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体制内朋友县城漫步
大年初六的午后，我和朋友约在中心广场见面，县城里唯一称得上景点的地方。
我们本来约着上午去看电影，但他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处理突发恶性事件，写了一上午报告材料。朋友讲，除了这种随时要应付的突发，他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排查、统筹和归纳。每月一共多少起矛盾纠纷的案例，分属什么类别，每个类别变化趋势如何，像邻里、家庭、债务都是重点。然后收集汇总，整合撰写。碰到大的节点，检查频繁，一天忙到晚，饭也吃不了几口。
我想起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因为总加班到七点，他选择从那家地产公司辞职。提出离职前那晚，他找我商量，一脸义愤，谈劳动法，谈生活和工作的边界，论证加班是多么不可接受。
他是去年回到山东老家县城的，考进了体制内，负责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此前的七八年间，他做过很多职业：在房地产公司做运营，当编剧，组织摄影大师课的培训，进剧院当义工，还去过在线教辅机构，在一二线城市之间跋涉。
前几年还在北京时，我们曾一起合租。2017年冬天，某场演出结束，夜色下的五道营胡同残雪未消。他说，既然明天就要走了，今天骑车回吧，再在鼓楼大街那儿转转。朋友跨上小黄车，晃晃悠悠，我紧跟在后。两人穿梭在胡同的寒风里。
上大学时，我们是各自城市livehouse常客，有时一起去赶音乐节。三天联票300块，早鸟票240，折腾那么一趟，另半个月荷包就捉襟见肘了，但我们乐此不疲。来北京工作，本以为看演出方便很多，但不知为何，我们去的现场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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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还没到，我在广场周围溜达。路过新华书店，我瞥见橱窗陈列的书目，像新闻联播头条新闻的线下展，想起一桩往事。
2013年，朋友还在读大学，寒假回家，他要买本《萨拉·凯恩戏剧集》。网上只有孔夫子旧书网能找到，看来看去，都要150到200块。我说，要不去书店转转，新华书店。他说，这真不是中学生必读名著，也非教辅资料。后来，我们竟然在不算偏僻的位置找到了它，新华书店一般没有折扣，就按定价购买，32.80元。
萨拉·凯恩作品以最大尺度表达死亡、暴力与性，被称为“直面戏剧浪潮”的代表人物。在新世纪来临前，28岁的萨拉·凯恩用一根鞋带在医院卫生间勒死了自己。朋友当时酷爱先锋话剧，对这种“疯劲”尤为迷恋。之后他在学校排了一出话剧，那出剧里，主角自杀未遂，从此每几年换一个城市生活，以助人为余生意义，临终前所有被帮过的人都来看他。朋友扮演的是第一个受到帮助、也是把大家喊到一起的人。
新华书店添了很多桌椅，像个咖啡厅。小时候常有一些下午，我坐在这里的地板上，有时和鲁滨逊寻找海龟蛋，有时在霍格沃兹探索禁林。我走了一圈，以前放萨拉·凯恩的那排书架，现在堆满公文写作书籍。
朋友在外面看到我，敲了敲书店的落地窗。他又胖了，一路走来气喘吁吁。我们去旁边的蜜雪冰城坐坐。城中心这片的店近些年换了几茬，新华书店像主人般迎来送往，长久的邻居除了几家金店，就是蜜雪冰城。早在蜜雪冰城走红全国之前很多年，这家就在了。朋友那时觉得，它和“肯麦基”差不多，是本地土老板的手笔。
打破印象的是一次联名。十年前，他寒假回来时买了一杯，看到杯身上印着老罗的语录“不被嘲笑的梦想是不值得实现的”。他暗自惊讶，原来是个讲“网感”的牌子。十年里，他一直是锤子手机的用户，直到用无可用。我和朋友说，上个月路过香港旺角地铁站时看见“雪王”了，人群中冲大家招手。
朋友端来了美式和蜜桃四季春，他长出一口气，报告终于整完了。我问，“所有命案都要写调查材料么，咱们这现在农村喝药自杀的还多不多？那几年总听说，尤其妇女。”“这还真不太了解”，朋友顿了顿，“自杀的事不归我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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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讲，自从做了这份工作，在报告和材料之外，一个字也没写过。也别说什么萨拉·凯恩，现在甚至看不下去严密紧凑的长内容。下班就刷短视频，几小时悄无声息地消失。我说“怎么跟我爸似的”。我爸前些年劝我少玩手机，现在扎到手机里出不来。
《漫长的季节》刚播出时，我第一时间推给朋友。他对东北情有独钟，还在玩微博那会儿，特别关注了“坦克手贝吉塔”，总分享那些东北生活段子。秦昊他也喜欢，出道以来的电影一部没落下。我讲秦昊是主角，表演又上新高度。“坦克手贝吉塔”就是班宇，这戏的编剧之一。“内核很东北，钢的琴，铁西区，你以前最喜欢那类。”他说知道，“刷到了，还有蒋奇明，那个哑巴，他的话剧《我是月亮》在北京时看了两三遍，演一个魅力四射又颓废深柜的明星。”
一直到过年碰面，这部剧他也没能启动。
从房地产公司离职那段时间，朋友会接一些剧本。《故事》《认识电影》这些大部头堆在合租的客厅沙发，我偶尔翻看。那些夜晚，不打牌时，我们谈三段式还是多线叙事，谈隐喻是否适可而止，如何表现冰山下的八分之七。
有一回，剧本翻来覆去改得折磨，凌晨三点，我们撺掇另一个朋友去海底捞。那位朋友当时在一个纪录片团队，成员来自全球名校，获得过大大小小的奖项，对内容倾尽心力。节目上线一年，发布几十期，转评赞的总和不如一条美女地库跳舞多。大家哈哈大笑，笑完得出结论，没谁错了，平台没有原罪，事情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只是有些参差。
后来我们发现，参差比想象大，人们今日仍氤氲其中而不知轮廓。
朋友讲，这几年他没少在抖音下单，包括本地新开的店，都上抖音团购，不搞很难开下去。他也买书，只是买回来不怎么翻开。我说，“我表哥就在抖音开店卖书，中学生必读名著系列、教辅资料。蹭超级主播的流量，那人卖什么，他就跟着卖。”他说，“你表哥不做工程的吗？”我说，是啊，前两年很多款项都还没给结清，现在这光景，得想办法自救。
面前的商业步行街开始亮灯，路的一侧，几个七八岁小男孩一通乱叫，只听清两句话：
“越南？越南就是我们养的白眼狼。”
“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
3
彩灯亮了，夜晚的街变得不一样。去年春节期间，县里街道上没挂彩灯。当时还在做工程的表哥说，“这么多年头一遭，真是笑话。”
朋友讲，近几年县里财政紧张，一些单位工资延发，取暖费也没给。今年状况不比去年好，但还是把彩灯给挂上了。他问，“你看得多，其它地方都怎么样？”
之前我统计过一份地方债材料，目睹了一些夸张数字，有些地区债务和财政收入完全不成比例，相差几倍是常态，稍优质些的资产都已经抵押。至于如何理解，我倒不敢妄言。我说，“取暖费的事，确实听我妈嘀咕过一句。”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吗”，朋友看了一眼树上的灯带，“那会儿不兴挂这些”。每逢年关，县里几个企业、医院会在门口定时放烟花，持续一两个小时。大家吃过晚饭，在自家门口挂上灯笼，叫上左邻右舍出门同游，所有人挤在十字路口，散场后小孩找片空地，放些炮仗。
多久不再放烟花？我已经忘了，或是县纺织厂倒闭那年？总之，我也没再见到老家街上水泄不通。如今县城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这条步行街。街中间小吃摊位扎堆，炸串卷饼、轰炸鱿鱼、饸饹面……看上去依然是往年面熟的老板。步行街主路两侧，服装店、精品店、手作咖啡和甜品烘焙，去年新开一批，今年又换成另外一批。
几天前，B站有个叫《县城是真有钱啊》的视频走红，大意是讲县城人有钱，全款买房，常去山姆、盒马批量采购。而自己在大城市，生活却很寒酸。朋友讲，据他观察，这现象也不全错，只是方寸之间的县城，像有几个世界。
近些年本地蔬菜产业做出了影响，有几个乡镇的农民靠种大棚和蔬菜贸易，确实赚到了钱。赶上行情好，有些人家一个季度能有七八十万的收入。前几年，他们常带着现金来县城全款买房，房产销售一听是那几个地方来的人，喜上眉梢。
在另一个世界，比如他前几天碰到的那个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回来在本地当会计。过去两年换了四个公司，每次干不了多久就黄，工资一直三千多块。同学庆幸说，至少他的工资还按时发，听说县医院的工资，已经拖几个月了。
我发微信给表哥，“你们往年挂彩灯的款项结了吗？”他说，部分通过其它途径兑付，有些还没结清，也不知道钱去了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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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中心广场，晚上十点半，人群开始散去，多数摊位还开着。
套圈、打气球、画石膏像……过年期间，县城广场基本是农村赶集的放大版，这些年没太多新花样。尤其套圈，朋友讲，打有记忆来，一过年就全是这个。摊贩老板见谁招呼谁。他四十出头，黝黑精瘦，看到人来眼睛发亮，捻起胸前的二维码。“这么晚了，200个圈给你按30块。”揽客未果，他打开了话匣子。
套圈摊绝大部分玩意不值钱。老板很坦诚，远看像陶瓷的制品，多数是塑料。前几排的茶杯、小汽车、小猪佩奇，批发价块儿八毛一个。他们几个人搭伙，从本省小商品批发市场去拉货，60块一大箱，大概60-80个。很多人只冲着最后两排大件奖品来，暴力熊玩偶、龙或者关公像，进价大概400块一个。他讲，从大年二十九出摊到正月十五，他的流水最高一天有七八千块。估算下来，一个年关能有四五万，其中出货成本占三分之一。“今年不咋行，比去年差不少。”他猜，可能办年集的地方太多，人分流了。
我们这里讲“破五”，生意人等正月初五才开业，但今年街上的商家几乎都没见到闭店。朋友讲，附近开了家“Livehouse”，他在抖音上刷到了不止一次。我们看到广场旁侧楼上的招牌，离套圈摊不过100米。
这家自称的livehouse，有卡座和散台。抖音套餐60元，包含6瓶百威和6瓶苏打酒，散台可用。进门烟缭雾绕，伴随着嗑瓜子、打牌、摇骰子的声音，“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收尾，换上来的男生开始唱朴树。
记得高中每天晚饭后，我们要做20分钟英语听力题，之前会放两首歌测试。有次老师有事，找我替班，我拉上朋友。他提前两天翻找出朴树的磁带，在广播室换盘时略带兴奋。“你们也该听点好东西了。”“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WINDOWS 98……”
回到教室我问同桌，感觉今天听力有什么不一样吗，他睡眼惺忪，什么？
逛了一圈，依然没空座。去年差不多同期，我去过一家新开的咖啡馆，当时也座无虚席。朋友讲，没过半年那家就关了，现在开了家零食折扣店。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走，其它季节，县城没那么需要咖啡。
11点半，从楼上天台看过去，街道一片清冷。我们在门口的欧式走廊踱步，装修的味道还没完全散去，蓝色灯光映射在没有玻璃的装饰窗，门时不时被打开，音浪掺杂在烟雾中。我问朋友，觉不觉得这儿像个生态鱼缸，处在某种结界。
朋友只是觉得吵，他愣了下神，想起一个和人们普遍认知有偏差的地方。“这些二十多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抽烟喝酒闲逛，总会被看作恶性事件的高风险群体。但根据我观察和统计，实际情况其实不这样，他们占比极少。”我说，“大数据，用户画像？”他哈哈一笑，“用户画像，你们大城市里工作还流行这一套词吗，怎么着，咱们citywalk回去？”
我始终没有学会如何正确使用citywalk这个词，也没告诉朋友，两周前，我刚经历失业，年后将踏上未知的旅程。我们下楼，燥热和喧闹消失，身后渐有凉意，仿佛五道营胡同的寒风追了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