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向上管理，也不想学习。工作后期，我遇到一位不太好的主管，他经常问我：“你的价值在哪里？”“人家赚多少钱，比你赚得少，还比你干活儿多。” 回到家，想到第二天还要面对这个人，过完一个周末又要见到他，我很难受。我跟老婆说了这件事，她说这就是 “PUA”。我以前也听说 PUA，都是在爱情中的情况，男朋友对女朋友做不好的事，第一次知道工作里也有。没想到吧，老外也会被 PUA。

网友们将 Jack 的故事形容为 “英国白男的中国大厂历险记”。

第一次在网上刷到他的帖子，他在大厂踌躇满志，虽然疲惫，但全是收获，成就感很足；第二次刷到他，面相已经变了，发丝凌乱不说，目光都呆滞了，脸色灰暗得像个土豆，他甚至用一个倒装句做帖子的文案：“太累了我”；第三次刷到，人已经离职，恢复自由，也恢复了 city 的外表，他举着一杯咖啡，笑容重新浮现在脸上。

▲Jack 离职前 VS 离职后。图 / 小红书截图

职场无差别地 “毒打” 每个人，不论是什么国籍、人种、性别。在 Jack 身上，打工人感到了一丝共情，但更多的是好笑，大家在他身上玩梗：“洋人来了就是洋牛马。”“那不是牛马，是牛排。”这些评论，Jack 都能看懂，还能跟着玩梗。因为学了八年中文，他对中文互联网非常熟悉，每日人物给他发私信要联系方式，他提醒：号码有没有被平台屏蔽？得知没有，才放心。

谈话中，这个 28 岁的英国人讲述自己在某大厂游戏部门工作两年的经历，从外国人的视角看，大厂跟英国的互联网公司、职场很不相同，除了高薪和福利，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有加班、大厂黑话、汇报制度、大家紧绷的神经 —— 对一个英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事物。他能理解中国人的卷，也知道自己的幸运，但他不愿被大厂改变。当我问：“你花了多长时间适应加班？” 他说：“我没有适应。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适应。” 我沉默了，这个回答完全超出了我 —— 一个中国打工人的预料。

以下是 Jack 的讲述：大厂平等地 “毒打” 每个人

你们管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叫大厂，这个我知道。刚进大厂的时候，我很惊讶。第一天入职，我去食堂，一眼看过去，好大，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店，各种食物。早餐、晚饭、午饭，三顿都可以在那儿吃，刷饭卡就可以了。除了食堂，还有大巴车送我们上班、下班；公司有很大的篮球场、网球场，有健身房，甚至有洗车的地方，还有理发店、芳疗馆和宠物中心。很快我就发现，福利很好，但是大家根本不敢用。网球场早上和晚上开，工作时间不开。定一个晚上 7:00 的球场，找不到球友，明明是下班时间，很多人还是离不开自己的工位。

我刚进大厂，拿到的 offer 是游戏的本地化翻译，因为想要出海发行，互联网公司希望会中文的英语母语者来做这份工作，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刚开始还好，因为外籍身份，我在公司里很受到照顾。有一个项目周六加班，同事说：“外籍不习惯，也不了解我们文化，不让他来就可以了。” 我当时很感谢他们。但后来，不管你是不是外籍，都要加班。做了一段时间本地化翻译，我想了解游戏创作过程，转岗到游戏策划。新岗位特别忙，有的项目很紧急，每天工作到晚上 10 点才能回家。加班最多的时候，我每周在岗的打卡时间有 60 个小时，甚至 80 个小时，周六、周日都需要加班，周一继续加班，可能连着 20 天，没有一天休息，跟我在英国的朋友比，工作时间快多出一半了。

我们英国人比较重视外表，上大学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健身。男士很在意自己的穿搭，买好看的衣服，做发型，味道也很重要，出门会喷香水。但在大厂，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健身，我感觉我的肌肉分解了，胖了 5、6 斤，发型也没时间打理，有一天自拍，看到自己像个土豆，在大厂的几个月，可能是我人生最丑的一段时间。

▲Jack 的疑问。自从我开始加班，我跟我老婆晚上都不在一起吃饭，约会的时间很少，也没有时间打网球。别人约我晚上 7 点去，我每次都说，没办法，要加班。

公司里其他人也是这样。我看到有的同事穿拖鞋来上班，去洗手间，很多人不洗手直接走 —— 忙到连洗手的时间都没有。想到大家经常互相递材料，或者拍着你的肩膀让你帮忙写点什么东西，我有点接受不了。那些三四十岁的同事也每天加班，我觉得很可怕。大厂不尊重员工的时间，也不尊重员工家人、孩子的时间。我不太习惯加班，也不想习惯。在英国，工作很灵活，疫情之后，很多人在家办公，或者自己安排时间，几天在公司，几天在家。有孩子的员工，下午 3、4 点就从办公室走出去，接孩子回家之后，再把工作做完。我最好的朋友就在英国居家办公，我们经常一起打游戏。我这边下班的时间是他那边的下午 2 点，其实他还在上班时间，但这个时候跟我打游戏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也会在别的时间把工作完成。他让我觉得，英国的老板好像更信任自己的员工。

中国的大厂特别讲究效率。虽然在大厂才工作了两年，但我学到了很多新词。“人天”—— 互联网公司做游戏项目，最大的成本是人力，部门算成本、跟公司报价，是用 “人天” 去算，也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给每个人标注价格。听起来有点奇怪，其实海外有类似的说法，叫 “mandays”，但无论是 “人天” 还是 “mandays”，好像把人当成物品在批量买卖，我觉得人的能力不能用这种方法去看。

“对齐”“颗粒度”“赋能”“抓手”，这些词也是我在大厂听到的。有时候觉得很好玩，比如两个开发团队要同步一下流程，说 “咱们来对齐一下”，其实就是开个会，说一下各自的想法。有时候也觉得奇怪，这些黑话它本来的主语都是机器，但实际上是用在人身上。人类发明工具去代替人，但现在人成了工具。

虽然我是外国人，但大学学的是中文，还来中国留学过。学了八年中文，大厂里也有语言环境，很快就能理解这些黑话。有一次，我跟我老婆说，除了食堂，我根本就不敢放心去哪个健身房，很怕碰到同事，被打小报告说 “工作不饱和”——“不饱和” 也是黑话。

学不会的向上管理

工作这段时间，我感受最深的是，在大厂，主管对员工的影响有这么大。大家不敢准时下班，无论有没有活儿，都觉得我要晚一点下班，至少要等主管走了，团队才可以走。

英国当然不是完全能避免加班，但没有因为老板加班而加的班。因为在英国加班，要加双倍的钱，为了省钱，下班时间，主管先走，说你们也必须走，不要继续工作了。大厂的有些加班没有另外的钱，因为已经算在了年包里，但不加班可能影响绩效。虽然看全部工资，中国公司比英国公司给得多，但加班跟钱的关系不一样，主管的态度不一样，员工的体验就不一样。在大厂，做什么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主管是谁，他跟大老板关系怎么样。假如你的主管对你不好，不欣赏你，一定会很难受。

“向上管理” 这个词，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过，大概能了解是什么意思。来到大厂之后，我发现大家会在聊八卦的时候说，谁向上管理做得好，所以一直职级很高，但是不会说自己在向上管理。它的主语总是别人，不是自己。好像这不值得大家学习，但是又会偷偷地学。

▲图 / 小红书截图我不会向上管理，也不想学习。工作后期，我遇到一位不太好的主管，他经常问我：“你的价值在哪里？”“人家赚多少钱，比你赚得少，还比你干活儿多。” 我不想按照他说的那样特别辛苦地加班，我也知道，除了加班，我说什么他都不会满意的，所以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不说话。

回到家，想到第二天还要面对这个人，过完一个周末又要见到他，我很难受。我跟老婆说了这件事，她说这就是 “PUA”。我以前也听说 PUA，都是在爱情中的情况，男朋友对女朋友做不好的事，第一次知道工作里也有。没想到吧，老外也会被 PUA。跟海外的互联网公司比，主管很重要，汇报文化也更严重。我看到很多大厂的人做 PPT，忙着汇报，花了很多时间。可能一周里只有两天在真正工作，剩下的时间在筛选数据、准备 PPT、排练怎么讲 PPT、开会。

我听其他项目的同事说，每天都要写日报，每周都要做一个 PPT。我在英国工作的朋友，是在保险行业，朝九晚五，很自由，我记得上次他说在做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有大概两周时间完全没有人管他，他主管每两周跟他开个会，看一下进度。但是在大厂，主管每天下班前都问，你今天都干什么了？好像中国的主管不像英国的主管那么信任自己的员工。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么多汇报，大厂不需要这么多人，也不需要加这么多班，只是因为汇报文化，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作。我在大厂学会了做 PPT，但不是很擅长。到我离职的时候，电脑里已经有几十个 PPT 了。

因为要汇报，国内互联网的大老板想看好的数据，不给项目任何喘息的机会。比如说，他们会规定，画一个人物要用多少天，价格都是一样的，但为了让效率最高，能 5 天画完就不要 10 天。如果你把游戏看成艺术作品，它不应该这样开发。

游戏应该是一种享受的乐趣，制作它的流程，也是产出创意的流程。如果看重创意，你肯定需要你的人才放松下来。让人不放松的制度，是有违创意的。

▲图 / 小红书截图我有个很假的同事，他跟我说别的同事的事情：“我也不想让他不开心，所以就不要跟他说我说过这些。” 如果受害者聚在一起，就发现他跟所有人都这么说了。但他很会汇报，在公司里很受主管的喜欢，一直在大厂工作。大厂太卷，气氛很紧绷，才有这样的人。

要是在英国，不一定会开除这个人，但是不会让他一直这样，因为他影响了工作氛围，还有其他员工的工作体验。他能在大厂很舒服地活这么久，说明公司的制度有问题。我还有件不能理解的事。很多人进了大厂，就变成了公司的粉丝。公司有新的福利上线，朋友圈很多人夸奖，公司有新的动态，立刻转发。还有人夸老板，觉得老板能力特别强，特别厉害。我根本没看到老板厉害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厉害需要老板自己主动去证明，不是说因为他们在很高的岗位上，我就觉得他们厉害。

当然，大厂里也有很好的人。我认识了很多很厉害、很有能力的同事，还通过打网球认识了一个不同部门的领导。他跟我说，员工长期加班，有两种常见的问题，一是员工没有能力完成工作，效率不高；二是工作量有问题，一个岗位的工作量不是 8 小时能完成的，公司招了一个人，但干超过一个人的活儿。两个问题，本质上都是公司的问题。我觉得他是大厂里很少见的领导。

机会和薪资

我生在英国的约克郡，教育很宽松，从 7、8 岁到 18 岁，有十年时间，我每天 4 点放学，之后全都是自由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每个夏天有 3 个月假期，父母都不管我。我跟朋友出去玩儿，踢足球，打网球，打游戏。小时候打了很多好玩儿的游戏，所以对游戏行业很感兴趣。18 岁之后，我离开父母去曼彻斯特大学读书，学的是西班牙语和汉语，大四那年，学校要我们去学习的语言所在地留学一年，我就选了中国的北京师范大学。

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感觉很好玩，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毕业之后我也想继续留在中国，可以继续提高我的中文，我不想浪费中文这个专业。我老婆是中国人。疫情之前，她写毕业论文，想知道外国人都看什么电视剧，找我做过问卷调查。后来我留学结束，回到英国，她去英国留学，我们见了一面，被一起隔离了半个月。再之后，我们谈了恋爱，留在中国，也可以跟她在一起。

除了这两个原因，我想跨专业到游戏行业工作，要是在英国的话，很不容易。英国的游戏行业没有中国这么大，大部分是开发和策划的岗位，很少有像腾讯、网易这样规模大、发行到海外的游戏公司。就算有，英国的游戏公司出海，就会去中国，也想招会讲英语的中文母语者，跟中国的游戏公司相反。

中国的手游市场比英国大。英国人不常玩手游，因为缺少玩手游的场景 —— 大部分人住得离公司很近，住得远的通常开车上下班，几乎没人会在通勤路上玩游戏。因为 5 点下班，加班少，有很多时间玩游戏，大家不用刻意挑选单局时间短的产品。对英国大部分家庭来说，PC、主机并不贵，消费得起，所以玩的人也多。

但我对手游很感兴趣，中国也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而且，大厂的待遇比英国更好。如果把我跟在英国保险公司工作的朋友的薪资对比，我的薪资比他高 20%。要是和跟我一样学历的英国毕业生对比，也是中国更高，英国刚毕业两三年的人，工资不会有太大的增长。中国的生活花费很小，大厂福利省了特别多的钱。综合来看，收入还是非常高的。对我来说，留在中国的游戏公司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找工作的过程挺顺利的，投简历之后，面试了三轮，我就收到了一家大厂的 offer，但当时正是疫情，外国人去中国工作，拿到签证太难了，没有赶上入职的时间。我重新投了简历，面试，2022 年的夏天，收到了另一家大厂的 offer。刚入职的时候特别开心，虽然很累，但是很有成就感，大公司里有很多机会，有特别多优秀的人，生活特别充实。随着项目和岗位的变化，加班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适应，可以说我一直在稳住，一直在等这个时期结束。

我感觉太累了，人也变丑了，发了一个小红书的笔记，用了一张打完网球之后很累的照片，眼神呆滞，头发凌乱，网友给我评论：“面相都变成中国人牛马的面相了。”“进了宫，就忘了那些‘洋洋人人’的过往，从今以后，你就是小杰子了。” 评论区甚至还出现了我的同事，跟我对接过工作。

▲图 / 小红书截图有的评论我能看懂，有的看不懂，但是都很好笑，我知道大家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都太累了，发现外国人来了也要打工，也要加班，就来开玩笑。那条笔记，有 6000 多个网友给我点赞，这个数字很让我惊讶。

没过多久，我就离职了。我又发了一条小红书，网友说：“上次刷到你，你说很累、很充实，再次刷到你，你已经离职。” 其实离职是因为裁员，因为项目的变化，我跟一些同事都离开了公司。如果没有离职，外籍在中国的工作晋升是有天花板的，作为外籍员工很难在中国企业得到晋升管理层的机会。

大厂的管理方式我也不能认同。我认识一些从海外工作室跳槽到国内公司的外国人，他们说，在海外工作室，团队定下了 deadline（最后期限），相关需求必须在 deadline 之前做完，之后不允许新需求插进来，能破例的很少。国内大厂也定 deadline，但过了这个日子之后，还是会有很多新需求插进去，deadline 像假的 deadline。

一些在国内做美术或音频的外国人很烦恼，游戏要上线了，新需求还在提。但在海外，策划至少需要提前 3-4 个月把需求提完，给团队充足的时间。

离职后我是很开心的，我想离开，还有赔偿金拿，而且 lastday 恰好是我跟老婆领证的那一天。之后，我跟老婆出国度假，去了好几个国家，特别开心。再发帖子，我的班味儿去了，整个人重新 city 上了。

幸运的人

我成长在一个很幸运的环境里。我的妈妈在英国的铁路公司工作，她的事业发展很好。我还有个哥哥，为了照顾我和哥哥，我爸爸辞职在家，负责我们的生活，因为他觉得妈妈的工作机会更好。我们不算是很富裕的家庭，英国的私立教育很贵，但我父母很努力工作，送我去读私立学校。我们可能不会像别的家庭去享受很多，比如说假期就去别的国家玩，买很贵的礼物给孩子，或者父母自己买一些贵的品牌，我们家买车会买最便宜的一款。

▲Jack 和父母在中国旅游。

我妈妈那时候就经常出差，然后时间会很久，可能两三个月那样，更多时间是我爸在养我俩。两个人我都很佩服，爸爸的放弃让妈妈可以好好工作。虽然付出了很多，但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从来不会强迫我做一件事情，也从来不会说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从小他们就给我那么多自由，让我自己选择我的生活道路，让我觉得我想学习什么都可以，想住在哪里都可以，想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或者我想跟谁结婚，我想跟谁在一起，他们都不会干涉。

我说想要来中国工作，我妈妈说，趁着年轻，Jack 可以多出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就算事业失败了，损失也不会太大，反正年轻，还来得及重新开始。英国的学校和家庭很重视运动，希望孩子培养自己的爱好，喜欢做的事情，不一定是运动，但运动比较常见。大部分的人至少有一两个自己喜欢的运动，父母和学校并不是为了后来有什么成果，比如把你可以培养成专业的球员，赚很多钱，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好好玩玩，放松，除了学习有更多的爱好。

我在英国可以说比较活跃，英国下午 3:00 放学，放学我就去玩。如果马上要考试，可能会回家做作业，准备一下考试。但最多也就一天一两个小时，一周就一两天这样。我一直在学校的网球俱乐部里，每周打两三次球，看一两场比赛。我当时也是通过俱乐部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打完球大家一起出去玩，是很好的社交机会。读大学的时候，学费是政府给的贷款，三年在曼彻斯特大学，一年在北师大，加起来大约是 27 万人民币。要是有工作，毕业之后根据每个月薪资的比例，还给政府很少的钱，我是大约 700 元人民币，要是实在找不到工作，最后也就不用还了。生活费是我打工赚到的，我每周在 ZARA 打工 20 个小时，所以我没有什么工作的压力，不工作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还没上大学的时候，Jack 在温布利网球场看比赛，眼神有一种未经社会毒打的清澈。图 / 受访者提供

来到大厂，我看到很多能力很强的中国人，每年有特别多新的毕业生。我能理解为什么 “卷”，一是工作机会不好找，你不做这个工作，肯定有别人去做，还有的是家里条件不好，很需要这份工作。但我不太理解，家里条件没有任何问题的，怎么还是把自己卷成那样，每天加班很严重。如果说并不缺钱，真的没必要把自己卷成那样。我看到大家几乎回家就睡觉，没有周末的计划，工作日的疲惫挡住大家去体验自己的生活，也没有时间谈恋爱，没有自己的爱好。我觉得这两件事是相关的，因为很多人成为朋友是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有朋友跟我说，因为中国的高中生，有的甚至 10 点放学，所以长大很熟悉 10 点下班。

我觉得这是文化氛围的原因。在大厂遇到的很多人都会说，不知道幸福的来源是哪里。很多人觉得买房子是必须的，结婚、生孩子是必须的，找到高薪的工作是必须的。但其实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情是自己想做的，还是社会想让你做的，父母想让你做的。他们都觉得要先辛苦才可以幸福，辛苦 20 年，这辈子就自由了。但在我看来，不买房子，不在一个地方定居，赚一些钱就花掉，也可以很幸福。我的父母、学校、生长的社会，他们希望我幸福，但是不定义幸福是什么样的。他们眼里的幸福取决于我觉得什么是幸福。

我认为幸福的生活就是跟最重要的几个人一起过，有家人和朋友，有时间一起玩。我的幸福都来自于跟人的互动，有时间去追求自己的爱好。不是只有工作才能有成就感，我的网球打得好，也很有成就感。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支持孩子，对他们的孩子那么好，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英国。

过段时间，我要跟老婆搬到她的老家哈尔滨，我们不会立刻找工作。在互联网大厂，我们一直在赚钱，根本没有时间花钱，我们想过一段花钱的生活。

文 | 徐晴

编辑 | 金匝

运营 | 小二郎

这样的截图，以一个外人的眼光来看，残酷到甚至有些失真。

但一位前腾讯互娱员工表示，其中一张网络流传的截图看起来和腾讯内部使用的软件界面很相似，而且从内容来看 “我不觉得奇怪，毫不怀疑这发生过”。

但比起这些，内心的煎熬更加磨人。

从以外包员工身份回到京东的第一天起，王鹏就被一种耻感笼罩。他避免谈及自己曾是京东的正式员工。有曾经协作过的同事认出他，又从工牌、工号看出端倪，表情里的惊讶和尴尬藏不住。

尤其是邀请他试试外包的前同事并未被裁员，现在依然和自己共事，这让他不知该如何自处。迟迟无法转正式员工，也让他备受打击。

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为什么我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一连串疑问盘旋在脑海中，一直折磨着他。

此时的他已经积累了 5 年以上的经验，是职场 “老手”，甚至对于再次回到京东所做的工作也颇为熟悉。但是，作为一名外包员工，王鹏只能打下手、做执行，失去了 “正编” 时的话语权。

不管一条业务上有多少外包员工出力，最终负责收口的一定是正式员工。当时王鹏发现，入职之后他所在的项目中负责收口的正式员工并不是很有经验，对于业务的了解度有限。于是他开始梳理项目、整理文档，凭借自己对岗位以及京东业务的了解，给那名正式员工补充知识、梳理逻辑。为了表现自己，王鹏开始主动推进业务，这超出了一个 “小外包” 的职能范围。

领导也认可他，屡次绕过 HRBP，向更高层级的管理者为他进言，后者也曾让他去做汇报，但这一切最后都因 “公司内部规定” 而没能持续推进。

“这只是暂时的” 的自我安慰和自我鼓励，在 “转正” 的希望一次次燃起又被浇灭间愈发苍白。对王鹏来说，这是继被裁员之后又一次感受到 “被否定”。他每晚做今日复盘，并带着高速运转的大脑爬上床，失眠变成常态。

对于 00 后李淑婷来说，成为华为外包员工，是她职场 “高开低走” 中的关键节点。毕业于 985 高校，校招进入中国头部车企，就连一向催促她回老家的父母都消了声。

然而，2023 年年初，李淑婷和上级申请加薪后被打了低绩效，愤而离职，踌躇满志地投入求职行列。头一个月，她每天投递约 40 份简历，经常在一天之内有两三场面试，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么快就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工作经验的不足和不稳定性，成了她的软肋。

第二个月开始，李淑婷发现求职软件上已经刷不出什么新的岗位，投无可投。与此同时，得知女儿失业消息后，她的父母态度日渐强硬，不停联系她：“你找不到工作就赶紧回来，在那里干吗？”

第三个月，李淑婷和两家人员外派公司沟通，并最终接下了华为外包员工的工作。每月到手薪资只有约 9000 元，比之前少了 2000 元，而且还没有了员工宿舍、餐食等福利。在深圳这样一座高消费的城市，李淑婷每月已经存不下什么钱了。

不管是前同事，还是从前的同学，都会在不经意间带给李淑婷同辈压力，她索性不再主动关注他们的动态。有一次和一个老乡打电话聊天，得知对方进入京东做产品经理，很辛苦，李淑婷安慰他。

末了，老乡感叹：“为了钱忍着吧！”

她又陷入悲伤：自己又在为什么忍着呢？

在外界看来，外包员工地位边缘，工作内容普遍零散、机械化，哪怕是在大厂 “服务” 多年也难有成长。

好消息是，对事业发展仍有追求的外包员工，在这个身份之下，仍有改变处境的可能。

回头看，李淑婷觉得外包工作 “治好” 了自己的年轻气盛，甚至让自己有些战战兢兢。

“外包在最底层” 的想法嵌入了她的认知，在头三个月里，李淑婷讲话都小心翼翼。需要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联系正式员工时，她会下意识地关注一下对方的职级。她知道华为的职级从 13 级到 22 级，数字越大职级越高。有一次一个正编同事让李淑婷去联系一下某人，她打开软件一看，职级超过了 19，就问那个同事：“我能跟他说话吗？” 问得正编同事一头雾水。

入职三个月之后，小组领导换人，她觉得这是一个商量转岗的好机会，开始承担起更多职能。但此时，她的 “外包羞耻” 又开始作祟：“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开口。我还是作为一个外包的身份，可能领导根本不会注重你的发展，也不会帮你去想什么，不像他们正式员工有什么职业发展规划之类的。”

最后，过于紧张的李淑婷不得不打了一个草稿，背下来之后，抱着 “大不了就重新找工作” 的决心，才去找领导谈。在领导答应下来但缺乏具体动作的时候，李淑婷又自己联系另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说服对方接收自己，才最终成功转岗。

曾静雅刚进入 B 站时，需要和其他外包人员一样，对应 “服务” 一个到多个正式员工，后者会把手里的活分配一部分给她。入职近一年后，第一任领导被裁员，曾雅静主动找到新领导，表明希望团队能改变对其工作的分配。与此同时，她做好了 “不成功便成仁”、大不了离职的准备。

和李淑婷一样，主动和上级沟通之后，曾静雅也如愿以偿地调整了工作内容，开始独立负责项目，无需再为特定的正编同事 “服务”。除此之外，曾雅静很少在晚上 10 点前下班，不管是从工作内容还是工作强度上来看，她与正式员工几乎没有区别。

而这一切的努力，动力都在于丰富履历、早日跳出外包的世界。

坏消息是，在内部突破外包员工的边界，去寻求成长，并不代表在求职市场能撕下外包员工的标签。虽然外包员工越来越常见，甚至不少人实际担任 “项目管理”“产品经理” 等的工作，但当他们想要跳出外包的世界时，却发现 “外包” 标签的分量十分沉重、重过自己在大厂实际的工作内容。

从今年 3 月开始，李淑婷开始尝试找工作，第一个月每天投递三十多份简历，瞄准互联网行业正式员工的岗位。有一次李淑婷在一面时自觉表现不错，和面试官相谈甚欢。面试的结尾，面试官问：“我就好奇你在华为待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跳槽？” 李淑婷解释称，自己在华为签的是第三方协议。

“原来你是外包啊，行，我知道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面试官说完，结束了面试。不出所料，那家公司没有再给李淑婷任何回复。

其后三个月，屡屡碰壁的李淑婷逐渐降低了简历投递的频率，但默默将只接受正式岗位的要求，放宽到了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岗位，底线是至少薪资得涨一些。但她现在会在和 HR 交流的环节就直接表明自己的外包员工身份，“免得浪费彼此时间”。

当由于学历背景或工作履历优秀而志得意满的打工人，掉入 “外包职场” 的江湖，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轮自信心和自我认知与定位的打破与重组。于是从外包岗位离开的人们，有的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排斥外包岗位，还有些人干脆放下了对大厂的执念。

曾静雅也在今年尝试找工作，和李淑婷的情况相似，在密集投递了一轮简历过后，已经逐渐停止投递动作。但她表示坚决不会再考虑任何的互联网外包机会，不管对方是否是互联网哪个大厂。

王鹏曾有机会加入字节，但在京东做外包的日子已经洗刷了他的 “大厂梦”：“我听说字节的平均工龄只有 7 个月左右，而且现在大厂的变动都挺大的。就算去了，可能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后，又要面临被否定了。”

一个月前，王鹏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加入了一家规模不大但业内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带着 “大厂后遗症”，依然每天 10 点下班，成了那家小而美的公司里的 “卷王”。

两场互联网大厂外包岗位的面试之后，梁东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喘不上气且严重失眠，就医后医生为其开具了抗抑郁的药物。目前，他选择暂时回到东北老家修养，准备在 7 月内返回北京，继续求职，不再管公司是大是小，岗位是正式还是外包：

“我现在目的就是拿到一份 Offer，我要证明一下自己。”

（文中曾静雅，李淑婷，王鹏均为化名）

图/清晨已经开始繁忙的入境厅。来源/Hans提供

选择深港通勤的前大厂人，扎堆在深圳罗湖、福田两个口岸附近，挤爆了港铁东铁线。“好点的一居能租到6000元一月，城中村也有4000多元的月租，”深圳罗湖口岸某房东表示，近半年来，他名下的四套房产先后被南下的前大厂人抢空，而“不差钱、在香港能拿5万元以上月薪”的前大厂人，成了深圳房东最理想的租客。

一

离开大厂南下香港，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

“大厂是高薪，但谁知道这份高薪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呢？”留在大厂，对于刘皓、Lili这样的基层小leader而言，正在丧失性价比。

2023年10月，38岁的刘皓鼓起勇气提了离职。在互联网卷了十多年，享受过红利，在深圳买车买房的他，却难以避免内耗，“被比你小10岁的领导每天无脑乱指挥，项目推进缓慢，缺资源、缺人，团队内还都在相互扯皮”，刘皓这样形容自己裸辞的原因，“继续工作大概率会有抑郁倾向。”

和他一样，97年的Lili，所在的西二旗某大厂，内部晋升的机会已经从一年两次减少到一年一次。到了年底，Lili准备许久的内部述职，更是因为“项目组盈利不达预期”，宣告升职告吹。

向上无望的Lili，还要面对持续加码的盈利KPI，“2月初，工位旁边的项目组，因为不赚钱，已经搬空了。”

决定从大厂裸辞之前，人到中年，拖家带口的刘皓，早早瞄准了拥有港大、港中文、港理工等多所高等学府，教育资源优渥的香港。

在10月拿到香港身份之后，刘皓没有犹豫便递交了辞呈：

一方面，光环褪去的大厂令人“致郁”；另一方面，“小镇做题家”出身的刘皓，幼儿园便将孩子送去了国际学校，妻子更是早早就去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中年裸辞的刘皓，不希望再每天加班，无意义内卷，他也希望能通过南下，让孩子不用再像他们一样，“焦虑、内卷地学习和工作。”

指望通过南下赴港，职场加薪、孩子升学一把抓的大厂人，并不在少数。某猎头表示，对于35+的大厂员工来说，包括不少高管，孩子大都在小学，或者幼升小的阶段。相比每年递增上百万人的内地高考，他们更愿意赴港为孩子铺路，以求孩子能参加报考人数少、重本率（211+985录取）50%左右的华侨生联考，或者香港高考。

离开大厂前，Lili曾在国企和香港之间反复衡量。留在大厂，意味着随时会“拿大礼包走人”，而跳去国企，则要承担降薪的心理落差。相比之下，平均工资在4~5万港币间的香港，成了能接得住Lili工资包的福地。

决定“赴港涨薪”、再搏一把的，还有94年的Hans。和Lili一样，Hans在2024年初，拿到了一份年包在40~50万之间的工作，在保证朝九晚六，到点下班的同时，由于香港扣税低，税后薪资相当于翻了一番。对比如今从996卷向007，平薪跳槽即为幸运的内地，大胆辞职的Hans直呼“值了”。

不过，香港居，大不易。

拿到offer后，Lili兴冲冲地在中介的带领下看了一圈房子，随后便打起了退堂鼓。北漂过的她自诩见过世面，但在北京，同样的6000~8000元，是配备健身房、小花园的公寓房；在香港，12000港币，也只能租到30平的小房间。4000~5000港币的预算，Lili只能在香港租到10平方左右的老破小，房间里容纳着一个厕所，一个开放厨房，一张床，走动困难之外，“一整天阳光都照不进来。”

在深圳，花5000~6000元，Lili就能租到有露台、有飘窗，带家具电梯，保安系统齐备的大一居。

同时，香港不光房租高得“令人咋舌”，攀升的生活成本，也让Hans不得不考虑深港通勤。“在深圳25元一份的煲仔饭，在香港卖到75元一份，而在寸土寸金的中环，随便吃个商务餐的花费，在120~150元之间。”

在深圳工作3年，Hans早已见识过港人周末涌入买菜的盛况。深圳随手可以点到的鲍师傅、喜茶、霸王茶姬等外卖，在香港，外卖APP上不仅商家少，价格也翻了两倍。为了实现奶茶和外卖自由，比起2万元的香港月租，Hans做出了支付每月3000元的高铁往返费用的选择，即便这一选择背后的代价，是Hans、Lili们，需要起得更早一些。

更何况，相比起晚上9点仍要改PPT的内地，在加班文化并不盛行的香港，6点准时下班的Hans，至少能保证8点前返回深圳的家。

二

对于南下的前大厂人来说，深圳的罗湖口岸或者福田口岸，是他们进港的第一站。

2022年5月，香港东铁线过海段即开通，此前从深圳罗湖和福田/落马洲口岸到香港新界，需要先换乘荃湾线过海，再搭港岛线，通车后，罗湖口岸可以直达香港湾仔，深港之间的高铁通勤时间，缩短到了1个小时。

围绕香港东铁线的站点口岸，也成了Lili们扎堆居住的地方。以Lili居住的罗湖口岸为例，这里的清晨来得分外早。

在罗湖口岸，聚集着两城往返的港漂人。Lili活在时刻表里：她要在早上6：40准点起床，半梦半醒之间匆匆刷牙洗漱，只为赶在7：25到达罗湖口岸。

一开始，在大厂养成早十晚七生物钟的Lili，总会因为担心睡过头，凌晨5点在床上惊醒。没有时间吃早餐，Lili就在高铁上，下单一杯美式外卖到公司。

为了节省时间，打车上班也成为港漂的备选之一。早Lili一年赴港的前leader，也为了深圳60平的敞亮一居室，选择了深港通勤。每天上下班，她选择直接滴滴打车，3分钟往返福田口岸，一个月光通勤就有3000元开销。

往返动辄3个小时，为了能够相对舒服地度过，Lili一般都会等7：40左右的港铁。多等几趟，她就能排在前头，“有位置坐”，只需要赶在8：50左右到达香港办公室即可。Hans选择6点下班后，在香港皇岗，搭乘18：15的巴士，花费一个多小时慢慢悠悠地晃回深圳，尽管巴士速度比高铁慢，但“会展的巴士是总站，找个好位置就能一路睡回去。”

通关是另一个大挑战。清晨的罗湖口岸，还会出现成群跨境上学的学生，为了避开激烈的内地高考，他们被父母早早送去香港读小学。当看见小孩子印满迪士尼动画的书包时，Lili的大脑会瞬间清醒，为了和孩子抢着通关，甚至有时她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跑起来。

和这些孩子们抢着通关的时候，Lili总会梦回自己在北京和买菜的大爷大妈们抢公交座位的时候。

当Lili每晚穿过挤满了人的站台，在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内，将自己丝滑地挤入人群后，有时缝隙狭窄到连背包里的耳机都“拿不出”。东铁线里永远笼罩着湿热的水汽，当Lili回到深圳时，3个小时的通勤往返，已经让她累得“说不出话来”。

但每次想到如今深圳同款的房子，在香港如今已经涨到20000元起租，Lili便感觉“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超10000元的房租差额之下，“葛优躺”在深圳6000元60多平的一居室大床上，随机决定“宠幸”哪家外卖APP时，Lili的幸福感总会压过港漂一天的疲惫。

意外之喜是，毕业3年，在大厂KPI压力和焦虑之下，胖了15斤的Lili，深港通勤2个月，竟然瘦了6斤。这也让Lili的港漂生涯有了更多坚持下去的动力。

/每天150元的深港通勤费用（左）香港中环120元+的简餐（右）。来源/刘皓提供

为了节省开销，除了抠房租之外，Hans还会选择在家解决早餐跟晚餐：早餐他选择山姆会员店速冻的主食、虾，早上蒸好后，切个水果、煮个鸡蛋，装在饭盒里拿到公司吃完；午餐在附近的茶餐厅“对付一顿”，晚餐回家做。

为了省时，刘皓的早餐也往往用一杯咖啡替代，午餐偶尔自己带饭，晚餐也更多选择叉烧饭、面条、米线这类简餐，有时没抢到座位，站着来回3个小时，也难免腰痛、腿酸。但对比住在香港人均500元吃不好，点个外卖都要120元起送的日子，150元吃到撑的深圳，对他而言，则更有生活的实感。

住在深圳，去香港工作，对于南下的前大厂人来说，通勤往返3个小时带来的不便，换来的则是一种在存款增长和居住舒适度之间达成微妙平衡的新生活。

三

但赴港并非坦途。

对和刘皓一样通过优才赴港的大厂人而言，“卖保险”，正在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之一。

香港某优才中介表示，近3个月内，不少通过高才项目赴港的前大厂高管，都选择了兼职卖保险。“一年花几十万给自己买个保险，不仅可以自己拿自己的佣金，而且收入也符合香港入境处对高才续签的要求。”不管是对在金融业为主的香港做保险报以信心，还是看中了保险业务员的时间自由、可以兼顾家庭等，保险都成了刘皓们初入香港的过渡之选。

而且，在香港卖保险也有着更高的回报。从大厂程序员过渡到香港保险业务，刘皓在自己@小皓同学在香港的小红书账号上，记录赴港日常，分享优才申请经验。2023年，光保险业务，刘皓就做了200万港币的业绩。

在金融业发达的香港，单次保单40%~50%的业务提成，让38岁就面临职业生涯尽头的刘皓，看到了新的出路。

香港创业实验室的创始人Clara则表示，更多意图南下的大厂人，往往容易卡在“拿到offer”的第一步。在以金融业为主要支撑的香港，互联网和科技企业稀少，除了近年香港对创业产业如web3、AI等的支持之外，就业岗位较为缺乏。

不同于通过优才项目拿到香港身份的Lili、刘皓，此前在港读过书的Hans，申请到的IANG签证，虽然可以申请非应届生回港就业，但就业签证仍需要有公司聘请。而相比“HR首先会问有无香港身份”的外资企业，中资企业更愿意配合签证。

同时，随着大厂人的持续涌入，优才、高才的申请难度亦有提升。上述中介表示，只有在名企，包括上市企业、世界500强、财富500、福布斯2000等公司工作累计3年，才有额外加分，而担任管理岗的综合评分则会更高。

但不管是为了“南下涨薪”，还是为了给孩子铺路，往返于深圳和香港的生活，刘皓们还在坚持。

“朝九晚六，早上起床之后抓紧洗漱、赶高铁，我必须坐7：40那趟，不能再晚了。到公司之后也在赶，挨个回复邮箱，写to do list，下班晚4分钟，高铁车厢就满得挤不进去。我要赶着回家吃晚饭，赶着睡觉，第二天6：40就要起来。”

远离了大厂，Lili们的日子过得仍然很赶。他们还要在香港这个新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部戳中打工人痛点的喜剧电影，票房已经破8 亿，豆瓣评分超8 分。能让电影拥有高口碑的是剧情中对职场的讽刺。

能否办好一个让员工叫好的年会，这完全取决于公司和领导。有的年轻人可以在年会时增进同事友谊，全当娱乐，而更多年轻人还在为被迫在年会上登台‌‌“献歌献舞‌‌”的表演发愁。

一场年会，或许是一家公司企业文化的缩影。在过去，年会只是员工聚会，或者业务复盘总结、战略宣讲，而现在一场年会更是社交场和权力场。打工人无法卸下面具，甚至需要戴得更紧。

在电影《年会不能停！》里，小人物们都赢得了光明的未来。但在现实里，打工人难逃年会。

员工只在意年会奖品

赵鑫晨怎么也想不到，年会发的红包里不是现金，而是一句鸡汤——‌‌“岁岁平安，年年有余。‌‌”

从领导年年终总结、员工自己表演节目再到抽红包，年会该有的流程都有，但公司做到了零投入。‌‌“场地就在会议室，没有奖品，所有人的红包都是打印的一句祝福语‌‌”，赵鑫晨笑着向记者说道。

这是她第一次应该也会是最后一次，参加一场零成本投入的年会。

作为公司一年一度的年度聚会，年会原本是为了在年底给员工打气，迎接新年。伴随着年会的，还有打工人最为期待的年终奖。

谁都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绝大多数打工人而言，年会最期待的环节当属抽奖品。当一场没有奖品的年会，将黯然失色。而蒋新可能是为数不多对年会的感触不是落在奖品上的年轻人。

蒋新是一家头部智能设备公司北方某省份的年度优秀个人，今年有机会参加了公司总部的年会。

最让蒋新感触最深的是，这是她入职近6 年，首次见到公司的高层们。在这之前，蒋新和其他人一样，也只在发布会直播上看到过公司高层。

‌‌“我和一些高层有短暂的交流，还可以和其他省份的优秀员工代表交流，你横向对比就会发现，真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蒋新感慨道。

在市场上，蒋新公司的设备是硬通货，常常出现在年会奖品名单上。但在自己的总部年会上，蒋新并没有看到自家产品，而是一些公司周边纪念品。

从去年开始，蒋新参加的省级年会甚至不再设置抽奖环节，公司对年会也很重视，但没有体现在给员工抽多大的奖‌‌“，蒋新告诉记者，‌‌”从老员工的感受，公司对于员工的关心体现在日常‌‌“。

作为老员工，蒋新并不在意抽奖环节。但校招进来的新员工们，还在适应年会没有抽奖这件事。

记者了解到，今年互联网公司还会公开年会奖品清单的不多，游戏公司算是个‌‌”显眼包‌‌“，其中，米哈游、叠纸、莉莉丝等上海游戏公司，近几年经常被拿来对比。今年，莉莉丝的‌‌”阳光普照奖‌‌“是价值上千的奖品。

‌‌”奖品真的很诱人‌‌“，叠纸的员工告诉记者。今年是她第一次参加叠纸公司年会，和同事坐一起等开奖让她无比期待。

对于校招生而言，年会奖品的丰厚程度是衡量一家公司实力和员工福利待遇的一个参考维度。不过，互联网公司员工普遍反映，感觉近几年年会更对内，公司也变得更加低调。

互联网大厂的HR 们也在年会内部宣讲方面，变得低调了许多。‌‌”这两年的年会都是线上形式，虽然也抽奖，但明显不如之前有冲击力‌‌“，互联网头部公司的员工告诉记者。

策划过互联网公司年会的员工也表示，对比往年，如今公司在年会上的预算肯定是在下滑，而且精打细算，每笔钱都要花在该花的地方，‌‌”今年公司的奖品以及抽奖名额都是下降的。‌‌“

难逃‌‌”献歌献舞‌‌“表演

办年会，自然需要歌舞助兴。绝大部分公司都是内部人员自己登台‌‌”献歌献舞‌‌“，也有一些会请艺人明星。

某互联网音乐公司是为数不多在年会上有艺人表演助兴的公司。在社交平台上，员工们都对能在年会上近距离‌‌”追星‌‌“感到惊喜，‌‌”去年年会其实也有艺人表演，但是线上连线的方式‌‌“，该公司员工王子敬告诉记者。

王子敬很幸运地成为了能到年会现场的员工之一。她回忆道，现场邀请了众多公司深度合作的艺人，他们的现场表演的确震撼。

不过，在大多数打工人心里，年会能看艺人演出可能是不敢想的一件事，更多的年轻人把年会当一场噩梦，因为要登台表演节目。

李倩是为数不多自愿参与公司年会节目表演的员工。李倩看来，今年是第一次重启线下年会，很有纪念意义并且是出演舞台剧。对她来说，这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李倩所在的公司是互联网巨头之一，公司对于总部的年会重视程度让李倩意想不到。仅仅是舞台剧的剧本定稿就经过了多方人员的核查，‌‌”听说可能改了有几十版，才定下来‌‌“。

李倩已经彩排了近一个月时间，一周需要排练2-3 次，公司甚至聘请了专业的导演和制片人来指导彩排。导演每周都会飞来公司总部，待两三天再走，‌‌”每次彩排都会来帮我们扣细节‌‌“。

虽然会占用下班时间，但她觉得整个体验很新奇。‌‌”每个人对待这个节目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衣角是从左边往右边掀，还是右边从左边掀，我们都会讨论很久‌‌“。

‌‌”在这里你就会觉得所有参演人员都很包容，大家都是发自内心想把节目呈现好，而不是被迫来参加一个派发的任务‌‌“，李倩告诉记者。

但能和李倩一样，自愿参加年会表演的打工人并不多。更多的年轻人只能被派发任务，在下班时间排练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节目。而这也是绝大多数年轻人开始对年会反感的原因。

黄薇一直在广告行业，无论是头部公司还是创业团队她都待过。但无论什么规模的公司，她都逃不了在年会上被指派任务。‌‌”去年年会，HR 一直推荐我去做主持人‌‌“，黄薇告诉记者，‌‌”我拒绝了很多次之后，HR 实在没办法，自己做主持人了。‌‌“

在B 站上，《学猫叫》、《科目三》、《失恋战线联盟》等等舞蹈教学视频背后都是在为年会筹备节目的年轻人们。

没有舞蹈爱好的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上台表演，赵鑫晨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年会没有抽到奖品，还需要和部门一块上台表演。‌‌”每个部门必须出一个，非常强制性‌‌“，赵鑫晨非常不理解为了办年会而办年会。

‌‌”我们部门就安排了一个游戏，每个人都参与，蒙混过关‌‌“，赵鑫晨回忆道，‌‌”领导汇报的时候，营收几千万，但员工年会占用下班时间，不包饭还得免费表演节目。‌‌“

谁真的需要年会？

事实上，相比于员工，大多数公司的行政部门更不想面对年会。

黄仙在一个半导体设备公司工作，做了两年行政。尽管公司只有160 人，但公司年会也提前了三个月策划。

从流程到发布会再到形式，黄仙都需要去考虑。‌‌”因为年会和公司5 周年庆是一起举办，所以还涉及到新产品的发布和往年数据，现场会邀请上下游的合作商。‌‌“

这不仅仅是一场年会，更是一场新品发布会。从筹备第一天开始，黄仙就顶着压力，直到年会结束，才能松了一口气。好在公司预算充裕，最后领导奖励了黄仙5000 元的奖金。

不过，不是所有人会像黄仙一样幸运。更多的年会策划，需要在有限的预算情况下完成一场领导、员工都满意的年会。

李子璇为了办年会，把市里的星级酒店都考察了一遍。从场地布置到餐标，李子璇都得做出表格一一比对，再选出最具性价比的酒店。为了节省预算，领导甚至会比对每道菜品，‌‌”比如，把辣椒炒黑毛猪要换成普通猪肉‌‌“，李子璇解释道。

这是李子璇第一次策划年会，而她的本职工作是新媒体运营，‌‌”完全是公司行政不在了，我领导非要派活给我‌‌“，李子璇解释道。

对于李子璇来说，挑选奖品才是最为痛苦的环节。公司大多都是95 后的年轻人，李子璇想要在人均50 元预算内挑选年轻人喜欢的东西。‌‌”盲盒、刮刮乐什么的，这些不超预算也符合年轻人‌‌“，李子璇表示。

最后，一切都以领导的喜好来，养生壶、泡脚桶、取暖器成为阳光普照奖。‌‌”别说员工了，我都不想要‌‌“，李子璇很无奈。

在李倩看来，年会应该是真正为员工考虑，甚至有没有奖都无所谓。‌‌”它能够体现公司的文化，能够聆听员工们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老板是不在意预算的，和往年持平，给员工带来福利就可以，但我的主管为了邀功，一直在扣预算‌‌“，在李子璇看来，她策划的这场年会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更多变成了公司中层的业绩表现。

年轻人越来越反感年会，也正是因为年会已经变味，从员工福利到满足领导，最终被演变成另一个‌‌”职场‌‌“。

黄薇已经不对年会有任何期待。谁真的需要年会？在她看来，年会就是给老板表演一出合家欢，替行政完成工作任务。‌‌”只要老板们还存在，年会就一定会存在。年会感觉已经变成给老板增加情绪价值的一种方式罢了。‌”

（备注：文中皆为化名。）

这段时间不少公司在裁员。

有些公司把裁员叫做「毕业」，网络上挺受议论，不知道是哪一个公司先这样做的，但感觉始作俑者是个天才。

把裁员换一个委婉的说法，比如「毕业」或许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不是每位被裁的员工抗打击能力都那么强悍，听到委婉一点的说法，或许不那么难受。

但如果人力资源 (HR) 主管对被裁的员工说「恭喜你毕业」，就是十足的有病。还真有公司这么干的。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谈什么「恭喜」？是给的赔偿金过多能让被裁员工喜出望外么？

要我说，这个公司应该随后裁掉这样的 HR。

HR 这个群体是一群人情练达的人，我这么说没有贬义。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同理心，肯定远高于平均水准，只是有的时候工作性质决定，要他们出面去做「恶人」，所以，也经常被公司一线员工敌视。我也得替他们讲一句公道话。

但问题是，虽然是一群聪明人，专业能力不错，就是普遍没什么文化，不会运用基本汉语。我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我说他们没文化肯定会让他们不高兴，但我还是得这么说。

越是没文化，越是在大公司工作，越喜欢发明一些公司内的「黑话」和「新话」，而这会腐蚀人的思想。大公司招聘人力资源的时候，应该好好考一下他们的现代汉语，无法过关的不应录取。当然，这只是我调侃的话，别当真。但我确实在朋友圈吐槽过好几次某顶级大厂的 HR 写的文案，写得特别糟烂。

坏事就是坏事，不宜掩饰得轻飘飘的。这种行为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并不少见。

裁员就应该直接告诉员工这是「裁员」，大家都是成年人，不用搞得那么委婉。只要按照合规的流程操作，给出应有的赔偿就尽到了应有的义务。

有没有从没裁员过的公司？只怕很少。我刚入行的年月，大家都说惠普是「硅谷最伟大的公司」，有人情味儿，从不裁员。可是这些年，惠普也在裁员。

公司快速扩张的时候大肆招人，如果扩张过程中遇到问题，那就不可避免的会收缩。在一家公司扩张的时候加入，就该预想到有一天会被裁撤，因为这是行业给个人的机会和红利，并不一定说我们自己真实能力有那么强。

早就有智者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暂时的坏事或许可以带来好的结果，新机会可能在等着你。

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