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手欠，不小心按到了CCTV4，看奥巴马正在就物价、医保、就业等一揽子计划跟国会背书，慷慨陈词之际，一个议员大咧咧站起来打断：你在撒谎……那一刻，奥巴马像个没交作业被老师抽到的差生，喃喃地不知该说什么。那议员一通喊叫之后也不给面子，坐回椅子自顾玩手机，会还没结束，拎包走人。

我又切到CCTV1，—位中国官员义正词严地说，不要简单对比不同背景下的价格差异，充分的数据表明，中国油价并不算高，新的价格机制正在形成。下面听者频频点头，主持人适时回到演播室宣布民意调查，86%的群众对新的价格机制表示理解。

你看，前一个总统是多么的傻逼，后一个官员是多么的牛逼。可别人因为总有傻逼兮兮的总统才显得牛逼，我们因为总有太多牛逼官员，就显得傻逼。

不要说‌‌“新的价格机制‌‌”这样的文言文好么？其实就是涨价。其实我对涨价没意见，我只对涨的风格有些意见。总是放出一坨又一坨的专家跑大街上宣布‌‌“近期内不会涨价‌‌”，三天后就涨了。以后《现代汉语词典》该修改关于‌‌“近期‌‌”的词条：三天内曰近期，第四天是中期，第七天才敢叫远期……涨就涨，别偷偷摸摸的，如果总是零时零分零秒一起动手，那不叫涨价，叫起义。

中国人的智商一直在跟价格赛跑。气价涨了，小学常识课‌‌“地大物博，天然气储量世界前列‌‌”被颠覆了。电价涨了，报纸上‌‌“三峡大顼建成后电多得用都用不完‌‌”也翻篇了。菜价涨了，实地去菜篮子基地一看，奶奶个腿儿的，早变房地产施工现场了。水价、米价、药价……所以称我们的祖国为贵国是有道理的。贵国的逻辑一向是：天气原因造成了减产，全球变暖导致枯水，雪灾冰冻让地下输气管迸裂，所以必须涨价。我看不下去了，总把老天爷当被告，还想他老人家罩着你？

问：为什么喜欢涨价？答：因为缺钱了。问：为什么收那么多税还缺钱？答：开始只是安些天价吊灯，后来要送子女留学移民，再后来还得在床下藏它个十亿八亿，再再后来发现，为了国内国外之稳定，不造航母看来是不行了……总之这里跟其他国想法并不相同，其他国为了稳定就尽量不涨价，这里为了涨价，必须想法稳定。

又问：不是要以人为本吗？答：在中国，以人为本=本人以为=以人为笨=笨人以为。

最后问：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答：呆货，你得学会断句，其实那是——喂，人民，服务。

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不少群众欢呼国家拨出四万亿救市，专家也跑出来论证‌‌“体现集中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其实四万亿是这样的：印钞厂开足机器印了四百亿张老人头，先流进了央企甲，央企甲炒高房价后钱就流进了央企乙，央企乙说房价高导致炼油成本高，涨了油价再转到央企丙，央企丙说油价高导致物流成本高，就涨了票价，央企丁说票价这么高，显然得涨一涨钢价……依次催动了蔬菜价、药品价、学费价，最后一定又反推到房价。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可持续涨价。

谁才是贵国最大的公司，很明白了。在贵国，你肯定不是股东，顶多一套牢的散户。在贵国，建国前斗的是地主，建国后斗的是业主。还真别把自己当业主，最多只是一枚牌子叫业主的肉版生产工具。这里让你天天忙着还房贷、交择校费、吃天价药，攒墓地费……就没心思去想更多了。偶尔犯贱，想了想公平、权利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连丈母娘都要冷冷盯着你：一居室还生什么小孩？该换套大点的屋子了。此时你羞愧难当，暗想断子绝孙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搞公平和民主。就此放下杂念，决心战死在职场。

这篇文章整理到一半时，我妈让我陪她去石经寺烧香。一路前行，到了茶店收费站时，发现过去只收十元的高速费，涨到十五元了。问收费员还贷都这么多年了，应该越收越少吧？收费站的同志奇怪地看着我，活像看到一个没吃药偷跑出来的精神病。这时后面的车就使劲按喇叭，依稀还听到叫骂：龟儿子快点，这是高速路。

我妈在一旁冷静地说，高速费不涨，对不起高速这个词。

是的，在贵国，条条大路不一定通到罗马，条条大路一定通向收费站。

回家的路上，有个专家在收音机里滔滔不绝阐述一个很有新意的逻辑：表面上油价又涨了，其实这是在保护中国消费者利益，只有中国石油企业不亏本，才有实力跟国际石油巨头角力，也才能保护中国消费者的可持续利益，所以本次涨价符合国际惯例，同时抑制道路拥堵。说到拥堵这名专家更兴奋了，举出新加坡收取拥堵费已达六十年之久，我国完全可以在此方面尝试跟国际接轨。有个听众在热线中马上举出拥挤的东京、伦敦和纽约并没有收拥堵费。专家沉吟片刻后严肃地说：‌‌“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一方面跟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中国特色……‌‌”专家真是善解人意，犹如护翼，细心呵护，随便打滚，绝不侧漏。

我始终觉得，在中国当官并不需要技术含量，因为有两件兵器：一件叫中国特色，另一件叫和国际接轨。每当不想和别人一样时，就举起‌‌“中国特色‌‌”，每当不想和人民一样时，就举起‌‌“国际接轨‌‌”。

仅此两件，就类似韦小宝当年的削铁匕首和护体宝甲，屡试不爽。

25/03/2009

记者节，作为前记者随便聊几句吧。

新闻这个行当，本来应该多去挖掘真相，好比之前姜萍的事。但事实上，“挖掘真相”现在已经成了最赔本的买卖了。这么说吧，如果你是干内容创业的，想拒绝一个MCN，你就说你的业务是挖掘真相。他一定逃得飞快，裤衩都追不上。

如果他还是非要签你，那多半他是你失联已久的父亲。

如今已经没几个真相是“挖掘”出来的了，用范志毅的话说，“没那个能力知道吧”。现在很多都不是挖掘，而是下注，看哪边调子更响亮、更正，并且情绪大、流量多，就下注哪边。

一波流量过来，就好比开席，有在包房吃的，有在大厅吃的，还有吃残席的，甚至收潲水的。可如果你挖掘真相，连吃潲水的都瞧不起你。

江南五怪被杀，全江湖都谴责黄药师，那就跟着谴责一波；回头如果发现搞错了，那就跟着反思一波；如果黄药师已经受冤枉给气死了，大家纷纷怀念，那就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然后小黄蓉坚强活了下来，就说“天意怜幽草”；然后黄蓉婚姻不幸福并发胖了，就说中年女人的失败会写在她的脸上；再过十年她复出拿了奖，走了红毯，就说岁月从不败美人。

六波流量，波波不重样。媒体押错了真相是没关系的，只要记住一个：永远和大众站在一起就行了。断头台上的人永远是错的，但断头台下的围观群众永远是对的。

观众也真的并不需要真相，而且越来越不需要。比如姜萍这孩子的真相，对人们来说就不重要，她是不是我的姜萍这才重要。想说忍辱负重，她就是李萍；想说单纯美好，她就是依萍；想说坚强抗压，她就是翠平；想说大气端庄，她就是倪萍。

死磕真相其实只会让人厌恶。都还记得吧，当初如果你支持姜萍，会得罪一半人；你反对姜萍，得罪另一半人。但是你挖掘真相，会得罪所有人。长此以往，傻子都看得出挖掘真相最赔本。

我也是琢磨了很多年，才想明白了“真相”二字背后的道理。

灭绝师太问：“我厉害还是青翼蝠王厉害？”丁敏君说当然您厉害，结果被师父“啪”地抽了一耳光，赶紧悔罪称“弟子知错了”。

所以，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公布真相？答案是有能力中止讨论的人。灭绝师太有能力在峨眉中止讨论，所以可以公布真相。

真相就像文物，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但你不能自己挖掘。

这就是关于真相的真相。

这是这两天全国最大的新闻，发生在苏州。按说，正常的情况是，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感到苏州，而苏州媒体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更会发出及时、详细的报道。

也就是说，记者早就应该联系到家属了。

当然，我不是什么外宾，对媒体的流程也大致了解。我不会天真地以为苏州日报是“新闻媒体”，他们主要负责宣传。而且，我也知道，实际情况一定是，记者或者有关部门早就联系到家属了。

在这种情况下，“家属和记者取得联系”，就不是简单事实，而是一种相当特别的表达。它表明了两层意思：第一，下面所说的完全是转述家属意见，没有一点媒体自己的态度，如果大家有意见，那也是家属的事儿；第二，作为机构的媒体，并没有主动做什么。

这可能是新闻史上特别的一笔：媒体主动声明自己和新闻保持距离，不沾染一点新闻的尘埃。

实际上，这不是苏州日报才有的风格。但凡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后，“外地媒体”还有可能报道一些（比如这次澎湃新闻就作了一点报道），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本地媒体”，一定是缺席的。

这造成一种局面：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成熟的机构媒体，正在失去和自己所在城市的联系。他们可能报道遥远的事，而对身边的现实视而不见。

不光机构媒体如此，媒体工作的员工也是如此，他们高度保密，严守纪律。我们无法获得苏州的现场信息，昨天有市民在微博上发声，自己前去送花被工作人员阻拦——普通市民不得不代理媒体的职责。

媒体和所在城市失去联系，实际上造成一种真空：大城市短时间内积聚大量人群，像成都在过去15年多了1000万人，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但是，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没有“可信的机构”把它呈现出来。

填补这个空白的，应该是各种动态的事件，有趣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以及城市人关注的公共议题——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真正的媒体。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大城市都拥有了自己的都市报和电视台，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它。

这些公共性的缺失，会导致让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对那个行凶者几乎一无所知，这真有象征意义。

胡女士的去世，引发全国人民关注，很多人都在“发出声音”，在天津，一个电视塔上出现了纪念她的灯光秀。这些“声音”都是外部的，与其说是对苏州沉默的注视和反弹，不如说是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和表达。

在某个版本的通报中，胡女士被称为“中国籍伤者”，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中国籍伤者”呢。你必须发出声音，才从“中国籍伤者”转变到拥有姓名和人格，你才是一个“人”。

“家属和记者取得联系”，意味着记者的退场和消失。这是城市中的“新语法”，这是等待，也是真正的沉默。那些喊打喊杀的人，声音洪亮到可怕的程度，这就是因为太多的人习惯于这种沉默。

我这两天都在朋友圈表达了同一个意思：面对这样的局面，要么选择移民，要么你就得做点什么，这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发声的勇气，就不是在纪念，而是在消费胡女士的勇敢。

第一张工作照。

前几天有朋友问我，最近怎么没有发非虚构了。我回了一个‌‌“哎‌‌”，然后什么也没说。

其实我没说的，有很多。

我在一家杂志社做专题编辑，这份工作让我有稳定的收入，但是理想很难谈起。业余时间，我在做野生记者。所谓‌‌“野生‌‌”的意思是，我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媒体，只能供稿。虽然谢谢几位编辑老师，我的文章能够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但可惜的是，我没有记者证。

以前在电影媒体工作，采访的都是演员、导演、编剧之类的电影工作者，很少人拒绝采访，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出示记者证。但当我开始做一些社会报道，一边是官，一边是民，记者证就变成了很必要的证件，你可以理解为‌‌“通行证‌‌”。

我没有这本‌‌“通行证‌‌”的原因是，只有进入官方认可的机构媒体工作，才有资格考取记者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要说我是个‌‌“假记者‌‌”，我也无从反驳。

今年七月我去农村采访环境污染。那个喊我过去的村民开了辆车，冒着暴雨接上我。在路上，他还接上了另一个有证的记者。那个前辈很有经验，路上聊着他过往跑突发新闻的刺激经历。雨停了，村民很热情地带我们去吃饭，席上聊了很多。饭吃完了，他突然拉着我问，你有证吗？他的语气很坚定，无从回避。好像如果没有证，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我只能拿出一张工作名片，上面写着英文，看起来像个外媒。但我必须向他解释，我要写的文章并不发表在那里，这张名片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方会投来狐疑的眼光，很勉强地对着我的名片和身份证，拍了一张照片。

这还不是最没有底气的，如果我走进机关单位，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野生记者，等待我的往往是被拒之门外的命运。再进一步想，如果因为我的调查动了一些人的蛋糕，他们以‌‌“假记者‌‌”为名逮捕我，向我约稿的机构媒体，也只能遗憾地告诉我，很抱歉，你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我们不能保你出来，所以不要冒险。我曾向一位媒体前辈请教，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怎么办，他教了我一套伪装自己的办法，我不打算写出来，因为听起来像spy。

当然有资格向机关单位发问的程序，远不止一本记者证。就算在我所在的杂志社，有正儿八经的理由需要采访机关单位，也只能邮件寄送采访函或者发传真。我寄过一次，整整两个月静静地等待石沉大海，从此我没有再试过。

铺垫到这里，我想大概你可以理解，从发上一篇文章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为什么我手里的两篇文章难产了。当然也有我个人的原因，政治抑郁久了，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想看任何新闻，不想继续手里的事。一天天机器人似的上班下班，像《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的工人。难产文章的采访对象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也会跟一跟，然后惭愧地避而不谈什么时候发稿。

做这份工作，我常常背负着道德负担，它有时拖累我。我遇到过很多次采访对象问我借钱，最开始几次我会倾囊相助，可是也遇到过手里没有余钱的时候，我很惭愧。一旦没有再借，惭愧也渐渐消失，此后的很多次，我即便有钱，也不想借了。也有的时候，我答应采访对象，一定会以朋友的身份再次拜访，却迟迟没有赴约。可我明明有时空闲，也宁愿做别的事。

我的朋友劝我，金钱和时间不是看实际情况，而是看你有没有去挪用，如果没有，那你就是没有那个金钱和时间，就别勉强了。我想她说的对，但这份惭愧依然会时不时地冒出来。我认为，我不是个道德多么高尚的记者。

道德负担也有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它会激励我。七月我写的文章《手持红码，流浪地球，被驱逐的俄罗斯华人》不幸被原来约好的媒体撤稿了，我加了数十家媒体老师的微信，心里想着一定要把文章发出去。‌‌“我不能辜负被采访对象的期望‌‌”，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情绪，采访的人越多，叠加得越多。

八月我去西宁做电影节的报道，那是我的兴趣，也是我工作的单位要求的本职工作。那时候我几乎到达了生理极限，连续八天每天采访看片，凌晨四五点才睡。在影院里，我错失了七个电话，等我再打过去，无人接听。后来我才知道，电话来自一位我曾经采访过的大爷，当时情况紧急，他的事急需马上前去报道，可我挪不开身，从此那个电话再也接不通。这件事让我后悔了很久，我不知道再来一次，我会做什么选择。如果我去了，真的可以帮到大爷吗？我不知道。

第二张工作照。

我们记者不是律师，不能解决民间的一切苦难，这是一个记者朋友对我说的话，我想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再看一遍那句话，律师其实也不能安抚所有苦难，有些事情是律师做不到，但是记者做得到的，或许。

二月我采访过一路奔逃到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女性难民（《逃亡的乌克兰女性，和帮助她们的罗马尼亚人》已删），听见过话筒那头传来的枪声（《在乌克兰，消失的动物声音》），很努力地争取他们对一个中国记者的信任。我吃下了一些国与国之间的不理解，但我很难消化，抛开这些人们对‌‌“记者‌‌”这个身份的不信任。对记者的警觉和误会是我常常遇到的困难，‌‌“替谁说话‌‌”，以及‌‌“说话有没有用‌‌”，成了我为自己争取采访机会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我很难忘记一位女性的眼神。她是一个至今未破案件的受害人家属。站在当年的命案现场，我与她面对面交谈，我对她表达了打扰的歉意，也自认为很真诚坦率地告诉她前来的目的。但当她问我，你一个没听过的媒体记者，能有什么用的时候。我愣了几秒钟，然后我举了唐山打人事件的例子，我问她还记得发视频的号叫什么吗？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那次事件，它被讨论了很久，有人因此受到惩罚。她的眼睛里出现短暂的光亮，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你就当没见过我，她说。

她不相信，我失败了。

离开她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努力。但也许我还不够努力。我应该告诉她，去年我写的一篇戒毒的文章《禁毒老师和他的学生，一场毕生的赎罪》因为毫无悬念的原因被撤稿之后，我发到了只有2000余粉丝的个人公众号。却恰好被人民日报的记者看见，她向我询问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禁毒老师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讲述。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了一次，我们应该至少尝试一下。

我也应该告诉她，虽然我是个籍籍无名的野生记者，但也有幸写过几篇十万加的文章，只要找到时代的共鸣，它或许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虽然也不免遇到被删稿的命运。

但我又有什么底气呢？那篇至今难产的文章一直在挫败我。在我三个月前加入的求助群里，群友不时丢来某某大媒体发布的连接，欢呼一阵过后，又开始抱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周而复始，失望和希望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退群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有什么脸去和大家讲，这次相信我吧，一定有用。

我从不否认，对媒体环境失望透顶。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这行很难做，我还一直在做下去的原因。我对采访对象说的那些关于‌‌“有用‌‌”的话从来不假，如果没有那样的信念，我又怎么去说服别人呢？

只不过，我把‌‌“一定‌‌”改成了‌‌“或许‌‌”。我有很多个‌‌“或许‌‌”需要去相信。或许，什么都没有用，但我们给予采访对象哪怕是一点点的安慰和聆听也是有意义的。或许，我们不可以飞速推动，但可以缓慢前进，哪怕一时倒退。或许，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调反唱唱

一个不自由的野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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