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心力交瘁磨掉了我买房的执念

2020 年 7 月，我硕士毕业留在上海工作，男朋友博士在读，预计比我晚一年毕业，我们是校园恋爱，感情稳定。为了方便外出实习找工作，男朋友打算从博士公寓搬出来和我合租。由于疫情的缘故，从回校打包行李、领取毕业证、租房只有短短 3 天时间。

上海的夏天骄阳似火，我们顶着烈日跟着中介暴走了一天，中介滔滔不绝地讲着疫情后房租降了不少，经过几轮比价，最后我在豆瓣上转租了一套 1 居室，省下了一笔中介费。房子位于上海内环边上配套成熟动迁房聚集区，到陆家嘴需要地铁 6 号线转 2 号线换乘，这种需要换乘的房子会比 2 号线沿线房租要便宜一些。

隐约记得中介给我的推荐房源的传单上写着：1994 年建成的某某五街坊 50 平左右的一居室，房价大约在 250 万，单价约为 5 万元 /㎡。当时我对周边的房价没有认知，只是觉得房龄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却要卖这么贵。

后来到自己买房的时候才明白，想在上海买房，对大多数的小镇做题家而言，意味着要掏空两代人的 6 个钱包，共同凑上一份首付，年轻人再马不停蹄地卷上二十年，其间要时不时担心房价下跌，上车晚的人，要时刻焦虑房价会不会上涨。

当一套房子被赋予了巨大的期待，承载过多的压力时，“有房” 便成了横亘于大多数想要扎根于此的沪漂面前难以跨越的一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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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起，我在上海读研究生，那几年上海的房价一直在震荡盘整，当时由于还在上学，没想过买房的问题。没想到 2020 年下半年，上海房价在沉寂 4 年后迎来一轮暴涨，二手房价开始水涨船高，尤其是次新房和优质地段的学区房，平均涨幅超 20%，一些房子的涨幅甚至高达 30%~40%，在高基数的影响下，20% 的涨幅可能意味着要多支付 100 万的购房成本。连当年的五街坊这类非学区老破小均价涨到了 6.5 万元 /㎡。

每次聊到买房的话题，身边的老同事都会语重心长地劝我说：“佳佳，在买房这件事上，你一定要把杠杆加到最高，全家上杠杆，从历史来看是房价一直会涨的。”“对啊，2015 年买对一套房，等于少工作 10 年。”

那时看着日渐高涨的房价以及周边已经买房享受到红利的朋友同事，我的内心既羡慕又焦虑。

我的身边有不少在 2018 年 —2019 年买到新房的朋友，当时 7 万 /㎡买到的新房，交房后转手就可以挂牌 10 万 /㎡，而且在上海买房子或多或少会向银行贷款，在杠杆加持下的财富效应更为显著。面对巨大的财富效应，上海新房市场开始热度上升，新房逐渐变得一房难求。在狂热氛围下，我和男朋友开始商量买房的事情，他老家有一套闲置的婚房，当时房子还有租客，因为我们还在上学，并没好意思催家里卖房筹款。

过去 20 年里，一线城市的房子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房价上涨的趋势足以没上车的人后悔没早点上车，捶胸顿足，在车上的人感叹自己的眼光独到，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大家仿佛形成了一个共识：早买房早享受，提升居住体验的同时可以享受房价上涨带来的资产增值。在这种氛围下，当时的感觉就是一定要尽快买房，晚买一天仿佛要损失一个亿。

天不遂人愿，我们的买房路上充满坎坷。

首先是 2021 年 1 月出台了新房购房积分政策，社保年限越久额外积分越高，家庭比单身基础分高 10 分。新房的积分两极分化，高倒挂的新房积分至少需要 65+，甚至有楼盘需要 80+。60 分是新房品质的分界线，60 分以下的新房会存在离地铁站远，倒挂少等问题。积分高的新房一般和周边二手房价存在 20%~30% 的倒挂，这就形成了套利空间。很多本地有房家庭把房子出售或者过户给亲属，在积分政策的加持下，他们有更高的概率入围优质新房，享受到打新红利。

作为刚工作的新上海人，我和男朋友在社保年限上毫无优势，就如同众多新上海人自嘲的那样：“新政是要我们接盘老上海人的房子，他们既享受到了房子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又可以享受到买到 “高分好房” 的优先权。” 在这种背景下，分数不够结婚来凑，结婚之后可以多加 10 分基础分，而为了买到更好的房子，增加入围概率，我和恋爱 4 年的男友开始考虑结婚的事情。有人为了买房子假离婚的，而我们是为了顺利买房，脑子一热真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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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男朋友博士毕业，同年 10 月他拿到上海户口，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买房事宜，陆续关注了多个买房公众号，加了买房互助群和中介的微信，一边研究可以选择的地块，一边张罗年底两家见面，推进结婚的事情。

而就在 2021 年 8 月时，上海推出三价合一政策，即贷款评估价、网签备案合同价、房管局计税评估价三者取其高，这导致很多二手房的首付比例提高到 50% 附近，并且二手房要承担较高的税费。我们盘了盘可以凑到的钱总共在 250 万左右，买二手房的话只能买 500 万左右的房子，在当时的上海，可选的房子比较有限。

综合分析下来，打新房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为了凑足 250 万首付，需要把男朋友老家的婚房卖掉。男朋友老家位于华东地区某三线城市，房子是 2013 年左右买的，2021 年的时候可以卖到 8000 元 /㎡，位置在市区重点高中附近，预估可以卖 90 万左右。

由于当时上海房价的行情比较好，我们对老家房子的价格也比较乐观。但现在回看当时已经是二三线房价的高点，作为当局者，对房价的高点是没有任何判断的，陷入了房价会一直上涨的错觉，没有预料到后面房价会进入长达 3 年的下跌区间。

2022 年过年，我们安排了两家家长见面，饭桌上男友爸爸问起：“你们家想要多少彩礼，你们养女儿不容易，我们尽量满足”。我们家对彩礼的事情比较佛系，见面前内部商量就是想要凑好首付。我爸按照约定的话术回答到：“上海买房子不容易，我们只希望孩子过得幸福，彩礼就算给我们，我们也会给孩子，我们就希望孩子能有房子住，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能凑出首付。”“没问题，首付我们肯定会尽力满足。” 听到爸爸的话，我心里感到酸酸的，对于普通三四线城市的家庭而言，上海的首付相当于大半辈子的积蓄，着实是掏空了 6 个钱包，即便是这样，最后买下来的房子，其居住环境也难言舒适。

男朋友的爸妈回到老家就联系中介把房子挂了出来。没想到过年后上海从 3 月开始封城，这段时间上海的新房交易如火如荼，封城期间御桥博翠开盘，这个盘前期换过开发商，前面两期没有产证，三期交付出现延期。封城期间这个盘线上开盘选房，竟然基本售罄。据说售楼处的小姐架子很大，一副爱买不买的样子，令人哗然。果真在卖方市场的背景下产品力、安全性都不是大家考虑的因素。

解封之后，上海的房产交易迎来一波小阳春，封城期间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我和男朋友在解封当月便申领了结婚证，领取结婚证的过程还有个小插曲，本来我们找大师算了良辰吉日，在随申办上约好了时间，结果到了日子我们被封在家里，我们只能换到 6 月领证。积分买房政策真是提高结婚率的幕后推手。

男朋友家里陆续给我们转了 100 万，但是老家的房子一直没有卖掉，这笔钱没到账我们手里的钱不够参与意向的楼盘，因为卖房的事情，很少吵架的我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埋怨他：“我们不领证就不卖房，为什么不早点卖房子。” 他理直气壮地解释说：“我问你要不要买你自己说不着急的，这房子我们又不是不想卖。” 我气得直哭：“我们又没结婚，我怎么好意思让你卖房子。” 好在情急之下的争执并没有影响我们，男朋友还是安慰我道：“别着急，不行可以找家里人周转一下，我再问问老家的朋友，看他们身边有没有人有购房意向，我们家那边很多买房需求都是上海打工回去买房子的，封城之后流动性不好自然会难卖，不是不想卖，我们再等等。”

从年后开始挂牌直到 7 月份，来看房的人寥寥无几。房子挂价 88 万，和去年的高点相比已经便宜了 7 万。后面又降价到 80 万，终于有人出价 75 万想买，经过几轮讨价还价，最后以 77 万成交。当时感觉是不是卖便宜了，纠结要不要再等等。男朋友说：“我们着急买房子，还是卖了吧，反正我爸妈也不住，他们不喜欢这套房子。”

今年 5 月份听说同小区楼层差一点的楼层，以 45 万成交，价格基本回到了 2015 年。听到这个消息无比唏嘘，暗自庆幸于在次高点卖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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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好首付后，我们结合积分情况和未来的现金流，明确了自己买房的目标。首付大约有 230 万，我们打算买 600 万左右的房子，这个价格在上海只能买到中外环的新房，目前基础分是 60 分，我社保 2 年，大约有 2.4 分的加分。有一次有个朋友提醒下，我才发现我们算错了社保积分，应该用我男朋友的社保基数，博士读书期间算社保年限，他工作 1 年叠加博士 3 年，大概有 4.8 分的额外积分，为此我们错过了 2 个盘的摇号。对于离地铁站远，周边配套不好，规划不确定的房子我们会明确放弃，由于新房打新需要准备很多材料并且要去现场排队，所以对于公众号或者新房销售明确表示我们分数不够的房子，我们都不参与打新，出于自住和投资的考虑并不想捡漏有瑕疵的房子。凑好首付之后，我们租车考察了上海待上市的土拍地块，标出值得参与的目标新房。

我加入了一个群友主要是新上海人的买房群，群里会讨论买房攻略，分享自己买房的情况。每当有群友成功上车，大家都会在群里接好运，送上祝福。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个群友着急上车，买了唐镇王港的新盘，均价 6.5 万 /㎡，没有地铁，2019 年附近 1.2km 的新房开盘价在 4.5 万 /㎡，这个盘明显安全垫不足。楼盘第一期竟然触发了 5 年限售。群友买到新房后在群里开心分享，随着后面几期这个盘不仅不要积分，还启动了中介分销，后面群里聊起这个楼盘，买到的群友在群里自我安慰，大家对他也从祝福变成了安慰。目前小区周边的次新房价格已回到了 5 万 /㎡，不知后续这个小区的二手房要如何定价。

和前同事 M 聊天，他已经踩线上车热门新房，房价 7 万 /㎡，周边均价 9 万 - 10 万 /㎡，他的摇号靠前，买到了不含装修的心仪楼层，当时我和老公回老家探亲，觉得自己的积分不够就没参与，看到前同事成功上车，内心充满了羡慕和嫉妒。随着周边买到房子的朋友越来越多，而我们还在原地踏步，全是理论没有实践。

后面我们租到了同事 M 家附近的公租房，今年偶然和他聊起后面住得很近，周末有空可以聚聚，他说：“如果可以租一辈子房子，我也不想买房。” 此时，新房周边二手房均价也从 9 万 + 回归到 7 万 +。

在我们踩过的众多楼盘中，有一个位于凌空路的新房，我们的积分肯定够，房子 6.4 万的均价，离地铁站不算近，没有倒挂，周边的动迁新房只要 4 万 /㎡左右。我们去踩盘的当天，售楼处人山人海，销售小哥忙不过来，我惊讶于这种地段还能如此火爆。最后我和队友还是理智战胜了买房的焦虑，没有参加，后面随着房市遇冷，这个盘的三期已经开始降价分销，周边的新盘也没有去化。

2022 年 10 月，闵行外环边某高端社区开了新盘，这里 2020 年开盘的小区 B，开盘均价 6.8 万 /㎡，100 平米小三房均价在 6.2 万 /㎡，到了 2022 年小区已经可以挂到 9 万 +/㎡，投资回报率十分可观。相较于 B 小区离地铁站仅有 1000m 的距离，新盘离地铁站步行 2.7km，99㎡的户型均价在 6.5 万 /㎡。小区虽然周边环境很好，但是对于需要地铁通勤的我来讲，着实增加了通勤成本。虽然成功案例就在眼前，但是我自己还是下不去手，总觉得这个盘卖不出 9 万 /㎡的均价。群里有个很活跃的群友 W 也打算参与这个盘，我们加了微信，他是做芯片设计的，他和我们一样刚结婚不久，比我早工作 2 年，迫于媳妇的压力需要尽快买房。这个盘入围比只有 1：1.3，只要入围就有较高的概率摇中，看着认购群里的人数很快到了 500 人，我感觉这个盘我的分可能不够，加上距离地铁站过远，我们放弃参与认购。W 最后压线入围，顺利摇号上车。我内心复杂地对他说：“恭喜恭喜，周边的学校也蛮好的，总算对你老婆有交代了。” 他说：“谢谢，希望你们尽快买到心仪的房子。”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闲聊了几句，W 的老婆生了娃，他问我：“房子买得怎么样啦？应该已经买到了吧。”，我回复道：“我还在躺平观望。” 他羡慕地说：“现在看样子房子一段时间都不会涨了，你们可以慢慢挑了。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了。” 他羡慕我无债一身轻，我羡慕他人生大事搞定，后面安心搞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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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初，全国放开口罩管控，房地产三支箭齐发，大家对经济和地产充满了期待，上海房价迎来了一波小阳春。我们关注很久的楼盘要开盘了，房子位于浦东外环某绿地旁，一条马路把城市分成两个界面，一面是动迁房聚集，房子 6.8 万 /㎡，一面是国际社区，房子可以卖到 10 万 +/㎡。楼盘是镇政府和城投联合开发，分三批上市，第一批在中间位置性价比最高，第二批沿河最贵，第三批靠马路。由于疫情的缘故，浦东是小程序预约认购，线上拿号填写资料，由于某些缘故第一批房子在小程序预约阶段，销售不理，线上取不到号，无法参与认筹。只有少部分 “幸运儿” 抢到了预约名额，没抢到号的买家愤怒地把小程序的开发商投诉到了 12315，这个小程序就这样被下架了。

自此以后，新房认购要现场排号，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就此终结。第二批沿河而建，河上有一个水闸，作为金融从业人员喜欢流动的水但不喜欢拦住水流动的水闸，不想每天睁眼能看到水闸，加之第二批比第一批平均每套贵了 50 万，我担心买入价高后面卖出时优势不大。尽管销售预判摇到的概率非常高，本着买房子我要住半辈子的想法，也由于水闸和价格的原因没有参加认筹。

我们参加了最后一批的新房认筹，我和男朋友下班去交材料，交完材料回家已经半夜 2 点，我们在小区周边闲逛时梦想着可以有个小家。摇号结果出来，一共 400 套房子，我们排了 866 号，数字很吉利但意味着我们和房子失之交臂。回忆起来，如果当时摇到了房子估计就上车了，我认识的 2 个朋友都摇到了该小区，回看当时摇号的时点正是这波房贷利率的高点，之后不久上海房贷利率开始下降，买到房子的朋友抱怨 “刚买房贷利率就降了，真是无语。”

这个小区第一批开盘时，我和男朋友过来踩盘，当时附近还有一个高端小区在开发，物业费 12 元 /㎡，对外宣传的后续规划和服务非常诱人。周边小区都在 5 万 /㎡的均价，高端小区的楼盘均价要 8 万 /㎡。正在乱逛的时候，有个大爷带着他的泰迪小狗叫住了我们，大爷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说：“这个楼盘周边全是拆迁房，不灵的。我儿子买了那个（高端小区的）楼盘，我们卖了三套房子，1500 万买的那里的房子，那里很好的，有学校，还有高端商场。那里才好呢，这里全是拆迁户，我都看不上。” 说罢大爷带着他的小狗扬长而去，小狗昂着头看着我们，仿佛在说：“我这只狗都比你们有钱。” 我问男朋友：“大爷这是要表达什么？” 男朋友耸耸肩：“估计是买了房子无处炫耀，想找人炫耀吧。”

这种大爷在售楼处里算是常态，经常会听到大爷大妈大声地交谈：“我满分，我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打算全款换个新房子住。” 大爷大妈掌握着生产资料和金钱，还要凭着制度优势抢占更好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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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2023 年下半年，上海的二手房市场开始降温。老破小楼盘的价格出现跳水，上海法拍房数量增多，新房市场依旧火热。因为我和男朋友都是金融民工，2023 年陆续传出降薪、降佣的恐怖消息，我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和职业发展前景都持有谨慎态度。在多重利空因素的加持下，我的心态慢慢发生了转变。房价上涨时我每天都想要尽快上车，每天都很焦虑，觉得钱放在手上一天都是在贬值，房价开始下跌让我有了持币观望的打算。

2023 年 10 月，我们幸运地申请到了公租房，就在浦东某国际社区，全新小区，当年开盘的时候是 80 多分的热门楼盘，小区物业费 8 元 /㎡。我们是第一户入住，房子是 60㎡的小两房，房租 5000 元 / 月，房租包含物业费。租到公租房让我们终于告别了和房东打交道的日子，上海人把 “租房子” 称为 “借房子”，对此我其实一直很不理解，租客又不是没付房租，为什么还要说是 “借” 的？

在上海这么多年，奇葩的房东 Z 女士还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她的房子是陆家嘴附近的一个 80 年代建成的老破小，到陆家嘴核心区步行 20 分钟，沿江而建地段非常好。看房时她的口头禅就是 “我是个好人，我所有的租客都觉得我是个好人。” 面对她们家用了 15 年隔断板都坏了的衣柜，她会说：“我家这个家具很新的，当年买都是好东西。” 碰一碰都掉渣的柜子，她会打开柜子感叹道 “这个装修当年用的都是最好的料子，现在看都很不错。” 和 Z 女士的相处的过程并不愉快，她给自己发好人卡的行为让我非常不适。租之前说好修理损坏的水管，自如上门修理只要 80 元，她死活要给我快递工具让我自己修理，最后是我自己付的钱。Z 女士总是摆出一副家长的姿态教育我说：“年轻人，我是为你好，你们为什么不知道省钱不知道自己动手吗？你这是和长辈说话的态度吗？” 还好我们只租了 1 年，租约结束的时候她要我去全是灰尘的信箱里找水电燃气的账单和她对数，要不然就扣我押金，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也让我渴望有自己的房子，至少可以公对公沟通的房子。

租到公租房以后，虽然通勤时间长了不少，幸福感确实有了明显的提升，终于有了家的感觉，我想这可能是那么多人愿意花几百万买房子的原因吧。到了 2023 年底新房积分一降再降，原本 75 + 的新房逐渐降到 60+，甚至很多新房采取分销变相降价等方式，缩短去化周期。过去一房难求的大虹桥倒挂逐渐消失，买一套房立赚 200 万成为历史，当年高攀不起的大虹桥现在也被人爱答不理。

3 年时间不长，我们却误打误撞见证了一轮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牛熊轮动，高位抛盘的人吹嘘自己强如巴菲特的投资水平，高位接盘的人捶胸顿足后悔买房。

后记

2024 年金融行业进入了寒冬，我和老公在保住工作的边缘徘徊，我们会暗自庆幸没有背上 300 多万的负债，如果上海混不下去还能带着现金回老家。

随着二手房价格的下跌，上海的新房由倒挂变为了正挂。贷款利率一降再降，上海房地产市场的限购政策打开了空间，2024 年房地产市场的小阳春没有如期而至，还在以价换量的阶段。很多区域的二手房相较于 2022 年的高点跌幅达 20%~30%，相较于高点的房贷利率，一个月可以省不少利息。当年的五街坊的房价也回到了 2019 年的价格，小区外立面做了美丽家园，除了房龄长了 4 年外，一切仿佛是一场轮回。

年初的时候，沉寂已久的买房群里有群友问：“群里的朋友应该都上车了吧，还有人没上车吗？” 大家对房地产的态度没有了 2 年前的乐观，交流的热情不似从前，以前群里天天都有人闲聊讨论，现在最近一次有人说话还是 5 月。听到关于房子的故事从买一套房赚几百万的神话变成了亏没首付的伤心故事。

没有人能精准判断市场的底部，我的朋友 J 先生，他的工作是地产研究员，工作内容就是研究经济情况和国家政策，J 先生自诩对房子有深入研究，他觉得 2023 年下半年应该就是房子阶段性底部，所以他上车了一套二手房。没想到过了年，房价又跌了 10%，J 先生非常郁闷，只能愿赌服输。

我的客户 L 小姐，上海头牌大学的博士，毕业之后去了某央企下属研究院，她对我说：“自己就是个韭菜，2016 年博士毕业，工作 5 年，攒下 100 万，在 2021 年买了一套房子，现在首付跌没了。每个月公积金还 4000 元，自己还 4000 元，剩下几千块钱省吃俭用。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宁可一辈子都租房子。” 每次听到这种故事，同样打算买房的我心里不是滋味，大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2 年过去了，我还没有买到房子，可能短期也不打算买房子了，但领取结婚证对我的职业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领取结婚证后对职业女性来讲身份会变成已婚未育，有经验的前辈告诉我：“你要结婚的话最好尽快怀孕，已婚未育无论对跳槽还是职业发展都会产生影响”。我有时候会和老公自嘲：“你用买房子的理由让我和你结婚，现在房子没见到，我自己还搞的已婚未育，职业发展受限，你反倒好，人家看你已婚，觉得你是最好的牛马。”

回看 2 年前的自己，既庆幸当年没有摇到号，又担心某天房价会不会突然上涨。公租房虽然可以让我们不用和房东打交道，这毕竟不是我自己的房子，公租房只配有简单的装修和家电，没有充足的收纳空间，我不敢买大型家具以免后面搬家麻烦，买的收纳箱都是带轮子，方便搬家时带走。虽然没买房子也不敢消费，怕突然有一天看到心仪的房子想买房上车。我还是会持续关注房价的变化，关注房子的政策，刷买房 APP，关注房价走势来缓解内心的焦虑。虽然对买房子已没有执念，还是希望能有一个自己亲手设计的家。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客厅的儿童书架，欣欣常在这玩

从2017年大女儿出生开始，张莉就租住在这里。张莉今年41岁，穿着深蓝色的薄毛衣和牛仔裤，留着齐肩短发。她身形纤细，面容憔悴，深陷的眼窝下是厚重的眼袋。她面前，一沓沓A4纸散乱地堆在桌上，旁边的窗台上一盏蜡烛静静地燃烧。那是她为去世的小女儿欣欣点的。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0月21日，3岁的欣欣从22层卧室窗户坠亡。一回忆起那天，张莉就掉泪。她细数着那天发生的一件件事情，这些天里它们一直在她的脑海里徘徊。

10月21日早上七点，7岁的大女儿起床，姥姥孙萍给她穿衣，姥爷张宏景做饭。张莉是海淀一所知名学校的音乐老师，周一没课，可以晚些去学校，便陪着小女儿在床上躺着。她惦记欣欣的身高，三岁半的她身高约95厘米，其他同学已经冲百，“差好几厘米”。她想约个医院专家，追上其他孩子的身高。七点半左右，她给欣欣穿衣服，期间还接了一个视频，是在深圳工作的丈夫打来的。随后她给欣欣洗漱、喂饭，还讲了两本绘本。

欣欣的英文绘本，很多都没来得及看

忙碌一直持续到十点左右。那时，孙萍已经送大孙女上学回来。张莉要去学校备课，出门时，张莉看到母亲有些疲惫，便给欣欣一本绘本，让她自己用点读笔点。欣欣将张莉送到门口，眼神里满是留恋。张莉安慰她：“妈妈上班才能给你买各种吃的呀、用的呀、穿的呀。”欣欣的眼神“可怜巴巴的”，但还是点了点头。张莉在她的左右脸颊上各亲了一下，关上了门。没想到，这是最后一面。12点15分，张莉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她从未听过父亲那样一种语气，“莉莉，天都塌喽，你快回来吧。欣欣掉下去了。”

送医后，欣欣没抢救回来。两位老人十分自责，再没笑容。两人今年都是69岁，头发灰白，但因常年锻炼，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他们来自四川眉山底下的县城，都是乡镇老师，只有张莉一个女儿。2009年之后，孙萍和张宏景先后提前退休，来到北京与女儿一起生活。两个外孙女都是他们一手带大的。

看着父母孤独的背影，张莉不知如何安慰。只有“维权”能让他们暂时打起精神。欣欣是从卧室的窗户掉下去的。张莉告诉记者，房间的窗户还是初建时的推拉窗，窗户一直锁不上，纱窗也坏了，但好在窗户外面还有房东之前装的防护栏，向外延伸，能置物，也能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但在欣欣坠亡前2周，张莉所在的高2号楼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方将他们家三扇窗户外的护栏全部拆除。他们认为，这是造成欣欣坠亡的因素之一。

出事后卧房的窗户被粘上胶带和铁块卡住

姥爷张宏景告诉记者，欣欣出事是在中午11点40分至50分之间。那天张莉走后，张宏景搬把凳子，端起一大盆衣服在客厅洗。孙萍前一晚失眠，有些疲劳，在一旁坐着，欣欣一会儿坐在沙发上看书，一会儿在书架前玩玩具，跑来跑去。11点多，张宏景去淘米做饭，洗菜切菜。等他扭头回到客厅，妻子孙萍刚从厕所出来，他们发现欣欣不见了。老人的卧房里，窗户大开，靠窗的床下放着欣欣脱下的鞋。“完喽！”带着不详的预感，张宏景冲下楼。楼底的绿化带里，欣欣蜷缩在地上，半人高的冬青被砸出一个窝，嫩枝条折断。

从小镇到北京

家里到处都是欣欣的痕迹。客厅白墙上，一张汉语拼音表和一张中国地图上，一道弧形粉色丝带围着“3”字形的气球。4月19日，家人刚给她庆祝完3岁生日。一旁角落的大白塑料袋里，全是给欣欣买的英文绘本，得有几十本，很多都还没来得及读。张莉说，欣欣今年九月上幼儿园，国庆节末尾感染支原体肺炎，输了两种药水都不管用，最后换成多西环素，才逐渐好转，原本计划过两天就去上学。欣欣坠落的卧室和客厅的三扇窗户，出事后被透明胶带死死封紧，痛苦和自责被圈禁在这个家里，待一会就让人觉得透不过气。

欣欣三岁生日

张莉从2017年就租住在这套房子里。这是张莉毕业以来换的第四个出租屋。200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张莉入职一所大学当音乐老师，后来到了现在成为海淀“七强”之一的中学。两个工作地点离农科院小区都不算远。搬进农科院是为了大女儿，那时她才几个月大。张莉说，他们原来租住的房子，楼底没有任何休闲空间，农科院设施齐全，有“东花园”“西花园”，还有一个“种子库”。东花园有凉亭、滑梯和球场；西花园树木高大，有假山、健身器材，很适合孩子跑动。搬进来前，孙萍就常带大孙女来玩。孙萍的手机里存了很多欣欣在小区玩耍的视频，三岁的她玩滑板、轮滑，跳绳一口气能跳30多个。

小区的学区是农科院附小，这是附近最好的一所小学，张莉的大女儿就在这里念书。一位小区居民告诉记者，不少租客都像张莉一样，为了孩子上学搬到这里。但毕竟是老小区——高2号楼里，粉刷一新的墙壁也掩盖不了设施的衰老，楼道灯光昏黄，不少灯都是坏的，开关摁不动；许多居民家还是带窗的铁门，站在门外能听到里面放电视的声音；电梯常常损坏，两三天才能修好。张莉一家搬进来时，家里的玻璃窗和纱窗就都锁不上。房间里只有简单的家具，几把椅子靠背已经破烂，用透明胶带粘着，冰箱也粘着胶带。大女儿的书装成四个白色塑料箱，整齐地码放在地上。唯一买的两件新家具是大女儿的白色书桌和一人高的学习灯。

在一家人传统朴素的认知里，房子是租来的，能凑合就行，“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是想着攒钱买一个大小和位置合适的房子，再好好装修。”扎根北京一直是张莉的梦想。张莉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大学考取了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本科期间，张莉维持着高中的刻苦，毕业前，她拿了国家一等奖学金、优秀班干部和重庆市三好学生，并获得了本校保研资格。但她没太犹豫就放弃了——优秀的师兄师姐都考去北京，她也想去北京。2008年研究生毕业，正值经济危机，工作很不好找，多数同学都选择回家进高校。“那会可能有个执念，就想留京。”张莉说，自己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别人觉得留在北京厉害，她就要留在北京，“应聘岗位的唯一要求就是给户口。”

鞋架也是用胶带粘的

父母也支持张莉的决定。张莉的父母都是乡镇学校老师，两人均为农村出身，女儿出生后，给予她最好的生活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两人收入并不算多，但有生意头脑，工作之余兼做一些小生意。张宏景毛笔字写得好，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镇屋前流行挂牌匾，他们嗅到商机，买来木头牌匾，张宏景用金粉写上毛笔字，刷上油漆晾干，拿去镇上卖给批发商。搬进县城后，他们改办辅导班、跑职校招生和卖保险。一到暑假，就能看到张宏景骑着摩托车，带着孙萍在各个村子间穿梭。最高时一个暑假，他们跑招生挣了2万。张莉一二年级时，父母就给她买了电子琴。初三，父母又花一万多给她买了钢琴，“那时几乎没有老师家庭买得起”。

2009年，因操心女儿的婚姻大事，孙萍提前一年退休来到北京。2013年，张宏景也来了，他卖掉老家县城的房子，在昌平区沙河镇以50万首付买下一套房。他们希望这能作为女儿日后换房的根基。房子买在低点，房价蹭蹭上涨。2016年张莉成家后，一家人开启了买房换房的投资计划。2015年，北京房价迎来一波上涨潮。2016年底，孙萍卖掉沙河的房子，在通州北京市政府附近，首付30%买下一套90余平米的房子。2017年初，小两口凑钱又买了一套。同年，他们听闻海南将要建立自贸区有升值空间，又在海南买入一套50平米的房子。

这些房产都不在城市的中心位置，总价值并不算高。孙萍说，他们原先有个“五年计划”，即用5年时间等待房子升值，然后全部卖掉，换成他们心仪的房子。在他们一步步的计划里，那所房子已经有了雏形：最好是在农科院小区。一家人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张苹每天都会去小区里跑步，她也与不少租户交了朋友。小区房价10多万一平，面积80平米左右，总共房款接近1000万。一切还没来得及，悲剧就发生了。

压力下的家庭

在张莉家采访的几天里，最大的感受是忙碌。张莉大女儿今年7岁，每天放学到家，张莉要陪她练钢琴，还要辅导英语、数学作业。她的卧室门口，张贴着一张时间表，记录着她每天放学时间，以及各时间段的学习任务，精确到分。欣欣还在时，姥姥孙萍会坐在沙发上教欣欣识字，给她讲绘本，“老大3岁就认识了1000多个字”。等到大女儿写语文作业，曾经是语文老师的孙萍则进屋替换张莉。张莉说，2020年丈夫李辉到深圳工作后，照顾两个孩子的事情就落在了她和父母的身上，父亲负责做饭、洗衣方面的家务，母亲照顾孩子，张莉自己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三个人甚至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聊聊天。

这样忙碌的生活，从张莉毕业后就没有停止过。工作后，上课之余她会去其他学校当外聘老师，跑琴行教课，还参加合唱团的项目，一个人打三四份工。直到孩子出生，工作又变忙，她才没去打工——四五年前，学校扩招，她的课程从8节翻到16节，平常还要带合唱团，有时下班到家已经八点左右。最近这两年，她又处于评职称的关键期。入职十年，张莉一直停留在一级教师职称（中级职称），这几年正在为高级教师职称准备。女儿出事后，张莉一直后悔，如果自己没去备课，“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来北京与张莉一起生活的父母也一直没有停歇过。来北京第一年，两位老人就奔走于各个辅导机构，孙萍教语文，张宏景教书法。张宏景记得，最早名气没打开时，他最远去过石景山教课，去一趟近2个小时，先坐4号线，再转9号线，下车后坐公交，还要再走一段路。在国家图书馆带班时，他埋下头手把手教学生，多年的颈椎病复发，“不是手麻颈痛，是天晕地转”。

事发的高2号楼

这些努力背后，既有一家人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也有现实的生存问题。2020年，女婿李辉到深圳发展。李辉家在江西农村，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体制内做研究员，这份工作他很喜欢，但相对清贫。直到2012年，他才拿到单位限价商品房的资格，在偏僻的东六环有了一套60平的小房子。而他的同学，有的已经年薪百万。去深圳是他作出改变的尝试。2022年，通往深圳和中山的深中大桥正在建设，全家凑钱又在附近买了一套房，他把公积金取出来，贷了款，才付了首付。自此张莉和李辉两人背负着4个房贷，每月3万多元。除此之外，家里的大花销还有大女儿每月七八千元的辅导班费用、一万元的房租。

“外地人来北京，就是来打拼的。”奋斗了一辈子的孙萍说。直到去年房价下跌，被打断生活计划和目标的他们才开始有些气馁。李辉估算，通州的两套房跌幅超过30%。去年秋天，他们挂牌出售，一直到今年秋天才卖出去。售价比原价低几万，几年的利息也打了水漂。出事前一晚，孙萍还劝女儿，“房价跌了就跌了，大家都跌”。

与此同时，李辉单位降薪，每月到手工资大幅下降。孙萍说，女婿今年年初还贷款已经很吃力，不得不找他们借钱周转。张莉也取消了大女儿的数学补习班。让她遗憾和自责的是，辅导大女儿占据了她太多的时间，她还没好好陪伴欣欣，“很多孩子3岁就开始学英语，欣欣都没报班”。作为老二，欣欣很少有新衣服，都是捡姐姐的，鞋子也是几十块钱的二手鞋。“孩子脚长太快，品牌的新鞋要三百多，穿几天就穿不下，能省点是一点。”孙萍说。

忙碌、焦虑中的一家人并没有太注意小区改造的事情。仔细回忆起来，孙萍记得，9月中旬，有两位工作人员曾两次上门，询问是否拆除防盗窗。张莉联系房东，房东担心护栏年久损坏，同意拆除，“她说以后再安新的”。张莉并不情愿，但作为租客，她也没多说什么。那些天，正值欣欣感染支原体肺炎，两位老人每天带她去儿童医院输液，没太注意是哪天拆的。她只记得那几天回家后，屋子、楼道里全是灰尘，味道也有些呛人。10月14日，张莉忽然看到窗外空荡荡的，有些担心，她在居民群里询问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请问，旧的护栏拆掉后，可以安装新的了吗？”没有人回复她。

责任

事情发生后，李辉请假回家待了一个月。他每天抱着电脑，从早到晚查阅文件、法律条文、群聊信息，他们觉得除了自家看护的问题外，施工方也应当承担责任。他桌上堆着七八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十来份文件。仅《关于我女儿施工现场高坠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法律责任分析》一份文件，就有17页。文件详细阐述了他们认为施工方存在的过失：施工方未告知住户防护栏的具体拆除时间，并进行风险提示；拆除后，施工方并未进行风险防护；10月14日，拆除后，面对家属询问是否可以重装护栏，他们并未回复，贻误了安装时间，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农科院小区

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林小建律师是张莉和李辉的朋友，曾陪同他们前去报案，并提供法律咨询。林小建告诉记者，派出所以排除他杀、谋杀为由拒绝受理，但并未考虑‌重大事故责任和安全生产事故‌。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江丞华律师告诉记者，此案中施工方应当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21年出台的《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标准与技术导则》 明确规定，“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中，应区分作业区、危险区和工程相邻影响区，应设置安全警示和引导标志，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江丞华指出，高层护栏的拆除可能导致高坠，这是并未超出一般正常人可理解范围的可预见的风险。施工方虽然征得了业主的同意，且提前在小区业主群中进行了告知，但仍未尽到足以消除施工带来的安全隐患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家长未能尽到合理的安全看护义务，亦需要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但这不影响施工单位需要承担的责任。

“居民楼的防盗窗、护栏拆除一直属于模糊地带。”李春青说，防盗窗、护栏是以前城市发展的产物，低层用来防盗，高层则有防坠目的，数量庞大。北京市的一则数据显示，今年2月至6月，全市累计整改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的问题4.37万处。中国消防提到，截至今年5月，全国共排查拆改违法违规设置的防盗网、防盗窗、广告牌约880万处。《消防法》规定，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但居民小区护栏的整改尚存法律空白。

出事后卧房的窗户用透明胶布粘住

拆除护栏后，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不同小区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北京海淀区茂林居小区曾为全体居民购买家庭财产意外险，通州区云景里小区则免费为居民更换金刚网纱窗，兼顾防盗和孩子误开坠窗。李春青说，若项目资金不足，项目部也可以通过提示方式，提醒居民注意风险。李春青说，因为居民未同意，她当时负责的小南庄小区没有拆除护栏。

如今，路过小区花园，一看到带着孩子的邻居，孙萍会立马扭头离开，“我不好意思见他们，我没有带好孩子。”欣欣去世前，为了增强孩子免疫力，只要没去幼儿园，两位老人每天都会带欣欣出门三次，一次2小时，出去晒太阳和运动。他们照料十分细致，每次出门，萝卜水、山楂水，至少熬两种水带上，再带上勺挖苹果泥喂。

只有谈起出事前的欣欣时，一家人的眼睛才会重新亮起来。欣欣有一张圆嘟嘟的脸，夏天时扎着四个朝天小辫，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每次见到快递员都会喊“臭叔叔”，对方回“臭宝宝”。每次算全家人数，她总会把小时工阿姨算上。她运动天赋很好，十几斤重的轮滑鞋自己穿上，让姥爷扣上卡扣，自己学会。如今，关于欣欣的思念，都寄托在窗台一直燃着的蜡烛上，蜡烛旁边放着一碟玩具和水果。那里面是欣欣喜欢的手串、积木。

（应受访者要求，除林小建、李春青、江丞华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陈银霞

实习记者｜施雨

编辑｜王珊

交不起房租的演员，退居横店

“观众每天都在说我们演员是 208，我倒也真希望自己可以赚这么多。”

放下手里的茶杯，演员吴婷（化名）叹了一口气。今年年初，她退掉了自己在一线城市的房子，结束了北漂生活。随后搬去横店，成为了一名真正的 “横漂”。离开一线城市的最直接的原因只有一个 —— 经济压力，交不起房租了。

行业大环境倒退的当下，她拍戏的收入已经难以覆盖每月高昂的房租，在一线城市生活了 5 年的她，选择离开了。今年，像吴婷一样做出类似选择的演员不在少数，吴婷在横店租住的小区里，就至少有 5 位，而这还是一个 “非知名小区”，并非演员们扎堆居住，大名鼎鼎的 “xx 壹号”。

吴婷曾在一些腰部网剧中饰演过女主角，也在一些 S + 大剧和上星剧中饰演过女二号、女三号等角色，在观众的认知中，她应该收入颇丰，生活富足，但实际上，赚得最多的那一年，她在一线城市只是蜗居在一个 30 平米的开间中。

疫情之前，她还坚信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接更多的戏，可以在一线城市生活得更加舒适，但疫情这几年，却让她认清了现实，“自己敌不过大环境，很多事情，并不是只要努力就可以。” 离开一线城市，她一头扎进了横店，从 “北漂” 变成了 “横漂”。

吴婷的选择也是影视行业的一个缩影，更是一部分演员不得不面对的现状和考验，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微薄的收入让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每个行业都在降本增效、提质减量的当下，演员们离开一线城市尚可退居横店，那影视行业的 “退路” 又在哪里呢？

30 平方米和 50 万元

5 年前刚来一线城市的时候，吴婷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有必须认清现实，生活上要能省一笔是一笔的今天。想要住得大一点，舒服一些，只能从一线城市搬去横店。疫情 3 年，改变了影视行业发展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一些规则。

2018 年，大学毕业的吴婷签约了国内某知名艺人经纪公司，从此开始了北漂生活，签约的第一年，经纪公司给吴婷租了一个 30 平方米的开间，房子位于东五环外，月租金 3000 左右，房租是公司负责的。

公司的培训、学习、试戏，几乎都在这附近，很快，吴婷就接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角色，进组拍摄 4 个月，杀青之后回到北京，没过多久，她又离开了，“付了一整年的房租，但其实，我只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不到 4 个月。”

行业最好的那几年，演员的片酬也增长得很快，拍第一部戏时，和经纪公司分成并缴税后，吴婷到手的片酬只有 5 万，但是到了第二部戏，除去分成和税款后，吴婷就可以得到 25 万左右的片酬，随着经验的积累和人气的提升，吴婷的第三部戏到手片酬就到了 50 万。

一年租约到期后，吴婷从公司提供的 30 平方米的开间中离开，自己租下了另一个更大一些的开间，“这个开间环境挺好的，窗外没有高的建筑物遮挡，可以看见落日，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多。”2019 年，吴婷每月的租金是 7000 元。

只要一进组，一线城市的房子就是空着的，存放着她的杂物和闲置，之所以即便居住的时间不长，也还是要租下来，是因为，“我希望回到那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归属感，有一个家在等我。”

很多人都说，“演员是没有家的。” 常年拍戏在剧组生活，一开机就住在剧组 3～4 个月，一年拍 2 部戏，大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回家的时间少之又少，但 “家” 对于演员来说，又很重要，那是他们汲取养分的地方。

普通上班族如果想要节省住房成本，尚且可以通过合租的方式，但对于演员来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合租就等于失去了绝对的隐私空间，即便是和同行租住在一起。” 大部分演员都需要有独处的时刻去恢复自我，那是一个无法和其他人分享的瞬间，独自承担高昂的房租，在大部分演员看来，是一笔必要花销。

只不过在那个当下，7000 块的房租对于吴婷来说也尚可接受，毕竟拍戏一年多，自己已经有了一部分积蓄在身上，疫情刚刚开始，没有人会想到未来 3 年的情况。吴婷和影视行业中的所有人一样，以为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项目怎么会暂停？演员怎么会没戏拍？高昂的房租怎么会压垮自己呢？

0 收入和 14 万 / 年的房租

现实就是很残酷。

租住的房子到期了，吴婷没有选择续租，而是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另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总以为疫情很快结束，自己存款尚可，再加上家里可能会有亲戚来借住，吴婷一咬牙，租下了这间月租 1.2 万的房子，彻底搬进了 5 环内。

搬家工程浩浩荡荡，虽然并没有在这座城市生活太久，但杂物很快堆满了整个房间，这一次，她签了 2 年，“房租虽然贵一点，但我努力工作，一定可以的。” 那时候她还没想过未来会变得更差。

支出增加，家人生病，疫情蔓延，积蓄越来越少，吴婷突然意识到，好像自己期待的 “越来越好” 很难实现了。疫情开始的初期，剧组停工，不少未开机的项目直接被延期或者叫停，演员没戏拍，更没有钱赚。2020 年时，好歹还拍了一部戏，有一些收入进账，到了 2021 年，吴婷就彻底没有收入了，一整年，她都没有进组。

收入微薄，家人生病的开支也落在了吴婷的身上，最困难的时候，她甚至需要和经纪公司预支一部分自己未来的片酬，高昂的生活成本和零收入的状态，压得吴婷喘不过气。

没错，吴婷几部戏的片酬加起来，感觉上是一个喜人的数字，但其实，分摊到她 4 年的时间里，年收入也不过 20 万，在一线城市，20 万差不多就是普通白领的年收入，更无法和一些大厂的技术员工比较。一年 14 万的房租，足以压垮她了。

2 年合约到期，吴婷换了一间回迁房继续租住，从青年路的高档小区离开了，房租减了一半，她压力小了不少。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直接离开呢？还在坚持什么？吴婷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我当时感觉自己好像被困在这座城市了。”

吴婷留在一线城市的唯一理由就是方便工作，可以常常见组，但其实，这两年大部分的试戏都改为了线上，所有都可以录视频远程解决，最多就是约导演、制片人见面，但他们的时间也是完全不固定的，大部分的时间，吴婷依旧在等待。

2022 年搬家之后，为了继续生存，吴婷开始接拍短剧，但短剧大多预算有限，拍一整年的片酬可能都不敌此前拍一部剧的价格，“我会尽力放大我可选择的范围，能演则演，这是我可以赚钱的方式，妥协了。”

决定要拍短剧之后，吴婷的片约基本就没断过，从 1.2 万 / 月的房子里搬到 6000 元 / 月的房子里，甚至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拆封过，2022 年底到 2024 年年初，她只在这个房子里生活过 2 个月，其他的时间都在外面拍戏。

“我真的还有必要留在一线城市吗？” 吴婷再次问自己。这次的答案有些不一样了。

撤离一线，拥抱横店

做出离开的决定，吴婷并没有太多纠结。拍戏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连起来，好像没有必要为了社交和一个 “家” 继续租下一线城市的房子，最主要当然是可以省下一大笔房租。

“我也不是说走得义无反顾，就再也不回来了，只是想先尝试着离开看看。” 搬走之前，吴婷和自己的经纪人商量了一下，“目前我的发展好像比之前顺利一些，是不是直接搬到横店比较好？” 吴婷尝试着商量，经纪人也欣然同意。

拍戏之余，吴婷开始在横店找房子。相较于一线城市，横店的房租非常便宜，1000~2000 就可以租下一个不错的房子，但同时，横店的房子也并不好找，大部分都是发布消息就被抢完了，尤其是一居室。

权衡之下，吴婷租下了一间四居室，每月租金在 4000 左右。而且租期并不像在北京一样，一下子就要签约 1～2 年，在横店，只租几个月也是完全没问题的。签约之后，吴婷开始边拍戏，边搬家。日常用品陆陆续续往横店发快递，那些带不走的家具，全部都放在了一个仓库里。

2024 年年初，吴婷正式离开，结束 “北漂”。

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感怀，吴婷就继续进组拍戏，一部戏杀青，另一部戏接档，横店的房子就再接着续约。拍戏之外，所有的试戏全部都可以拍视频片段解决，如果有需要就飞回北京，在朋友家借住一阵子。

在横店，只要进组拍戏，但不住在剧组安排的酒店，就会拿到一部分补贴，虽然不能完全抵扣掉房租，但也可以减少租房压力，除此之外，住在横店，可以减少很多的 “人情花销”。

“我们演员真的经常搬家，搬家后办一次暖房 party，就要送上暖房礼物，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小礼物这么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还有就是打车，“在一线城市打车真的特别贵，而且是一笔没办法节省的支出。”

但是这些在横店根本就不存在，生活在横店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了拍戏，吴婷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窝在家里的，虽然也有很多朋友在身边，但却不像在北京那么好约，“大家在北京就都是休息，但在横店，可能大部分都还是在拍戏工作。”

最近一次回北京，不少朋友问起了吴婷关于生活在横店的近况，大家没有表明一定要搬过去，但也在一步一步向离开靠近，“原本大家一起住在青年路，现在比较集中在东坝，那里公共交通还不太方便，房租就比较便宜，也有一些已经搬去了通州、顺义。”

像吴婷一样离开一线城市的演员并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演员在横店租房工作，离开横店的日常生活可能是回老家，或者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城市度假，但都不一定非要回到一线城市了。”

这几年，吴婷的周围有的演员转行去送外卖，每天风吹日晒。也有人去做了直播，日入 10 万，当然更多的是依旧坚守在影视行业的同行们。演员这个职业只有少数的头部艺人在挣得高昂的片酬，但 “208” 的骂名，却是全行业一起承担的。

演员这一行，还有无数个 “吴婷”，他们支撑起了行业的底盘，也还在为梦想努力着

1

刚过 30 岁的杨雨桦喜欢杭州。

天津人杨雨桦在加拿大留学，他温哥华的房子在富人区，距离孟晚舟家开车 10 多分钟。他经常看到记者在孟晚舟家里蹲点，有一次在一家川菜店里，他还见到孟晚舟来吃川菜，带着电子脚铐。

在温哥华呆了八年后，2020 年疫情第一年回到国内，回国的原因是：

家里败了。

在温哥华，他在一个蔬菜水果店工作，水果店一个月流水 40 万人民币，毛利率 40%-50%，自己年薪大概 20 万人民币。

他吐槽说，温哥华对年轻人不友好，房贷太贵。

回国的第一站，他在北京一家健康管理公司上班。每天早上，班车把他们从燕郊拉到亦庄，晚上再从亦庄送回燕郊。

2022 年，公司在杭州开分公司，他被派来开拓市场。

这家大健康公司的业务很简单，就是薅有钱人的羊毛。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没有 100 万，连这家公司的门往哪里开都不知道。

去年，这家公司跟别的公司合并，换了产品换了赛道，他就退出了。

曾经的留学生，开始转战考研。因为没怎么复习，也没考上。在家摆烂的半年，他很焦虑，觉得再不上班就废掉了。

他在 BOSS 直聘上不断投简历。得到面试机会的只有两家公司，一家高端车行，还有链家。

高端车行的工作一个月 2 万，工作内容是接送一位外企老外高管往返杭州金华。工作竞争者很多，会外语的不少，留学的也不少。他被刷了。

最终他去了链家，初衷是要把几年前老家天津卖房子的佣金赚回来。他家这套房子高峰时 500 多万，最后卖了 395 万。中介天天不停打电话催降价。他妈妈因此心情不好，病了一段时间。

在杭州卖房，他竟然遇到了自己在温哥华的邻居。这位邻居在卖自己家的房子，杨雨桦带着客户报了价，房东没同意；过了一段时间，我爱我家的客户报了同样的价格，房东同意了。

他有点受伤，感觉被上了一课，邻居以客户的身份送给他一句忠告：

不要跟中介学坏。

杨雨桦简单统计了下，一起培训的同窗，三个月过去已经走了一半。

师傅告诉他，一年能留下 20%，就不错了。

2

大学毕业后，美术专业毕业的李冰进入了义乌一家培训机构，做书法老师。月工资 5000，她十分珍惜这份工作。

工作两个多月，班里插班进来一个调皮的孩子，经常在同学们练字时乱叫乱踢，打扰别人。

有一次太过分了，她拿出学校发的戒尺，把孩子小手放到自己手上。第一下打到自己的手，第二下打到小朋友的手。这位小朋友说：

就这？还没我爸打的疼。

第二天，孩子爸爸来学校闹，说要把培训班砸了。

第三天，她因此被辞退了，回山西老家休息。社交媒体上，刷到杭州一位模特招助理。喜欢摄影的她说，想去杭州。她妈妈阻挠：

大老远去给人当丫鬟？

李冰有自己的打算，很多模特变成了短视频红人，甚至连带着摄影师都能变成短视频红人，有几十万粉丝。

最终，她没和家里要钱，而是小额贷款了一笔，到杭州面试，成了模特的助理。月工资 2500 元，但租下的那个 7 平米的合租房，就要 1650 元一个月。

她经常从下午四点忙到凌晨四点，也没觉得累。直到有一天，模特电话她，让去家里收拾房间。模特的家很乱，甚至用过的姨妈巾就直接放在客厅垃圾桶上。

她强忍着恶心，打扫完卫生。一直说找阿姨打扫卫生但舍不得花钱的模特说，我家里从来没这么干净过。

她实在忍不了，怼了模特一句。然后就失去了这份工作。

她又找了一家培训班，在萧山。老板看她年轻，说她专业不行，给别人开 3000 工资，只给她 2000。

有一个休息天，她骑车去杨公堤玩，摔的浑身是血。回去路上，她又疼又饿实在忍不住了，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家面馆，前面坐了一对小夫妻和孩子，他们看到她，赶紧把随身带的应急用品拿出来给她擦血。

他们一遍给她擦伤口，她一边哭。

但回到公司宿舍，她让老板娘帮忙上点药，老板娘说她活该，休息日不应该出去，应该好好练字。

外人的暖心和身边人的冷言冷语，相差太大了。她没过两天就提了离职，老板娘说，那么尽心培养她，对她非常失望，还故意没结清工资。

她索性没拿工资，就离开了。

她在 BOSS 直聘上还应聘上了摄影助理。公司说要先付 1.68 万学摄影，两个月后去公司旗下影楼上班，月工资 6000：

半年回本。

她还是硬着头皮贷款去学了，结果学的东西很浅显，网上就有的视频。2 个月后，公司真的给她找到一份摄影助理的工作，一个月 2500，不包吃住。

早已经入不敷出的她最后选择去了盒马。虽然包住，但每天骑车要 40 分钟才能到。她感觉还不错，但后厨一师傅经常言语骚扰她，她很困惑，求助店长。

店长说，他就这样。

3

7 月初，黄艳再次失业了。

这份工作，她干了三个月，在杭州一家餐饮门店当见习助理。见习助理就是每天在餐厅定点 12 个小时上班，雷打不动地服务。

过去三个月，薪资最高时，她拿到手有 4100 元，因为五月假期连着加班，有加班费。当初面试时，老板对她说：

你是本科，是有机会当管理层的。

黄燕 1998 年出生，本科读的是国贸。

实习期间，她回老家做过外贸公司专员，跑去优衣库当过导购员。毕业后，因为疫情，及一场大病，让她在毕业后的一整年，几乎没有工作。

这几年，大部分时间，她是靠兼职，和母亲接济过活。去年，经人介绍，她在杭州一家舞蹈培训机构当兼职老师，教小朋友跳舞。

这份工作收入不稳定，多的时候三四千，少的时候只有一两千。一遇到孩子们放假，她就跟着失业。黄说：

工作是喜欢的，就是吃不饱饭。

她也有在一些大学生兼职工作群里 “捡漏”，跑去兼职，有时是一些汉服 cosplay 拍摄，有时是一些临时服务员，这些工作同样看天吃饭。

一些杭州夜店、商 K 的气氛组招聘，也会发在群里。每次红包从几百，到几千都有。这个赛道其实也很卷，竞争激烈，中间人还要抽水。

正经工作不是没找过。一周最多约过数十个面试，收获寥寥。她面试过几家电商公司，试图抱着学徒心态留下来工作，很快幻灭。

杭州电商行业的日新月异，黄艳经历过多次。有次她刚入职一家电商公司，两周后，公司倒闭，老板跑路：

整个部门瞬间失业了。

这一次失业，黄艳说自己想回老家了：

可能这座城市，并不适合我。

4杭州这三年，李冰一直换工作。

从盒马离开后，她又在 in77 做过潮牌销售，城西银泰做过餐厅服务员，还在灵隐寺一家私房菜做过服务员。

这期间，她也回过老家。但老家也找不到方向，培训班一个月八百，做的事情，也是打杂。

现在在京东家政工作，让她学习到一个新词：

习得性无助。

它描述的是一类人 —— 遇到无法忍受的人和事、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就习惯性选择逃离。据说不少 95 后，都是 “习得性无助”。

在京东，一期培训班有 70 名同事。她发现有小一半都是自己同龄人。被投诉重新回去培训时，她问身边一个小姑娘，小姑娘说她是本科生。

在抖音上找大师算过后，她觉得问题找到了 —— 是自己跟杭州的气运不对。她下定决心离开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再换个城市。

杨雨桦的规划是，先做一年中介，然后出来在贝壳挂名，做独立中介。

在杭州，杨也认识了几个朋友，他们到杭州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互联网大厂，更多的是想做直播行业。

潮水褪去，直播时代也过去了，杨认识的几个朋友，也都走得差不多了。

杭州官方公布，杭州 2023 年引进 35 岁以下大学生 39.68 万人，年度净增人口：

只有 14.6 万人。

说白了，杭州只是很多年轻人的中转站。

李冰们、杨雨桦们带着对杭州的滤镜兴冲冲来，但现实总是比幻想更具体。

李冰曾经无限度接近她喜欢的摄影行业了。但这个行业远不止技术这么简单。她跟着那位模特前雇主时，对方只有七万粉丝，现在也只有涨到了十几万。而跟她同期成长的博主，现在很多已经百万粉丝了，甚至连摄影师都有几十万粉丝了。

这个城市，有太多人出人头地了，但背后是更多默默无闻的人。

杨雨桦三个多月还没转正。这意味着他再不开单，门店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934 年，郁达夫对仕途绝望后，醉心于文学创作。专门写了一篇《杭州》，介绍了这个城市。

他说，杭州既具城市之外形，而又有乡村之景象。绍兴作家借古喻今，形容杭州是一个温柔乡。

九十年过去了，时代有些变化。温柔褪去，这座城市和其他钢铁森林，也无太多区别。

（文中李冰、黄艳均为化名）

我不想让他那么卷

我刚才在地瓜上又看见一个妈妈，说自己供儿子读国际学校，去美国留学，根本就不指望他赚钱，就是希望他不用那么卷，可以活得快乐一些。

这个妈妈晒自己是个世界五百强的中高管吧。

我看了以后，不禁叹息。我想起了以前读过的一段话：

Hard times create strong men. Strong men create good times. Good times create weak men. Weak men create hard times.

【艰难的岁月创造了坚强的人。坚强的人创造了繁荣的时期。繁荣的时期创造了懦弱的人。懦弱的人创造了艰难的岁月。】

大家都知道历史是个循环，大家也都知道“富不过三代”，大家还知道“玉不琢，不成器”，大家也都知道比起一生的艰难，少年时刻苦一些不算什么。

大家都知道儿子不成器破坏力很大，大家也都知道“慈母多败儿”，大家都知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家看过红楼梦，看过儒林外史，看过那么多兴衰。

大家都知道“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但是知易行难，读过那么多书，受过那么多训练的女高管，当她面对自己儿子的时候，所有的兴衰，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循环规律，她都忘了。

只剩下一句：“我不想让他那么卷”

@皇城根下刀笔吏：个人感觉，北京最近可能走了不少人。

我为了小朋友上学，搬了一趟家，把自己原先住的房子租了出去，又在别的地方租了房子。以前往外出租房屋非常容易，往中介那儿一挂，两三天看房的人便能几乎踏破门槛。然后选一个定金交的最快，看着最靠谱的租客，很快便能定下来。

但最近不行了。

由于原先租客到期，不再续租，我把房子再次挂了出去。但结果，挂了一个多月，基本没人看房。上次在疫情期间，也是如此。当时的租客到期，只能重新找租客，挂了很久都没人愿意租。

我本来还想着维持原先的租金，但是根本租不出去。

后来房租一降再降，陆陆续续降了好几百之后，才勉强租出去。

这次又来了。我吸取上次教训，在中介那儿挂出去的时候，便主动降了一点租金，但是挂了大约一个多月，没有租出去。估计还得降，不然租不出去。

为这事，我还专门跑去跟负责出租的那个中介人员聊。中介人员跟我说，北京大概走了可能有四五百万人。我问你这数据哪儿来的？他说他们结合一些公开的资料，以及中介内部的一些数据，自己研究的。

我不太确定准不准哈，这是他跟我说的。

我们单位楼下原先有两个吃饭的地方，类似商业性质的食堂，面向整栋写字楼的人，你花个 30 多块钱，可以在那儿吃一个工作餐。前段时间，其中一个吃饭的地方关门了。我正琢磨着为啥关门了呢，然后前天去另外一个地方吃饭时，那个老板跟我闲聊了几句，说也准备关门。

我说你干的好好的，为啥关门？

对方回答，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少，撑不住了。现在正在跟房东谈，希望房东降点租金。要是谈崩了，他就准备撤了。

我赶紧教了他一些谈判的技巧，心里想着可别谈崩，因为万一谈崩了，以后没地方吃饭了。

有次出门打车，看见网约车司机戴一副眼镜，文绉绉的。我说，你开网约车是兼职吗？他说，哪呀，失业了。以前是干 IT 的，一个月大约 2 万左右，最近公司内部不停的缩减成本，搞裁员，他最后便失业了。

开网约车是他最后的一点营生。

当然，他觉得开网约车实在太卷，又累，所以也不准备长干，只是过渡一段时间。等到四月份的时候，他便准备离开北京，到广州去寻找机会。好像说跟广州那边一家公司，已经谈好了一个工作机会，准备时间一到，便去广州。

由于我经常打车，时不时跟网约车司机聊天。

不止一次听司机说，以前是干某某小生意的，疫情期间破产了，现在干不了别的，只能开网约车。从我用户端的感受来说，可能因为开网约车的人变多了，所以用户端的价格降了一些。

昨晚打车回家，网约车司机一路猛踩加速。我说你别开这么快，不着急，安全第一。对方回答，说接你这一单，将近一小时，只挣六七块钱，撑不住。所以需要开快点，节约时间。

生活，都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