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富士康 下的文章

熬出了惯性

一条产线上并排坐着二十几个工人。一班12个小时,流水线不会停下来。每个小时里有40个苹果手机的背板从吉文婷眼前流过,她的任务是检查这些背板上是否有划痕、残留的金属黑点,或是生产错误。

进厂前,吉文婷特意在招聘时申请了检包线上的岗位,‌‌“因为这条产线的工人都是坐着工作的,其它岗位需要每天站12个小时,会更辛苦。‌‌”二十多岁,职高毕业——这是她做田野调查期间对外扮演的身份。她在产线上认识的两位师傅常常劝她:‌‌“年纪轻轻不要在这儿耗着,要有点远大志向。‌‌”

一天午饭后回到产线,距离下班还有8个小时,她忍不住和身边的师傅陈苹抱怨:‌‌“我才来这么几天,已经受不了了,你们是怎么在这儿干下去的?‌‌”40岁的陈苹告诉她,自己熬着就图一个社保。‌‌“她说,我难道去外面挣不了更多的钱吗?能挣,但是外面的小厂不稳定,给不了我退休金。‌‌”

吉文婷记得,是读高三那一年,富士康在她家乡Z市建成,几个姐姐也都换到这家大厂去上班,‌‌“挣的不算特别多,但她们说,只要在流水线上老老实实地待着,就有稳定的收入,大厂劳动体制健全,再也不愿意去小厂工作了。‌‌”

这次论文,吉文婷本是想看看富士康这样的劳动体制,除了已有学术所提到的‌‌“剥削、掠夺‌‌”之外,对这些女性工人有没有其他的影响。‌‌“熬社保‌‌”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成为她新的研究锚点。

2014年,富士康在Z市建成的第三年,随着国务院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这让农村户口的居民缴满15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后者在医疗、养老的基础上,还包含工伤、生育等保险构成,报销比例更高,可以获得每月上千元的退休金。

师傅陈苹就是受政策激励入厂的女工之一。那一年,她从地方街道办富士康招工的信息里得知,这里为正式工缴纳五险一金,不分产线、职级、岗位。如今,她已经在富士康干了8年。

吉文婷对Z市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月薪做了了解,得知都跟富士康一样每月3000元,甚至更多。她意识到,‌‌“熬一份社保‌‌”或许是不少富士康女工在高强度的流水线上,拿着不高的收入也要熬下去的重要吸引力。

在富士康打工3个月,吉文婷写了份万字汇报记录,论述‌‌“熬社保‌‌”成为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她接触到的女性工人里,多数30-45岁左右,很早就进入富士康工作,为了‌‌“熬退休‌‌”‌‌“熬社保‌‌”,在产线上工作了将近10年。

我们也找到一位该厂35岁的女工郑菁菁,她在流水线上熬了11年。纪念进厂十周年那天,她和一起熬过来的工友加油打气:‌‌“带着信仰在干,我陪你一起熬,熬到退休,咱们线上吃饭庆祝!‌‌”

郑菁菁在机台测试车间工作,这些年里的每天,她和另外20多位作业员会共同完成3万台手机的开机测试。静坐检测,搬重物,弯腰布置物料,20分钟循环一次。前两年,线上一位工友查出腰椎间盘突出,请假回家休养了半年,又进厂上班,今年夏天还是熬不动,离职了。

工友的丈夫回厂递交医院诊断证明时,郑菁菁曾问他妻子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还是不能坐,下地也不行,上厕所都要老公背着去,怎么都疼。‌‌”郑菁菁觉得可惜,‌‌“她跟我工龄一样。‌‌”

这之后,她也担心自己熬出什么病。年轻时什么都能熬,等到夜班轮岗吃饭,郑菁菁去柜子里拿点东西吃,看大龄的工友在桌子上补觉,食堂的板凳上、休息室里全是趴着睡觉的人。这几年每到晚上12点换班,郑菁菁也加入了她们,‌‌“宁愿饿着也要先睡会儿,不然后半夜头疼得受不了。‌‌”

即便是要孩子、做试管屡屡碰壁的那几年,郑菁菁也没断保,继续熬。她和丈夫结婚后,母亲就开始催生,但一直怀不上。后来又尝试了7年试管,才生下女儿。进周期检测卵泡时,每隔一天需要做一次检查,郑菁菁觉得实在不好意思跟领导请假,她下了夜班再跑去郑州做B超,在车上补觉。

线上不允许懒散,她到岗前喜欢跟同事在更衣室里聊会儿天,‌‌“熬‌‌”的惰性也留在了这里,每个女工都想多待几分钟。为了保证不会有灰尘落到制造手机的产线上,她们需要在这里换上纯白的静电衣,摘掉身上一切和违禁金属有关的物品,包括钢圈内衣,才可以通过安全检测门。

她们的话题单调、重复,时常彼此打听,‌‌“这个月介绍了多少新人来入职?奖金发了多少?‌‌”‌‌“最近的加班强度怎么样?‌‌”有的女工期盼高强度的工作,这意味着加班带来的高工资。

每天开工前,线长会给大家打鸡血,到了下班的时候,如果当天产量不达标——30人不够3万台,线长又给工人施加压力。被线长训斥的时候,郑菁菁想过辞职,但是熬出了惯性,‌‌“第二天上班,又坚持下来了,就不去想了。‌‌”

‌‌“飞来的大厂‌‌”

陈苹觉得自己当年是做过一番‌‌“理性的考量‌‌”才决定进厂,‌‌“在富士康我能不能长期做下去?这家工厂能不能在Z市待够15年?‌‌”

这座五线小城以重工业为支柱行业,农业经济收入不及当地GDP的5%。多数男性工人选择在重工业企业里打工,炼铅、炼钢、炼银。他们通常20多岁进厂,跟着老师傅学技术,操控机器。女性没有足够的体力,很难有这些机会,富士康建成前,她们一般在玻璃厂、陶瓷厂打零工,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月薪在2000元上下,是重工业企业里男性工人的一半,同时也要承受无法避免的扬尘。

进富士康之前,陈苹是Z市一家玻璃厂的职工,那时只能挣到一份季节性收入,上下班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幸运的时候活干完可以提前回家,如果机器设备出了故障,工人就需要跟机器一起等活。在企业转型中,这家玻璃厂由国企转为私企,之前干部职工仍可以由公司为他们缴纳社保,陈苹等一线工人则不再签订劳动合同,转为临时工。

吉文婷发现,多数女工会将富士康与当地作坊式的中小企业进行比较。一名响应地方街道办招工动员、首批进厂的机台操作手说:‌‌“富士康那时是Z市为数不多给普通员工交齐五险一金的公司。‌‌”在2012年,Z市人将富士康称为‌‌“飞来的大厂‌‌”。从开工到投产用时179天,是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Z市速度‌‌”。

熬了11年的郑菁菁就在那一年进厂,算是最早一批老员工。当时,她刚回到Z市老家的村子里。她高中毕业后,跟随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浪潮去了珠海,漂了5年又在母亲的催婚之下回村相亲——母亲担心她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南方城市怀孕,嫁到外地,过两年又很快离婚,‌‌“那样一辈子都耽误了。‌‌”

郑菁菁记得,2012年冬天,村里便流传着富士康在旺季每月固定发5000元工资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村民进厂打工。同时,服务业的劳动力也因此大量流失,‌‌“去饭店吃个饭都没有服务员,全进富士康打工了。‌‌”

但工作并不像超市导购、饭店服务员、加油站服务员那样清闲,工资也和人际关系有所关联。郑菁菁性格内向,见到老板、科长不敢主动打招呼,从不请线长吃饭,熬了10年她仍然在富士康做基层的工作,没有晋升。如果不是旺季,不加班,一个月到手3000元,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差不多。

‌‌“但是退休金太重要了。‌‌”她身边最鲜活的例子就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月领100多块钱的国家补助,今年70多岁,还在村里做保洁员,扫地,清倒每个小队的垃圾桶。除去在富士康缴五险一金,郑菁菁还买了一份商业保险,作为老了以后的双重保障。

吉文婷注意到,女工们‌‌“熬社保‌‌”会是出于类似这样的安全感,尤其是当她们失去了土地的时候。吉文婷的两位师傅都来自Z市市大峪镇,当地临近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东南方向与洛阳市孟津县隔黄河相望,成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腹地。1991年,陈苹她们因此搬迁,来到Z市区住,不改变户口,但是生活方式一下从山里人变成了市民。

陈苹儿时很羡慕市民的生活,有更多挣钱的路子,还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条件。没想到这么快,在自己这一代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但‌‌“家里头没地,老了也不能回去种地了‌‌”,现在40岁的她开始考虑养老,更觉得必须熬个退休金才行。

35岁‌‌“枯荣线‌‌”

35岁前入厂,才可以赶在50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完成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的条件,以最优解的方式拿到退休金。这个年龄也成为女工们‌‌“熬社保‌‌”的‌‌“枯荣线‌‌”。

王安苓马上要50岁了,还是不想离开富士康。她6年前入职,社保年限差得太远。之前她在面粉厂做工,没有固定收入,富士康招首批员工时,她不敢入职,因为那段时间总看到一些负面新闻,觉得里头不安全。

第二次村里帮富士康招工,她已经40多岁了,发现自己超过了进富士康的年龄上限。直到2017年,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富士康,招工年限逐年增长,涨到了45岁。王安苓赶紧报名,‌‌“我是那年8月进的厂,再过4个月我年龄就又超了。真是赶巧。‌‌”

她觉得自己年轻时思想太过简单,没考虑到社保的事。在同一家公司缴满10年社保的农村户口居民,离职后自行缴纳5年,才可以享受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王安苓说到,像她这样在富士康没做满10年的农村户口职工,退休后只能自己续缴灵活就业的社保,无法实现‌‌“城居保‌‌”迈向‌‌“职工保‌‌”的跃升。

富士康Z市厂区入口。讲述者供图

年轻一些的女工没走到这样的临界点,会缺少‌‌“熬‌‌”下来的动力。30岁出头的卫苗就曾离开过富士康,在疫情期间找不到别的工作,迫不得已才又回去,她想的是‌‌“再给养老康一次机会。‌‌”

卫苗不愿意框在流水线上,进厂几个月后又跟车间提出申请,去做‌‌“线外‌‌”的工作——需要学习使用精密仪器,灵活机动,随时帮产线上有瑕疵的手机产品进行修复,也是富士康里职业晋升的一环。产线上的年长女工瞧不起卫苗,觉得她是通过阿谀奉承、讨好线长成为‌‌“线外‌‌”,既投机又钻营。

吉文婷最初注意到卫苗时,是看到了她的美甲。‌‌“产线上很少看见她这样时髦的。‌‌”她夸赞卫苗的美甲和穿搭,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卫苗告诉她,比起富士康的工作,她更喜欢在超市做收银,但是疫情期间不招工了。

年轻时,卫苗在昆山的电子厂打工,2013年在当地结识了一个Z市老乡,两人回家结婚生子。孩子一岁之后,正好赶上富士康招工,她就去流水线上工作了不到一年,又觉得太过枯燥,辞职和丈夫一起去南方城市四处打散工。

她一直让儿子住在姥姥姥爷家,从而跟丈夫实现资源交换。‌‌“我父母现在帮忙带小孩,那我老了以后就有正当理由要求我老公帮我照顾父母。‌‌”儿子马上要中考,卫苗才再次回到Z市,图一个‌‌“离家近,好照顾孩子学习‌‌”。

卫苗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会离开富士康,到35岁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找到一份能坚持做下去的稳定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事业,再考虑要不要回来熬着。

吉文婷发现,产线上40岁以上的女工很羡慕那些年轻的人,因为她们还有更灵活的选择。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在富士康从正式工转为小时工,不缴纳五险一金,但1小时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是正式工的两倍。吉文婷在线上的师傅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自由,你们年轻,未来日子还长,可我40多岁,能进厂就不容易了,全家人还指望我熬个社保给自己养老。‌‌”

自我价值

一天下了晚班,吉文婷和产线上一个25岁的工友一起等清晨的班车回家。这位工友常常提到儿子,也聊起孩子的爸爸,她总叫对方‌‌“男朋友‌‌”,女工们听了都爱调侃她:‌‌“你们夫妻关系也太好了,现在都还在叫男朋友。‌‌”

这次,工友告诉吉文婷,自己跟孩子爸爸关系并不好,公婆让她全职照顾家庭,她不愿意,但丈夫支持公婆。他们已经离婚了。‌‌“我想等儿子长大了,也能跟城里的小朋友一样自信,说‌‌‘我妈妈在大厂工作’,也有五险一金。‌‌”

吉文婷意识到,被动‌‌“熬社保‌‌”的同时,女工也在主动实现个体尊严。12月即将退休的王安苓也说过,‌‌“儿子28岁还没结婚,我不用给他带孩子,我自己父母身体都好,我真的很想继续上班,但人家企业不允许。‌‌”她现在还没想好退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

吉文婷在论文里写到,家庭影响了女性农民工‌‌“熬社保‌‌”劳动策略的形成,‌‌“她们战胜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单调猛兽和慢性剥削,为重构家庭话语权、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定义自我价值提供了坚实底气。‌‌”

郑菁菁有时觉得工作没有成就感。这几年晋升线长的机会越来越少,她想过辞职不干了,或者再进一次厂,赌一把,分去一个更清闲的车间。‌‌“但是一想到还有比现在待的地方更脏更累的车间,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成就了,有工作总比做全职妈妈要好。‌‌”

进厂打工时,她偶尔也化妆打扮,‌‌“穿点抹点,女人不都喜欢这些。‌‌”老公说她败家,还总往娘家贴钱,‌‌“我就告诉他,我花自己的钱,有底气。‌‌”但在给女儿花钱的事情上,两人有时争执不下。女儿闹蛀牙,郑菁菁带去医院看,是瞒着老公花的七八百,‌‌“他说不用矫正,等大了乳牙会换掉,但现在牙已经坏了。‌‌”

吉文婷发现,只要一聊到孩子,总能很快打开女工们的话匣子。其中,‌‌“老了以后不和子女同住‌‌”已经是女工们的共识。

坐在吉文婷上游的田师傅希望女儿可以考上一个好高中,为了得到老师的更多关照,她准备给班主任送点礼物。她的大儿子当年没考上高中,读了中专,又花钱考了大专,毕业后在Z市一家钢厂打工。在教育上,她对女儿施加了更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因为‌‌“女孩出路少,学历必须要更好一点。‌‌”

和绝大多数女工一样,田师傅也觉得熬一份社保的意义是老了以后不成为子女的累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她还提到,在Z市的婚恋市场,年轻人的父母双方如果都有退休工资,会是相亲的加分项之一。

富士康没有双休,停电时除外。吉文婷也经历了一次,周五正准备去上班,她刚走入工厂大门,迎面看见一群大姐有说有笑地往外走。‌‌“工厂停电了,今天放假。‌‌”每个人都在开心地筹备,这一天该怎么度过。去逛超市?去公园里坐下来聊天?吉文婷有些恍惚。‌‌“那天她们看起来好快乐,像我们大学生,像身边的同龄人,是自由的。‌‌”

陈苹和田师傅喊她去逛公园,但吉文婷不想去。‌‌“我太累了,保命要紧,只想睡觉。‌‌”后来,她在当天的田野日记里写下:今日停电,好遗憾,回宿舍休息。现在她感到后悔,‌‌“我想我可能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跟她们深入了解,我当时以为还有下一次,但三个月里没有下一次停电了。‌‌”

吉文婷进厂前,流水线上很安静,工友之间很少闲聊,每到定期换线的时候,人员会被重新打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长时间留存下来。如果她可以回到那一天,她想自己会去公园,和女工们一起坐下来,然后在一天结束时问她们:‌‌“你觉得今天过得开心吗?‌‌”

(除吉文婷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老秦

“老秦,我来了!”

老秦是我初中同学。他初中毕了业,就到了郑州。老秦也不老,就是少白头,在班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这是时隔多年后,我见到他时的第一句开场白。眼下,我正读大一。在学校,阔手阔脚的我,成了典型的花呗青年。家里穷,无法向父母再开口,趁着春节寒假,为了还债,奔赴郑州富士康。

在老秦的安排下,我第一次进入了工厂。那天中午,是老秦请的客,然后就去了中介所,迷迷糊糊签下不少协议,那密密麻麻的一页页条款,不容商量。一阵忙活下来,天色见黑,老秦就驱车带我前往住宿区。路程不近,霓虹遍地的大街无限繁华,但那不属于我。晚八点钟到了地方,办理了入住手续,住进了员工宿舍。老秦和我打过招呼,就去做他剩下的工作了。

宿舍不大,二十几平的小房间里,十个人住,一格格架子床像橱窗货架,住下的人把家当和自己像货物一样整齐摆在格子里。白天太累,我就早早的睡下了。

一大早,随着老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纷纷前往工厂,登记,体检,入职,中间见到一些上班的工人,隔着一条走廊,彼此好奇又匆忙。在工作服柜子前,他们动作缓慢,神情呆滞,不多会儿,他们就陆陆续续地走进各自的车间去了。

这时,电话铃声想起,是老秦从那边打来的。

“凯歌啊,厂牌出来了,过来拿一下。”

“奥,就来!”

也不多客套,挂了电话,回身走进大厅,绿色的塑料地面,无边的人群,老秦站在凳子上向我招手。快步走了过去,接过厂牌,跟着出了厂子。路上,老秦一边开车一边给我讲了明天培训的注意事项,我也就像听课似的,“哦哦啊啊”的就过去了。第二天要准备的事情讲完后,又随便闲聊了一会别的。

“咱叔怎么样了?”他问的是我爸。

“就那样,去了贵州,天天念着贵州的好。前两天,给我寄了点茶叶,一会到宿舍,给你拿点。”

“别,叔送你的东西,我可不敢要,你自己留着吧。”

车子跑得慢,多一会儿,是一片居民楼,缓缓驶近,到了我们的宿舍楼,找个地方停下车,我们就此作别。

时至今日,又想起初中毕业时老秦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总会分开,只要不死,还会相见。”

小马

2019年郑州的隆冬格外寒冷。老秦走后,我已经在这里熬过了半月有余。渐转深冬,添衣加被,用小马的话说,“过得极其凄惨”。

在这里,我的工作简单却不轻松,每晚我都要分拣四万个手机壳模具。

小马是我同线的同事。当时刚进流水线那天,小马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非要让我和他在一个岗位上,后来才知道,原来做分拣的这条生产线上,只有小马一人,每晚需要挑拣八万个模具。因为数量过于庞大,模具常常挑拣出错。我的到来,让小马可以省下不少力气。线长老宋,虽然极不情愿,但是因为分拣的问题没少被车长批评,也就此把我安排给了小马。

小马并不小,相反除了身高以外,他的资历、年龄、工资,都是整个车间最高的那个。据他自己说,在富士康已经有十五年,除却老贾,他就是最老的工人。零四年,小马初二,辍学的他来到郑州。说到这时,小马哽咽了一下,不难看出,那个时候的小马,一定是经历了不少的难言的苦。

问过他,后悔吗?他说,“有啥好悔的,选了这条路,命也就这样了。”粗犷的声音略带着河南腔,无力。

接着又继续听他的从前:“那会儿,我第一次进工厂,没有宿舍,拿着从家里带来的二百块钱,租了个民居房,六十块一个月,心也狠,租了半年,没舍得买被褥。还记得来的第一个月,第一份工作就是给游戏机做包装,一个八分钱。最开始,手慢,一天只能做三百个,比不上那些阿姨做得快,但也还行。那个时候没钱,吃不起别的,就馒头便宜,五毛两个,一天四个,晚上就睡在编织袋铺盖着的床板上,真真硌的疼。”

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眼泪从小马的脸上滑了下来,一口酒闷进嘴里,喝酒的手挡住了流下的眼泪,随后一抹而过。

放下杯子,小马在灯光下,看着杯子又为我讲起了那个时候的事。

“来的时候是秋天,当时就这样吃了一个多月的馒头,第一个月拿到七百多块的工资,就觉得一切都值了,置办了被褥,吃了第一顿四块的肉丝面,从那以后,从包装、分拣、批发、质检、压花、维修一路干了过来,那些年啥都没有,现在好多了。”

说完,也没了下文。结完账,我扶着小马,送回了宿舍。喝多了的小马那夜直挺挺地睡着了。

后来有过几次问小马家里的事,小马就是避而不谈,让人不免心生好奇。

直到有一次同老贾喝多了,才从他那里才知道,小马家里面,早已没有了别人,而零四年,就是小马父亲故去的那一年,自那以后他也就很少回家,听闻最近一次回家,还是为了老家拆迁的事。

老贾还告诉我,读书学习的路,在那个年代,对于他们那样家庭而言,无异于是将全家放在火上烤,所以无论当年小马的父亲是否离世,小马进厂的命运,都早已注定。

说到这里,老贾也无奈的哑笑了两声,随后起身离开。看着老贾默默离开的身影,心中惆怅。

前后与小马一起工作了大概二十多天,小马就让调回了另一个单位,换来了一个新同事怎么也处不熟络,活差不多一个人扛了。

每一只重约三公斤的铁质模具像流水一样流过来,再流过去。我两手纷飞着挑拣。残缺的,畸形的,全靠眼睛来快速分辩,双手快速分拣。除了每班中两小时的放风休息时间坐一会儿,我要站立七八小时。手套一个班要磨破两双,我在拇指和食指上缠了胶布。最受不了的是双眼,盯到最后,看什么都是重影的。

后来再见小马的时候,是快近年关的前两天,在离宿舍楼不远的一家网吧内。

那天调休,刚推开网吧的大门,就看见了小马,正门第二排的台子上。在吧台多买了瓶水,坐在了小马的身边,把一瓶水递给了他,他当时愣了一下,看到是我,互相笑了笑,看着他打游戏的样子就知道有些年头了。

“怎么样,挺累的吧?”

等了半天,看我没回话,又专门回过头问了我一遍,“怎么样,累不?”

“啊!奥,还行吧,新来的手慢,没以前那么轻松了,你呢?”

“还好,有空还能睡会儿,唉!小陈啊,明天我就回家了,你今天是休假吗?”

小马还是在那专注的打着游戏,感觉是象征性的问了一下。

“嗯,休假。”

那是我和小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不知道,小马打了多长时间的游戏,也不知道他回家要干嘛,也不好多问,只是年后再联系到他,听说请了更长时间的假。我也不知道情况,是老贾说的。

只是许久以后,忆起“与我一样,过得极其凄惨”这句话,似如昨天一般,萦绕耳畔,竟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

老贾

“唉,你说小马是不是把青春都给了游戏啊,老贾?”

“应该是吧,从零七年认识,到现在,除了上班就是打游戏,像他这样了无牵挂的,换我说不定也是那样。”

老贾是温州人,今年三十二,正好大我一轮。相比于小马,老贾就显得幸福多了,家里面不算比较有钱的,用他的话说,“别整天想着温州人都是大户,可别忘了,还有我这样的破落户呢。”每次想起老贾的神态,和说这话的语气,总是能逗人一乐。

同小马一样,在厂子里干了快十五年了,比起小马就要幸运的多了。他经历过高考,老说“哥好歹也是这个车间里面见过高考真题的人。”也惹来老宋的一顿奚落,他却乐此不疲。

手快,眼尖,脾气还好。

每次这样夸老贾,老贾都会说,都是社会磨出来的,然后就是相视一笑。印象里的老贾,总是像个大哥,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大家,所以大家都和他关系不差。

老贾说过小马的故事,却很少提起自己,所以对于老贾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他的为人,陌生的却是他那些没能说出来的身世历练。他就像是一块海绵,所有的污渍,棱角,通通都被他收了起来,唯一藏不住的是和煦面容下时有时无的落寞神情。

郑州风大,尤其是在年关,阴沉沉的天气,却不落半点儿雪雨,显得格外压抑。

同老贾一起工作了近一月,那天老贾回家,算是朋友,我闹着非要送他一程,老贾拗不过,只能任由了我。

“郑州火车站到了,前往郑州火车站的乘客,请在此站下车,下一站……”

地铁喇叭中传来了到站的提示音,我和老贾先后走出车门,拿起老贾的行李箱,我们一前一后,活像一对奔着春运回家的兄弟。那天的风大,刚出地铁口,刀口般的寒风就迎面削来,老贾的羽绒服帽子被都风鼓起了一个大圆,我就坐在大厅,等老贾拿完票,已是下午两点。在这个不南不北的城市,新冠疫情还不显现,戴口罩的人不多。

“不好意思哈,春运,人有点多,”老贾抱歉地说到。

“没事,饿了没,刚定的餐,晚上的票,吃饱了,好回家。”我略带显摆的举着手机,在老贾面前晃了晃。那一顿饭,我们吃到很晚,差点就误了老贾的车。

不过,那一天,我也听到了不少老贾那些藏起来的故事。

姊妹四个,他是老三,高考那年,老贾的父母,已经年逾六十,家中并不富裕,那一年,与其说见过高考真题,倒不如说,是题见了他。考下来,知道无望,早早的做了学徒工。

从小老贾父母的严厉,让自己过早学会了万事不与人语的本事。遇到小马之前,他在深圳,后来厂里外派,他才来到郑州,不过大多时间,还在深圳。至于这些年受了多少苦,他没明说,但从离席时满地的酒瓶中,不难看出,老贾过得挺不容易。

“这么多年的打拼,倒也挣出来一处安身的地方。只是不敢离职,不敢抱怨。父母年事已高,自己又是独生子,若非责任压肩头,谁不想和小马一样活得逍遥自在。”第一次道出了心里话的老贾,略显失态,幸好身边也没外人。那一夜,我不知道老贾睡的怎么样,我是彻夜未眠。

老贾对我能说出这么多,我深感意外。饭桌上,他说,“人不快十有八九,能与人说不过一二,你我相见仅此是一场缘分,今日分开,往后谁知能不能见到,一些破事,也不怕戳我短处。”

也许是老贾对我说了太多,也许是命中注定,第二天一早,他删了我的微信。但是他的那些话,简单却令人深思,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在脑子里回响。

再后来,工厂停工,武汉封城,我赶最后一趟火车,逃回了老家。

老宋

见面最多的是小马和老贾,接下来就是老宋。老宋是线长,对我的照顾不多,却也不会忽略。

关于老宋的故事,大多都是从工友们的闲言碎语里面,听出的大概。老宋个不高,略显老态,如果不是小马提醒,我还以为老宋今年已经四十有余。

三十出头的老宋,在我们中间,算是年长者,至于三十几,我不清楚,不过从老宋打趣老贾的语气,不难看出,肯定比老贾要大上那么点。

老宋不好喝酒,私下聚会里面,老宋就是滴酒不沾。对于工作,也严谨得一丝不苟,也好挑刺儿,喜欢骂人。不过他说的是河南话,好多我都听不太懂。只能从薛姐和小马的精彩表情上看出一二。

老宋的嘴上功夫十分精彩。老宋骂人,从不停顿,往往一扬三挫,极富有节奏感,就好像相声贯口一般,抑扬顿挫,一气呵成,且又震聋发聩,机器隆隆的嘈杂声响,在他面前都要黯然失色。

听小马说过,老宋曾经还是老贾的徒弟。因为老贾常年在深圳,偶有调派,才来郑州一趟,因为富士康人员流动量大,老宋这才熬成了这条生产线上资历最老的工人。也是去年,才接过前任线长的班,管理这条生产线,今年机缘巧合下,老贾竟被派到了这条生产线上。因此,打趣老贾的大多都是老宋。

老宋爱骂人,也爱干净。

洁白的静电服,静电帽,还有滴灰不染的防尘裤,以及被擦到反光的老式眼镜,就是老宋的典型标配。很难想象,在这种枯燥乏味且又机械繁重的工作中,老宋竟能日复一日的注意自己的外表,正因如此,也才让老贾有了更多调侃的话头。

“估计老宋连内裤都是要用钛白搓干净了,才肯来上班。”“帽子比脸白,屁蛋子都不肯沾灰。”之类,每次都满堂哄笑。紧接着肯定能听到老宋精彩的“贯口”,舌压群雄,把大家重新拖回枯燥、繁重的工作中去。

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把老宋放在北京的一家茶馆儿,让其表演一段别具风味的河南单口相声,那必是满堂的彩儿,我若是能去,搁在古代,舍下几两碎银,也丝毫不会心疼一下。

爱骂人,爱干净,还爱抽烟,一天两包,从不间断。常常在上班时,偷偷跑到厕所抽上两口。为了这个事,没少挨领导骂。不过也因为他工作用心,这条生产线往往都是模范组,领导大多也只是说说而已。

听小马说,有一次,老宋抽烟把防尘服烫出了一个窟窿,把老宋心疼了好几天。缝缝补补,总不如意,后来干脆又买了一件新的,老宋把它当个宝一样。后来被偷了,还伤心难过好一阵子。上班下班,总要站在车间门口,骂上一阵子才肯罢休。

从那以后,老宋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他的柜子,非要上两把锁,东西取放的时候,都要拿手挡着密码,确定没人能看到密码,才会开锁,不过没有贼偷,总有贼惦记。年关前,厂子给各个线长都分发了一份粮油福利,还没下班,就又被偷了,气得老宋那两天逮住人就骂。就好像非要把小偷给骂出来似的。

那个时候,老贾已经走了,不然我能想象的到,看到老宋吃瘪,老贾脸上精彩的表情,用小马的话来说,肯定“比脸谱上的表情还要花哨。”

尾记

自郑州离开,已经一月有余,因疫情原因,再没回郑州复工,期间与老宋有过几次沟通。拖欠的工资暂缓,已由老宋代理辞职。

近日与小马有过交流,小马老家暂时封村,所存积蓄,准备用作翻新旧宅,要是还能剩点儿钱,就在老家种种草药。至于老贾,联系了几次都没联系上。

最后,送给那些准备进厂的学生一些建议。如果没有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与决心,希望可以退一步,再做别的考量。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车间里的工作,并不适合学生。像当初老贾小马和老宋回答的话一样:“自从踏入流水线的那天,很多东西就已经停止了,在我们接触那些冰冷机器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和它们一样冰冷了。机器时代,为伍者无法不成为机器,只有流水线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