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琳社交平台上的背影（图源：网络）

事发前两天的1月22日，新余下了场大雪。这位南方姑娘穿了一身白色的绒毛棉袄、头上是现在流行的‌‌“三合一‌‌”熊耳朵帽子，也是白白的。照片里，她站在夜灯下的街边，伸出手去接飘落的雪花，留下一张侧影。

琳琳出事后，她的账号变成了‌‌“数字公墓‌‌”，评论区里的亲友留言拼凑出她生前的点滴——她喜欢听朋友说民族话，喜欢和好友打游戏，说回老家要请朋友喝酒，还要给姐姐买好吃的。

1月24日那天，一位朋友还给她留言‌‌“好久不见‌‌”，她回复道，‌‌“马上见了‌‌”。

好朋友｜流浪猫、奶茶和奖学金

熊熊大火在地下一层燃起时，同为23岁的叶涛和诗晴正在‌‌“博弈专升本新余学习中心‌‌”的英语课上。

两位女孩共同的好友珂珂告诉我们，1月24日的那堂课是临时加的，她身体不舒服请假了，但两位好友照常去上课了。

下午3点22分，珂珂结束了和诗晴的聊天，却在10分钟后收到老师发出的一条视频——培训机构所在的方位浓烟滚滚。

她开始在微信上询问好友状况，但十多条消息都石沉大海，她又连拨了三个语音通话，依旧无人接听。珂珂跑到现场，被警察拦在外面，又跑到医院，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只看到好多殡仪馆的车。

晚上7点42分，她再次打开聊天框，发出近乎绝望的文字，‌‌“我求求你了，都别有事好吗，我不想失去你们，回我好吗？‌‌”

珂珂第一次见到诗晴是在去年11月开班时，她觉得那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们座位中间隔了一条过道，珂珂想和她打招呼却总是不敢。直到一天快要上课时，她看到诗晴跑下楼梯，才有了两人的第一次对话——‌‌“你去干吗？‌‌”‌‌“去超市买火腿肠喂下流浪猫！‌‌”

珂珂、诗晴、叶涛一起喂流浪猫

猫，是诗晴和珂珂认识的起点。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两个女孩一起喂流浪猫，吃拉面，喝奶茶。珂珂没有电瓶车，从培训机构到租住的房子要步行半个小时，诗晴便骑电瓶车载她回家。珂珂弄不懂知识点，诗晴告诉她‌‌“逻辑运算规则书上没有，你要记哦。其余的你不记笔记的话，可以在书上画出来‌‌”。珂珂痛经时，诗晴不断发文字询问，‌‌“有布洛芬没‌‌”‌‌“没热水袋吗‌‌”‌‌“有电热毯吗‌‌”。

她还给珂珂介绍了自己的舍友——叶涛，一个同样喜欢猫的女孩，她在家里养了一只灰白的小猫。1月16日下午，叶涛给珂珂发了一条自家猫猫的视频，‌‌“晚上来不来，给你摸摸‌‌”。珂珂答复，‌‌“来！必来！‌‌”那天晚上，三个女孩喝着奶茶，在机构教室门口摸着叶涛的猫，聊着小猫小狗。

原本，三个女孩约好1月31日放假前，诗晴要带着她家的狗。叶涛带自家的小猫到珂珂租的房子里玩。但现在，约定再也没有机会完成。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的官网上，至今还能看到诗晴和叶涛获得该校2022至2023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的消息——她们所在专业只有5人入选初审名单。在珂珂的印象里，两个女孩平常除了上课，还会到教室自习。来自青海的诗晴曾告诉她，‌‌“自己一定要走出青海看一看‌‌”。

外甥女｜一米八大高个，本想做警察

刘明的外甥女小欧还没满21岁。

知道2003年的女儿也在遇难者名单里的时候，小欧的父母哭成了泪人。1月25日，他们前往殡仪馆见女儿最后一面时，多次晕厥。

刘明说，‌‌“这个家算是永远破碎了。‌‌”

在舅舅印象中，小欧阳光开朗。这个快一米八的大高个女孩，今年在备战‌‌“专升本‌‌”，目标是江西警察学院，立志做一名人民警察。

‌‌“她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一直是勤奋和谦逊的，每年在大学都拿到了五千多的奖学金。‌‌”刘明记得，姐姐曾说过，上大学后，小欧几乎没向家里要过生活费。

在刘明的讲述中，小欧一直是个懂事的女孩，这次为了给家里省钱，她在离家两公里的地方报了培训班，每天骑电动车或步行去上课。前几天新余大雪结冰，女孩骑电动车在路上摔了一跤，忍着痛一路推着车也继续去。

就在小欧出事之前没多久，这个家庭已经历过一次灾祸。

一家人出了车祸。刘明赶到的时候，小欧和父母全身血淋淋，车子被撞得稀烂。小欧骨折刚好，就丧命于浓烟当中。小欧的父亲则患有基础病和心脏病，也做过几次开颅手术。

‌‌“我们的心比这几天的大雪还要冰凉，我们无法接受也无法想象，外甥女在死亡来临之前该会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悲惨。‌‌”刘明在社交媒体上写下这段文字。

他甚至不敢想，失去被家里视作珍宝的女儿之后，姐姐姐夫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他总是回忆起小欧幼时活泼可爱的样子，跟在大人屁股后面跌跌撞撞。

今年中秋，一家人聚餐，小欧就坐在刘明身边，他问外甥女有没有开始交男朋友，女孩不好意思地摇头。还有十天就过春节了，刘明本来还给小欧买了新年礼物，‌‌“是她期待的礼物‌‌”。但很遗憾，她再也没有机会亲自拆开了。

室友｜再也凑不齐的宿舍

大火也带走了21岁的张鹏。

他是江西工程学院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2021级学生。1月25日下午，他的室友兼同学陈忆，向我们确认了张鹏遇难的消息——他也是从其他同学发来的视频中，得知了这个坏消息。

24日当晚，陈忆曾给张鹏发消息，一直没得到回复，打过去手机也关机。

早在2023年11月中旬，陈忆开始实习，张鹏也开始在机构上专升本的课程。学校在两周前已经放假，张鹏继续留在培训机构上课。

‌‌“他一直想上本科，高考就差30多分，平时和我们相处时也表现得很聪明，高数很好。‌‌”陈忆回忆，张鹏很上进，想上本科的想法从大一时就有了，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还劝大家一起升，说是想着本科会好找工作些。

张鹏是全宿舍唯一报了‌‌“专升本‌‌”培训课的人，也因此殒于这场意外的大火中。陈忆为他感到惋惜，‌‌“花那个冤枉钱去考，为什么，现在命都没了‌‌”。

陈忆说，张鹏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几个姐姐。在学校里，张鹏每年都申请贫困生补助。

今年7月，张鹏和陈忆原本都将从学校毕业。放寒假前，两个男孩曾约定，下学期回学校和室友们一块聚餐，可眼下，他们再也‌‌“凑不齐宿舍的人了‌‌”。

学长｜永远失去了‌‌“明天‌‌”这个礼物

‌‌“天不会一直黑，汗水不会一直骗人‌‌”，是余家磊的微信签名。

这位来自青海、身高一米八八的黝黑男生，曾给学弟林如凯留下自律、谦虚的印象。余家磊爱打篮球，每天早起练球，下了晚自习也去练球。他的球其实打得很好，但总说自己的球技一般，要努力训练。

余家磊的微信签名

1月25日，林如凯看到网上流传的一份遇难者名单，他不敢相信学长已经没了。前几天，余家磊还给自己发的短视频点了个赞。

两人也同样就读于赣西科技职业学院。据林如凯讲述，在他们学校，每个班大概有五六个人选择专升本——通常是学习成绩不错、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有要求的同学。这与现实的求职难题有关，很多企业的用人选择标准就是本科学历起步，专科生的确不好找工作。近几年，工作不好找，林如凯和学长学姐一样，也有专升本的计划。

刚认识余家磊的时候，林如凯就听他说过，最首要的目标是专升本。余家磊每天晚上不论多晚回寝室，还会背单词、看书。余家磊跟学弟说，自己英语一般，如果要考本科，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

林如凯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关于专业、学校、选课，很多不懂的问题都是余家磊帮他解答的，‌‌“学长比较内向，但是对熟悉的人都很好，还请我吃过饭。‌‌”

余家磊曾告诉过林如凯自己喜欢的一句话，‌‌“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而今天是天赐的礼物，像珍惜礼物那样珍惜今天。‌‌”

2024年1月24日这天，他永远失去了‌‌“明天‌‌”这个礼物。

（文中琳琳、露露、诗晴、叶涛、珂珂、小欧、刘明、张鹏、陈忆、林如凯、余家磊为化名）

根据通报和常理推测的失火宿舍平面图制图：基本常识项栋梁

宿舍56平米，按照9.5米长，6米宽来估计，一般给小学生的双人床是1.8米长0.9米宽。要摆下16张以上的双人床，怎么也得4列，留两个过道，分别能有1.2米宽，作为小学生的逃生通道虽然不算宽裕，但也不至于是‌‌‘死亡通道‌’。

这间宿舍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13个孩子没能逃生？

以上是客观分析，再说几句主观推测：

方城县的这份通报看起来提供了一些事故发生现场的信息，但最重要的关于火灾如何发生、孩子如何逃生、救援如何进行的内容却是一点都没有，说是后续由省调查组公布。

但是能明显地看出，通报的几个细节都意在推卸学校与教育监管部门的责任。只是，现实是残酷而悲痛的，当你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就完全没办法解释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了。

火灾，总不能推给天灾吧？

三年级的孩子，总不能责怪他们自救意识不强？

方城县，你们有没有说谎？

亮见｜南阳学校火灾通报来了，但问题更多了

我看到好多媒体的标题都是《13人遇难！7人被依法控制，河南通报学生宿舍火灾细节》，但其实，通报里并没有什么‌‌“火灾细节‌‌”，既没有火灾原因认定，也没有孩子遇害和逃生的过程。

说得上是细节的，只有两点。可这两点，也非常让人疑惑。

一、一个门夜间从不落锁

此前，关于这次火灾的一大争议，就是宿舍门有没有上锁。

《扬子晚报》的消息称，据一名自称是该学校毕业生透露，在学生晚上睡觉期间，宿舍是被锁起来的。

但报道没说清，是学生从内部自己锁起来的，还是被老师从外面锁上的。而且毕业生说的也是以前的情况，并不能算作这次火灾的事实。

而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深度报道栏目‌‌“原点original‌‌”，另一名毕业生说，在该校读书时，一楼锁门，但宿舍通常不上锁。

一位从火灾逃生、住在二楼的女生也表示：‌‌“学校宿舍单间内用的是木门，不用锁就可以关上。轻轻一推，也会开。老师没有把孩子们锁在里面。‌‌”

另一位从小生活在砚山铺村的高中生（一位遇难者是他舅舅的儿子）说，在他的记忆里，砚山铺村冬季气温低，宿舍木门年久失修，总是留着一道缝，这种情况下，老师才会将门上锁。

虽然11月19日当晚，砚山铺村夜间最低温达到-4°C，但也不能就此推测，事发宿舍就是上锁的。

事到如今，在公开的报道里，三年级男生宿舍的学生现身说法的报道，只有一个，来自于@中国三农发布，记者采访了宿舍的幸存者之一，后者表示没有上锁。

这次，方城的通报也是一锤定音，下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

该宿舍共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供学生正常出入，此门夜间从不落锁，便于学生出入宿舍外的公共卫生间。

我初中时也住过学校教室，说留个门便于学生去外面上厕所，当然是合情合理的。

可问题就来了，学生宿舍无非就是些棉被衣物，就算起火，也不至于一下子烧满整个屋子，学生们应该有逃生时间才对啊。

而且@中国三农发布的视频里，一个幸存学生爷爷也说，他孙子被烟呛醒，发现脚头那边着火了，然后叫醒身边的两个人，一起窜出了宿舍，也就是说一开始火势并不大，是有逃跑的时间的。

既然火不大，还有一个从不落锁的门，那13名学生为啥不逃？

而且，据好几家媒体报道，当地村民表示，有学生从宿舍窗户的防盗网上打开了一扇‌‌“小窗‌‌”跳楼逃生

既然有一个从不落锁的门，那他们为啥不从大门逃出去，而非要冒险从小窗跳楼逃走？

二、当晚宿舍住着一位班主任

通报里说，当晚该宿舍除了32名三年级男学生，还住着1名宿管员，而且还是班主任。

‌‌“原点original‌‌”的报道里，一个五年级女生也说，每间宿舍都有一张额外的床，夜间有老师在宿舍和学生们同住。老师火灾发生前并未离开。

这就奇了怪了，别忘了，遇难者名单里可没这位班主任啊。

也就是说，她住在这间宿舍里，并且知道失火了，然后还生还了，但她的13个学生却葬身火海，这不是奇怪吗？

一个门从不落锁，火又不可能一下子烧满全屋，一个成年人，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13个学生被活活烧死？又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学生从小窗跳楼逃生？

不是说非得逼着老师在火海中化身超级英雄，只是13个学生葬身火海，这个数字难免有点太多了吧？而且还有好多学生受伤。但凡做点什么，也不至于伤亡如此惨重吧？

可无论是媒体的公开报道，还是官方的通报，都没有讲明白，这位身为成年人的班主任，在火灾时做了什么。

官方通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人们的部分疑惑，但可惜的是，这两个信息增量，不但没有消弭猜疑，还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如果再考虑到此前媒体报道中的一个细节，那通报里的这两点，就更奇怪了。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事故发生后，消防人员进入现场时发现，遇难的13名学生，遗体均在各自床上呈躺睡状态。

如果通报里说的一个门从不落锁和宿舍当晚住着一位班主任是真的，13名遇难学生的遗体均在各自床上呈躺睡状态也是真的，那么就需要解释下面的疑问：

既然孩子们都知道门没上锁，为啥他们不向门的方向逃跑，而是继续躺睡在床上？

既然班主任住在宿舍，那为啥班主任没把他们叫醒？

火势有多凶猛，以至于孩子们都没有反应的时间，班主任没有灭火和施救的时间，才让孩子们到死都躺睡在床上？

难道班主任都没有试图拉他们一下吗？

‌‌“原点original‌‌”的报道称，多位亲历火灾的学生都说，火灾现场有多位老师组织疏散并清点人数，现场老师喊叫的音量非常大。他们就没有发现有13个孩子躺睡在床上？

19个孩子都有逃生的时间和机会，为啥那13个孩子还躺睡在床上？他们是一开始就昏迷了，丧失行动能力了吗？

……

真的，问题真的太多了。

无论是媒体给出的信息，还是官方调查的结果，交叉印证之下，只要具备正常的逻辑和情感，都会发现，不合理之处实在太多了。

通报说，省调查组正在对事故原因、事故性质、消防器材配备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我想，上面这些问题，也应该是需要调查的内容。

13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孩子，13段还没有全面展开的人生，就这样被一场不明不白的大火夺走了，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给糊弄过去了。

我不相信事发之后急吼吼喊出来的‌‌“举一反三‌‌”口号，如果非得要‌‌“汲取教训，痛定思痛‌‌”，那也要拿出真诚的态度，坦然面对公众的质疑，把事实调查清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做出相应的惩罚。

唯有如此，才能给死者以公道，给生者以告慰，给社会以交代，给未来以警示。

但看昨天这个冷冰冰的通报，放着如此明显的疑问不去解释，我看悬。

唉……

制图：黄罡

在民宿里等待的朱梅还不知道意外发生。11点左右，娄雪下楼已经半个小时了还没回来，朱梅打过好几次语音电话，都没能接通。她有点不安，来到楼下寻找娄雪，听见有路人在说‌‌“高空抛物砸到人了‌‌”。当时，伤者已经被救护车接走，夜市也拉起了警戒线，朱梅拿出手机里娄雪的照片询问路人和警察，最终确认遇难的人正是娄雪。

这并不是这些天万达公寓第一次有东西坠落。

6月17日，娄雪遇难的5天前，楼上先后砸下了5升装矿泉水、未开封的罐装可乐。被可乐砸中的宋瑜告诉记者，当晚10点多，她到夜市吃东西，刚坐下不久，她的眼镜突然被什么东西砸飞，一摊冰凉的水洒到自己的身上，额头一阵疼痛。她伸手去摸，发现左边额头上肿了一个大包，同时，一个听装可乐砸到地上炸开，瓶子裂成了碎片——其实，刚到夜市时，隔壁肉串摊的老板就告诉过宋瑜，自己下午被从天而降的一瓶2升装矿泉水砸伤了腿。甚至就在娄雪遇难前的两个小时，楼上还有东西在掉落。一位在场商户告诉记者记者，6月22日晚上9点左右，公寓高层上砸下半瓶奶茶和几块砖头，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没抓到人。让我们小心点，把摊子和桌椅往外挪挪，离公寓远一些‌‌”。

破灭的未来

娄青和家人是在6月23日凌晨5点多起身飞往长春的。在长春的殡仪馆里，娄青看到妹妹‌‌“安安静静地躺着，像睡着了一样，五官都没动到，脸上还是白净好看‌‌”。娄雪生前留下许多照片，有外出旅游的、参加文艺汇演的，也有穿着工作制服、手拿获奖证书的，她长得清秀，大眼睛，照片里总是在笑。此刻躺在冰棺里的娄雪身上已经有些结冰，冻住了。更让娄青触目惊心的是，妹妹的额头上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骨头都砸没了，直接能看到里面‌‌”。

娄雪是家里的小女儿，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她们的老家在山东烟台下属县级市的乡镇上，娄青对小时候的生活还有记忆，父母打工、务农，‌‌“没日没夜地干活，吃很多苦‌‌”。不过，他们对两个女儿十分疼爱，从小村里其他孩子有的新衣服、新书包，哪怕只是发卡、头绳这些小玩意儿，父母也总是毫不吝啬地买下。姐妹俩年龄相差10岁，关系却亲密无间，娄青上高中时只有周末回家，两人睡在一个床上，娄雪总要怀抱着姐姐的一只胳膊，生怕第二天娄雪上学前不叫醒她告别。娄青至今有个习惯：睡觉时不关机。她在外地上大学时，娄雪是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晚上经常打电话来问作业，‌‌“总怕妹妹晚上找不到我，着急‌‌”。

身边相熟的朋友都觉得，娄雪以后能有不错的发展。大学室友霖霖记得，娄雪的成绩一直很好，大三参加司法考试时是‌‌“一把过‌‌”，更重要的是，她的性格外向，‌‌“总是在笑，和谁都能处得来‌‌”。刚上大学时，霖霖和娄雪都参加了学生组织，许多人和老师接触时十分拘谨，不敢多说话，娄雪却能大大方方地展示自己，帮着大家组织活动，大四时还成了新生辅导员。这让内向的霖霖有点羡慕，‌‌“有这种性格的人，在工作上一定更吃香‌‌”。娄雪的工作很忙，常常晚上10点才下班，有时候娄青劝她早点回家，娄雪反过来安慰姐姐，‌‌“我自己拖延就会耽误别人。现在回去也是一个人待着，还不如和同事在一块呢‌‌”。

聊到妹妹的过去时，娄青一度陷进回忆里，又抽离出来。‌‌“我们当然觉得她很优秀，但她和你们一样，就是普通的、好好长大的孩子，这么多年没有住过院，没有受过什么伤。并不是优秀的人被砸死才可惜，一个最普通的人，也不应该有这种遭遇吧？‌‌”

娄雪对未来还有许多规划。到长春的那天中午，娄雪和朱梅一起吃饭，再次提起了出国留学的想法。这是娄雪的一个遗憾，2017年本科毕业时，她原本打算出国念书，当时姐姐刚生了孩子，妈妈正好生病，娄雪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照顾家人。但娄雪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出事之前，她已经向单位申请出国进修一年，正在准备语言考试。6月22日那天中午，她和朱梅聊了很久，‌‌“娄雪有点责备自己，觉得工作以后太忙，没有很快准备语言考试——其实她已经很努力了。她说，想趁着现在年轻，还有精力，把这个梦想完成了‌‌”。

她还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已经有结婚的打算。五一期间，男友陪着娄雪一起回老家，‌‌“我爸对男孩特别满意，出事前几天是父亲节，他在群里给我爸发红包，说‌‌‘感谢你们把娄雪培养长大，接下来是我们回馈父母的时候了’‌‌”。娄青说，虽然还没定下具体婚期，妈妈已经在家琢磨着，娄雪结婚的时候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做什么发型，‌‌“我妈最喜欢念叨，以后过年时我和妹妹都带着一大家子人回去，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她得包多少饺子，多热闹啊！‌‌”

但那块高空砸下的砖头打破了所有计划，也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希望。这半年里，娄雪的父亲消瘦了几十斤，母亲每天都在哭，待在家里不愿意出门，有时还会看着电视上北京的画面问：‌‌“娄雪下班了吗？吃饭了吗？‌‌”有一天清晨，母亲给娄青打电话：‌‌“昨晚梦见了你妹妹，还是和以前一样坐在我旁边聊天，我不敢醒过来，怕醒过来她就不见了。你现在有家庭，我们也放心了，我想和你爸爸早点走，去陪她，她一个人在那边太孤独了。‌‌”

离群索居的人

在一审法庭上，娄青、朱梅和其他亲戚朋友第一次见到夺走娄雪生命的人。周恒穿着一件圆领深色毛衫，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斜倚在被告栏前。娄青回忆当时周恒的神态，‌‌“就像上中学时班上那种嬉皮笑脸的男生，把什么都不当回事，法律、法官、娄雪的照片，任何人、任何事他都不放在眼里，一直微笑着‌‌”。在法庭上，周恒说：‌‌“我想死又不敢跳楼，想扔砖头砸死人，砸到谁算谁。如果我把人砸死了，公安局就能把我抓了，判我死刑——安乐死。‌‌”

看起来，周恒是一个和娄雪完全不同的人。他出生在2000年，案发时不到23岁，成长在一个既贫穷又分崩离析的家庭。周恒的老家在江西省高安市下属的农村里，村子不大，登记人口只有300多人，除了从村庄中间穿过的省道做了专门的硬化，其他的道路都是泥路或石子路。12月下旬，一股寒潮席卷了整个南方，高安的温度也到了零度以下，稀稀疏疏地下着雨夹雪。村里没有暖气，老人们围着小火炉烤手，谈论对周恒一家少数的记忆。

一位与周恒家废弃老屋相邻而居的婆婆告诉记者，周恒的爷爷有裁缝手艺，三四十岁起就在镇上租房，给人做衣服。但选择这门生意并不是因为能挣更多的钱，而是一个无奈之举，‌‌“老爷子身体不好，要长期吃药，做不动农活‌‌”。一个佐证是，几十年来，周恒家的老房子虽然曾经翻修过一次，依然是红砖裸露，用最便宜的材料做成门窗，而其他邻居家早已刷了白色水泥墙，甚至在屋顶做檐角设计，更有钱的人会将房子修到马路边上。最近，邻居看到周恒的奶奶回村里，‌‌“整个人颤颤巍巍，到祖坟上哭了一场‌‌”。

周恒的父亲也曾在镇上租房子，给人裁制、修补衣服，并因此认识了在镇上卖水果的妻子。一位表叔对这个家庭的印象是，‌‌“妈妈很强势，爸爸好像脑子转得慢一点‌‌”。虽然只有节日才会在村里见到他们，表叔却不止一次看到周恒的妈妈在斥责丈夫，‌‌“都是一些家里的小事，他爸爸木木的，不还嘴‌‌”。

从周恒小学五六年级起，这个家庭接连发生了几次离散。第一次是周恒的爸爸和叔叔因为分家闹得不欢而散，表叔记得，‌‌“其实也没什么好分的，三间破房子、两三亩地，兄弟妯娌吵得不行，断了来往‌‌”。第二次离散发生在小家庭内部，周恒的父母开始分居，亲戚们不知道两人是否办理了离婚，但夫妻俩分别到福建和安徽打工，从此再也没有一起出现过，把周恒和妹妹留给爷爷奶奶照顾。第三次是周恒的‌‌“出走‌‌”。念到高中时，周恒独自跑到外面打工——没有投靠父母任何一方，一家人就这样分散在了好几个不同的城市。一审开庭时，周恒的父母第一次公开出现，他们一前一后进入庭审现场，分别坐在两个不同的方位，庭审结束后又各自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很长时间里，周恒都是个离群索居的人。周恒的父亲曾回忆，儿子几乎不打电话联系亲属，‌‌“之前认为他是性格内向‌‌”。2021年春节前后，表叔的儿子在镇上偶然见过周恒，‌‌“瘦，没精打采，差点认不出来了‌‌”。周恒说，自己在上海的工厂里上班，抱怨‌‌“钱好难赚‌‌”，‌‌“宿舍里七八个人住一间，相互不认识，（活动空间）就一张床的大小，干活又累‌‌”。工厂离城里很远，进城需要倒好几次公交，花一个多小时，但周恒还是会在每个月的休息日‌‌“去东方明珠附近溜达‌‌”。那时候，周恒还提了一句，想买辆货车跑长途——汽贸是高安市的一项特色产业，许多司机从广东、山东、湖南来这里买货车，‌‌“也就是说了一嘴，他很快自言自语，自己没有钱，也借不到钱‌‌”。

没有人知道周恒在城市里生活的具体细节，但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没有家庭支持，也缺乏社交能力的人，大概总是不顺遂的。周恒的母亲后来回忆，2023年4月底，周恒在上海一个酒店的楼顶睡觉，毫不理会工作人员的问话，工作人员报警把他送到了救助站。在救助站里，周恒因为‌‌“言行异常‌‌”被送到上海一家精神病院治疗，5月5日，母亲把周恒接回江西南昌的一家精神病院，只住院一天就结束了。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周恒又独自离家，‌‌“精神正常，我们都没看出有什么异常‌‌”。这两次就诊记录被作为证据递交，不过，法院最后认定周恒在作案时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长春是周恒随机选择的城市。调查显示，6月14日，周恒从上海乘飞机到长春，买机票的钱是支付软件上透支的。在法庭上，周恒说，自己原本想把身上的钱花光后跳楼，‌‌“但是又害怕，不敢跳，所以想到了用砖砸人。没有具体目标，砸死谁算谁，就能被公安机关抓走判死刑。长春是随机选的，我在附近住，知道这里（案发地）繁华人多‌‌”。在‌‌“抛物寻死‌‌”之前，周恒卖掉了身上的手机，吃了一顿‌‌“海底捞‌‌”火锅。

自6月17日起，周恒开始自己的‌‌“曲线赴死‌‌”计划。每往窗外抛一次东西，周恒都要下楼‌‌“确认‌‌”。6月22日抛下可乐后，他站在33楼天台围栏处向下张望了十多分钟，又乘坐电梯下楼，发现‌‌“没有砸到人‌‌”。他在附近的篮球场坐了20分钟，再次折返，在公寓楼道里捡了几块砖头，上到33楼天台抛下。这一次，砖头砸中了娄雪。周恒听到楼下有叫喊声，于是坐电梯下楼，‌‌“我看见公寓门口躺着一个小姑娘一动不动，周围有血，地上都是碎砖头渣。我认为那个女孩被我砸死了‌‌”。随后，他步行到派出所自首。

12月13日一审判决那天，周恒的父亲没有再出现，母亲在开庭前最后一刻进场。一位参加了庭审的旁听者告诉记者，直到宣布判处死刑的那一刻，周恒才收起了‌‌“一直挂在脸上的微笑‌‌”，表示自己没有异议，不会上诉。宣判后，娄青看到周恒的母亲快步走出法庭，在外面痛哭，‌‌“我心里挺复杂的。他（周恒）本身就想死，判他死刑也换不回我妹妹的一条命。他妈妈听到死刑都这么难受，我妈妈也失去了孩子，得心痛到什么程度？都是人命，杀了别人他再死，这是个彻底的悲剧，为什么不能尽早阻止这件事？‌‌”

繁华城市中心

一审宣判时，长春已经完全入冬，最高气温降到零下10度左右。东北的冬天格外漫长，娄雪出事的露天夜市从9月份起已经不再营业，但案发地附近依然人流量不减。这两年，长白山、延吉成为社交媒体上推荐的热门旅游景点，人们热衷于到长白山徒步，到位于中朝边境的延吉拍摄‌‌“朝鲜族公主写真照‌‌”，长春成了去往这些景点的中转城市。大多数游客会和娄雪一样，选择在长春暂时落脚，而繁华的红旗街万达广场附近成了第一选择。

2010年长春万达广场建成时，是这座东北省会城市的‌‌“明星项目‌‌”。官方资料显示，万达广场占地32万平方米，总投资额26亿元，是长春首个集百货、室内外商业街、公寓、住宅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商场内部有7层，商场外围绕着5栋商住两用的33层公寓。38岁的赵露是长春本地人，2011年开始在万达公寓租了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开美发店。她告诉记者记者，‌‌“以前长春没有这么庞大的商业区，挺时髦，所以人都往这边来‌‌”。万达公寓开售的价格达到每平方米9000元以上，‌‌“是长春最贵的房子‌‌”，但买房的业主大多数以投资为目的，将房子租给商户，一楼的门面用作餐饮和便利店，公寓楼里是民宿、日租房、美甲美容等小生意。

长春红旗街万达公寓外观，事发地在公寓1号楼楼下（受访者供图）

妹妹去世后，娄青曾经从周恒抛物的公寓30层开始，顺着楼梯往上走，发现楼道里摆满了各种东西，有床架子、沙发，还有建房子用的红砖头。赵露告诉记者，公寓里最多的是民宿生意，价格大多在100元出头，甚至还有30块钱一个床位的日租房，来往人员非常复杂，‌‌“一天换一拨人‌‌”，‌‌“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安装电梯卡，只有住户才能刷卡上楼，但这样就等于把客人拒之门外‌‌”。2015年，万达公寓还曾经因为业主拒缴物业费被‌‌“弃管‌‌”半年，‌‌“电梯坏了、停了，只能爬楼梯上去；垃圾也没人收，堆满楼道，臭气熏天‌‌”。当时，赵露宁可不要押金也坚持退租，直到2018年初，物业公司重新接手后，赵露才租回来，‌‌“毕竟还是客流量大，但楼里只能说维持着最基本的服务，收生活垃圾、装电灯、维护电梯。人实在太多，别的管理几乎不可能‌‌”。

而周恒制造的一系列高空抛物事件，赵露甚至是在娄雪去世后才从顾客口中得知——她的店铺就在娄雪出事的1号楼高层，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管理方来她的店里探查过。

在这个最繁华的城市中心地带，两个陌生人的人生路径发生了致命交会。归案后的周恒供述，‌‌“我仇恨社会，活着没意思⋯⋯我的目的就是砸死人，现在目的终于达到了‌‌”。而被砸中去世的娄雪留下的日记里写的是：‌‌“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亲情，友情，爱情，陌生人的帮助，一花一草。我的人生，以后还会经历什么呢⋯⋯‌‌”

（有删减）

●万达1号公寓天台。

6月22日晚上，距离第一块砖头掉落的两个小时后，约莫晚上11点，天空中再次降下坠物。这一回迅猛而密集。两分钟的时间里，先后有6块砖头，掉落到万达1号公寓门前的空地上。

其中一块砖头砸中了正在‌‌“长春油边王‌‌”摊位前等待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娄青。据一位摊贩回忆，一声闷响之后，地上出现了一堆碎石。紧接着，又掉下来一块砖头，直接砸到娄青头上，她随即倒在铁板鱿鱼的摊前，头上血流不停，身体抽搐，已经没法说话了。

面包摊主赵强循声站了起来。30米外的空地上趴着一个女孩，‌‌“地上全是血‌‌”。赵强认出她手边散落的烟囱面包——10来分钟前，这个女孩来买过面包，很有礼貌，临走时还说了一声谢谢。

2

恐龙图案的洞洞鞋

接近晚上11点，万达1号公寓30楼的一间民宿里，朱梅正在焦急地等待好友，‌‌“咋还没上来？‌‌”半个小时前，好友娄青决定下楼买夜宵，临走时还说，‌‌“我很快就上来。‌‌”

公寓一楼出门就是夜市，来回不过百米。起初朱梅猜测，娄青可能在等现做的小吃，也可能在外面打电话。她给娄青打了几个微信电话。无人接听。接着又发信息，‌‌“眨眨眼‌‌”。这是两位好友间的暗语，平时有事找对方，总以这样的玩笑起头。

但都没有回复。朱梅决定下楼寻找。电梯从30楼降到1楼，朱梅的心一直在打鼓，‌‌“有一个咯噔的感觉‌‌”。走出公寓大门时，眼前的场景果然变得诡异起来。正对大门的几个摊位，全都暗了下来，人们贴着楼站成一排，不远处的空地拉起了警戒线。

从路人口中得知有一个女孩被砖头砸了，朱梅心里越来越慌，当她把娄青的照片展示给一位穿制服的民警时，直接就被带去派出所。

在那里，她得知娄青流了许多的血，但心里还是抱有一丝希望，‌‌“会不会是外伤？‌‌”她试图说服工作人员，自己是学医的，如果娄青需要转院，她能协调到更好的医疗资源。没人愿意告诉她真实的情况，只是让她尽快联系娄青的家人。

朱梅想不明白，不过半天时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她和娄青是高三同桌。她在长春读博，娄青在北京一家国企做法务，虽然都有了各自的人生轨迹，但每年回家，时间再紧凑，两人也要见面聊天。朱梅先后在青岛、济南、长春读书，经过这些城市，娄青总会发消息给她，说有机会一定要去你读书的地方看看。

6月22日那天中午，娄青真的来了。她穿着一套蓝色千鸟格的裙子，拎着一个包，出现在朱梅实验室的附近。在人群中，娄青永远会被目光追随，她很漂亮，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月牙一样弯弯的。朱梅很羡慕娄青，自己总泡在实验室，对生活都麻木了。但娄青不一样，还是充满了热情，她读法律，大学四年会在朋友圈点评时事，也不避讳表达对父母的爱和感恩。

朱梅学业紧张，娄青很体贴，‌‌“我就是来看看你‌‌”，她让朱梅别操心，自己第二天有安排。

看到娄青脚上的高跟鞋，朱梅跑回实验室，拿来一双恐龙图案的洞洞鞋，‌‌“等会要走路，会很累‌‌”。吃过午饭，就像以往的每次见面，两个好友回到民宿聊天。那间位于万达1号公寓30楼的民宿，是朱梅特意挑选的。在她的印象里，这位高三的同桌喜欢热闹，而她的实验室也刚好在附近。

短暂的相聚，娄青和朱梅聊起未来的打算，她正在准备英语考试，计划申请英国的研究生。

那天晚上七点多，她们去逛了商场，娄青买了一对耳环，又选了一束手工编织的花。晚上九点多，回民宿之前，她们在楼下的夜市买了一份臭豆腐，上楼后娄青没吃够，临时决定下楼再买一份。

再次见到娄青已经是在长春市人民医院。来的路上，朱梅不敢往最坏的方向想，猜测娄青也许陷入了昏迷，还想着治疗需要涉及哪些科室，而她能联系到哪些人，又该如何去对接？

到医院后，主治大夫直接宣布了娄青死亡的消息，‌‌“送来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后来的尸检报告显示，娄青因钝器击中头部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朱梅被领到一个房间。娄青安静地躺在那里，头朝里，脚朝外。脚上穿的，正是那天中午朱梅为她拿的、恐龙图案的洞洞鞋。

3

想安乐死的被告

最初两天，朱梅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她变得很恍惚，觉得那就是一场梦，‌‌“就像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但她又要配合调查，反复回忆当晚的情况。每次的复述都会带来新的痛苦，‌‌“把我拉回现实，一边觉得是做梦，一边知道真切地发生过。‌‌”即便如此，朱梅认为这是她的责任，‌‌“对后续会有帮助，（而且）我最后接触她，转述这些给她的家人，才算对得起她。‌‌”

事发后，朱梅和娄青的家人一起走访现场，寻找目击的摊贩、当晚的120急救员、以及医院的主治大夫。多次抛物和相关伤者的信息逐渐汇集起来，‌‌“很不可思议，扔了那么多次，后来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提示。‌‌”

但关于抛物者的具体信息，所知有限，直到11月27日，这起高空抛物致人死亡案在长春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被告席上的人叫周恒，今年23岁，江西人。从6月17日到22日，六天时间里，在万达公寓的高楼上，他连续14次抛物，包括8块砖头、3罐未开封的可乐、2桶5升的桶装水，以及半杯奶茶。

周恒自述，‌‌“（我）觉得社会不公，活着没意思，就想跳楼，我又一直害怕不敢跳。‌‌”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从楼上扔东西砸人，如果把人砸死了，公安局就能把我抓了，判我死刑。‌‌”

6月14日，周恒从上海坐飞机前往长春。出发前，他在电子支付上透支了现金。在长春，周恒辗转过多家酒店，还去吃过海底捞，没有钱了，他干脆卖掉手机。

6月17日，他住进万达2号公寓的一家民宿里。房间在33楼，在那里，周恒第一次往地面投掷了物品。6月22日，在万达广场吃完饭，周恒掏光身上最后的几十元。尽管当时已经搬到500米外的一家假日宾馆，他还是选择爬上万达1号公寓的天台。

那一晚，他先扔了半杯奶茶和两块砖头，没砸到人，其间还坐电梯到一楼，确认物品抛落的位置。监控显示，当天23时02分，他一口气搬了四块砖头到天台，连续丢往地面。两分钟后，他又走到32楼，从楼道的窗口再次扔下两块砖头。

万达1号公寓1楼入口处，案发后贴上了小心高空抛物的告示语

在法庭上，回忆整个作案过程，周恒的表现‌‌“平静冷漠‌‌”，‌‌“承认自己做的所有事情‌‌”。

至于他为什么想死，法庭披露的信息有限，‌‌“因不能自食其力，生活窘迫，产生厌世、仇视社会的情绪。‌‌”今年四月，周恒曾被诊断为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障碍。他的母亲回忆，当时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周恒曾因为无法沟通，被民警送至救助站，其后又因言行异常被送至医院。

事发后，这份精神疾病病历由周恒家属提供给警方，并要求做精神病鉴定。法医经眼动测定分析和病历，综合分析认定，周恒虽然有些偏离正常的思想、情感反应或行为，但不符合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故周恒作案时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庭审现场，周恒的辩护律师认为，眼动测定分析数值存在异常，鉴定方法不完善，申请重新鉴定，使用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量表。但这个诉求被法庭驳回了。

作为受害方，被可乐罐砸中的宋迅也出席了这次庭审。法庭播放的相关证据录像中，周恒戴着一副眼镜，有点瘦，‌‌“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来心理极端‌‌”。庭审现场的周恒，摘掉了眼镜，高中毕业后，他一直没有工作挣钱。看到这位年龄仅相差一岁的年轻人，宋迅有点想哭，‌‌“我感觉他特别可恨。‌‌”

那次被可乐罐砸到以后，出门走在高楼下，头往上抬，宋迅总会产生有东西砸向她的错觉，长达半个月的时间她都睡不好觉。回顾被砸的过程，宋迅意识到，分毫的时间与距离里，自己曾与死神擦肩而过。那罐可乐先是砸在桌子上，而后弹起崩飞她的眼镜，削去部分冲击力，最后再撞上她的额头。那个时候，宋迅正好往后伸了个懒腰，‌‌“（如果还在埋头吃东西），有可能会砸到我的脖子。‌‌”

宋迅反复强调自己的幸运，同样被砸，她几乎能够感受到娄青当时的痛苦，‌‌“她那一刻应该很难过。‌‌”事后，她一直跟娄青的家人保持联系。决定出庭，不仅是对凶手和案件的好奇，她也希望自己的到场，给够给娄青的家人带来安慰。

宋迅回忆，庭审现场，周恒没有任何愧疚和悔恨的表现，他在法庭上请求安乐死，嘴角也会时不时勾起冷笑。只有提到钱才会拨动他的情绪，‌‌“（他会）变得很敏感，突然间不回答问题，或者想很久。‌‌”

监控显示，事发当晚23时05分，连续扔完六块砖头以后，周恒坐电梯到一楼。在他的回忆里，1号公寓门口的空地上躺着一个小姑娘，‌‌“一动不动，地上有血，地上都是碎砖头渣，我认为那个女孩被我砸死了。‌‌”

约莫20分钟后，周恒出现在红旗街派出所，‌‌“我的目的是砸死人，现在目的达到了。‌‌”

4

不被声张的监控和标语

被告人周恒被判处死刑后，12月14日，娄青的姐姐娄茜带着鲜花和烧纸到万达公寓的楼前祭奠妹妹。寒风中，人们目光停留，脚步匆匆。年轻的女孩路过调侃，‌‌“追忆先烈呢！‌‌”一个了解内情的男子边走边说，‌‌“这是那个女孩的家人吧？‌‌”

提起高空抛物，这里的人已经没有太多起伏了。一位在楼里工作的美容师满不在乎地说，多少年才一回的事啊！开便利店的老板说，‌‌“这就是一个概率事件‌‌”，在他看来，担心高空抛物，倒不如关注雪后房檐上倒挂的冰棱来得实在。

这起悲剧就像水中短暂的涟漪，散开又消失，仿佛没有发生过。事发那天晚上，一个摊主发了相关的朋友圈，被管理员要求删掉，其他摊贩在群里表示，‌‌“维护夜市整体影响，一起挣点钱，领导全力以赴处理好这件事情。‌‌”

万达公寓的天台曾经是长春的网红打卡地，上面尽是‌‌“爱情‌‌”、‌‌“表白‌‌”、‌‌“自由‌‌”之类的涂鸦。年轻人聚在这里喝酒、拍照、在这里俯瞰城市，观赏日出与日落。保安看到会来驱逐，但也不会严格制止。

如今天台墙上的鲜艳彩绘，多了几行红色标语，‌‌“严禁高空抛物‌‌”。类似的标语同样出现在楼道和一楼入口。通往天台的两个门，一个被锁住了，另一个是消防通道，24小时有保安值守。

事发后半个月，万达楼体的四周都装上了监控。一位摊贩回忆，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条链子从20多层飞下，砸中一个冰柜，很快锁定肇事者——一对吵架的年轻夫妻。

作为家人，姐姐娄茜想不明白，此前这里出现多次高空抛物，为什么没有任何人采取措施，哪怕一个简单的围栏或者一句提示——或许那样，她的妹妹娄青就能幸免于难。

她和妹妹娄青相差十岁，从小到大，妹妹娄青就像一个小尾巴，跟在她的后面。后来，姐妹俩的角色轮换过来，娄青成为家里有主见的那个人。姐姐生二胎，她专门请假陪护。父母年纪大了，她关注他们的健康和体检问题。她的人生似乎很快就要进入新的阶段，今年五一假期，她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山东老家。

这场意外中断了一切。

没人能回应娄茜的质疑。《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而导致高空抛物行为造成被害方遭受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论文《高空抛物入刑后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里提到，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开展相关宣传讲座，安装监控设施等。

此前，关于高空抛物就有物业担责的相关判例。2015年，一男子在小区中被高空中飞来的物体砸中死亡。由于找不到抛物者，2023年当地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小区中的36名居民承担每户1万元的补偿责任，物业承担8万元赔偿责任。

即便已有先例，相关案件中物业的民事侵权责任还是存在争议。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长期关注高空抛物案件。他认为，此案中物业方没有责任。在韩旭看来，只有存在过错才要承担责任。比如，保安没有履行安全保卫的义务，导致有人进到小区偷东西杀人。

但高空抛物不一样，物业管不了每家每户的的情况，‌‌“责任不应该扩大化，还是要由行为人来承担。‌‌”考虑到多次连续抛物和致人伤害等情节，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已经从量刑上体现了‌‌“从重考虑‌‌”。

在韩旭看来，高空抛物主要靠预防，比如在城建规划中，要求三层以上的临街窗户加装隔离装置，让东西扔不出去。国外已有一些相关措施，2021年新加坡环境局用高清摄像机和动态数据处理软件监控高楼抛物者，处罚了一大批肇事者。

凶手虽然已经被判死刑，但处在漩涡里的人并没有得到解脱。

在法庭听到判决结果后，朱梅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安慰，‌‌“（被判死刑）又能怎么样？‌‌”娄青被车拉走火化的那一天，朱梅在后面跟着跑，‌‌“好像能追回来一样‌‌”。当天晚上，朱梅跟随娄青的骨灰一起回到山东。

在老家休整了一个月，朱梅想过退学，‌‌“我回来再继续读书，但她没有了，意义是什么？‌‌”最终她选择继续完成学业，重到长春，路过两人相见的路口，娄青的笑会浮现在她的眼前，做实验的时候，她也会恍惚，突然停下动作。

朱梅想过无数种可能性，‌‌“我很后悔，不该来这里（长春）‌‌”，‌‌“我为什么答应让她来（长春）？‌‌”甚至要是从来都不认识娄青就好了。

而在山东莱州，失去娄青的家也几乎垮掉了。她的父母年近七旬，多次住院。母亲总是梦见娄青一个人站在家门口，满脸是泪，‌‌“她明白自己再也融不进这个家了。‌‌”

没有改变的，或许只有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的喧闹。从盛夏到寒冬，推着行李箱的游客，一批轮着一批。

一位66岁绿化工人在暴雨中离世

7月19日下午，暴雨席卷南京，66岁的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躲雨时被水冲走，三天之后，她的遗体被找到。

蒋梅花家在距离南京市区33公里外的村子，每天她要4点起床，跟村里人一起坐着面包车横穿长江大桥，才能赶在6点前到单位打卡。

这一天出门后，她再也没有回来。

被水冲走的女人

南京市雨花台区守正路的滨水步道是今年2月新建设完工的，紧挨着一条两米左右的河道，当地人叫一号沟，一公里后汇入秦淮河。通往秦淮河的方向，每几十米有一个涵洞，也是新建的。涵洞上方可以通行，下方也有步道，可以休憩散步。7月19日这天下午三点左右，天空乌云密布，雨点逐渐密集。绿化工人蒋梅花和她的三位工友跑进了一处有步道的涵洞躲雨。67岁的杨鹏和河道清洁工人徐志宏也在里面。

杨鹏是附近小区的居民，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来这里练吹萨克斯。他之前就见过蒋梅花和她的工友，觉得她们‌‌“工作很辛苦‌‌”：不管是下小雨还是顶着烈日，几个人要么在修剪灌木，要么在整理草坪；只有午间一会，才能躺在涵洞下面的坐台上休息，头就直接搁在台子上，什么都不垫。为了不打扰他们休息，练习的杨鹏有时会停下来等一会。

在涵洞里，最先感觉到异常的是徐志宏。四五天前也下过雨，当时河里的水漫到步道上，随后漫过石台，不过随着雨势减小，水很快就退了。但这一天，水涨得很快，只几分钟，河水从河道漫上了步道，然后过了石台，没有消减的迹象。他们几人迅速站到石台上，前后一溜，最前面的是他，后面是杨鹏，接着是蒋梅花和她的几个同事。

雨越来越大，水继续上涨，速度越来越快。杨鹏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河水也从清水变得发黄发黑。紧接着，河水卷着浪向他们袭来，‌‌“快赶上一辆小轿车的行驶速度‌‌”。为了保持平衡，徐志宏喊，‌‌“大家用手撑着桥顶。‌‌”杨鹏记得，身高170的他和徐志宏头能够顶到桥，个子最小，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的蒋梅花则费力地用双手撑着桥顶。

只有几分钟，杨鹏便听到后面传来蒋梅花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满是焦虑和急迫，‌‌“快报警，快打110！快打110！‌‌”杨鹏对着拨出去的手机大喊，‌‌“我们在贾西路前面一个涵洞下，有六个人被困在这里，你们赶快来救援，要不然就没命了。‌‌”但周围全是哗哗哗的水声，他听不见对方的应答，重复喊了四五遍。这时，水已经没过了杨鹏的膝盖。

就在这时，背后传来‌‌“啊‌‌”的一声，杨鹏扭头一看，最后面的一个绿化工人被冲入水中，紧接着几个人像骨牌一样，一个撞一个，全被卷入水里。等从水里抬起头后，杨鹏瞅着迎面有一块景观石，他全力抱住石头，双腿夹住，才免于被冲走。惊魂未定的他看向远方，发现有1名绿化工人，被步道旁的石椅挡住；徐志宏则被一棵景观树拦住了。路边经过的几个农民工救了他们。

个子最小，瘦瘦弱弱的蒋梅花不见了踪影。7月20日，南京市雨花台区水务局通过官方微信‌‌“水润雨花‌‌”发布的情况通报提到，因瞬时强降雨造成河道水流增大，在桥洞避雨的蒋梅花不慎被冲入水中失联。气象数据显示，7月19日15时-16时一个小时内，南京45个乡镇（街道）的降水量达到20毫米以上，其中双闸街道达到112.1毫米，雨花街道84.5毫米，铁心桥街道春江社区73.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112.1毫米，为南京近10年雨强第二位。

三天之后，蒋梅花的遗体被找到。杨鹏觉得惋惜，以前下大雨，他看到南京其他地方路面过车的涵洞，都会有警察在涵洞积水位置值守或是放置警示牌禁止行人通过。而这次出事前，新建的涵洞位置没有提醒，他们几个人也没有安全意识。

外出打工的村民

蒋梅花今年66岁，是两三个月前才到滨水步道附近做绿化工人的。她家在距离事发地33公里外的南京浦口区汤泉街道的陈庄村。村里有1300多口人，以陈姓为主。蒋梅花的丈夫，是上世纪70年代从安徽滁州的一个村子搬过来的，后二人结婚有了一儿一女。

村民陈山今年50岁，他告诉本刊，这两年，村子里像蒋梅花这样外出打工的老人很多，得有七八成。他们多是干零活，有不少就是做绿化工人。在涵洞跟蒋梅花一起躲雨的几个人，都是陈庄村的，他们每天要4点起床，一起坐着面包车横穿长江大桥，赶在6点前到单位打卡，下午四五点钟下班，6点多才能到家。

如果往前推个三四年，还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汤泉是全国知名的‌‌“苗木之乡‌‌”，曾以栽种雪松出名。陈山说，村里80%的人都种雪松，最鼎盛时期，‌‌“汤泉这边没有一块地是种庄稼的，到处都是苗木。周边五六十公里，北到安徽滁州、南到马鞍山，总共大概10万亩苗木。‌‌”陈山说，‌‌“其中有6万亩，是我们汤泉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土地和在外租种的。‌‌”

凭借着种苗木的优势，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过去十几年里，陈庄村的村民种苗木、贩苗木，经济情况都不错。陈山说，在2005年前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两层小洋房，瓷砖、地板、铝合金门窗是标配。后来，村里家家户户都买了小汽车，许多人城里买了房子。‌‌“基本是男的做苗木生意，女的看工人干活，同时负责烧饭。‌‌”陈庄村村民、蒋梅花的朋友刘兰告诉本刊。

蒋梅花家里也种了十多亩苗木。她的儿子司立军今年43岁，他记得以前上学放假回家都会去苗圃里扛雪松，一棵5米高的雪松，带个大土坨，压得肩膀和腰都会很痛。作为一个没有根底的外来户，蒋梅花家里的情况一直滞后于村里人，村里人盖两层楼房时，他们家还是小平房，但比起种稻谷的农村人，家里还算过得去。

但2018年之后，房地产市场持续走低，随后又碰上疫情，汤泉的苗木行情断崖式下跌。刘兰告诉本刊，2018年，1.5米高的雪松几十块钱一棵，现在五块钱都卖不出去。收树的货商也不来了，以前3月到7月是收树的旺季，货商们把汤泉镇上的宾馆、饭店、歌舞厅挤得爆满，镇上的四星级酒店都需要提前预定，否则就没房。现在宾馆空着，很多饭店都倒闭了。‌‌“有的直接当柴火卖，一毛多一斤，荒废的苗木，没人修剪，全长一起糊成一片，密密麻麻的，歪七扭八的，田占着，也不能种粮食，哪有收入，只能出去打工。‌‌”

在村子里，年龄在四五十岁的村民，女的可以去市区食堂帮工、去售楼处打扫卫生，还有一些人去当保姆，男的则能去当保安，也能开网约车。像蒋梅花这样的，60岁以上的只能去干零工，主要是做绿化，‌‌“不要动脑筋，又不要出太大的体力，是最低价值的活。‌‌”刘兰说。蒋梅花老家的侄子记得，她去年在老家锄过田埂，一天90块钱，工资比较低，到南京市区做绿化工人，工资能多十几块钱。

操劳的母亲

‌‌“我这几天有时在想，这么多人掉水里，只有她没爬上来，一定是因为她太瘦了。‌‌”刘兰比蒋梅花小十多岁，对于这个朋友，她觉得惋惜又难过，‌‌“她顶多八九十斤，胳膊一小把，人也苍老。‌‌”

操劳，是蒋梅花一直给刘兰的印象。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管，儿女小时候，蒋梅花总是四点多就起床，洗衣服、做饭、干农活，丈夫只管田里的重活，从不沾手家务，连衣服都是找好交到他手里。‌‌“普通的农村妇女，干活的时候都苦，但总有闲下来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打牌，挺开心。‌‌”刘兰说，蒋梅花很少打牌，她是村里少有的几个一直在外面找活的，‌‌“把打工当做就像上班一样的，今天不做，今天就少挣100多块钱。‌‌”

司立军知道母亲的勤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2005年，司立军沾上老虎机，之后染上赌瘾，输光了手上所有钱，妻子与他离了婚。一直到2021年，他都漂泊在深圳，靠送快递维持基本的生存，女儿的照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母亲蒋梅花。‌‌“儿媳妇住在镇子上，三四年前孩子还小的时候，她每天白天在地里干活，傍晚就去镇子上接孙女放学，给孙女做饭，收拾好了再回家。她不会骑车，五六公里都是走着去。‌‌”刘兰说。

司立军说，自己一直到2021年才真正将赌博戒掉。在这些年里，蒋梅花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当时为了尽快还清赌债，司立军必须赶在7点半上班前，去给菜市场送一趟菜，需要5点起床。他担心起不来，母亲就每天5点给他打电话叫他起床，持续了2个多月。前年过年回家，母亲还掏了300块钱给他，说‌‌“你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去年过年，他让母亲不要出去打工，递给她2000块钱，但母亲又还给了他。

司立军知道，因为他的赌博，母亲在村里抬不起头。当初，司立军是大队上少有的几个考上大专的人，但沾染了赌博后，邻居会说，儿子没出息，会读书有什么用？相隔几百米的邻居，他们从来不会来串门，母亲也不去跟人交往。司立军知道母亲手头并不宽裕，她一个月的养老金有五六百块钱，一年下来也就6000块，父亲是个强势的人，一直将家里的经济大权攥在手里，母亲想要贴补儿子和孙女，就只能自己赚。

在女儿司敏的记忆里，母亲蒋梅花做事从来没有为过自己。吃东西的时候，她总会把好的那块肉给家里人，自己吃带骨头的。家里鸡下的蛋煮了，她从来不吃。她很少买新衣服，很多时候是捡亲戚的旧衣服穿，后来出去打工，总穿着工地上的迷彩服。‌‌“她很苦，她的苦，只有一个人受着。她不想我知道的太多，怕给我带来一些思想包袱。她不光是身体苦，内心也苦，身心很疲惫。‌‌”司敏说。

蒋梅花很少有开心的时刻。儿子司立军印象深的一次，还是2004年国庆节时，那时大学刚毕业的他带着爸妈去南京市区游玩，父母对他期望很高，他也是心气高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_（除徐志宏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