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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未惊艳到你,一定是没用巫宁坤译本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电影《星际穿越》里,迪伦·托马斯的这首诗不时地在影院里回响。

迪伦·托马斯1914年10月27日生于英国南威尔士的斯温西(Swansea),20岁时就出版了诗集。他没有固定工作,却酗酒,除了写诗,还写散文、广播剧,以及为BBC朗诵诗歌来维持生计。他也受邀去美国为公众朗诵诗歌,因而结识了艾伦·金斯堡等‌‌“垮掉的一代‌‌”的诗人。在1953年三度去美国时,他因为饮酒过量而亡。

听说克里斯托弗·诺兰在他的最新电影《星际穿越》中,引用了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一首名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我不知道汉语字幕翻译得水平如何,但提起这首诗,却不能不令人想起巫宁坤先生的经典译本。

巫宁坤先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随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受赵萝蕤邀请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晚年定居美国。他最为公众熟悉的翻译作品恐怕要数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

除了译作之外,巫先生还曾写有一部自传,名为《一滴泪》,在这本饱含个人血泪与苦难的回忆录里,巫先生曾两次提及迪伦·托马斯与他的诗歌,第一次出现是巫先生1957年遭遇‌‌“阳谋‌‌”划成右派之后,被北大英语系学生监视着在图书馆内做英文书刊的编目工作:

有一天,我年轻的监工把我叫到他办公桌面前,指着一堆美国出版的新书,都是我在运动开始前通过学校订购的,刚刚从日内瓦的中国大使馆寄到。‌‌“巫宁坤,这些书你还要吗?‌‌”他板着面孔问我。‌‌“你要的话就说要。你如不要,我就马上盖上图书馆的公章。‌‌”我一直在等着这些书,其中多半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受教的老师们的最新学术著作;我怎么会不要呢?但是我怎么买得起呢,现在只剩下一个月的工资了?我一本一本拿起又放下,他可不耐烦了。‌‌“我还有革命工作要做,你也得回去劳动。不要浪费时间。‌‌”我捡起薄薄的一本,那是我的老师奥尔逊教授诠释英国诗人狄伦·托玛斯诗作的专著,忍痛放弃了其它几本。当我手里抓着书离开他的办公桌往回走时,我听到他劈劈啪啪往我买不起的几本新书上盖上公章的声音,仿佛他们是该消灭的阶级敌人。那天夜晚,我很晚未睡,对照奥尔逊精湛的诠释重读托玛斯的一些感人的诗篇。在寂静的深夜,我仿佛可重新听到,在我回国的前一年,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诗人热情澎湃的声音朗诵他自己的诗《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

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在回忆录即将结束的时候,巫先生记叙了改革开放之后他所翻译的几部文学作品,其中再次提及迪伦·托马斯:

我也应一些老朋友之约,开始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约我翻译几首狄伦·托玛斯的诗。谁都知道他的诗常晦涩难懂,更难翻译。但是,这位威尔斯天才诗人椎心泣血的诗篇曾伴我走过漫长的灵魂受难的岁月,我勉为其难翻译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对于我们这一代饱经沧桑的老人,这好比暮鼓晨钟!

正如巫先生所言,《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是迪伦·托马斯作于父亲病危期间,整首诗充斥着夜晚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温和与狂暴、死亡与生命的二元对立,因此语言的张力十分饱满。托马斯面对父亲的衰老和即将到来的大限,并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怯懦与哀怜,相反却用无比热烈的语调吟唱着: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这首诗原诗的韵律是aba的节奏,朗读起来颇有复沓之美,注重音乐的节奏性正是托马斯诗歌的特征之一,中国当代诗人多多就曾在访谈中说过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接触到迪伦·托马斯的‌‌“词组节奏‌‌”时的震撼。现在网上也可以找到托马斯亲自朗读这首诗的录音,相信所有听过的人耳边都会持续震荡着他那抑扬顿挫的低音。

巫宁坤先生生前虽然只翻译了五首迪伦·托马斯的诗(《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那只签署文件的手》、《当我天生的五官都能看见》、《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但这五首都堪称英诗汉译的精品,并且成为‌‌“朦胧诗‌‌”以降中国当代诗人的精神养料。许多中国当代诗人在成名后都曾谈起过巫先生翻译的迪伦·托马斯给予他们创作的巨大影响。

著名诗歌翻译家黄灿然也在《译诗中的现代敏感》(载《读书》1998年05期)这篇文章中从同行的角度对巫先生的译作称赞道:‌‌“巫译托马斯采取的正是直译,几乎是一字对一字,字字紧扣,准确无误,连节奏也移植过来了,从而使得汉译托马斯具有一种少见的现代锋芒。这些译诗远远超出了一般汉语的普通语感,以陌生又令人砰然心动的冲击力扎痛着读者,这锋芒对于高扬中国青年诗人的想像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自己就是受益者之一,我的很多诗人朋友也都深受影响。‌‌”

接下去,黄灿然还通过细读《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这首诗的第一节,并将巫译本与余光中译本进行比对,揭橥出中译者在侈译西方现代诗时所需注意的细节问题,从而高度评价了巫先生翻译的迪伦·托马斯,甚至直接称其为‌‌“现代英语诗汉译的典范‌‌”。

由此可见,迪伦·托马斯在巫先生命途多舛的一生中,是给予过他精神力量的诗人之一,其诗作所起到的慰藉之功应该丝毫不逊于巫先生在回忆录里另外提及的《杜甫诗选》与《哈姆莱特》。后来,在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对巫先生的采访中,我们也能够得知先生在落难之际常常想到的就是杜甫、莎士比亚和迪伦·托马斯。

而迪伦·托马斯在我个人的阅读系谱中,绝对属于强力抒情诗人的序列,他的名字是和特拉克尔、保罗·策兰、曼德尔施塔姆、洛特雷阿蒙、兰波、巴列霍等人联系在一起的。不同于T.S.艾略特、奥登和史蒂文斯等智力思辨型诗人,托马斯在他的诗歌中经常通过使用密集开阔的自然意象排列,营造出粗犷激越的情感象征。

当然,除了《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他还有很多诗作的标题本身就足以让人过目难忘,例如《他们的面孔闪动着光芒》、《耳朵在塔楼里聆听》、《心灵的气候的程序》、《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没有太阳而日光碎裂》、《时间像一座奔跑的坟墓》、《这些布谷鸟月份中的古老分钟》等等。

巫宁坤先生的五首经典译作算是‌‌“道夫先路‌‌”,如今国内出版的迪伦·托马斯诗歌的汉译单行本已有三种,它们分别是《狄兰·托马斯诗集》(王烨、水琴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收入‌‌“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狄兰·托马斯诗选》(海岸、傅浩、鲁萌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收入‌‌“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狄兰·托马斯诗选》(韦白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收入‌‌“诗苑译林‌‌”)。应该说,这些译本都为读者进一步欣赏托马斯的诗歌提供了帮助。

花开花落,一晃,曾祺走了十年了。十年了,我在异国他乡‌‌“一室一厅藏拙处‌‌”饰壁的还是他特意为我作的那幅《昆明的雨》,风神飘逸,画如其人。

他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曾祺小时爱看他画画,心领神会,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后来,苟全性命于乱世,久废画笔。他回忆道:

重拈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地写交待,实在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元书纸,于写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气,少抒郁闷。这样就一发而不可收拾,重新拾起旧营生。

曾祺也是画花卉的,他说:‌‌“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又说:‌‌“我的画,遣性而已,送人是不够格的。‌‌”你可别信以为真。

一九五七年,我俩同时落难,从此天各一方,‌‌“二十余年如一梦‌‌”。直到八十年代才在北京重逢,却仍是咫尺天涯,离多会少。于是,八四年二月,我写信给他,请他给我画一张画,要有我们的第二故乡昆明的特色,我家徒四壁的墙上一挂,就见画如见人了。三月二日,他回信说:

画尚未画,因为想不起能表明有昆明特点的花果可画。昆明最多的是报春花,但这花细碎,难为布局。波斯菊也不好画,美人蕉则不成样子也。圆通公园樱花甚好,但画出则成为日本的回忆了。且容思之。

时隔数十年,他对昆明的百花记忆犹新,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他‌‌“思‌‌”了两三个星期,画直到三月二十日才画成:‌‌“右上角画着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这幅画,从构思到布局和题词,处处可见匠心,淡泊宁静,炉火纯青。

他一再说‌‌“我想念昆明的雨,‌‌”淡淡片语饱含着他对花城魂牵梦绕的深情。抗战七年,他在昆明过着流亡学生的清苦生活:

我在民强巷的生活真落拓到了极点,一贫如洗……没有床,我就睡在一个高高的条几上,这条几也就是一尺多宽。被窝的里面都已去向不明,只剩下一条棉絮。我无论冬夏,都是拥絮而眠。有时没钱吃饭,就坚卧不起……

数十年后,‌‌“往事回思如细雨‌‌”: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他不能忘情于昆明雨季的花果。雨季菌子极多,鲜美无比。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苗族女孩子吆唤着‌‌“卖杨梅——‌‌”,那声音使他感到‌‌“昆明雨季的空气更柔和了。‌‌”雨季的花是缅桂花,‌‌“带着雨味的花使我的心软软的。‌‌”这个雨中的花城,色、香、味、音、情俱全,正是曾祺精神世界的投影。

曾祺说:‌‌“生活,是很好玩的。‌‌”他很欣赏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的话:‌‌“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不论日子如何艰难,他都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当了一回‌‌“右派‌‌”,却认为‌‌“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发配到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改两年,摘帽后下放到下属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穷居独处,没有领导,不用开会,‌‌“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马铃薯开花的时候,他每天趟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绘。‌‌“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为我画的那片仙人掌,倒挂着犹能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曾祺慧眼童心,喜看百花齐放,人花合一。仙人掌花也好,马铃薯花也好,一花一世界,千姿百态,每朵花都绽放着造化的神奇。满怀‌‌“润物细无声‌‌”的温情,一拈画笔,得心应手,他的‌‌“写意‌‌”就‌‌“下笔如有神‌‌”了。

曾祺热爱生活,但是他深谙‌‌“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的自然规律:‌‌“七十岁了,只能一年又一年,唱几句莲花落。‌‌”晚年,大江南北,游踪所至,他为众多求画者留下了一幅又一幅佳作,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他却一挥手走了,潇洒如浮云,花开正满枝。

附记:去年是曾祺辞世十周年,本想写一点东西作为纪念。没料到,八八残躯又遭晚期黄斑病变突袭,一时间几成瞽翁,废读废写。幸得良医诊治,重见天日,得以涂鸦。

2008八年农历新年于维州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