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出了惯性

一条产线上并排坐着二十几个工人。一班12个小时，流水线不会停下来。每个小时里有40个苹果手机的背板从吉文婷眼前流过，她的任务是检查这些背板上是否有划痕、残留的金属黑点，或是生产错误。

进厂前，吉文婷特意在招聘时申请了检包线上的岗位，‌‌“因为这条产线的工人都是坐着工作的，其它岗位需要每天站12个小时，会更辛苦。‌‌”二十多岁，职高毕业——这是她做田野调查期间对外扮演的身份。她在产线上认识的两位师傅常常劝她：‌‌“年纪轻轻不要在这儿耗着，要有点远大志向。‌‌”

一天午饭后回到产线，距离下班还有8个小时，她忍不住和身边的师傅陈苹抱怨：‌‌“我才来这么几天，已经受不了了，你们是怎么在这儿干下去的？‌‌”40岁的陈苹告诉她，自己熬着就图一个社保。‌‌“她说，我难道去外面挣不了更多的钱吗？能挣，但是外面的小厂不稳定，给不了我退休金。‌‌”

吉文婷记得，是读高三那一年，富士康在她家乡Z市建成，几个姐姐也都换到这家大厂去上班，‌‌“挣的不算特别多，但她们说，只要在流水线上老老实实地待着，就有稳定的收入，大厂劳动体制健全，再也不愿意去小厂工作了。‌‌”

这次论文，吉文婷本是想看看富士康这样的劳动体制，除了已有学术所提到的‌‌“剥削、掠夺‌‌”之外，对这些女性工人有没有其他的影响。‌‌“熬社保‌‌”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成为她新的研究锚点。

2014年，富士康在Z市建成的第三年，随着国务院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这让农村户口的居民缴满15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后者在医疗、养老的基础上，还包含工伤、生育等保险构成，报销比例更高，可以获得每月上千元的退休金。

师傅陈苹就是受政策激励入厂的女工之一。那一年，她从地方街道办富士康招工的信息里得知，这里为正式工缴纳五险一金，不分产线、职级、岗位。如今，她已经在富士康干了8年。

吉文婷对Z市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月薪做了了解，得知都跟富士康一样每月3000元，甚至更多。她意识到，‌‌“熬一份社保‌‌”或许是不少富士康女工在高强度的流水线上，拿着不高的收入也要熬下去的重要吸引力。

在富士康打工3个月，吉文婷写了份万字汇报记录，论述‌‌“熬社保‌‌”成为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她接触到的女性工人里，多数30-45岁左右，很早就进入富士康工作，为了‌‌“熬退休‌‌”‌‌“熬社保‌‌”，在产线上工作了将近10年。

我们也找到一位该厂35岁的女工郑菁菁，她在流水线上熬了11年。纪念进厂十周年那天，她和一起熬过来的工友加油打气：‌‌“带着信仰在干，我陪你一起熬，熬到退休，咱们线上吃饭庆祝！‌‌”

郑菁菁在机台测试车间工作，这些年里的每天，她和另外20多位作业员会共同完成3万台手机的开机测试。静坐检测，搬重物，弯腰布置物料，20分钟循环一次。前两年，线上一位工友查出腰椎间盘突出，请假回家休养了半年，又进厂上班，今年夏天还是熬不动，离职了。

工友的丈夫回厂递交医院诊断证明时，郑菁菁曾问他妻子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还是不能坐，下地也不行，上厕所都要老公背着去，怎么都疼。‌‌”郑菁菁觉得可惜，‌‌“她跟我工龄一样。‌‌”

这之后，她也担心自己熬出什么病。年轻时什么都能熬，等到夜班轮岗吃饭，郑菁菁去柜子里拿点东西吃，看大龄的工友在桌子上补觉，食堂的板凳上、休息室里全是趴着睡觉的人。这几年每到晚上12点换班，郑菁菁也加入了她们，‌‌“宁愿饿着也要先睡会儿，不然后半夜头疼得受不了。‌‌”

即便是要孩子、做试管屡屡碰壁的那几年，郑菁菁也没断保，继续熬。她和丈夫结婚后，母亲就开始催生，但一直怀不上。后来又尝试了7年试管，才生下女儿。进周期检测卵泡时，每隔一天需要做一次检查，郑菁菁觉得实在不好意思跟领导请假，她下了夜班再跑去郑州做B超，在车上补觉。

线上不允许懒散，她到岗前喜欢跟同事在更衣室里聊会儿天，‌‌“熬‌‌”的惰性也留在了这里，每个女工都想多待几分钟。为了保证不会有灰尘落到制造手机的产线上，她们需要在这里换上纯白的静电衣，摘掉身上一切和违禁金属有关的物品，包括钢圈内衣，才可以通过安全检测门。

她们的话题单调、重复，时常彼此打听，‌‌“这个月介绍了多少新人来入职？奖金发了多少？‌‌”‌‌“最近的加班强度怎么样？‌‌”有的女工期盼高强度的工作，这意味着加班带来的高工资。

每天开工前，线长会给大家打鸡血，到了下班的时候，如果当天产量不达标——30人不够3万台，线长又给工人施加压力。被线长训斥的时候，郑菁菁想过辞职，但是熬出了惯性，‌‌“第二天上班，又坚持下来了，就不去想了。‌‌”

‌‌“飞来的大厂‌‌”

陈苹觉得自己当年是做过一番‌‌“理性的考量‌‌”才决定进厂，‌‌“在富士康我能不能长期做下去？这家工厂能不能在Z市待够15年？‌‌”

这座五线小城以重工业为支柱行业，农业经济收入不及当地GDP的5%。多数男性工人选择在重工业企业里打工，炼铅、炼钢、炼银。他们通常20多岁进厂，跟着老师傅学技术，操控机器。女性没有足够的体力，很难有这些机会，富士康建成前，她们一般在玻璃厂、陶瓷厂打零工，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月薪在2000元上下，是重工业企业里男性工人的一半，同时也要承受无法避免的扬尘。

进富士康之前，陈苹是Z市一家玻璃厂的职工，那时只能挣到一份季节性收入，上下班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幸运的时候活干完可以提前回家，如果机器设备出了故障，工人就需要跟机器一起等活。在企业转型中，这家玻璃厂由国企转为私企，之前干部职工仍可以由公司为他们缴纳社保，陈苹等一线工人则不再签订劳动合同，转为临时工。

吉文婷发现，多数女工会将富士康与当地作坊式的中小企业进行比较。一名响应地方街道办招工动员、首批进厂的机台操作手说：‌‌“富士康那时是Z市为数不多给普通员工交齐五险一金的公司。‌‌”在2012年，Z市人将富士康称为‌‌“飞来的大厂‌‌”。从开工到投产用时179天，是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Z市速度‌‌”。

熬了11年的郑菁菁就在那一年进厂，算是最早一批老员工。当时，她刚回到Z市老家的村子里。她高中毕业后，跟随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浪潮去了珠海，漂了5年又在母亲的催婚之下回村相亲——母亲担心她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南方城市怀孕，嫁到外地，过两年又很快离婚，‌‌“那样一辈子都耽误了。‌‌”

郑菁菁记得，2012年冬天，村里便流传着富士康在旺季每月固定发5000元工资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村民进厂打工。同时，服务业的劳动力也因此大量流失，‌‌“去饭店吃个饭都没有服务员，全进富士康打工了。‌‌”

但工作并不像超市导购、饭店服务员、加油站服务员那样清闲，工资也和人际关系有所关联。郑菁菁性格内向，见到老板、科长不敢主动打招呼，从不请线长吃饭，熬了10年她仍然在富士康做基层的工作，没有晋升。如果不是旺季，不加班，一个月到手3000元，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差不多。

‌‌“但是退休金太重要了。‌‌”她身边最鲜活的例子就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月领100多块钱的国家补助，今年70多岁，还在村里做保洁员，扫地，清倒每个小队的垃圾桶。除去在富士康缴五险一金，郑菁菁还买了一份商业保险，作为老了以后的双重保障。

吉文婷注意到，女工们‌‌“熬社保‌‌”会是出于类似这样的安全感，尤其是当她们失去了土地的时候。吉文婷的两位师傅都来自Z市市大峪镇，当地临近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东南方向与洛阳市孟津县隔黄河相望，成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腹地。1991年，陈苹她们因此搬迁，来到Z市区住，不改变户口，但是生活方式一下从山里人变成了市民。

陈苹儿时很羡慕市民的生活，有更多挣钱的路子，还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条件。没想到这么快，在自己这一代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但‌‌“家里头没地，老了也不能回去种地了‌‌”，现在40岁的她开始考虑养老，更觉得必须熬个退休金才行。

35岁‌‌“枯荣线‌‌”

35岁前入厂，才可以赶在50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完成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的条件，以最优解的方式拿到退休金。这个年龄也成为女工们‌‌“熬社保‌‌”的‌‌“枯荣线‌‌”。

王安苓马上要50岁了，还是不想离开富士康。她6年前入职，社保年限差得太远。之前她在面粉厂做工，没有固定收入，富士康招首批员工时，她不敢入职，因为那段时间总看到一些负面新闻，觉得里头不安全。

第二次村里帮富士康招工，她已经40多岁了，发现自己超过了进富士康的年龄上限。直到2017年，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富士康，招工年限逐年增长，涨到了45岁。王安苓赶紧报名，‌‌“我是那年8月进的厂，再过4个月我年龄就又超了。真是赶巧。‌‌”

她觉得自己年轻时思想太过简单，没考虑到社保的事。在同一家公司缴满10年社保的农村户口居民，离职后自行缴纳5年，才可以享受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王安苓说到，像她这样在富士康没做满10年的农村户口职工，退休后只能自己续缴灵活就业的社保，无法实现‌‌“城居保‌‌”迈向‌‌“职工保‌‌”的跃升。

富士康Z市厂区入口。讲述者供图

年轻一些的女工没走到这样的临界点，会缺少‌‌“熬‌‌”下来的动力。30岁出头的卫苗就曾离开过富士康，在疫情期间找不到别的工作，迫不得已才又回去，她想的是‌‌“再给养老康一次机会。‌‌”

卫苗不愿意框在流水线上，进厂几个月后又跟车间提出申请，去做‌‌“线外‌‌”的工作——需要学习使用精密仪器，灵活机动，随时帮产线上有瑕疵的手机产品进行修复，也是富士康里职业晋升的一环。产线上的年长女工瞧不起卫苗，觉得她是通过阿谀奉承、讨好线长成为‌‌“线外‌‌”，既投机又钻营。

吉文婷最初注意到卫苗时，是看到了她的美甲。‌‌“产线上很少看见她这样时髦的。‌‌”她夸赞卫苗的美甲和穿搭，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卫苗告诉她，比起富士康的工作，她更喜欢在超市做收银，但是疫情期间不招工了。

年轻时，卫苗在昆山的电子厂打工，2013年在当地结识了一个Z市老乡，两人回家结婚生子。孩子一岁之后，正好赶上富士康招工，她就去流水线上工作了不到一年，又觉得太过枯燥，辞职和丈夫一起去南方城市四处打散工。

她一直让儿子住在姥姥姥爷家，从而跟丈夫实现资源交换。‌‌“我父母现在帮忙带小孩，那我老了以后就有正当理由要求我老公帮我照顾父母。‌‌”儿子马上要中考，卫苗才再次回到Z市，图一个‌‌“离家近，好照顾孩子学习‌‌”。

卫苗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会离开富士康，到35岁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找到一份能坚持做下去的稳定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事业，再考虑要不要回来熬着。

吉文婷发现，产线上40岁以上的女工很羡慕那些年轻的人，因为她们还有更灵活的选择。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在富士康从正式工转为小时工，不缴纳五险一金，但1小时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是正式工的两倍。吉文婷在线上的师傅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自由，你们年轻，未来日子还长，可我40多岁，能进厂就不容易了，全家人还指望我熬个社保给自己养老。‌‌”

自我价值

一天下了晚班，吉文婷和产线上一个25岁的工友一起等清晨的班车回家。这位工友常常提到儿子，也聊起孩子的爸爸，她总叫对方‌‌“男朋友‌‌”，女工们听了都爱调侃她：‌‌“你们夫妻关系也太好了，现在都还在叫男朋友。‌‌”

这次，工友告诉吉文婷，自己跟孩子爸爸关系并不好，公婆让她全职照顾家庭，她不愿意，但丈夫支持公婆。他们已经离婚了。‌‌“我想等儿子长大了，也能跟城里的小朋友一样自信，说‌‌‘我妈妈在大厂工作’，也有五险一金。‌‌”

吉文婷意识到，被动‌‌“熬社保‌‌”的同时，女工也在主动实现个体尊严。12月即将退休的王安苓也说过，‌‌“儿子28岁还没结婚，我不用给他带孩子，我自己父母身体都好，我真的很想继续上班，但人家企业不允许。‌‌”她现在还没想好退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

吉文婷在论文里写到，家庭影响了女性农民工‌‌“熬社保‌‌”劳动策略的形成，‌‌“她们战胜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单调猛兽和慢性剥削，为重构家庭话语权、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定义自我价值提供了坚实底气。‌‌”

郑菁菁有时觉得工作没有成就感。这几年晋升线长的机会越来越少，她想过辞职不干了，或者再进一次厂，赌一把，分去一个更清闲的车间。‌‌“但是一想到还有比现在待的地方更脏更累的车间，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成就了，有工作总比做全职妈妈要好。‌‌”

进厂打工时，她偶尔也化妆打扮，‌‌“穿点抹点，女人不都喜欢这些。‌‌”老公说她败家，还总往娘家贴钱，‌‌“我就告诉他，我花自己的钱，有底气。‌‌”但在给女儿花钱的事情上，两人有时争执不下。女儿闹蛀牙，郑菁菁带去医院看，是瞒着老公花的七八百，‌‌“他说不用矫正，等大了乳牙会换掉，但现在牙已经坏了。‌‌”

吉文婷发现，只要一聊到孩子，总能很快打开女工们的话匣子。其中，‌‌“老了以后不和子女同住‌‌”已经是女工们的共识。

坐在吉文婷上游的田师傅希望女儿可以考上一个好高中，为了得到老师的更多关照，她准备给班主任送点礼物。她的大儿子当年没考上高中，读了中专，又花钱考了大专，毕业后在Z市一家钢厂打工。在教育上，她对女儿施加了更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因为‌‌“女孩出路少，学历必须要更好一点。‌‌”

和绝大多数女工一样，田师傅也觉得熬一份社保的意义是老了以后不成为子女的累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她还提到，在Z市的婚恋市场，年轻人的父母双方如果都有退休工资，会是相亲的加分项之一。

富士康没有双休，停电时除外。吉文婷也经历了一次，周五正准备去上班，她刚走入工厂大门，迎面看见一群大姐有说有笑地往外走。‌‌“工厂停电了，今天放假。‌‌”每个人都在开心地筹备，这一天该怎么度过。去逛超市？去公园里坐下来聊天？吉文婷有些恍惚。‌‌“那天她们看起来好快乐，像我们大学生，像身边的同龄人，是自由的。‌‌”

陈苹和田师傅喊她去逛公园，但吉文婷不想去。‌‌“我太累了，保命要紧，只想睡觉。‌‌”后来，她在当天的田野日记里写下：今日停电，好遗憾，回宿舍休息。现在她感到后悔，‌‌“我想我可能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跟她们深入了解，我当时以为还有下一次，但三个月里没有下一次停电了。‌‌”

吉文婷进厂前，流水线上很安静，工友之间很少闲聊，每到定期换线的时候，人员会被重新打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长时间留存下来。如果她可以回到那一天，她想自己会去公园，和女工们一起坐下来，然后在一天结束时问她们：‌‌“你觉得今天过得开心吗？‌‌”

（除吉文婷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老秦

“老秦，我来了！”

老秦是我初中同学。他初中毕了业，就到了郑州。老秦也不老，就是少白头，在班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这是时隔多年后，我见到他时的第一句开场白。眼下，我正读大一。在学校，阔手阔脚的我，成了典型的花呗青年。家里穷，无法向父母再开口，趁着春节寒假，为了还债，奔赴郑州富士康。

在老秦的安排下，我第一次进入了工厂。那天中午，是老秦请的客，然后就去了中介所，迷迷糊糊签下不少协议，那密密麻麻的一页页条款，不容商量。一阵忙活下来，天色见黑，老秦就驱车带我前往住宿区。路程不近，霓虹遍地的大街无限繁华，但那不属于我。晚八点钟到了地方，办理了入住手续，住进了员工宿舍。老秦和我打过招呼，就去做他剩下的工作了。

宿舍不大，二十几平的小房间里，十个人住，一格格架子床像橱窗货架，住下的人把家当和自己像货物一样整齐摆在格子里。白天太累，我就早早的睡下了。

一大早，随着老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纷纷前往工厂，登记，体检，入职，中间见到一些上班的工人，隔着一条走廊，彼此好奇又匆忙。在工作服柜子前，他们动作缓慢，神情呆滞，不多会儿，他们就陆陆续续地走进各自的车间去了。

这时，电话铃声想起，是老秦从那边打来的。

“凯歌啊，厂牌出来了，过来拿一下。”

“奥，就来！”

也不多客套，挂了电话，回身走进大厅，绿色的塑料地面，无边的人群，老秦站在凳子上向我招手。快步走了过去，接过厂牌，跟着出了厂子。路上，老秦一边开车一边给我讲了明天培训的注意事项，我也就像听课似的，“哦哦啊啊”的就过去了。第二天要准备的事情讲完后，又随便闲聊了一会别的。

“咱叔怎么样了？”他问的是我爸。

“就那样，去了贵州，天天念着贵州的好。前两天，给我寄了点茶叶，一会到宿舍，给你拿点。”

“别，叔送你的东西，我可不敢要，你自己留着吧。”

车子跑得慢，多一会儿，是一片居民楼，缓缓驶近，到了我们的宿舍楼，找个地方停下车，我们就此作别。

时至今日，又想起初中毕业时老秦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总会分开，只要不死，还会相见。”

小马

2019年郑州的隆冬格外寒冷。老秦走后，我已经在这里熬过了半月有余。渐转深冬，添衣加被，用小马的话说，“过得极其凄惨”。

在这里，我的工作简单却不轻松，每晚我都要分拣四万个手机壳模具。

小马是我同线的同事。当时刚进流水线那天，小马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非要让我和他在一个岗位上，后来才知道，原来做分拣的这条生产线上，只有小马一人，每晚需要挑拣八万个模具。因为数量过于庞大，模具常常挑拣出错。我的到来，让小马可以省下不少力气。线长老宋，虽然极不情愿，但是因为分拣的问题没少被车长批评，也就此把我安排给了小马。

小马并不小，相反除了身高以外，他的资历、年龄、工资，都是整个车间最高的那个。据他自己说，在富士康已经有十五年，除却老贾，他就是最老的工人。零四年，小马初二，辍学的他来到郑州。说到这时，小马哽咽了一下，不难看出，那个时候的小马，一定是经历了不少的难言的苦。

问过他，后悔吗？他说，“有啥好悔的，选了这条路，命也就这样了。”粗犷的声音略带着河南腔，无力。

接着又继续听他的从前：“那会儿，我第一次进工厂，没有宿舍，拿着从家里带来的二百块钱，租了个民居房，六十块一个月，心也狠，租了半年，没舍得买被褥。还记得来的第一个月，第一份工作就是给游戏机做包装，一个八分钱。最开始，手慢，一天只能做三百个，比不上那些阿姨做得快，但也还行。那个时候没钱，吃不起别的，就馒头便宜，五毛两个，一天四个，晚上就睡在编织袋铺盖着的床板上，真真硌的疼。”

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眼泪从小马的脸上滑了下来，一口酒闷进嘴里，喝酒的手挡住了流下的眼泪，随后一抹而过。

放下杯子，小马在灯光下，看着杯子又为我讲起了那个时候的事。

“来的时候是秋天，当时就这样吃了一个多月的馒头，第一个月拿到七百多块的工资，就觉得一切都值了，置办了被褥，吃了第一顿四块的肉丝面，从那以后，从包装、分拣、批发、质检、压花、维修一路干了过来，那些年啥都没有，现在好多了。”

说完，也没了下文。结完账，我扶着小马，送回了宿舍。喝多了的小马那夜直挺挺地睡着了。

后来有过几次问小马家里的事，小马就是避而不谈，让人不免心生好奇。

直到有一次同老贾喝多了，才从他那里才知道，小马家里面，早已没有了别人，而零四年，就是小马父亲故去的那一年，自那以后他也就很少回家，听闻最近一次回家，还是为了老家拆迁的事。

老贾还告诉我，读书学习的路，在那个年代，对于他们那样家庭而言，无异于是将全家放在火上烤，所以无论当年小马的父亲是否离世，小马进厂的命运，都早已注定。

说到这里，老贾也无奈的哑笑了两声，随后起身离开。看着老贾默默离开的身影，心中惆怅。

前后与小马一起工作了大概二十多天，小马就让调回了另一个单位，换来了一个新同事怎么也处不熟络，活差不多一个人扛了。

每一只重约三公斤的铁质模具像流水一样流过来，再流过去。我两手纷飞着挑拣。残缺的，畸形的，全靠眼睛来快速分辩，双手快速分拣。除了每班中两小时的放风休息时间坐一会儿，我要站立七八小时。手套一个班要磨破两双，我在拇指和食指上缠了胶布。最受不了的是双眼，盯到最后，看什么都是重影的。

后来再见小马的时候，是快近年关的前两天，在离宿舍楼不远的一家网吧内。

那天调休，刚推开网吧的大门，就看见了小马，正门第二排的台子上。在吧台多买了瓶水，坐在了小马的身边，把一瓶水递给了他，他当时愣了一下，看到是我，互相笑了笑，看着他打游戏的样子就知道有些年头了。

“怎么样，挺累的吧？”

等了半天，看我没回话，又专门回过头问了我一遍，“怎么样，累不？”

“啊！奥，还行吧，新来的手慢，没以前那么轻松了，你呢？”

“还好，有空还能睡会儿，唉！小陈啊，明天我就回家了，你今天是休假吗？”

小马还是在那专注的打着游戏，感觉是象征性的问了一下。

“嗯，休假。”

那是我和小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不知道，小马打了多长时间的游戏，也不知道他回家要干嘛，也不好多问，只是年后再联系到他，听说请了更长时间的假。我也不知道情况，是老贾说的。

只是许久以后，忆起“与我一样，过得极其凄惨”这句话，似如昨天一般，萦绕耳畔，竟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

老贾

“唉，你说小马是不是把青春都给了游戏啊，老贾？”

“应该是吧，从零七年认识，到现在，除了上班就是打游戏，像他这样了无牵挂的，换我说不定也是那样。”

老贾是温州人，今年三十二，正好大我一轮。相比于小马，老贾就显得幸福多了，家里面不算比较有钱的，用他的话说，“别整天想着温州人都是大户，可别忘了，还有我这样的破落户呢。”每次想起老贾的神态，和说这话的语气，总是能逗人一乐。

同小马一样，在厂子里干了快十五年了，比起小马就要幸运的多了。他经历过高考，老说“哥好歹也是这个车间里面见过高考真题的人。”也惹来老宋的一顿奚落，他却乐此不疲。

手快，眼尖，脾气还好。

每次这样夸老贾，老贾都会说，都是社会磨出来的，然后就是相视一笑。印象里的老贾，总是像个大哥，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大家，所以大家都和他关系不差。

老贾说过小马的故事，却很少提起自己，所以对于老贾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他的为人，陌生的却是他那些没能说出来的身世历练。他就像是一块海绵，所有的污渍，棱角，通通都被他收了起来，唯一藏不住的是和煦面容下时有时无的落寞神情。

郑州风大，尤其是在年关，阴沉沉的天气，却不落半点儿雪雨，显得格外压抑。

同老贾一起工作了近一月，那天老贾回家，算是朋友，我闹着非要送他一程，老贾拗不过，只能任由了我。

“郑州火车站到了，前往郑州火车站的乘客，请在此站下车，下一站……”

地铁喇叭中传来了到站的提示音，我和老贾先后走出车门，拿起老贾的行李箱，我们一前一后，活像一对奔着春运回家的兄弟。那天的风大，刚出地铁口，刀口般的寒风就迎面削来，老贾的羽绒服帽子被都风鼓起了一个大圆，我就坐在大厅，等老贾拿完票，已是下午两点。在这个不南不北的城市，新冠疫情还不显现，戴口罩的人不多。

“不好意思哈，春运，人有点多，”老贾抱歉地说到。

“没事，饿了没，刚定的餐，晚上的票，吃饱了，好回家。”我略带显摆的举着手机，在老贾面前晃了晃。那一顿饭，我们吃到很晚，差点就误了老贾的车。

不过，那一天，我也听到了不少老贾那些藏起来的故事。

姊妹四个，他是老三，高考那年，老贾的父母，已经年逾六十，家中并不富裕，那一年，与其说见过高考真题，倒不如说，是题见了他。考下来，知道无望，早早的做了学徒工。

从小老贾父母的严厉，让自己过早学会了万事不与人语的本事。遇到小马之前，他在深圳，后来厂里外派，他才来到郑州，不过大多时间，还在深圳。至于这些年受了多少苦，他没明说，但从离席时满地的酒瓶中，不难看出，老贾过得挺不容易。

“这么多年的打拼，倒也挣出来一处安身的地方。只是不敢离职，不敢抱怨。父母年事已高，自己又是独生子，若非责任压肩头，谁不想和小马一样活得逍遥自在。”第一次道出了心里话的老贾，略显失态，幸好身边也没外人。那一夜，我不知道老贾睡的怎么样，我是彻夜未眠。

老贾对我能说出这么多，我深感意外。饭桌上，他说，“人不快十有八九，能与人说不过一二，你我相见仅此是一场缘分，今日分开，往后谁知能不能见到，一些破事，也不怕戳我短处。”

也许是老贾对我说了太多，也许是命中注定，第二天一早，他删了我的微信。但是他的那些话，简单却令人深思，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在脑子里回响。

再后来，工厂停工，武汉封城，我赶最后一趟火车，逃回了老家。

老宋

见面最多的是小马和老贾，接下来就是老宋。老宋是线长，对我的照顾不多，却也不会忽略。

关于老宋的故事，大多都是从工友们的闲言碎语里面，听出的大概。老宋个不高，略显老态，如果不是小马提醒，我还以为老宋今年已经四十有余。

三十出头的老宋，在我们中间，算是年长者，至于三十几，我不清楚，不过从老宋打趣老贾的语气，不难看出，肯定比老贾要大上那么点。

老宋不好喝酒，私下聚会里面，老宋就是滴酒不沾。对于工作，也严谨得一丝不苟，也好挑刺儿，喜欢骂人。不过他说的是河南话，好多我都听不太懂。只能从薛姐和小马的精彩表情上看出一二。

老宋的嘴上功夫十分精彩。老宋骂人，从不停顿，往往一扬三挫，极富有节奏感，就好像相声贯口一般，抑扬顿挫，一气呵成，且又震聋发聩，机器隆隆的嘈杂声响，在他面前都要黯然失色。

听小马说过，老宋曾经还是老贾的徒弟。因为老贾常年在深圳，偶有调派，才来郑州一趟，因为富士康人员流动量大，老宋这才熬成了这条生产线上资历最老的工人。也是去年，才接过前任线长的班，管理这条生产线，今年机缘巧合下，老贾竟被派到了这条生产线上。因此，打趣老贾的大多都是老宋。

老宋爱骂人，也爱干净。

洁白的静电服，静电帽，还有滴灰不染的防尘裤，以及被擦到反光的老式眼镜，就是老宋的典型标配。很难想象，在这种枯燥乏味且又机械繁重的工作中，老宋竟能日复一日的注意自己的外表，正因如此，也才让老贾有了更多调侃的话头。

“估计老宋连内裤都是要用钛白搓干净了，才肯来上班。”“帽子比脸白，屁蛋子都不肯沾灰。”之类，每次都满堂哄笑。紧接着肯定能听到老宋精彩的“贯口”，舌压群雄，把大家重新拖回枯燥、繁重的工作中去。

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把老宋放在北京的一家茶馆儿，让其表演一段别具风味的河南单口相声，那必是满堂的彩儿，我若是能去，搁在古代，舍下几两碎银，也丝毫不会心疼一下。

爱骂人，爱干净，还爱抽烟，一天两包，从不间断。常常在上班时，偷偷跑到厕所抽上两口。为了这个事，没少挨领导骂。不过也因为他工作用心，这条生产线往往都是模范组，领导大多也只是说说而已。

听小马说，有一次，老宋抽烟把防尘服烫出了一个窟窿，把老宋心疼了好几天。缝缝补补，总不如意，后来干脆又买了一件新的，老宋把它当个宝一样。后来被偷了，还伤心难过好一阵子。上班下班，总要站在车间门口，骂上一阵子才肯罢休。

从那以后，老宋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他的柜子，非要上两把锁，东西取放的时候，都要拿手挡着密码，确定没人能看到密码，才会开锁，不过没有贼偷，总有贼惦记。年关前，厂子给各个线长都分发了一份粮油福利，还没下班，就又被偷了，气得老宋那两天逮住人就骂。就好像非要把小偷给骂出来似的。

那个时候，老贾已经走了，不然我能想象的到，看到老宋吃瘪，老贾脸上精彩的表情，用小马的话来说，肯定“比脸谱上的表情还要花哨。”

尾记

自郑州离开，已经一月有余，因疫情原因，再没回郑州复工，期间与老宋有过几次沟通。拖欠的工资暂缓，已由老宋代理辞职。

近日与小马有过交流，小马老家暂时封村，所存积蓄，准备用作翻新旧宅，要是还能剩点儿钱，就在老家种种草药。至于老贾，联系了几次都没联系上。

最后，送给那些准备进厂的学生一些建议。如果没有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与决心，希望可以退一步，再做别的考量。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车间里的工作，并不适合学生。像当初老贾小马和老宋回答的话一样：“自从踏入流水线的那天，很多东西就已经停止了，在我们接触那些冰冷机器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和它们一样冰冷了。机器时代，为伍者无法不成为机器，只有流水线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