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张兰并不理解，只在食堂做饭的她，应属于后勤人员，50岁的年纪，有何危险？财务给不了她回答，只说项目部如此规定，他们也没办法。

“50岁离领养老金还有10年，不打工怎么办呢。”财务跟她感叹道。

农民工没有退休一说

张俊男的父亲也是从今年开始找不到活的。过往二十几年，她父亲通过在工地上支模、扎钢筋，撑起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但他今年到了60岁后，突然间没有工地愿意要他。“因为他过了60岁没法买保险，而且那些正规工地上都要点名，他混不过去。”张俊男告诉记者。

她刚读大一，还是花钱的年纪，大她12岁的姐姐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没有余力帮他们。

张俊男想给父亲找份工作，但她在求职软件上看了很多，“基本不要60岁以上的，在我们小县城，适合60岁以上老人的工作也很少很少。”

焦虑的父亲想不明白，自己还能干活，怎么就超龄了。张兰同样不解，50岁的她根本算不上老人，家里的孩子都没有成家，怎么突然就超龄了？某种程度上，超龄是城市的标准。

“超龄的标准线，是按照城市退休工人来定的，但农民没有退休意识，也没有和城镇职工一样的退休保障。”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告诉记者，农民都是干到干不动了才停下来，没有退休一说。

“清退令”中，关于男性60岁和女性50岁的标准线，实际上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确定的。

“针对清退令，我们要追问的是，现在建筑工地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王欧告诉记者，目前建筑业劳动力中，主要以大龄农民工为主。老郭在武汉当包工头10多年，他告诉记者，建筑这个行业“50-60多岁的农民工是主力，现在根本没年轻人做这个事情。”

王欧说，“清退令”本意是为了保护劳动力，“但实际有那么多大龄、超龄的劳动力在建筑业工作，（所以）这样的政策反而有一个排斥作用”。

离开工地去哪里

不过张兰的遭遇还没到最坏的一步。得知她因为超龄无法领取工资后，财务提供了解决方法：让张兰找一张没超过50岁人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替她领工资。

牵扯到后续的工资，旁人信不过，张兰最后交了自己儿子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上去。

但张俊男的父亲没有这么幸运。实在找不到正规工地上的活后，她父亲跟着一个管工地的堂哥去了外地，平时工地上有什么杂活、零活就让他干，没有歇着。

“但这种零工或黑工，没有任何保障，不能买保险也不能签合同，出了事只能自己担着。”张俊男说。

不能买保险加剧了建筑业不敢用超龄农民工的不利处境。夏柱智告诉记者，按照城市的标准，到退休年龄后，就失去了购买工伤保险的资格。

而对雇佣方而言，不能购买工伤保险的超龄农民工会使其承受很大的风险，不敢用。

不过，针对这一困境，不少地方试图做出改变。

据北京日报2023年末的报道，安徽省、上海市、海南省、湖北省等多地发布相关通知和意见，明确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拟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人员等群体纳入工伤保障。

这意味着超龄农民工在工地继续干活，仍旧可以购买工伤保险。但这没有改变“清退令”带来的附加后果。

“‘清退令’的后果就是部分超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他本来可以干，但现在不能干了。”夏柱智说，工地上原本有一些模糊地带，就算超过60岁也可以工作，只是名字不能出现在登记簿上，“挂一个你老婆或者孩子的名字，这在工地上都可以变通”。

但“清退令”严格执行后，需要刷脸实名验证，要经常督查，工地就很难雇佣超龄农民工。

不过，包工头老郭说，他现在还是会招超龄农民工，方法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碰上有人督查，就让超龄农民工歇着。项目部发不了工资，他就想办法给发。

张兰也是被幸运地变通了一下，但最终结果如何，仍不可知。上交资料已经一个多月了，工资还没发。

而且，财务通知了所有人：前两个月工资发下后，再回转给老板，之后再跟其他月的工资一起发。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清楚，张兰问了工地上其他工友，他们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王欧告诉记者，张兰经历的这种变通虽然可以保住工作，但也埋下了隐患。之后如果出现什么劳动纠纷，例如欠薪或发生工伤，就很难去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大概率只能自己承担所有意外。

可为了生活，因“清退令”离开工地的超龄农民工，并不会就此回家养老。“要么去做保洁保安，要么回家在县城的小工地上干活”，夏柱智告诉记者，清退令影响的是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凭自己的体力吃饭。

王欧和学生们做过“清退令”后超龄农民工的去向调查，发现他们的选择主要有三：

极少一部分回家务农，另一部分是回老家，但不务农，而是等待别的工作机会。剩下大部分动用自己多年来干建筑形成的工友网络和包工头网络，换一个没有“清退令”的城市或工地，继续干建筑业。

此外，王欧和学生们还发现，被“清退”的超龄农民工因潜在失业，开始大量进入零工市场。

“如果这些人身体健康，零工市场是很欢迎他们的，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而且他们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有一个小的同乡网络。”王欧说，但这会冲击零工市场，跟那些零工市场主力——大龄单身男工群体抢活。

而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这些已经超龄的农民工非要工作不可？

要继续挣钱

张俊男把父亲找不到活的事情和由此带给全家的焦虑分享在了社交平台后，评论区有不少人在问：60岁不应该退休了吗？

但张俊男知道，父亲没法退休。

“花钱的地方很多，我上学是一大笔费用，日常消费也得花钱。我父母关系很不好，经常会因为钱吵架，所以我对钱非常非常敏感。”张俊男说，父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自从他没法在工地干活后，家里人都变得很焦虑。

她说，母亲今年54岁，身体不好，待在家里。这两年，家附近在开发一个旅游度假区，母亲有时会去那边干清洁零工。

家里虽有点土地，但都是些靠近废弃煤矿和坡度比较大的，“土壤差，种起来也不太方便”。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农业收入很低，挣不到钱，有时候收成或是粮价不行的话，还会亏”，所以，“现在就是种点蔬菜自己吃，其他的很少，划不来。”张俊男说。

张兰也无法在50岁就直接退休。虽然张兰一双儿女都已毕业工作，但她没法就此赋闲在家。因为儿子去了大城市工作，在当地买房结婚成了一家的重担。

十多年来，张兰干过各种活，餐厅服务员、宾馆保洁、棉花采摘员……直到三年前找到这份工地上厨师工作，她拿到了远超当地水平的工资，觉得可以好好攒点钱，没想到今年被突然通知已经超龄。

尽管她暂时靠变通保住了工作，但“上面”跟她说了，最多干到今年底，她就得走。而之后去哪里、干什么，她毫无头绪。张兰清楚，因为自己是文盲，干不了需要文化的工作，而像工厂、工地等工作，她的年龄已是障碍。

未来的活计不可知，但有一点张兰非常清楚：要继续挣钱。

“现在大量的大龄、超龄农民工，还在为他的子代，甚至孙代劳作。”王欧告诉记者，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农村盖房不行了，都要到县城或到发达点的乡镇买房。

“这是子女结婚的条件”，王欧说，他长期跟踪研究的几个农民工都在县城给孩子买了一套房，基本上是父母付首付，“几十万很正常，有的父母还会供房贷”。

此外，在县城买房后，往往是奶奶去陪孙子读书。他们的子女在外打工，有自己的压力，往往是大龄或超龄农民工父母承担在县城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成本。

“所以这些人他只要还能挣钱，不管60岁还是70岁，他们根本都来不及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王欧说，“他们会把养老、医疗的需求推得很后，等待着未来不确定性的到来。”

尽管他们不把养老问题排在前面，但养老最终还是会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夏柱智认为，超龄农民工仍去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解决他们自己的养老问题。

“如果他们现在不挣钱，到了干不动活的时候，养老就成问题了，靠养老金是解决不了养老问题的，靠子女也不是他们的选择。”夏柱智说，很多农村老人不愿意让子女去掏钱，他们都是自我养老，还恨不得把自己挣的钱都给子女。

超龄农民工的根本问题是养老

如果超龄农民工被建筑业清退，又难以找到其他工作，剩下的几乎只有退守农村一条路。

张兰告诉记者，尽管家里有几亩山地，但种地是最后实在找不到工作时才会考虑的选项。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种地可以解决养老问题吗？

夏柱智认为，种地可以解决已没有太大支出的高龄老人养老问题，但前提是村里有较丰富的土地资源。“而一些低龄农村老人，一是自己还需要消费，二是还要帮扶自己的子女，光靠种田是不可持续的。”夏柱智说。

他以自己老家为例，“我家是湖北阳新丘陵山区，那边户均不到5亩地，而且有一半是旱地，没什么产出，还不好种。”夏柱智说，在这种地方种地解决不了养老问题，最多只能种点口粮和蔬菜，没有收入。

“而在有些地方”，他继续说道，比如湖北恩施山区，一户有5~10亩土地，这些土地可以种茶，一家种5亩茶，就有1万元收入，可以供养两个老人。

不过，像张兰和张俊男父亲这样的超龄农民工们，不会考虑这么大的问题。张俊男听父亲说，他常为没活焦虑，偶尔有活时又焦虑自己的进度赶不上工地相对年轻的工人。

所以，“我爸只能在其他人休息的时候，他加班去做，赶上进度”。张俊男说。

张兰自从把儿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上去后，仍然担心工资最后能不能真正发下来。同时，她还在想，要是工资发下来，要怎样撒谎，才能不把工资再转回老板。

说完这些，她又突然想到，去年在另一个项目还有两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她去催过几遍，对方也是说因为她过了50岁，项目部不批，目前仍在想办法。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有删节

其实用工市场的年龄问题一直存在。以前不在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在郑州，60岁以上的人干环卫，每个月2500（元），到65岁就干不了了，只能干园林，拔草、种花，一个月2100，到70岁又没岗位了，最后只能回到零工市场。他们能找的都是力工，比如说装修砸墙，把建筑垃圾背到一个地方。

这两年建筑业出了‌‌“清退令‌‌”，60岁以上的人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为什么要清退？出发点是因为60岁以上的人没有工伤保险。但我觉得逻辑搞反了，我们应该想的是要如何增加工伤保险、社会保险去覆盖60岁以上的人群，而不是干脆不让他干了。

本来只是建筑业，但它会形成一个扩散效应，都不敢用（60岁以上的人）了。当然，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经济本身的力量，建筑业在萎缩，我们去郑州，很多工地都停了没有活。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龄农民工，或者说第一代农民工现在的境况。随着老龄化加剧，房地产行业的萎缩和下行，这些人将越来越多，他们只能在零工市场找活，但这里不像以前，找不到那么多活了。未来他们的生存会面临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迫在眉睫的问题。

去年三百，今年二百二

郑州的零工市场，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震撼，从凌晨3点开始，找活的工人陆续在这里聚集，早晨7点就有上千人。他们戴着黄色头盔，提示这个市场上，大多数人都在等待和建筑业相关的工作。

零工市场的形成和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比如郑州，过去几年，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楼盘正在建设当中；下沙是杭州城市向东扩展的一个区域，这两个地方聚集的主要就是建筑业。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周边的产业、环境。深圳龙华形成最早，一直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电子厂最多。

零工市场就业方向的发展，主流是制造业，然后房地产、再之后是物流，大概是这样一个递进顺序。

它们的招工方式都差不多。深圳龙华体量最大，这里有几个大型的人力资源中介，一年体量（就业人次）都在十万左右，这类中介有七八个，还有很多小中介。这里是纯市场化的运作，招工抽成大概是小时工价中的一块钱或两块钱，竞争激烈，中介在意品牌和信誉，不会克扣工价。

杭州下沙以小中介为主，还延伸出许多个体充当劳务经纪人，他们不是门店，劳动者管他们叫‌‌“人虫‌‌”，其实这是一个贬义的称呼，因为劳动者认为他们要抽一部分钱，再盘剥一道。也会出现不规范的情况。主要是对岗位和工价夸大的宣传，对工作条件的隐瞒，比如劳动者去之后才发现体检、工服这些都要交费。

郑州连中介都没有了，这里主要是建筑业，市场利润太薄，中介都撑不起了。用人企业都是直接跑到那个地方去盯人找人。以前建筑业还发达的时候，规模比较大，直接大巴车过去拉，几辆大巴车一次能拉走上百号人。

我们过去调研的时候，这个零工市场比较凋落了，本身也是招工淡季，好些人一周多没有找到活干了。来一辆招工车子全往上挤，挤到座位就死活不下来。有一个清理办公室的岗位，主要就是搬桌子和办公用品，4个小时工价80块，大家都争着抢着喊着要，差不多有20个农民工老伯，50多岁到70多岁都有。两个大哥抢到了活，人群很快就安静了。

总体来说，这里的竞争比较良性，我挤不过你，挺尴尬的，笑一笑就走了。或者你也可以介绍自己的优势，比如我有电动车，马上就可以跟你走。

不仅是郑州，杭州下沙以建筑为主的活也在减少。十几年前那一片基本上是工业区，代表了杭州城市化向东延伸的进程。现在，零工市场所辐射的区域，城市化已经进入尾声，都盖得差不多了。另一个方面，受整个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影响，很多建筑工地都停工了，这也是活大幅减少的一个原因。

另外，工价也在下降。2022年双十一，物流行业工价大概在300（元/天），2023年是220。一开始大家都在等300的岗位，发现没有，就调整预期，200多一天也干。双十一的热度没有以前那么大，这就导致期间物流的收入上不去。

这些劳动者大部分是没有积蓄的，需要每天一个活或者几天一个活才能生存下来。一部分劳动者今年已经提前返回老家，而往年这样的现象通常在春节期间才会出现。给农民工提供免费午餐的郑州八哥说：‌‌“今年上半年，每天中午前来领取餐食的人数为700～800人，但目前已经减少到400人左右。‌‌”

不平等的双向选择

零工市场存在一定的双向选择，雇主挑工人，工人一定程度上也在挑活。但他们的决策逻辑和中产阶级不一样，他们会非常仔细地计算成本的支出。首先考虑的是工价，还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比如招工方有没有交通工具。

我们在杭州下沙调研时，有一个岗位在5公里外，但没人愿意去，就觉得太远了。招工方没有交通工具接送，公共交通也不覆盖，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都不去了。我们可能觉得几公里的路，打个车过去。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限制。首先，这些劳动者基本不愿意打车，坐公交的钱也要仔细盘算，基本上只能选择有接送或就近区域的工作。

还有住宿的情况、工钱多久可以支取，这些问题很细节，但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比如，我们问为什么不去公共就业服务大厅？他们说，那里没有招工方的人，工作人员只是给你岗位电话，打过去对方可能说工招满了，那打电话的钱是不是就浪费了？在他们看来，这种不确定的支出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总体来说，线下零工市场比较被动，主要是雇主挑工人，毕竟岗位稀缺一点，在议价、工作时长方面，劳动者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年轻人的选择会更多，进厂的会多一点。

但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比较多元，大部分人进厂的周期都不会太久。我们遇到过的工人，最长的也就两三年，有的达不到要求就走人。比如宿舍宣称6人间，结果一去发现12人，他就不干了；厂区周边比较单调，没有娱乐场所，那他可能觉得在这里打工没有意思。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价。国内的加工制造业属于世界工厂，用工需求随订单波动。比如电子产品，销售一般在年底，那么7、8月份就是工厂排订单的时候，那个时候，用工量直线上升。圣诞结束后，没有订单了，工厂就把这些人遣散掉。对于这部分劳动者来说，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困难。

找不到稳定工作，那就只能找零活。对企业来说，7月份用工，它当然希望工人做到12月。反过来，劳动者也知道这个阶段市场缺人，那就要挑工价高的工作，哪里更高，随时拎包走人。所以，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没有建立长期工作的意愿。 

他们只是一个个的小孩子而已，他们不是问题的生产者，却是需要帮助的对象。如果在家庭里得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爱，或许不会有人想要获得来自外部世界带有同情和怜悯的善意。

湖南山区的村庄在落日的余晖下显得格外漂亮。村里的人们淳朴善良，黝黑的脸庞上因为深刻笑容而形成的深浅不一的皱纹，更让我们觉得亲切。

村子以农业生产为主，基本家家户户都有2亩左右的田地，村里的老人在家种田，进行农业生产，种植油菜花榨菜籽油，种植水稻来打谷子，在园子里种点蔬菜，一周到集市上去买一次猪肉，就基本够满足家里的温饱。村落的经济整体上不够发达，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务工，来获取家庭所需的生存之外的发展性资料，也就造成了村内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较多的状况。

我们没有妈妈

我：“你的理想是什么呀？”

小咪：“我长大了，要找一个男朋友，他会给我买好多好多东西。”

我：“你可以好好学习，以后有能力了，自己赚钱买呀？”

小咪：“不要，我就要找一个男朋友，让我男朋友给我买。”

听到10岁的小女孩说出这些话，我满眼心疼。

第一次见到小咪，是在我和师妹刚入村调研的第一天，正值七八月份，村里外出打工的部分年轻人回来避暑，读书的小孩子也都在放暑假，回到村里由爷爷奶奶带着，路过一户三层楼房时，看到两个高高瘦瘦的小女孩在打羽毛球，是小咪和她的堂姐，我们走上前去表达想要和他们一起玩的意愿，小女孩对待我们的反应更多的是害羞而不是防备。

小咪有着像小猫一样圆圆大大的眼睛，被山区紫外线日常照射的晒得发黑的皮肤也挡不住本来就生得俊俏的脸蛋，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着两个浅浅的大酒窝。

玩耍间隙，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小咪闲聊着，问到爸爸妈妈的时候，小咪说：“我爸爸出去打工了，我们没有妈妈。”听到这里，我们顿时觉得会不会冒犯到小孩子，便没有继续追问，直到天色蒙蒙黑了，我们才和小咪作别。

后来通过访谈了解到，小咪的父母离婚了，小咪和弟弟则由爷爷奶奶照顾，小咪的大伯和大妈也离婚了，所以堂姐和堂哥也由爷爷奶奶照顾，大伯后来又再婚，生下了一个不满一岁的小女儿，家里的五个孩子，每天都在一起吃住，或许，每天叽叽喳喳的生活并没有让她们感受到所谓的父母离异带来的影响，朋辈群体的相同背景也让他们觉得家庭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几天后，由于我们换了住处，刚好住在小咪的小爷爷家，自然就和她熟络起来。每天晚饭后，小咪都会带着弟弟跑过来找我们玩，要么打羽毛球，要么给我们看她拍的抖音。村里孩子的娱乐活动和城里孩子类似也不同，不同的是村里的孩子会满村地跑来跑去，玩各种自创的小游戏，任何东西都能成为的快乐源泉；类似的是，手机成为了孩子们作业之余的电子玩伴，玩耍的内容多是游戏和短视频。

小咪就爱极了拍短视频，运用特效，配乐等都是她非常擅长的事情，并且很乐于欣赏自己的作品，和小咪的奶奶坐在一起闲聊时，奶奶说到：“你让阿姨教教你怎么拍短视频，你看你拍的那些，丑死了都。”事实上我是不会拍短视频的，并且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小咪奶奶这么一说，我赶忙说：“她拍的很好了，比我强。”短视频拍摄是一项弹性空间很大的技能，对于小咪而言，或许这只是她了解外部世界和缓解自己内心孤独的窗口，奶奶的教育也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毕竟还要外出收废品和负责一家子的生活起居，无法去洞察到小女孩深深的细腻心思。

小咪是懂得感恩和表达喜爱的，会在借别人吉他玩耍后拿出自己最喜欢的小挂件送给对方表达感谢，会在收到别人的礼物之后想方设法地还回去，可就是这样一个聪明善良的女孩，却少了几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该有的肆意。

和小咪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她说：“我们班的同学都不和我玩。因为我在学校不说话，我比较内向。”可是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小咪表现出来的完全是非常活泼开朗的样子，丝毫没有内向的感觉。

家庭的不完整终究是会影响到孩子的完整性，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为什么是孩子呢？孩子是多么天真无邪和需要被保护，被鼓励和被爱包围的呀，为什么孩子能面无表情地说出“我们没有妈妈”这样的话，不是孩子真的以为自己没有妈妈，而是孩子学着不哭不闹且平静地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她只是孩子啊，只能不断地自我麻痹并且装着不在乎的样子，但心里的伤痛早已开始慢慢发芽了。

所以对于小咪说出以后的理想是要找一个男朋友给自己买好多好多东西的时候，我选择理解，也许是爷爷奶奶的传统教育观念“嫁得好比什么都强”对孩子的影响，也许是孩子的一句玩笑话，抑或是孩子内心深处对亲密关系和被人爱护的渴求，我都会选择理解，并且告诉她，你可以试着自己努力变成一个很好的人，那时，你看到的世界和你遇到的人都会是不一样的。

我不要，我屋里有

小爱也是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说着一口流利的湖南话，由于没上幼儿园，爷爷奶奶在家带她，沟通都是用湖南话，奶奶没有教小爱普通话，所以她不会讲。

小爱的爸爸是个很老实的人，在浙江摆摊卖烧烤，妈妈今年27岁，结婚的时候小爱爷爷奶奶给了妈妈10万块的彩礼，但是小爱妈妈生完女儿3个月之后就选择外出务工，三年来没有回家，也从未和小爱联系。

小爱奶奶说：“她就是来骗我们钱的，想要找舒服的，不辛苦的，条件好的人家，把孩子扔给我们带，我儿子到县里起诉要离婚了，等法院判决需要半年，她不要孩子的，要孩子干嘛？她到哪里就把孩子生到哪里去啦。我儿子现在又带一个孩子，又是农民，又是摆小摊摊，不好找的。”

好在小爱的爸爸每天都会和她打视频，小爱的世界里也只有爷爷奶奶和爸爸。奶奶说：“她不知道妈妈是什么的，只知道爸爸、爷爷奶奶、大伯大妈。”

小爱每天的生活就是跟着婆婆一起上坡看田，好远的路都是自己走着去，也从不哭闹着要人哄。家里的废弃品都能成为小爱的玩具。我们拿着零食给小爱吃，她习惯性地操着湖南口音：“我不要，我屋里有。”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小爱就会去找奶奶，一声声地叫着“婆婆”，然后害羞地躲到奶奶的怀里。

奶奶对小爱的教育一直是让她具有边界感，小爱总是喜欢笑着跳着去拉起我们的手，但是村里的小孩天天都跑来跑去，手脚上会有污泥，奶奶就会制止小爱，“莫把脏东西搞到阿姨手上”，小爱就会缩回手，可是明明她在握着我们手的时候是那么快乐和童真，笑得那样灿烂。

奶奶的教育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家庭的不完整，没有父母最直接的爱护，间接地影响到奶奶会为孩子规避掉一切可能会对小爱造成不好影响的事情，包括别人对小爱的印象，奶奶的教育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孩子会遭到别人的嫌弃，毕竟小爱是自己亲生的母亲都不要的孩子。

小爱现在还小，小小的世界里还没有妈妈的概念，我只能希望，现在的童真能够保持得尽可能长久一点，能够在家人的保护下健康地长大。

爸爸回来会带我们吃汉堡

小阳和石头是两兄弟，大的11岁，小的9岁，两兄弟长得虎头虎脑的，相貌上不像但又有几分相似，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是兄弟俩。和小咪小爱一样，两个男孩子也是晒得黑黑的，身材瘦瘦的，但仔细观察，兄弟俩的身形确实往里缩的，并不呈现出舒展的样子，好似在示弱，又好似在表示自己很听话，又好似有种在别人屋檐下，挺不起身板的感觉。

小阳和石头的妈妈在生下弟弟石头以后就去世了，爸爸得出去打工挣钱来养育这两个儿子，毕竟在当地，不出去打工就只有在家种田，而种田是根本赚不到钱的，只能勉强糊口，奶奶年纪大了，无法照料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所以小阳和石头的爸爸就只能选择将两个孩子寄养在隔壁村的姐姐家，也就是孩子的姑姑家。

姑姑也有自己的两个孩子，但是要比小阳和石头大十多岁，所以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心力，努努力则可以照顾到这两个小孩子，姑姑是收废品的，在当地女性出去收废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虽然赚的不多，但却可以满足家庭的吃饭问题；姑父则是一直在市内从事司机的行业，赚的要更多一点，所以将孩子寄养在姑姑家，是他们的最优选择。

小阳的性格较沉稳和内敛，不太爱说话，但内心是极其有主见的，石头的性格则更加外放和调皮一点，会主动和我们讲话，也会做一些这个年龄阶段的男孩子会做的事情，抓虫子、打游戏、打乒乓球等等，活泼得很。

家门前有一个废弃的乒乓球台，孩子们玩耍用的拍子只剩两个木板，虽然自己小的时候也没有好的条件，但是看到两个孩子，心里还是不免有点难过，就和师妹商量着送给小阳和石头兄弟俩一副乒乓球拍。

拿到手之后，石头开心地飞奔出去找小阳，和哥哥分享得到崭新的乒乓球拍的愉悦心情，兄弟俩待在台子前研究了许久，却始终舍不得拆开来用，直到我们离开那一天，兄弟俩仍然在用木头板打球。或许一副新的乒乓球拍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在重要的时刻才可以开启的，可能是爸爸回来的那天，可能是生日的那天，可能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任意一天。

石头性格外向，和我们更亲近些，一起玩耍的小孩子们有什么需求比如找我们一起玩扑克、想玩我们的平板电脑，都会拜托石头去交流，石头也很豪爽，每次都冲在前面，时间久了，和石头的交流就变得多些。

一次在水井边洗衣服，石头跟过来，我问到爸爸的事情，石头说很想让爸爸回来，但是爸爸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爸爸回来了会带我和哥哥去市里面吃汉堡。”我没有问到妈妈的事情，我害怕触碰到孩子心里最缺失的那一块，而我自己又什么都给不了。

小阳和石头的奶奶78岁了。身体已经佝偻得不成样子，头发灰白又稀疏，从别的村坐公交到村口，又走到小阳和石头姑姑家，奶奶背着的背篓里，装着一个大西瓜，两个自家种的小香瓜，黄瓜、南瓜，还有别人送给她的大米发糕，都背过来了，瘦小的身材背着大大的背篓，只是为了来看看孙子，想必奶奶也想自己照看孙子的吧，但是奈何年纪大了，无能为力了。

结语

像小咪、小爱、小阳和石头这样的孩子，在村里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标签，不仅仅是留守儿童，更是缺失太多关爱的多重困境儿童。

但是他们只是一个个的小孩子而已，他们不是问题的生产者，却是需要帮助的对象。如果在家庭里得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爱，或许不会有人想要获得来自外部世界带有同情和怜悯的善意。

以上，希望更多的人在对待婚姻和孩子的时候能够谨慎和负责，即使是在婚姻无法实现很好延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孩子是父母共同的孩子，夫妻关系不在但亲子关系是永远都会存在的。

除天灾人祸或无可奈何，还是尽可能给予孩子更多的爱意吧，毕竟，他们只是个孩子啊。

为什么要用洗洁精洗漱呢？因为洗洁精对工人们的性价比极高。

首先，洗洁精非常便宜，27元能买4.7kg一大桶，相比59.9元/1kg的清爽去油洗发水，高下立判。

另一方面，合规的A类洗洁精其实是符合GB/T9985标准，是用来洗餐盘的，所以多少也得符合可微量食用的标准。

对一些收入拮据的人来说，洗洁精洗一切，已是最优的选择。

洗漱完之后，工人就要途经工厂园区。

工厂园区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进入车间的在整理防尘服之类用品的工人们；一类是已经工作完毕准备去休息的工人们，他们这样的一次倒班，就完成了生活与工作的交接。

如果将视频放大，你完全可以将两列人群归结为同一种情绪——疲惫。

疲惫地进厂，疲惫地出厂，在演奏一场无声的旋律。

是的，如果主播不带解说的AI声音，除了脚步声你啥也听不到。

这场景，被诗人许立志形容为‌‌“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这些不舍昼夜的工人穿戴好

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

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工夫，悉数回到秦朝

同样沉默安静的，是流水线，进入工厂后，就基本上不能有任何娱乐活动了，主播将手机放进储物柜里，然后穿好防尘服进入流水线。

等主播工作完出来后，时间飞逝，打开手机就已经是晚上10点32了，但还没完，主播得吃完饭、短暂休息之后，接着去上夜班。

夜班之前，有一个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主播快速吃完之后，发出了感叹，连回收餐盘的设施都是流水线。流水线的一端，同样也是一批厨工，他们被精确规划了任务，有人倒掉厨余垃圾，有人清洗盘子。

他有些无奈，说道：‌‌“看到这一幕，你们还能不好好努力吗？‌‌”

吃完饭后，主播和其他工人一样，进行了短暂的休息，由于休息时间只有最多15分钟，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开了智能手机。

这是整个工厂最热闹的时候，和家人视频聊天的、看跳舞视频的、玩斗地主的、看3分钟说电影的，手机此起彼伏的声音盖过了工厂机器声。

休息完之后，主播二进宫，再次钻入流水线干活了，等他再钻出来的时候，天就亮了。

因为主播不能拍摄流水线的工作状况，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工人的生活与休闲，都十分匆忙。

匆忙到去睡觉都是奔跑去的，因为他们必须迎合工厂生产计划的安排。

除了这个视频外，这主播发了一共76个视频，获赞66.3万，但其实大部分视频内容都大同小异。

有网友是这么总结的：

被舍友吵醒→起床→万能洗洁精刷牙洗头→吹头发照镜子→羡慕别人有女朋友→碰到厂妹但是不敢要微信→走到健身房和网吧→刷鞋柜换衣服放手机上班→下班和漂亮的厂妹吃饭→继续上班→太阳出来就下班

他们生产的商品飞往大洋彼岸、世界各地，而他们的生活则长久地困在原地。

一如既往，日复一日，月亮在厂区升起，然后又落下。

月亮从厂区升起，撑开了夜幕的伞

你从车间出来，我从安检门进去

……

多少日子以来，我对生活葆有的，那份虔诚的爱

在机台与机台之间渐次磨损

……我的梦沉睡在凌晨三点的出货码头,天光尽头，月亮从厂区升起

——许立志

2

把时间省下来，把爱情也省下来

在短视频平台，类似的工厂Vlog 数不胜数，内容千篇一律，中心思想十分简单，‌‌“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毕竟，他们一进厂立即面临着被淘汰。

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机械臂的进入，制造业能提供的就业人数实际上是减少的。

肌肉让位于机器，大脑让位于电脑。

能够提供丰富就业的纺织业和服装业的市场，也在不断被更加廉价的东南亚所侵蚀。

所以，寻找工作的工人们，也是寻找一次行将淘汰的宿命。

根据时代财经报道，2021年9月，上海昌硕工价一个小时35元，一天面试几千人，需求5万的容量，3天招募完成了。

而根据知乎用户‌‌“脚踏实地‌‌”的说法：

‌‌“上年郑州港区富士康，都明知道疫情严重，需要15万人，你看是不是一天报名就满额了，为啥，因为工资高，中介利润高。很多中介宣传，名额下放到村。

别的不说，就今年暑假，你看看工资一个月4000不到，暑假工都大量滞留。‌‌”

看似无趣的VLOG里，是供过于求的劳动力现状，是工业转型的暗流。

而在工人们这里，为了让自己留下来，如何更好地契合流水线的生产速度，是所有工人需要每天思考的难题。

就像诗人许立志所写的：

能省的，都要省下来

物质要省下来，金钱要省下

绝望要省下来，悲伤要省下来

孤独要省下来，寂寞要省下来

亲情友情爱情通通省下来

工厂不谈理想，只谈性价比。

比起工厂打工的单调，工厂工人的思绪和决策反而会更为复杂细微。

比如说吃饭，能省的部分，除了‌‌“钱‌‌”，还有‌‌“时间‌‌”。

在工厂有年轻工人为了吃饱，会多点红烧肉、胖头鱼这类‌‌“硬菜‌‌”，但老工人就会只点一份咸菜配大米饭，以此来多省几元钱。

我又问了一位在工厂打工的朋友，他们的吃饭时间有45分钟，但因为要排队、脱无尘服等步骤，实际吃饭时间更少。最后，就是住宿部分，更是能省则省，能挤则挤。

工厂宿舍即使拥挤，也是6～8个人的‌‌“家‌‌”，他们需要在这边进行存储收纳、穿搭、睡眠、娱乐，大部分工作外的生活都要在这个拥挤的小地方里完成。

由于宿舍过于拥挤，而宿舍管理人员不充足，所以‌‌“邻里‌‌”间就会制定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来维护宿舍环境。

比如说穿越火线是2007年出的枪战游戏，许多第二天不用上班的年轻人就会把笔记本电脑的声音拉满，体验最刺激的枪战体验，于是宿舍走廊就贴了条‌‌“晚上11点后玩穿越火线，死全家‌‌”这类的话。

而宿舍的公共厕所与澡堂，更是混乱区域，有‌‌“在浴室拉大便的死全家‌‌”、‌‌“禁止在洗手池尿尿‌‌”、‌‌“在水槽倒垃圾罚款3万元‌‌”之类的规矩。

在一个规章制度和管理手腕难以也不愿触及的地方，民间的‌‌“诅咒私刑‌‌”，成了最大的管理方式。

可能有些观众会嗤之以鼻，这个地方怎么会如此如此肮脏混乱？难道大家都没有收拾卫生的习惯吗？

但我想说，在仔细考察了这种园区生活之后，你会轻而易举知道一个经济学铁律——

体面，是劳工阶层一生中最大的奢侈品。

维持体面，所需要付出的金钱和时间，是不堪细算的。

很多在找工作的青年会看到工厂招工通知里，贴几张美好而整洁的宿舍环境，但去了之后，才知道有的宿舍是真的脏乱差。，也别对‌‌“厂妹‌‌”有什么刻板印象，觉得女工人就更爱干净了，工厂的高负荷工作之下，人人累而平等。

按每间宿舍居住面积26 -30m²算，人均4.3 -7.5m²的空间里，一个工人需要完成对客厅、餐厅、储物间、更衣室、卧室甚至电脑室的规划。

想要彻底维持整洁有序，估计得请专门的100元/小时的收纳师，或者是《交换空间》里的建筑师，才能完成这个世纪难题。

大家都进工厂了，都是统一而标准化的螺丝钉，统一的静电服、防尘衣、蓝色鞋套，统一的动作在12个小时内重复运动，统一的进食、排泄与疲劳。

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效率。

就像流水线工人们编的顺口溜一样：

追魂夺命流水线，暗无天日鬼车间

生死轮回两班倒，废寝忘食终无言

加班加点不加薪，提桶跑路在明天

初见不知提桶意，再见已是提桶人

不管这些工厂Vlog的配音用的是‌‌“熊二‌‌”还是‌‌“动漫小新‌‌”，现实的画面里永远是那么紧张而局促。

多数工厂工人所仰望的星空，不过是5.5英寸的手机屏幕，这是一种在无限巨大的虚拟空间里的一种麻醉，近乎免费的短视频、手游、视频聊天……无疑是他们的巨大慰藉。

很多人嘲笑工厂工人不好好学习，进厂也不努力，还在天天玩手机，他们应该换位思考下，现实空间是要付费的。

‌‌“高级餐厅的桌子之间离得更远，头等舱没有中间的座位，豪华酒店有单独的套房客人入口

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上，你能买到的最贵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3

谁不是在生活重压下偷喘一口气？

当生活被冰冷的‌‌“效率‌‌”极致压缩，留给自己，有点人味儿的时间就只有：

吃饭、玩手机和睡觉的时候。

为什么食堂吃饭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吃饭是工人一天中最清醒而自由的时间段，而且，青年工人是有社交需求的。

食堂就餐的这段时间，是一整个工作日内异性工人能够有效社交的最长时间段，所以有人就会去尝试搭讪异性，希望获得一份良缘。

虽然他们嘴上说的顺口溜是：

电子厂没有爱情，只有考勤和全勤

流水线没有浪漫，只有吃不完的猪脚饭

谈情没有出路，只会影响我打螺丝的速度

但实际上，他们都愿意为了增加一些社交时间，而加快吃饭的速度。

毕竟，在日复一日重复的、冰冷而疲惫的时光中，谁会不渴望一份温情呢？

感觉自己‌‌“活得像个人‌‌”这件事，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突然变得极为重要。

2019年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揭开了‌‌“流水线‌‌”的另一面。

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这些工厂年轻人，就算工作再单调，也希望在闲暇之余打扮自己，将头发烫到一个夸张的高度，染出彩虹，再穿上哥特风与日本视觉系类似的着装。

这是他们吸引女孩的方式，也是他们展示自我的方式。

如今工厂青年当然抛弃了杀马特，他们的审美在不断多元化。

工厂青年也会迅速从短视频里学到潮流青年的穿搭时尚，拍摄并加上一句体现出个性的金句，成为了吸引异性的法宝。

不要问克罗心是不是真的，男孩求爱的心，是真的。

同样的女孩子也知道JK、巴黎世家丝袜等的穿搭方式，让工厂青年落伍的不是思维和信息，而是钱包。

女孩子们也会吃泡面省吃俭用，买双喜欢的新鞋犒劳自己。

喜欢穿吊带裙的女孩，每个白天都穿着统一的工服。

只有晚上，工友们都睡熟了，她才能偷偷换上裙子，把窗户当成镜子，裙摆旋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外界当然可以高高在上地嘲笑他们土和low。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有的折腾与表现，都只是因为，想体验一把‌‌“活着的感觉‌‌”。

背后的动力也依然是

‌‌“想要随时获得别人的关注‌‌”

‌‌“想把自己打扮得很强硬，才不至于我很脆弱‌‌”

——燃烧自己的生命能量，来对抗逼仄的工厂里重复、无聊的每一天，以看似疯癫的形式，以肉身之躯咽下铁做的月亮、工业的废水。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还有梦想可言吗？

有。

或许是一个安稳的家庭，或许是小孩能上一个好大学，甚至是一部iphone，攒钱开店，县城买房……对大多数人而言，用尽全力地活着，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救赎。

他们只能继续工作。但市场和政策限制，却让他们随年龄增长，越来越挣不到钱。

50来岁的农民工还可以在建筑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儿。虽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声让拎泥桶、搬木头，就要立刻去帮忙，很多人还会自愿加班多挣些钱。一位山东56岁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时，有时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还能继续干。

当年纪超过60岁，他们连挣这份辛苦钱也失去资格。近两年，各地出台“清退令”，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建筑工地。他们只能转去做绿化、保洁、仓库管理员，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过70岁，他们在城市几无生路了。一位农民工71岁被迫回乡，在村里帮忙盖房子，工钱一天100元。75岁时，一家劳务中介下乡招保洁员，工资一天110元。虽然只多10元，他还是去了，69岁的老伴刚做完胆结石手术3个月，好在也能干活，两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从此他带着老伴，每天早6点坐1小时车进城，到一处工地上倒垃圾、扫地，下午4点再坐车回乡，一周干7天。他说：“能动是福气，不能动就可怜了。”

工作、收入被时代限定

努力也存不下钱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进城打工。他们最能挣钱的青壮年时代，恰好是城市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时代红利为什么没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打工半辈子，为什么还是没能存下钱？

我们来看看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在1989年创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万人，所有单位、企业都要每月填表报进度。那时，“民工潮”冲击了城市管理，同时城市正面临下岗潮，城里人也要再就业。农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烦”。

三四年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又被允许进城了。两三年后，他们再一次遭清退，因为城市又面临大规模下岗。

但他们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过，只知道有天被开除后就很难再找到活。一位89年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记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桥洞住了一个月，自己带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对农民工可以参与的工种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类工作中，只有一类“允许考虑”使用外地劳动力，前提是招不满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个行业、103个工种，都不许雇用外地劳动力；

在青岛，市属企业每招一个外地人，还要交50块钱；

他们甚至无法像后来的农民工那样进入工厂做流水线（很多工厂也仅限本地户籍），他们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建筑业和人力装卸。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们中21%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

涨薪更无从提起。在改革带来红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但他们总是处在被动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纳他们，不需要了，就清退他们。他们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始终无法连续、稳定地工作，一直在城乡间来回摇摆。

近20年来，赚钱的机会多了，但他们也老了，竞争不过年轻工人；同时他们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礼，仅存的一点钱也要掏空了。

钱都给了孩子

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也不能说老赵一无所有。他在北京打工23年，存了20万，高于调研中90%的人。但这基于一个特殊原因，与多数受访者不同，老赵没有子女。

第一代农民工花钱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农村，孩子结婚的开销在30到50万。儿子结婚这一年，一位农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万元，支出却高达32万元。他不得不借钱。

事后他们再还全部的债。因为女方通常要求“婚后不还债”。安徽一对夫妇有3个儿子，为前两个结婚已耗尽存款，也无钱可借了，只好给三媳妇打欠条，许诺盖房钱。此后夫妻俩一起外出捡破烂，10年没回家，只源源不断给小儿子汇钱。

他们的孩子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孙辈会努力成为城市人，但第一代农民工还在坚持为家庭输血。2009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广东，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把收入用于个人消费，但80%—90%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把工资汇回家。

为了能稳定供给家庭，第一代农民工会主动放弃个人发展的机会——比如先投些钱，就可能做个小包工头——因为他们不敢冒险，怕失败了会倾家荡产。他们也会放弃为自己储蓄。要到60岁，完成对子代的任务了，才开始为自己攒钱。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让他们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

但结果，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20%。63.5%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5.1%，自己创业的仅2.9%。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应，他们的孩子或许可以被称为第一代留守儿童。这两代人都没有什么选择，父母为了生计只能外出务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农村。访谈中聊到孩子，第一代农民工大都说自己认了命，“孩子不是读书的料”。

研究显示，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情感支持，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处于劣势。一项基于3500人的调研显示，比起同龄人，留守儿童长大后更难适应高强度的异化劳动。在深圳“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过着一种“三抛”的生活——抛弃家庭，抛弃社会，最后抛弃自己——他们中很多都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

像一种循环，他们的孩子在生子后，也进入了父辈的模式。很多人为孩子上学在县城买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于是孩子成为又一代留守儿童。

一位农民工A曾尝试打破这种循环。他1989年到上海干工地，1991年孩子出生。为避免留守，他让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到上海上学，每年5000元借读费，“抵普通人家三四个小孩”，交完就攒不下一点钱。但在孩子初二时，他得知外地户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让孩子独自回老家。

最开始，他觉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还是让孩子和老家的同龄人不一样，但这种区别没能维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没人管，学的好坏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后来大专毕业，去常州打工，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农村留守。

因为那些年交了借读费，A没有存款，没买房，2020年疫情爆发后回到家乡，临走时最后一份工还欠他4万元不给。他也不懂养老保险要“多缴多得”，将来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访谈时他56岁，在芜湖开了一个小门脸收垃圾。他说，自己打工了30多年，但最后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里的人，也没什么差别。

不能看病，伤病只能随打工累积

第一代农民工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了，他们面临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问题。不同于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医院开药，他们极少看病。

一位芜湖的大厦保洁员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请了一天假，等回去干活时，公司就不要她了，说有人顶上了。

从此她再不敢请病假。她64岁，腿脚不便，每天要负责把6层楼拖两遍，还要做其他区域的保洁。她月工资1800元。访谈时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层，都要停下来喘气。但她说没办法，只要不是当时要命的病，她都会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调研中，对于最担心的问题，61.4%的第一代农民工认为是“身体健康”，但——

仅有35%曾参加过体检；

63.4%在务工地城市看病0次；

58%的人都“能忍则忍”，仅有11.8%选择去当地大医院看病。

在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八九十年代，农村还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病是“裸奔”状态，多数人不愿把辛苦挣来的钱用于医疗。

2010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国，但不能异地携带。他们打工时生了病，必须先回户籍所在地的医院，确认不能诊治，办转诊手续，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报销，但还要自己先垫钱。

他们看病要么自费，要么回老家报销，但要承担路费、时间成本、失业的风险。

但当问到对新农合的态度，他们中一半以上选择“满意”，说这很好了，从前看病都不给报销。他们只跟过去的自己比，却不会横向比，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里医疗报销比例有多高。

不论病痛还是看病难，他们都选择忍受。职业伤害给他们造成的腰酸背痛，远比城市老人更严重，但他们不会像城市老人一样去做按摩、理疗、针灸，只忍着，‍‍贴虎皮膏药。

他们认为去医院没用，因为没法遵医嘱。一位50多岁的女工因长期干活，手腕形成囊肿后不能弯曲，还很疼。医生建议她回家休息，说这就是干活累的，不能再干了。可是她觉得，不让她干活她就没法活。

问题随时间不断累积，到晚年，他们看上去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身体各部位疼痛，一些人还患有工作环境污染引起的尘肺病、红斑狼疮......相比工作超过10年的人，工作不到5年的人自评“健康”的概率高44.7%，即打工越久，身体可能越差。

一位农民工年轻时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个大包100多斤，扛一个挣10块钱，他一天要扛十几个，不时闪到腰，疼得直掉汗。访谈时他54岁，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医院诊断是肌肉劳损。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铲水泥的工作，昼夜都接单，天天被水泥呛得咳嗽。50岁，他开始不时感觉喘不上气，但没去看病也不请假，“自己歇歇就能干了”，几年后越喘越厉害，到医院确诊了肺气肿。

访谈时他57岁，一走路就喘得厉害，走几步就要歇歇，返乡在家，什么都不能干了。“听说这个病哪里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药，还是孩子在淘宝上给买的。“实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医院吊两天水。”

仇凤仙觉得，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留给他们最深的痕迹可能就是健康问题，“他们带着一身伤病，回到乡村，‍‍回到那个原点，但那个原点已经不是当时那个原点了”。

个人奋斗有用吗？

一些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小农意识”、穷人思维，似乎他们是被自己的头脑限制住了，无法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可能确实缺乏魄力和开拓性，不敢投资、把握不住机会，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艰辛的原因，而是结果。他们没有存款，没有保险，也没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愿冒险。仇凤仙觉得，是社会排斥造成了他们没有抗风险能力，却把责任转嫁给农民自身。

在调研之前，仇凤仙曾预设这些农民工的命运，和社会因素、个人因素都有关。经过问卷和访谈，她发现，这些人的个人情况都差不多。绝大多数人初中都没有读完（83.85%）、没学过技能（67.4%），家里贫困到没钱支持他们在城里摆摊，也没有人脉。

他们并非不努力。直到60岁退休年龄之后，他们依然谋求打工的机会。工地进不去，他们就去做日结工，凌晨4点在路边等招工的面包车。但是努力好像是无用的。

仇凤仙最后在报告中，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面临的困境，即他们的处境和未来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影响，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被遗忘的一代人

人们很难真的理解第一代农民工的处境。仇凤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要给农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机会。一位专家批评她“没有人文情怀”，认为应该让老人休息。仇凤仙觉得，这其实是不了解农村。不让他们工作，谁来负担他们的生活开支呢？

他们没有意识和能力为自己发声，争取权利。他们没有学历，不会运用媒体，只会忍受。访谈中他们很少抱怨累，只会说“哪有活不累呢”；身体坏了，他们也觉得正常，“一辈子干活，怎么可能还有好身体呢”。问他们将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说“看世道走”，意思是看这个时代会怎么发展。最后他们默默回到家乡。

仇凤仙1979年生，父亲、哥哥、妹妹都外出打过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后来她成了家里唯一上大学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岁，16岁外出打工，挣钱给她交学费。2003年仇凤仙大学毕业，去上海一个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没有夫妻房，他们俩和十来个人一起住一个大工棚，只用木板隔出一个单独的房间。成为学者后，她本能地想关注第一代农民工。

开始调研后，她发现他们很渴望倾诉。只要问了一个人，马上会有一堆人围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难单独跟一个人访谈。他们讲自己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要么再加上家人生病，问题几乎都一样。

他们说，这些事没法跟家人讲，没出来的亲人听不懂；也没法跟工友讲，总换地方打工，其实很难有朋友；他们更不可能跟城里人讲，尽管这些人真正有替他们发声的渠道——一位农民工长年在工地，那其实是个和城市隔绝的封闭空间，他说一直不清楚城里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见。

他们也确实正在一步步离开我们的视野，从我们虽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渐渐退到我们更不会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们也许会退到你的小区，拖楼道的地、擦电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厦旁，平整楼前的草地、浇花草。但你每天进进出出也不会留意到他们。

你甚至不会像路过工地时一样，好歹能联想起他们共同的身份。他们老去后像是一块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风吹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于是你不再能看到石头。

仇凤仙曾悲观地想，“农民工老去后怎么办”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城市人的头脑。一个人是农村人，老了就回到农村，似乎是天经地义。只有细究了他们的每一点付出和代价才会想到，他们和城市人一样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后却一无所有，这并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