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当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很多人拍手叫好，不同样是因为死难者被他们贴上了美国人的标签吗？

能给外国人贴标签，当然也可以给国人贴标签。这样的悲剧，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发生很多起了。

具体到珠海这起事件来说，据闻凶手的行凶原因，是妻子与某个暴走团的人有染，在他那里，暴走团的成员都成了一个可以被抹去的符号。

当一个人被标签化、符号化，被抽离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份，附着其上的人类基本情感也就消失了。杀害一个人时，世人常有恻隐之心；但是，消灭一个标签、一个符号，一些人心里涌起的可能只有快感。

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的安全，我们的社会要取得脱胎换骨的进步，最终还得回归人的本身。熊培云说过这样一句话，符号抵达的地方，也常常是理智崩溃的地方。那么换过来，当贴在他人身上的标签与符号消失，为他人赋予人的基本情感与温度，常识与理智才能在我们的社会回归。

当更多人拥有了良知、理智这样的“软肋”，也就不必为“四无五失人员”绷紧了神经。

我认为在中文互联网上还原这样的「个体叙事」是有意义的 —— 在仇恨包围之下，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普通日本人有怎样的感受，他们是怎么被逼到墙角濒临崩溃，又一次次被丢入绝望恐惧的境地的？

此时此刻我们说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群体，一个国籍，一类min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她是属鸡，狮子座，身高158，体重56公斤，喜欢跳舞唱歌拍短视频的胡友平阿姨；也是10岁，中日混血，在上学路上突然被大刀砍s的小男孩；还有无数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日本人，cos动漫衣服出门的二次元爱好者，穿浴衣的女孩，买高达的男孩…….

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因为「人」在这中间是被抹杀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个靶子。仇恨像箭一样穿过气流，狠狠刺在靶心上。它们擅长寻找弱者，老的，小的，女人，孩子，把愤怒喷射在弱者身上，再像寄生虫一样源源不断寻找新的靶子，刺杀新的猎物。

我还原这样的个体叙事，并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者的同情和怜悯。而是想说，如果没法避免被当作靶子，但请至少不要加入仇恨，成为仇恨本身。

时间倒回到2020年。在我刚来上海的第二年，南丰城和日本大使馆会有个夏日祭的活动，文化氛围非常浓郁 —— 捞金鱼、水风船、刨冰、盆踊、太鼓、祈愿牌、线香花火，甚至连德岛阿波舞这么 local 的节目也有。

我和朋友惊叹说，在南丰城见到穿浴衣的人比在京都还多。长宁本来就是上海的日本人聚集区，预定荞麦面餐厅得用日语，卡拉OK的日本歌单比中文还丰富，超市双语播报，扭蛋机随处可见，就连晚上10点在金虹桥下班，都有穿着和服的女孩在路边打车。

夏祭日有一天晚上是 J-pop 环节。黄昏降临的时候，整个上海都被罩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蓝色。一个穿浴衣的美丽女孩，站在舞台上轻快地唱起了《小小恋歌》，台下的路人用日语大合唱——

広い宇宙の数ある一つ

在无垠宇宙中那独一无二的

青い地球の広い世界で

蓝色地球的广阔世界里

小さな恋の思いは届く

小小的思恋

小さな岛のあなたのもとへ

传达给小小的岛屿上的你

是的，女孩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上海的路人们居然停下来，用日语一起加入了歌声。有小孩坐在爸爸的肩膀上，也有年轻的情侣拥簇在一起，女孩们穿着浴衣自拍，摇晃着身体打节拍。在歌声中传递着幸福。

那一刻我的感动无以言表。

虽然那年是新冠元年、足不出户，但当我穿过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的街道，听着耳边叽里咕噜的各国语言，看到縁結び上认真写下的ooように，我感受到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还有大家对重建当下生活秩序的努力。那时候上海的以「精准防疫」为豪，这座城市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流行病时，给予了市民最大的自由度。

后来的夏天变得很模糊。

次年，南丰城宣布夏祭り。我开心地从衣柜找出去年的浴衣，是一件黄色的金鱼风铃褂，像日漫里元气女孩会穿的那种。然后突然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说要组队去街上捅穿和服的“mgz”，专找那种去参加这个节日的“hj”。女孩们本来在群里本来约好一起去，然后被这种血淋淋的话吓到，讨论了一阵子就都决定不去了。

而再过了两年，是上海人民最苦涩的2020年夏天。南京西路的地砖上长了杂草，Apple旗舰店里面飘满枯叶。再也没有夏祭リ的消息了，在那以后《小小恋歌》不再在上海街头响起，好像所有美好的关于夏天的想象都离去了。离开上海的时候，我把浴衣挂到了闲鱼。

有时候我很难理解为什么短短四年，世界线就好像错乱了一般在朝着疯了的方向急奔。在写这篇（注定会被删的）推文时，翻开四年前的相册，很奇妙地又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四年前我还在沉迷古着，天天在捣鼓一些 vintage 的穿搭，在豆瓣上加入了一个叫做「好想回到昭和时代啊」的小组。组长当时以东京一个「平成生まれ昭和育ち」活动为契机创建，说「我相信有些人像我一样每天做着时代退行的美梦，穿着古着通过一些残留下来的痕迹想象着昭和时代。」小组介绍里有句介绍「欢迎大家在这里享受那个时代熠熠生辉的魅力，以及现今开始进行时代退行的趣味。」

忘了是什么时候，微博上某些“大v”发现了这个小组，用一些民族言论进行攻击。组长为了保护自己和成员安全，吓得马上把小组雪藏了，后来小组就死掉了。

四年过后再去看这张豆瓣开屏，觉得昭和小组能曾经真切存在过就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翻看相册的就我像一个凶杀现场的侦探，在一片废墟的记忆上寻找蛛丝马迹 —— 世界线到底是怎样疯掉的呢？似乎有条再清晰不过的预言，是结束夏祭的那天晚上走在延安中路，马路上遇见大大的涂鸦：

2024.9.20

于阳朔

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好友所写，经她授权转发：

昨夜在我的朋友圈里，一篇来自网络的，来自深圳被害日本男童父亲小山纯平的信，刷屏般在我的朋友圈上传播。

我也转发了，除了收到点赞，也收到了质疑，不止一个朋友问，这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

我考虑一夜，决定用我在日本生活了26年的生活经历来说明，为什麽我认为这是真的，这是符合日本人的国民性的。

日本人在亲人去世後，会用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来表达心中无尽的哀思。

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收到过类似於这样的一封信。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全家每天在育儿的节奏中苦战。我的日本先生保持了一个唯一的个人爱好是登山。他参加了本地的登山俱乐部，有一回收到紧急邀请是去帮助搜救附近山区一位失踪的登山者。先生漏夜出发，第二天疲惫的回来，说还没有找到人，说晚上山里降到零度以下了，没有找到失踪者，恐怕不妙。

确实，第三天在新闻里看到了有登山长者意外身亡的新闻。我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深感遗憾生命的无常。

过了一段时间，家里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来信，写着先生的名字。

先生在出差中，让我打开看看是什麽。我打开了信，那是一封手写的长信，来自那一回先生参与救助工作的失踪者的太太。

在那封长信里，她写了自己的名字，写了先生的（也就是那位意外失踪的登山者）的名字，介绍了他的生平，介绍了他是一个平凡但富有生活趣味的人，他在退休後，离开了繁忙的工作，为自己安排了丰富的晚年生活，他爱读书，每一周都会去图书馆，他爱登山，每个月都会安排给自己一个登山活动，有时候是跟朋友，有时候选在附近的山区，就会一个人出发。太太因为身体不算好，总是会送他出门，再等他回家。这一回也是如往常一样的送他出门的，看他一个人去了常去的山里，没有想到山上天气突变，有了大雾，他不知道在哪一个路口走错了方向，竟然迷失了方向……到傍晚没有收到先生的联络，她就开始到处求助，多方人士从四面八方赶来参与到了彻夜搜索的工作中，非常遗憾的是一直到第三天才在山里找到他的遗体。

写这封信，她是为了感谢所有参与到搜救工作的志愿者，她替先生向大家道歉，「给大家添麻烦了」；向大家道谢，「感谢大家的工作」，让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很早很早以前，我曾经被这封来自陌生日本人的来信深深打动过。

今日，读到来自这位孩子被无差别杀害的父亲的信，看信中以平静的语气对自己可爱的孩子的深深回忆，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中国人太太的深深体恤，道尽一个人遭受生活意外打击後的痛苦，以及对人间善良的守护。

面对如此善意的表达，我想问问那些要求删去这篇来信的有关部门，你们的行为是什麽意思？你们怎麽能如此泯灭善意，纵容恶意中伤的横行？

有人在脸书上找到了小山纯平的页面，看到他的太太确实是中国人，也确实姓沈，在为数不多的页面里，我们看到她的太太怀孕时的照片，也看到有一个小Baby被幸福的抱在怀中的样子。

那个美好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十岁八个月零七天的那个早晨，那是中国中秋节的第二天。

我也是一个嫁给日本人的中国女子，我也有会说日语和中文的孩子，我的孩子也爱日本也爱中国，他们有日本的亲人，也有中国的亲人。

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此时此刻我的悲伤

二、我的闺蜜朋友发我这个新闻，问我：这都是什么仇，什么怨？他有仇有怨，为什么不找让他仇让他怨的主体？为何要对一个10岁的孩子下杀手？

这里有几个层面。

第一，这几年的舆论导向，平台流量算法，有些地方其实挺可耻的。那些极端的人，极端的情绪，天天说些反人类、反社会的话，竟然还可以做网红艾国博主，拥有巨大的流量。不整治这些人，恶性事件不断根。

第二，今年日子紧。日子紧，心就窄。

第三，底层有怨，但很多人怨归怨，他分不清到底要怨向何处，该怨的主体是谁。能分得清的人，不干这事。

第四，我们这个民族，从孩子记事起，受的教育就是抹去个性，要守纪律要听话，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规训。规训到一定程度，人感知自我的能力，就会削弱。也就是麻木。

所以，我们绝大部分人，别说打入底层人生瘫痪时，不能理智，就是平常遇到点生活挫折，他都很难抽丝剥茧的厘清自己的情绪。

是的，我说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缺乏一种能力，清晰的感知自己，抽丝剥茧自己的情绪，弄清情绪的来源，去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去搞清楚的能力。很缺乏。

独立思考，冷静判断。在成年人的世界，也是稀缺品质。

第五，对一部分人来说，他只知道自己有情绪，有情绪了，就是要发泄。而发泄这个动作，它就是极端的，变形的。像一个高压锅要爆炸。

第六，极端的，变形的，要爆炸的，总是最容易被蛊惑，被煽动。尤其是煽动蛊惑它的人，可能还是个正确的大网红。

第七，写到这里，有一种没脑子的人会说，反正杀的是日本人。真是笑话，变形和极端，他是不长眼，也不长心的。今天流行恨日，他杀日，他日流行恨黑，他杀黑，他杀谁，只是因为他要爆炸了，压根不是什么民族主义。

仇恨，没道理可讲。

2019年夏天我曾经在深圳两个月。天气没有想象中热，很多个晚上，我都在深圳湾公园跑步。我刚刚能够跑10公里，还沉浸在某种兴奋中。

公园很大，狭长，据说可以一直向前跑下去。傍晚，公园里会有一些年轻人，有跑步，也有散步和骑车，还有很多人就坐在那里，看着海的对岸。

这很好，但是那时我就感觉，深圳少了些什么：年轻人向往进步，挣更多钱，这没什么错。但是，深圳似乎太健康、太正面了，缺少一些情感因素。

有一位朋友在2020年从深圳回到成都。她说：当那些科技进步用来管控，真是密不透风啊。在成都，她反而能够感受到某种缝隙。

我想，“单向”的进步终究有点让人遗憾，甚至有点危险。

我看到一个在深圳的自媒体，为了那个日本孩子的死，说了“对不起”。这篇文章消失后恢复，后来有消失了。

看到有人送花的照片。在苏州，有人送花，现在深圳又有人送花。仅仅是送花似似乎是不够的，但是除此之外，好像也不能做什么。

很遗憾的是，那些送花的照片中，学校的名字被遮盖了。保安勤恳努力，不断拿走人们摆放的鲜花。

“深圳日本人学校”，仅剩下“深圳”两个字。这让这个词有点孤单，它失去所指，也失去了情感的依托。

献花的人还会来。看不到下面那些字，它们的花就是献给“深圳”。这实际上恰恰构成一种批评。深圳必须变得丰富，能够接纳，能够倾听——更重要的是能够表达。

这也让我终于明白，深圳缺少的是什么：作为一个大城市，它还称不上“伟大都市”，因为它不会表达。

它还不会说“对不起”，就好不太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