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进亮见的后台，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半个月，说长不长，但后台读者朋友的留言，因为超时太久，很多我都已经无法回复了。

不能再回顾原因了，否则那将是下一次悲剧的开始。而且这样的悲剧，已经在我的另一个号“魏春亮说”上验证过了。

学着把话说得更隐讳些，可能是我今后的重要功课。

而不能发文，对一个自媒体作者，是双重的打击。

一个作者没有账号，就相当于乐手登台没带乐器，士兵上场没带武器，这让人不知所措。

失去发声渠道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它会让你越来越对发声失去信心。

这半个月，面对洞庭湖的水患，面对油罐车的乱象，想说几句，却欲言又止。且不说自己的发声能不能改变什么，就连尺度，也不好把握。

有些话，你说了，别人不一定能理解，还可能群起而攻之，就是能不能说，说到什么程度，也不好说。费了半天劲，里外不讨好，环境就是这样，且越来越不好说，说不好就会动辄得咎，还是不说好吧。

然而最直接、最致命的打击，还是失去了收入来源。

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以长文为主的微信公众号，早就成了古典自媒体，辉煌不再。

而我在公众号日薄西山之时入场，且是全职，一是因为相对自由，刚好满足我这个躺平之人的懒惰；二是因为读书长大的我，始终无法与短视频水乳交融，还是更喜欢有结构、有逻辑、有起承转合、可回味的文章。

我清楚地知道潮流涌往哪个方向，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未来，但还是没想到，一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也并不能月月都能保证。更何况还要被关小黑屋，更是雪上加霜。

不接广告没法活，接了广告，又被冷嘲热讽，或者谩骂取关。仿佛你赚了点钱就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仿佛你就该为不公发声，但你必须家徒四壁、衣衫褴褛，否则就罪该万死。

网红、明星赚再多都没啥问题，但你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就活该穷着，这样的脑回路让人惊奇。

不要说站着把钱赚了，就是跪着赚点小钱养活自己，也是困难重重。

一提到钱，就显得自己狭促而市侩，可近读张宏杰的《曾国藩传》，便觉得释然了。

“圣人”曾国藩做京官时，都曾经做梦，梦到朋友发了几十两银子的财，梦中都羡慕得不得了；还曾想借祖父大寿之机，摆几桌，收回一点贺礼。圣人加京官都为钱发愁，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又何必自惭形秽呢？

有时候想想，这么吃力不讨好，又勉强糊口的事情，干嘛还要坚持呢？

你们说我清高也好，固执也好，短视也好，但我要说，我对有些事情，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出身底层，又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体会到了底层的艰难与不易，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表达能力，我总是忍不住就某些话题想说上两句。

少时读书，不太明白为啥鲁迅总写“看客”和吃人的社会，老舍总写北京小人物，海子总写麦田和村庄，他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吗？后来读了大学，读了文学专业，才明白，他们不是选择了那些“主题”，而是那些“主题”选择了他们。

他们的出身、教育和经历，一起决定了他们必定会写那些“主题”。或者说，是那些“主题”通过他们，展示了自己的存在。

我也曾羡慕过那些书香世家出身的作家和学者，就比如钱钟书，他们身上有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气质，能够把学术和创作当成一种有趣的游戏而全身心投入，他们能就某个字在诗文里读什么，某个历史时期的断代问题，旁征博引，说理论证，做出一番空对空的论述。

但我不行，我对这样空泛的学问兴趣缺缺，反而是对现实的民瘼，底层的不幸，表现出忍不住的关怀。

可能也正因如此，我能清晰地看到我的局限，那是出身和经历所加诸于我的极限，别人轻松就能够到的底线，可能是我努力几十年才能到达的顶点。我想高飞，可现实总有一根绳子，将我拉回地面。我知道，我这辈子就只能飞那么高了，可我也并不为此懊恼和焦虑。

让那些更智慧更有闲的大脑，去处理宏大的、终极的主题，而这些更实际更世俗的人间问题，我总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部分。

那些正确而不讨好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不是吗？

所以，还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力量虽小，可日拱一卒，汇聚在一起，总能让这个世界变得好那么一点点。

有一天秦晖老师突然打视频电话给我，吓我一跳。

我犹豫了10秒钟才接。因为前一天我刚刚在中央公园被自行车撞倒在地，脸上还有血污，不想让秦老师担心。

结果他根本没注意，他说：“现在电脑出问题了，word上面打字，每打一个字前面就消失一个。”

我是一个电脑盲，但这恰好是一个我唯一能解决的技术问题，因为之前也遇到过——重启一下电脑就行啦。

想象一下，秦老师就是这样，在纽约曼哈顿某个借住的公寓里，打字，写稿。

作为我眼中“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秦老师在过去几年都在海外“流浪”。香港、东京，现在是纽约。

在哥大见过几次秦老师。有两次是他来东亚系听讲座，坐在后面一排。讲座完了，讲者和听众突然过来，把秦老师围起来了——他是在场的“明星”。

有一次是晚上雨实在太大，我放弃步行回宿舍，走到116街地铁站。走到下面，就看到秦老师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要回在曼哈顿中城的住所。

秦老师说，他经常坐地铁，而且“还享受半价优惠”。在纽约，他不但习惯，而且兴致勃勃，在中央公园和罗斯福岛游玩。

他有着惊人的阅读量和记忆力，头脑中有一幅高清晰度的世界地图。

据说秦老师在欧洲和朋友游玩时，第一次到的地方，他对街道和文化遗址都了然于胸，可以当朋友们的导游。

在美国也是一样。在旧金山游览，他在车上就进入导游状态，从加州的地理环境和农业开始讲起。

这些兴趣，让他不觉得离开“故土”是一个问题。或许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自由”才是真正的故乡。

秦老师总是很开心，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喜欢拍照，这也让见到他的人感到开心。

但是，有时候你也会非常伤感。中国最好的学者，远离自己的书房，也远离了自己的读者。

这是读者的损失。在纽约听他的中文讲座，在感到幸福的同时也会贪心：要是在成都能讲就好啦。

冯波律师的老母亲

老人家的坚韧，让人叹服。

冤案频发的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冤案出现转机。有冤案，是时代之不幸，更是个人之大不幸，有些冤案最终能真相大白，让人看到些许希望。虽然，这希望只是微光，尚不能照亮所有人。

第二个引起我注意的喊冤女性，是‌‌“太原韩夫人‌‌”。据说，她以前写过很多文章，文风和行文逻辑都颇受好评。没有读过她的文章，无法评价，让我感叹的是她开始写作的动机：她的丈夫韩建忠受到刑事指控，她开始以‌‌“太原韩夫人‌‌”为名作文为夫鸣冤，慢慢的，开始写一些普法和评议公共事务的文章，渐渐赢得了很多读者的青睐。

1月9日，替夫喊冤的‌‌“太原韩夫人‌‌”突然被警察带走。消息一经律师王兴披露，立即引起舆论关注，‌‌“那些因喊冤而遭司法报复的人们‌‌”、‌‌“保护韩夫人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等声音在网络广为流传。11日凌晨，其在舆论的关注下离开了警队。

第三个喊冤女，是我的读者，她叫刘海丽，山西吕梁人。

刘夫拖欠农民工工资，被法院判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司法文书载明，其夫辩称是因为开发商拖欠其工程款导致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辩护律师也称，其夫没有转移财产、藏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工人工资，不存在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的情形，其行为不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在丈夫获刑后，刘海丽四处奔走喊冤并举报拖欠工程款的相关人士涉黑，地方上一度行拘甚至刑拘她，还拿她的工作为胁试图迫使她放弃申诉和维权，但她没有退缩。

吕梁那个地方，自2007年去过多次，甚至跑过好几个县，离石、文水、柳林、方山、孝义、汾阳等县市都去过，文水、孝义等地方还去过不止一次。官场上，也接触过不少人，面对面采访过先后在吕梁担任过市委书记的高卫东、李正印等官员，还面对面跟一任纪委书记、两任公安局长、两个县市委书记打过交道，现在的书记市长虽没打过交道，但有所耳闻。

在那里，接触到的每一个具体的在位的官员似乎都面目清晰，坐在我面前言行规矩、态度诚恳，可十多年在吕梁采访的每个刑事案、贪腐案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各种让人乍舌的事情层出不穷。

我很清楚，每一个具体案件幕后都有一群面目模糊的人。而这些面目模糊的人，就是那些曾在我面前一个个正襟危坐、面目庄重的个体。

刘海丽如今要面对的，大概就是这群面目模糊的人。因此，我替为夫喊冤的她捏一把汗。

不仅仅是刘海丽，还有冯波律师的老母亲、太原韩夫人等女性，不管是为儿子喊冤，还是替丈夫喊冤，她们有的年迈，有的身有公职，但毫无畏惧的面对一群手握公权的强势男性和司法机关，一步不退。

这样的时代，有这样一群可敬的母亲、妻子、姐妹为了守卫家人殚精竭虑奔走呼号，甚至给自己招来牢狱之灾也毫无退意，让人备受鼓舞。

我们欣喜地看到，很多受到鼓舞感染的人不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人转发相关文章以示关心，有的人写文章呼喊表示关注，有的去旁听庭审表示支持，各尽所能。

大家，只不过是不想让这群老弱的女人在这寒冬里独自对抗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