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舅从衡阳回山东，他十七岁当兵去湖南，在当地安家分配。老了想回来住一阵子，各家都准备了房间给他。他却要回老屋。姥姥姥爷同一年去世，前后只差了七天，两人同岁，九十七。他俩走了，老屋就空了，只用来堆些杂物。院里的石榴跟无花果都长疯了，无人修剪，也无人吃。硕果累累，都做了鸟食。这老房子可是真老了，住了四五辈人。之前每隔几年就来修一次，之前他们在的时候我小舅打算推到翻盖，姥爷不让。就只好打补丁，哪儿坏了就修哪，最后这房子有砖有坯，房梁檩条有旧木，有水泥。看着破破烂烂，却又些奇怪的坚实。房子就是这样，只要住着人，多大风雨都不会倒。人走没几天，就看着岌岌可危了。你们见过老房子塌吗？那种土坯盖的房子，或许是解放前，甚至更久的时候，某一个祖辈亲手盖起来的，也很久没有住人了，只有一些麻雀蝙蝠早晚出入，屋顶是麦秸与碎瓦铺着，麦秸早就沤成了黑色。这里曾住着方圆十里最富有的人，终日大排筵宴，车水马龙，人丁兴旺。忽然有一天在暴雨里，就塌了。并没有太大的声响，轰地一声，闷闷的，并不惨烈，也没有告别，就那样躺在雨水里，房梁支愣出来，就像是断掉的骨骸，被水冲刷着，没有坟墓可以埋住它。我二舅当时当兵是偷着跑的。“我不愿意种地了”，他跟我说。我表妹带着孩子来，他从湖南带来了几个小罐子，罐子里是小鱼辣椒。给我们分着吃，喝了几杯。那小鱼儿炸的焦酥，两个小孩儿都辣坏了，流着眼泪吃，从手里夺不下来。山东人也能吃辣，但吃的辣与湖南人不同。山东有一种薄皮青椒，极辣，炒鸡，炒鸡蛋都非常好吃，辣舌尖儿，针扎一样。湖南这些小鱼辣椒，辣的嘴巴肿一圈儿，有毒一样。其实湖南的樟树港辣椒，炒肉，跟山东的薄皮辣椒差不多。但湖南的辣椒品种太多了，这个也不太排的上。我很爱吃这种炸脆了的小鱼儿，大概是些麦穗儿，虾虎之类的。小小的鱼苗，不用摘五脏，吃起来后味儿有一点淡淡的苦。义和村有一条小河，我小时候水清。我姥爷会下网，就捞这种小鱼与泥鳅。带回来炸了，做小鱼面子椒。后来涝淄河一夜之间臭了，二十年间鱼虾都灭绝了。去年回去看，正在重新修，乌河前些年也臭了，这几年修的水清了，有鱼有鸟。说起来我们这儿有啥名菜，说不太上来。博山菜太厉害，桓台的厨子都是博山学的。桓台就是产粮食，马踏湖产一点藕跟鸭蛋。小鱼面子椒，几乎都不能端上酒席，鱼儿太小了，买都买不到。小鱼辣椒里的鱼一般大，南方可能更多一些。指甲锉大小，拾掇起来麻烦，又不值当。小鱼炸了放汤，辣椒炸糊了，下面糊，熬出来稠稠一大碗。点点香油青蒜，确实无比的香。我二舅说他小时候常吃，我说小时候也吃过。算是我姥爷的看家本领。再就是炸肉，炸萝卜丸子，炸豆腐，茄盒，藕盒。年节里这就是最好的菜。吃的小孩儿都胖墩墩的。我表妹要孩子早，大的叫一一，我起的名字，她以后会感谢我。她听着我们说小鱼面子椒，她说她没吃过，我说小鱼辣椒也很好吃啊，等以后买到小鱼我给你做。她咬着一条小鱼干，从嘴里扽出一点血来，吓了我一跳，一看是掉了一颗牙。她捂着嘴巴，说牙掉了。我二舅问是上牙下牙？说上牙要扔到井里，下牙要扔到房上。一一嘴巴漏着风，说是下牙。我说我给你扔房上去。我二舅说，我去。他又说，我的牙，你妈的牙都在上面呢，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他找了个小瓶子，拔那颗乳牙装进去。瞄准了想扔到房上，那房上的瓦片间都长满了草。扔了好几次都被草挡了下来，我要扔他不让。他让我搬梯子，要上去看看。我担心说这老房子瓦很脆了，别踩塌了。他说没事，他知道檩条在哪。小时候常爬。他一把岁数了，还能看出当兵的底子。上得很利索。我们仰着头看他，他把那个装着乳牙的小瓶子放到草堆里，在上面四处寻找。我说快下来吧，他说等会儿，他踩着嘎吱嘎吱的瓦片，晃晃悠悠的在房上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跳下来。手里捡了一个铁盒子，还有个小陶罐，以前装药丸儿的。铁盒子里早就空无一物，风吹雨淋锈穿了，他说这个盒子以前装着我小姨的牙，也是他扔上去的。几十年过去了，可能牙被冲走了。那个小陶罐倒是看着很古朴，比拇指大一点，上面有个泥塞子。我说这是啥？他摇头说也没见过。我表妹说，这还发现古董了，值钱不？我二舅递给我，我迎着太阳看了看，看不出什么来。拿着去水盆里洗了洗，把泥都洗干净，瓶子上刻着几个字，“振堂。”我以为是什么药店的名字，我递给我二舅。我二舅看着看着突然流眼泪。说这是你姥爷的小名。我吃了一惊，那这个小罐儿里装的是什么？那盆里的水还没倒，我去泥汤里摸了摸，捻出一块小骨头来，很小很小一块，已经不是很白。那是一颗乳牙。它的主人活了九十七，已不在人世。

谁曾想，他也那么小过。

我出差路过山东，突然很想家。就在济南下来了，改乘回去。到了家门口，看着院门锁着，老两口没在家，不知去哪了。我就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等。本来想打个电话，又想恶作剧，他俩回来看到能吓一跳。村里这两年越来越清净了，却收拾的越来越好。房子街道空旷又干净，只是这里的人都越来越老。终于有邻居婶子蹬着三轮车路过，车上站着一条扎着辫儿的小狗，它上半身扒在扶手上，眼珠晶晶亮，骄傲又机灵。她俩早就看见我了，老远就喊我小名。看到她也很亲切，小时候惹祸，我爸拿着棍子满村打我，她把我藏水缸里。后来我妈找不到孩子，跟我爸没完了。她才背着手出来教育了他们一通，把我领回家。我看着她可太亲了。她问为啥不回家？我说没钥匙，等等他们回来。她说，你饿了没？要不你中午跟我回家吃饭吧，跟你叔喝一杯。我说晚上再去。她说，你打电话了吗？我说我没打，等等吧。她哼了一声说，“你不打电话，他俩可不回来。”我问怎么了？她说，这俩人最近天天的腻着，四处溜达。我说是吗？她又冷哼了一声，说，“还拉着手。”看她一撇嘴，一脸酸溜溜的样子就觉得好笑。也知道她是开玩笑，后来她指着身后说，他俩都在北边那条小路上，刚我看见他们了。我说那我去找他们去。我妈妈一辈子没穿过裙子，因为她大腿上有一道巨大的伤口。常人看到可怖，小时候看着只觉得疼。我问她怎么受的伤，她说小时候没好好学习，就去推小车，小车翻了，腿就被豁开了。我问她疼不疼。她说，疼死了。所以你要好好学习。

怎么能不疼呢？整条大腿都被豁开了，深可见骨。看那伤疤，象一片芭蕉叶的样子，我有一次趁她睡着了，拿水笔在她腿上画了一棵树，我知道她早醒了，可是她一动没动。

后来2020年，我带我大舅来北京协和看病，他才跟我说，我母亲十四五岁时，初中毕业，二舅跑了去当兵，小舅小姨还年幼。他就带着我妈去工地挣钱。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推混凝土车，好几百斤啊。早上推到晚上，后来一下子翻了，她腿就被铁片片豁开了。后来在卫生室冲了冲就背回家了，那时候以为包一包就养好了。谁知道后来发炎了，甚至发展成了骨髓炎，耽误了。他说，“我对不起她。”我看着尊敬了一辈子的大舅，那一刻，突然充满了恨意。我妈后来没有责怪过谁，只责怪我爸。说要不是她腿不好，她不可能嫁给我爸。我爸相亲时候都是借的衣服。我见过他俩一张照片，结婚时照的，在张店老展览馆前面，照相的有一辆黑老鸹小摩托，脚撑子都没打开，我爸骑在上面，她坐在后面。他俩后来开拖拉机，养鸡，种地，后来做水果生意。我爸开拖拉机她就坐在斗里，养鸡卖鸡蛋她就坐在三轮车上，那个巨大的三轮车，装满了，在后面只有一点点的地方，她就坐在那筐上，抓着绳子。脚荡在外面。他俩奔了一辈子命，而我却没有出息。这令他们失望。他们的争吵，从我降生就没停止过。谁也不服谁，却相依为命。

我妈归罪于命运。又说，每个人都如此，没有办法。

我决定去找他们，那天的野草疯长，远处一个巨大又安静的工厂，田野里一片荒芜，他们做了一辈子农民，好在老了又失去了田地。我无法去判断此时的好坏，只看到原本泥泞的田间小路也被铺上了沥青，两边绿化带里种了很多树。这些年我回来的少，甚至都没有发现这些树都长大了。有一些都长出了果实。我就往北方走着，空气里有一股子甜草灰味道。这令人熟悉，又令人惊慌。

我终于看到了我的母亲，她此时正站在一棵树下，仰着头。阳光照在她的脸上，红彤彤的，头发朦胧，衣着干净，布满斑斓碎光。走到近处她也没发现我，她依然在目不转睛的看着树上。然后一会儿就弯腰从地上捡着什么，连连欢笑。我从来没见她那样笑过，我堂妹十四岁时，就是那样笑的。走到近前，我抬头一看，父亲正骑在树杈上，摘那树上桃儿，一边做着古怪鬼脸，正学猴。那桃子又青又硬，是绿化树种，砸在地上直蹦。并不好吃。我走到跟前，说，“这能吃吗？”他俩吓了一跳，两张老脸变得通红。我狐疑的看着他俩，问你俩在干嘛？

你两个是在谈恋爱吗

年逾八旬的母亲，自然是老了。最直观表现出来的有两点：头发白了，步履蹒跚。所好的是，她的头发至今仍是灰白，距离雪白尚远。脚步也只是慢了，尚能自由行走，无什障碍。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四代同堂之家，实在是一种幸运。

顺便说一句，我父母亲、岳父母，四个老人皆年逾八旬，生活在我的近旁，时常与我的两个孙辈来一番嘻戏，满满的幸福顺着脸部的皱纹荡漾开来，诠释着什么叫天伦之乐。

步入耄耋之年的母亲，性情倒是变了，较年轻时温和了许多。特别是她对儿媳的态度，再没有一丁点儿的抱怨，全都是不舍与心疼。开口时，必在儿媳名字前，加上“我家”二字。

妻子退休后，照料两个孙辈的任务便落在了她身上。从托儿所，到幼儿园，直至现在进了小学，她那辆电动车上，时常是“春兰空调”——一拖二。小姐弟俩还特别喜欢与外婆一前一后挤着。

妻子倒是去驾校认真学习过，也拿到了驾照。可一开车上路，心里就没底，慌得很。在她看来，还是她那辆电动车安全。这样一来，“安全”一词，成了我友情提醒妻子的高频词，几乎每天挂在嘴上。

不止于此，妻子不仅当着家里的“幼儿园园长”，还成了一个“打工者”。却不过朋友的情面，被请去料理一家公司的财务。虽然朋友很包容，对她上班时间不作严格要求。然，一直做事认真的她，恪守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之古训，自己给自己加班不在少数。

这才让老母亲为之心疼。众所周知，婆媳关系一直是我们这些百姓家庭中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一种关系，处理得好的有，出问题的更是不少。身为儿子和丈夫，我似乎是幸运的。也时常为身边的朋友们所羡慕。

母亲年轻时，很是吃了不少苦。她初为人母时还不到20岁，在短短几年内，很快又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时，父亲常年在外面的“工作队”上，家中大小事务一应由母亲操持。孩子小，没有“上人”可托付。奶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虽说还有一个爷爷在世，七老八十了，还得自己下地干活。用父亲的话说，整天为自己的“二寸半”（嘴的代称）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帮着照料小孩子呢？爷爷有三个儿子，孙子孙女一大趟，哪是他照料得过来哟！

处在大集体年代，母亲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繁重而紧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母亲这里行不通了。

起早贪黑的母亲，让“带月荷锄归”，成了家常便饭，只是诗意全无。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七八岁时常做的一件事，便是一大早就往母亲干活的田头跑，给她拿早饭（拿，避“送”之讳。“送饭”通常用在死去的人身上，为旧时丧礼）。

那时候的劳力，虽然大家在一块儿干活，很多时候工作量也是分配到人头的。譬如插秧，一人插几棵，多宽的界面是自己的，都有定数。割稻，割麦，亦如此。这样的当口，如果掉了队（跟不上大伙儿的劳作进度，掉在了一群人后头），家中有帮手的，完成自己的定额之后，自会过来帮忙。母亲是没有这样待遇的。偶或，也有人伸援手，少之又少，实在难得。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冰锅冷灶，望着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母亲的泪水就来了。边流泪边给孩子们做晚饭。

这时候，如果父亲回家，那就撞到母亲的枪口上了。母亲抱怨、委屈的子弹会毫无保留地射向刚入家门的父亲。父亲当然甘愿当一回母亲的出气筒，让母亲痛痛快快的宣泄一番。

多年负责过一个大队的全面工作，父亲太知道生产队分工作业是怎么回事了。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单枪匹马地干，掉队，落下，再正常不过。但人人有面、树树有皮，母亲当然不愿总是被人当“尾巴”看。

就这样，母亲辛苦劳作一年下来，到年底“分红”，我们家不仅不能从生产队会计手上拿到分红款，还要从家里拿出钱来，支付生产队的“两上缴”。我们家是生产队上为数不多的“超支户”。

多亏母亲能干，在家里养猪，养鸡，养鸭，家庭副业收入不少。不仅支付了生产队的两上缴款项，还能为我们兄妹四个过年时做上件新衣裳。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亲是不可能每逢过年都做新衣裳的，一件新衣裳要过几个年的。那时，人们的日子还是艰苦了一些。

日子如老屋后悠静的香河水，平缓中偶或也会有些小波小澜。等到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生活也有如芝麻开花，不仅节节高，还多了份芝麻香。这时，家庭中的小纠小纷，也会时不时的冒出来。

何故？母亲的性格使然。

母亲的天性，让她像老母鸡一样，始终把自己的四个孩子拢在自己的羽翼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兄妹四个是齐居在我这个长子家的。其时，我和妻子已经住在家中主卧室的位置。父母亲则住在主屋前一侧的东厢房内。很显然，父母亲已经让我这个长子来当家了。虽然他俩还没到60岁，算不得老。

四个家庭，十几口人，当中还有四个爱闹腾的小宝宝，在一起时间一长，难免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争执起来。让老实本份的妻子感到委屈的是，她既没参与，也没多话，竟然会躺枪。婆婆对自己的不满，她确实难以理解。

那时候，一大家子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家中日常一应事务如早先一样，听从母亲安排。母亲生二妹时落下个头疼旋晕的毛病，身体扛不住时，抑或烦心着气时，便会发作。发作起来，天旋地转，还会呕吐，晕倒。

此时，父亲会出面疏导方方面面的情绪，劝一家人对母亲给予足够的包容。毕竟母亲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无法排解。结果是，三个妹妹带着孩子，各回各家，让彼此间有一段距离。不是说，距离产生美么？！

当一大家子把握好“分”与“合”的节奏，大家庭的气氛又会升温：融洽，温暖。之前的那些不愉快，早丢到爪哇国去矣。

母亲的性格，也不是每一次不愉快发生，都能给父亲面子疏导的。我记得就有那么一次，母亲又让她儿媳无故躺枪。妻子一时难以接受，破天荒回了娘家。这让做婆婆的脸面上，很是挂不住。气得她也躺平了，卧床不起。

其时，春节将至。一家人不能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新年，肯定是件憾事。更为要紧的是，婆媳之间的裂痕，由此越来越大，修复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好在岳父岳母家，与我们家相隔算不得远。我徒步上门向岳父岳母解释清楚婆媳俩矛盾的起因，毕竟春节临近，做儿媳的回家过年，还是应该的。我这样的要求，岳父岳母当然支持。

儿媳回来，婆婆仍然躺在床上，不愿起来。这时候，想让儿媳再到婆婆床前认错，几乎不可能。只有做儿子的，做母亲的工作。

我拿着一把梳子，来到东厢房母亲的床头，什么也不说，默默地为母亲梳头。母亲也是一声不吭，任由她儿子梳。木梳子插进母亲的头发，一下，两下，三下……儿时母亲辛劳的过往，成了此时母子俩共同的话题，一股暖流在母子间涌动着。

毕竟那时母亲还算不得老，一头黑发浓密得很，要梳通，梳顺，儿子惟有小心动作，不让梳子对母亲的头发造成一丁点儿扯拽。

当儿子小心翼翼为母亲梳好头之后，母亲没让她的儿子开口相求，便起床了。于是乎，一家人过了个团团圆圆、开开心心的春节。真好！

秋天的傍晚，夕阳移到几栋高楼后准备降落。山与高楼并排着，但山比高楼矮。山林的树许是参差不齐，剪影如齿轮般。夕阳的光芒在五点四十分左右最刺眼，橙色的光从球体喷射，落向四面八方。在灯亮起之前，它成了这一天里我看到的最后一缕自然光。

夕阳不是从山和高楼后面落下去的，而是掉进了云里，第二天，它又得从云里探出身子来。天晴的傍晚，夕阳挥一挥衣袖，留下一片云彩。我在晚霞中观望了许久，秋天的晚霞是柿子色的，你一定能找到一片柿子干似的黑褐色，也能找到熟柿子的粉橙色，还能找到脆柿子的金黄色，或是裹了一层白霜的冻柿子，仔细看，都能找到。夕阳消失后，暮色四合，却常常能将色彩运用到最极致。

这是柿子成熟的秋天。

父亲爬上一棵矮柿树，他的腿和柿树的枝柯同时摇晃。柿树的主人不想要这一树的柿子，也舍不得它们被鸟啄得体无完肤，或是在树上风干烂肉。他叫了父亲将柿子全摘去。柿子一个个大如鹅蛋，沉甸甸的，压弯了枝柯。父亲小心翼翼，利用树杈，将手无法够到的枝柯勾到了身前，他的背紧紧靠在稍粗一些的树干上，摘下一个个柿子，丢入树底，大柿子们在草地上滚了几下，一部分表皮裂了缝，露出了发涩的果肉，另一部分完好无损，它们静静等待父亲下树，将它们捡拾进袋中。

天蓝，风清，几朵云在柿树顶游荡，树上的柿子越来越少了，父亲的汗越来越多了。更高处的柿子，父亲不再费力气去摘，他把柿子留给风和鸟。树下铺满了草黄色的柿子，它们从树上落下，自由滚动。父亲蹲在地上，将它们一个个捡起，并擦去表皮上偶尔粘连的草屑。

一袋沉沉甸甸的柿子离开了柿树，离开了主人家，它们经过沿街的几家老铺面，大多半关着门，几个老人坐在自家门外晒太阳。他们看见父亲，打了招呼，问他肩上扛的是什么？父亲的汗落进了街道，他笑着答：“柿子呢！”拐入沿岸流淌着一条脏河的石路，一个人也没有，能听见河水的哗哗，还能闻着水中发散的臭气。

父亲走得很慢，肩上的柿子压疼了他。继续往前走，踏上被太阳晒干的黄土小道，一阵风趁势打来，道两旁的松和杉，落了一部分叶子，即便夏天，它们也落叶子。这里阴凉了，父亲的气力得到了修整。现在，抵达一片菜地，只剩下一部分番薯和白萝卜，仍在地里生长，父亲的番薯还没挖回家中榨汁，他得寻思着，什么时候把番薯从地里弄回来。

柿子们，蹭了一片芦苇丛，芦苇摇晃不停。再走一段路，就到家了，肩上的柿子似乎轻了。这一天，它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晚霞殆尽，天一口气压黑。吃罢饭，母亲和父亲开始给白天摘回的柿子削皮晾晒，制成柿干。

父亲嘲笑母亲：“鹅蛋大的柿子削成了鸡蛋大。”

母亲说：“皮厚，本来也没那么大的。”

父亲将除掉缔结的柿子给了母亲，一不留神，母亲将手指刮了一块皮，父亲不说话了，默默地在夜色中，看盆内削皮的柿子垒成一座小山。

很快，柿子们就被第二日的太阳笼罩着了。它们尽情吸附阳光，将体内的水分一点点蒸发。才不过半日，柿子的色泽就变了，由原来的浅黄色晒成了橙褐色

当夕阳再次掉进云中时，柿子的色泽变化仿佛转移到了天上。

看，这便是柿子成熟的秋天。

小时候，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每次读完龙应台的这句话，莫名的滋味就会涌上心头。如同去KTV点唱《父亲》，心里总不是滋味。随着年龄的增长，父女两人渐行渐远，父亲再无力追，我也鲜少回头。

父亲在我的小学作文里从未出现。自我出生以来，他就在外工作，一个月才回来一趟。在家里还没装电话的时候，爸爸总是往邻居家里打，我搬张凳子，站在上面，刚好够得着邻居的窗台，就这样和爸爸聊上十几分钟。

好不容易家里安装了电话，几乎每天我都要和爸爸聊上半个小时，最后一句总是“爸爸，你先别挂，我先挂好不好？”

有次父亲节，我画了一张画寄给爸爸。画画，过塑，装信封，贴邮票，每一个步骤都是那么小心翼翼。爸爸收到时，父亲节已过去一个多月了。“傻孩子，走路到到了。”但我清楚记得，几年前还在父亲的抽屉里看到那封信和那张画。

小时候，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如果要问为什么？那就是爸爸买的豆腐花，只要五毛钱，还能分两碗装。

爸爸每次回家都会带好吃的。逢年过节就更丰富了，我总是盼着他回来，就能吃到妈妈不会买的零食。实在没有吃的，爸爸也能从口袋里“变出”个口香糖之类的小零食。

离家不远的菜市场有档卖豆腐的小摊，也卖豆腐花。我不知道豆腐的价格，却很清楚豆腐花，一块钱能买，五毛钱也能买，还能分两碗。每次跟妈妈去买菜，我总缠着她买豆腐花，极少数的情况我能成功，大多数时候都是失败，哪怕她钱包里有好几张五毛零钱，哪怕我哭闹个不停。

爸爸不一样。爸爸回家会特意带我到市场买豆腐花。卖豆腐的阿姨套一个塑料袋在钵上，把扁而圆的不锈钢勺子伸进大铁桶里，轻轻舀几勺豆腐花，每次都只是薄薄的一层，舀过一勺，整桶豆腐花表面还是保持平滑。舀完豆腐花，再浇点糖水。

“多一点，多一点。”我总在心里默默喊。

显然，精明的阿姨不会倒更多的糖水。拎起袋子，绑好，插根吸管，我和爸爸边走边喝豆腐花。虽然不是冰镇，但是伴随着温热，滑滑的豆腐花被吸进嘴里，迅速咽下去，甜味留在唇齿间，美味极了。我刚喝几口，抬头看看爸爸，他早已喝完，得意地朝我甩甩袋子，假意要抢我手中的豆腐花。

不知道哪天开始，卖豆腐花的档摊关了，五毛钱再也买不起两碗豆腐花了，爸爸，好像也不再是我的超级英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