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人都如我的亲人一样，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说到底，他们面对的困境和机遇，不过多数普通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遭遇”。
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网络爆火，引发全国范围内乡村问题大讨论。之后，作者黄灯系统爬梳整理近20年来她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思考，聚焦3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从丈夫家的哥嫂、姑姐、婆婆，到自己家的父亲、叔伯、子侄，再到外公家的舅舅、表妹、表哥，她在多重身份中转换，密切追踪50位身边亲人多年来的命运流徙，以社会学精确视角和置身事内的切近温度，深入体察乡村个体的人生经验，“勾勒出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完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2007年，作为一个外省女子，我嫁入这个离故地400公里的村庄。尽管因为工作关系，我并未在此长期居留，但十多年来，通过对亲人命运的观察，我还是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的肌理、气息。2016年春节前后，因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的机缘，我得以将目光投向丈夫家更多的亲人，并以此还原一个普通农家的细小家史。在时代的变迁中，这个隐喻了中国农村境遇的普通家庭，同时也是这个村庄的镜像。
悲伤是一个家庭不能碰触的秘密，将家人的痛苦、悲伤公之于众，对我而言，面临着艰难的情感抉择。我得承认，这是我最纠结、最难受的一次写作。天聋地哑的悲剧，若不能用文字呈现，最后只会被生活的泡沫冲刷得无声无息。我知道，这不是个案，而是一个沉默群体的共同境遇。书写亲人的悲伤，就是书写更多和亲人一样的人的悲伤。
由此开始，我正式进入对家庭肌理的剖析。
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状态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民的前景等等问题有密切关联。
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到他家过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曾私下问当时还是男友的丈夫：“哥哥虽然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贫苦家庭的男子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我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
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虽然不太清楚，但我认识她十年来，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我们竟然很自然地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大约七十五岁，身体还不错，小侄子十五岁，小侄女十二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替他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大家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早在90年代末，他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那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予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的她，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待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
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们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于是，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不适合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如果待在家里，他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收入，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尽管在丈夫的资助下，家里在1998年已经建起了房子，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怎么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
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往好的方向走。每次得知寒暑假我们要带儿子回去，哥哥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妹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团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了问题。由于有单位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工程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这不但导致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哥哥、嫂子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拿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四姐一家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的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经济一直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可以接济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血汗钱，我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问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她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不可避免地落到我们身上）。
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撑。想到90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被拖欠工程款，不得不隐匿在一个角落里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她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时，认识了本厂一个正式工，两人结婚，发展得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一平时，他们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来广州玩，也时常向我们宣扬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
尽管从信仰的角度，我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让人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的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赶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妹妹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
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头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做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她就迫于舆论压力，草草休学。
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里采地菜时快乐地疯跑，脑后的红色蝴蝶结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让她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受到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怎么也想不明白女儿出家一事，只要家里有人来，她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地荡来荡去，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我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后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异，后来大家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女孩的妈妈生下她之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回来后就神志不清、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孩子，而且还有暴力倾向，不但打人、还总是将身穿的衣服撕破。这种情况长期没有好转，无奈之下，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揭开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
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多深的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阵得知，她妈妈已经在疯病中去世，才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的资本。他们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却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起来，这些措施实在是杯水车薪。
可以说，财富和希望并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些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1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八十六年的艰难人生。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我们两人之间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的感情认同更像对自己的外婆）。我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
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了。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
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农村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在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媒体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被当作不能轻易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确实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这个标签背后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生存劣势是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矛盾。
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存在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上的屈辱感，就会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的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的前景。
首先，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地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外出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一年的节余，可能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和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成本太高，就是没有过硬的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
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得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了，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本乡男孩，比她还小一岁。尽管已身为人母，但侄女根本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她依旧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她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暑假回家，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小女儿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提醒她应该给孩子准备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女儿几个月大时，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
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地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的女性那种普遍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
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小孩，儿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的情绪，更不要提一个理智、成熟的母亲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婆媳两个人朝夕相处，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打工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子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
在她们的思维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给年幼孩子带来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学习如何去爱，当他们长大到为人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般地得到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普通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分野的鸿沟越拉越深。
另一方面，多年在外打工的经历，已在侄子、侄女辈的价值观念中，根深蒂固地植入了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尽管侄子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他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侄子的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金饰三大件（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上新人的家庭背景，都是并不富有的农家。
面对如此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排场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纽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自杀率极高，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
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
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他们不时提到，村里老人得了病，大都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大多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不孝的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丧失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让老人活活饿死。
以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并对此做了入木三分的描述。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我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的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地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太多的波澜。
悲苦农民与生俱来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与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高大上的生活，和同一片土地上农村的悲惨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表面上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早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只有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一条蜿蜒流过的小河，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私挖的池塘里面，他们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建了一些与村庄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匮乏，并没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农田的灌溉。
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种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困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
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宽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疾病，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是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地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病人危重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叹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如何回馈家庭，对跳过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多年以来，农村的家庭模式大都仍停留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层面。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个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又能干，所以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也因此不得不承担无止境地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应对亲人的求助。妈妈对自己大半辈子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
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细舅那腼腆却又坚决的求助；更有爸爸同父异母的姐姐，我的大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大姑临终前，知道爸爸去看她，还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好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他们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或占取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艰难处境，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别的出路，唯有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
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还有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状况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我的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为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我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
我的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
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己也是房奴、孩奴，但他从来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他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因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的折磨。
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会有谁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
反观自身，作为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的知识精英一代面临的深刻困境：对70后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他们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稻草；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家庭的命运？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上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而言，很可能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出更为膨胀的欲望。
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再做出改变。我在村子里，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并且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位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调出去，甚至把二十七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调到了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把他安排到政府部门。
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的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自身命运的结构性困境。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成员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让人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不是胡乱混到毕业，就是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市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
即使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在起点就处于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如果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很难得到发声的机会时，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也不容易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也可能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大地上的亲人》作者 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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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锐牛肉厂的店面。
厂房外围拉上了警戒线，门口张贴着宣传标语。记者记者 袁璐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