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往往最思念的就是从小吃惯了的、家乡的小吃。我也不例外。每当我在电视上或电脑的视频上看到介绍各地小吃的节目，就不由得会垂涎欲滴，回忆起以前吃过的、见过的各种家乡小吃。

除了四处游走叫卖的。至于固定地点摆摊卖小吃的那就多得多了。我将小镇街上从东到西记得的，一一说给你听。

那时，东边“火烧场”有不少小吃摊。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做梅花糕和海棠糕的。摊子摆在“火烧场”靠河一边一家铁匠铺旁边。上面用竹竿撑了一个遮阳避雨的帆布棚棚。前面一张长桌上，一边放两个大的钢精方盘，这是分别放梅花糕和海棠糕的，另一边是一排三只炉子。长桌一侧另有一张桌子放做糕的原料，一只大铜盆里放面粉浆，两只小搪瓷盆内装豆沙和糖猪油。

梅花糕和海棠糕用的原料一样，都用发过酵的面粉浆和豆沙、糖猪油。只是糕的模具不一样。海棠糕的模具是扁圆形的，一块铁板上有七个圆形的范。梅花糕的模具比做梅花糕的模具高一半多，也是七个范连在一起，范的上端呈五瓣花型，下部园椎形，很像美国的雪糕甜筒。模具是用生铁铸就的。

记得做糕的是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中年人。做糕时他先把两块有一条长木柄的园铁板放在一个炉子上烧。另两只炉子上则放也有一根长木柄的模具。他用一把长柄的铜勺在身旁一口大的铜盆里舀一勺麵浆，然后像母鸡啄食一样迅速地将麵浆倒到模具的七个范里，再用一把一头尖一头扁平的铁签，用扁平那一头从一只豆沙碗里往七个已经装了九分满麵浆的范内分拨豆沙，再放上糖腌猪油粒，然后用铁签把豆沙翻到麵浆下面，然后抽一块已经烧烫的铁板盖上，放在煤炉上烤。

做好第一个模具就做第二个。大约二三分钟后，将先做的模具翻转再烤二、三分钟，然后再翻转来。此时糕就已经熟了。他把上面盖的铁板拿开，撒一点红糖盖上铁板再翻转烤差不多一分钟。这时一股糖的焦香四溢。做糕的就再把模具翻转，把盖的铁板拿掉，用铁签尖的一头插进一个糕内拔出看粘在铁签上的麵浆的颜色。知道熟透了，他就用铁签扁平的那头当刀子，将糕面上粘连在一起的地方分开，再用尖的那头将糕挑到钢精方盘里，大功就告成了。

此时早就围在摊子旁的人，就迫不及待地叫：“我要一个海棠糕！”“我要两个梅花糕”。生意如此之好，动作慢一点的人，可能就要等下一炉。

“火烧场”的小吃摊当然不只卖梅花糕、海棠糕的，还有其他。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冬季，那里有卖烘山芋的、卖糖山芋的、卖熟菱的。这些东西我都爱吃。

糖山芋并不真的加糖煮，而是那时候的山芋本身糖分很多，烧久了，锅底的汁液会黏稠得像糖浆。而菱有好多种：一种是很小的四角菱，只有大拇指头大小，有四只尖刺状的角，售卖时用一只小茶缸量，一杯二分钱；一种叫馄饨菱，就是嘉兴南湖菱那种；还有一种叫乌菱，嫩的时候鲜红色叫水红菱，中秋节时最嫩生吃最好吃。馄饨菱和乌菱都称斤两卖。这几种菱熟吃，只要够老都好吃。

从“火烧场”过来一路往西到“圣堂”前，那里常年有一个老婆婆春夏秋季摆摊卖臭豆腐干，冬天卖萝卜丝饼。臭豆腐干热辣辣刚炸好，用竹签签好，抹一点辣椒酱，滋味无穷。萝卜丝饼炸的时候，面上还会放一只小的活虾，味道也很好。记得那时候一分钱可买一块或两块臭豆腐干，二分钱一只萝卜丝饼。有几个冬季，还有一个老头在“圣堂”门口支一口大铁锅烧红烧扎肉卖。

所谓“扎肉”，就是把切成二三两大小的猪肉块用稻草捆绑起来烧制而成的红烧肉。捆绑这个动作我们当地人习惯叫“扎”，所以叫“扎肉”。因为有稻草捆绑住，肉烧得久一点也不会散掉。烧制好的肉色泽红润，入口即化，味略甜而带有一股稻草的清香，别有风味。不过这扎肉卖多少钱一块我不知道。

从“圣堂”再往西，到当时就已经淤塞了的界桥，有一个摊子冬天会卖刺毛糰子。所谓“刺毛糰”，是在生糰子外滚一层浸胖了的糯米，糰子蒸熟了糯米粒粒竖起如刺猬的毛，故名。它也有肉的和豆沙猪油的两种。因为外形奇特，晶莹剔透的糯米香而有嚼劲，与一般的糰子风味不一样，买的人很多。

界桥再往西一点是西虹桥。虹桥脚下有一家茶馆。茶馆门前常年有一个卖粢饭团的。最少二分钱可买一个小饭团。饭团里可选择放白糖或四分之一根油条。有一段时间我天天随父亲早起，帮父亲扫家前的街道，扫好后父亲给我二分钱，我就去买粢饭团吃。后来得了胃病，就不去买粢饭吃了。

在虹桥西边，有一个老婆婆也是卖油氽萝卜丝饼的。但有时候她卖一种油氽的葱油薄饼，又香又脆，好像也是二分钱一张。再往西，在大“酱园”前的一片砖场上也有小吃摊。但那里离家太远了，我很少去，所以那里卖什么不清楚。

以上是常年有的小吃摊。除此以外到农历新年中还有许多临时摆的小吃摊。主要是卖烧麦和肚肺线丝汤的。烧麦用猪肉拌冬笋末做馅，肉大馅鲜，也有一包汤汁，是小吃中的珍品，只有新年中才有。一客四只一角二分，平均三分钱一只。

这种烧卖与广东茶楼的糯米烧麦、鲜肉烧麦不同。广东烧麦体型小，且馅子干，远没有我们家乡的烧麦好吃。肚肺线粉汤是用一种粗的红薯粉丝做的——我们家乡人习惯将粉丝叫做“线粉”——放了许多“味之素”。这肚肺线粉汤新年上街农民吃的最多，已记不得是八分还是一角一碗。农民爱吃肚肺汤估计一是价钱便宜，二是他们冬天早上从乡下出来到镇上，非但冷也可能也有点饿了，正好吃一碗线粉汤暖暖身、顶顶饥，而且吃到几片肚肺也算是吃到肉了。

除了这些随街叫卖的、摆摊的小吃，店铺里卖的小吃也有不少。最普通的是油条、大饼、豆浆、馄饨、肉包子、豆沙包子、生煎馒头、锅贴，棕子、方糕、糰子、油墩子、麻球等等。

有的南货店夏天卖白芙糕，春季、秋季和冬季卖翻烧。白芙糕其实就是米粉做的白糖糕，但很软，上面有一层桂花糖酱。翻烧就是小型的苏式月饼，有鲜肉、椒盐、豆沙几种，只不知何故不叫月饼而叫“翻烧”了。此外还有鸡蛋球、云片糕、麻条等等。有一家专做“状元糕”的，姓钱。那是一种用炭火烘制的薄片状的米粉糕，狭长一小条中间还夹了一条线状的椒盐，很香脆，只要不受潮可以保存一、二个月。以前多买来馈赠需要远行的亲友，以及进京赶考的学子路上垫饥，所以取了这么一个好意头名字。

还有一家姓万的水糕店，就在那家做“状元糕”的斜对面。这家店不仅做筒蒸糕、方糕，还做一种比方糕小但比方糕厚的糕，好像叫玉子方糕，也是米粉做的，有肉馅和豆沙两种，因为馅多，比方糕好吃。后来这家店关了，从此我就再没有见过这种玉子糕。前几年我在电视上看到苏州一个什么地方的一家糕店，好像也做这种糕。但苏州什么地方忘了。

此外还值得一说的是在混堂浜畅春园茶馆隔壁的一家点心店。这家店早上卖油条、大饼和肉包子。等早市做好做生煎馒头和锅贴，一直做到下午四点左右。锅贴，我们那边叫“烫麵饺”。下午顾客少，为了多卖一点，这家店的两个儿子就轮流上街叫卖。哥哥老实，规规矩矩把装了生煎馒头和烫麵饺的钢精盘子端在胸前，一边走一边叫：“哎，生煎馒头汤麵饺，哎，两百块。”（那时候还是人民币旧币，一百块等于后来的一分。）

那个弟弟就滑头，他把钢精盘子顶在头上，一边走一边拖长了声音叫：“哎——，生-煎-馒-头来汤-麵-饺——，哎——两百块！”他是扭着身子走的，一双眼睛滴溜溜四处乱转，活像个猴精。二零零几年一次我回乡探亲，那时我一个妹妹在万寿四区居住，在四区大门口一家卖水果的店内我见到那个做哥哥的。此时他已有七十多岁。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我认得他。我没有问他弟弟的情况。

这么多年了，想起家乡小吃，我就会想起他弟弟一次雨后走在我们家门前被雨水冲洗得闪闪发光的、花岗石板街上的景象，他那鬼马精灵的身形，还有那悠长的叫卖声好像仍在耳边迴响：“哎——生-煎-馒头来汤-麵-餃，哎——两百块——。”这也是一种时代的声音，是那个时代平民生活的一种声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可惜现在听不到了。

秋天的傍晚，夕阳移到几栋高楼后准备降落。山与高楼并排着，但山比高楼矮。山林的树许是参差不齐，剪影如齿轮般。夕阳的光芒在五点四十分左右最刺眼，橙色的光从球体喷射，落向四面八方。在灯亮起之前，它成了这一天里我看到的最后一缕自然光。

夕阳不是从山和高楼后面落下去的，而是掉进了云里，第二天，它又得从云里探出身子来。天晴的傍晚，夕阳挥一挥衣袖，留下一片云彩。我在晚霞中观望了许久，秋天的晚霞是柿子色的，你一定能找到一片柿子干似的黑褐色，也能找到熟柿子的粉橙色，还能找到脆柿子的金黄色，或是裹了一层白霜的冻柿子，仔细看，都能找到。夕阳消失后，暮色四合，却常常能将色彩运用到最极致。

这是柿子成熟的秋天。

父亲爬上一棵矮柿树，他的腿和柿树的枝柯同时摇晃。柿树的主人不想要这一树的柿子，也舍不得它们被鸟啄得体无完肤，或是在树上风干烂肉。他叫了父亲将柿子全摘去。柿子一个个大如鹅蛋，沉甸甸的，压弯了枝柯。父亲小心翼翼，利用树杈，将手无法够到的枝柯勾到了身前，他的背紧紧靠在稍粗一些的树干上，摘下一个个柿子，丢入树底，大柿子们在草地上滚了几下，一部分表皮裂了缝，露出了发涩的果肉，另一部分完好无损，它们静静等待父亲下树，将它们捡拾进袋中。

天蓝，风清，几朵云在柿树顶游荡，树上的柿子越来越少了，父亲的汗越来越多了。更高处的柿子，父亲不再费力气去摘，他把柿子留给风和鸟。树下铺满了草黄色的柿子，它们从树上落下，自由滚动。父亲蹲在地上，将它们一个个捡起，并擦去表皮上偶尔粘连的草屑。

一袋沉沉甸甸的柿子离开了柿树，离开了主人家，它们经过沿街的几家老铺面，大多半关着门，几个老人坐在自家门外晒太阳。他们看见父亲，打了招呼，问他肩上扛的是什么？父亲的汗落进了街道，他笑着答：“柿子呢！”拐入沿岸流淌着一条脏河的石路，一个人也没有，能听见河水的哗哗，还能闻着水中发散的臭气。

父亲走得很慢，肩上的柿子压疼了他。继续往前走，踏上被太阳晒干的黄土小道，一阵风趁势打来，道两旁的松和杉，落了一部分叶子，即便夏天，它们也落叶子。这里阴凉了，父亲的气力得到了修整。现在，抵达一片菜地，只剩下一部分番薯和白萝卜，仍在地里生长，父亲的番薯还没挖回家中榨汁，他得寻思着，什么时候把番薯从地里弄回来。

柿子们，蹭了一片芦苇丛，芦苇摇晃不停。再走一段路，就到家了，肩上的柿子似乎轻了。这一天，它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晚霞殆尽，天一口气压黑。吃罢饭，母亲和父亲开始给白天摘回的柿子削皮晾晒，制成柿干。

父亲嘲笑母亲：“鹅蛋大的柿子削成了鸡蛋大。”

母亲说：“皮厚，本来也没那么大的。”

父亲将除掉缔结的柿子给了母亲，一不留神，母亲将手指刮了一块皮，父亲不说话了，默默地在夜色中，看盆内削皮的柿子垒成一座小山。

很快，柿子们就被第二日的太阳笼罩着了。它们尽情吸附阳光，将体内的水分一点点蒸发。才不过半日，柿子的色泽就变了，由原来的浅黄色晒成了橙褐色

当夕阳再次掉进云中时，柿子的色泽变化仿佛转移到了天上。

看，这便是柿子成熟的秋天。

小时候，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每次读完龙应台的这句话，莫名的滋味就会涌上心头。如同去KTV点唱《父亲》，心里总不是滋味。随着年龄的增长，父女两人渐行渐远，父亲再无力追，我也鲜少回头。

父亲在我的小学作文里从未出现。自我出生以来，他就在外工作，一个月才回来一趟。在家里还没装电话的时候，爸爸总是往邻居家里打，我搬张凳子，站在上面，刚好够得着邻居的窗台，就这样和爸爸聊上十几分钟。

好不容易家里安装了电话，几乎每天我都要和爸爸聊上半个小时，最后一句总是“爸爸，你先别挂，我先挂好不好？”

有次父亲节，我画了一张画寄给爸爸。画画，过塑，装信封，贴邮票，每一个步骤都是那么小心翼翼。爸爸收到时，父亲节已过去一个多月了。“傻孩子，走路到到了。”但我清楚记得，几年前还在父亲的抽屉里看到那封信和那张画。

小时候，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如果要问为什么？那就是爸爸买的豆腐花，只要五毛钱，还能分两碗装。

爸爸每次回家都会带好吃的。逢年过节就更丰富了，我总是盼着他回来，就能吃到妈妈不会买的零食。实在没有吃的，爸爸也能从口袋里“变出”个口香糖之类的小零食。

离家不远的菜市场有档卖豆腐的小摊，也卖豆腐花。我不知道豆腐的价格，却很清楚豆腐花，一块钱能买，五毛钱也能买，还能分两碗。每次跟妈妈去买菜，我总缠着她买豆腐花，极少数的情况我能成功，大多数时候都是失败，哪怕她钱包里有好几张五毛零钱，哪怕我哭闹个不停。

爸爸不一样。爸爸回家会特意带我到市场买豆腐花。卖豆腐的阿姨套一个塑料袋在钵上，把扁而圆的不锈钢勺子伸进大铁桶里，轻轻舀几勺豆腐花，每次都只是薄薄的一层，舀过一勺，整桶豆腐花表面还是保持平滑。舀完豆腐花，再浇点糖水。

“多一点，多一点。”我总在心里默默喊。

显然，精明的阿姨不会倒更多的糖水。拎起袋子，绑好，插根吸管，我和爸爸边走边喝豆腐花。虽然不是冰镇，但是伴随着温热，滑滑的豆腐花被吸进嘴里，迅速咽下去，甜味留在唇齿间，美味极了。我刚喝几口，抬头看看爸爸，他早已喝完，得意地朝我甩甩袋子，假意要抢我手中的豆腐花。

不知道哪天开始，卖豆腐花的档摊关了，五毛钱再也买不起两碗豆腐花了，爸爸，好像也不再是我的超级英雄了。

像从拔丝地瓜拉出的长长的线，穿过岁月的云层。红的、白的、黄的、琥珀的由软及脆的甜蜜往事，让人凝视那个瞬间，看到静止在丝线上糖稀，包括熬糖稀的人。

甜菜疙瘩是农村常见的东西，所谓常见，也是过去的事，我小时候常见。现在的孩子，你问他甜菜是什么，他不说成是沙拉就算不错了。当然它们也有共同之处，都甜。甜菜搁在过去的时光里，无论是在谁的餐桌上，都是一副甜蜜的构图。孩子的笑脸是甜的，母亲的眼睛是甜的，奶奶的神情是甜的。岁月把甜菜熬成一锅糖稀，把少年熬成男人，把女人熬成婆。这个画面里，同样不能缺少那些消失了的牲灵们，三头黑猪顾不上去想从天而降的甜是什么东西，只专注于啃食；牛马驴羊，全当它是一份夜草，仔细的咀嚼，回味，从胃里导出来再咀嚼…它让它们觉得，天下最美的事莫过于甜了。

甜菜长在大地的时候毫不起眼，羊倌的羊如果走散了，跑到没人看管的地里，它们会啃食长在地上的甜菜缨子，那时的天已经很冷了，甜菜缨子上结了霜，越发翠绿，咬着又拔牙又解渴，是好东西。但牛马这些大牲口很少来，它们不爱吃？或者它们比羊有深沉。那时候人们要的是甜菜疙瘩，没人在乎甜菜缨子，所以羊吃了也就吃了吧。不像现在，很多网红在直播间卖晒干的甜菜缨子，宣传它如何如何好吃，如何营养，配一碗辣椒酱，一吃一个不吱声！说的就跟真的一样。我一看，这不就是连鸡都不得意的东西吗？怎么就突然成了网红食品了。细思，这是一个需要概念的时代，很多东西经过岁月的洗礼，被风雨吹打，被阳光晒过，再把阳光和雨水变成大地的语言扔到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于是就有了新的价值。流行是循环往复的事情，自然界统共就那些东西，早晚会轮到你。

一小盆糖稀大约半斤，农村烧柴火的大锅要杠尖儿一大锅甜菜才能熬得。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甜菜的照片是紫色的，好像圆葱。我可没看见过那样的甜菜。我家乡的甜菜疙瘩是青白色的，和地八寸大青萝卜一样，大小几乎赶上我脑袋。它可是名符其实的疙瘩，浑身坑坑洼洼，灰头土脸，熬糖稀前要好好修理，仔细喀拭，反复清洗，那手法就像对待还没彻底向生活低头的小媳妇，不摆弄透，它是不会出糖的。接下来熬呀熬，火不要太急，不要太硬，太急熬不透，太硬容易糊锅。熬糖稀就像日子，慢慢过，不要急，不要犟，时候到了事自然成了。人大概就是在这样的熬炼中长大，变老的。再回首时，所有的时间都是刹那。

大约三个小时吧，杠尖一锅甜菜块全塌了下去，每块单独夹起来都变得软糯透明，里面含着的甜似乎吹弹可破，就差一层窗户纸。把它们捞出来晾凉，为什么晾凉，烫手啊！我们要把甜菜块裹在纱布包里挤，把里面藏着的糖全挤出来。这时，锅里剩下的糖水也已经有些粘稠了，拿筷子一挑，如蜂蜜一般的汁液含而欲滴，色泽酱红，宛如琥珀。辛苦酿得的那滴甜格外动人，我不知道那里面藏着的意义，只知道它远比轻易获得的一口白糖或者糖块幸福得多。

但这还没算完，把甜菜块里含着的糖水挤到煮它们剩下的糖水里继续熬。关键时刻，千万不要着急，一着急就会糊锅，一锅甜全变成一锅苦，甜和苦如此之近，只有一把火的距离。后来我发现，成功和失败也如此之近，人真的可以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落下。好了，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小盆糖稀，记得，它是糖稀，不是糖。在未来的日子里，作为礼物，也作为一种生活的仪式，我们可以拿它沾勃勃、沾豆包，过生日、治感冒，在充满希望的那滴甜里熬过所有的不容易。

如此说来，我还要感谢直播间里的网红，没有他们的宣传，甜菜疙瘩恐怕连缨子都不剩了。它们代表的甜实在太朴素无声了，幸亏有人想起。现在的超市糖多得堆积如山，在农村的地里，却再也看不到成片的甜菜地，遍地金黄的稻谷，没有了童年甜菜们的容身之地，和甜菜一起消失的，还有朴素的诗意和那些熬糖稀的人们。

烧鹅，不似北京烤鸭出自名门，有人作传，百度百科中甚至只字未提其起源，制作方法也不过百余字，大约可概括为，取90日龄鹅，取内脏，调味汁，缝鹅腹，灌汁充气，热水烫火炉烤均匀刷上酱料，晾凉即可。繁琐而并不讲究，用料皆方便得到，似是古时粤地区人民过年节才会亲自动手制作的一道美食。 

许是不似北京烤鸭一般负责皇帝或是国家领导人的胃肠，烧鹅在贩卖过程中更多了一分市井气，烧鹅店多是临街而立，赤裸油亮的鹅反射着温润如璞玉的光，抢夺路人的视线。

但真正有名的烧鹅店则更加摆谱，我家附近的这一家名店，是家族经营的小店，藏在街拐角处收货店和居民区中间，每天定时开档，夹缝中散发着诱人的油脂香气。档主是一个不甚和蔼的中年男人，干净整洁的套装上围着油腻而无法辨明原色的围裙，拎一把闪着寒光的菜刀，就着满是碎肉渣的案板，在昏暗的白炽灯光下肢解着鹅。

这样让人观感不十分好的制作过程，却仍不影响它的销量，每日定量的鹅总是在出炉前被预定一空，街坊们都想在上班前呲溜呲溜吸上一碗烧鹅濑粉，或者带上半斤烧鹅装点午饭的餐桌。

刚出炉的烧鹅对我来说真是金不换的存在，琥珀色——是那种被把玩保养得尤其好的油亮琥珀才有的色泽——的表皮下，隐藏着透明轻薄的油脂，使表皮口感趋向于脆韧，延长了食客感受它的时间而不至于过于酥脆导致快感一闪而过，滑嫩而入味的肉被油脂和表皮包裹着，是结尾点睛的一笔。

食烧鹅讲究一口一块，皮最先轻微爆裂在你口中，然后细嚼，饱满香醇的汁就会由口入喉，各种香料的味道均匀融合，是一种不特别但能长时间留存于唇齿的香。美中不足的是，它有骨头。很多人讲究烧鹅配酸酸梅酱，但我独爱烧鹅配其体腔内的香料原汁，因为在我眼里，任何其他佐料都会破坏它给我的完美体验。

在我生活在广东的过去二十年中，我从未感受到烧鹅的美味，因为它就是一道家常菜，学校早餐是烧鹅濑粉，午餐有烧鹅盖饭，去婚宴主人也会将整齐斩好的烧鹅摆上餐桌宴客。用一句十分俗套的话 ，它就像空气，融入了广东人的日常饮食中，久而不闻其香。直到我来到北京读书，品尝到了北京的各地美食却唯独缺少了家乡的味道，才知道它的美味。

出了烤鸭店，空气中丝丝家常饭的香气，让我又想起了，每逢回家，母亲总不忘去那家小店，给我称上一斤烧鹅，看我吃得津津有味，自己在一边啃着鹅脖子一边开玩笑的抱怨她做的菜在烧鹅前都不受欢迎了。

想到这里，我任干燥的秋风带走眼中泛起的湿气，打开微信对话框，给妈妈发去了刚拍的烤鸭，附上一行字“不喜欢烤鸭！想妈妈做的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