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经联系过其他遭遇裁员的供房家庭，有的丈夫作为家庭支柱，失业后还未找到工作，还有的决定先把深圳的房子租出去，自己带着孩子回老家生活。我在社交平台上，私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分享眼下的境况，他们要么直接拒绝，要么没有回应。

一、跌落的“神话”

提到买房，朱星虹口中是一连串的“后悔”。

房子买在2022年，当时深圳的指导价政策已出台一年多，房产市场在政策调控后“量价齐跌”。市场冷却，房价下跌，给了朱星虹新的买房希望，她来深圳十几年了，一直渴望在深圳买房扎根，“这是我的执念”，她强调说。

在买房问题上，丈夫很犹豫，但架不住朱星虹的“执念”。两人在买房上各有期待，丈夫一定要买个四居室，朱星虹想住新一点的房子。以手里的积蓄，两个要求加在一起，能选择的只有光明。

他们选中的楼盘，是光明区2022年两大日光盘之一。楼盘均价4.4万/㎡，他们选择的那套房子售价4.6万/㎡。买之前，两人讨论过“会不会跌”的问题，丈夫说“这个价是备案价，不可能跌到备案价以下吧”，她觉得有道理。开盘当天的盛况也让人放心，排到夫妻俩的时候，他们的期望户型，可供选择的房产不到10套。

时间过去一年多了，他们买的房子还未交楼，隔壁新盘目前在打折出售，均价3.8万/㎡，“亏掉的这些钱，我得加多少班才能赚回来”，朱星虹不无心痛地调侃自己。

而在陈咏买房的2019年和2020年，刚好是深圳楼市过去30年的最高位。据统计，2020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深圳二手房涨幅最高，比2019年上涨了14.1%，比2015年上涨83.6%。前海等热点片区，在炒作者的推动下，一年内单价涨幅6、7万的不在少数。

深圳楼市炒作背后的重要角色“深房理”，在2022年被查处。深房理涉嫌房产众筹和代持、违规套取信贷资金进入房产市场等多项问题，教唆炒房者通过假离婚、代持、骗贷等方式炒房，共涉及住房按揭贷款、经营贷和消费贷等不同类别，问题贷款金额合计10.64亿元，其中，涉及经营贷3.80亿元。涉事人员中，2人被捕，3人被刑拘。

陈咏在看房期间，目睹过诸如此类的疯狂。“我们当时在南山看房，记得有一个楼盘非常离谱，48平方米的二手房，今天去看480万，明天再去520万，后天又涨到了560万。”

陈咏夫妻非常谨慎，有意避开了这类泡沫较大的楼盘。最后在南山一个“二手房源很少，住户非常稳定”的住宅楼盘里，选择了一个户型最小的两居室。

新买的小两居还未搬进去，陈咏丈夫已经开始担心“不够住”了。丈夫是独子，公公80多岁了，买房前就跟夫妻俩一起生活。考虑到生孩子，以及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2020年两人又在福永买了套一室一厅，当时的楼市依然疯狂，“我们买的那个小房子，卖家当时跟我们说，308万一分不能少，你们不买，我晚上回去就把价格调到320万”。现在，这套一室一厅的市场价已下跌到240万左右。

二、一种习惯性的乐观

为了凑足首付，朱星虹夫妻借了七八十万，陈咏夫妇前后借了100万出头，这100万中，有一部分是从银行借的信用贷，“那几年申请贷款非常容易”。

像陈咏这样，利用信用贷、营业贷杠杆买房的人群，在当时并非少数。针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问题，深圳金融监管部门在2020年、2021年开展过专项整治，根据2021年8月公布信息，监管部门共发现21.55亿元经营用途贷款流入楼市。

两个家庭当时敢于背负这个数额的借款，也是因为当时对收入预期极其乐观。

朱星虹丈夫在互联网大厂，年终奖发下来，“就能还上一大笔借款”。遗憾的是，丈夫没有领到2022年的年终奖，因为业绩下滑，公司临时决定将奖金折算为股票，还要分成数年发放，“现在股票也缩水得不成样子”。

陈咏夫妻都属于高收入者，“我们俩正常上班的话，年终奖都能还一大笔的债务。我们也没料到，他辞职后再找个满意的工作，要花这么长时间”。

陈咏丈夫失业那半年，公公生了一场大病。这之后，夫妻俩每年在老人的治疗看护上，要支出20万左右。

“房贷、老人的医护费用、生活支出，算下来我家一个月固定支出5万，他不去上班的话，压力是很大的”。那半年，陈咏办了好几张信用卡，准备好拆东补西，最终只用到一张。她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不行，就让我老公去干体力活”。

陈咏丈夫原来那份工作收入很高，也很稳定，但职业上升空间有限，他也不喜欢工作内容。丈夫辞职时33岁，他想转行，找一份“35岁后不需要再转行”的职业。

陈咏和丈夫的职业道路一直很顺，尤其是丈夫，学历背景出众，毕业后在求职市场上很受欢迎。“事后我们感觉（辞职）这个决定不是很慎重，转行还没有想清楚就辞了”。

“他找工作不难，但是找到一份他满意的，能够长久发展的工作，我不知道需要多久”，这种未知，给陈咏带来了一定压力。

失业那半年里，陈咏丈夫先是进了一家知名地产，对方给的薪资很诱人，待了10天他离开了，“工作内容很无聊，还好是跑了，那家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后面丈夫又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薪水同样很高，他也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他觉得这行干不长久，红利期过了”。期间，丈夫还想过创业，当时处于疫情期，夫妻俩考虑过后，觉得风险太大，断了这个念头。

最终丈夫拿到了一个满意的offer，一开始薪资很低，“我们手头还是很紧张，还是要靠拆借周转”。一直到去年年中，两人才把所有的债务还清，“债务加上生活开销，我们俩一共支出了一百四五十万”。

这样的收入，是陈咏和丈夫“拼命赚钱”换来的，“最近两三年我们都没怎么休息过。他很忙，我也很忙，两人都见不上多少面”。

过去一年，朱星虹也在“拼命赚钱”，“就是想弥补（买房决策上的）过错”。

朱星虹失业一个月后，丈夫接到公司通知，原本期待的丰厚年终奖泡汤了。她非常自责，天天懊恼自己的买房决策，“晚上睡不着，躺在那里问自己，为什么要买房，老公工作再出岔子，可怎么办。”

买房时，朱星虹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设计工作。离开那家公司前，她已经被拖欠了数月工资，她是被“逼”走的，没有拿到补偿。比起晚走的同事，她还算有运气，“我走的时候，拖欠的工资都结清了，晚走一个月的同事，连工资都拿不到。有些走了劳动仲裁，现在也没拿到钱，公司根本没有钱赔”。

失业以后，朱星虹想到的第一个搞钱方法是拍短视频。刚买房那会儿，她把买房经历剪辑成VLOG，发到短视频平台，反响不错。失业以后，她又把自己的经历发了上去，数据看起来很好，这给了她信心。

失业后待在家里，她找不到新的短视频话题，“不可能天天说自己买房又失业这件事儿吧”。期间她还尝试过在短视频平台带货，忙了一个多月，卖了十几单，赚了几十块钱。她觉得没意思，放弃了短视频赛道。

闲在家里，朱星虹和婆婆拌嘴的次数明显增多，丈夫为了息事宁人，劝她干回老本行，尝试着接一些电商网页设计的单子。她给了自己三个月的摸索期，最开始在朋友圈推广，熟人零零散散介绍一些业务，她接着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继续推广。

“第一个月赚了3000块，第二个月赚了六七千，第三个月赚了一万多，后面就稳定了”。现在，她每个月的收入能稳定在两三万，但也辛苦，“去年一整年，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原来家里的经济主要靠丈夫，年终奖落空，一度打断了两人的还债计划，好在朱星虹的收入迅速有了起色，撑起了一部分压力。

“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每个月有进账，现金流没有断掉”。朱星虹在社交平台上，也看到过相似的情况，“刚买房丈夫就失业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而且家里主要靠丈夫赚钱，这种情况风险很大”。

二、代价

光明新房的价格，是一点点跌下来的，现在朱星虹已经“麻木”了。中间有一段时间，一看到隔壁楼盘打折，她在家里捶胸顿足，喊着“我亏了30万”，隔段时间再看，又打折了，她又在家里捶胸顿足，喊着“我又亏了20万”。

“这两年就是在疯狂赚钱，还债，还月供，按照现在跌的幅度，我们借的七八十万完全可以省下来”。要是夜里一两点，朱星虹还坐在电脑前跟客户battle，或者修改设计稿，她会在脑子里一遍一遍问自己“为什么要买房”。

朱星虹丈夫的工作很忙，压力很大，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他跟他爸走在一起，别人说他们是两兄弟”。丈夫有时也会跟朱星虹抱怨，快四十岁了，好像还没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房子也影响了两个家庭的生育计划。

“如果不买这个房子，我可能就生二胎了，现在我大概率不会生了”，除了没机会出生的二胎，朱星虹还大刀阔斧，把儿子兴趣班的费用砍掉了一大部分。“以前只要他喜欢，我就报，学个武术一下子花一万多。现在不会，学一两个便宜的就行了，买课也是十节课的优惠礼包，不会买那种长期课程了。”

陈咏今年才决定要孩子，“还完债稳定一点了，才敢生。我这个年龄，属于高龄产妇了，没办法，30岁时没有条件”。2019年她30岁，刚跟丈夫买下了南山那套小两居。

南山的小两居过户后，陈咏和丈夫周末自己去刷了墙漆，洗手间请人装修了一下。其他地方能省则省，家具中除了床，其他大多是前房主留下来的，“看起来破破旧旧的”。同事去陈咏家里做客，评价她的房子“跟出租屋有啥区别”，她和丈夫都不在乎这些，“能住就行”。

丈夫频繁出差，陈咏也忙得要命，房子搬进去三四年了，俩人在家做饭的机会都很少，“感觉像个旅馆，两个人回去睡一觉，又出去上班了”。

即便薪水丰厚，陈咏和丈夫的日子过得非常节俭，“我们多一分的钱都不会乱花”。该抢的优惠券，该参与的优惠活动，夫妻俩都不愿错过。靠信用卡支撑过一段时间后，陈咏还研究出很多省利息的小技巧。陈咏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局促，她和丈夫的家境都非常普通，节俭的习惯从小形成，消费主义还未撼动他们务实的生活观念。

陈咏夫妻买的两套房子，南山自住的这套泡沫不大，目前的市场价跟买入时持平。福永的房子跌了60万左右，陈咏能接受现状，“买定离手，反正还要给老人住”。冷静的心态，跟这个家庭享受到的机遇有一定关系，“我俩在深圳，其实是享受到了学历社会的一些红利的，我们觉得够幸运了，不能所有好事都落我头上吧”。

在买房这件事上，朱星虹觉得自己是一个典型的“韭菜”。前几年，自觉买不起深圳的房子，朱星虹和丈夫在惠州博罗买了套房，买入价100万，现在市场价60万，“关键还卖不出去”。

除了房产，朱星虹在投资上也当过“韭菜”，她和丈夫曾在某知名P2P买了20多万理财，该P2P平台2018年暴雷，她去年拿回了6万，剩下的十几万，她觉得“应该拿不回来了”。朱星虹有个亲戚，抵押房产在鼎益丰买了上百万理财，前些天她看到鼎益丰暴雷的新闻，她不知道亲戚现在的处境，也不敢问 。当机会与各种看不见的风险并行时，普通人打拼下来的一点财富，一不留神就可能被食利者蚕食。

三、未知的将来

陈咏丈夫在转行以后，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这份职业也非常看重经验，丈夫的年龄危机算是解除了。

不过，每月五万的支出，要求夫妻俩的收入都要稳定在某条线之上。“两个人必须都要工作，在深圳一天（工作）都停不了，要是停下来，再欠着银行的钱，你只能离开这儿”，陈咏说。

所以陈咏不敢松懈，现在这份工作，收入、职场氛围都让她满意，但稳定性取决于上司，如果领导层发生人事变动，她能不能在这儿干下去，“就是两说”。

再去找一份条件相当的工作，陈咏认为“很难”。35岁和婚育身份，是求职市场上最容易受歧视的因素，她在上海读过书，也认识不少在上海工作的熟人，她感觉与上海相比，深圳职场的年龄歧视更严重，“在上海，三十七八岁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深圳就不行”。

入职现在的公司前，陈咏面试过另一家深圳企业，她的履历符合招聘岗位列出的所有条件，但在最后一轮面试中，面试官委婉地拒绝了她，“他说，哎呀，我们部门很多像你这个年龄还没生孩子的。一听这个，我就知道没戏了”。

朱星虹和丈夫，对将来有一个特别乐观的设想，“40岁还完房贷中的商贷部分，40岁到50岁攒钱，50岁以后半退休，能养活自己就可以。”

实现这个设想的前提是，朱星虹和老公的收入都能维持现状。

做自由职业这一年多，朱星虹接到的电商设计订单源源不断。但她在电商行业工作多年，很清楚这行的现状，“越来越难做了”。她之前上班的公司就是例证，“为什么垮了，就是为了在市场中跑出来，公司疯狂地找投资，然后一个月在投流上烧几十、几百万，最后钱花光了，业务还是没做起来。”

朱星虹2014年左右做过一段淘宝卖家，对比现在，那时的电商生意入行门槛极低，她从华强北拿货，放到淘宝上卖，赚中间差价，“我没有囤货意识，卖的东西没什么价格优势，就那样，一个月也能挣一万多，当时我工资才4000多块”。“现在不一样了，你拿着几百万都不一定能做成”。

作为互联网大厂里的35岁员工，朱星虹丈夫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更大的未知数。

2022年年终奖泡汤后，朱星虹丈夫有过辞职的冲动。当时很多同事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公司在年终奖问题上背信，“老板看到后很生气，说不满意可以来领礼包（裁员补偿）”。丈夫跟HR已经谈好了赔偿数额，最终还是没有离开。那段时间，丈夫面试过几家公司，“没有公司能接住他的薪水”，再加上上司挽留，丈夫最终还是留在了原公司。

年终奖的风波过后，公司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裁员，只是暂时没有波及到朱星虹丈夫。公司原来的加薪制度也做了调整，“加薪部分改成股票发放，没有实质性的现金给到你了”。

前段时间，朱星虹丈夫还去另一家大厂面试过，被对方拒绝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出去面试基本都没问题，跳一次槽涨一次薪，所以他两三年一跳”。现在，丈夫过了35岁，互联网行业也进入下行期，“很难再跳槽，薪资感觉也差不多到头了”。

（文中人物采用化名）  

李明德想上前搭话。不过，他们吃饭的速度很快，李明德还在喝骨头汤，几个人就散了。

“内卷”，这个陌生词汇在已近六旬的李明德看来，是模糊的概念。

他自嘲自己是个老家伙，跟那些新世代的年轻人不一样。

可实际上，他常年带着三个智能手机，两个用来接单，一个和家人、朋友联系——因为开网约车，他跟那些年轻人一样，不得不成为互联网浪潮下的一员。

老家伙步履不停

李明德是一个60后，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头发是染黑的，胡子刮得干净，白色的衬衫套在棕色毛衣里头，露出领子，深色的直筒牛仔裤，脚下踩着的是一双美津浓的旅游鞋。

他出生在苏州的县城，80年代高中毕业，考进职业技校学开车，一度成了家中骄子。在技校待了三年后，他先是去开县里的公交车，后来做教练，觉得太累，因缘际会进了县里的外贸公司。

没几年，体制改革来了，李明德成了私人老板的专职司机，跟着全国跑。

千禧年，李明德说自己瞅准了机会，借钱在上海和家人买房落户，做了出租车司机，一干就是15年。

到了2015年，50岁的李明德觉得，新的机会又来了。彼时，网约车企扛着“共享经济”的大旗进入国内市场。

那是一段好光景。Uber和滴滴两大平台忙着攻城掠池，客单价高，司机端还有几十至上百的补贴。那两年的上海高架桥上，满是比亚迪秦和荣威550，一到晚高峰，秦的连体尾灯成片地照亮高架路。

红色的尾灯照亮了李明德的致富梦。

那年暑假，李明德参加了Uber的司机培训。在上海虹桥的一家五星酒店里，有免费的自助餐，还有周到的服务。从酒店巨大的落地窗向外看去，李明德好像看到了未来的日子：高薪、自由。

于是，他转头开上了网约车。

李明德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在行业发端的前5年里，靠着补贴和勤奋跑车，一个月净赚上1.5万，让他感觉非常不错。那会，在他常去的菜饭骨头汤店里，同龄的司机们一边抱怨过去的工作，一边感慨“总算从办公室里的闲职、保安亭里解放了出来”。

这一段“最美的时光”让他提高了不少生活质量——2017年，他从老破小搬进了上海中环的电梯楼。

不过，他已经有点跑不动了。首先是腰，一久坐，腰肌劳损就得犯。妻子给他定了规矩，跟上班一样，一共跑8个小时，每3小时，就要歇一会儿；一周安排一天休息；就算是节假日，也只跑1-2天。

这条严明的纪律，李明德坚持了三年。

2020年，也就是李明德成为网约车司机的第5年，河南新乡的林春树被一纸招聘吸引到广州来跑车。

那会，林春树在大学附近开的餐馆，因市容整治被拆；儿子在东莞的厂里打工，还没结婚；父母年事已高，也需要用钱；而他自己，还得攒养老钱。

看着招聘上写着：“轻松月入过万、前200名享受半价购车。”他没犹豫，就签下年约，带着老伴来到广州。

那年，林春树47岁。为了赚钱，他和年轻的司机一样，在路上跑十几个小时。区别在于，林春树的车是用积蓄买下的，节约了不少成本。

四年下来，林春树虽然步履不停，但收入却在逐年下跌。也有涨的，是体重从原来的140斤到了170多斤——这是因为久坐，疏于锻炼带来的。他的身体也变得比以往差了不少，腰肌劳损、高血压都前后出现。

和他们一样坚守的还有在山东青岛的张清。他说自己不太适应退休的生活，孩子在北京工作，一年见面次数不多，房子里就他和妻子干瞪眼。

开网约车是个好办法。他说既能打捞自己的余热，还能赚点钱。

在2022年秋天，张清花了20万左右买了辆大众车用来跑专车：每位上车的乘客走近时，车身侧边的门把手会自动弹出；进了车里，还能在后座上看到两瓶全新的矿泉水。

他想的是，用更高的成本，换取更高的客单价，而不是用时间换流水——他每月还有退休金入账，做四休一，每天能跑个200多元的净收入，就满足了。

话虽如此，张清的身体还是表现出强烈的惯性。

清明假期的早上五点多，他的手机响了，那是一张从他家楼下到机场的特惠单。他蹭地就从床上弹起来，拿起车钥匙奔出家门三十多公里，他能挣八十多块钱。

减少的百元订单

八十块钱，算是现在司机收入的分水岭。

因为“卷”，越来越多的司机加入进来。超过80块钱的单子，在李明德跑车的上海，一周也不会超过2次。

网约车司机的订单结算页面 原本并非如此。几年前，跑车的司机们有不少每天都能抢到超过100元的订单。李明德记得，百元订单从2021年开始消失。

2021年6月，滴滴停止新用户注册、从应用商店下架。在此后的18个月里，高德、美团相继入局，并迅速整合了司机资源。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网约车的单价下调——平台烧钱补贴用户以此来争夺客源，与之对应的是，平台对司机端的抽成悄然提高。

入局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很多人把网约车当作兼职工作，亦或是工作的一种过渡。

换句话说，有限的百元订单，落到每个司机头上的机会，逐渐变少了。

林春树说，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只要熟悉路况，时间、地点踩得准，隔两天会有一单到手超过百元的。

到2023年，他发现，变少的不仅是百元订单，还有到手收入。他以机场单为例，同样是40公里路程订单，之前到手还能有110元左右，现在只有80元。

他仔细研究了账单发现，平台的抽成比例也变了，多了3%-6%。折算下来，每天会被抽掉一顿中饭钱。

也是这一年，特惠车、一口价进入市场，又将原本的司机的收益拉低。以半小时车程的价格来看，特惠、一口价的车差不多只需要18-20元，而普通网约车的价格则集中在25-32元。

林春树说自己不愿意跑特惠，可有时候又没办法。“大单现在是撞大运，只能先薄利多销。”他只好和年轻的司机一起投进漩涡。

平台的规则也悄然转变。比如，有些平台会要求早9点到晚12点，司机要连续跑满30单，且在线时间、乘客评分、成单率均在一定标准之上，才有可能保持等级，等级通常与派单的金额绑定。

网约车平台争斗的硝烟逐渐散去，司机被任性补贴的美好时光也在减少，有的人选择埋头苦干，有的人选择性价比。

李明德把更多驾驶时间放在夜间。他说，凌晨叫车的一般都往机场跑，运气好的情况下，一个单子就能有个六七十块。

司机们每天在群里贴出自己跑单的收入。李明德说自己在很多时候都是垫底的——每天200-300元的净收入，够日用开销。

林春树越来越灰心，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渐渐被绑在这辆车上。他仔细一算：一天跑上十几个小时，除去油钱和损耗，到手也就6000块左右。

源源不断的入局

不过，市场就这么大，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337家网约车平台，这一数字在2年前只有200家左右。

平台多了，司机的数量也激增。

格隆汇数据显示，2023年末网约车司机的数量为633.4万人，而2020年才只有289.1万人。但打车的乘客数量却没有增长，网约车的日均接单量从2020年末的23单暴跌至不到10单。

2023年5月，海南三亚发出网约车市场饱和预警，暂停受理发放网约车经营许可及运输证。同年7月，上海市道路运输局也发布类似的公告，将暂停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相关业务。此后，多地网约车市场饱和预警，向司机发出了越来越难接单的信号。

李明德的感受特别明显：有时候绕来绕去一个小时，换来的只是一个不到5公里的订单——到手不到20元。他说，一个红灯路口，前前后后五六辆都是网约车。

“内卷”的现实摆在眼前，入局的人还是源源不断。

贵州的徐家力今年27岁，在广州跑车2年。他高中毕业，20岁不到就进了厂，他觉得，开车怎么样都比在厂里强。

也有年轻的司机说，自己是看到招聘启事上写着的“月薪过万”才租车入行的。没想到，不仅没有月薪过万，想要退车时押金拿不回来，还要付几万违约金。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曾在2023年出席中国网约出行产业峰会上介绍说，在接受访谈调研的司机中，从业一年以下的新手司机占比达到35%。90%的司机日均在线时长超过12小时，63%的司机月均流水在8000元以下。

为了维持生计，有的司机把时长再拉长，比如把家安在车上，昼夜不停。

没有补贴的时候，跑车的生存法则是：跑得越多，挣得才不那么少。用张清的话来说，那是拿命换钱。

4月15日，网约车司机的群里在说着郑州三个司机猝死的消息。张清没来得及细看，只能匆匆和边上的乘客感慨一下，一打方向，重新汇入车流中。

犹豫进退

出行的生意就像是一面镜子，阅历丰富的大龄司机更能窥见当中的道道。

比如，过去网约车的定价相对便宜，颇受年轻的白领用户欢迎。李明德成日绕着南京路、人民广场、陆家嘴等写字楼云集的地方转悠，在那上车的乘客年轻、体面、有活力，他们聊着天南海北，目的地通常是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现在，他发现用户的习惯变了：打车前会比价，找最便宜的平台；路程远的，找顺风车。他经常跑的CBD写字楼打车的人也少了，更多的单子出现在咖啡馆和酒吧聚集的老城区——那里的人对价格不敏感，也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当下。

林春树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今年的春节，他留在广州。原以为城里的打工人会向从前般回到家乡，却没想到很多人都留了下来，花市周边的路都会变得拥堵，恍惚间和平常工作日没区别。仔细一聊，有乘客告诉他，回家一趟少说要花掉一万多，想了下还是决定就地过年。

这些变化李明德都看在眼里，他和车子打了一辈子交道，是车也让他从一个县城的青年来到上海过上富足的生活。不过，他自己也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那时候开一个月出租的收入，可以在上海买一平方的房子。”

可现在，“能够吃用开销就满足了。”

林春树有些惶恐。他担心无法适应新的规则，担心收入锐减，担心自己或是自己的车会内卷中被淘汰。他只能安慰自己说，比起那些刚入行的新人，好歹还是赚到了点钱。

去年底，在老家开厂的朋友想拉他回家帮忙开小货车，每月不低于五千的工资。他正在在考虑。

徐家力短时间内还是得绑在车上。跑车对他来说，是目前唯一的生计。他担子不轻，得负担租车钱、房租，还有生活开销。

李明德也犹豫过要不要离开。早先的同事劝他一起出来跑单帮，也就是“黑车”。

他的同事在2022年前后陆续从网约车退出，组成一个10多人的车队，专跑江浙沪。和李明德相熟的是车队队长，两年下来买了辆GL8的商务车。 他拒绝的原因听起来略显古板，网约车至少也是一份相对有“保障”的工作。可“黑车”一干，总感觉自己像个无业游民。

就在大龄司机们思考去留的间隙，青岛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的网约车运营动态。其中显示，2024年1月至3月31日，青岛全市累计退出车辆16581辆，几乎占到了网约车总量的10%。

4月16日，济南暂停受理网约车车辆运输证核发业务，成为2024年首个摁下网约车“暂停键”的城市；同日，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发出行业经营风险提示：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车运力已远超实际需求，入行务必要谨慎。

手上的方向盘，李明德握得松了一点。

他觉得自己想得挺明白的，他不缺后路——还有不到半年就能拿到退休金，这比开车合算多了。现在的时光，就当是退休生活的过渡期。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明德、林春树、徐家力、张清均为化名）

认识曾哥，实属偶然。但后来发现，这却是我40岁之前生活的必然。

几年前，我阅读微信公号下方相关文章推送时，发现一篇写自己待业经历的长文，颇有共鸣，于是关注了曾哥的公号，添加微信。但其实我发现，我们其实是共同关注一个公号，在读者群里认识的。

至于到底如何认识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曾哥加了微信之后，一来二去，我们便闲聊了起来。几年下来，曾哥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了他生活里的诸多细节。我也一样。两个大男人，在茫茫的互联网上，惺惺相惜。

这话也就是说，我和曾哥，至今没在现实里见过面。只知道他人在上海，我在重庆。君住长江尾，我住长江中。他年长我几岁，且从事的职业类型也多于我。当然，他的所见所闻，必然是强于我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能掏心掏肺地交流。

互联网上能如此交流者，其实不多。但曾哥我是很放心的。我们总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忽然微信问彼此，近况如何。在疫情正酣的那几年，恰逢我待业在家，他也待业，每天枯燥无味，把日子揉碎了似的过。

我们似乎聊得很多，比如问他是否投过简历，他解释一通，我也强烈认同。人过35岁，投简历被回复的概率极少极少，且我俩都在40岁周围徘徊，像乞丐一般，等待浩瀚的互联网的回音，不出意外，总是等不来什么。像马尔克斯写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面一样，上校一直在等回信。我们一直在等简历的回复。

现在想来，最艰难时，曾哥在半夜曾给我留言，感叹这个时代，真是操蛋，空有一身力量，却没有舞台。说到最后，我们仍旧相互鼓励。即便如此，在那一两年，我待业，他待业，我们之间毫无新鲜事，反正就是待业。漫长的待业。

待业到后面，有天，曾哥说，感觉咱俩像被这个时代和社会抛弃了。言语之间颇为伤感，更多的是无奈，无可奈何。他和我一样，在待业很长时间里，曾不愿意给爱人倾诉，怕给最亲密的人带来压力。但夫妻同床共枕，很多事是需要一起面对的，最终我们都向爱人坦诚了这事。只是我在一待业的时候，就把结果告知了。

曾哥远在上海，继续像一条鱼一样，漫无目的地在长江入海口漫游。

02待业的漫长，现在想起来，有些让我诧异。如果重回那一两年，我肯定毫不犹豫地答应来找我的一些企业。那些企业现在看来，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只是我都婉拒了邀约，继续等待下一个回复。

所以，去年这个时候，我重回职场时，告诉过曾哥，我有新工作了。他替我感到高兴，说总算继续工作了。我不停给他鼓劲，也希望他能早日走出待业的“怪圈”，早日融入社会，然后大踏步地往前走。曾哥说，谢谢兄弟。电脑的那边，大概是他继续的焦灼。

新工作中，很多次我其实有压力的。每次我看到曾哥发朋友圈，或者在我公号后面留言时，我总找机会和他聊，问他近况如何。他在电脑的另一头，很随和，交流毫无距离感。尤其是我在面对极其胡扯的甲方的蹂躏时，多数时间会马上在微信上问曾哥，问他最近如何。他有段时间在一所学校公益讲课，似乎也很有成就感，并遥遥看见重返职场的曙光。那段时间，总觉得曾哥变得更加积极向上。

前几个月，在我修改稿件十几次后，刷着微信看到他朋友圈发布的关于家人生病的消息后，联系他，问大概怎么回事。看吧，我们虽然依旧在现实里，没见过本人，但丝毫不阻碍我们在互联网上成为交心的朋友。我内心尊他为一个没见面的大哥，且类似的大哥，我这些年有好几个。他们隐藏在我的这个公号的粉丝群体里。他们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给予支持，赞赏或者留言，或者私下给予建议。更甚至于，在我待业的这一年多里，多次给予我安慰和鼓励。曾哥也一样。

那次，曾哥说，岳母高血压，他一着急也有些高血压了。人到中年，总会遇到各种坎儿。曾哥的工作没搞定，高血压又来了，我听闻这个消息，毫不意外。这年头，身边没有几个人是过得顺风顺水的，更何况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下，恰逢挑重担，任何一个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中年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哥去了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如何他没说，我也没好再问。

03那之后，我工作的事情逐渐多了起来。每日除了工作外，在互联网上，也多是看，很少与人单独交流。曾哥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我问过一两次，他回复的答案基本如此。言语中依旧无奈，依旧迷茫，困惑。和我一样。他也好几次主动问我近况如何，我说在忙工作，看上去事多，可是越忙内心越迷茫，一想到未来，就像凝视深渊。曾哥说，慢慢来吧，咱们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我们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可是，那一天有多远呢？

这几年，我甚至无数次的扪心自问，问我自己，向内求索，尝试从各个角度，分析和拆解我这个“个体”，寻找一个人前行的可能性空间，寻找让自己不再迷茫的途径。我也曾在深夜写公众号的时候，一个人写着写着，万籁俱静，停下来喝点酒，站在阳台上看着万家灯火，想着明天早晨起来之后，新的一天又会是什么样子。

有天，我带女儿下楼去超市买菜。女儿看中了超市的一个橡皮擦，以及一盒彩笔。橡皮擦12元，彩笔25元。她很想买，我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忽然觉得很心疼，说家里之前买有橡皮擦呢。女儿说这个好，想要买。我只好说，回头爸爸给你买，爸爸没带钱。女儿说，爸爸你每次都说没带钱。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内心五味杂陈。

有天，我在公司楼下的餐馆吃饭。面对着墙上的菜单，有16元一碗的盖饭，也有17元一碗的盖饭。在16元和17元之间，我选择了10元一碗的面。尽管我知道这碗面吃下去，我的胃会泛酸，肠胃会因油腻不适应，但我省了6元或者7元。于是，我一个人在闷头吃面的时候，苦笑着自言自语：啥时候混的这么差劲了呢？

有很多天，晚饭之后，我一个人夜走，散步。耳机里陈奕迅在唱歌，我心里也在唱歌，我唱陈奕迅的《孤独患者》。歌词是：“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调颜蕾事，用笑掩过。我内心挫折，活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歌词有趣，我和曾哥这样的人的生活也很有趣。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细节和片段，总像鞋子里的沙子膈应脚一般，让人不舒服。它们是我从没说出去的秘密。没对任何人说。今天我在这里说了。我相信曾哥和我一样，他人在上海，亦会如此。

04前些时日，有天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光影，听着身边爱人和孩子均匀的呼吸声，我又觉得无比踏实。这个世界，很多人轰轰烈烈，大起大合；也有些人如流星划过夜空，来得高光闪耀，走得迅疾无声。如果把我和曾哥这类人过去几十年的生活拉长，其实发现并无那么多的迷茫。结果是，我们都比较矫情。

我们都是从小镇一路读书进城，他入大上海，我翻山越岭到重庆。我们都是落地，然后百尺高楼从地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并不是一帆风顺，总归在城市里留下来。只是没想到，人到中年时，忽然来了这一记“闷棍”，被生活的“闷棍”敲得半天回不过神来。然后，我们试图竭尽全力，挣扎起来，重新站起来，面对生活，笑脸相迎。只是，这个过程，有些突发和意外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段漫长的待业期间，我像个在大街上迷路的孩子，面前五光十色，灯火辉煌，可是无从下脚，不知路在何方，下一站归宿在哪里。沉思、反思、怀疑、动摇、质疑、同意、认可、赞许、再怀疑、再质疑，再陷入自我纠结，破壁图强。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这是中年人的宿命。

曾哥大抵依旧处于这种循环里。我在重庆的夜色和晨曦中徒生的那些矫情而又困惑的情绪，他在上海定然有之。至于是多是少，我并不知道，我只想说，亲爱的曾哥，真希望你也能早日重返职场，人生四十，精神上依旧满满的少年感。

这些话，送给你，也送给我，更是送给许许多多的同路之人——

人生如行舟，孤寂是常态，但走着走着，总会遇到一些海鸟，或者风。遇到的多了，自然也能组成新的风景。

与你共勉，曾哥。你迟早会看到属于你的风景。

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往事君于重庆。

认认真真地吃上一顿饭，也许是对网约车司机来说最奢侈的一件事。

徐一杰是粤西人，关于自己的工作，他经常抱怨：“在外打工，老婆不在身边，想吃一口热饭都变得困难。”他说，很多司机像他一样，带着全家的担子一个人在外工作，老婆和孩子都留在老家。

开车久了，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同的职业病。首先是腰上的负荷，“十个网约车司机，八个都有腰椎间盘突出”。徐一杰说，腰不好的人不适合开网约车，不然情况会更糟糕。

难得的歇脚时间也许是在饭点，每天吃饭的时间、地点并不固定。一般跑车到了哪里，就在哪里解决，停车前，他需要找准时机，观察附近有没有抄牌的交警，如果没有，就会选上一家价格合适的快餐大快朵颐。

每天这样吃饭，徐一杰并不乐意，他最羡慕的是有妻子陪伴在身边的那些司机。

他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憧憬道：“出车时带个保温盒，里面装着家里带来的饭，中午吃着还是暖暖的，这样多好。”说完，他还补充一句，“外面的油，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沟油”。

徐一杰的车里没什么装饰，唯一特别的地方，是车内的变速杆上，挂着一串串厚厚的棕色手链。他最想念的是老家的一碟凉拌小菜：通心菜烫到七八成熟，再放点花生油、酱油和盐佐味。吃上一口通心菜再配上白粥，滋味是一绝。

这样的味道，他认为胜过外面吃的所有饭菜。

“谁不知道两个人在一起多好，最起码晚上也能在家里吃，中午还能有口汤喝。”徐一杰也想过把老婆带到省会，但是大城市里没有适合的工作机会，而且一线城市的消费，也勒住了普通人的钱包。

吃饭问题，也难住了四川人田青，他形容“有饭吃的地方不好停车，好停车的地方不一定找到饭吃”。

每天简单的一日三餐，其实是不小的花费。如今，随着网约车司机数量增加，竞争愈发激烈，日流水从原来轻轻松松就能有五六百元，到如今得跑至少十二三个小时，才能达到500元的流水。

加上租车的价格、充电费、车辆折旧费等等，每项支出都必须精打细算，一顿饭的价格一般不会超过20元。

四川人田青话不多，尽管已经到广州20多年，他的口音还是浓重，本地乘客一时难以听清他的意思。

但是谈到两个女儿，他的话也渐渐变多了。

常年在外打工，他一年才能回老家一次。大女儿今年在成都读大三，由于读的是专升本的民办学校，学费要比普通本科高，“生活费一个月就要1500，还说不够用”。

小女儿在市区里读高中，“都是要花钱的”。以前，田青最喜欢跑长途，载乘客从广州到深圳一趟，能获得至少300元的收入，很划得来。现在跑一趟只有100多，他也没有以前想跑了。

单价降低是一方面，更令田青无奈的是乘客的投诉。刚过去的一个星期，他就收到了两个投诉。“有说我驾驶不平稳的，还有说车内卫生不好的，不能申诉，也不能反馈说不是这样的，这个钱也是受气钱了。”

他的语速不快，还带着咳嗽声。对于现状，田青的想法是，到了55岁的年龄门槛，女儿也都长大了，他就不干了，回家过养老的生活。

不过，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他还要全年无休地打拼好几年。一年下来，他既不放假也不休息，刚入行的时候，一天能跑十四五个小时，现在不一样，天黑了他就想回家了，顶多跑上十一二个小时就够了。

2023年更新的数据显示，广州注册有23万名网约车司机，有媒体称是这一行“全国最卷的两大城市之一”。他们每天来往穿梭，仿佛是流水线上兢兢业业的成员。而愈加考验每一名司机的，除了日常接单的运气、能力，还有很多因素。

路上的心态

事实上，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有很多技术门槛需要达到，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心态的调整。近年来，有不少司机乘客间的冲突报道，这些具体而细微的沟通场景，是许多人加入网约车大军前未曾料到的。

胡伟平是广州的一名专车司机，他原本跑的是快车，但听说专车挣得多一点，在积累够一万单的快车记录后，成功转到专车领域。

当一名专车司机，虽然客单价会比快车提高，但要求也会随之增加。

胡伟平说，专车的车辆价格需要在20万以上，外表也要比快车更干净，而且，“颜值要高”，最重要的是，专车司机不能拒绝乘客的接单。按照平台的说法，是无权拒单。

如果是快车司机不想过去，找个理由就行了，但是专车必须去接驾，这也是很多人选专车的原因。在这个要求下，胡伟平遇到过无理的客人，有乘客跟他说等五分钟、再等五分钟，“诶师傅我这里还没弄好”，等了半小时才来到乘车点。他感觉心里不愿意了，但是“已经答应了就得等”。

面对乘客，胡伟平需要将心态调整平和，在这一课里，他总结出自己的方法：“心里再大的怒气，再大的火，都要克制。如果连这个心态都没有，就不适合来跑这一行。”

他知道，脾气太火爆，会吃亏，最直接的影响是，差评会带来接单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人家吵你也跟人吵，你的账号一个月有一两个差评，那账号就跑不动了，因为赚不到钱了。”

在顾客评价和收入息息相关的行业里，专车司机有机会因为一个差评，就影响整个月的收入，不过，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善意。

胡伟平曾在一个下雨天，载着一个妈妈和小孩到医院看病。那天的雨很大，胡伟平坚持撑伞送他们到医院门口，后来，他发现乘客给他打赏了600元红包。

这些打赏虽然次数不多，但作为一种认可，仍然能给司机少有的激励和满足感。

今年40岁的胡伟平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现在，他每个月都会休息三四天，其中还有一天要接受专车司机的培训。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尽量控制在11个小时，“如果开得有点疲劳了，就休息一天”。这天的中午时分，胡伟平载完一个8公里的订单，准备找个转角吃饭，然后到三四点再出车。

对比别的司机，他显得更注重健康，也没那么拼命，“绝对要休息的，身体不能透支，不要以为挺得住就出车”。

专车司机是网约车里要求更高的群体，他们的工作也更接近服务业。在另一个专车司机黄依明的讲述里，“心态”也很重要。

刚转行当网约车司机的第二年，黄依明就遭到当头一棒，疫情突然到来。那时候，好几天都等不到一个客人的身影。不过，他认定既然转行了，还得继续干下去。等到2020年的4月份，情况慢慢好了起来。市面上能买到口罩了，有人出门了，选择打车的人增加，生意才渐渐走入正轨。

黄依明和其他司机不一样，他对新能源车没有那么多的信任，而且出于驾驶习惯，选择的还是燃油车。

他喜欢开油车，也不喜欢电车带来的电量焦虑，所以，尽管燃油车的油费会高出一截，他也可以接受。

黄依明是个乐观的人，他说，一般出车一小时能有40到60元的流水，但如果哪天跑了一个小时都没有这个水平，那肯定就要早点回去了。他笑着解释道：“说明那天不宜开工。”

如果有客人让他等的时间太长，他也无所谓，他试过用半小时来等客人，但是他不会去催，“就当是在车里休息了”。他说自己是个性格挺随和的人，适合做这个行业，很少有跟乘客起冲突的情况。

这一天，广州下起了小雨，黄依明说即使在雨天，他也会把车擦得很干净，其实只要不留意，雨天的印记很容易就溅到轮胎和车窗上，“不是所有人都会留意，不过我们都会做到干净”。

比起快车，专车的工作让黄依明感到舒适一点，因为他一天面对的客人不多，载上20人左右就能完成一天的任务了。

饶是如此，完整一天的休息还是奢侈的。“做我们这一行的，就算休息也只是休半天，还是想着出来跑一跑，毕竟每天折旧费、停车费这些加起来，一睁眼就有两百多。”

高速的工作就像和这些隐形成本对抗，唯有跑得更快，才能把它们抛在背后。

那些退行的人

我采访过不少网约车司机，他们给我的印象大多健谈、坚韧。有司机跟我说，如果想多赚点钱就勤奋一点，至少勤奋能换来高一点的流水。

但现实是，也有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他们没找到喘息的空间，远离行业而去。

大雄在2023年成为如祺的司机，并且开设了抖音账号，不时更新自己的跑车日志。他的账号在去年12月还有过更新，但是在最近我联系他的时候，他回我：“退行了。”

大雄的抖音账号上分享了不少“跑车日记”

“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大雄这样概括他离开的原因。和很多司机一样，他轻车熟路地算起一笔账：每天必须要在线12个小时才会有500左右的高流水，加上充电、吃饭、上厕所的时间，一天最少要出车15个小时，这个强度下“刷抖音都没有时间”。

不过，促成大雄决定离开的原因不止这一个，还有“并不人性化”的平台机制。

有一次，他晚上送一对喝醉酒的老夫妻回家，老婆婆在路上吐了，订单的终点是他们的一个朋友家，送朋友下车后他们希望再送回自己家。

大雄回忆说，平台是不允许口头改目的地的，但他打了一趟电话打算给客服报备，没人接听；出于好心，他还是选择送老夫妻回去，结果被扣了200元，弄脏的车子也是自己负责清洗。

“心态彻底崩了”，过后，大雄尝试过申诉，但是失败了。这些操作在他看来，“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此外，遇到不靠谱的租车公司也是另一个坑。

退行之前，最麻烦的事情是退车。大雄在租车的时候交了6000元押金，因为“有经验知道怎么交车”，他把押金如数拿了回来。但是，他在抖音上收到了几十条私信，都是抱怨自己怎么被租车公司扣钱的。

大雄很清楚，还车的时候“随便一条小划痕按一副漆算，450元，最狠的是底板，小的擦伤直接扣2000元”。

要怎么样避免这个“坑”？大雄的经验是，在退车前的一个星期，自己去找外面的汽修店做修复。“外面的汽修店一副漆基本是150，超过150就不要了。”还有，要把底盘升起来检查，电池挡板有破损就修复，“不要舍不得那一两百元钱，租车公司直接2000元起步”。

深感坑太多，大雄头也不回地退出了网约车这个行业。如今，他干回老本行，做回了工程业务。在他的简介里，他说自己干过工程、进过工厂，也开过饭店，聊起这些经历，他只是一句“生活所迫”就带过了。

不止大雄，几乎每个网约车司机都有辗转的职业经历。对年轻一些的司机而言，网约车是他们职业的中转站，对年老一些的司机而言，灵活、相对自由的网约车行业则是他们尝试过各种工作后，少有能接纳他们的选择。

事实上，跟网约车师傅交流，会发现他们说的话很多相似，比如会不时怀念以前客单价高的时候，会感慨工作太累，一天至少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而他们大多从外地来到一线城市求生存，师傅们脸庞不同、语气各异，但似乎过着一种相似的、重叠的人生。

网约车里的司机，仿佛跟乘客感受到的不是一个世界。

乘客端是另一种体验，相比起传统的出租车，乘客能在网约车里感受到舒适、便捷甚至是廉价。随着一口价的广泛推行和平台间的竞争，一公里的价格正在不断被压缩。

面对别人要入行的想法，胡伟平的第一反应是：“生意不好做，卷得很。”

（文中田青、徐一杰、胡伟平、黄依明为化名）

2022 年 6 月，陈薇薇被一家互联网公司裁员，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的心态经历了多重起伏：头三个月，她想着 “先休息一下，不着急找工作”，之后她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投起了简历，尽管没有什么满意的 offer，她自己也并不着急。直到 2023 年，就业市场行情持续走低，多家互联网大厂收缩招聘规模，陈薇薇感受到危机：她发现找工作愈发不顺利，在多家互联网大厂有过 7 年工作经验的她，却鲜少收到来自大厂的面试通知。

“回不了大厂了。” 随着空窗期的时间越来越长，陈薇薇不得不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略显残酷的现实。尤其在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公司筛选的门槛也随之提高，空窗期就像之前热议的 “本科学历” 一样，成为一个被放大的 “风险”。“可能 HR 面前摆了 900 份无缝衔接的简历，那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工作经历不连贯的人？” 陈薇薇分析自己的求职失利后认为，阻碍她找到理想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段并不短暂的空窗期。

前程无忧曾在 2022 年发布过一项关于职场空窗期的调研，报告显示，近 8 成职场人经历过空窗期，其中约 61% 的职场人空窗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超过一年的人群仅占 11.2%。

如今两年过去，就业市场的行情并没有好转。尽管没有进一步数据证明空窗期变得越来越普遍，但从过去一年多的职场采访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人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或主动、或被动地按下暂停键，并且随着求职难度的提升，这段空窗期的时间越来越长，超过半年乃至一年的情况也不少见。

然而，在猎头以及 HR 眼里，空窗期就成了候选人简历中的一条裂缝，成为他们不得不去关注的焦点。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找到工作？是否有一些自己没发现的风险？是否能重新适应快节奏的工作？是否还能跟上行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候选人职业生涯断层可能会给 HR 带来的疑虑，因为它代表着不确定的风险。

职场空窗期是否就等同于公司人的职场 “案底”？它作为一个减分项在招聘过程中所占的权重有多少，又是否决定了一个候选人的去留？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多位有过 “空窗” 经历的职场人，和不同行业的 HR 及猎头，试图梳理出当下各方对空窗期的看法，给有相似经历的职场人提供一些参考。

01HR 眼中的空窗期

拥有十七年从业经验的人力资源专家叶楠认为，如今大多数 HR 已经能理解当前职场上存在的 “我已经很努力在找工作，但是找不到” 的情况，并不会因为空窗期而一票否决候选人。实际上，空窗期如何影响用人单位的选拔，需要从市场供需来分析。

在供需关系方面，行业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李以闻是一家传统制造业的招聘 HR，主要负责研发类岗位的招聘。这类岗位有一定门槛，且过去几年发展平稳，人才供需较为平衡。因此李以闻很少遇到有长时间空窗的候选人，哪怕有空窗期，时间一般也不会超过 3 个月。而 3 个月也是她认为在行业里 “寻找一份理想工作” 或者处理一些可能存在的家庭事务所需要的时间上限。

在筛简历时，李以闻也将 3 个月作为一道分界线。面对空窗期超过 3 个月的候选人，她会多一份谨慎，比如问一问对方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些什么。但这并不构成李以闻对一个候选人能力优劣的判断。毕竟传统制造业的研发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短期空窗不会影响求职者胜任岗位的能力，但 “多问几句”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候选人的职业规划，排除一些可能存在的风险。

在节奏更快、流动性更高的互联网行业，机会 “转瞬即逝”，HR 对于空窗期的时长会更加敏感，尤其是一些初级岗位的筛选上，候选人的可替代性很高，HR 可选择的范围更大，因此出于节约时间成本和规避不稳定因素的考虑，他们往往会将空窗期作为卡简历的一道坎 —— 正如陈薇薇所经历的。

比起陈薇薇，朱兴伊则要幸运一些。她也来自互联网行业，在经历裁员并休息了 3 个月之后，她很快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朱兴伊认为要在互联网行业想找到一份理想工作，空窗期不能太久，她分析自己的幸运恰恰在于当时公司这个岗位招得比较急，HR 需要马上能上手的人，6 年的行业从业经验加上过去做过的一些成功项目，让 HR 暂时忽略朱兴伊为期 3 个月的空窗，把面试的焦点放在其过往的项目经历上。“空窗期真的不能太久，不只是找下一份工作难易程度的区别，停了一段时间以后再上手一份工作也会有点困难。” 朱兴伊表示。

AIGC 行业的内容运营从业者郭鑫有相似的体会。在招聘下属时，如果候选人条件相仿，他会倾向于选择空窗期较短的求职者。一方面是因为空窗时间短，新人更容易投入工作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AIGC 行业发展很快，候选人的认知和技能需要跟上最新的行业趋势。

当然，空窗期从来不是决定职场人命运的绝对因素，层级越高、招聘难度越大、人才越稀缺，空窗期在求职中的影响权重就越小。从事猎头工作多年的吴迪长期接触的都是 “35 岁以上中高层职位” 的候选人。他表示，对于这类百万年薪以上、复合能力要求较高的中高层岗位，人才库里的备选本就不多，因此有时哪怕对方已经提前退休，猎头还是会主动去联系。正因为这种稀缺性，吴迪也观察到，他所服务的甲方不会因为空窗期而一票否定候选人，毕竟比起空窗期，经验、资源、能力才是招聘时的关键。

02空窗期做了什么，很重要

工作已有 13 年的陈和经历了 3 次空窗期。前两次分别发生在 2013 年和 2016 年，那两次 “空窗” 都没有对他后续求职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在第一次空窗半年后的求职中，他因为当时一边休息一边 “开奶茶店”，而被面试的互联网本地生活公司看中；第二次，他的老东家恰好是面试公司的对标公司，新公司认可他的上一份工作经历，于是也顺利入职。如今回看，陈和明白，公司能这么 “不计前嫌”，还是基于当时市场行情较好、岗位相关人才也比较稀缺的情况，而如今，局面已大不相同。

2022 年年中，陈和开始了自己第三次空窗期。当时，他从一家发展停缓的互联网公司中层岗位离职，一方面他并不看好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也厌倦了互联网行业的内卷。然而，这次离职后，直到今年，他依然没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陈和明白，长时间的空窗会影响 HR 对他的判断。此外，2023 年他遇到了互联网行业不成文的 “年龄警戒线”——35 岁，再往上，合适的岗位僧多粥少。这些因素都加大了他的求职难度。

因为有过两次空窗经历，陈和并没有在这段长达一年多的空窗期里陷入停滞，他一边通过为企业提供代运营服务来保持自己对产品运营的敏锐和经验，另一方面他也通过担当音频或视频内容制作者来开辟一些新的渠道，增加自己在其他维度的竞争力。陈和仔细梳理了过去十几年间自己在职场中的代表作品，制作了一份 “个人说明书”，借此向合作方介绍并 “推销” 自己。2023 年，在自由职业的状态下，他赚了十万多元，陈和觉得这些纯粹靠个人能力获得的收入更让他有安全感和成就感。

多位 HR 表示，空窗期做了什么，是他们在面对有空窗期的候选人时最想要了解的内容，这能反映出候选人是否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有合理的职业规划，以及是否在这段空窗期依然与行业和市场保持连接 —— 有时，空窗期的经历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加分项。

郭鑫也在 2018 年和 2023 年分别经历了两段空窗期。“不荒废这段时间” 是他给自己定的大目标，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焦虑，也能让他跟上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空窗的时候得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和面试官说，空窗期也没有荒废。” 最早，郭鑫从事的是内容文案工作，而在空窗期间，他自学了剪映、PR 等视频剪辑软件的使用，又学习了 SQL 语言等简单的代码，作为对个人能力的补充。

在人力资源专家叶楠看来，较长的空窗期和主动选择的 gap year 都是中性词，求职者可以将这段时间里有价值的事情放在简历里。有时候，亮眼的经历比完整的工作经历更能吸引 HR。他曾遇到过一位在东欧做志愿者、帮助当地失业女性的求职者，这段经历在简历中就显得格外出彩。

03话说回来，休息就是可耻的吗？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伯尼斯・纽加顿（Bernice Neugarten）提出了 “社会时钟” 的概念，指的是社会对与年龄相适应的行为的预期，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什么年龄做什么事”。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在社会时钟的 “规训” 下前行，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在这种按部就班之下，“停下来” 反倒成了一种可耻，成了不努力的证明。

韩裔德国社会理论家韩炳哲在他的著作《倦怠社会》中对一种新的社会范式 “功绩社会” 作了探讨。功绩社会是一种具有积极属性的社会，自律、自我驱动成了被称颂的美德，为了达到某种绩效目标，为了在激烈的绩效竞争中胜出，人们不得不穷尽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最后陷入一场不敢停歇的倦怠之中。“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 韩炳哲在书中指出。过度努力的背后，是底层的焦虑，担心自己一旦停下来，就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

在采访中，多位采访对象都表露出了对 “休息” 的渴望。

“空窗只是单纯地休息了一下，又不是犯法了。” 半导体行业从业者邓洁前不久刚经历了一场不太愉快的面试，HR 揪着她 3 年前一段为期 4 个月左右的空窗期不放，整个面试的感觉让她感到不适，明明 “空窗” 已经过去了很久，却好像自己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实际上那段时间正好疫情暴发，工作难找，面试也不方便，但它却成了 HR 眼里的 “瑕疵”。

郭鑫也认为，一个人从开始工作到六十多岁退休，中间休息一年两年是正常的，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很多行业都在收缩招聘规模，求职者数量又居高不下，现实情况就是 “不能让人休息这么久”。

那么，停下来就是可耻的吗？

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有不少针对求职者 “美化” 空窗期经历的支招，就好像这段经历是该被修饰、被遮掩的，比如将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叙述成 “主动利用这段时间提升自我”“充电学习” 等，总之要尽量表现出积极上进的一面。

但是在 39 岁的职场人石萌看来，这种话术可能仅适用于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对于她这样已经有十多年工作经历的资深职场人来说，坦诚沟通才是最好的解法。“既然对方给了你这个面试机会，就不会因为空窗而百分之百否定你。” 石萌表示。

石萌在被裁员后经历了一年多的空窗期，在几次求职失败后，她深知不愁招人的大厂已经回不去了，再择业时她降低了要求。“小厂也看、小公司也看、初创公司也看，离家远的也看、工资打骨折的都去找。” 石萌这样形容自己后期那段求职的状态。

空窗期的遭遇倒逼她离开本就厌倦的舒适圈，反倒促成了她转行的念头。在经历了一番海投之后，她选择了一家传统行业公司，尽管薪资比她上一份工作少了一半多，但也让她终于有勇气摆脱互联网大厂的 996 和高压环境。在这家传统公司里，石萌觉得自己的价值被放大了，因为需要负责的内容更广泛，过去在职场上积累的经验倒是派上了用场，她不再是只盯着一件事的螺丝钉。

在找不到工作的日子里，陈薇薇利用空窗期为自己积累作品。她将自己写过的文章、制作的视频文案集合成册，借此接到了不少活儿。这段经历也让她不再将 “上班” 作为职业发展唯一的正解，尽管现在已经入职一家小规模的广告公司，她依然保持着下班之余留出时间 “积累作品” 的习惯，探索上班之外自己还能发展的线路。

尽管我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巨大钟摆，但一场或长或短的 “间隔” 给了我们喘息的时间，可以停下来想想，自己是谁，该往哪走。

（应受访者要求，除叶楠外，其余采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