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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倒10家店后 我劝大家还是找个班上

人们常将小店比作“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批开业,一批歇业,周而复始地供养城市这具躯体的活力。若将小店作为坐标,我们会发现一座城市如何在时间与空间的尺度上缓慢变化。

2023年年初,青年创意人XXL在成都城郊找了个空置多年的铺面,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打算在这里替50家倒闭的小店办一场“葬礼”。这个铺面位于一个创意园区,空置多年,未通水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算是城市代谢出的“废弃物”。

XXL想,在这里办“葬礼”,也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她在《成都日报》的中缝发布了“小店讣告”,追悼会的花圈、丧席、白事演出一应俱全。这些小店歇业时或无声无息,但告别时算得上轰轰烈烈。

参加“葬礼”的小店,一大半是餐饮店,其余的则遍布各行各业:打印店、足疗馆、服装店,等等。这些小店就在附近,但人们鲜少留意它们的诞生与消亡。

2023年7月31日,上海新天地商圈附近的淡水路。这里不仅梧桐成荫、石库门建筑好看,不少小店也好吃、好玩、好逛。

202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7.1万亿元,小店经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人们常将小店比作“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批开业,一批歇业,周而复始地供养城市这具躯体的活力。若将小店作为坐标,我们会发现一座城市如何在时间与空间的尺度上缓慢变化。

城市地图中那些歇业的小店,以宏观视角看或许微不足道,但于个体而言,一家小店,也是一段微观史料的记述。记者 找到三位创业人,聊了聊他们的小店故事。我们试图厘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青年梦想着开一家小而美的店,却总是反反复复地陷入失败?

半佛仙人:开倒10家店,我佛了

“近些年我差不多开倒(闭)了10家店,各种类型的店都有。我投资过朋友的幼儿园,做过民宿、宠物、奶茶、咖啡、剧本杀,还开倒(闭)了3家外卖店,有做粥的,有做炸鸡的。其中民宿赔得最多,总之没一家好的。”

2014年,自媒体人“半佛仙人”(下文简称“半佛”)与朋友在杭州合伙开了一家饭店。这是他第一次创业,以与朋友拆伙告终。

此后10年,半佛一直维持着“开店—关门—再开店”的循环。这些年唯一一次赚到钱的,还是与朋友合伙开饭店的经历——中途,他因经营理念不同被合伙人退股,但他随后拿着那笔退出来的股金在杭州买了一套房。10年过去,当初开的那家饭店倒闭了,他买的那套房升值不少。

2024年年初,半佛在播客《三五环》中讲述了自己近些年的开店故事,发誓说:“再去开店,我是狗。”这一期分享,被听众认为是“金字塔尖”级别的“开店失败说明书”,完全可以结集成册。近些年,半佛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也持续在不遗余力地“劝诫”年轻人——没事儿别老琢磨开店。

如果你想要逃离“996”,去开一家小而美的小店,即将面对的很有可能是365天无休的“007”,以及梦想七零八落后的一地鸡毛。对于开店的人来说,很多时候“直面现实”这四个字并不是一句鸡汤,而是一条硬性的要求。

“很多人在开店之前,要么只上过学,要么只上过班,人生里从来没有做到为自己经营的一切负责和买单。我开过很多店,最终发现自己能将30%的时间放在店铺的运营上就不错了,剩下70%的时间全在处理各种‘破事儿’。”

具体而言,这些“破事儿”指的是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意外,它们甚至可能与实际经营没太大关联。“比如有厨师一边炸鸡一边拿手机看小说,不知道怎么,手往油锅里伸了一下,最后你还得赔钱;一早来开店,发现玻璃被人砸了;有人专门到你的店门口呕吐;有些顾客往剧本杀的剧本上乱写凶手,还有偷桌游道具的;还有的业委会内部搞分裂,头一天一拨人来收过钱,第二天另一拨人又来了,这钱你给不给?怎么给?”

此外,办理各类合规文件、计算财务数据、处理税务和消防手续,还有选址、招聘、产品研发等,每一样都是问题,它们无法像廉价网页游戏一样,靠“氪金”就能被一键解决。用半佛的话来说,“打工人做梦都梦不到的问题,以做梦都梦不到的角度,出现在做梦都梦不到的时间里——折磨你”。

对于“小而美”的浪漫想象,是经历过失败的人所踩的另一个坑。职场打工人对开店的终极期许是“自由”。但层出不穷的问题出现后,人们才意识到开店后第一个失去的就是自由。因为开店是一件无法逃避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开店也算体力活。

或许大部分年轻人想要的只是一家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小店。但“小”跟“简单”之间,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半佛建议人们在真正拿出积蓄开店之前,或兼职或摆摊,总之要以尽量低的成本来买一张行业“体验卡”。

半佛曾和朋友尝试出早餐摊。那段时间,他每天凌晨1点起床备料,5点多出摊,10点左右再收摊;然后回去继续准备第二天的材料,每天也没什么睡觉的时间。出摊一个礼拜后,半佛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太可怕了”。

“这(开店)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开店之前,要想清楚几个问题:你要赚谁的钱?你以什么方式赚钱?你怎么找到他?你怎么说服他为你掏钱?这些事情,每一件都要围绕对方、围绕为你买单的人去思考,而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所以一定有人给我买单’。”

开一家小店,你所面对的并不总是阳春白雪。半佛有一位从大厂离职后开事务所的朋友,他的产品相当垂直:“许多‘大厂人’有离婚代理的需求,也有一些人不希望自己拿到的股权被分走。这当然很残酷,但这确实是现实世界里的刚需。他的工作就是帮这些人做筹划,怎么分财产、保护财产、隐藏财产。收入非常可观,并且客户络绎不绝。”

时至今日,创业的门槛似乎越降越低,人人都在谈论下沉市场和县域经济,看起来遍地是机遇。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县城也很难成为都市人避世的后路。回到县城,“人的问题”反而更难解决。

“如果你是外地人,尤其不要在你家以外的县城开店。”半佛认为,县城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圈层。“你会发现县城里的加盟店基本是同一圈人开的。店铺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无所谓这家店赚或亏。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如果没有混进这个圈子,是挺残忍的一件事。”

一线城市行之有效的行事法则,未必适用于县城。当半佛的民宿装修好,还在散甲醛的时候,隔壁同期装修的民宿已经开始迎客。半佛问隔壁老板是否担心甲醛问题,隔壁老板回复:“不会。每人每次住两个晚上,只吸一点不影响。”

半佛喜欢玩一个叫作《冰汽时代》的策略类生存游戏。当玩家历尽千辛万苦,做了违背自我的抉择存活下来之后,游戏反而会质问玩家:“但这一切值得吗?”半佛说,打出这个结局,屏幕上出现这句话的那一刻,他突然与自己过去开店的经历和解了。

“(我)就突然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开店。没那么心狠,还有退路,也做不出很绝的事情。那就的确竞争不过人家。”半佛最后说。

“告诉苍天,我认输。”

XXL:在“追悼”之前,

我也是店主

“经营不当,发财无望”,“小店追悼会”发给宾客的吊丧袖标上如此写道。

为50家小店举办“追悼会”的想法,源于XXL自己的失败经历。2014年,当XXL经营的果蔬汁店被转让出去时,她看见自己亲手设计的招牌被新店主当作废品扔掉。关店5年后,她开始尝试收集那些废弃的招牌。“后来,捡回来的招牌在家里越堆越多,我觉得需要有一种方式去呈现,就有了这个展览。”

XXL为50家小店举办“追悼会”。

召集这些倒闭小店的店主时,XXL也见识到许多开店人所经历过的荒唐时刻。令XXL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倒闭的自助成人用品店铺。理想中这类自助店铺占地面积小,装修、维护成本都低,是打工人搞副业的不二之选,但现实是,店主几乎每个月都报过警。

“店主每天早上起来看监控都心惊胆战的。有些男性顾客在半夜酒后购物,机器反应迟缓、出现故障,他们可能就会有打砸行为。还有人直接放火,虽然没烧起来,但还是对机器表面造成了一定损伤。”疫情期间,这家店还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但当疫情防控放开后,人们的娱乐选择更多,店里的生意反而差了不少。劳心劳力又不赚钱,最终店主索性“关门大吉”了。

XXL说,许多店主在关店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戏剧化。许多小店就是极其平淡地结束了最后一天的营业,没有一句告别,只是这扇店门此后再也没有打开过。

对于“追悼会”来说,XXL是举办者,也是参与者。在“追悼会”的角落,XXL也为自己倒闭的小店立了一座“墓碑”。“墓碑”上写着这家寿命不足1年的小店的高光时刻与“墓志铭”——“一家压力很大的冷压果蔬汁店”。

XXL为倒闭的小店办展。

这家死于2014年的小店,同样也生于2014年。

这一年,从上海某广告公司辞职回到成都的XXL决定开店,从设计、拍照到产品,XXL都亲力亲为。店址方面,她选中了当时成都的几个最有调性的街区,“我刚回成都,不知道成都的平均租金水平”。XXL挖空心思想要找一个看起来“有档次”的店铺。“它旁边都是一些书店、日料店,以及一些比较文艺的店铺。但其实现在看来,那个店铺太大了,有五六十平方米,空间利用率很低。”

10年前,这家店铺的租金就已经达到1.5万元。XXL说,办展后,她发现很多小店的租金甚至只有她当年这家店的十分之一。加上街区的人流量不大、店内的果蔬汁价格偏高,小店的收入一度难以支撑房租。为了缓解经营压力,她也做了许多尝试,比如开辟一片区域卖进口商品,在平台刷单吸引客流,但收效甚微。

当一家小店经历过长时间持续性的亏损后,创业者的心态也会发生改变。XXL说:“以前你会想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好,但当你后面要去负担这么高的经营成本之后,你想的可能就不一样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得先卖出去。”

面对令人头痛的经营问题,XXL开始觉得“没有意思”。最终,这一场创业以亏本30万元收场。“年轻的时候会比较‘虚荣’一点,想着我这个店要很有个性、很有态度,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花钱的。这更多是满足自己的理想主义,但从经营角度来讲,这对转化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回到职场的XXL,在成都的广告公司沉淀了几年,准备出来二次创业。这一次,她在街边开了一家小小的创意工作室。有过经验后,这次选择的门店月租只需1700元。目前工作室生意很好,甚至还因为玩梗“大冰的小屋”,在社交媒体上小火了一把。

办展期间,XXL回到那条曾经萧条的商业街,看到曾经歇业的商铺有了新主人。一批店关掉,还有一批新的店开起来。XXL对《新周刊》说:“很多年轻的店主回去上班了。不过我问他们之后考不考虑再开店,他们并不排斥。”

XXL始终觉得,虽然店开倒了,但大家不会对开店本身失去信心。就像“追悼会”的“治丧”致辞所写:“祝大家不要被失败吓倒,继续好好上班,继续转发锦鲤,继续保持乐观。”

六零:将理想变成现实,

是最难的部分

在这次的采访中,六零和阿仁是以实体店创业成功的店主。

2022年年中,六零面临大厂裁员危机,与此同时,六零的男友阿仁也敏锐地察觉到他所处的行业正处于下行阶段。阿仁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正在裁员焦虑中挣扎的六零决定加入,一起开一家采耳店。

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六零和阿仁最终将小店开在广州人流量最大的网红街区。在这里,六零见过许多店铺来了又走。人们把店开在网红商圈,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成为网红店。“现在有开店想法的人比较多。我隔壁的一家店,今年3月份刚开业,5月份就关门了。”

对于这些“朝生暮死”的小店,六零总结说:“网红社区的租金较高,有些店的转让费达到几十万元。新手开店,如果前期经营不理想,现金流很容易断掉。那些能在这里开下去的店,要么就是产品力很好,能保持较高的复购率;要么就是很会营销,能够把量走起来。”

一些小店经营不善,很大原因是一开始没想清楚商业模式。对于新手店主来说,理想中的商业模式可能与现实境况有很大差距。这一点,也是六零和阿仁在经营中走过的弯路。起初,他们想做一家不推销的采耳店,但前期没有稳定客流支撑时,很难实现他们的理想。直到六零想方设法将线上流量做起来,能够吸引足够多的自然客流到店,这个“不推销办卡”的设想才能够真的落地。

“我见过很多没有想通商业模式的年轻店主。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开了一家书店,他想靠卖书和咖啡盈利,但是后来发现很多人只是来拍照打卡,所以他又加卖瓷器,还做了收费的活动。商业模式变得很复杂,运营起来也很累。其实这家店的线上流量也不错,但是没有成功地变现。所以初期最难的,其实是要想办法跑通我们理想中的商业模式。”六零说。

而年轻店主在开店上吃的另一个亏,可能是无法轻易摆脱“乖乖仔”和“好学生”的身份。一毕业就在大厂工作的六零说:“大厂很像一个象牙塔,而开店则更像人们要在都市丛林里面去打猎,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开店要面临很多意外状况,小到修水管、处理邻里纠纷,大到报警抓小偷、堵物业维权,有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问题。”

太守规则、不懂成本,是首次创业最容易踩的坑。装修也是六零交过的“学费”之一。“第一次装修时花了十几万元,很多东西都很较真,导致装修延期,空付房租,最终超支许多。”到第二次扩店时,六零已经了解坑点和套路在哪里,将成本控制在五六万元,而两次装修的最终效果并没有太大差别。

​​​​​​​“不计成本的完美主义,有时是有害的。有朋友在装修上砸了十几二十万元,花时间和精力去打磨那些圆拱形的门,挑选摆放在店里的瓷器。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开店的人一定要有成本意识,要计算投入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以及能否回本。”

去年10月,隔壁店铺倒闭,六零考虑许久决定接手,将两家铺面打通。今年年初,六零的采耳店已经排在美团的广州采耳店销量榜榜首。但对于现阶段的六零来说,采耳店并不是她的生活重心,她还在尝试做远程职业,尝试运营个人的自媒体账号。

一次成功的创业经历,除了现实的收入增加之外,更大的意义或许在于让她跳出了一个巨大的系统。

“我的人生好像突然间有了许多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上班这一条路。以前我总是很焦虑,害怕部门变动,担心被裁。但跳出来后,我发现世界上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你的一个位置的。”

创业,这几年真的太难了,拳击冠军也不例外

“经过这 7 年的创业,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贵州的房子卖了,上海的房子卖了,美国房子也卖了,我们又回到了原始那个状态。”

我看了邹市明和冉莹颖的那个访问,本以为邹市明创业选的是不相关的行业,付的是不懂的学费,但没想到做的是老本行,拳击项目,主要是商业赛事和学校推广。

邹市明,这种 IP 这么大的,普通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做老本行,都赔的不要不要的,再想想其他人,那不就更难了。

创业,这几年真的太难了,拳击冠军也不例外。

体育明星创业,目前看成功的真的屈指可数,李宁可能只是偶然的一个。

公司 B 轮融了 3 千万,最后烧完,公司解散。

这期间没赚到啥钱,朋友许诺的 20 来万也没给他。

老哥遂入职大厂当程序员,干了 6 年以后长这样:

失业以后,本以为可以开启一段惬意生活,结果第二天他爸妈就开始添堵,觉得工作一没,人就废了,搁微信上好一顿作,成宿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哭 —— 不是老哥,是他爸妈。

来自老婆的压力也不小,被裁之后的几天小吵不断,最后老哥被迫跑路,回老家浴池回血,搁洗浴中心住下了 —— 这很东北。

老哥的老婆,也是东北人,金融行业从业者,人在金融街上班,估计收入也不错,有孩子。

互联网大厂 + 金融行业,太典了!搁几年前谁看了不得说一声牛逼!

2021 年,两个行业的周期顶峰,老哥家在北三环买了一套东西朝向手枪户型 56 平老破小,总价 500 万,4.8% 的利息,月供 1.8 万。

单元门一打开,迎面就是半人高的垃圾堆,都是邻居大爷捡破烂攒的,放楼道里,警察来了好几次也管不了,老破小物业约等于狗屁。没辙!

老哥失业以后,家里被月供搞的压力很大,一直想卖房子,前阵子有人出价 400 万,多一分没有。老哥想到房子亏了 100 万,没舍得卖。

现在全靠妻子一个人的收入还贷养家,而且金融行业今年啥德行也无需多言,女方压力也大,大小吵架不断,摔碗摔手机,动手挠人,催着找工作。老哥后来干脆自己搬出去住了。失业第 82 天时,被下了 OKR,找不着工作就离婚。

失业三个多月,老哥一直在海投简历,北京的,东北的,不好找!

北京比他年轻的大厂离职程序员有的是,35 岁以上就是高龄码农。

往东北找吧,面了几个本地大企业,主要是工资给得太低了,最高 1.3 万,没年终奖。

老哥目前有几大痛点:

一是城市选择问题,想回长春买个大平层住,一辈子没住过大房子,算是心愿了。但老婆就想留在北京上海成都,因为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关键俩人还没有北京户口,拼积分再过 10 年也轮不到。

二是老哥爹妈身体问题,七十多岁了,多少有点毛病,北漂时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孙辈,老哥想全家搬回东北,离两边父母都近,长春沈阳找个工作,买个大房子,这不挺好嘛。

三是房子的问题,21 年高点上车,浮亏 100 万,月供 1 万 8,想想就闹心。合计用赔偿款提前还贷吧,银行说得排队等 1 个半月,老哥想拿这钱去超短线,被网友们给劝住了。

四是工作问题,真不好找,仨月了还没找到。期间甚至违背誓言去干了外包,团队 3 周赚 50 万,老哥干 4 天赚 1200。没收入,就没办法履行家庭财务责任。

最后就是家庭关系,老哥 86 年,妻子 93 年,能感觉出来老哥挺忍让的,女方也不容易,被裁三个月,吵架就没断过。

老哥发的抖音,越往后状态越差,最后去医院了,说自己抑郁。咋办呢?不面试不投简历不看书,心情就好,一回老家看看烟火气,和发小喝酒唱歌,状态就好。

老哥的视频就更新到这,未完待续。

故事二

主人公我认识,来录过一期面基,我就不播放节目了,感兴趣自己去找。

这位老哥也是 80 后,早年也拿过融资创过业,失败以后进大厂,干到高 P。

2020 年美联储大放水,老哥在美股上赚了不少钱,信心十足。

2022 年开始买「3 倍做多纳指 ETF」,买的很多,这钱是准备给孩子买学区房的首付,房子已经定了,2023 年要过户。

但是 22 年正好是美联储加息风暴,纳指跌幅还行,但是 * 3 倍就很痛了。2023 年初学区房要交钱了,老哥认赔 100W 割肉,转头拿这钱买了学区房。

2023 年至今,北京楼市啥样我不说大家也能猜个大概。

而更痛的来了,同期,3 倍做多纳指 ETF 涨了 4 倍…

故事讲完了,2023 年我一直忙播客更新,也没太关注老哥近况。

总结

其实也没啥想总结的,真的。

反正大家就当心理按摩了吧,这篇昨天发好了,今天股市大涨,估计你们心情也还不错。

重视安全边际这些话我也懒得说了,都不傻,都懂。

反倒是更想劝大家,真的,重视下家庭生活,把日子过好,别为了财富、成功、投资、工作太过异化自己。

经营好家庭关系,尤其是自己能影响的那部分。

最后硬上一下价值:

家庭财务责任就像中年人身上的一道枷锁,要是真觉得背不起,就别背了,反正不背的人有大把。

其实我内心还是觉得,有余力的,还是应该背一下。

其实所有事,不是关你屁事,就是关我屁事。啥都别劝!闭嘴就是中年男人最好的医美。

看了太多中产和中年的故事,其实每个人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经历过的那点时代性。

但我觉得,每个人最伟大的部分,是能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祝大家都能自洽乐呵一点儿~

我是 2017 年在一个老红军的生日宴上认识张永利的。那时候他还是 “张总”。他递给我的金黄色金属名片四周,有着镂空的祥云雕刻。名片上的文字则是另一种黄色,“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两部手机号尾数一个 11111,另一个是 55555。

那一次,他穿着灰色戗驳领双排扣西装,系着彩虹色领带。他转身时,我瞥到了他的爱马仕腰带,“您这腰带不错,是向恒大许总致敬吗?” 他听后大笑,“还是记者会说话,致敬这词儿用得好。” 那之后,除了逢年过节的微信问候外,我们鲜有联系。

张永利入局房地产是在 2015 年前后。

当时,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从趋冷到回暖的转折点,“3・30 新政策”、降息降准、地方解除限购…… 一系列政策释放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信号,房价开始回升。

由于房价回升太快,当年 12 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化解房地产库存” 列为 2016 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这是 20 多年来,该会议首次直接 “喊话” 鼓励开发商降价。但泼天的房价根本刹不住车,2016 年北京北四环附近某小区的二手房,三个月内报价从 800 万飙到 1200 万。

彼时的张永利和 3 个朋友共同拿出两亿元,在一个省会城市成立了地产公司。其中,张永利投入了此前从矿产挣下的 1.5 个亿,属于出资最多者,理所当然成了董事长。在此之前,他从未涉足过地产行业,只知道这行来钱快。

他的两个合伙人此前都从事房地产。他们告诉我,和张永利是在饭局上认识的,也找他拆借过资金,觉得张永利 “很实在”,这才拉着他一起入了地产局。

父母不同意张永利的决定,妻子吴秀华也提出反对。在他们看来,一家人衣食无忧,何必涉足一个风险大且并不熟悉的行业呢?张永利则铁了心要做。

他在当地买了两层写字楼当办公室,总共 2000 多平米。这其中,他一个人就占了半层,仅是一扇金黄色的防盗门厚度就有 60 厘米厚,房间内酒吧、练歌房、麻将室、台球厅、高级套房、室内高尔夫等一应俱全。

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是给一个地级市做城中村改造。具体来说,就是将城中村拆迁后,腾出的 100 亩地皮,一部分建回迁房,一部分建商品房。由于张永利的地产公司在省城成立,他去地级市搞开发,属于被招商引资过去的。当地领导承诺说,开发商负责拆迁安置,政府负责搞定土地招拍挂。

初涉房地产行业的张永利有些拿不准,他问领导,“招拍挂不是有不确定性吗?” 领导打着保票,既然把你招来了,就有办法让你拿地。

项目真正启动起来,张永利意识到,开发房地产确实得投入很多。例如,领导让他们负责的 “拆迁安置”,得由开发商出资给村民盖房子,且交房时是简装状态。他们做了个预算,算上拿地,整个项目投入不会低于 10 亿,利润大概有 2 亿左右。

张永利这才发现,早年开矿挣的那些钱,在房地产行业,扔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但排场总要摆足。2017 年,他花 300 多万买了辆迈巴赫 S600,以每月 3 万元的价格雇了一个叫刘普的退伍军人当司机。刘普在部队给领导开车,“很懂事”—— 张永利上下车,他会自觉地开关门;下雨时,会在张总下车前举着伞候在外面。他还有着一个司机最基本的素养,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会将张永利的任何秘密走漏出去。

起初,张永利想用自有资金搞开发,两个合伙人笑话他,说哪有开发房地产自己掏钱的,出去融资就可以。其中一个人教育他,“房子不是房子,是金融产品。”

当时,张永利觉得有道理,“我把自己的钱投到地产的话,其他生意可能会转不动了。何况,大多开发商都是玩空手套白狼。” 接着,他和两位合伙人开始谋划前融。所谓前融,就是房地产开发前的融资。这个时候,因为还没取得土地,他们无法获得银行的低成本资金。一般情况下,只能找其他机构。

凭借原本还算雄厚的资金,没费多少力气,一家信托机构愿意给他们融 3 个亿。在做了三方担保、资产质押等手续后,这笔钱到了张永利这边。此后,三人又通过其他方式,总共融到 8 个亿。

钱到手后,就开始拿地。拿地过程像是演戏,张永利记得,有人找了几个地产公司参与了这场假竞拍,地块最终毫无疑问地由张永利的公司竞得。那块 100 亩的土地,每亩 700 万,光土地就花了 7 个亿。拿下土地证,张永利赶紧安排人去银行贷款,还掉了部分前融资金。紧接着,回迁房和商品房同时开工。达到预售条件后,房子开始预售。收回来的钱,用来还银行的贷款本息。

就这样,张永利参与的第一个地产项目,进行得还算顺利。

他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他的办公室成了领导们的 “后花园”。有领导一开始不敢去,路上就嘀咕,能不能不去,合不合适。去过一次后,带着醉意问张永利:“张总,以后我还能来吗?” 张永利通常的回答是,这儿以后就是您家,“我给您在密码锁录个指纹”。

也有人为了避嫌,坚持不上楼,张永利就把他们带到那家会所。所谓的会所,其实是一家没挂牌的 “茶社”,但平时不卖茶。它只有四个包间,每间约一百平米,分别用梅兰竹菊命名。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张直径超过三米的硕大红木餐桌,桌子外沿刻着九龙戏珠。房间一侧的墙壁上都挂着四米多长的山水画,落款是中国当代国画艺术大师关山月,真伪难辨。张永利最喜欢一个叫 “兰亭” 的房间,他觉得 “兰” 是 “君子兰”,意味着和他吃饭的人都是君子。每次来会所,张永利和他的君子们,不算酒水,仅用餐花费就在万元以上。

低调又懂事的张永利深得领导们喜欢,后者不仅在项目上给他关照,张永利的父母去世时。还有领导带队去他老家吊唁、送花圈,让他赚足了面子。

凭借和领导的关系,公司在首个项目没完成的情况下,又同步在某市下辖的 3 个县里搞起地产开发,每个县做了一个楼盘。张永利也便坐着他的迈巴赫 S600,穿梭在这座城市和他的四个项目中。车子带给他的安全感,微妙而确切。

第一桶金

张永利一直喜欢车,他接触车的时间也比别人都早。

由于父亲早年是一家国营机械厂厂长,厂里给配了 “吉普 212” 汽车。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别说家属院里有辆轿车很新鲜,就连在大街上,轿车也算稀罕物。

张永利幻想着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 每次下车,总会有司机在一旁开门。

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对他很看重,一直希望他能读更多的书,“继承” 厂长的位置。但张永利对上学没兴趣,初中刚毕业,他就不读了。通过父亲的运作,他进了机械厂,并在 3 年内,从一线工人干到了科长。在父亲的庇护下,他拥有司机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

雷声隐隐,未知来临,1990 年刚过,厂子的生意肉眼可见差了起来。

工人们陆续下岗,哪怕厂长的儿子也未能幸免。1998 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告诉他,厂子要被重组改制。父亲劝张永利买断工龄,另谋出路。至于这位厂长本人,也很快退休,那辆吉普车被收了回去。

28 岁的张永利没时间沉沦,更没时间躺平。他见过世面,脑子也活泛,1999 年,他决定跟人合伙开矿。

上个世纪 90 年代,矿产炙手可热。坊间时有传闻,只要矿上不出事,一年少则赚几百万,多则几千万都不算难事。尽管官方对矿产开采有着严格规定,但很多人甘愿冒险违法开采,张永利就是其中之一。

“啥证都没,手里有人就可以。” 张永利说的 “人”,是指年轻的打手。

他参与的铁矿位于一个山区县,算上他一共 5 个合伙人。最初做这件事时,每人拿出了 100 万元。张永利那部分钱,是找父亲借的。出身还算优渥的张永利知道门面的重要性。为了装门面,他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并从老家找了个亲戚给他当司机。

由于没有证件,他们只能在下午六点之后开采,一直干到次日早上六点。

噪杂的开采声和轰隆隆的卡车声,难免招致周围村民的举报。但凡有举报,矿主们会先安排人去送钱。送钱不好使,打手就会上门拜访。

“老百姓很好对付,有关部门才难对付。” 张永利讲起挣第一桶金的经过,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因为我们没证,有关部门三天两头找过来。他们也不进门,保安通报一声,我赶紧下去接待。” 他谙熟 “接待 “流程 —— 先喊哥,再递烟,数数来了几个人,每人送上 1000 元。“哥哥们” 也都给面子,说是除了国家大型会议、活动期间不能开采,其他时间都可以动工。

开矿的利润有多大?张永利大致算了一下,按照当时铁矿价格,每吨能卖 160 元左右;他们改装的重型卡车,每车最多能拉五六十吨。这意味着,单车大概卖一万块,利润三四千元。每晚一般能拉几十车,基本上一个晚上赚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

30 岁的张永利迅速挣到了人生第一个 100 万,成了 “张老板”。他的车子也从帕萨特换成了奥迪、奔驰、悍马,司机从 1 人变成 3 人。但比起 “张老板”,他更愿意被叫做 “张总”。

几年后,随着国家对非法开采的打击力度加强,他们的风险越来越大。害怕出事,张永利提前退出铁矿开采,并办了正经手续,独资开采起了硅石矿(玻璃原料)。硅石生意比铁矿更好,他先后做了三个硅石矿。到了后期,张永利又买了两个金矿,并投资了几座私人加油站、十几个大药房以及几十间商铺等。

2015 年,张永利 44 岁那年,总资产已经超过了 20 亿。他买了三个独栋别墅,11 套 200 平米以上的房子,分布在不同城市。

对彼时的张永利来说,钱只是个数字,是个抽象的概念。他喝着每克 100 多元的岩茶和茅台年份酒,宴请着一拨又一拨的领导。与此同时,他也惦记着扩大生意门类,挣更多的钱。而彼时可以用 “疯狂” 二字形容的房地产,成了他的首选。

还债

开矿时的好运气似乎没能转移到房地产身上。

搞了四五年开发,张永利的四个地产项目中,位于市区的那个总算搞完了,房子卖得也还不错。可公司会计一算账,根本没达到预期 2 亿左右的利润,甚至连 1 亿都没有。

“比如,一万一平方米的销售价格,大几千块是土地费,小几千是前期报建、税费,以及其他费用,再加上销售、管理等成本,最终算下来,每平米赚不了多少钱。” 张永利愈发觉得房地产对他来说像是玄学,看着赚钱,其实没赚多少。他也慢慢理解了合伙人之前告诉他的,“房子不是房子,是金融产品。”

还有三个项目压在手里,导致他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那些年,张永利几乎天天在找钱、还钱。公司外债长期处于 10 亿左右。有关钱的问题上,两个合伙人透露,虽然他们也出过力,但筹来的资金可以忽略不计。“实在” 的张总倒也没过分要求过他们。

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做生意就像是玩 “叠叠乐” 的生存游戏,下方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撼动原本摇摇欲坠的结构,而个人的作用在此时显得微不足道。

张永利的危机是从 2020 年开始的。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 2020 年市场总结及 2021 年趋势展望报告》显示,2020 年一季度,在疫情冲击下,新建商品住宅市场交易量明显缩减。张永利分布在三个县里的项目,也多少受到影响。

售楼部大门紧闭,没人买房子,二手房也卖不出去。张永利公司此前 “拆东墙补西墙” 的融资模式被打破,三个已完成的主体项目很快停工,整体销售量也只有五分之一左右。停工,意味着失去了盘活资金的能力,只能被市场宰割。他想过靠手里其他项目去救地产,可担心风险太大,不敢拆借太多。

紧接着是催收。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催收,来自某担保公司,本息加起来共 1.8 亿。张永利的第一反应是,用其他生意的钱来应急,但很快又想到,这笔钱付出去后,自己可能就身无分文了。他决定拖。

拖下去的后果,就是这家担保公司起诉了张永利。很快,信托、私募、银行也来催收了。张永利公司欠下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等,加起来共有 12 亿左右。当律师函、催收函等纷至沓来的时候,他开始将硅石矿、加油站全部出手或易主。

下一拨来讨债的是建筑商、承包商和劳务方。此时,张永利开始变卖名下大部分不动产和车子。卖掉几乎所有家当后,他提出离婚。站在民政局门口,吴秀华冷静地说,“孩子跟我过,其他的,你自求多福吧。” 最终,张永利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了一套 200 多平米的住宅。

“他太能折腾了。” 对于这段婚姻,吴秀华的解释是,张永利不管有钱还是没钱的时候,都很少回家,两人更是早已没了感情,“家对他来说,只是旅馆。离了反倒轻松。”

忍痛将最后两个金矿出手后,他勉强还清了债务。

实际上,相比债务,张永利更大的压力来自买房者。三个停工小区共涉及 1000 多户业主。他们出了钱又住不上房,积蓄已久的愤怒足以将张永利吞噬。业主们先是堵售楼部,后来又去堵政府大门。每到这时,张永利和合伙人就会被有关部门叫去拿解决方案。所谓方案,就是找钱复工。三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找不来钱,就随意给业主们承诺复工时间。

到了时间没复工,业主们再去堵门,如此循环往复。

“没办法,就拖着。” 张永利没有钱,也没有复工的能力。他甚至没有了从前的光鲜和傲气 —— 他摘下江诗丹顿手表,戴上 200 多元的小米手环;卖掉迈巴赫,换上二手哈弗 H6。他辞掉了月薪 3 万的刘普,又把那个豪华办公室卖出去筹钱。

没有房子住,他就去租房,也想着能躲躲那些业主。但业主们没放过张永利,他们偷偷在他的车上装定位,隔三差五往车上扔粪便。有几次,张永利打电话报警。警察每次出警都表示,一定会调查,但再没下文。

警察的态度倒是让张永利很受用,他们管他叫 “张总”。这个称呼,他过去天天听,自从成了 “无良开放商” 后,几乎没人这么称呼他了。从前时常 “泡” 在他办公室的领导们开始管他叫 “小张”“张”,业主们则叫他 “骗子”“张骗子”“张无良”。

到了 2022 年,张永利终于因为一些官方政策,得以让项目顺利复工。由于三个项目的主体早已完成,复工一年后,基本达到入住条件。

张永利心里最大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这时的他没有什么大的欠债,但也一无所有了。

“张师傅”

50 来岁的张永利没了 20 多岁时的心气。他想过东山再起,但把足疗店、采耳店考察一圈后,都放弃了。那些投资对此时的他来说都太大,他拿不出钱。

“张哥,要不你也开专车吧。跑得好的话,每个月能挣一万元。” 失去那份月薪 3 万元的工作后,刘普到省城当起了专车司机,他对张永利的称呼也从 “张总” 变成了 “张哥”。

这一万元,放在以前,对张永利来说就是一顿饭。可现在,意味着可以生活下去。

他决定接受这个建议。2023 年 10 月,张永利回到省城。

省城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 他的地产公司注册地在这里,交际圈子也在这里。但这一次,他成了最底层的打工者。他在开发区一个相对偏远的小区租了一室一厅,每月租金 1400 元,距离刘普租住的房子相隔几十米。

刘普告诉我,之所以帮张永利,是因为 “张总” 早年对他不错。更何况,他并没有像一些开发商那样,交不上房就直接跑路,“已经很有良心了”。

成为专车司机不难。先下载专用平台,按步骤操作后,留下自己的电话。很快,区域客服与张永利联系,通知他到一家合作的汽车租赁公司培训。培训内容以科目一为主,同时也涵盖了辖区内旅游景点分布等。

完成培训,再通过考试,张永利取得了开网约车资格。直到这时,他才被要求买车。

平台对专车要求是 B 级轿车(车身轴距在 2.7 米至 3.0 米之间),价格一般在 15 万元以上,且必须是新能源。张永利看中了一辆比亚迪,落地价 24 万多元 —— 此前,他极少开这么便宜的车。

张永利手里只有 3 万元现金。他鼓足勇气找到当时一个开矿的朋友,提出借 30 万。朋友问他做什么,他说去开网约车。朋友没再接话,直接让张永利发个定位给他。很快,朋友开车给他送了 30 万元现金过来,借条都没打。

“不怕我还不了?” 张永利开着玩笑。对方表示,“大家都是朋友,你帮了我很多。要真还不了,我就当丢了一块手表。这事你心里记得就可以。”

2023 年 11 月,张永利正式成了专车司机。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露着半截方向盘的照片,配文是 “为了生活,我也可以当司机”。坐在比亚迪里,他偶尔也会怀念迈巴赫,“一进迈巴赫,觉得自己是大佬。一进比亚迪,就觉得自己是司机师傅。”

这次再见面,我问起了他的 “许总腰带”,他大笑,“早不知道去哪了,晦气。”

开专车,公司要求穿正装,对衣服品牌和质量没要求,但领带得买公司的,15 元一条。张永利想省些钱,他从衣柜里翻出一身曾经定制的西装,上衣和裤子加起来 2 万多元。

刘普告诉他,如果想月入一万元,每天至少得跑 12 个小时。于是每天早上六点多,张永利就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出门 —— 以前做开发商的时候,这个时段他甚至还没有睡熟。

接第一单时,张永利有些紧张。他在家反复练习着那句,“您好,欢迎乘坐 XX 专车。” 快到目的地时,又下意识看看肩头有没有掉头皮屑和碎发,生怕给对方留下不好印象。

那之后,“张总” 变成了 “张师傅”。每次乘客上下车,他都会毕恭毕敬地站在车子右侧,给乘客开门。下雨时,自己先冒雨跑出来,给乘客打伞。按照公司要求,除了和行程有关的话之外,司机不能主动和乘客搭话。

他对钱重新有了概念。按照张永利的说法,专车因为价格高,单子没那么多,一天 12 个小时能接十几单,就很不错了。预约单的价格要高些,所以他会努力接一些预约的单子。一般情况下,平台对每单车费的提成是 20% 左右。虽说车费实时到账,但每周只有固定一天能提现,一个月能提四次现。

头两个月,因为经验不足,他每月收入六七千元。刘普给他传授经验,告诉他接单的黄金时间和地点后,张永利的收入总算稳定在了一万左右。实在没单子的时候,他和刘普就把车一前一后停下,站在路边抽烟 —— 担心会被乘客投诉有异味,他从来不在车里抽烟,甚至连葱蒜都不敢吃。一旦被投诉几次,司机就会从全时段接单,变成分时段接单,生意直接受到影响。

也会有房地产老板打到他的车。张永利恪守着不搭话的原则,有一次,他听到乘客对着电话那头说,“现在真没钱,你弄死我也没钱”,他踩着油门,心里偷笑。

一段时间过后,张永利觉得,这样的日子安静又简单,倒也还惬意。除了刘普,他又认识了几个司机,收车后,偶尔聚餐。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是做什么的,大家聊的最多的话题,除了孩子,就是房子。

不久前,一些城市下调房产利率和首付,饭桌上,有人提起,“以前买房子真是亏大了,你说那些开发商,咋心那么黑?” 张永利没接话,只是大口嗦食着眼前那碗西红柿鸡蛋面。

他的内心仍然焦灼 —— 他在等着房价涨起来的那天,也还准备靠着那些没卖完的房子翻身。一时半会儿翻不了身,就意味着他得继续开车。按照平台规则,专车只能开 6 年。6 年后,要么换车,要么转为快车,“我今年 53 岁,再开 5 年,到时候 58 岁。” 张永利觉得,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即便还想开车,年龄和身体也不允许了。

他偶尔也担心遇到熟人。2024 年春节前,一个衣着考究的男人上了车。没几分钟,乘客突然开口,“你这大老板来体验生活了?”

张永利吃了一惊,打量对方半天,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乘客说,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一眼看出张永利这套西装是定制的,价格不菲,以为他是来体验生活的大老板。那天晚上 7 点收了车,张永利跑到批发市场,花 400 元钱买了一套劣质西装。那套定制西装,被他挂到柜子最深处,至今没有拿出来。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所涉均为化名)

当下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但有些人可能活得更不容易。

自己就是写作者的张畅说:

偶然得知,身边好多从事文化产业的朋友都失业了,大多是年龄30+/40+,经验丰富,学历高,专业很强的。一般的原因都是公司为了节约开支,裁掉用人成本高的,用更便宜、不需要缴纳五险一金的实习生/外包来替换。不少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都转行去做留学文案、旅行代理、游学、视频平台的博主了。

会不会在经济下行、文化产业不断边缘化的时期,专业、经验、行业资源、个人能力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力便宜、性价比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硕士/博士学位除了能拖延找工作的时间,学位本身已不再重要,太好的背景反而会让用人单位更疑虑。我们会不会终将进入一个更加严苛的“用之即弃”、不断更迭、将人工具化、劳动力低廉化的阶段……

这番话很容易让我代入,因为我本人的遭遇正是如此:年过不惑,四年来三度失业,原本二十多年赖以谋生的专业技能差不多已经一文不值,虽然还能写点东西,但无论是媒体约稿还是自媒体创作,论收入都是不稳定的。要活得好,谈何容易。

有一位“一滩青梅酱”,在做了一年多小红书博主后,结合自己的感悟和两期播客的内容,在豆瓣上发了一篇《想做自媒体的,我来劝退你》,总结了很多辛酸的经验之谈:

  1. 做优质内容≠能赚到钱。如果只是想赚快钱,可以放弃做内容了,去研究各类目标人群、直播带货话术等等会更合适。
  2. 优质内容所筛选出的粉丝,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想法、有审美,所以会更加挑剔。想让足够清醒和理智的人为你付费,比忽悠傻子要难得多。
  3. 如果你的粉丝都很理智,那你不仅是赚钱难,还很容易跌落神坛,因为他们是真的会动脑子、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骂你大笨蛋。
  4. 赚钱的最佳目标:人傻、钱多、声音小,这三样至少得占一样。某些群体一样不占,但做下沉市场的话,三样就全占了。
  5. 你喜欢看什么,平台就给你推什么,同时push博主继续生产同样的“爆款”,直到这个话题充满了垃圾和抄袭。作为博主,不可能不被爆款的流量所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垃圾生产者。
  6. 所谓“莫名其妙火了”,都是小概率事件。平台上会火什么话题,平台是有能力决定的,而且平台一定会把这个权力掌控在自己手里,不会下放。
  7. 那些很“纯粹”的博主,大概率就两个结果:*缺乏足够强的正反馈,做段时间就不做了;*一直在做,但不愿迎合流量,所以不会被人看到.
  8. 想靠自媒体“轻松赚钱”的可以洗洗睡了。互联网流量的分配,堪比现实中资源的分配——并不是足够努力、足够诚恳、足够干货,就能得到相应回报。普通人“逆天改命”的机会真的很少。大部分鼓吹自媒体的人都是卖课的,毕竟自媒体看起来门槛低且上限高,但,有这样的好事?

她的结论是:既要形象又想赚钱是极难的;并不是有了流量就万事大吉,更不要为了流量去迎合平台规则,“最差的情况是:平台用流量引诱你做什么,你就傻傻地去做什么,这样既赚不到钱,也没有乐趣,纯粹是给平台白打工了。”

类似的观点看过很多,有的甚至我自己也苦笑之余颇有共鸣,但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一种反市场的观点:这个“市场”至少目前很糟糕,劣币驱逐良币,洁身自好者无法胜出,而读者之所以付费则只是被“忽悠”了,因而那些“人傻钱多”的下沉市场是赚钱的最好目标。

至于幕后的平台,按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也往往谈不上筛选、推送优质内容(前两天腾讯和字节跳动高管还互骂对方都是在“喂猪食”),只是无情地操纵流量,利用创作者,迎合庸众,从中牟利。

平心而论,这里的一些控诉是情理之常:曲高必然和寡,流行音乐的受众肯定比古典音乐多;一篇2万字的学术论文,哪怕写得再好,在自媒体平台上,且不说得到多少阅读量和赞赏了,能耐心看完的人都不会太多。这一点无论在哪里、甚至哪个时代都一样,没有什么市场规则能确保严肃内容一定更受欢迎。

但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是当下的现实:鱼龙混杂,众声喧哗,陷阱很多,而那些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文化创作者,与其说是个人英雄,倒不如说是卖艺谋生的个体劳动者,过着一种毫无保障的动荡生活。

说这些至少有助于祛魅,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看清现实,别一头栽进去,费时费力还不自知。不合理的规则或现实当然需要反思,但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我一直说,“还是要做事”。

亡友张晖在很多年前曾对我说过:“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这话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

我们应该想的,不是认同这个现实,而是如何改变它——比如,不吝去支持那些值得支持的人。这种支持未必是赞赏,也可以是任何方式:点赞、点在看、转发、推荐、讨论,如此等等。

写这个公众号四年多了,我从来没要读者“一键三连”,倒也不是我多清高,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开这个口,愿意的人自会愿意。不过这两年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尽力去支持那些同道中人,转载、推荐,我相信人与人联结的力量。

当下的自媒体环境,确实“输出情绪”才有最多流量,理性的声音很难占上风,但只有坚持不懈地去说,才能开辟出一点空间,新的一批公众才有可能逐渐成形。

这能有多大效果且不论,但重要的是值得去做。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有朝一日这世界变成我们不想要的样子时,我们就没有权利抱怨,因为我们自己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