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官场 下的文章

它不是真正的报纸,更像是一种通告,告诉居民应该知道哪些事。内容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一座城市是怎么透明运作的。

这个月的广报,打开一看,市里所有公务员,包括市长、副市长,他们的薪水 / 津贴 / 奖金具体金额全写出来了。

一般基层公务员,平均月薪是 1.44 万人民币。这其实是偏低的工资。

但津贴很多,住房,抚养,地方补贴,什么玩意儿都补贴,还有一堆奖金,如果都拿到手,年收入总共能达到 30 万人刀。

我觉得已经挺不错,结果一看市长的工资。基础月薪就有 96 万日币,再算上各种津贴,年薪可以达到 1746 万日币,差不多 81.7 万人刀。

市长一届是 4 年,320 多万稳稳落袋,退任的时候还会再给一笔约 72 万的退任奖金。也就是四年总共 400 万到手。

如果你一不小心连任了,那就继续当市长,继续赚钱,等退任的时候,退任奖金还会直接翻倍,连任几次,翻倍几次。

我是真的哭了。教练,我想当市长。

又仔细看了一下,镰仓市正在招聘公务员,不禁细细研究,结果再次大吃一惊 —— 日本这种有编制的公务员,居然高中毕业就能考???

我搜了一下,说政府想强调人人都有平等就业机会,不应该只看学历。而且一些基层工作,比如窗口服务啊,办理证件啊,档案管理啊,社区活动之类,本身也不需要太高学历。现在地方上 20%-30% 的公务员都是高中毕业。

这次镰仓招公务员,也直接敞开说,考试内容很简单,大家不需要备考,到时候在网上考就行。

山东的大哥们,您看到这里会不会很失望,大编制也顿时毫无魅力了。

日本公务员和国内差不多,算是终身制,应聘成功后有 3-5 年的工作轮岗,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申请去喜欢的岗位。

缺点是刚开始工资不高,1 万多人民币,但年假挺多的,一上班就有 20 天,还不包括夏休、疗养休假等等,年假用不完还能存到第二年。同时通过在职学习,高中文凭也有机会升到更高职位。

说远了。广报里还有一堆有意思的内容。

政府可以给大家做免费的法律咨询啦,狗狗老年痴呆怎么办啊。从正经事到家长里短,什么内容都有。

镰仓是一座小城市,总人口只有 17 万出头。

镰仓广报每月都会发行,有纸版,PDF 版,居然还有盲文版,手语版。

我不知道这仅仅 17 万人口中,有多少人需要看盲文和手语版。但这些小小的声音依然能被听见,本身已经是一件很温暖的事。

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书出版后,杨素秋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挂职单位的反馈。她猜想她的同事们不方便发言。她也曾担心因写了一些负面事件,书的发行会受到影响,一位朋友安慰她说,不会有人找你的,因为人物已经模糊处理,谁跳出来,那就是认领了书中的讽刺对象。

但影响还是有的。杨素秋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稿子,被陕西省某公众号转载后,很快被上级要求删除。陕西省某图书馆曾邀请她做一场交流活动,最终也未能获批。后来这本书更多在陕西省之外的地方签售交流。

杨素秋认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做一点点的反抗”,而不是随波逐流。因为“每一个人如果都像螺丝钉一样无脑地去执行,这个事情就不存在缺口”。写作是她的反抗,在挂职的一年里她也不断尝试“做一个不妥协分子”,不打官腔,不写套话,打破原有的规则,保卫书目。

在官场的一年,杨素秋作为一个局外人参与体制的运行。她有一些局外人的特权(比如可以不在群里跟帖发言),也因为不遵守既有规则而承担压力。权力临时性地来到了杨素秋手上,她谨慎地使用,同时也带着新奇的眼光观察权力如何在外部世界与自己身上流转。她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些的人,但她是罕见的愿意记录下这些的人。她写下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

后文我们选取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内容有删减),关于杨素秋所做的一次次微小反抗。她在书接近末尾处引用了加缪《鼠疫》中的一段话,我们也摘录在此:

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阅、阅处、阅示初到局里的第一天,我握了几十双手。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介绍自己的姓名,伸出手来。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他的笑容非常谦恭、礼貌。我后来知道,他是办公室主任,姓栗。

每个人提到办公室主任都会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他可是陪过五任局长的人。”这句话是褒义,意味着他经验丰富,干这个岗位至少十几年。他一定办事妥帖,审时度势,能取得每一位新任领导的信任,不被换岗。第二句:“可惜他学历是中专,身份是工人,要不然,早提拔了。”这句话里全是惋惜。五任局长陪下来,他已经成了整个政府大院所有办公室主任的标杆,却没有上升空间。接下来的一年,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两句话的含义。

我坐在自己桌前,身后是窗子,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正在想象“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的第一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手上拎着一张军绿色帆布行军床,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钥匙、鼠标垫、WiFi 密码。

第二次进来时,他手上拿了几个文件夹,说:“素秋局长,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批示?这个词听起来架势很大的样子。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小芝麻官还需要批示文件。这些带着红头的白纸黑字,叠放整齐,落在我桌上,等待我的笔迹。

“批文件”,这是一个“副局长”到岗的第一件事,此后也将成为我每个早晨的第一件事。每份文件的抬头部分都有栗主任写的几句话,字漂亮,开头一般是“建议某某科室按照某某方式办理”,结尾分为三种:

请素秋局长阅。

请素秋局长阅处。

请素秋局长阅示。

“阅”,这个词,我见过,我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会用。但是,“阅处”“阅示”,完全陌生。我三十多年的词汇库里没有这两个词。我认识这几个文字的表象,却完全不知道背后的含义。我要根据这几个陌生的词汇,对这些文件做些什么事?

栗主任教我:“在您的名字上画圈圈,是最轻的,表明这事儿您知道了。签一个字儿‘阅’,加重语气,表明您阅读过了。“阅处”,那是上级领导批给您的,您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做答复。‘阅示’,那是下级请您指示的,您来告诉科室具体该怎么做。”

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批示”,前三天的“阅处”“阅示”,我都得请教栗主任,我该写些什么内容。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再和他们交谈,然后再“批示”。

我几次推门去文化科都走错了。所有办公室都相似:暗红桌椅,黑色沙发,还有墙壁,墙壁都是空白的。我从前的单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设计艺术学院,我们活泼。每层走廊设置主题色,三层是鹅黄,四层是嫩绿。五层是淡紫吗?我记不清了。学院办公室墙上骄傲地展示学生们的漫画涂鸦,桌上有泥塑和石膏人像。

现在我独自拥有一间办公室,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装修。我买来电影海报贴在墙上——《花样年华》和《步履不停》,色调尽量柔和一些。透过柜子的玻璃门看得见里面的杂物,我想用纸挡起来。

白纸太严肃,我把带植物花草的皱纹纸像糊灯笼那样糊上去,其实也算不上好看,甚至有些不和谐,但是我就是害怕那种整齐划一的肃穆影响我坐在这里的心情。房子里添一点颜色进来,这里的气氛就软一点,否则是硬的、冷的。

局长走进我房间,看见海报和花纸,愣了一下,没说什么。那我就能搬更多东西进来。我有一只灰粉的袖珍花瓶,还不如一颗柠檬大,它噘起豌豆大的小嘴,只能插一柄花叶进去。我还有一个粗朴的茶碗,摆上桌子,是个装饰。

现在我的办公室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在里面了。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

撩起一块红绸缎下午,我和文化科科长一起出门办事,去给文化馆的“社区服务点”揭牌。社区干部不认识我,抬了抬眼皮,把头偏到一边去。文化科科长说:“这是我们新来的杨局。”干部连忙和我握手。仪式开始,工作人员五六名,摄影师一名,群众,无。

有人给我准备了讲话稿,可是没有听众。我不太清楚我讲话的意义——在街边对着五六个人念稿子,然后等待他们鼓掌?不,我没有必要这样。我说:“我不讲了,直接揭牌吧。”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方便他对焦:“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挑选。”我听从他的建议,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

我揭红绸缎的照片很快出现在一篇图文报道里。合影中我职务最高,所以站在中间。正文也以我开头:

杨素秋副局长为xX揭牌,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

图文之间对我的重视,在我心里撩起一丁点快乐。我的表情够不够好看?拍摄的角度合不合适?我把文字来回读了几遍,感觉自己真的“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做了贡献。

读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时,我意识到不对劲,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嘴里是甜的。我贪恋这份甜,再咀嚼下去,以后会对自己职位、走位、排位、地位高度在意,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大,吞掉我。这种咀嚼已经损伤我的味蕾,我是个文学教师,我竟然丧失了分辨语言文字好坏的能力,以为“ 我区公共文化建设……”这样复制的话语里包含了我的什么实质性功绩。那天,我不过撩起来一块红绸缎而已。

下午去文化馆,那里正在进行“非遗”艺人培训。我从后门进去,想旁听一会儿,馆长冯云见我来了,连忙把我拉到前台介绍。我推让了几下没推掉,只听见她说:“这是我们局新来的领导,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来。我显然打断了他们的活动,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却还获得他们的掌声,这让我感到别扭。他们都比我年长,此刻我很明确,我不应该把自己树为中心。我鞠了一躬,就又站到了后面。

几天后,市里举办大型露天活动,要求各位局长参加。我们局长临时有事,我替她。第一排的“领导”只有我是临时替补的副职,坐在最右侧。主持人念名单,领导们依次向身后群众鞠躬示意。紧挨我左边那位莲湖区文旅体局局长已经起身,下一个应该是我,我掌心压着扶手准备站起来。可是主持人念到这里,停了:“下面有请第一个节目…” 我刚刚要抬起来的下半身又回到了座位上。

主持人为什么单单把我漏了?因为我的级别和别人差半级,不够格。我有点失落,瞬间明白一件事——我们平常看演出做观众,都讨厌冗长的介绍领导的环节,可这个环节总也取消不了,为什么?

我今天才明白了,因为领导喜欢这个环节,希望自己被介绍,因为差了半级没被介绍到的“领导”大概会失落继而憧憬自己有一天能够登上那半级从而获得被介绍的资格。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

在我踏入官场的第一个月里,我去过不同的场合,“被重视”的轻微快乐以及“被忽视”的轻微失落,都发生过。我把它们摘出来放在手心注视,它们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我要把土壤清除,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

闹笑话我的稀里糊涂,不久就闹了笑话。“古道茶城”举办书画展,邀请我局出席并讲话,科员小全把他写好的讲话稿递给我,我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念完之后在台上合影,稿子还在我手中。摄像师冲我频频摇手,不按快门,小全急得在台下做口型“藏!藏!”我完全领会不了他们的意思——原来,“领导”走台应该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稿子要对折又对折,成一枚小物,藏在怀里,轻轻取出开讲。合影时更应藏起纸张,手中无墨,以示胸中有墨。而我,走台带稿,拍照带稿,看起来非常“没文化”。

除了这两次“没文化”以外,我短短的出镜还有两处不妥,都是小全跟我说的。第一,别的领导正讲话时,我转脸去看,不妥(我以为那样表示我在认真听,我以前就这么听学术报告)。第二,某领导面前,不能提“文化馆”三个字,他们之间有矛盾。我刚才提了两次,小全赶紧岔开话题,我没意识到。小全咬了几下嘴角,显得有些无奈。在他眼里,我的表现像个异类。他想要纠正我几句,又限于职务等级,不便多干预。

其实不仅是他,几日前,外人也觉得我是异类。那天我局召集民宿企业择优评奖,民宿老板们站在走廊里,穿绣花衣裳或棉麻长衫,步履闲适。可他们一进到政府会议室,就坐得出奇地直。

我看了他们的幻灯片,有猫有狗有咖啡,四周屋檐错落起伏,彩色衣裙在旧日瓦和花草间摇曳,像透明油画轻轻动了起来。每人用五分钟介绍自己的项目,他们掏出稿子念,声音绷紧,像在朗诵,时不时打绊儿。我说放松点放松点,像平时聊天那样就行,但他们还是坚持念稿。我告诉他们,今天的会议让我有新奇感:“城墙根儿底下有这么多漂亮旅店,我都不知道,其他市民大概也很难知道。你们给我多讲一些细节,我可以帮你们写文章宣传。”散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哪儿的?你讲话完全不像政府里人的语气。”

我踏进某一种职业,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讲话做事,现在我留心观察部分官员开会时的官腔。我有意抵挡,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那个样子说话。在我局的民宿评审会议里,我只希望群众觉得我性格好玩愿意做事,不想让对方注意到我的职务高低。

有时,我也得跟别人学着点。比如特色街区办的唐主任,任何时候发言都记得照顾前一个讲话者。他看了我一眼,说:“刚才杨局讲了三点,都非常中肯。下面我补充几句⋯⋯”他这样熟练地承上启下,而我却总是横空而出,叽叽喳喳,没前没后。我这样可能会让其他人不舒服。

理想中的图书馆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我管四个: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图书馆(规划中)。

碑林区图书馆馆长姓宁,是我的直系下属,我叫她宁馆或者小宁。她在四十岁左右走上这个正科岗位,算是缓慢。别人说“她很老实,就像个老黄牛”。现在她还和别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图书馆装修好,她要搬离这儿,拥有自己独立的地盘。我打趣她要荣升“山大王”,她却皱眉,不想当山大王。她说自己生来就不喜欢拿主意,更愿意让别人替她拿主意。她不想当任何一个科室的主管,过去的许多年里,她习惯别人吩咐什么就做什么,那样不用费太多心,也不会有什么风险。现在她马上就要做独立法人,她怕出错。出了错,那可得她一个人担着。

现在,整个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光杆司令,没有兵。我主管的四个部门只有她这样孤立无援。我得多帮她一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图书馆。

如果我们有很多钱,我希望能建成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外形优雅,巨大的玻璃窗,窗外要有树,还得是老树,绿叶轻摇,窗边座位抢手。现在呢,也没窗子也没钱,我把这些事儿暂时撂开,重点考虑怎么买书。图书馆装修之前的样子最近我的办公室比较热闹,各式商人向我递上名片。商人消息灵通,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刚在政府网站发布,他们就来了。这一家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事,那一家又在敲门。他们在走廊里等着,一个接一个。

除开一百八十万装修经费,我还有一百万买书经费。第一个商人建议我用一百万元买八万册书,“八万册”正好够我们明年评估的数量底线。我有些诧异,他怎么把数字细节搞得这么清楚?他笑了一下,说他的小舅子认识某个领导,他的老同学又是什么什么秘书,他自己昨天刚刚和谁吃了饭。

我学了一个新词—一码洋—一即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第二个商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二五折供货,一百万经费保证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他悄悄说:“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他说他和官场打太多交道了,而我初来,不懂官场规矩,要应付上级检查,要把面子做得好看,领导才开心。“领导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他们看起来都比我有经验,懂“规矩”,引导我这个新手按照他们的方案来。但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劲。第三个商人进门时,我已经做好了对话准备,我要拒绝八万册,拒绝四百万码洋,那种价格不可能是好书。第三个商人特别擅长堆笑,他说:“您要什么书,我有什么书,都是现成书目,几分钟内配齐数据,不用您费心。”

教辅书的进价只有一折两折,鸡汤言情书两折三折,而精品书籍要五折以上。我和小宁商量,考虑到书商的适度利润,我们按六折或六点五折计算码洋,才可能买到好书。数量少一点,保证质量。为迎接评估,八万册是及格线,但是明年下半年才评估,不着急。明年开春我们再向财政局申请新年度的购书经费,今年的加上明年的,应该能凑齐八万册。

小宁说自己是门外汉,不懂,买书的事情全听我的。我们确定方案,一百万元经费,码洋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之间,一共买三万册。如果复本(重复的书)数量是三,那么就是一万种书。

这个方案进入了我的一封封邮件,我让所有书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别发来一万种书目。我来择优筛选,这个事情我喜欢干。

我陆续收到书单:

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

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

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世说新语》——某某日报出版社,《老人与海》——某某旅游出版社。

儿童书籍,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可谓煞费苦心。还有一些单蹦儿书目,第2辑,第5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商人大概没想到我会一行一行地查看,我也没想到,我会看见这样的“报告”“岗位” 与“视角”:

《某某县政府廉洁反腐败的公众感知评估报告》

《高速铁路接触网作业车司机岗位》

《价值网企业创业绩效损失机理研究——一种基于非物资资源配置的视角》

我看见了一些“文萃”,一些“风采”:

《某某酒业文萃》

《某某师范学院校报文化副刊选集》

《吟诵的女儿——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吟诵推广志愿者某某某老师》

《某某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也看见了一些“学术”。作为高校教师,我熟悉这样的名字,知道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某派评论视野中的打工文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学语文教育》

《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

《当代大学生德育中主题教育模式的理论与实务探析》

《创新驱动下的高校服务育人模式研究——某某学院学生事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我现在明白这些书单是什么名堂,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那些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了我。

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弄起来的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

我再次写邮件:

您好!

您发来的书目我已全部读过,建议按以下要求修改……近三年出版的新书籍可参考各种网站销售榜单……古典书籍涉及注解、校对和版本,一不小心就谬以千里。古典文学建议多多考虑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国文学,尤其是作者去世五十年以上的公版书,不用支付版权费用,译者水平差异太大。外国文学建议大量采购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一次,我的邮箱没有收到回信,但我的办公室不断响起敲门声,收件人直接来到我面前。他们说,以前给政府配货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大家都知道“馆配”就是这样做的,书商提供什么书目图书馆就买什么书,这样比较快。我要的书进价太高,让他们没有利润。而且他们没有精力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书目,太费时间。我问他们:“平时读书吗?”“不读,我们是业务员,主要跑业务,哪有时间读书啊?”

他们带着笑脸,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喜欢我,怎么就倒霉碰到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临时挂职”干部,为了书目纠缠不休?

恩百分之几,威百分之几?挂职之前,我以为文旅工作比较风雅,书香墨韵美景如画。其实不然,上要编书目,下要打老鼠。

恰逢“灭鼠”工作推进期,周末我接到电话,要我“半小时内陪同碑林区副区长突击检查酒店卫生,特别是鼠药的摆放位置”。

当时我正陪孩子在郊区比赛,他在雨地里摔湿全身,我与他互换衣服,童装运动裤穿在我身上短一截,露出我的小腿肚,童鞋上有泥。半小时后,我就这副模样站立在五星级酒店辉煌的大厅中,等待副区长,鼻腔中涌入玫瑰的甜香。副区长来了,疑惑地看着我这身打扮。

几个酒店的鼠药都按规定投放了,我拐到后厨,询问有无进口海鲜。海外生鲜有携带新冠病毒的风险,如有库存,需层层报备。

白帽子大厨说:“没有没有,我们早都不买进口海鲜了,绝对遵守政府的规定。”他把进货单交到我手里,公司名称那一栏全是国产。我的目光往左,扫到商品名称栏,看见四个字“xx红虾”,被划掉的两个字依稀看得出是“美国”。他说那两个字写错了所以划掉。我请他把红虾包装袋拿来给我看看,他瞒不住了。

几天后,群众举报某酒店即将举办大型聚会,疫情期间这属于严重违规行为。我们的执法大队立刻去查,服务员正在撕海报撤桌椅,必是有人通风报信了。然而,聚会的Logo 和姓名桌贴依然可见。

店方辩解说:“这是前段时间的聚会,我们还没来得及撤。”他是在撒谎,前段时间管控比现在更严格,不可能聚会。

执法大队的秦队长跟我说:“这问题大,得叫来办公室约谈。”

“约谈”是一项陌生工作。局长这几天不在,就得我来。我没谈过,不知道怎么谈。如果恩威并施,恩百分之几,威百分之几?我把握不好。

秦队长挪了把椅子与我并排,酒店经理坐在我们对面,双脚略分,膝盖并拢,手指撑在腿面上不动。酒店试图举办二百人以上的聚会,已然违规。经理来我们局里是来认错的,但手指里的情绪分明不服。疫情反复,酒店的生意也是断断续续,赚不到什么钱。他嘴唇紧闭着,在按捺心中的不满。

秦队长递给我一份文件,“个人防疫三大义务……违者获刑三年”,这几句词儿够坚硬,给我撑了腰。可是念完这几句,我就又不知道该如何厉害了。我肯定了酒店多年以来对文旅工作的配合,体谅他们疫情期间的不易,表达了政府的关怀,提出了未来的期望。完了吧?我感觉够全面了。我说:“就这样吧,你回吧。”秦队长抬手在空中顿住,对经理说:“别急,杨局说完了,你们表个态。”哦对,还是秦队长老练,我把最重要的一茬忘了。对方没表态,我就散会了,我实在是不会“约谈”。

我感觉到,企业一直不太“怕”我们文旅部门,特别是我这样不够严厉的干部。我曾和工商局联合检查网吧、酒店、游乐场,我发现他们怕工商局。工商局指出问题,不笑,四棱四方,说的条款我听不懂,隐约听见“执照”什么的。店家连声说:“我们改我们改。”他那态度,比对文旅局要恭顺。

企业违规,政府究竟要怎么做?温和一点,他们就愈演愈烈。凶猛一点,我又怕自己“仗势欺人”。遇到这种杂事我总想躲开,期望能换个人替我出面去做。

如果反过来,要是政府做得不妥,需要向群众赔不是,这种事我倒是愿意揽。前一阵,代表我区参加全市广场舞比赛的队伍,迟迟没有收到服装费和演出报酬。确实是我们的财务流程出了问题,群众的抱怨声按不住,成天和领队嚷嚷。领队来我办公室,我给他泡茶,请他先讲。他讲完了,我搬椅子跟他坐近一点:“您的难处我都理解,是我们做得不对。我向您允诺一个期限。“我做好了继续听他发火的准备,他却立即接受了我的道歉。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读公文是我的必修课,人们也许以为此事苦在严肃枯燥,其实不然,行文的冗余才是阅读的重担。在同义重复中提取真正的主旨,就像在层层堆积的脂肪中寻找有限的肌肉。写稿者多支出一部分无用功,阅读者再次耗费一部分时间,一重低效叠加另一重低效,每一天,我的目光就在这样的句式中徘徊:

为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黄河文化,努力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精品力作,以艺术的方式讲述黄河故事,进一步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拓展文化深度、广度和影响力,扩大文化旅游消费市场,提升我市文化、活力、时尚与魅力指数,引导市民及游客感受文化魅力,体验黄河文化氛围,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展“黄河之行”民间艺术回顾展活动,制定活动方案如下……

这是小李提交给我的文件。眼前这页纸上,核心要点周围簇拥着大段说辞,段落与段落之间高度相似,互相复制词汇和口号。空浮的意义像浓雾一般升腾起来,包裹着草木房舍,让它们面目模糊。我得一行一行地扫视,花大力气拧去毛巾的水分,才能获得干货。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说:“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人再去向他指出简单陈述句之美。”我承认,“不懂文字之美”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虚”恐怕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越玄虚,越没有破绽,就越安全。有关这一点,影评人梅雪风说得很清楚:“套话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实际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在言语自己的迷宫里自我繁殖,用一种铿锵有力的空转作为行动的证明。”

我把小李写的这两段压缩成三五句,接着批改宁馆交来的几份文件。第一份是宁馆为领导拟的讲话稿:

今天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点,  提高政治站位……首先……其次……再次……

第二点,  落实服务措施……首先……其次……再次……

第三点,狠抓安全生产……首先……其次……再次……

多年前的夏天,我生活在部队家属院,主力军队去外地执行特殊任务,只留下姓曹的副团长和一些哨兵在院里。曹团长隔一阵就要给军嫂开会,统一思想认识。他一个人坐在大礼堂高高的主席台上,军嫂带着孩子们来听讲。台下热热闹闹,有给怀里婴儿哺乳的,有织毛衣的,几十个小孩在椅子底下爬来爬去。哨兵维持秩序也没用,孩子哇哇叫,军嫂的手叭叭打在孩子屁股上。曹团长气坏了,声音越说越高:“下面我讲第四大点的第六小点,你们每个人都拿笔记下来!”

我给宁馆讲这个故事,她笑着搡我一下,说那就删掉几个“首先其次”。

宁馆交来的另一份文案是“你选书,我买单”活动宣传海报。这份文案有四五百字,对于海报来说有些长,难以突出有效信息。我保留了必要部分:活动时间、地点和具体规则,删去我认为不必要的部分。

宁馆说:“你确定要删除吗?真能删吗?”她不太敢删。从前我给宁馆改稿,比较坚决,就像批改学生论文那样不留情面。后来我发现,每当我拿着笔删去她的官话套话,她的表情像在高空中被解去了安全索,“可以吗?真的可以吗?”我就犹豫了。我改得太厉害,和别人格格不入,她会为难。

宁馆一向谨慎。的确,在政府里,难得有放下规矩的松弛一刻。前段时间的一个傍晚,市政府在北郊运动公园举办露天演出,徐副市长落座在第一排中央,我在他右后侧不远处,我身后的椅子满是群众。场地四周拦着绳子,总有小孩想要钻过来看热闹,保安不让。副市长朝小孩那边张望了几眼,向左侧处长耳语,处长走到保安身边要解开绳子请孩子们进来,另一位处长从外围赶过来,拦住说这怎么能,孩子进来乱套了。第一位处长回身指一指徐副市长,第二位处长将信将疑,手依旧捏着绳子。副市长站起来招手示意,说:“是我说的,让小孩来坐在我前面。”哗地一下,一群背心短裤花裙子小孩涌进来围在市长脚边上。节目开始了,水泥地还略微有些热,小孩并不安静,窜来窜去,副市长的侧影笑眯眯。

因为恭敬的氛围整日笼罩,所以我总是对这些旁逸斜出的时刻特别留心。开会时,听见生动的句子,我记下来:

省委书记在讲安全生产时说:“宁可听骂声,不可听哭声。”

市委书记补充说:“我们不要带血的GDP。”

统计系统开整改会,副省长说:“局部生病,我们全省都要一起吃药?但我们应该来一次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歪风邪气打下去,清风正气树起来。”

……

可惜这样的片段稀有,大部分会场里只有雷同句式。我想起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空洞的语言背后是什么意图,刻板的语言背后又是什么意图。在这里,千人没有千面,人们把自己的个性和情感隐藏起来,再用格式化语句制造统一外表。这也许便于管理,促使内部秩序稳定步调一致,但这种语句很难获得外面的读者和听众。我局微信微博号每日推出政务新闻,年度运营费用十万元,每篇文章阅读量两位数或三位数,大半读者来自单位内部。

每个单位都有网宣支队,突然之间传令要求成员转发某个帖子,或者要求在某条时政文章下方以某个立场发言并截图反馈群里以证明自己完成任务。我想试试我的挂职身份能否让上级对我睁只眼闭只眼,让我免于这类义务。我成功了,我在网宣支队里是唯一的沉默者、安全者。可是宁馆若是不及时转发跟帖,就会招来批评。相比高校,政府人员的朋友圈内容都比较官方,一眼看去全是政务新闻,很少表露私人喜怒哀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内心也如此整齐划一。

我带着另一套行文习惯来到这里,我头脑中积累的好文章标准在这儿不太管用,很多次我和上级的意见都不一致。曾有科长这样提炼工作要点:“1个主题,2场大赛,3次培训,4份文书,5次整治……”我觉得不太好,但是上级觉得挺好。又有一次,旅游科请来一位专家教授协助撰写“十四五发展规划”,造出许多名词。其中一章名字是:“文旅+”和“+文旅”。我尽量忍住,念了两遍还是想笑,这绕口程度堪比李泽厚讲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谁能搞得清楚,可专家说上级就喜欢这种名词。专家还为民宿规划未来方向,比如建议与咖啡、演出结合,等等。其实,咖啡与演出在“一夕”民宿里早已实现,还衍生出更多有趣样态,只是专家不知道。我从他的文字想到自己从前和社会的脱离,高校里的人得多出来走走,才能避免纸上研究落后于实地发展。

正处,每天25个;副处,每天10个;正科,每天4个政治站位的意识,大约渗透在每一位公务员的头脑深处。他们非常警醒,比如“疫苗接种率”,就跟主科成绩似的,考得差一点就紧张。区委书记去市里开会带回消息,碑林区疫苗接种率66%,位列全市第八。他不满意,给我们训话训了一个小时,“第八啊,一不小心就要到落后梯队。我们作为城三区之一,扪心自问,这样的成绩,说得过去吗?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认识,发动群众,齐心勠力,推进接种!”

书记一声令下,表格立即下发,将动员接种任务量化为阿拉伯数字。为防止造假,还须登记每位群众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完不成数量的干部,需要写书面报告解释理由,情况严重者要写检讨。达到90%以上接种率的,给单位入口处贴上绿色标签,疫苗排名将在文旅融合排名中占分数,接种率也要纳入年度考评。

不得不说这套管理方法很独特,疫苗数量和职务级别形成美丽的规律,标准的等比数列:

正处,每天动员25个。

副处,每天10个。

正科,每天4个……

书记大手一挥:“散会!”

多亏我职务不高,领到的任务只是十个。我在各个朋友群里吆喝了一天,只动员了三个。我失眠了,我想成为没有任何职务的平民。

为完成疫苗任务,所有带职务的干部都必须带头,这可苦了102室的杨局,他异常害怕打针。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还能招来怜惜,与他高大健壮的身板结合则有些喜感。他说:不要笑,不要笑,这是当年在体育学院落下的病根。保健室里的针疗把他同学扎得像个小刺猬似的,同学嗷嗷叫,他看了一眼就浑身发抖,从此不能见针。在单位里他一直拒绝年度体检,能躲则躲。可是现在,他已经坐在医生面前,神情庄严,四肢绷紧,胳膊刚刚缠上血压计的绷带,数值立马从120飙升150。医生说血压150不能打疫苗,他闭上眼睛说:“我静静,我静静。”后仰于椅,大口呼吸:“哎呀我不敢看,我怕我晕倒。”我说我和宁馆按住你怎么样,他不说话,直摇头。细针逼近粗臂,他突然拿起手机给同事打电话分散注意力,还没接通,医生就说:“打完了。”我和宁馆笑出声。

为动员群众,我们发明新办法。宁馆打印我区所有接种站地址电话,摆在图书馆前台,见人就劝,可是离那个等比数列依然有距离。馆员献出一计,不如直接奔赴接种点门口,逢人就问“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政府公务人员上级要我必须完成动员任务完不成我就要受罚不好意思您能把您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填在我的表上吗谢谢谢谢。”几位馆员练就新技能,语句流畅,表情谦恭,心态强大,被拒绝一百次总有一次被答应。晚上他们拿着填满名字的表格归来,活脱脱房产经纪推销员。

我局任务完成,街道社区又请求我们支援。他们分到的名额更多,难以完成,递给我们一沓名单和经验:照着名单挨个儿给群众打电话,拨通之前要做自我心理建设,像迎接冰雹那样迎接群众的责骂。万一对方把电话挂了,也别放弃,第二天接着打。群众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咱们态度再软和点,循循善诱,徐徐图之,冰雹有可能变成毛毛雨,有可能雨过天晴……当然,也有可能变成更大的冰雹。

“10%不够我和领导分的,40%才够。你掂量。”那天,一个男人走进图书馆坐了下来。他说自己经常和领导吃饭,那些领导的名字从他口里依次弹跳出来,飘浮在空中,簇拥着他的嘴角跳舞。然后他说:“有个领导让我来给你捎个话,你必须取消全部书目。”“为什么?”

“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你不要问我是谁,我常年给领导跑腿。我要哪个书商中标,他就能中标。我要从中分成,领导也要分成。”

“领导”这个词变成了一个集群,人头攒动,辨识不清。我应该去找谁述说我这个书目的意义,它为什么不能被取缔?“这个书目集合了几十位专家的心血,而且群众一定会喜欢。”这个理由在我这里足够饱满足够沉甸,但在别人的秤上也许轻如鸿毛。

我尽量让自己情绪正常,只有在面对宁馆时我才可以卸下面具,最激动的时候,我对着座机的听筒嚷嚷:“纪委就在二楼,我转身就可以上去!”在这个办公室,我不曾这样愤怒过,说完了我才意识到纱窗没有关,窗帘没有拉。我感觉到自己的失态,静坐了一会儿。

我给宁馆发了一条短信:“刚刚我电话里发火说的事,你知我知就可以了,不要给局里其他人说,传出去都是是非。”

这件事,我只能跟宁馆讲。宁馆确实靠得住,没有坏心思,关键时刻拿住了方向。我这个快要离开的挂职干部,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但她还是跟我站在一起。

我大概很难赢。我原本就不大的权力已经微弱到几乎没有,我的性格又是直来直去,不擅长话中有话。面对中间人,我要怎么旁敲侧击,怎么委婉施压,才可能扭转局面?

下班了,我没有走。隔壁传来当当当的声音,是乒乓球敲击着台面,应该是纪委的那几个干部在打球。我们局在大厅里放了一张球台,纪委在我们楼上办公,常来。此刻的球声像是自我介绍:“我是纪委、纪委、纪委……”

路过球台,纪委的干部大声跟我打招呼:“杨局下班?不来打两下?”

这是我冲动之下最想与之对话的人,但我又不能一下子把关系全都撕裂,我马上要走了,宁馆还在这,这个案子会影响她年终考评,谁来帮她收拾残局?在与暗处对手较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输了,真是对不起(帮我编书目的)那五十位朋友。他们无偿地帮我编制书目,就这样化为乌有。我也愧对老百姓,没能给他们买来好书。

回家之后,我关紧卧室门,推上纱窗,拉严窗帘,打了几个电话。

赵文说:“素秋,你不要撕破脸,你去和他谈。阿尔都塞说了,要在敌入的阵地中打。你去暗示他,你挂职结束就回原单位,可以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继续向他施压,这事情也可以捅到媒体,‘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是什么结果?他有胆这么贪,有命花吗?但是,你要记住,做能臣要比做奸臣还要奸,这几天你推演一下攻防步骤,不要出漏洞。”

弟弟说:“姐,你不要撕破脸。你作为文学教师,完全可以编织辞令,把话说得更委婉一些嘛。你可以这么说‘您知道,咱们这个图书馆关注度一直比较高,我在央视节目里说过馆配书成本低的问题,万一央视啊、纪委啊,随后回访,发现里面都是馆配书,您想想,瓜田李下的,解释起来很麻烦。再说了,我和您虽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难怕有些人捕风捉影,再者,我也邀请了几十个专家,这么多人如果发现他们做的书单完全没有上架,也会发表意见,万一在报刊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恐怕不太好。这个图书馆,用得好了是政绩,但也是双刃剑。我马上就走了无所谓,就怕影响您。’姐,这就是优雅威胁,该说的都说了,要是听不懂,就是个傻子。人都要面子,要台阶下。你还可以说,感激对方一年来给你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对方需要,你离开之后,也会持续给图书馆帮助。长期合作,搞成碑林区的门面。帮他弄政绩,也是给他的好处嘛。”

夜里,我梦见自己在游泳池笨拙地游着,胳膊很沉很沉,就要下坠,我想呼救,突然发现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水深不见底,而池壁还有好远。我开始呛水,拍水,胡乱扑腾,这时候铃声大作,我从水里伸出手臂,抓到一个电话听筒,我自动漂了起来。电话里有男声有女声,所有声音重复念叨着一个词“有个领导有个领导有个领导”,嘈杂不堪。我扔掉听筒,就开始下沉,抓住听筒贴在耳边,就又漂浮起来。我不得不听这些噪音。我浑身湿淋淋,泳装里竟然有两个口袋,有两张纸,一张是赵文的话,一张是弟弟的话,水已经把字迹浸泡得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我展才皱巴巴的纸张,大声朗读,用我的声音压倒听筒里的声音。那声音消失了,一片寂静。

梦境只是梦境。在真实生活中,“那个领导”是谁,我始终不知道。“那个领导”会不会向我让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通过中间人向“那个领导”传达我的态度。

赵文和我弟弟教给我的话,我都讲了。中间人说他回去给“那个领导”说。而我陷入了焦灼,我只有二十天时间,他们这样拖下去,是要拖到我输。杨素秋办公室的窗户我很着急,我得战胜“那个领导”。我一定要保卫书目,这是我最后的阵地。我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没有足够的智谋。快给我出主意,我怎么才能找胜“那个领导”?抄佛经能不能转运?能转运我现在就抄。捐助贫困学生能不能转运?原本我打算秋天开学再捐,索性提前到今天,我现在就去银行柜台办理。

弟弟哈哈大笑:“你想捐就捐呗,还搞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

宋璐恶作剧:“你去银行,正好遇见那个领导,领导也在给贫困学生捐钱,做此法事以期能顺利黑下图书馆的回扣。”

我在银行单据上填下:

名称: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开户行:中国交通银行大雁塔支行

账号:6113 0105 3018 0100 263xx

备注:捐助2021 级学生鲁x

办理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问我:“‘红凤工程’是哪儿的啊?可信吗?”她也对公益感兴趣,一直想捐,没找到放心的项目。我告诉她,这个项目是陕西省妇联发起的,只资助女生,二十多年前资助过我,所以我信任这里,有发票,学生和资助人建立一对一联系,不会骗人。她说:“那太好了,我也来查查学生的资料,挑一个,今天就捐。”她低头写字,记录“红凤工程”的办公电话和详细捐助流猩。她的下颌线系柔顺,是个温雅的人。我刚刚走进银行时的郁结之气缓缓散开。

离挂职结束倒计时十五天,“那个领导”依然没有动静。书如果再拖着不买,可能会影响年底评估。

局里同事和我说话好像有些异样,也许他们知道我面临的状况。宁馆来了,锁上我的房门,欲言又止。她说“那个领导”托中间人带话,问她凭什么相信我是在编书目。谁会笨到用三个月时间去编一份书目,不拿一分报酬?说不定我根本就没编,是和书商勾结一起撒谎,分钱。

我大笑。挂职人员的工资都是原单位发的,我确实没有拿过政府一分报酬。不知道“那个领导”是要挑拨离间,还是他实在不相信一个人可以不计报酬地做事?我打开手机,展示各个朋友谈论书目的聊天记录。我又打开电脑,“原始书目”以朋友姓名的最后一个字作为标记—一“哲军帆书目”“耘锋震书目”“墩明睿书目”…

还有“已查重书目”“小吕合并书目”“出版社书目”“去年缺货书目”“法律医学书目”“理想国商务三联译林书目”“定稿书目”……我对宁馆说:“这全是我编书目的的证明,每份文件后面显示修改的最后日期,都是这三个月做的,你拍照存档,拿去给中间人看吧。”

《庄子·秋水》里,惠子怕庄子与他争权,庄子给惠子讲了一个故事:鸱得到一只腐烂的老鼠,害怕鹓雏与自己相争,便大声吓脆鹓雏。鸱并不知道,鹓雏只吃清洁新鲜的食物。想起这个故事,我笑得厉害。我应该像庄子那样,向惠子做出严正声明—-我不吃腐鼠。

宁馆请我过几天去招标现场打分,我说:不,我去年没参加图书招标打分,今年也不会参加打分。我甚至连招标现场都不打算去。

我希望以我的“坚决不在场”问“那个领导”表示,我根本不会沾染这里的钱。我只是要保护我的书目。

中间人又来了,说,“书目去掉百分之四十,总该可以吧?一百多万的百分之四十,才几十万嘛。”

我很想问他:“你代表哪个领导?你说,我开录音键录下来。我凭什么相信你和领导的关系?你让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来跟领导解释。”

这些话在我心里倒腾了一会儿,我又接下去了。我只是说:“不可以。按照往年规矩,书籍有破损或者缺货可能,我们在合同里写明配货率95%,也就是误差率5%,现在我顶多让步到误差率10%,但绝不可能误差率40%。”

他撂下一句话走了:“10%不够我和领导分的,40%才够。你掂量。”

一个月前,我接到来自上海的电话,作家经纪人毛晓秋读到“腾讯谷雨”记者杨宙对碑林区图书馆的报道,建议我把建设图书馆的事情写成一本非虚构书籍。其实刚刚挂职时我有过类似的打算,我在南院门的经历也许可以写一本《芝麻官札记》,但后来我在“贞观”发表的“个人英雄主义”文章引起一些官员不满,让我意识到,凡是写政府的纪实类文章,都要谨慎再谨馍。我和经纪人反复讨论写作提纲,尽量把握言论尺度。

最近发生的这一切,为我们正在拟制的大纲贡献了突如其来的情节拐点。毛晓秋说:“我能感受你的难过和气馈,这种事情我没想到在现实中居然发生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素材,当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现实中居于下风,但这个题材可以在写作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退一万步,假设三个月的心血编成的书目不能够在图书馆中落实,也可以在你的书中长存下去,所以想到这一点,你不要太悲伤。”

毛晓秋的话给了我安慰,如果结局真的无法扭转,我也得接受,但我决定最后试一次,尽人事,听天命,这部书稿是我最后的赌注。

我主动找到中间人,告诉他我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出示了我的写作大纲。

第二天,招标公司打来电话,中间人撤退了,不再参与我们的事。我的书目保卫成功,第三天正式开标。

在梦里,一棵树在我的窗外长了起来,我眼睁睁地看见花蕾像蘑菇一般顶破湿润的树皮,一簇簇钻出来,手舞足蹈,在空中摇。粉红色的一朵朵云。梦醒了,我背部的骨骼一寸一寸地松弛,像在发酵。我长长地吐气、吸气,气体在骨头的缝隙中流动。

加缪《鼠疫》中,记者朗贝尔和医生争论人们在为什么而死。朗贝尔说人们过于英雄主义时是在为理念而死,而人应该为其所爱而死。

然而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小高,你到我们这里来,对你是个很好的历练,你好好干,好好学。

大熊进入体制工作这三年,我看着他发生变化,起初对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他还常常找我商量应对,嗤之以鼻,渐渐地,我的作用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告解室里的神父。

最近一次,他考上公务员后来找我见面,已全然不见曾经的那些纠结和困惑。他接受了这套运转的机制,并默认了自己的角色。他固执地认为,自己不过是一颗螺丝,一颗子弹,机器怎么转动,子弹射向哪里,他都身不由己。

大学四年一事无成考公上岸一朝翻身

大熊大名高天志,因酷爱哆啦A梦,大家都叫他大熊,今年26岁。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住在我对门寝室。

大学四年里,大熊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擅长考试,他最骄傲的事情是:我可是我们班男生中第一个过四级的——而且还是裸考。

他和室友关系也不近,我常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脑袋搭在那把电竞椅上,看老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然后看新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他喜欢哆啦A梦,经常对着那个玩偶自问自答。

2020年大三时,大熊本来在准备考研,但疫情来了,他弃考了。大四时,经历了近一年的网课,同学们都变得沉默。

我们学校是一所二本院校。校招时,我和室友投的简历都像石子入水一样杳无音讯。那天回寝室的路上,我看到图书馆墙上贴着莎士比亚的名句: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大熊告诉我,他准备再次考研。同时,他报名了一个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如果选中,可以进入政府见习一年,保留应届生的身份。

那年大熊被志愿服务计划录取。过了一年,2022年7月,他考上了东南沿海地区一个小镇的事业编。又过了两年,2024年6月,他考上了老家X县的公务员。大熊打来视频向我报喜。他还和大学时一样胖,只是比大学时精神了许多,笑得也更爽朗。

公务员面试成绩公布那天,大熊的一位室友给他发来消息:大学四年,你一事无成,如今你总算做了一件最对的事儿,我真替你感到高兴。

大雄变身临时工小高

大熊是这样考上政府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的:先是学校面试,面试官是学校团委的学生干部,每人轮流进行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并讲讲对服务计划的理解。大熊一股脑地将计划的精神要领背了一遍: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角落去,用一年的青春,换取永远的珍贵经历,等等。他通过了学校的筛选。

一周后是由S省团委组织的面试大会,大熊讲的也差不多,在最后他重申作为S省人想要帮助S省人民的愿望。

2021年7月,大熊收到了来自X县团委试岗报到的短信通知,他被分配到了县里新成立的金融局办公室。

正式报到那天,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从团委书记到下面的各部门领导挨个发言,志愿者有80多人,站在台上,等着主持人点名领走,就像《士兵突击》里的新兵入伍仪式一样。

大熊被分到了金融局。领他走的是一位30岁上下的大姐,姓李,长得像大熊初中的语文老师。一年之后的大熊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贵人。

金融局就在县政府旁边的商务中心大厦的十六层,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县政府门前巨大的广场,外面淌着的一条河,再远处是X县的一半全貌。

李大姐领着大熊进了金融局的金融办公室,李大姐就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任。办公室加上李大姐一共三个人。130平米的办公室被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是大熊所在的公共办公区,另一半则是李大姐的办公室,里面又分出来一个仓库和一个小卧室。

上班第一天,他去局长办公室报到,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里面放着一张会客的皮质黑沙发,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背后是一整面的柚木色书架,党史资料和文件档案一层一层叠着。局长戴一副黑框眼镜,白色衬衫扎在裤子里,精瘦身材,正低头看文件。大熊压着身子走进去介绍自己,局长对大熊说:

小高,你到我们金融局来,对你是个很好的历练,你好好干,好好学。在这学明白之后,对你以后很有帮助的,整个政府,大到中央,下到乡镇基层,都是这套运行机制。你以后就算不在体制内工作,干些其他工作,文员秘书之类的也是很有帮助的。

大熊边听边点头。他当时想的是,一边做着这份清闲的工作,一边准备再次考研。

整个局里一共16个人,除开领导和四个科室负责人以及四个正式编制后,剩下(7人)的都是临时合同工。大熊是志愿服务,每个月只能拿2300块,比临时工的工资还要低1000块。他主要是打下手,并不承担具体的工作责任。因为老是跑上跑下,加上年纪最小,大家都叫他小高。

小高很快弄清楚了自己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收发文件,上传下达,布置会议,购买办公用品,预约公务用车,买杂物,打扫局长办公室,以及完成局长下达的所有工作和生活要求,比如拿个快递,买包烟,递瓶水,食堂带饭……最麻烦的一个活儿是安排会议,要端茶倒水,还要摆桌子摆椅子。

他觉得自己像个太监。他看着桌上摆放的领导座次和那些银行代表名字,心想,局长说的运行机制,敢情是这样。

小高和李大姐相处最多,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李大姐叫他:高儿。李大姐有个女儿,常被带来办公室,小高有段日子最忙的事就是陪小孩玩儿,辅导功课。

有次李大姐的老公来局里开会,小高下去迎接,对方是一位乡镇领导,穿着一身黑西裤、黑皮鞋、白衬衫,微微扬起的刘海刚好齐到黑色镜框,小高心里默默地想,要是有一天也能如此穿着打扮,也拥有一位李大姐这样温柔的且有正式工作的妻子,人生足矣。

作为小高的直属领导,李大姐手把手地教他处理文件,还帮他解决了不少麻烦事儿。有一次,一个上访常客来局里,小高被对方骂得不知所措,慌在原地。这人因为参与民间集资,钱被卷跑后公安机关抓不到人,政府也没办法解决,总是来金融局上访。小高只好一个劲儿地安抚他的情绪,实在没办法了,就找到局长,局长没好气地说:这人都是老油条了,下次赶紧打发走。

李大姐知道后,告诉小高,遇到上访问题的口诀:端茶倒水做记录,热情礼貌三不知。她让小高下次将人直接带到接待室,由李大姐出面了解情况安抚,要还是搞不定,才请局长出面订个日期许个承诺,对方又能安静不少日子。

局里有老一点的人告诉小高,以前有上访的人要是说话解决不了,直接就带着进局子了,关个几天,这人自然就安静了,只是现在政策下来了,不能用以前的手段了。

金融局的工作很闲,小高每天9点到局里,大多时候是看书和看手机,帮着换下水,中午有两小时的午休时间,一天也没什么事儿。下班时间是五点半,但他在的办公室算是领导的秘书处,必须等领导下班了,才能离开。

李大姐看局长没什么事情安排时,经常让小高直接走,或者带着他一起溜走。慢慢地,大姐开始和小高唠起了家常,听说他还在准备考研,立马制止他,让他不要考研,直接去考编考公。

李大姐讲起自己的经历。毕业后,她做了两年销售,父亲和爷爷生病了,家里没人管,日子散成一地鸡毛。她的销售工作并不如意,每天跑得大汗淋漓。她想过安稳的生活,先是考编,进入编制工作两年后,又考上了公务员。

李大姐告诉小高,公务员福利待遇很好,有公积金买房,对下一代的帮助很大。她严肃地建议小高,考研出来还得考公,何必浪费时间,不如一劳永逸直接解决。这思路,小高以前没有想到,经李大姐一点拨,才恍然大悟。

2021年10月份,在金融局待了三个月后,小高决定放弃考研计划,开始考公。

金融局考编考公的老人很多,多是屡败屡战者,小高很容易就获得了复习资料,但不久之后,疫情在小城滋生,小高被分派到防控点去执勤,复习的时间成了问题。

临近2022年春节,小高参加了第一次公务员考试,距离面试差8分。

毕业后,我们大学的同学总是时不时地在群里吐槽工作:加班,被PUA,被欠薪,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没有双休。大家都过上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生活。有时独自生活在出租屋里,我常常感到被巨大的沉默所吞噬,精神也随着干瘪下去。

小高很少加入我们的话题,他在金融局享受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办公室里的人带着笑脸,友善客气,每一天去上班都不必纠结,还能拥有不必将早餐囫囵吞下的松弛。他甚至和在学校一样,保持着两小时的午休习惯。每天下班,他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家里的楼下,此时的夕阳还未全部成型,他还能留出来一小时跑步。他理解我的压力,有时候也说:你看起来衰老了好多。

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只剩下半年,每次看到我们抱怨,小高仿佛感觉那台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齿轮,正一步一步向他逼近,一种如履薄冰的恐惧让他头皮发麻。他已经习惯而且喜欢上了现在的生活,第一次考公失败后,他更加迫切地渴望上岸成功。

防疫一线当“大白”局长倚重照顾小高身不由己

2022年春节过后,小高所在的县城冷清了下来。从2021年底开始,疫情持续加重,可感染情况并未公布,只在政府内部流传。

小高听李大姐说,马上就要封城了,县里的娱乐场所都停掉了,现在只开放少数超市。春节假期后上班没几天,县里开始全面管控,金融局也开始居家办公。直到管控的第20天,下午四点,县政府的公众号发布了新增三例的公告。晚上七点,市里又发出全面清零的公告。

第二天,县政府的微信公号发布了新的公告——封城。他记得上面有段话写着:此前我县进行了20天的封控演练。很快,外出学习的县委书记回归,市里派驻指导组,X县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 “真”封控。

小高每天待在房间里复习备考。考公失败后,他听从李大姐的建议,先报事业编。此前离面试只差8分,加上现在居家办公,时间充裕,小高觉得这次把握很大。

2022年4月25号早上8点,闹钟响起,小高迷迷糊糊打开手机,看到一条凌晨四点发来的消息,局长说:务必于4月25日早上六点前到xxx防疫点位集合进行疫情防控,不来的将计入年度考核档案!!!

小高一看时间,已经迟了两个小时,他立马掀开被子,换好衣服,擦了把脸就往外走。走到小区门口,他发现大门关死,只留下一扇门卫室通往外面的小门。门卫坐在椅子上刷着短视频,斜了小高一眼说:封城了,所有人都不能出去。小高解释自己是政府的,要去防控。对方抬眼打量小高,说:工作证。小高是个临时工,没有工作证,只好给局长打电话,门卫向局长问了姓名、单位、执勤点后,才让小高通过。

防疫点位上只有四个人,局长、副局长、局长司机、一位女同事(后来走了)。局里的正式员工和临时工都没来。实际上,局长给金融局的16个人都发了相同的私信,但并没有在群里统一通知。好在下面乡镇上的人前来支援,才解决了人手问题。

小高所在的金融局,有5人是年过三十的合同工,为了考编制,一直留在政府里。其中一位大哥从大学毕业开始,边工作边考公,直到35岁才考上。政府里的工作由上往下安排,到合同工这里便是最后一环。他们最忙碌,实际上也最被需要。小高觉得有些人已经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正式员工。只在发工资和逢年过节发油卡、礼品时,他们才能感到差异。

小高和我聊到临时工的问题,我常和他争辩,应该同工同酬。小高一句话就给我打了回来:人家给你一个救生圈,你不说感恩就算了,还想要上船,想什么呢。

现在小高成了兜底的人。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防疫物资。酒精、口罩、隔离服都没有。第二天,宣传办的人来拍照,局长毛了:现在口罩酒精什么都没有,隔离服也没有,就连饭菜水都没有,让我们怎么防疫,天天就搞这些形式主义,物资不给我们送来,宣传标语倒先送来了。那个来拍照的大姐也很委屈:没办法,领导就是这样要求的。

小高在一旁看着,觉得局长说得对,也理解那大姐。但他心里想的是:复习考试的事儿咋办。

局长连着三天追问物资,电话一直打到了县政府,每一次都声嘶力竭。三天后,酒精和口罩终于送来了。等到第十天才送来桶装水,之前一直靠局长在旁边住户接水牵电。局长没让小高直接去接触感染人员,让他做一些文员的工作,并在私下里给了小高500元钱。

小高自己一个人住在一顶帐篷里。帐篷里面只有一张铁板床,比学校宿舍的床稍宽一点。一日三餐,他们吃政府配送的菜,早餐是馒头咸菜,午饭是几颗堆起来的青菜花菜,还有几片猪耳朵,一小盒米饭,没有盐分,很清淡。小高吃不饱,很难受。局长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许多方便面,面包,火腿肠。他将这些东西都藏在司机的帐篷里,只有局长、副局长、司机和他,四个人知情。后来局长又搞来四箱怡宝,偷偷地给了小高一箱。天逐渐热起来,帐篷成了蒸笼。局长又搞来了街上一家安保公司的钥匙,这下小高能用上空调和干净的厕所了。小高执勤的地方是个没有物业的老小区,出口被大铁皮门封住了,政府每三天配送一次物资包,物资由大卡车配送到据点,他们拿下来,再分发给各个单元楼小组的组长。

一天深夜1点,一辆黑色皮卡开过来,停在了小区门口。六个穿着便服的大汉从车上走下来。一人冲着小高喊,把门打开,要准备消杀。小高见对方没有文牒,便准备通知局长。这人没等小高摸出手机,便疾步上前:不用说了,我们刚从县里开完会,县里领导直接下的命令。此前局长给小高下了死命令,没有文件证明,一律不得进出,小高边拿手机边说:那我也得说一声,我没有通知就让你们进去我得倒霉。这个大汉上前准备自己开门,小高的电话也接通了。

小高:局长,来了五六个人要进门消杀,说是县里安排来的,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局长:消杀?!这都凌晨1点了。消杀什么?你把门给我看好!我现在立马过去。

A大汉:这点位长是谁,那么屌,县里领导安排的他都不开门。

B大汉:我看一下工牌子,陈**。就上次开会县里领导说他防疫不到位的那个。

A大汉:我的乖,就这还当局长呢。

他们说话声音很大,局长听见后暴怒,让小高打开免提:你们在说什么?我可是都听到了!我倒要问问是哪个熊孬说的!我没有接到县里通知,你们今天哪个敢进去试试!

局长挂了电话往这边赶,小高没搭话,坐在椅子上,六个大汉则站在车边。十几分钟后局长到了,火气也消了不少,对方只说:你不信自己给县里打电话。局长通完电话后,又耗了十分钟才放他们进去。

需要消杀的住户都被隔离了,只剩下一个80岁的大爷。消杀的人让小高去安抚情绪,小高找来副局长出面。副局长说:你也是老党员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国家有政策你不知道吗?你不遵守规定,出了事儿,我们谁都背不起这个责任!随后大爷被请出房间,给了一个折叠床和小被褥,在小区保安室对付了一晚。

小高回去之前,给那位大爷拿去了一瓶水。他认为自己做不了什么,只是一颗子弹,不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那段时间,“身不由己”成为小高最多的感叹。

经过了十来天的慌乱过后,防控的节奏稳定下来。小高开始思考接下来的复习计划。他断定今年的事业编考试会延期,果然,考试时间往后推迟了3个月,要到7月举行。

他没觉得疫情是什么大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小高算了算,除去每天四小时执勤,以及为局长整理一些文件外,还有很多空闲时间,完全可以用来复习。但他出门的时候走得急,复习资料全部没拿。

纠结了一天后,小高下定决心要偷溜回家拿资料。2022年5月10号,封城的第15天,他打电话给母亲,让其准备好备考资料,约好深夜在小区楼下背面的铁栅栏见面。

凌晨两点,小高关掉手机屏幕,躺着床上听了一会儿帐篷外的动静,只听到一些树叶沙沙声和很远处传来汽车报警声,外面的马路没有汽车经过。他起身,铁板床发出刺耳的吱吱声,他站起来又停了几秒,才掀开帐篷的门帘,弯着身子,迈出腿,左右环顾了一下,走到外面。30顶帐篷齐刷刷地黑着,马路上路灯下泛着白雾,在行道树的作用下,呈现出丁达尔效应的反射光。

他迈着小碎步跑到帐篷对面的马路上,躲在树荫旁边往前走。他的防疫工作证还没发下来,不敢走大路,怕有人巡逻。他穿过公园的树林,看不清路,也不敢拿手机照亮。他很紧张,根据规定,执勤人员非必要不得擅自离开据点,倘若被抓到的话,他这一年的志愿服务算是泡汤了。

走了大约十分钟,小高隐约听到汽车驶来的声音,他一个箭步躲进树丛,蹲下观察。树枝插在他的头发上,汗水沿着头皮一直往下渗,很快就打湿了整个后背。过了一会儿,汽车的声音逐渐消失,一切又安静下来,小高却不敢往前走了。

重新回到帐篷后,小高脱下衣服,躺在床上,把风扇风力调到最大。他大口喘着粗气,一直到凌晨4点多,才睡了过去。

第二天,小高打听到政府门口的路没有管控,可以通过,他决定再试一次。这次他拿到了临时工作证,还穿上了执勤时的白色防护服。

往常回家只需五分钟的路程,绕了快半小时。他终于走到小区铁栅栏围起的一个角落,母亲正在栅栏后面朝他喊。小高冲上去让母亲不要说话。匆匆拿到资料后,他叮嘱母亲,让她和父亲这段时间千万别出门,马上就要清零解封了。他没来得及看清母亲的脸,说完便转身往回走。

回到帐篷里,小高脱掉防护服,全身被汗湿透了。母亲给的袋子里装着试题资料和一本面试书籍,还有一些口罩、酒精,一个插排和一盏小台灯。

此后小高开始将时间全部投入到备考中。局长让他有空就去帮忙,他有时候故意不去。他把折叠床弄成了临时书桌,地上垫几张纸坐着,把书放在床上看。白天他在外面商店的台阶上看书。

2022年5月24号,解封前一天,小高看完了所有的书和复习资料。

在帐篷里复习的时候,他想起大学时有同学因为他的肥胖和不善言语,投来轻视的眼神。以前他没机会证明自己,现在他下定决心要让人刮目相看。小高也确实擅长于此。试题里的那些逻辑问题,图形问题,他总是能一眼找出其中的关系。

拿回复习资料没多久,城里开始进行清零工作,所有感染者或接触者都要转移出去。晚上九点,小区门打开了,人们走出来,儿女带着老人,父母带着小孩,都穿着隔离服,排成蜿蜒的队伍。小高负责拍照。

这些人里,有他初中时暗恋的女同学。小区刚封时,她要出去实习,跟局长说了很久才得以出来,小高认出了她,但她显然认不出穿着防护服的小高。他还记得那个大妈,她的父亲去世,她在家里等了两天,才得以把父亲的遗体送到了殡仪馆。还有一位临盆的孕妇,等了很久,救护车才来,还有一个误食消毒药丸的小孩儿……

在县里,每天都要开点调大会,会上每个点位长要汇报当天的防疫情况,从感染人数,消杀工作,到物资分配,人员排班,全部需要记录在册。

解封前的最后一次大会上,一个点位负责人仔细做了PPT,洋洋洒洒讲了一个小时,受到了书记表扬,说要让电视台来采访。局长也为这次大会做了充分准备,拉着小高将发言稿改了又改,点位人数、任务分配、辖区人数、多少妇孺老幼、哪家哪户没有消杀、物资分配情况……改了整整一天。局长没被抽到发言,他看到别人受表扬,用手拐了一下小高,问他什么感受,小高挤出勉强的笑容,心里想:人一旦成为数字时,每一个人都能被一笔带过。

在连续十五天没有新增病例之后,2022年5月25号,城里宣布逐步解封,县长被撤职。

解封那天晚上十二点,他躺在折叠床上,忽然听到了外面马路上出现吵闹声,骑车的、鸣笛的、放烟花爆竹的……响成一片。那晚他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起来,他们收拾东西,拆掉帐篷。他意识到,在体制这个巨大机器面前,大家都只是零部件而已,开关按下,一切只能跟着转动。

考编上岸送礼的事让他犯难

解封后,距离考编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小高每天早上8点起床,先刷一套试题,然后去金融局上班。上班时,他在办公室看讲课视频。下班回家后,他学习到晚上10点,洗漱完躺在床上,再看半小时的网课视频。

看视频的时候,累了他就会打开弹幕,成千上万的弹幕瞬间铺满整个屏幕:师傅别念了、我大着胆子来听了、轮到我点开这个视频了泪目、四点多还在卷的局长们你们好、懂了大领导秃了这就去弄同款发型……小高盯着,心里也好过了些:原来大家都这么辛苦。

我偶尔会在游戏上看见他在线,便发消息给他为啥没学习,他说太累想要放松一下,然后头像又成了灰色。

2022年8月3号,我接到他的电话,得知他考上了Y市某个乡镇的事业编。

小高的成功,带着很偶然的成分。他一共报了四个岗位,都在不同地方。最后他考上的岗位是距离他最远的,他只是顺手报了名。考试当天进入考场时,他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缺考了。这个岗位的笔试他考了第二名,只比第一名低了0.9分。

他的爷爷奶奶听说这个消息,立马就要去取钱给他,让他报名面试速成班。小高很犹豫,拨打了当地排名第一的辅导班的电话,对面给出了3天七千四,5天九千八的培训套餐。大熊觉得价格有点高,对方只说,我们就这价格,你要报吗?小高挂了电话,在网上花2000块钱报了网课。

面试那天,考场里坐着四个考官,看起来都已经年过四十,眼神冷漠。小高脑子里不断地练习着答题的模板和说话的节奏语气。情景模拟时,考官出的题是,镇上就要刮台风了,让他去进行通报。小高从人身安全、公民财产、防灾规范、撤离路线、事后安置这几个点进行了阐述。

考完当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查成绩,考上了。

一周过去后,小高在当地的政府公众号上查询面试成绩,他是面试第一,笔试第二。消息出来后,他一个人也没有通知,直到公示期过了,才向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家人透露。

体检那天,小高遇到了另一个考来的朋友,对方说自己花了三万报的面试班。他内心窃喜。

一周后,岗位所在乡镇派人来政审,小高需要找金融局的四个人来参与。他去找局长,给局长拿了一条中华烟,感谢他在疫情时的照顾,并请他劳心接待政审的人。局长嘱咐他,要给政审的人准备礼品,然后安排李大姐来接待。局长还给小高颁发了市优秀志愿者的奖。

送礼让小高犯了难,他给局长拿烟纯粹是真心感激,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但人情世故的事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小高想,买烟买酒太贵了,不合适,他考虑再三,决定送点家乡特产:香烤啤酒鸭。

政审那天来了三个人,一老一少,还有一个司机。小高拎着特产,准备在司机停车的时候顺手将礼物放在后备厢里。车子停下后,还没等小高上前,司机就把车开走了,小高只好又把礼物收了起来。此前一天,他还跑到县里一家比较好的饭店打招呼,说会有招待,让饭店务必要留出一个包房。

政审时,镇上的人先找到小高了解他对即将上任的工作的看法。两个人里,有个人只比小高大一岁,看着冷冷的,但另一个人稍年长的人每次向小高提问完后,都会朝这位年轻人投去征求意见的眼神。小高心里既羡慕又失落:年纪明明差不多,可他还是被考察的一方。后来小高才知道,这人在镇上名声在外,据说“上头有人”。

和小高聊完后,他们又找了小高安排的四个人面谈,李大姐就是其中之一。李大姐出来后对小高说:局长见人就夸你,说我们高儿这孩子素质高,办事强,疫情的时候帮了很多忙,是个踏实的人,而且走之前还给自己解决了前途问题。

政审结束后,李大姐邀请这两人吃饭,小高见状也赶紧上前邀约,对方拒绝了。临走,他们又问了一句:这里哪个饭店比较好吃?小高没多想,推荐了一家。如今他回想起来才明白,当时人家给了他机会,但他没有抓住。有些时候,需要克服难为情,制造一种“盛情难却”的局面,才能达到目的。

考编通过后,小高一直告诉家里人要保密,他觉得在公示期结束之前一切都不算确定。他还有些迷信,总觉得事儿没成之前,一定不能声张,毕竟煮熟的鸭子也能飞。结果,他父亲几乎立即告诉了全家亲戚。他去看望外公外婆时,外婆咧开嘴笑不停,说,我的宝贝大外孙,要去拿政府的大红票子了!

这次可是“正式的”小高考上的是D镇政府里一个事业编制岗位。政府设在离镇中心1公里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广场包围着单独一栋大楼。2022年国庆节过后,小高来到这里上班。

小高被分到了招标办,由人大主席分管,负责镇上工程的投标招标和验收工作。上班第一天,办公室的冷大姐领着小高去食堂吃饭,旁边的人说,又来个新人啊?大姐笑着回:以前那些都是临时的,这可是正式的。

小高的部门负责镇里所有工程建设的招标工作:土地复垦、修厕所、铺路、安装路灯、红绿灯、植树造林、买电视买电脑,甚至食堂承包买菜买粮……

总的来说,只要涉及资金支出的,小高所在的招标办都要参与。钱自然不由招标办管,但把款项给谁就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小高主要负责招标材料和信息发布,比如某个村子需要建设一条柏油路,需要写一个呈报表,包括长度、厚度、宽度、预计时间等,然后给分管领导,由镇长、人大主席签字,最后材料递交到招标办,小高再根据工程信息撰写招标公告,发布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报纸上。竞标的企业提交材料,他再审查,查缺补漏。

随后当地工程队或企业开始竞标,如果工程金额巨大的话,就要请招投标公司来主持了,如果10万块左右的,招标办可以直接开标。中标的工程公司完成公示后,开始修建工作,由小高所在的招标办实地进行验收,签字上交上级,最后政府拨款结清。

几家工程公司投标,并不是谁出价低谁就中标,为了防止低价竞争造成质量参差,他们增加了综合评分项。但综合评分的标准颇为玄妙,里面有多少人情分、利益分就说不清了。小高每天8:30上班,他的宿舍就在办公室楼上,他8点起床,去一楼的食堂吃早餐,再去五楼的办公室。第一周,他什么工作也没有,每天坐在工位上玩儿手机,没人管,更没人查岗。慢慢小高开始做一些资料工作,每天两个小时就能做完。

后来他发现,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事情做。每年只有年底比较忙,要出外勤去验收工程。

有一次,他和一位年长些的男同事还有镇长一起在食堂外沟通工作,恰巧看见一位食堂的阿姨抱着一个纸箱子走出来。镇长说:这些食堂阿姨,又往家里拿东西。他让小高和同事上前去查。

阿姨见小高他们走过来,立马放下手中的东西,露出尴尬的笑容,用方言朝那位同事打招呼。同事让阿姨打开箱子,阿姨说是自己的快递,寄到食堂来,她准备拿回去。说完便弯腰下去准备打开箱子。这位同事见状立马说:行了行了,下次不要把快递寄到食堂来。然后给了小高一个眼神,就离开了。

小高有些不理解,这位同事像大哥一样教导小高:咱们就是要吓唬吓唬她,敲打一下,不然她们后面会变本加厉,越来越过分。小高想起之前在金融局时,他曾用局里新到的打印机打印照片,一天就把墨水用完了。他觉得这阿姨情有可原了。

后来他开始负责验收工程项目。这对小高来说是个麻烦事儿。常有人给他塞烟,哪怕小高很严肃地拒绝,并说自己不抽烟,但香烟总是很巧妙地就到了他手里。小高当面拒绝的香烟,事后就出现在车子的挡风玻璃、座椅上,甚至对方递上来的资料袋里也有。好几次,他看着同行的女孩儿和单位老人也收下后,才也跟着收下。

之前在大学时,他和我争辩,总是讲一些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的正能量口号。谈起收烟的事,我用他当时的话反过来质问他,他说:大家都这样,我不这样我就会被人不待见。

但更多时候,即便别人不塞烟,他也没办法给人家不合格。有一次他和同事去验收一片树林,验收资料上写的,植树造林五千平米,其中有一千棵树,五百株月季,四百棵银杏。小高他们的工作就是查清楚是否种满了一千棵树,有没有五百株月季,四百棵银杏。

小高隔着一条河站在桥上,看见另外两人朝对面看了一眼,拿起手中资料又看了一下,然后和施工方开始沟通。小高见他们并没有进树林的打算,只好自己目测,先数起头一排有几棵,然后再估算看过去有几排。

同行一位老哥看小高目不转睛地瞅着,拍了他一下,问,小高,干什么呢?你不会真在数吧?看个大概行了,这要数,凭咱们三个人数都猴年马月去。他让小高放心,说这东西大差不差。说完,和施工方用方言又沟通了几句,便签上了字。施工队给他们塞了两包烟,就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小高一直在想:到底有没有一千棵树,倘若真要去挨个数的话,什么方法是最快的,有没有不用去数就能核对数量的方法……他甚至想到用无人机来进行AI识别,就像疫情时人脸识别一样。

又一次,他去验收一个河道清淤的项目,小高彻底想不到办法了。施工队把小高拉到河边,看清淤的成果。小高傻了眼,河道已经清干净了,他不知道以前河道里有没有垃圾,有的话是多少?表格里写的是200立方米,真有这么多吗?小高只能问着施工队,河道长度多少,宽度多少,垃圾怎么处理的,花了多久。施工方一一回答,他又沿着河道走了一圈,见河道确实没垃圾,便签字通过了。

这些项目尚且还能目测,他还能根据常识来判定,更让小高头疼是那些看不见的。比如埋水管、修化粪池的项目,小高真的毫无办法了,只能转一圈,就签字了。

他向我抱怨:去验收时,水管都已经埋好,化粪池也装上粪水盖好了,我咋办,我总不能把水管挖出来算米数,把化粪池抽干算体积吧,我也想根据标准验收,可我没办法,还有那种修楼的,用的什么材料什么方法,我也不懂。

验收项目多了,小高也不再纠结了,他想,真有上百上千万的大项目,也轮不到他,纪委那边怎么来操作,他才不去琢磨。那个时候《狂飙》热映,里面有段拆迁招标的情节,他一边看一边想,这段情节都能过审播出,证明全国人民都知道这里面怎么回事儿。这样一想,他心里的负罪感倒减轻了不少。

只有一次,他拒绝过签字。

有次审核资料时,一位老同事没过问,便签字通过。资料传到小高手上,上面白茫茫什么都没写,小高不知如何是好。他如果不签,那前面签字的老同事会对自己心生不满,自己一个外乡人,恐以后在单位得绕着走。但他心里也明白,好多工程还没开标就已经完成,只是补个手续资料。比如,实际上只花了3万补个路面,往上一报转手就填个5万,先斩后奏,人家想赚多少就是填个数的事儿。但他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填数字的不是他,拿钱的也不是他,可事情倘若追究下来,要负责的可就是他了。

另一位老同事一个劲儿地劝说:小高,都是这么办事儿的,这文件没问题的。小高也直言不讳:以后出了事儿,我们也负不起责,我刚来,以前怎么弄的我还不是很清楚。他对施工方说:我要回去问问我们领导。见小高把领导搬出来,同事和施工方两人没再说什么。回去的路上,同事跟小高讲:你刚来,好多事情还不了解,慢慢就习惯了。

小高其实有些后悔,担心没给同事留台阶。可是,他不懂为什么需要去处理人际关系,需要情商,需要照顾各方利益。大家按规则办事儿不好吗?法律上讲程序正义,他觉得体制内更应该如此。

后来,施工方还是如愿拿到了签字。小高知道这是一种默契。但不久之后的一件事儿,让小高开始感到害怕了。他开始考虑要离开这里。

某天,主任叫他去趟办公室,随手递给他一个信封,让转交给下面一个揽政府工程的老板。小高一接手,立马觉得不对劲。出了门,他拿起信封一捏,知道里面装满了百元大钞,汗珠慢慢地从他脑门沁下来。最后小高还是照办了。

如何处理领导的一些看似不合理的要求,也是小高在复习考试时的一个知识点。一种重要的解题思路是:“阳光思维”,即不以恶意去揣度他人。

比如有一道典型真题:单位组织一场座谈会,需要采购一些水果,领导暗示你去他的一位朋友那里采购,但是你去了后发现那里的水果不新鲜,质量不好,请问你该怎么做?

题目已经用“暗示”“领导朋友”来表明这是一次以权谋私的采购,但回答的时候不能让自己背锅,也不能让领导犯错,要用“阳光思维”来看待。答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是领导还是“我”,目的都是为了座谈会,而不是去买水果。绝对不能在回答时深究领导是否犯了原则问题,我是不是帮凶。

所以正确的回答是:

领导之所以建议我去他朋友那里购买水果,我想也一定是基于水果的价格、质量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一定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保证水果质量,满足此次座谈会需求的前提下,可以节约更多的经费。

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会这样处理:

第一,转身离开做到货比三家。查看完水果的价格以及新鲜程度后默默离开,前往别的水果超市、农贸市场,针对于我们所需要的水果,再次询价并查看水果的质量,在这一过程当中可以记录3-5家的水果价格,并对水果进行拍照;

第二,再次前往该商家,并向其说明来意是受领导的委托购买,用于座谈会上的水果,并询问商家是否还有更为新鲜的水果出售,以及价格方面是否有相应的优惠;

第三,以自费的方式购买少量水果亲自试吃,然后结合多家水果店的价格质量以及试吃感受,向领导汇报,并发送之前所拍摄的水果照片以及价格,从而选择出一家水果新鲜价格优惠性价比最高的水果超市,作为我们此次采购的商家。

首先得肯定领导的决策,然后货比三家规避自己的责任,其次告知商家是领导让来的,弦外之音便是“你不能拿质量差糊弄”,最后再知会领导。整个过程只有我、领导、指定商家参与,让信息闭环。

小高联想到如今面对事情,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以前的那些答案里竟然藏着“真理”。

美好的未来小高还是决定要考上公务员,离开这里,到家乡去,那边熟人熟地,就算再遇到这样的事,也没有顾虑了。

除了有人庇护,考上公务员也比事业编更有前景。在体制内,事业编只算是专业技术人员,而公务员则可以参与到行政管理工作,两者的晋升之路完全不同。小高将其简单分为办事的和管事儿的。而且,公务员的薪资福利也往往高过事业编岗位。

2022年12月,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顺利进了面试。他以为自己胜利在望,却低估了这次难度。此前考编时有很多人缺考,他吃了一点人数红利,但如今考试的人足足比之前多了好几倍不止。小高面试失败了。

回到镇上,他想起刚来的时候有一个周末的下午,他搭上办公室一位大姐的车。大姐姓冷,28岁,人长得秀气漂亮,老公是部队军官。车是奥迪,她坐上驾驶座,拿出一副墨镜戴上,小高坐在副驾,车窗开着,风吹在脸上,他忽然觉得人生有了盼头,从此以后他或许就能和冷大姐一样,戴着墨镜开着车,过舒适的生活。他告诉我,当时他觉得他的人生就这样确定了,不用担忧失业,只需要考虑幸福的念头,比如去旅行,去恋爱,去享受世界,再也没有生存的担忧。

2023年春节之后,小高又开始埋头学习起来,每天6点起床,23点睡觉,梦里都在刷公务员考试的题目。

2023年12月,他参加Z市公务员的考试,岗位报了老家X县的一个乡镇,离家只有几公里。笔试出来后,他考了第二名,顺利地进入了面试。

这次小高没有冒险,在Z市花4万块钱报名了面试补习班,一共15天的线下课程。他又在闲鱼花了800块,买了一个网课的账号,接着听课。

2024年春节,他利用春节假期,又向领导多请了一周的假,去Z市的辅导机构开始为期15天的面试培训。事业编和公务员的考试,相当于四级和六级的区别,题型基本一致,只是难度增加一些。有了之前一次的经验,小高这次复习顺利很多,辅导班的指导让他有了更大把握。

此前困扰他的人际关系题,也驾轻就熟起来。小高已经摸清了答题的套路,基本围绕在:群众都是好群众——只是有一定局限性;领导都是好领导——要尊重服从;同事都是好同事——要理解共情。

比如遇到:老同事爱磨洋工,把写报告得事情推给你,你怎么做?这种题,大熊会先把磨洋工这个概念转化一下,这是常见的陷阱题,如果顺下去责怪老同事分析原因可就大错特错了:不利于内部同事友好团结。磨洋工得说好听点那叫工作认真细致;甩锅则是给自己锻炼机会,倘若想要得高分,那就得展开聊聊:工作认真细致是因为报告前期调研得花时间沟通需要老同事的经验,报告撰写交给我是因为老同事拟好了大纲,给我只是更好地传帮带。

大熊向我分享时颇为得意,他总结的诀窍是:把漂亮话说具体。

面试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曾经的同学,已经入职了他报考的那个岗位。同学听说小高报考的消息,告诉他很多单位的福利,比如经常会发电影券,可以免费看电影。在梦里,小高不知道从哪儿拿到了一张《长津湖》的电影券。

面试抽签入场环节,小高第一个举手抽签,幸运地抽到了最后一位。这意味着他将比前两位多出半小时的准备时间。

考场里坐着四个考官,给他出了四个题目。他印象最深的一道是,让他模拟直播带货,作为主播,把村里滞销的水果卖出去。

小高的考试运一直很好。考编和考公时,他的笔试成绩都不高,如果报了其他岗位,肯定会被刷掉。但考编时他报的岗位是特招岗位,只有参加过当地志愿服务的人才有资格报名。这次考公,其他岗位的平均分都在130左右才能进面,而他们组最高才110分。后来他在政府的公示公告上看到了所有录取的人的笔试分数时,才发现自己排在了倒数第二。

他通过了面试,和我打视频报喜,咧着嘴笑得无比开心。他说他什么也不求了,甚至连谈恋爱也没有想了。

接下来又是政审,与之前不同,这次他什么也没准备。来的人是他的老家X县的,资料对接很顺利。

他想给镇委书记送两条中华烟,之前在招标办的时候,有一次开会,他不认识镇委书记,言语有所顶撞。他怕影响到政审的结果。他去问一位同事老哥该怎么做,老哥告诉小高:倘若办公室里面没别人,你就走进去,然后反手把门关上,不能提送烟给他,直接把烟放在不起眼的位置,然后只说正事儿,让他帮忙接待一下政审的人,说完后就立马离开,如果他让你把烟拿回去,你也不要接话,笑着脸退出来;如果他又把烟给你送到办公室来了,你也不要说话,把烟收好,自己留着抽。

第二天,小高按照那位老哥说的照做。政府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小高走进去关上门,告诉书记自己要走了,让书记帮忙在政审的人那里说几句好话。书记问了句,什么时候。小高回答完,顺手就把手中装着烟的黑袋子放在了书记办公桌的下方。果然如老哥所料,书记让小高拿走,但小高一句话没说就退了出来。后来小高没有收到退回的香烟,他知道这事儿成了。

现在,他的公务员公示期已经结束,7月就将正式上任。他听说之前他做志愿服务的金融局撤销了,原来的局长升了官。他公务员考上的单位刚好是局长升官后管辖的范围。小高决定等报道的时候,去看看他的老局长,放在古代,他也算是局长的门生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正当这老兄为自己的演讲“沾沾自得”的时候,京城某报突然开始对掼蛋大加挞伐,而且显然不是即兴所作而是有备而来——连着几天,每天骂掼蛋流行的消极意义。掼蛋几乎要堪比黄赌毒了,罪大恶极。

但凡能在报纸上舞文弄墨的人,一定知道骂掼蛋是很扯淡的事情。他也一定知道,某些东西之所以流行不是那个东西的问题,而是有其背后的原因。打鸡血治病,练气功强身,都曾流行过,那是那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我不打算驳斥这些骂掼蛋的文章,他们大概也是在做命题作文。或许,作者硬着头皮作文之后,还要打两局掼蛋缓解一下逻辑硬伤造成的心理创伤。

维护最基本的“逻辑”,应该是文字工作者的天职。这些基本的东西至少包括:法无禁止即可为,既然可为,当然就可以理直气壮。

有些事儿,既允许,又批评,既让它存在,又贬低它,这种“双标”,会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造成寻租的空间。

比如,有些地方的娱乐场所,每逢遇到“大事”的时候,总是要关停一段时间。我就很奇怪,这娱乐场所,如果不合法,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如果合法,为什么要被不定时地关停呢?那些拥有合法手续具有营业执照的娱乐场,面对一个口头通知的时候,为啥就不能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呢?

比如,和服这种东西,在我们这里生产、销售、购买都是合法的,可以你要是穿着它上街,就可能被某些人认为是汉奸行为。如果这种穿戴确实伤害民族感情,那为啥不禁止生产销售呢,一个合法行为怎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呢?

同样,掼蛋就是一种扑克牌游戏而已。普通人玩掼蛋当然是合法的,合法的就可以理直气壮。至于批评与之相关的躺平消极和圈子化,那当然不是掼蛋的问题。批评掼蛋的人一定懂得这个道理。然而还要批评和挞伐,那就涉及到现实的“复杂性”了。

对的,现实之所以经常有“反逻辑”的现象,就是因为现实太复杂了,或者说被搞得拧巴和复杂了。至于是谁把现实搞复杂了以及现实如何变得复杂的,这事儿基本上不可探讨,所以,只好让掼蛋背一下锅。正如,今天看到贵阳市长已经连续落马4个了,为什么会这样?也不便探讨,那就多骂骂这几个家伙吧。

你若问骂了是否管用,那我想问你为什么要管用呢?

小时候我听说抽烟有害健康,就很不理解为何不把所有的烟厂都关掉。长大后我渐渐明白,烟厂可以养活很多人,而宣传戒烟也能养活一些人,这是“双赢”。

所以,有些东西既允许它合法存在,又对它进行道德上的“污名化”,可能也是为了“双赢”,也就是赢两次。

玩掼蛋可以义正辞严么?

我看无业游民完全可以,但有一部分人不行——不仅不应该玩掼蛋,而是什么都不应该玩儿,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卡我也一直没用过,昨天去表姐家吃饭,半路上表姐打来电话说忘记买香菜了,让我买点香菜捎过去。恰巧前面就是单位发的那购物卡的指定超市,我就买了一小把香菜然后划卡付款,结果我一看余额当时懵逼了,余额显示19996.5,唉....防不胜防啊! 回想我当副科长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没拿正科长当过一回事,别说给他送礼了,团建的时候我还把他按在桌子上灌酒呢,让他非常下不来台。 不扯远了,话说我收了这张卡就是拿人手短了,接下来他十有八九会有事找我办,这一来二去我就被拖下水了。 退肯定是退不回去了,他肯定会说这是单位发的卡,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仅不能去问他,这事我还不能声张,一旦传出去我就和他结下梁子了,以后少不了给我下绊子,别看我是正手他是副手,他要害我有的是办法,而且我担心的还不仅于此。 其实我心里也早就知道,被拖下水是早晚的事,只是没想到会这么猝不及防,我也清楚,王副科长这是一次试探,也是拉拢,他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他背后的整个利益圈,虽然我这位置不是实权位置,但也个大科室,很有必要把我拉进来,上任之前我就听说过这边的派系斗争。 在官场中非敌即友,不允许有中立的存在,也没有局外人,只是我一个初来乍到的外来人,即不知道王副科长背后的利益圈子都有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对立派都是谁,就这样被动的被拉进来站队了,万幸的是他手段挺高明,没有把我直接逼到没退路。 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控制好距离,跟他不能太远,该“秉公办事”就给他办,也不可太近,私下尽可能少接触,重要的是慢慢捋清“他们”是谁,另一方是谁也就明了了,而另一方肯定也不会闲着,早晚也会向我抛出橄榄枝。目前这个阶段是最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把一方彻底得罪了。 比起我之前那山高皇帝远的小清水衙门,这暗流涌动凶险无比啊,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几集,搞不好哪天我就领盒饭了。 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