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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整改方案,就表示学校认为他这三门课都教失败了 —— 要是你教得成功,为什么不及格的学生那么多?蔡老师也很生气,写了个帖子,意思是,我是不行,你们另请高明吧。他还举了例子,有一道题问《孔雀东南飞》的男女主人公,答对的学生不到一半。他说,难道我以后考试,就让大家默写《静夜思》吗?

我转这条帖子,发了个朋友圈:“教高校学生还真不如把想教的东西放在网上,谁想学谁自己来学。要是我出考试题,能考 30 分的都是优秀学生。当然,像我这样的人在高校里是绝对混不下去的。学生水是正常现象,不水反而不正常。”

我非常理解蔡老师。又想,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该怎么做呢?我可能会把试卷出成选答题。先来 60 分的压惊题,默写 “床前明月光”“锄禾日当午”“一去二三里”“白日依山尽”,题目全从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找。再出两道符合我对普通学生期待的题目,80 分。最后,出一两道能真正体现高水平的题目,每道 100 分。这样,卷面是 240 分,学生只需要任选其中某些部分做就可以了。

如果学生真的对课没兴趣,不要紧,“锄禾日当午” 你会不会?再不济,我出 20 以内加减法。如果及格率还不够,学校让我写说明,我把不及格的试卷拿给学校看,甚至晒到网上,连同小学一年级的课本。“锄禾日当午” 你及格不了,应该不应该?

有人说,这会不会对认真的学生不公平?不会啊。如果你觉得让你答 “锄禾日当午” 是对你大学生身份的侮辱,你完全可以跳过第一部分,只答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答得足够好,你可以考到 80 分。但你只答第一部分,最多考 60 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优秀的学生,可以连第二部分都放弃,只从第三部分选一题答。如果你不是瞎蒙,第三部分任意一题,只要你答得不是太离谱,能答对一半,我直接给你满分。这样的学生应该得到鼓励。

我这样做的初衷是,鼓励好学生,鼓励真正愿意学习这门课的学生。但对没兴趣的学生,我不勉强,放你们过。而且,既然是放水,那就让学生知道自己在这门课上的到底有多水,这也是一种合适的教育。

在高校里,不仅学生怕挂科,老师也怕。挂科的学生多,学校就会认为老师水平不行。因为老师怕,学生反而放心大胆地不学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大部分课程真是一塌糊涂,有些垃圾得要死。有个教授博导,开一门课,一大半时间是让博士生上,他上的少数几节,是在课堂上给学生放他在加拿大访学时到处旅游的照片。

还有的课程,是老师让学生分成小组,轮流上讲台汇报,汇报完,课也就结束了。考试基本上是交论文。大部分学生的课程论文都是网上抄。我那时候真是傻,傻不拉几地去图书馆查各种资料,花费了十多倍的时间写了一篇,结果没有人家随便抄的分数高。但这种经历也让我长了教训,让我明白,老实干活在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你不要以为老师和学校告诉你的规则就是真正的规则,那些只是表面文章。

有个本科老师,第一节课就严禁同学在课堂上开手机。他说,“我自己的手机,上课绝对不开,我希望你们也一样。” 就因为这一句话,我对这个老师心生敬意,打算认认真真学他的课,考个高分,虽然我根本不知道那门课有什么用(现在知道了,确实没用,如果拿学分不算的话)。但我实在没想到,没过几节,他就开启了轮流汇报的模式,扔给大家一本电子书,让同学分组翻译,依次汇报。我不知道那本书由学生翻译之后,他会不会拿去出版。我那时候只是大二,英语四级还没考,根本看不懂书上说的都是啥,但也借着百度翻译前言不搭后语地翻完了。其中不太会翻的句子,有些干脆直接略过。我绝不是特例,大家的英语水平都这样。如果那本书最后以他的名义出版,译者写着他的名字,我也完全不奇怪。所以去年我看到华中农业大学黄某若是怎样让学生从图书馆里抄别的书拼成教材,我一点都不奇怪。很多时候,这不就是常规操作、基本操作吗?

我刚才想说的 “实在没想到的” 还不是轮流汇报,而是学生刚开始轮流汇报的时候,他就坐在第一排靠门的位置,上课没多久,他的手机就响了,他赶紧跑出去接。接完回来,学生继续汇报,没一会儿,他手机又响了,他又出去接。第三次出去接完电话,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跟学生解释:“商务要出我的一本书。” 意思是,有必要慎重对待。

我们当时还有个专业英语老师,是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海归。他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的只有两点(这已经超过了所有本科专业课,但没超过微积分等数学课):一点是,老外比中国人更显老,老外超过六十就像老头了,中国人到七十岁还不显老,但老外老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显老,而中国的老头会一直老下去,超过老外。另一点是:苏格兰人穿短群是不穿底裤的。

这两点虽然和专业关系不大(我的本科专业是规划),但我觉得多讲这些还好,起码还能记住,专业知识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除了课程内容,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上,他对大家说了一句话:你们有谁想出国留学的,可以告诉我,我会让你们成绩高一点。那个老师很适应体制,没过几年就当上了 985 学校的院长,已经是领域内重量级人物了。他带的第一个学生是我当时的室友,现在也是领域内有分量的学者,职称和职务早超过了当时教我们的一些老师。

所以我回过头来看蔡渊迪老师的帖子,既同情他,又觉得他身上可能还残存着传统人文学者的迂阔。比如他帖子中说:“我当然可以降低考试难度,…… 那学生对于一门课的基本知识要求怎么办?当一个从我们这里毕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面对考研试卷时,他的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知识不过关,影响到升学率、就业率了,怎么办?”

我觉得蔡老师是完全多虑了,而且把自己的课想象得过于重要了。很多人考研要考数学(包括我当时),但我敢说,能考上的人 90% 是在考研之前自学数学或者报了辅导班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大一大二时上过数学公选课。就算一个学生考研要考《古代文学》,你觉得是他按照目标学校的考试大纲和历年试题去复习更重要,还是听你的课更重要?如果说学生不爱学习,那为什么考研辅导班赚那么多钱?你讲的课如果真的对考研大有帮助,要考研的学生难道不来旁听你的课?

如果说学生不考研,要出去工作,你觉得他学习《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有什么用?哪个用人单位招聘时候会问《孔雀东南飞》的男女主人公是谁?知道《孔雀东南飞》的男女主人公,又对一个学生工作能力有多大帮助?这是网上随手一搜就能搜到的,固然有些对文学敏感的人(比如我)在高中时候就记住了,因为无论历史课本还是语文课本上都有,但我完全理解那些上高中没记住或者当时记住后来忘了的人。忘了很正常,因为人家不是学这个的料。对这些东西不敏感,也不像你这么有感情。你学这些,教这些,有学校给你发工资,学生记住焦仲卿、刘兰芝,有谁会给他们发工资?不要以为上过《古代文学》的本科生超过一半记不住《孔雀东南飞》的男女主人公就意味着他们水平不行,如果你有机会去问问国外的汉学家,以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照样有超过一半的人答不出这道题。如果你对此感到惊讶,那你就太不了解行情了。

他们当然绝大多数应该听过《孔雀东南飞》的名字,但未必意味着他们有义务记住其中男女主人公叫什么。记住这两个名字很可能对他们的研究没有任何帮助。比如他是研究明清小说的,忘记焦仲卿的名字真的会对他的研究有任何不利影响吗?如果把这种知识点看成学生有必要记住的东西,恐怕需要反思的是自己。自己的知识结构是不是早就过时了?自己掌握的方法论和肚里的学术地图是不是早已陈旧不堪?但又难以放弃自嗨的情结,认为自己所知道的就是重要的,学生也有必要有义务记住。

其实真不是这样。99% 的学生不会重复你这条人生道路。剩下 1% 复制你的道路的学生,恐怕更加不幸。他们的本科就比不过你,面对更卷的学术体制,他们找不到教职。他们努力去记住搜索引擎和 AI 能够一秒钟给出答案的东西,在未来更像是个笑话。就像在今天去教人打算盘,以为那是数学。

如果我在 16 岁的年纪碰见蔡渊迪这样的老师,很可能会欣赏他,并且成为考出高分的学生之一。我当时的语文老师不是那样。我虽然本科是规划专业,学校也开了半年《大学语文》。任课老师是中文系一个教授,他在课堂上基本上是讲段子,也就是文学掌故,但都是烂大街的那种,比如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和 “不明财主弃,多故病人疏”。那些我在中学时候就都看过,关键是,这种段子非常庸俗。就像写诗的人去写藏头诗。

那时候的我当然谈不上祛魅,总觉得 “大学教授当然是有水平的”,于是怀疑他深藏不露。就在下课后恭恭敬敬走到讲台,说想看看他写的格律诗。他说:“我写的诗啊,就是:我们大家学雷锋,吃饭不要一窝蜂。” 我还愣着,他已经收拾好手提包,夹起来走了。我当然知道他这是开玩笑,但他的不屑和轻佻让我觉得自己完全不被尊重。时隔多年,我当然更能理解他了。这可能也是他被迫的选择。要么那样子,要么像蔡渊迪老师这样。当一个人对待工作过于认真的时候,很容易成为病人。

大学不知道学生很水吗?老师不知道开的很多课对学生没什么用吗?很多老师是知道的。但是,游戏规则下需要这样子,他们适应了。有些事情不值得认真对待,人家也根本不要求你认真对待,你只是自己认真对待也就算了,关键是你强迫学生也认真对待。学生值吗?学生傻吗?学生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的意义和帮助吗?学生是知道的,但老师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

老师当然不是没有智力知道,而是一旦面对这一点,就会觉得自己不值。自己几十年的所学,简直像一堆破烂,没人要,卖不出去。事实是这样子吗?也不全是。世界上总有对你重视的东西感兴趣的人,但高校老师有必要知道,那种人大概率不会刚好出现在你的课堂上。你愿意去寻找的话,更应该去别的地方寻找,而不是在自己能领钱的地方。别人给你钱,是要你按照别人的游戏规则办事。没有必要赋予自己在意的东西过度的崇高意义,高看它往往只是因为自己就会这个。这种崇高感也是很庸俗和廉价的。

一位熟悉宋凯博士人士告诉记者,“因为考核被学校认定为不合格,宋凯从副教授降到讲师岗,薪水待遇也相应降低。尽管学校提到只退还了1万元安家费,但原本承诺的购房补贴,剩下的40%也不再发放了”。

《南京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首聘期考核办法》中规定,科研项目和论文分别占50分,其中若没有完成协议中约定全部项目,项目部分计为0分,而考核的合格线为75分。不合格意味解聘或是降级聘任、不予发放剩余购房补贴,同时按下一层类人才引进待遇退还安家费、购房补贴差额部分。

这样的条款在近年来高校的聘任合同中并不鲜见。社交媒体中,学术青椒自嘲为“对赌协议”。

前述熟悉宋凯人士表示,宋凯老师所在环境工程系实力还比较弱,没有博士点,系里20多位老师每年国自然命中不过一两项,有的年份为0。从履历上讲(北大硕士,UBC博士)宋凯可以说是系里“近十年来引进的最为优秀的人才”,但他2019年入职时已然33岁,青年基金申请窗口短,而面上基金难度高,遂最终国自然没有进项。

这一切都以“自愿”的名义进行。记者收集的一些案例显示,订立合同时人事处轻松道“都会过的,只是走个形式”;正式入职后才发现,科研启动经费报批困难,一旦“分手”还面临追回风险;更有甚者,安家费的赔偿条款延续到了第二聘期,考核不过要求双倍赔偿安家费;服务期10年起步并一延再延。

从某种程度讲,离开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考核不通过降级留任意味着从招生、资金、资源等各方面被边缘,但服务期内主动辞职又面临着动辄几十万高额的违约金。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压抑,充斥着无尽的价值感剥削,不断吞噬年轻学者的职业尊严和成就感”,一位985文科教师在经历聘期解职后写道。

倒赔几十万的科研人员

2023年初,距离中期考核还有11个月,常宁接到就职的大学通知,由于研究“进展缓慢”,他被降薪、停招学生。

同年11月,他决定辞职离开,人事处帮他算了一笔账,在离开前,他需要全额退还学校住房补贴150万。

一过完年,常宁东拼西凑,又问几个朋友借钱,把钱还给学校,才拿到离职文件,“150万的房补,税后我到手115万,但最后连税一起还给学校。” 日前,学校给他打电话,又少算了50万,让其补完,否则不放档案。

2019年,常宁拿到了国家“青年千人”,当时他作为省人才被引进该校不久,对于未来踌躇满志,尽管他需要转换研究方向。“当时我觉得,‘青千’这个所谓小人才称号是一个保障,能够让我去挑战一些新的事情,而我确实也能作出一些东西。”

入职之前,常宁在美国做博后,曾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和Science等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0余篇。回国后,他跟学校签署了聘用协议,服务期8年。

拿到国家“青年千人”后,学校要求他签署一个补充协议,聘期内至少发表1篇nature/science或两篇大子刊,“很多人会说,没人逼你签合同,你自愿的。但实际情况是,你不签补协议,他们就不兑现待遇,而且他们催着你签”。

2022年末,常宁被口头告知,“很可能过不了考核。”随后不久,他因“科研进展缓慢”被要求停招学生,停发津贴。

常宁还未到中期考核,甚至“科研进展缓慢”的评判依据是什么他都未被告知。与他相似,聘期内考核不过之后学校做出惩罚的并非孤例。一位老师在中部某地方高校任职,她告诉记者,中期考核后她被降薪。与此同时,原本作为独立PI的她被撤掉课题组,停止招生,自己和学生都并入其他人组里,研究方向再难由自己控制。

湖南某二本院校的老师反映,该校大量招聘博士,设置了6年两个考核期,考核期没有达标的,退还全部安家费、科研费,甚至包括所谓占编费(2万至4万)。

目前记者所知,一些高校对(可能)无法完成考核的老师做出辞聘、退还钱款、降薪、停止招生等手段。但更残酷的经济赔偿更多发生在教师辞聘纠纷中,其中争议较大的是科研启动经费和违约金等类目。一些高校希望以高昂的“违约金”留住人才,一些被法院酌情减免,一些得到支持。

裁判文书网的一则判决显示,在福建工程学院2022年的一起人事争议中,陈姓老师在入职六个月后提出离职,按照双方约定,服务期内离职则需双倍赔偿所有引进待遇(包括安家费、住房补贴、科研启动费等)。聘用合同签订后,陈老师从学院处领取安家费6万元,住房补贴31万元。2022年9月,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就双方人事争议进行判决,最终陈姓老师需赔偿双倍赔偿该校安家费12万,双倍赔偿住房津贴62万,支付违约赔偿金6万,加上其他需要退还给校方的款项,共计80多万。

在审理过程中,陈老师曾就离职原因做出陈述,因为入职后发现多项与校方叙述不符。比如入职前校方原答应将其安排进入“建筑系”,但最终被分配到“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系”,与校方原来承诺不符,也不利于陈某基于原有学术基础申请国家研究基金。同时,每月薪酬与校方引进人才时承诺不符。

时间回到今年1月,常宁在跟学校人事处确认需退还钱款金额时,“一个老师兴高采烈地跑过来,问我,是不是学校还给过我500万科研经费,按照规定,那个也要退,我说,没有,一分都没给。他们就不吱声了”。

被蹉跎的学术生涯,被摧毁的科研信心

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当初入职时,他们同时押上的还有数年学术训练累积的信心。这些年届30-40岁的科研人员,这一时期原本是他们最有望做出重大科学突破的黄金期。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再忍三年,就可以少赔200万,相当于一年60-70万啊。但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他的黄金时间有多少呢?难道蹉跎了5年还不够吗?”

常宁今年41岁,他告诉记者,入职后,他没有拿到学校给的启动经费和青千的1:1配套经费,“只拿到了一笔钱,科技厅给老大的项目,老大给了我400万,其中200万我用来买设备。在我来之前,这边生化实验室的相关设备不是太行,我算是把生化平台搭起来了。”

他的另一位同事也印证了他们刚入职时现有的硬件并不匹配自己的实验方向,“在他之后陆续引进其他人才,比如高分辨显微镜这些才配置起来。”

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新冠疫情很快到来。由于封校的缘故,学生无法进来做实验;外地的试剂送不进来;因为学校没有相关设备,只能将样本外送检测公司,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内防控,“今天这里封了明天那里封了”,一会儿样品寄不出去,一会检测公司被封控,进展非常缓慢。

2022年底,两个国际团队在生物技术顶刊Nature Biotechnology (NBT)发表了文章,设计与常宁几乎相同,美国纽约大学还申请了国际专利,“所幸我们的专利提交时间早一周。”

科研进展不顺的常宁一度怀疑自己的科研能力,“我看到宋凯的新闻时,特别理解他,甚至当时我自己就很绝望。我明明不是来躺平的,整个五年,除了小孩出生请了一周假,全年无休,周末上班。难道自己真的不适合科研?”

“我之后可能会离开学术界,”40岁的林茵告诉记者。

她刚生育不久,还在哺乳期就接到学校中期考核通知。“按照字面的要求,中期考核期内我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文章和国自然项目,我其实都达到了,原本以为没有问题。”

她一路读博、做博后,一直推迟生育,直到35岁之后,她评估了家庭情况和手里的工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决定要一个孩子。

“结合我读博和做博后的履历,我觉得以过往的能力是可以完成这些要求的。当时我也不了解自己的价值,有点天真,也不觉得要靠这个来挣钱,后来才了解到,我的薪资是最低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疫情和家庭变故纷纷打断了林茵的研究计划,但直到中期考核之前,她还是认为自己能够完成考核任务。

但林茵在考核之后被告知“合格又不合格”,理由是她发表的文章第一单位不是所在学校,而是她此前的任职机构。但这些并未约定在合同里,考核前也都未曾有人告知。

惩罚很快到来,撤课题组、降薪,这些中期考核“失败”的后果也都不在合同里。

相比降薪,撤课题组才是真正的打击,“我再也不是独立PI,我成了大老板手下的二老板,我的研究方向要经过他的衡量,他来定夺我还能不能继续;我的长项被砍掉,因为要向大老板靠拢,为他的方向服务;我想要做的课题,我的经费也不能自由主导,产生哪些需要也由他判断”,这种环境下,她原本的考核任务依然没有变,“我不再是一个独立PI,而他们还要以一个独立PI要求考核我。”

“最近,华侨大学老师孕期被解聘,很多网友留言,说怀孕时间怎么这么巧,为什么不计划好。这些都让我反复自我责备,有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被同情,或者应该推迟一下(考核)。但我又会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看到很多女性科研工作者,做得好的,要么没有家庭羁绊,要么父母和爱人全身心支持,但现在这个困境好像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没有办法抱怨谁。像我领导说的,生孩子是你个人的问题,单位能怎么办?”

“很长一段时间,我上班要正常面对同事,面对学生,回家正常面对小孩,每天只有往返家和学校的路上,宣泄一下,即使这样,也要想着哭一下就好,因为我要小心开车,视线不能模糊。”

对于这些“对赌失败”的科研人员来说,旁人总会轻描淡写地说,可以去工业界,或者去其他学校。一位打算离职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在专业方向固定的情况下,寻找到完全匹配的课题组和高校并不轻松,如果换方向或赛道,势必需要再花时间。而一些地方院校间又有所谓隐形门槛,“不挖兄弟院校墙角”,一些老师如果期待继续发展,必须离开当地。

事实上,对于这些科研人员来说,一段弯路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极大的“试错成本”。制度化压力下,他们的时间表必须严丝合缝,无法松懈。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申请基金、竞逐更高职称,这些都与科研经费、学术资源、声望直接挂钩。一关失利,他们就会在后续的项目和计划申请中陷入劣势,一步慢步步慢,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有人就此永远滑落。

“我换了赛道,如果想拼杰青只剩3年,”常宁跟我说,“再过几年工作都不好找了。”

解释权在学校

从签下聘任合同的那一刻开始,青年教师便步入这个系统性的大网,松紧由人不由己。看似契约自由的背后,实则是无处可逃。

简尘是曾一名985高校文学院的教师,她在2022年被学校的中期考核淘汰出局。让她不满的是“中期考核形式并没有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考核结束一周后,她得知自己拿到了教育部的项目,她以项目和即将出版的著作为筹码询问是否可以留下来,答案是否定,理由是“不符合程序”,但这些成果离该校副教授的要求已不远。当年上会考核的6位文科教师,一半未通过。第二年,该校又举行了一次中期考核,友院的一位老师没有通过,学校趁机提出不解聘而转做博后的方案。

高校除了在入职前签一份合同,有时则会在入职后要求签署另一份补充协议,其中会设置更高的考核要求,如果青椒们拒绝,高校则会拿出第一份合同上面清楚地写着服务期离职的惩罚措施,要求赔偿违约金。碍于可见的惩罚,这样的套路屡试不爽。

合同是套在青椒脖颈间的圈绳,充斥着暧昧不清的模糊地带,而解释权往往归于人事部门,亦或是某位上任领导的临时起意。

一位在某双非高校任职的老师告诉记者,在他的合同中,对于他的考核要求是明确具体的,但对于高校应该给予怎样的支持,只是简单提及“提供资金、场地、人员支持”,当自己组建课题组需要工作人员时,又遇到诸多限制。

“人事处告诉我,要招聘博士,但薪资只能给到四五千,这按当地薪资水平招不到人。我只能降低标准,招本科生,招硕士生,从头培养。在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培训后,工作人员掌握了技术,要求涨薪,我觉得也很合理,但被学院拒绝,也不支持给他们正式编制。他们就流失了,我又没有工作人员了”。

按照常宁和学校的协议,入职后,学校需要提供50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但一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兑现之前承诺的科研经费。

一位2015年入职、工作8年多的浙江省属高校讲师曾在社交平台中分享自己离职的经过。人事部门希望其签署一份补充协议,但她对协议中诸如会不会解聘、要不要赔钱等含混地方要求人事处做出具体解释,对方回应依旧模糊不清。学期结束后人事处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马签署,不签则以考核不达标为由解聘。

该讲师最终也没有签署协议,而是接受不合格结局,用钱赎身。在离职过程中,她曾问人事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写清楚?对方的回复是“很多上会了才能决定,领导一直在换,换了一个领导就是另一套说法”。

多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考核过不过在学校一念之间。如果这一届老师大多没有完成指标,学校出于人员接续的考虑,会提出“延期考核”;如果这届领导比较仁慈,三个省部级课题可以顶一个国课题,但可能下届领导又说不行;横向项目替代也是一种方法,不过金额门槛也在水涨船高,“前几年50万能抵,后来变成100万能抵”。

前述熟悉宋凯人士表示,“像宋老师这种给个基本合格未尝不可,但大环境不好,学校没什么钱,横向更没什么钱,三万五万一二十万顶天了。出于节流的考虑,未来的考核只会越来越严”。就算勉强过了考核,也要接受每年一轮的聘岗考核。“虽然任务没有增加,但拿到的绩效在变少,也是变相增加任务。诸如以往一篇中科院一区论文奖励2万,现在同样的论文奖励不到1万了”。

高校将一轮轮的人才筛选称为“瘦身强体”“人才强校”,是符合高校改革趋势的应有之义。但在“青椒”们看来,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算什么呢?

简尘在离职后依旧不断追问,“这些一路名校博士毕业参与非升即走的勇士都是学生时代的翘楚,如果不是科研做得好,又有那么点学术理想,早就去躺平,根本不会玩这套游戏规则。面对这些对学术有着浓厚兴趣和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回报给他们的是什么呢?”

聘任制改革的未来到底是什么?事实上,高校聘任制改革本是为了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等痼疾,形成相对开放和流动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和基于能力和绩效分配、职务晋升与分流的机制。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在《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轨迹、问题与未来去向》一文中对过去三十多年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了梳理。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短短数年,高校教师规模不断扩大,1981年到1987年,教授规模扩大了4倍,高级职称比例增加了2.5倍,因此出现诸多问题:因为高校教师无聘期限制,教师队伍长期只进不出,出现质量良莠不齐、队伍结构难以优化的问题;二是因为职称的称号性质,一旦获得就具有了终身性,高级职称比例就不断增加,且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考核手段,熬年资等职称现象就日益突出。

基于此,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政府几次将高校人事权放权给高校。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就明确了高校“聘用合同制”的原则,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

而除了提高效率与质量,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还有基于有限财政资源投入而不得不进行控制的考量。

伴随着近年来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大潮的兴起、“预聘-长聘制”的推广,教师早已摆脱了“国家干部”“终身制”等常见的人事关系范畴,与高校的关系也愈发趋向以绩效为核心的劳动市场主体关系。

然而,长期以来,高校教师与学校的关系还是被视为人事关系,在法律的框架内实行“劳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为代表的行政法规为先,接着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民事法规。前者遵循“公益优先原则”更倾向于保护事业单位,后者则秉持“向劳动者倾斜的单方保护理念”。

而处在聘任制改革探索期的高校,其聘任合同也呈无序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服务期限欠缺一致性,比如高校教师聘用合同对教师服务期限约定平均在5-10年不等。违约金的数额和计算方式缺乏规范化的标准,甚至有高校提出赔偿包括工资、津贴、奖励、科研资助等一切费用的5倍金额。

服务期的约定和违约责任的承担是高校保护自身利益、限制人员流动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编制中户口、退休待遇等旧要素确实没有剥离,无法完全由行政管理模式的人事关系转向到依法管理的劳动关系。

这才有了花样百出的违约金赔偿、人事档案卡人闹剧。根据《劳动合同法》,其中服务期成立的前提是用人单位投入了培训费用,且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此外,阎光才还提到了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与考核制度的悖论。

“究竟如何理解高校教师的绩效?按中文的理解,‘绩’是工作业绩或者成果,带有客观性,‘效’是工作效果,带有主观价值判断意味。绩与效合于一起就意味着绩效是客观表现与主观评价的结合。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因为品质与价值所带有的主观性以及判断的复杂性,考核与评价往往更关注的是量化的业绩而不是内隐性的品质。这种取向的优点在于:为入编、晋升可以设定数量门槛,为奖金与津贴发放提供了最易计算的分值。无论你处于哪个职业发展阶段还是何种岗位,指标生产不仅成为教师维系其生存的基础,也是其获得职业地位与发展空间的依凭,因而它以一种完全行政介入与施压的方式形成一个全程性且无孔不入的外部激励机制。”

但这些年,高校教师们普遍反映这种外部激励机制引发的功利取向正在产生负效应。

“一些高校评职称,就不太注重质量,只看数量,这不就是鼓励人灌水?”一位老师发问。

另一位老师也表示,“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喜欢坐多年冷板凳,埋头苦干,然后一鸣惊人的故事。但在现在的评价体系里,我们首先需要一张坐得下的板凳。”

阎光才在论文中总结,“实行全员与全程合同制和绩效管理的聘任制改革,意味着教师已经完全沦为受雇者的地位。这种变化究竟是更有利于还是有损教师履行其学术责任和大学承担其使命,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价值判断的角度,都并不是一个容易问答的问题。”

“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如果外部约束与激励没有转化为一种内部自觉与自我激励,反而因功利化与不确定性引发教师持续的精神紧张与焦虑,它不仅有可能带来人们的信念危机和职业尊严的丧失,甚至破坏整个职业环境与生态。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优秀人才流向非学术领域,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或许并不是人才流失,但是,当学术界对最为卓越的人才难以构成吸引力,它又如何去担当培育优秀后备人才的使命?”

2023年,就在常宁被宣布“科研进展缓慢”的当年,他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还成为科技部十四五重点研发课题负责人。这一年,他作为共同通讯,和另一家机构合作的两篇学术论文见诸Apotosis,这是该机构历年发表水平最高的期刊。

次年,他和另一所高校合作的论文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他是第二通讯,“因为我的实验设想在学校平台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去跟别的高校合作,别人出钱出力,在国内idea is cheap的大环境还能尊重idea,已然是少数的少数”。

“像我之前做的工作,2022年别人先发表出来,因为疫情,我比别人慢了一点,但是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我也做出了东西,我也有专利申请,还比别人早一周,你能说这叫失败吗? ”但在那个评价体系里,他就成了一个失败者,一个绩效考核不通过的人。

(应受访者要求,常宁、林茵、简尘均为化名)

天气时冷时暖,路上有人还在穿棉衣,就有人穿衬衣了,有点季节错乱的感觉。

一个晴朗的中午,阳光映得屋里很明亮。我们打开窗,一边吃饭,一边听昌熙送给我的磁带。吃到半途,哥说:「过两天去找昌熙玩吧,就是不知道这家伙回学校没有。」

没想到,下午的时候,「这家伙」就背着书包来了,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我和哥同时惊呼了起来。

昌熙放下背包,露出纳闷的微笑,随即皱起眉头:「什么味儿?」他做出一副恶心的表情:「不会是死耗子吧!」

我和哥对视了一眼,抽抽鼻子,确实有点臭。我两就抽着鼻子,弓着腰,趴在房间的角落里到处乱闻,什么也没发现,倒是捡到了一包掉在床底下的翡翠烟,不过已经发霉了。

不一会,我身上沾满了灰。昌熙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打开背包,一边往外掏新录到的磁带,一边像看猴子一样,看我们爬上爬下。

「估计是哪个缺德的把垃圾扔楼下了。」哥张开两手走到窗边,往外看了看,愤愤地说,接着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大笑道:「不会有人在楼下拉屎吧?哈哈哈,我们出去找找?」

昌熙拿着磁带的手停在了空中,茫然地看着我们。等我们真的要穿鞋了,他才说:「你俩真是……」他晃着手里的磁带:「无聊不无聊啊,找什么不好,去找屎……」我和哥大笑,催他一起,他直摇头。

「那你先听一会,我们很快就回来。」我系着鞋带,跟昌熙说。他反倒不好意思了,嘟囔着:「自己听什么劲儿……」也穿上鞋,跟了出来。

阴暗的楼梯间里有一道朝北的隔窗,厚厚的陈年老垢糊在玻璃上,只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三个人下楼时,那面弱光照在我们身上,就像伦勃朗的画《夜巡》里的人物。我们看着彼此郑重其事的样子,忍俊不禁,越想越荒诞,你看我我看你,大笑起来。昌熙弯下腰,右手叉在腰上,左手扶着栏杆跌跌撞撞往下走。他是个性情淡然的人,这失态的样子,还头一次见到。走到楼门口,还听见我们的笑声在身后的楼道里回荡。

到了楼下,我们一辆一辆自行车看过去,用脚底在落叶堆里小心翼翼地扒拉着,又绕着法国梧桐看来看去,结果什么都没发现。臭味好像消失了。我既有些沮丧,又觉得不可思议。

昌熙仰起头,顺着光溜的树干往上看,过了一会,他定定地盯住一个地方,伸手拍在脑门上,低呼一声:「糟了。」他往上指。我和哥顺着他的手看向四楼,在我们的窗口下面,好像挂着一袋什么东西。昌熙扶着额头,往后揪住了头发:「唉呀,我给忘了,那有一袋羊肉。」

「什么?」哥瞪得眼珠子要掉了出来:「怎么回事?」

「别提了,先把那东西处理了吧。」昌熙还揪着头发,转过头来看我,说:「都怪你,一会再跟你们说。」

他们逼着我去拎那个塑料袋。知道情况后,感觉味道更大了。我屏住呼吸趴到窗台上,轻轻捏住袋子的封口。里面羊肉已经彻底腐烂了,轻轻一碰袋子,就散发出剧烈的恶臭。我怕它滴出水来,拎起袋子赶紧狂奔下楼,一路跑到五四广场的野林子里,估计味道不会传那么远了,我停下来,抡起胳膊,把袋子使劲抛了出去。

上楼后,刚走到水房就听见了他们在放新的磁带。我打开水龙头,使劲搓了搓手,又闻了闻,确保没味儿了才回屋里。看见两人一个歪一边,半闭着眼睛听音乐。我问昌熙那袋肉是怎么回事,互相一聊,才清楚具体情况。

——原来,除夕那场雪,下到了初一还不停。昌熙中午起来看见厚厚的大雪,动了恻隐之心,怕我一个人过年太孤单了,就到魏公村商场买了两斤羊肉片,一瓶二锅头,冒着雪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里。

大概在同一时间里,哥有几个文艺社团的学生也没有回家,来邀请他去聚餐,没想到只有我在,就顺便把我拉走了。社团宿舍在北区,是全校唯一不会停电的学生宿舍,他们用电炉烧了几个菜。我被灌了几杯酒,醉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昌熙左等右等,不见我回来,音乐也听烦了,自己吃肉又觉得没意思,就喝了半瓶酒。到半夜困了,他不想睡觉,揣上酒瓶,边骑边喝,又冒着雪回民院去了。临走前,他把羊肉挂在了窗户钩子上,觉得冻在外面不会坏……

「我骑到礼堂那,拐弯的时候还摔了一跤,幸亏雪大,骑不快,嘿嘿。」昌熙拍拍我肩膀,撇撇嘴说:「你看你,到处乱跑,害我连羊肉也没涮上。」

一股暖流堵在我胸口,心里喃喃着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了他一眼,赶快又扭过头去看窗外。


这是陆庆屹「四季专栏」的第三篇。1990年春天,是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依旧住在哥哥陆庆松在清华的教工宿舍里,看书、画画、踢球,骑车在校园中闲逛,直到34年后,那些人、影、话语和气味,依旧记忆犹新

因为没有职称,王峰一个月到手 5200 元,他自嘲为 " 知识民工 "。

同样 " 被迫 " 卷成果的还有在某新一线二本院校教书的何文," 以前是图稳定、清闲来当大学老师的,没想到现在又穷、又忙、又不稳。"

10 年前,何文硕士毕业到这所二本院校教书时,学校书卷气比较浓厚,他因此没有将 " 职称 " 放在心上," 学校里有很多讲师,到 40 岁才着手申请副教授,他们专注于上课,靠课时费也过得挺开心。"

但这几年学校氛围开始发生变化。2021 年,学校开始筹备 " 冲一本 ",为大量博士提供 " 编制 ",同时针对学校认定的 A 类和 B、C 类博士提供 10 万到 50 万元不等的补贴," 评副教授的要求也不苛刻,只要能申请到青年基金或者出专著就行 "。

随着招聘的博士越来越多,何文所在的学校也越来越 " 卷 "。

从今年开始,何文所在院系的专职教师已不接受国内高校博士,只要海归博士乃至博士后;而针对已在岗的 " 青椒 ",学校则传出了 " 招生下行,经费有限,如果该聘请内没评上副教授,下一聘期或许无法续签 " 的消息。

为增强自己的竞争力,35 岁的何文申请了另一所 985 院校的在职博士," 不然真失业了,靠着硕士学历或许都找不到一份工作 "。

" 高校也不再是铁饭碗了,这一切都源于中国毕业的博士太多,学历贬值了。"在民办院校担任专岗教师的宋迪总结说。

2008 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后,每年博士都保持着大体量的 " 供应 "。

根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23 年,我国应届博士毕业生达到 7.52 万人,其中约 40% 去往高校和科研机构。

一方面是博士增多,另一方面中国的高校数量不仅没有增多,反而因为大学合并呈现 " 减少 " 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五花八门的考核手段进行 " 选拔 "。

以宋迪所在的学校为例,因不属于事业单位,工资需要学校自行解决。为提升招生、就业率、学校口碑及实力,学校将许多指标压在了老师身上。

" 一旦老师完不成,就扣绩效。" 宋迪说。

而民办老师去外界讲课机会少、拿不到课题项目,除了工资以外难有其他收入。因此宋迪除了完成日常教学,带比赛、兼职许多行政工作外,还需要评职称、去学校的科研机构帮忙,以及发论文。

" 可以说,只要走了高校这条路,‘卷’是唯一的出路。" 宋迪说。

其实,从小卷到大的 " 青椒们 " 并不害怕卷,真正的痛苦是卡在 " 卷不赢 " 和 " 躺不平 " 的间隙之中。

" 我们双非院校的科研平台不够,学校又制定了脱离实际的要求,我们老师夹在中间两面为难 ",何文说,他所在的二本院校甚至对老师提出了 " 发 C 刊 " 的要求—— C 刊一般指 CSSCI 来源期刊,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

" 发这种刊物,更多是看学校背景、老师名气、是否有新实验数据,我们这样没什么名气的学校,投递后几乎没有机会 ",迫于无奈,不少同事目光放在了 " 申项目 " 上。

" 申项目并不要求必须是省级项目,市级、校级、院级都可以 ",何文顿了顿," 这样就留下了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所谓 " 可以操作的空间 ",就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人脉、关系。

作为毫无根基的新人,王峰深深体会到了作为 " 外人 " 的疏离感。" 青椒 " 职务低,无法担任 PI(首席研究员,项目的实际负责人),王峰只能加入其他老教授的项目组 " 熬 " 资历。

" 小城市关系错综复杂,有限的资源又被牢牢掌握在学校老教授们手里 ",排在他前面的有老师的 " 嫡系 "、拥有强社会关系的本地人……

项目组边缘人员的王峰,无法在校内申请到项目和资金支持,科研迟迟无进展。

今年是王峰入职的第三年,眼瞅着首聘期即将到期,手中还没有成果,王峰陷入了焦虑。

王峰也试过将目光放在校外,力求接触一些企业," 这样能有一些成果写上去,好评职称 "。

但现实是残酷的," 企业要的是命题作文,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但学校评职称要的是基础研究,是可以指导理论的 ",巨大的需求差异下,王峰根本吃不准企业需求,更别说解决企业的难题。

接连和企业接触后,王峰陷入了 " 自卑 " 中," 我也知道有成果了好谈合作,但一个最基本的药理实验,需要用 6 只小白鼠,小白鼠 50 元一只,一天喂养费 2 元,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我连小白鼠都用不起,怎么出成果?"

无论是校内科研,还是校外合作,青椒们陷入了 " 晋升悖论 " 中:年轻老师们需要有项目才能出成绩晋升,但项目又不会垂青于年轻老师。

为了能获得资源和重视,王峰从老家搞来一堆特产,到处送礼,开始在小城市经营人脉," 我感觉自己在做科研,但又不是在做科研 ",王峰有些无奈," 但是没办法,我没有成绩,去不了别的高校,去了也要重头再熬。"

按捺住躁动不安的心,王峰只能继续 " 仰卧起坐 "。

读博,毕业,上岗,三道难关

在王峰看来,高校改革后," 青椒 " 的路比以往窄了太多。

" 我从读本科开始,就决定读研、读博,然后进高校了。但现在我给本科生上课时,都建议他们,如果找到工作了,千万别继续读研,也不要觉得进高校当专岗老师轻松。"王峰说。

首先,读到博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 现在考研已经高考化 ",王峰特地研究了最近几年的考研题目,发现近些年难度陡然上升," 要是我参加考试,绝对考不上的 "。更有消息传来,如今研究生卡毕业率,不少学校 " 调高 " 了硕士研究生延毕率,硕士毕业相较以往变得困难。

入学读博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2021 年开始," 申请―考核 " 制逐渐取代统考,已经成为国内高校招生博士的主要方式。

在这一模式下,考生需要提供能证明自己的材料,包括不限于证明科研能力、外语能力多、博士计划书等材料,还需要向导师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

" 最关键的是公平问题 ",王峰解释,由于 " 科研 " 考核的存在,导师在选取博士时会偏向于能产出文章、自己认识或者关系更亲近的学生,这也意味着出身普通的双非考生读博的通道变得狭窄,甚至部分 985、211 高校甚至只招收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那些出身 " 普通 " 的学生只能去次一级的学校。

" 现在高校在招聘时,又特别看中毕业院校。不能去一个好平台读博,跟不了好项目,毕业压根进不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做专岗老师,大部分只能做行政、辅导员或者进企业工作 ",在王峰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划算的选择。

" 行政老师和大部分企业,并不需要普通学校毕业的博士,那你花时间读了干嘛呢?"

除此之外,博士毕业难度也增大了。" 博士虽然是 3 年制毕业,我们学校从 2020 年就规定了必须 4 年制,但实际上 4 年制如期毕业的只有 15%,大部分都是 5-6 年。" 在浙江某双一流院校读博的陈周豪说。

而在湖北某高校读博的李佳维则称,自己所在的学院 " 实打实要末尾淘汰 20% 的博士 ",被淘汰意味着延期,需要半年后再重新开题,然后再走评审流程," 并且可能被再度淘汰 "。

许多针对 " 青椒 " 的项目,有 " 男性 35 岁,女性 40" 岁的限制,因此越年轻的青椒,申请项目的机会越多、成功几率越大。

如今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年龄越来越 " 苛刻 ",甚至有的高校已经开始招募 28 岁以内的博士生。

入职青椒卡年龄,已不是秘密

" 按照如今的模式,一名学生 22 岁本科毕业,一战就考上了学硕,3 年硕士毕业,4 年博士如期毕业,也要 29 岁了 ",何文说," 更何况在我们这样的普通二本院校,学生很难一战上岸读研,大部分都要二战乃至三战,就算博士顺利 4 年毕业,也都 31 岁了。"

" 而且,许多学校在招聘时候,要求第一学历本科层次要高于招聘学校 ",何文顿了顿," 对二本的学生来说,走高校专岗这一条路实在是太难了。"

最后的机会

尽管如今高校内卷严重," 但相比于私企,高校还是轻松很多的 "。

可以做项目、外出讲课,甚至到一定级别能走行政道路," 前景 " 和 " 钱景 " 都不错,许多在高校工作了一辈子的父母,正在想尽办法让孩子在小城市高校或双非彻底卷起来之前 " 上岸 "。

这些 " 资源掌握者 " 的孩子,青年高校教师形成了某种诡谲的竞争关系。

王峰曾见到一位省会城市 " 正高 " 职称的教授父亲,在孩子读大学时就替他规划好了进高校的路径。" 这个孩子英语一般,高考勉强去了一所没有保研名额的外地双非一本,按照他父亲的规划,孩子只要读下研究生,毕业后就能进自己所在的高校。"

但这几年,高校的门槛越来越高,教授们也开始发愁:进入高校必须要博士,孩子迟迟考不上重点学校的研究生,海外研究生要么国内承认度不高,要么毕业难。

最终这个父亲将目光盯上了小城市一本院校。他计划让孩子去境外读一个 " 容易毕业 " 的研究生,然后回国内托关系读个博士,以此为跳板,调到省会城市来。

为此,教授特意多次前往周边的二线城市," 提前给孩子铺路 "。

" 这些孩子如果顺利进入高校,一定会抢占大部分资源 ",王峰说," 何况实在走不通,还有行政这条路。"

行政岗相对于专岗教师来说,招聘要求稍低一些," 许多地方要求研究生即可 ",不少教授子女通过这一途径进入高校,然后再提升学历,伺机转成专岗教师," 就算不转,他们的工资也比老师高 "。

眼瞅着小城市双非学校的平静蜜月期即将结束,已在围城里的青年高校教师也在抓住契机挣扎 " 上岸 "," 只要拿下副教授,就不担心失业了 ",王峰说。

许多 " 青椒 " 自费购买版面,或者去一些小国家 " 读博 " 来满足海外经历的考评条件,也有不少 " 青椒 " 开始申报各种项目、补贴来推进停滞的科研。

望着如今越来越多博士卷向大专,王峰有些庆幸," 还好毕业早,不然我连卷的资格都没有了。"

“把自己看得太重是痛苦的根源,不要做别人眼中的自己”李生丨四战失败,五战准备中

算下来这是我脱产考研的第五年了,我本科毕业后没有找工作,基本全程脱产备考,曾经害怕过,焦虑过,但现在已经十分坦然。

我最初决定考研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提升学历。我是艺术生,考研的目标院校一直是清华美院,有人问我,既然一次两次都没考上,为什么不考虑换个学校?我的回答是我想跟随自己的内心走,能和全国最好的选手竞争,我也能提升得很快。另外也有一定的名校情节。

我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条件并不富裕,好在父母都很支持我。考研这几年,压力肯定是有的,外界的眼光和自己内心的焦虑都要面对,“你就不担心自己的未来吗?”“不找工作是不是逃避、怕吃苦?”有不少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社交平台的评论还要更多,有人说我是孔乙己,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并没有什“长衫”情节,只是坚持自己的初衷,就这么简单。

我从小就被冠以“好孩子”的标签,是家里弟弟妹妹的“榜样”。老实说,我是一个羞耻心很强的人,我不允许自己无所事事、碌碌无为。我曾一度因为考研而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见人。但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我懂了什么事应当羞耻,什么事不应当羞耻。引用一下荀子的话——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用,不耻不见用。君子不以被流言诽谤为耻,而以自身品德不修为耻;不以不被信任为耻,而以不诚信为耻;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而以自身无用为耻。我不会因为暂时没有工作而感到羞耻。

去年三战考研失败后,我把我的经历发到了社交平台,迈出这一步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把一直不敢让熟悉的人知道的事公开发在了网上,自那之后,我感觉我的内心又自由了一些。四战失败,我也把成绩单发到了朋友圈,亲戚朋友,大学、高中同学都知道了我这几年的失败经历,更加如释重负。

脱产在家的时候,有亲戚朋友会问我考研的情况和结果,我就直说没考上。奶奶会有点担心我,说别人家孩子都出去挣钱了,结婚生孩子了,你总在家呆着也不是个事啊。我很能理解奶奶的话,奶奶没读过什么书,一辈子做农民,知道赚钱不容易,但如果我听了她的话放弃了我的梦想,一辈子遗憾、郁郁寡欢,那对她来说是更大的伤害。

在世俗看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娶妻生子,踏踏实实过这一辈子就是人生幸福的标准,这无可厚非,但我知道,这并不是我想走的路呀!人生在世,我不能祈求自己事事都顺,更不能认为顺境时的自己是荣耀的,逆境中的自己就是羞耻的。

接下来我准备写写我的简历,试着开始找工作。我报了一个驾校,后面还可能会考教资,其他空闲的时间就继续进行阅读。到了8、9月份,再次全力备考研究生。

在我看来,把自己看得太重是痛苦的根源,要做最真实的自己,而非别人眼中的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渺小的,明白了“我只是一粒尘埃”这个事实,就不会太在意外界怎么看自己了,也能更坚定地追求内心所想。

上了岸也好,没上岸也罢,重要的是这条路应该是深思熟虑后所作的选择,而不是冲动的、被迫的、毫无准备的,当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坚持或放弃,都没有什么可丢脸的。

愿每个人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