的时候,家里人甚至想过放弃寻找。

那段时间,小芬拿着妹妹的照片敲开每家商店的门打听,在每根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还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寻人启事。这个方法最后奏效了,半个月后,小芳被送了回来。

妹妹出走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小芬记得,从10岁起,她就开始‌‌“往外跑‌‌”——先是跑去邻居家阁楼里躲着,再往后,是附近村子的亲戚家。15岁时,她开始跑向更远的镇上、山里、高速公路上,一年至少跑一次。

至于她出走的原因,据小芬分析,一是干活太累了,在妹妹的逻辑里,好像去亲戚家就不用干活还有吃好的。二是家人话说重了,觉得没有得到爸妈同等的关爱。小芬始终觉得,妹妹对爱的感受很敏感,她是在用出走换得家人的爱和包容。

小芳日常在家里干农活、喂鸭子

小芳一直是家里最不受待见的孩子。

家里盖起了两层半的房子,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在二楼新装修的卧室,而小芳的房间在一楼黑乎乎的角落。被退学后,她在家里帮忙种地、捡柴、洗衣服,但她衣服总洗不干净,捡柴也只能捡两三根,总是被嫌弃‌‌“干不好活‌‌”‌‌“没用‌‌”。而她的种种古怪行为和离家出走,也只能换来父母的大声呵斥。

读大学后,小芬用勤工俭学挣到的钱,给小芳至少买过4只电话手表和2部手机,连上自己手机里的APP来定位。但小芳总丢东西,不出几个月,可以定位到她的设备就不见了。

对小芬来说,妹妹出走带给她的除了寻找的压力,更多的是恐惧——她流落在外,随时可能被伤害。小芬说,这在之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2015年5月,小芳结婚两个月后,婆家发现她肚子大了起来。检查发现,怀孕时间早于婚礼时间。于是,盘问小芳的工作落到了小芬这里。

她先是问妹妹在外面有没有被人欺负过。为了让她明白‌‌“欺负‌‌”的意思,她把问题拆得很具体,比如有没有人去脱你的衣服、裤子,压在你身上。在小芳不连贯地表述中,小芬拼凑出两个疑似施害人——一个是到她家里打过牌的男人,另一个是在街上骑摩托的男人,后者把小芳拉到了一间破房子里。但具体时间小芳说不清。

‌‌“她可能被强奸了‌‌”,这是小芬第一次清晰意识到,走失给妹妹带来了什么。

但由于妹妹什么都说不清楚,又没有证据,小芬没有报警。很快,孩子生了下来,婆家决定留下自己养。早在婚前,医生就说过男方的病可能会遗传,婆家甚至因此想过去买精子。

2017年4月小芳再次出走后,婆家决定放弃这个媳妇,把她送回了娘家。

回家不久,小芳又怀孕了,这次是在走失期间受的孕。母亲给了小芬几百块钱,让她带着妹妹去镇上的医院打胎。之后,又特地打来电话,叮嘱她们先别回家,在外面住一晚——按照当地的说法,怀了非婚生的小孩,回娘家不吉利。

妹妹的遭遇,给小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让我感觉自己在意识上被强奸了。‌‌”小芬愈发感受到,‌‌“女性就是被当作性工具和生育工具‌‌”。她至今单身,‌‌“很害怕,不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

就是要反抗

小芬的单身,在这个赣西山村算是一种忤逆。

实际上,早从她大学毕业开始,这个家族里的‌‌“榜样‌‌”就逐渐坍塌——她不愿听从父亲的建议去考公,甚至连工作都没找,而是回老家做了一年自由职业,接纪录片拍摄和制片的项目。村里同龄的女孩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结婚生子,如今孩子都上了小学。可小芬还孤身一人。父亲开始抱怨,‌‌“就不该读那么多书,不结婚有什么用‌‌”。

妹妹的事更是加速并加重了小芬的‌‌“反叛‌‌”。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家里的权力关系。

她的反抗从帮母亲说话开始——在家里,父亲是那个在外工作挣钱的人,掌握了钱就等于掌握了权力。他吃饭永远坐正对着门口的主位,从没做过家务,而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每次煲好汤一定最先给丈夫盛一碗。每年除夕夜,父亲都要指责母亲菜炒得不好。

大约三年前,小芬终于不忍了,在父亲又一次抱怨后,她顶了一句,‌‌“你自己都从来没做过饭‌‌”。

这次反对小芳婚事,是她最大的一次爆发。回家后,她开始了一场又一场密集的谈判。

先是和家里,准确地说,是和父亲的谈判。对话通常在晚上进行,刘贵涛在镇上家具厂打工,最近总加班,九点多才骑着摩托车回家。

‌‌“反正我的女儿大了就要嫁出去,谁都阻挠不了。‌‌”面对女儿的反抗,这个一家之主突然抬高嗓门,挑起一边眉毛,瞪向小芬,‌‌“她器官也没坏掉,就脑子笨一点,就不用嫁?‌‌”

在他看来,男的要娶,女的要嫁,天经地义。更何况对于小芳这样‌‌“脑子笨‌‌”的人,父母保不了她一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嫁出去‌‌”。在村里,几乎没人觉得脑子笨是问题。

小芬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卖女儿‌‌”和‌‌“寻找生育工具‌‌”。刘贵涛急了,直接开骂,‌‌“你这么大都没嫁出去,我一点面子都没了。老大比老二还笨,自己不嫁,还觉得老二也不要嫁。读那么多书没一点用!‌‌”他平日不常对女儿发脾气,尤其是对这个读过书见过世面从小就乖巧懂事的大女儿。

气氛稍缓和一些后,刘贵涛又开始解释,对小芳来说,婚姻才是最好的归宿,‌‌“谁也不能保证她一定会过得好,但至少可以试一试。如果不行,我们也可以主动离婚。‌‌”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母亲总会在父女俩冲突最大时出来叫停,奶奶拄着拐杖在一旁摇摇晃晃,小芳则没了踪影——父亲一发火,她就躲开,有时坐在一楼房间的床上,背对着门;有时躲去二楼,缩在衣柜和墙的夹角。

父亲这边说不通,小芬就去镇上找赵家,重申自己的态度。赵海波很坚持,他重复着‌‌“只要神经上没毛病,笨一点都没关系‌‌”,又说‌‌“好喜欢小芳的,等她等得好苦‌‌”。他说自己以前也在网上跟女孩聊天,但‌‌“花了钱也泡不到‌‌”,他把自己在婚恋市场上频频挫败的原因归结为‌‌“太老实‌‌”以及‌‌“女孩子要求高‌‌”。他实在太想结婚了,为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也为了传宗接代。

他还提起前妻神经上有问题,是癫痫,‌‌“尤其同房的时候,更严重,会突然口吐白沫,翻着白眼(抽搐)‌‌”。

小芬赶紧接过话茬,说妹妹也有这个情况。对方的态度终于松动,答应退婚。

9月14日,赵家母子赶到刘家退婚。

一共要退64300元,包括61200元的定金以及男方家买东西的钱、打车的路费等。屋外下着雨,堂屋里没开灯,刘贵涛的脸跟天色一样阴沉。算完钱后,他突然当着所有人面用手指向小芬,‌‌“全部她来付‌‌”。小芬厉声拒绝。僵持了三四个小时后,小芬的母亲夺过丈夫手里的4万多元现金,付给了赵家,说剩下的钱由小芬转账。

赵母一张张数完现金,再一捆捆扎好,带着儿子默默离开。小芳和往常一样缩在角落里远远看着,她太小了,只露出半个头。

婚事黄了,刘贵涛用更大的声量冲着小芬吼,要求她写保证书——如果弟弟妹妹在28岁之前没结婚,她要赔他60万—100万元。此外,还要付他精神损失费,以及本来可以找小芳前夫家要到的1万元离婚费。小芬一一顶了回去,父亲拿着杯子冲过来,母亲一把推开他,拦在中间。

赵家原本要送去的现金彩礼

最后在小芬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一切暂时归于平静。

这是何菲第一次见到小芬‌‌“爆发出这么大的勇气和能量‌‌”。她认识小芬很多年了,印象中,她一直安静,说话轻声细语,从不与人起冲突。

而也就是在这次退婚后,小芬向我们吐露了自己2019年年末经历过的一次性别暴力——跨年夜,一位男同事约她吃饭,饭后两人准备再喊些朋友看烟花。男人说冷,提出让小芬陪他回家拿件衣服。之后,要离开男方住处时,小芳突然被从背后抱住,她一边反抗一边大声呼救,用牙齿咬了对方的手掌后,奋力逃跑。

当晚小芬报警了,微信聊天记录、邻居听到的呼喊声以及男方手上的伤口,证据确凿,对方被判定为强制猥亵,判了10个月。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难以启齿的伤痛,此前从未提及。

这也让她对小芳的遭遇更感同身受。在她看来,无论是妹妹被安排的婚姻,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需求和传宗接代的需要‌‌”,‌‌“那我就是要反抗。反抗这种事的发生,反抗社会对这种事的不作为,反抗只是教育女性要保护自己,却不教育男性该怎么约束自己。‌‌”

逃离

退婚后,小芬决定带小芳逃离家里。

下这个决心并不容易。这不仅意味着和父亲乃至整个家族彻底决裂,也意味着自己生活的巨大改变,还有很多更现实的问题——她对比了广州几家心智障碍托管中心,最便宜的每月也要3500元,自己的薪水支撑不了多久。如何兼顾工作和照顾小芳,是小芬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小芬知道,对妹妹来说,最理想的状况还是留在家乡——农村天地广阔,她可以自由奔跑,还能帮父母做点家务,但前提是父母的容忍和照顾。最近因为婚事的冲突,小芳对父亲的恐惧已经达到了顶点。小芬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妹妹又会离家出走。她还担心赵家反悔,退婚后,赵海波不死心,还在锲而不舍地发着信息。

只能逃了。9月15日晚上,小芬最后一次问妹妹愿不愿意跟自己走。小芳点了点头,一个人呆坐在床上。

次日一早,她上楼告诉姐姐,说自己收拾好了行李,要走。下午5点,小芬去村委会提交了妹妹的低保申请材料——她们必须在6点之前离开,那是父亲下班回到家的时间。

小芳收拾好的那袋行李就摆在房间的水泥地上,里面有几件衣服、一个装着电话卡的红色布包,一双毛线手套以及一个包快递用的气泡膜,那是她的玩具。她蹲在地上,透过门缝小动物一样警惕地盯着外面。等到妈妈上楼约摸两分钟后,她转身拎起行李,轻快敏捷地冲出家门,穿过院子、菜园,钻进了小芬提前叫好的停在坡上的车。

担心被过路的邻居或住在隔壁的奶奶看到,她左手紧抓着行李,右手捂住嘴巴,缩在座位下。几分钟后,小芬和何菲也上了车。奶奶拄拐的身影、家门前长长的土坡都被远远甩在身后。

小芬说,这一次离开,算是彻底走了。她拉黑了父亲的微信,说只要他在家,自己就不会再回去。但对父亲的恐惧迟迟未能消散,哪怕是在镇上走100多米的路,小芳都要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个严实,她担心被父亲抓回去。

这种恐惧持续到坐上高铁。三个多小时车程里,小芳呆坐着,紧盯着车厢里的显示屏,时不时问姐姐还有多久到站,然后一个人偷笑了无数次。

这是9月16日,原定她要出嫁的日子。

在广州生活了大半个月,小芳的生活还是没有着落——小芬带她去了几家机构,第一个地方大多是年长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热情地要跟小芳握手,小芳吓得缩起了背,说‌‌“好多男的‌‌”;第二个地方可以为她提供职业培训,但一定要有监护人签字才肯接收,小芳的监护人是父亲,事情又卡住了。于是,小芬去上班的时候,只能把妹妹锁在家里。

现实中遇到的困难比想象得更多,但小芬不后悔。她只清楚地记得小芳跑出家门的那一刻,是笑着的。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实习生周舟、李思、徐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