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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招以后,我们专业的老师没有被直接清退,也没有像网上说得一样,被调到后勤岗,而是整体被调整到了隔壁的设计专业,在2024年的秋季招生中,他们会多招两个广告方向的班,作为我们今年的新生源。

说是「广告方向」,其实只是设计专业的一个分支。课程设计里会保留一部分广告学的内容,但授课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两边学生基础也不同,冲着设计专业来的学生可能更擅长实践,理论课的吸收能力可能会弱一些,尤其是那种偏传播理论的课程,学生可能听着就觉得枯燥,接受度会差很多。这对我们广告学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原先上这种理论课的老师,比如我教的市场学,课都不能继续上了。

我自己也不是没经历过跨学科。从英语本科到新闻传播的博士,我跨过三次,毕业来到我们学校后,又相当于跨到了广告。其实上手不容易,也很花时间,现在就有点像是好不容易把一门课教到熟练了,学生也喜欢了,结果突然一下子就没了。

作为教师,大家总是会区分哪些是自己的「亲学生」,但现在设计的学生成了自己的学生,搞得我很像「继母」,虽然我得教他们,但感觉还是有点陌生。专业没裁撤之前,我本来还想这几年正好上手了,有能力做更多了,那就正好把广告学的课程体系打磨得更好一点,慢慢走上正轨,结果现在调整后,整个方向都变了,我这边不仅是教学,课时、管理,各种各样的压力都变得很大。

大家都会觉得,以前我们是自己培养学生、自己设计课程,甚至自己带论文,研究方向也都是一致的,都比较熟悉。现在去接手,真的是「半路出家」的感觉,也谈不上什么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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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这些年,高校的形势变化很快。2020年,我刚进校的时候,没人会觉得教职会有什么危机感。但这几年,从高校部分专业扩招转向紧缩,从铁饭碗逐渐变得不再那么稳固,这些变化都让人始料未及,停招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比如,现在我们老师讨论时都会提到,最近这几年,学生们都很现实。他们会考虑,这门课和未来就业有没有关系?和学科竞赛有没有关系?甚至和最近要交的作业、要参加的比赛有没有关系?如果都没有,那就完全提不起兴趣。你在上面讲理论,他们就在下面赶作业,或者直接刷手机。

我记得有个学生跟我说,他选课就是看「能不能对考研有用」。我理解他们这种现实的选择,但有时候你心里还是会有点难受。我们广告学虽然看起来是个「实用型」的专业,但本质上它还是文科为基础的,尤其是传播学、市场学这些课程。这些理论课能训练一个人的思维,长远看,也会对以后有帮助。可学生不这么看,他们就觉得,我以后是不是一定要用到这些东西?没有,那就不学。

今年,我接到了一门和设计相关的理论课。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现在只能疯狂买参考书,补设计方面的知识。当年我选择我们学校的原因,也是因为这里科研压力不算大,可以让我有更多时间去打磨教学。但这几年,我们学校的要求越来越细,晋升也越来越卷,很多原来可以「躺」的讲师现在都被「踹」起来了。我觉得「青椒」(青年教师)的压力,已经是房间里的大象了。

另一边,我们开会时系主任又提到了之后的分流,虽然大一录进来有广告的方向,但到了大二,学生还有再一次转专业的机会,如果大一的课程吸引不到学生,到大二分方向的时候,学生可能不会选择广告方向,这和老师的课时量和薪酬挂钩,又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现在,我还是努力带学生,倾尽我所有去教他们。但我每天也是有很多疑问的,比如,能不能顺利教完一门新课?学生不一样了怎么办?我本来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对比较外向活泼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悲观情绪,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图源剧集《二十不惑》

不是优势学科,专业可能留不住

@力杰 非综合类211 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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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开学,我发现我们专业大类的新生人数又减少了,只有30人出头。就在前两天,我还收到了一个学生的退学申请,他本来就打算出国,再一看新闻传播专业的课对他帮助不大,压力倒挺大,就干脆退学回家专心准备托福去了。

我理解现在学生们的选择,但另一边,我心里也挺复杂的。按照学校规定,每个院系到了大二,都还有一次分流和转专业的机会,按最近两年的情况,只有一半的学生会选择新闻学,那第一年进来的可能有30多人,到了后面,就只剩15人左右了。

对我们学校的专业来说,15人这个体量并不安全。今年开学,我们又收到一个关于专业人数的消息:如果某个专业的学生人数低于一个大概的范围,将面临停招风险。这虽然不是官方明确的「红线」,但从学校的风格来看,这就像是一种「吹风」,大家都明白,这很可能是未来的趋势,招生名额、退学率、转专业率、就业率,所有的数据最终都会反馈到我们身上。

其实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就业率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几次全校范围的就业总结会上,我们专业都在倒数,原本跟在我们后面的小语种就已经先一步停招了。领导留了面子,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但话里话外就是专业优化、自我警醒。专业里有位资深老师还说,这是在给我们打预防针,说不定过两年就轮到我们了。

最近又马上轮到研究生招生,学校今年给出的口风是,报名人数也要算在衡量的范围内。我们对这些数字都挺愁的,比如去年,学校给了我们10个保研名额,但最后真正填满的只有8个。

在高校,研究生的招生分两个阶段,9月份是保研推免,第二年三四月份是统考。这几年,推免变得特别复杂,比如疫情前,竞争已经很激烈了,但因为线下的限制,学生通常只能报两三个学校,考虑到交通和精力成本,不会太夸张。疫情来了,所有的推免面试都变成线上进行,学生可以在一天之内报考十几个学校。有学生一上午就能面三个学校,他们就坐在家里的电脑前,面完这个,马上能点开下一个。

像我们学校里的边缘专业,在这种环境里真的是处于劣势,每一年都会遇到被「鸽」的情况。拿面试举例,我们最终录取的比例差不多是1:3,当时学校给了10个,我们一般就会面试30人左右,甚至更多。后面老师们用心聊完、打完分,再拉出来排名就会发现,前8个里都没有一个人来。即使录到排名第30的学生,结果也是招不满10个。保研招不满,后续也直接影响到研究生招生名额,学校还暗示,如果连续几年都招不满,可能也会停招研究生。

有一年,我在微博上看到某高校的老师发文,「吐槽」学生在保研推免过程中「报太多学校」。他说,疫情后推免就变成了一场混战,大家都在「互鸽」,还听说某个学校,把所有推免后没报到的学生名单直接挂到官网上。这种做法当然不对,但你也能感受到学校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大家都在抢资源,学生的选择比较集中,强势学科和强势院校永远是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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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我们学校,只要不是优势学科,好像都有被「吹风」,说专业可能留不住。

生存压力下,很多院系都会有所行动。听说其他社会科学的院系在大一的时候就安排每个学生和一个专业老师绑定,一对一谈话。这种安排被称做为学生提供支持,但实际上背后的逻辑,还是通过谈话培养学生对专业的信心,进一步挽留学生,「防止」他们转专业,让数据不至于那么不好看。

如果老师们还是班主任,从这几年开始,有些学院会要求一对一地跟毕业年级的学生摸底,了解他们初步的就业想法。我们都知道这是压力之下的作为,但有些细节还是让我觉得很夸张,比如,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学院建议我们,不要鼓励学生把考研目标定得太高。

对我个人来说,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困惑。最近一次,一个我教过的学生找到了我,她对北大有执念,觉得北大的光环特别重要,所以考研就想冲北大。如果按照学校给我的指导,我应该劝她别考北大,因为成功率太低,如果失败了,不仅对她自己是打击,还会影响就业率。

我自己是本专业一路读上来的博士,2018年来到我们学校当老师,算是赶上了有编的末班车。记得刚教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学生情绪不好,我就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听说自己的学生抑郁后,每周都会抽时间和他一起吃一顿饭。每周的那一顿,学生如果不想,也可以不说话,他们就静静坐在食堂里吃饭。我也学着老师,和我的学生约定,我们要每周都见面吃饭一次。我这个人不在乎所谓的「丢不丢脸」,从入职到现在,副高职称(注:副教授)的评选连申报都没有申报过,但这些是我觉得工作有意义的时刻。

那次,我挣扎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去跟学生说这番话。那一年我们的数据也确实不好看,后来一连被拿着说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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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高考的年代,虽然当时金融、法律等专业也是热门,但当时我报新闻专业时,没有任何犹豫,和很多同学一样,我们一直都有一点理想主义。我也记得刚来学校时,我要给大三的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上选修课,这是已经分流后的了,一个班还能有40多个人,放在全校看也不算差。然而,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明显地感受到学生数量每年都在下降,少的时候,一年减少三四人,多的时候,能直接减少五六人。

以前的盛况在现在几乎都看不到了。我们专业的吸引力越来越低,我听到有的学生说,他们的高中班主任在指导填志愿时,甚至会提醒不要选新闻专业。这句话让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们现在的学生里,有很多是大类招生被分流过来的,对他们来说,这个专业是一个「中转站」,甚至是一个「备选项」。我也知道,很多学生刚进校时就打算转专业,或者准备考研时换个方向。

我和同事也经常讨论,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学生人数在减少,就业率无法提升,研究生招不满,所有的问题都摆在面前。学院的会议上提到要提高就业率、优化招生结构,但对于一线老师来说,个人的努力又很难真正影响这些指标。

私下里,我们也会打听被裁撤后的小语种老师的去向。比如,对于有编制的老师,学校会给三年的缓冲期。这三年里,老师需要通过开类似「xx语入门」这样的公选课完成教学工作量,如果工作量不满,可能就会扣工资。如果连公选课都不够怎么办,会不会转岗去做行政工作?学校现在给的答复是不会,因为行政编制已经很饱和了。学校的态度就是,你可以留在学校靠开公选课维持,或者自己跳槽离开,其他的安排基本没有。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是被编制和学校困住了,我想跳槽,但客观现实就是跳不走。前几年我重心不在科研上,手里拿不出东西,学校现在对老师的课时量要求在200课时左右,一般2学分的课,课时量是36或48,老师们每年基本要靠5门课,加上带学生的毕业设计才能凑够。真到了要开公选课的情况,完全靠讲课维持工作量的压力又会很大。

不招新人,可能就是一个专业走到最后阶段的表现之一。比如我现在依然是我们系最年轻的老师,虽然我都已经工作六七年了。没有新人,工作中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我需要不断接一些没有人上的课,或者是别人不愿意上的课。备课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你如果不想照本宣科、不想直接把教材内容搬到PPT上念,想认真准备一门课,那就会非常耗时间。但现在这种情况,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我只能被动地接受学校的各种课内课外的安排,包括但不限于负责校内讲座,还有给学生社团做策划培训,这些任务并不会转化成任何工作量、课时或工资的回报,但我出于恐惧,害怕学校对我有负面评价,都还是会做。

也许对于我们专业来说,很多问题早就开始了,比如减少编制、不再补充新人等。也许到了后面,不管有编或者没编,也就真的只是把未来几年之后的事情拿到前面、提前发生,最后我们会来到一样的终点。

专业兴衰直接受产业影响

@一越 大专 城市轨道通信信号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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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高校不一样,高职院校的学生就业是我们的根本。这里的专业调整,无论是缩减还是停招,核心都是看就业情况,可以说,一个职业院校的专业兴衰与产业链息息相关。

在2015年前后,大基建行业发展前景很好,城市地铁发展快,各家地铁公司待遇也好。反映到职业教育,就是城市轨道(以下简称「城轨」)相关的专业有过一段时间的爆火,全国各地的高职、中职院校都争相开设。

我们学院下设的专业里,车辆的就业一直还算有保障,因为地铁公司往往都会跟学校直接签培养订单;机电专业的就业面也广,因为学的东西可以不局限于地铁行业,很多机电企业也都能接受。剩下的轨道工程、运营管理也都还好,问题比较大的是通信信号专业,因为它的就业面特别窄,基本只对应地铁公司的通信部门,而这些部门近来又很少招人,因为工种限制的客观原因,也很少招女生。

但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通信信号录进来的有一半以上都是女生。我上课的时候经常问学生,你们当初选择这个专业时,有没有了解过就业情况,但很多学生就说,到了大二才知道,这个领域不招女生。这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打击。

去年毕业的女生,几乎都没在通信信号本专业工作。有一些人去了地铁做运营管理,这些岗位还比较喜欢招女孩子。但车站对身高、形象有要求,很多女生因为身高不过关或者其他原因也没办法去。

今年,学校决定将通信信号专业的招生规模从每年两个班缩减到一个班,招生缩减是必然的,也算让我们的教学压力暂时减少了一些。但即使只有一个班,我们依然对这些学生的未来充满担忧。

从每年4月开始,各学院必须每周汇报就业率,并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排名,这种排名带来的压力让大家始终绷紧了弦,因为如果就业率继续低迷,通信信号专业很可能会被停招,面临裁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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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行业已经饱和的大情况来讲,也许我们学校的通信专业只是一个缩影,地铁建设放缓,行业发展就会逐渐影响到下游教育行业的需求。市场变化后,我们高职已经算反应快的,因为我们直接面向产业需求,但有时候还是没人家企业灵活。我记得前几年地铁行业火爆时,有家公司来学校向我们推销城轨教学的设备,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到2021年,还是同一家,销售人员已经开始转向推销航空设备了。

其实,专业调整,无论是增是减,对高职院校和高职教师来说都不罕见。像我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铁路工程,刚毕业到第一所学校教书时,也是因为学校想创办铁路专业。但后来,铁路专业没有做起来,学校就安排我去教公路。公路和铁路也算是不分家,我教了几年后,学校又决定开设城轨交通工程专业。当时全院只有我一个人专业背景接近,我又成了城轨专业的带头人。

一段时间后,学校又想扩展到城轨运营专业,我们就开运营专业的课。再后来,学校想把我们教研室从路桥系搬到机电系,还要创办城轨机电和车辆专业,我们也都响应新增了。这些年,我的专业方向不停调整,基本就没停过。

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适应这种跨专业的调整就是家常便饭,没有人能一辈子教同一个方向。学校里有很多老教师,他们早年教内燃机车,后来内燃机车专业没了,就被调到我们专业,现在我们也不太好了,大家又准备着一起再换。我们都开玩笑,在职业院校,没有什么专业是不能教的,只要你愿意学,即便是跨度大的新专业,只要沉下心去学,总能找到一些共通点。比如,我大学时学的电子电工课程,当时觉得完全没用,谁能想到多年后我还会用到这些知识。

职业院校的特点就是灵活。比如工程机械专业,在行业不景气后,学校就不再招工程机械专业的老师了,原来在专业内的年轻老师很多转去教新能源汽车方向的课程了。像这种灵活调配,也能一定程度上避免人力资源浪费。

职业院校对老师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在快速调整中不断适应。这种节奏给人带来的,就是不断学习和调整的压力,也让我们这些教师时刻感受到学科和专业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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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是公办院校,教职工的身份分为三类,编制内人员、人事代理人员,以及三年一签的临时人员。编制内人员算是最稳定的,三年一签的那类,多数是一些非教学岗位的人,流动性很高。人事代理教职其实是比较两难的,虽然号称同工同酬,但待遇和稳定性都比不上编内,一旦学校调整专业,他们随时都面临被裁或者不续约的可能,我一位同事就压力很大,每年都在尝试考编入编。

对我们这种编内的教师来说,比如学院开大会时,一位老教师就说,被调离教师岗挺好的,去我们学校特色的工勤岗,还能早5年退休。但这种自嘲的背后,其实是一线教师对现实的无奈和妥协。

但话又说回来,作为职业院校的一名老师,生存焦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像我这种转专业过来的老师,科研方面的压力尤其明显。我在机电专业已经干了两年,说实话,直到今年上半年,我才有了一点「入门」的感觉。这和学科的深度有关,教课倒是没什么问题,因为课程内容学一学总能跟上。但如果涉及创新创业类的项目,就非常考验专业深度,而这种深度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很多人觉得职业院校的老师压力小,但其实我们的科研压力和普通高等院校老师一样大,甚至更多元化——我们需要参加教学能力大赛,拉横向课题,还要做创新创业。

作为老师,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只能自我安慰,比如告诉自己「学得多一点也不错」。坦白说,变成「万金油」并不一定是好事,你广泛涉猎,却很难真正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但这就是我们这类职业院校的趋势,几乎不可能让你抱着一根柱子干到底。如果坚持不改变,那就会被学科建设和市场的变化远远甩在后面。

最近,新能源汽车和航空专业成为新的热门方向,很多高职院校都在开。但在我看来,这些专业可能并不适合高职院校,因为它们需要更强的科研能力,而我们的学生往往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根据我的了解,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还是进了普通的汽车生产线,或者去了4S店,就跟之前的汽车专业是一样的。

为了保住专业,什么都尝试去做

@建中 大专 建筑施工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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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隔壁的建筑设计专业停招了。我教师宿舍的室友就是这个专业的老师,消息来得特别突然,就是去年年底某一天晚上,回到宿舍告诉我了这件事。当时正好也是招生计划制定的时间点,之前都没有任何警告,领导有时候开会指示说要努力,但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裁撤的消息。

建筑设计专业是我们学校2021年才刚开始招生的。他们专业一共有三个老师,除了最资深的带头人,剩下两个老师和我一样是2021年进校的,我们也都没有编制。说实话,他们的专业并不算完全冷门,刚开设时,他们只有一个班,后来第二年就成功扩招到了两个班。他们的招生也完全没有问题,第一年的名额很快就招满了,第二年扩招也完成得很好。大家都觉得这个专业挺有发展前景的,结果去年就突然来了通知。

学校给出的解释是做了「整体考量」。他们专业从创办到结束就三个年级的学生,等23级的学生毕业,这个专业就彻底没了。

后续,学校给两位没有编制的老师的安置方案也不一样。一位是分流到后勤岗,但她不愿意,自己主动辞职走掉了。我的室友留了下来,她现在被调整到了园艺专业。

虽然留了下来,但继续教学也困难。室友告诉我,自己在新的教研室里感觉像个「外人」。那边的专业带头人对安置来的老师有些排斥,因为他们自己的老师课时本来就不够,再分给外来的老师上课,教研室里的人自然会有「保护机制」。她也觉得自己融入得不太好,去年她刚生了宝宝,甚至动过回家当全职妈妈的念头。

和设计面临的情况差不多,我们施工这边也不是招不到人,今年新招的24级学生,所有人都是第一志愿报考,而且报名人数超出了招生指标,我们的指标都是超额完成的,很多学生最后还因为名额不足没有被录取。

我们专业的就业率还可以,基本在98%以上,薪资也处于学校的中等偏上的水平。学生对专业的满意度和认可度都不错,甚至在学校的独立评价中,我们专业还排在前五名。

这也是我们疑惑的地方,但有了设计专业被裁撤的先例,每次院里开会,领导都会用模糊的话暗示,说专业如果建设不起来,就有可能面临调整,这些话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生存焦虑。

我现在的日常,是一边安慰室友,一边也为自己发愁,虽然我们施工技术专业还在,但招生指标也已经开始缩减了。毕竟我们两个学科,一个设计,一个施工,彼此是对方的上下游,我们施工技术专业和设计专业的关系特别近,设计是前端,施工是后端,没有设计哪来的施工?我们平时很多课程内容也是环环相扣的。这种突然停招的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害怕。这种趋势让我们担心,自己的专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如果设计专业都被裁了,那施工感觉也离这个命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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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专业调整,建筑设计专业也是我们学院唯一一个被裁撤的专业,但在全校范围内,也有其他类似情况,比如外语学院的一些小语种专业被合并。

我们担心的是,不仅是全校范围内,甚至在学院范围里,我们也算不上强势学科。我们学院的强势专业是园艺和风景园林设计,像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这种就属于偏边缘的专业。2021年,我刚来的时候,学生的情况还算稳定。那时20级在校生有4个班,总共有220人左右,基本上每个班55人。但从去年开始,招生的指标开始减少,现在只有三个班,学生总数只剩下150人左右。

这种环境下,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变得比以前更团结了。以前我们很少聚餐,但现在会经常一起吃饭,商量如何突破困难。我们也在努力争取更多的成果,比如参加教学比赛、带学生参赛。今年我们的老师在青教赛中获得了省一等奖,带学生参加的比赛也拿到了国家级的三等奖。

学科带头人也会主动跟我们说,为了保住专业,我们应该尽量满足学院和学校的要求,比如多去比赛、多写项目,做一些事情,尽可能在学院和学校层面争取更多的支持。对于老师们来说,其实有一些是对教学和科研可能帮助没那么大的,但我们也硬着头皮去做。

但说实话,种种努力并不能完全打消内心的焦虑。我们的很多行动都是在「猜」,但最后能有什么成效并不确定。比如,去年的招生计划,在年底才最终确定下来,而之前一直没有明确通知能否继续招生。这种焦虑不仅影响到我们的教研室,整个学院,甚至整个学校,都有这样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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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学院解释,我们专业这次缩招的理由是建筑行业的就业行情不好。房地产行业这几年确实很低迷,学校甚至请了第三方机构来做调研,给我们展示了一些数据,说行业发展不乐观,然后就直接宣布决定。

但你要问我能不能换个地方,我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跳不出去。我是2021年从设计院来到学校的,当时就是觉得企业太累,尤其是刚工作那几年,每天一早就去公司,晚上天黑了才出来,周末还常常被叫去加班,那种工作状态让我很不开心,身体也吃不消。所以,当时我就想着换个工作环境,来学校应该会轻松点,也能有自己的生活。

2021年入职的这批新进的老师,基本都和我一样:硕士学历,加上有企业工作经历。我们这些硕士,也都没有编制,那一年一共招了接近200人,包括老师、行政人员和辅导员,但除了博士之外,几乎都没有编制。

刚来的时候确实感觉还不错,上课任务虽然不少,但总体氛围轻松,几乎没什么杂事。后来情况就变了,比赛、开会、项目,任务越来越多。

比如,现在我们教研室的老师人数不多,工作量却很大。新老师没有什么话语权,基本是什么课都要接,随着班级数量减少,学时的压力也开始显现。以前我一个学期上一门课就够了,现在必须要上两门课才能满足基本学时要求。

毕竟,在编的老教师们不会太担心生存问题,但像我们这些年轻人,真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哪天专业真的被裁,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后勤岗位甚至直接走人。而且就算转专业,个人未来的发展也可能会被打断,甚至需要几年时间才能重新步入正轨。

我原以为高职教师是一个「铁饭碗」,但现在看来,根本不敢把它想得那么稳固。尤其是这几年硕士几乎进不了高校了,甚至在大城市,就算博士也很难留。说实话,我很想换个地方,但现实就是走不出去。既然又走不了,就只能「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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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设计院的前同事们不了解我的情况,都会跟我说我走得真及时。现在整个行业明显在收缩,公司里人换了一轮又一轮,有些经营情况不好的小所,甚至都不能及时支付工资。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专科毕业后,大部分不会进入地产公司,更多是去施工单位。但这几年施工单位也很难。

一些学生选择转行,比如去做新媒体运营,但具体岗位是什么,他们也没有跟我聊太细。还有学生跑去送外卖,我听说有一个学生跑单成绩特别好,一个月竟然跑到了全市第一。坚持留在本专业的学生也有,但整体待遇下降了很多,工资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行业影响的滞后性,导致我们遭遇困境的时间有先后,先是设计院受影响,然后波及到房地产,再传导到高校,但困境总归是共同的。一开始我也特别焦虑,觉得该怎么办?但后来我想,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专业会不会被砍,这个行业行不行,都不是我能左右的。我就安慰自己,没必要那么焦虑。如果真要被砍了,那到时候再想办法。

眼下我能做的,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简历完善起来。对于那些让我去比赛的任务,我也不再抗拒了,尽量认真准备,把简历充实起来。如果到时候真的没办法,总比简历是空白的强。所以现在,对于那些指定的工作,只要没有业绩压力,我都还能接受。如果能做出业绩成果,我也不会太抗拒。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让自己不再过于焦虑。

如今,我对未来的期待已经调低了很多。虽然现实没有达到当初进学校的预期,但我还是在努力适应。至少现在我还能教书,还有一定的自由。对于一个普通老师来说,这或许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

(图/《小巷人家》)

与小美的情况类似,小张也在北京一家国企背景的设计院工作。这几年,她眼看工资从曾经的每月1万多元缩水到了3000多元。去年年末,公司进行了一轮裁员,外聘人员几乎全部被裁,在编员工也有不少被劝退。

最让小张不能理解的是,公司开始以员工互相评分的方式实行“末位淘汰”制度:“首先,所有的领导不在这个互评名单上;其次,你不可能认识院里的所有人,但每个人都能给所有人评分。如果分太低,领导就有了理由开人,很不讲理。”

小张今年33岁,北京人,单身。和很多同事相比,她不用负担房租和房贷,3000多元的工资再加上每月提取出来的公积金,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她说,不少同事是单位的“双职工”家庭,两人的收入加起来都只勉强够还房贷,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主动离开。

“现在唯一支撑我还在这里的理由,一个是离家近,上班比较方便,另一个是它还能给我上五险一金。其他我真的找不到任何理由了。”小张语气无奈,“这么说吧,我赚得还没有我们单位门口的保安多。”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设计师曾经是人们眼中“体面的好工作”,从业者往往都是高学历,毕业后大都进入大型国企、央企工作。

小美和小张,都是知名大学的建筑设计专业硕士学历。小张所在的公司有一位清华大学本硕博的高级工程师,他同时拥有“三证”(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规划师、注册咨询证),“就这个(条件),还是在领导非常重视的情况下,每月工资也只是1万元左右”。

(图/《小巷人家》)

不少设计师在网上晒出了自己两三千元的工资,试图寻找安慰,但共情的大多数是同行。不明情况的路人会在评论区留下轻飘飘的话语:“年终奖才是大头”“刚入行吧,再过几年就赚翻了”“我认识的央企员工,到手的钱可不仅仅是这点工资啊”。

这些留言,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建筑设计师们的尴尬处境。即使是提及建筑行业的衰落,人们也往往会先想到房地产、土木工程等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们。而建筑设计师这一曾经的“体面工作”,其从业人员如今成了有苦说不出的“高学历低薪者”。

“没项目、没回款”

小美是80后。她坦言,自己的确是“赶上过好时候”的那拨人。

2011年,小美毕业于一所“建筑老八校”的其中一所。当时和建筑相关的行业都特别好找工作,她一毕业就迅速拿到两三个大企业的offer。在导师的建议下,她选择了这家头部央企设计院入职。

“当时无论是看工资福利还是行业前景,我都觉得自己的选择特别正确,感觉自己能在这个单位干到退休。”工作的第一年,小美的年收入就超过了20万元。拿到年终奖后,她立刻出国玩了一趟。入职第四年,小美就从项目助理晋升为项目负责人,独立带项目组。2015年左右年收入已经超过了40万元。

(图/《小巷人家》)

当时和,高薪资相对应的是高强度的工作。行业景气时公司项目多,加班就成了常态:“上学的时候就天天熬夜画大作业。工作前几年,基本从没在白天走出过公司,晚上九点回家都算早的。周末就更别提了,一个电话你就得过来加班。”小美回忆。

即便是居家办公的那段时间,要干的活依然很多。而近几年,因为项目数量的急剧减少,小美感觉到自己的加班频率在慢慢降低。从去年起,她已经不用周末加班;到了今年,同事们都能按点上下班了。

几乎每位受访者都说,降薪的直接原因是“没项目可做”。每年上级单位会给小张所在的设计院下达新签指标,但接近年底,公司今年总共才完成了任务量的20%。

“狼多肉少”,小张如此形容。因为曾经房地产业和城市基础建设的蓬勃,高校的建筑类专业扩招,各地的建筑设计院也数量激增,有过一段高速扩张期。而当建筑行业整体进入相对停滞的阶段,建筑设计院自然也过剩了。

小张的公司里,很多设计项目甚至是免费为甲方做的,只为了赚取好感、维护关系:“因为大家都抢。你不干,有的是人去干。”

没钱却要干活,这让小张觉得很讽刺:“挺多人还是会挺猛地加班。我以前也是,觉得多干点就能多学点。现在会想,学什么啊我?”

另一个原因则是,单位收不回项目款。起初单位还可以向上级申请一些补贴资金,如今也很难了。“要钱”如今成了设计院的重点工作,小美公司的各部门领导、教授级的院长都被要求去促成回款。

小张的公司甚至下发了文件:所有员工只要能促成一笔回款,就给0.5%到1.5%的提成奖励,在一个创意大于一切的行业里,最重要的工作成了要账。

转行的代价

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行业的停滞。

今年33岁的茜茜,在重庆一家国企设计院工作了八年。去年起,公司裁员了近40%的人:“以前设计师岗位只需要安心做设计;现在人少了,什么活都要干。最近两三年,公司已经没有再招聘过新人入职了。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行业就是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

小美则觉得,“逃离”几乎已经成了这个行业的第一关键词。小美有不少同事都因为房贷、车贷的压力选择了离职,而她这种焦虑的状态也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起初,公司的同事们还会一起聊这些事情,抱怨几句,再互相安慰,但时间久了,大家似乎也找不到什么解决方案,也就不常提起。

即便是自己曾经赶上过时代的红利期,小美反而更羡慕那些刚毕业、入行没多久的孩子:“他们还年轻,可能说换个行业就能换。像我这种做了十多年的,已经没那么大的勇气转行了。”

有段时间,小美也试着找过其他工作。但37岁、单身女性的身份,让她面试的经历不太愉快。HR几乎都会问她是否打算结婚生子的问题,也有HR不藏着掖着,直接说:“以你的年纪,学习能力、思考能力肯定都不如年轻的孩子。给你一个新岗位,我们会担心你未必能胜任。”

小美很困惑:“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单位里都是二三十岁的人,那些40岁以上的人都去干吗了呢?”

她和单位里仅存的年龄较大的同事聊,对方也很迷茫:“我现在这个薪资,真不如回家带孩子。”她观察到,除了一些已经做到中层以上的领导,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在另谋出路。

年轻的同事们,有人成功转行,去游戏公司做场景建模类的岗位,月薪可以达到3万以上;有人去ESG类(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类的岗位,也有人去做了保险经理。更保守的人则是选择了考公、考街道办事处这种传统的方向。

几年前,小美开始做一份新媒体的副业;今年,她更加迫切地希望这份副业可以带来更多收入。她说自己并不后悔学了这个专业、进这一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设计,开头几年也的确赚得多,很潇洒。我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更认真去搞副业。其实我还能做很多别的,但现在可能都实现不了了。”

茜茜与小美相似,都是一边观望一边积极发展副业。她认为,行业洗牌是必然的事:“这个行业,人少了可能会变好。人如果一直这么多,不可能好。”

很多受访者都提到,按国外的发展历程,建筑业逐渐冷却是必然的规律。小张认为,如果没有那么多新增建筑的需求,那么建筑改造也是一个发力方向。改造同样非常考验设计功力,但国内还不普遍不太认可其重要性:“其实改造比新建要难很多,但甲方会觉得:不就是重新装修一下吗?其实在改造中很多都需要重构,新的建筑规范出来,标准要求都会提高,所以会更难。”

(图/《小巷人家》)

小张回忆自己当年填报高考志愿,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建筑专业是爸爸建议她报的:“以前建筑是大学里最好的专业,现在都成了调剂的专业。像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土木工程,不少学校甚至都取消了这些专业。”她当时一本只报了这一个专业,二本报的是物流专业:“都怪我高考超常发挥了!我现在就想,当时为什么没去学物流呢?”

而在小张父母的眼中,即使眼看女儿工资缩水至此,他们依然坚信建筑设计师是个好职业,给女儿打气:“毕竟是国企,过几年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被好几名学生约请吃饭

杜克有个好的传统,就是每个学生每个学期可以申请一些在学校内部使用的餐费credit,邀请教授吃饭聊天,叫做Flunch。花费上限大约是40-60美元不等。我这学期就被好几名学生约请吃午饭。今天和自己的一个博士生吃饭,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很多我之前也在微博上提到过。

我被问到为什么当初决定从工业界转到学术界。我回答说原因很多,当时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工业界为了保证效率,施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无论(你觉得)你的老板多愚蠢,做出的决定多错误,下面都要执行。我觉得这套体系不适合我这种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的人。第二个是大公司的运转体系使得每个人的credit很难分的清楚,加上办公室政治,往往真正做事的人得不到足够的认可。不像学术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自己简历的一部分。

此外我还谈到我也觉得我这种性格在大公司不容易爬上去。而普通人一旦在公司里不能很快晋升,那中年之后就面临非常严峻的职业生涯的考验:大公司为了提高效率,所建立的管理体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缩短学习曲线,把大多数人的位置螺丝钉化,每个人的位置高度替代化。我在公司短短五年就经历了两次裁员,之所以每次裁员都不怎么担心,其实只是因为我作为新毕业的学生便宜好用。但我看到年长的同事,一旦上了年纪,孩子房子车子背上身,既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自身工资又高,自然成为裁员的目标。而年纪大了,失业之后就很难重新就业。我更希望我的人生我能够自己做主的多一些。

此外,我们也谈到很多在大厂工作的员工所谓的优越感其实很脆弱,因为很可能这是平台带给他们的,不一定是自己真实的价值。

我们还谈到个人成功的问题。我说我觉得每个人的起点固然很重要,但人生的斜率更重要。我观察过我教过的学生和身边的人,虽然有少数那种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人,但普通人中大多数做得好的往往不是一开始就摸了一手好牌的人,而是那种一路向上,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的人。我举了一个例子: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珍惜一个只有1%成功可能的机会。但如果你每个月都尝试一个只有1%成功可能的机会,五年下来,你就比别人多了近一倍可能成功的机会。

我们还谈到大家经常说你要把个人兴趣和所做的事情(研究)结合起来的问题。我跟他说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理想。实际情况是一个人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积极投入并不难,难的是要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持续不断的投入和深挖。而且据我观察,最终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大家在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的态度,而是谁能在自己不喜欢、不擅长、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上能同样全身心投入并解决问题。

最后说到为什么读博士的事情。我说我觉得博士其实是一种投资,而且是很贵的投资,因为投入的是你4-5年宝贵的时间(和生命)。这里有个基本的机会成本的问题。因此,你最后通过读博士所要得到的收获一定要足够大。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或者需要读博。你如果有机会在名校有名的组毕业,这是一种特权(Privilege),所以你一定要志存高远(aim high)。

记录这些挺有意思的。

青椒的生活到底有多苦

师兄入职已三年,刚刚中了国家西部项目课题。我们都以为师兄出身985,有车有房,风光无限,前程似锦,却从未想过他(一枚青椒)是如此的不容易。

直至我走进师兄家的门。

嫂子工作在异地,虽然不远,但车程也有一个小时。平时住校,一周回来一次。师兄只能化身“超级奶爸”,照料孩子,整理家务,兼顾学术。

据师兄说,他现在每天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到7个小时。孩子上幼儿园,7点起床,他6点就起来。晚上11点哄孩子睡觉,自己到1点才睡。白天时间,除了接送孩子,还要买菜做饭,收拾家务,能干活的时间所剩无几。晚睡早起,都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做课题。

到了周末,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陪孩子。孩子才5岁,是最能闹腾的时候。师兄的脾气很好,从未见过他凶过孩子。所幸师兄现在的课少了,每周就周四两节。但师兄上课极其负责,备课几同写论文,今年又负责6个本科生的论文,可谓压力山大。

望着师兄疲倦不堪的脸色,真是让人心疼。我去的那晚,本想和师兄痛痛快快喝几杯,但师兄为了孩子,坚决没喝。一个如此好酒的人硬是陪我喝完一大瓶牛奶,我不能不感叹、称赞师兄真是一个好父亲。

师兄跟我说,他一个人的时候无人帮衬,无人倾诉,无人言欢。他曾提议将老母接过来帮帮他,但老母放不下老家“一亩三分地”;他曾恳求嫂子多待几天,但嫂子每次都是当天回隔天走。他是多么想和弟兄们聚一次,吐吐心中的块垒。他跟我说了两句话,我久久不能释怀。

一、下辈子能不做人,就不做人。二、下辈子能不结婚,绝不结婚。

当然,师兄绝不是“负能量”的人。这是困境、压力之下无力的呼喊。我和师兄出身差不多,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无论成家还是立业,都只能靠自己。师兄大我几岁,他现在所经历的我以后或许都会经历。这个世界没有人容易,女人不容易,男人同样不容易。

师兄的课题要求5年结项,2篇C刊,难度不是很大。但师兄却不能凭此评上副高,学校规定还要一个省级教育部以上的课题。师兄现在每月到手工资五六千耳,入难敷出。悠悠苍天,你教教青椒该怎么活?

入职三年以来,师兄忙于行政、打杂、上课,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学术时间。三年来,师兄没有写成一篇文章,写过一篇但中途废了,倒是指导研究生发了几篇文章。我们常劝他赶紧写,哪里知道他的“难言之隐”。

师门中,师兄是最大的师兄,也是学问最好的师兄。他在本科、硕士时,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打下了扎实的底子。不像我们,钻于一隅,视野怎么都打不开。我常向师兄请益,他总是想到我所想不到的,总是能让我茅塞顿开。

师兄常说看一个问题,要多想,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每次跟师兄交流,总是叹服他能反过来看,跳出来看,思路极其广阔,逻辑总是无敌。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由此也彰显出我和师兄的差距——在读博士和跟读出来的博士完全不一样。

博士生的生活多是单调、枯燥、乏味的。师兄的爱好不多,好烟、嗜酒而已。每次经过他的工作室,总有一股烟味。师兄有一项特殊技能,是可以倒着认字。做古代文学的,面对的都是繁体竖排古籍,师兄辑录时都是倒着看的,他说这样方便。

师兄做学问,始终没有太重的功利心,这也是难得的品质。师兄读博期间,发了两篇很好的C刊,竟然不去申请国奖。老师都提醒他去,他也不去,真是一股罕见的清流。不像我,一年发好几篇普刊,不就是为了能多拿点奖学金嘛。

入职以来,师兄虽然很苦,但从没有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从始至终,师兄都很踏实,没有忙于营营苟苟。师兄说他就想认真做点事情,说点自己想说的话,能不能换来名利不重要,靠学术发不了财。而且师兄不选择啃老本,他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好,若拆分出来几乎十几篇C刊。但师兄没有这么做,这不是笨,而是对学术的态度和坚持。

这次申请的国家课题,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按师兄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自己级别不够,不然拿个重大也可以。我是课题组成员之一,也是最后一位,原本就是用来充数的。没想到,我竟沾了很大的便宜,这次用来申请奖学金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多才多艺,是师兄的另一个标签。能诗善词,是基本功,暂且不表。师兄动手能力特别强,其它手边事不说,就连电钻、安装水管、水平仪之类的,师兄都信手拈来。有次工作室的门坏了,本打算报修,结果师兄自己操刀,我们买器件,分分钟就搞定了。

师兄的办公室里有很多理工科的器械,一旦换上工装,谁能猜到他是文院的老师?在学习能力方面,师兄也是出类拔萃。前段时间,师兄竟准备法考,买了一堆书,然后参加考试。第一次客观题差几分,第二次竟然通过了。鉴于法考的难度,让我对师兄的记忆力和智商又有了新的认知。

我去过师兄家两次,第一次是和另一个师兄一起去的。那天嫂子在家,师兄亲自下厨,做饭又快又香。记得我们仨喝了一瓶后,师兄酒兴上来了,非得开第二瓶,怎么劝都劝不住。还好我和另一师兄及时装醉认怂,师兄自斟自饮没啥意思,也就罢了。

师兄时常开玩笑,自己还不如食堂打饭的阿姨,阿姨打饭添菜是多是少,还得看她心情和眼色。一个青椒在学校里只能任人“宰割”,充当廉价劳动力,不是“跑腿”就是“苦力”。唯一欣慰的是,学生还比较认可自己,多少还有点成就感。

虽然生活不容易,但师兄总是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生活。他虽时常抱怨吐槽,但都是自嘲,从不牵连他人。对于我们这些师弟,他还是端起大师兄的架子,勉励我们好好干,早点出来。他开我玩笑,快点毕业,过来帮我做课题。

师兄的现状虽不尽如人意,但我相信凭借师兄的为人、能力、态度,未来一定会如其所愿。我一直觉得大师兄像《笑傲江湖》的令狐冲,果敢、跳脱,不拘规范。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者,往往是那些“叛逆者”。我会永远将师兄树为自己的榜样,勉励前行,随心所往,保持纯真,永不言弃。

很快我也会成为一枚青椒,也会迎来一个又一个风雨和挑战。生活大多不如意,但你必须去生活。罗曼罗兰所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但我们绝非英雄,不过俗世凡人,除了家庭、责任,如果还有什么事是你心甘情愿去做的,说的高大上点,那就是理想吧。

进入三月后,喜鹊经常飞落在对面的屋脊上,翘起长长的尾巴,淡定地环顾四周,突然身子一沉,又飞走了。有时一群麻雀扑到窗口的枯枝上,如同一团团毛绒球在上蹦下跳,唧唧喳喳商量着什么,听上去很喜人。一旦它们发现玻璃后面的我,就呼地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偶尔还能看见乌鸦优雅的黑影,拖着哀婉的低号,飞过杨树林上方,朝灰白色的天空远去。天气阴沉沉的,灰云堆悬了几天,蠢蠢欲雨。夜里刮起一场寒流,竟然飘起了春雪。

早上我被哥叫醒来,就觉得屋内光感有些异样,漫射着微亮的莹白。「快看!」他喜滋滋地指着窗户,我披着被子趴到窗口一看,细雪还在斜飘着,对面屋顶全白了,树冠上流淌着黑白交织的线条。惊喜之下,我连忙穿上衣服,下楼找到自己的车,掸掉车座上的薄雪,跨上车随意浪游。

路上有不少走走停停赏雪的人,他们大概是寒假时错过了学校的雪景,现在一点小雪也不肯放过。到了礼堂草坪附近,人更多了,遍地黑黑的车辙脚印。大家都旷工旷课了么?

穿过甲所林园,奔到近春园荒岛附近,听到盈盈笑语越过湖面传来。我推上车,沿湖畔石径上了岛心,很多人在找积雪合影嬉戏。天上已难觅雪影,但仍有拍照的人,陶醉地举起手心,假装在接雪花。四围只剩假山亭榭仍有白雪覆顶,犹如未完成的黑白版画。我停下来看了一会,扛着车过了北岸的石拱桥,绕经荷塘后往右拐,从西门出了学校。心想,总能找到干净的雪景吧。

转眼来到圆明园的大门,一想还要买门票,自己似乎也没带钱,只好离开了。

正犹豫往哪里去,看见马路对面那条高树夹道的深巷,有隐约的白色,心念一动,调转了车头。穿过路边缓缓流淌的万泉河,骑到巷口,右侧高墙内隐隐有人欢笑叫嚷,大概是北大的学生在操场玩雪。左侧那一大片低矮委屈的平房,往常又脏又乱,在雪中却显得异常素雅整洁,很适合安坐在线条利落拙朴的铅笔素描中。

相比这条窄巷,两侧杨树高大得有些突兀,似乎有点大材小用。巷子里昏暗少人,树下只有薄薄一层积雪,很纯净,仿佛罩上了一层轻纱,下面落叶的轮廓依稀可辨。再往里走,身后的喧嚣被巷子吞掉了,四下一片静息,车速自然慢了下来。

几百米的路上,只遇见了一个穿睡衣的中年人,他双手揣在袖子里,急匆匆跑进了路边的公厕。

骑到巷子中段,模糊看见前方的树下站着一人,近了看,是摆旧书摊的。卷页发黄的书摊在平铺的编织袋上。老板呵着手跺着脚,原地转圈。看样子像是附近的农民。看见来人,他脸上绽出笑容,甩了甩手,指着地上的书招呼我:「同学同学,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听着像是河南一带的口音。他看我刹车停住,更有精神了,蹲下来,左手撑在编织袋上,右手伸长,把歪的书摆正。「便宜卖,给钱就卖。」他抬起头来,满脸堆着笑出来的黑褶。

我跨在车上,一脚撑地,本想随便看两眼就走,却不忍伤害老板的热情,反正也闲着没事,就点了一支烟,静下来略微浏览。眼睛扫到脚边时,突然一本破旧的薄册子映入眼帘,封面的三个字「起风了」让我心里跳了起来,莫不是罗鹏推荐的《起风了》?我连忙下车,抓起册子翻看。

——我曾让哥到清华图书馆找过几次,自己也多次去海淀图书城找过,始终找不到,问书店的人,也都摇头说没见过。这事慢慢就成了一桩心事,我想,或许是自己记错了书名。没想到,竟在这意外碰见了——

我很为难,但还是问了老板多少钱,他接过书,看了看品相,说四毛钱吧。我做出摸兜的动作,装出遗憾的表情,说忘了带钱,问他大概会摆摊到几点,我马上回去拿钱。

他疑惑地看着我,像是要从我脸上分辨个真假,片刻之后,他又笑了,瞟一眼我的手,说:「你给一支烟,我就等你。」我愣了一下,赶紧掏出烟来递过去。他把烟点燃,使劲吸了一口,又笑了:「我开玩笑的,你快去吧,我等着。」

「这本给我留着啊。」

「放心吧。」

我迅速蹬上车,一路狂奔,感觉泥点甩到了背上,后脑的头发上。

锁好车跑上楼,哥正在练吉他,看见我急匆匆的样子,惊讶了一下,又低头摆弄吉他。我的激动突然又凉下来,不好意思张口要钱,手足无措地坐在床边发呆。

哥练了一会,暂停的时候,看出了异样,问我怎么了?我支支吾吾一阵,好容易才把情况说清楚。

他睁大眼睛,说:「就是你让我去找的那本吗?」我急切地点点头。他连忙放下吉他,从饭票盒里数出钱,递了过来:「赶紧去吧。」

午饭过后,我捧着书钻进了被子里,因为实现了这个持续很久的愿望,而且得来如此意外,有些激动。我想起了罗鹏,想起寻找这本书的过程,这些回忆让我无法进入阅读状态里。虽然强迫眼睛一行行扫下去,却不知道写了什么,只好又重头看起,始终徘徊在第一页。辗转了很久,我终于把杂念驱除干净,集中起了精力,专注在纸上的字里行间。那些字逐渐转化成了画面,一幅一幅映入脑海里,我开始沉浸其中,被书里人物的命运牵系得不能动弹。

书的后半段写到——有时候,小孩子们摇落的栗子会突然掉落在我脚边,发出响彻山谷的声音,把我吓一跳……

——看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自己童年的情景,那时我经常偷偷跑出家门,独自躺在山谷里,抬头看天,心头会流过莫名的伤感和惆怅。原来,我那些微小得不值一提的情绪,早已有人同感,并写了出来。这种共振的波动,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安慰,往事一幕一幕翻滚起来。我放下书,点了一支烟,任由自己在回忆中徜徉了一会。

在后面,作者又写到,他凌晨醒来,在难以形容的寂寥中,光脚走进病重的妻子的房间,看着她的睡脸,情不自禁俯下身,把脸紧贴在妻子脸上,两个人一动不动,脸贴着脸,感受彼此的呼吸,就这样过了很久。

——「啊,又有栗子掉下来了……」她一边轻声耳语,一边眯缝着眼睛看我。

「噢,原来是栗子掉下来的声音呀……我刚才就被它吵醒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栗子掉下来的声音」会引起我那么强烈的悲伤,仿佛是掉落在我的脑海里。「嗒」地一声,一滴泪滴在了书页上。我让自己深深沉入书里的情景,去体会那种爱与哀伤。

入夜后,雪已经全化了,我走在湿漉漉的林荫道上,每一步都能听到鞋底与路面的耳语。

空气潮湿得有些憋闷,我盼着再来一场雪,却盼来了簌簌的夜雨,淅淅沥沥摩挲着耳膜,不时有屋檐水滴在窗台,轻轻地拍击在玻璃上,声音又脆又酥。我站在窗前听了一会,躺下接着听,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雨水过后,蓝天焕然一新,宁静得深不可测。阳光毫无遮挡地泼洒下来,蒸腾出烘烘的热气,树上的新叶闪闪发光,明亮得刺眼。

天气暖和起来,人被激活了,干活特别来劲。我们把窗户彻底擦干净,清扫了角角落落的灰尘,又把攒了一冬的衣裤都泡在盆里,罩床单也换了下来,准备大干一场。水房里不知道谁牵了几条铁丝,每天挂满了长长短短的衣裤。

球场上的人多了起来,每天下午两点,我就抱着球去操场了,找人组队踢小场,输了的做俯卧撑。时间久了,球场上谁踢得好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哥下班早了,也会换上短裤球鞋,来找我们踢一会。他的球瘾没有我大,一般都是将近五点钟来,踢半小时左右,又急急忙忙回去打饭,再飞奔回球场接着玩一会,但总是还没尽兴,人就散了。

有一天,我们几个踢得好的组了一队,总是赢,让对手做了不少俯卧撑。我们每进一个球就互相击掌欢呼,对手越不服,我们就踢得越好,都脱下衣服,光着膀子。那天哥来得晚,但也进了几个球。

五点半左右,他跟我商量:「我现在状态正好呢,今天你去打饭吧。」

我正在兴头上,不肯去:「大不了不吃了呗。」

哥叹叹气,咬住嘴唇,叉着腰,一动不动站了一会。接下来我俩都踢得很别扭,我一直心不在焉看他的反应。

眼看阳光要降到树梢了,哥捡起扔在场边石头上的T恤,回过头来,意兴阑珊地看了我一眼,缓缓套上衣服往回走。我看着他长长的影子拖过球场,爬上了石阶,消瘦的背影朝远处黑黢黢的杨树林一点点小去。我不禁悲从中来,想想自己每天都能踢个痛快,而他很少有这样的时候,我却……一口气猛地堵上心头,梗得胸口发疼。这时他的身影渐渐缩成一个点,消失在高墙一般的树影里。我突然感觉浑身无力,两腿发抖,慢慢走到场边,坐到了草坪上,这时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球友们招呼我一起走,我笑笑摇着头。「明天继续啊。」他们说。我点点头。

看着他们都走远了,噙在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我颠着球在路上磨蹭,不知道回去怎么面对哥。路灯早已亮了,晚自习的车流忽明忽暗,不断经过身旁,铃铛声此起彼伏。凉风时不时吹过身体,激起一阵阵鸡皮疙瘩。喧嚣声渐渐平息下来,我鼓足勇气回到屋里,哥正在弹吉他。我没敢抬头看他,慢吞吞地脱鞋和袜子。

「回来啦……」哥没有停下吉他,话里没有听出一丝异样。我抬头看过去,他温和地笑笑,随着手指的动作,轻轻晃头。

我拿起脸盆,到水房里冲凉回来,用电炉热了饭,坐到他对面,思量半天,终于说了出来:「以后我来打饭吧?」

「啊?」哥抬起头,睁大眼睛想了想,笑了:「哦……嗨!无所谓啊,想踢就多踢一会呗。」他偏头看看指板,弹了一串琶音。「我正好回来练琴。」

==这是陆庆屹「四季专栏」的第三篇。1990年春天,是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依旧住在哥哥陆庆松在清华的教工宿舍里,看书、画画、踢球,骑车在校园中闲逛,直到34年后,那些人、影、话语和气味,依旧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