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愿回县城

县城饭馆生意最好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除了春节前一段时间，就是八月了。

八月，县城高中毕业生们的录取通知书陆续都到了。我们县位于中部省份，是远近闻名的高考强县，省市状元不在少数，每年都能考上好几个清北。其中，县二中是省重点，今年有高考应届生两千两百多人，加上复读生六七百人共三千左右；县一中差一点，主打艺术、体育特长，毕业生也在一千两百多人；加上职高、中专高考班一千左右，一个人口 38 万的小县，高中毕业生就有五千多人。按 2023 年高考录取率 80% 算，将有 4000 多人拿到高校录取通知书。

如今，在县里，考个民办学校、大专也会办酒席，因此这 4000 多人基本都会办升学酒席。除了少部分农村家庭在乡下办，其中多数都会在城镇街上办。县城稍具规模的酒店，菜肴每桌价格 800 元起（实在拿不出手），人们基本会选择 1200～1500 元 / 桌左右的，也有富裕人家选择 2000～2800 元档的，加上烟酒最少 500 元起，每桌成本就是 2000 元起。

所以，按每场酒席平均 12 桌、平均 1800 元、4000 场次算，总产值就是 8600 多万元，再加上单独的谢师宴，光县里八月份升学酒席拉动的消费就将近一亿元！

只是，这对应的是老百姓的成本。县里行情，升学酒席红包一般在 300～500 元，光我父亲，今年就参加了 7 场，其中一家家庭困难的至亲，他多送了点 ——1000 元。作为一个 62 岁无业又无退休金的乡下老人，一个月 3000 多元的酒席钱，让他倍感肉疼。但正常的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

再算酒席的利润，一般一桌 10 人，按每家 2 人前往算，能收 5 份红包，平均 400 元，那就是 2000 元，与每桌 2000 元起的酒席成本差不多，堪堪保本！如果桌上的白酒、红酒喝的人少，就还能赚一点。

因此，一面是不断上涨的酒席档次，一面是消费降级下红包从五六百降到三五百，办酒席的人利润日益微薄，亏本的大有人在，因此也有一小部分人干脆选择不办。但一想到之前送出去的红包收不回来，往往心里又不是滋味。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大概就成了县城酒席经济的真实写照。人情往来太重，送来送去最终又都赚不了钱，大多瞎忙一场。最后赚钱的，就只有酒店、烟酒商 —— 好歹也算拉动了一把消费。

八月之前呢？是七月。

这个月全县的焦点是高考和中考分数。我老家各种同学群、亲友群，整月都在讨论这事儿：这会儿刚有人说自家（或亲戚家）谁谁谁考了多少分，等待祝贺，那边就有人说今年的高考 / 中考好像有点容易，分数线估计挺高；这边刚有人叹息自家孩子不争气，那边就有人放出哪哪哪泄露出来的最高分数、状元；有人回忆当年考试的情况，说当年考得不好、大家瞧不上的同学后来都回了县中教书，马上要成为自己孩子的班主任、老师，又有人在群里托起关系…… 然后火药味渐浓。

县城也没有别的大事可谈，社会舆论的焦点，就都成了孩子。而焦点都聚焦到孩子后，又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内卷，和全县的大内卷，恶性循环由此而生，所以卷，就成了县城文化的一大主旋律。

而 “卷” 字背后的深层，是县城的价值虚无。

这些年制造业发展不顺，本县原来的明星产业，譬如前几年一窝蜂上马的锂电池，没风光两年，就面临产能过剩，发展困难；陶瓷产业更几乎停滞，据说库存就能顶好几年；服饰厂大量关闭，许多来料加工都不再来；只有几个大型品牌鞋厂，因为有品牌基础，生意还能支撑；除此，也就食品、饮料厂生意比较稳定，没有太受经济形势的影响。

所以，今年县里大多数工厂的状态都是半做半休。其中，稳定一点的生产线岗位，普遍要工作 10～12 小时，每周单休，薪资能达到 4500 元。8 小时的办公室工作，收入普遍 3000 元左右。

另外，除了几家台资企业和大品牌鞋厂，都不缴社保。与此相对，十多年过去了，老百姓的打工工资大概涨了 1000 元，而县城房价从一千多涨到了七八千，新城区则是破万（近几年略降了一些）。辛辛苦苦劳动所得，自然远远赶不上房价。

做点生意？生意下降且利润日益微薄，事情还不见少做。不做又不行，虽然缺乏利润，但生意滚动着，起码现金流不断就能支撑，现金流一断，就再无出路；体制内？原本高高在上的公务员、事业编也风光不再，据说林业、畜牧水产之类的好几个局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每月就发 1000 多元的生活费。

除了麻将、扑克，“下雨天闲着也是闲着”，就卷卷孩子，教育也就越来越卷。

问过许多朋友，如果让你回老家，县城 / 乡村最让你难以忍受的是什么？

是经济吗？县城、乡村虽然收入低，但是消费也低，收入跟消费基本是成比例的，这个比例跟大城市也差不多。而且碰上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小地方的优越性还会更明显一点。

是生活便捷性吗？现在网络、快递，乡村都有了。县城更是应有尽有，交通也方便，即便从乡下去县城，开个车、骑个摩托去也不过一个多小时的事情（两个小时以上的农村面临淘汰），也就相当于大城市上下班通勤的时间。

是孤独吗？这个有一些，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反而更自在。如果还能在城乡之间自由切换状态，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是什么呢？最终的答案，一般都会指向 —— 文化。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其实是乡村 / 县域没文化。

回到村里，老年人打牌打麻将，大人们刷小视频、看网文，孩子们看电视、逮着空就接过大人们的手机刷视频或打游戏；出门聊天，家长里短，问婚姻问收入，传谁谁谁在外面做老板赚了多少钱；乡村早已没有什么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小卖部作为乡村 “商业、文化综合体”，“文化” 功能基本就是牌局甚至赌博，连乡村的小学也被迁走，方圆十里再也没了读书声，一些地方黄赌毒、变种宗教侵入；各种劣质文化内容，如爽文、网络赌博、劣质 APP 等，城市往乡村倾销劣质商品的时代正在过去，而倾销劣质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县城也大抵如此，闲时主要文化娱乐就是打牌打麻将、刷短视频、去 KTV、洗脚；交流起来，不外车、房、孩子成绩、补课，谁谁谁当上了什么领导；县城资源有限，产业难以升级，经济内卷化严重，社会关系走向婆罗门化，往往颇感压抑；宾馆、棋牌室林立，约会软件横行，而公共文化设施滞后，借房地产东风，公园、电影院之类的硬件设施倒是不错，但软件奇缺，急需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如此，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多年发展下来，乡村 / 县域硬件短板已被补齐，但文化散乱、空洞，价值虚无，文化短板不断凸显，内生力量始终缺失。而此前快速城市化、工业转移阶段的繁荣，不可能一直持续。此时，一旦外部经济不佳，经济活力消退，势必导致社会氛围更加沉闷，并加重内卷。

大人们缺了方向，更会退回来卷孩子。七月之前呢？是六月高考。再之前呢？是令人喘不过气的高三：今年过年，我读高三的堂弟只放了从除夕到初五的假，而平常只有周六下午休息半天，每天早上 7：10 赶到学校，晚上 10：30 左右到家，高三前的暑假，需补课 20 天，缴费 1000 元。

再此前是高一高二，有正常的寒暑假和双休，但双休也以托管的名义 “补课” 一天半，同样只能休半天，每学期额外缴费一千四五百元。县一中主打艺术、体育特长班，每年学费、培训费加在一起需要五六万元 —— 学校为 “响应” 双减的政策，特意在校外新建了一栋教学楼，配置了正常的老师进行培训……

每念及此，我都要为家乡的孩子感到悲伤。

我问即将去武汉一所大学报到的堂弟，将来毕业了，会想着回老家发展吗？

他的回答让我颇感意外。我以为他会畅想 “诗和远方”，但与我们那会儿 “誓死” 不回不同，他很淡定地说，可能开始几年不会回，先打拼打拼，过些年再回。

“县城舒服，不大，可以骑着车到处跑，适合养老…… 除了赚不到钱，也没什么不好”。倒也没错。大城市不易，他乡不易，胡不归？

但归去，又如何忍受。

零比七，这是中国男足最新交出的战绩，赢的一方是日本队。

这是一场我头一天还知道，但当天已经忘记的比赛。

比赛的时候，我正在健身房跑步，还是有位做体育行业的朋友，给我发来了截图，我瞅了一眼，四比零，面无表情。不到十分钟，这位朋友又发了一张截图，六比零，我哑然一笑。但我还没笑完，第三张截图已经显示七比零。

我知道，朋友圈肯定刷屏了。

很庆幸，我的朋友圈里没有那么多直接指责、嘲笑、怒骂男足的。人们已经在更深入地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在说明什么？又在验证什么？仅仅是场上那十来个人差劲吗？

有人提醒，在嘲笑国足前，不如先审视下自己所在的行业。至少，国足还会走出国门；至少，这些比赛是真实的；至少，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至少，我们还能对着国足发牢骚。

每个人都不妨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业或自己的事业，以及自己的梦想，如果还有的话。

比如说，我就会感到羞愧，不是对男足，而是对自己。每逢工作日，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的事，如此重复、加深三十年，一眼望到自己人生的边。

当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当一个行业只是为了产生经济效益，或者满足肤浅、廉价的精神按摩，当一系列的行业只不过是为了彼此满足挣钱的需求，以此来维持各自经济上的体面，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意义。

我有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做实业的，哪怕是种地的农民，他们毕竟在生产有价值的物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吃饭，不违心，也不用想太多。虽然获得的不多，但他们失去的也不多。

也深刻地理解了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傻劲。傻人有傻福。

即使是在生活中，我们也日渐明晰一些潜规则，并生成生理性的反应。比如回答某个问题之时，脑神经下意识地指令已经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这个是可以说的吗”，进而再思考“我该如何说，才能保证问的人、答的人、听的人都都不至于陷入尴尬”。

就像我写这篇文章，哪怕有机会可以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也要首先做一些自我阉割，砍掉层层的顾虑和风险：这个是可以写的吗？我该如何写？才能保证审的人、看的人、转的人都不至于陷入尴尬？

巴黎奥运会上，那么多记者的提问都遭遇尴尬的场面，不知道到底是那些记者受到了过多训练的缘故，还是运动员的体育训练太多了，以至于接受采访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

我当时还想，如果是我，就会比运动员说得更好。只是这“好”，又未尝不是一种坏。我们不该从这种回答问题的能力中生出优越感来，那该是一种羞愧。

羞愧难当。

在乡村行走时，我时常感到自己真的是一个幸运者；也常常会设想如果我生长在这里会当如何？既然是幸运者，就理当承担更多一点，做得更多一点。哪怕人微言轻，哪怕能力薄弱。

我们努力保持平和而韧性的状态：你记你的宏大叙事，我记我的鸡毛蒜皮；你住你的华丽殿堂，我走我的快意江湖。其实不难体会到，常常是：历史比传说更传奇，现实比虚构更离奇，毕竟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我们可以尝试，可以努力，不轻言放弃，我们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都是Nobody。

2024年8月22日于清华园 

前几天，青岛出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大学生在五四广场附近摆地摊，一名景区安保大爷上前驱逐。在视频里，戴着红袖标的大爷一副小人得志的面孔，尤其是最后阴笑着得意洋洋重复那句“卖不了”，老红小兵式的嘴脸（根据他的年纪推断）实在太过丑陋，“相由心生”这句话真的没错。之后官方发布通报，称已经将此人辞退。

很多喜欢把“正能量”挂在嘴边的人，见到这类事件总会来一句“这都是偶然事件”“大多数人还是好的”，但若真的对这个社会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种和稀泥式的正能量纯属扯淡。视频里的红袖标大爷实在太典型了，如果是一个小小科长过来检查工作，甚至哪怕是一个村长或者街道办的事业编制人员过来，红袖标大爷都会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绝对不会这样阴笑。他只会欺负那些自己敢欺负的人，绝不会得罪任何掌握权力的人，他会像变色龙一样切换自己的笑容。

假设有一天，这个摆摊的大学生考公上岸，成为公务员，与红袖标大爷在另一场合相遇，后者未必会记得这是一张曾被自己欺负过的脸，只会无比“敬重”对方的身份。

不客气说一句，这个社会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无非有些人掩饰比较好，有些人嘴脸暴露比较彻底而已。

也有人在评论区里说，摆摊大学生太老实了，一点狼性都没有，任由红袖标大爷推搡，。可是，读书不就是为了教化和文明吗？难道要跟一个从小没读过书的老红卫兵或者老红小兵当街互骂打架才算是有“狼性”？

昨天又看到一个视频，据说是中元节的施孤活动。所谓施孤，本是以食用物品施给无主孤魂，使其尽早投胎转生的仪式。视频里的模式不知来自何地，有人站在高处，将各种物品扔下去，下面聚集的人群则在泥泞地面上争抢，宛若乞丐争食。我个人很反感这种野兽一般的原始场景，它绝非真正民俗，而是对民俗的粗鄙歪曲，我的朋友点评非常到位，认为这是“大锅饭后遗症”。

一个女孩总是被人挤开抢不到，有一次几乎抢到了，却被另一个人一脚将东西踩住，然后据为己有，有些人甚至抢了一麻袋还在继续抢。后来高台上有人看不下去，专门招呼女孩过去，手递手给了她一份。因为这小小善意，女孩露出了灿烂笑容。

文明人抢不过野蛮人，原本就是正常的。不过也有人在评论区里说，那个女孩不应该太乖太文明，应该跟这群大人一起抢，毕竟她长大后也要面对这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这条评论后面的跟评里，我认为最到位的一句是“你被狗咬了，一定要咬回去吗？”

我在朋友圈转发这个视频时写了两句：“孩子，好好学习吧，远离这个地方，千万别相信中国式的‘适应社会’，人要适应好的东西，不能把自己留在粪坑里。”

在这个社会，无数老人和中年人都喜欢自鸣得意式地讲述“过来人”的经验，可是那些经验和技能压根不值得炫耀，它们只是糟糕人生的见证。

我读小学时，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那个物质仍然相对匮乏的年代，有个俄罗斯方块的掌机都能炫耀好一阵子。所以，大家显摆的东西都特别有趣，甚至无厘头，其中一项居然是父母的抢座能力。

只有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大城市，才会明白“抢座”的意思。其实就是上下班高峰期，公交车一来，大家都不排队，拼了命往上挤，窄窄的车门口塞满了人，许多人甚至被挤到双脚凌空，至于上了车会不会有座位，天知道。

当然，这种局面一般只会在始发站出现，因为以当时大城市的人口、公共交通需求和公交车明显不足的班次，通常第一站就会塞满了人。

我至今还记得，几个同学凑在一起炫耀自己父母抢座能力的场面。有个同学吹得最神，说他爸爸一伸手就能推开七八个，哪怕一开始在后面，只要看到车往这边开，就“两膀一晃千斤之力”（这是评书里的常用语），分水一般劈开人潮。车子一到，人也到了车门口，保证能够孩子占上座位。

这个说法当然是吹牛，因为不管你膀大腰圆到什么程度，在那一刻都是无力的，只能跟着人潮往上挤。个人力量当然有助于卡位，但顶多只能让你前移几个位次。

面对这种几百人往一辆公交车上挤的震撼场面，“为什么不排队”这种问题显得很白痴。虽然每一个文明人都知道，排队才是效率最高的做法，抢座只会让大家都挤在车门口，甚至谁也上不了车。但在当年，你不抢可能就永远上不了车。特别是那种一两个小时才一班的车，你错过了就回不了家。

很显然，当时的公交车站并不欢迎文明人。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代人在宝贵美好的年少时光里，非但没有得到多少美的熏陶、文明的熏陶，反倒拿“抢座”这类事情来炫耀。而且，“抢座”不是孤例，无论身处城市还是农村，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总有一些事情就像“抢座”一样，让人无法按照文明人的规则行事。

所以，中国家长教育孩子，“长眼神”和“有狼性”的出现频率都非常高。“长眼神”就是钻空子，有一次我在某景区门口排队，一对家长显然打算偷偷让孩子加塞，然后借找孩子之类的理由名正言顺塞进来。他们在一旁不停向孩子做手势，希望他能够若无其事般塞进队伍中，可是那个七八岁的孩子显然没有这样的“经验”，他显得很笨拙，也很不情愿，始终在队伍一旁犹疑，不但没能插队，还“暴露”了父母。

最后这对父母火了，母亲把孩子揪过来，说“你太笨了，一点都不灵活，一点心眼没有”，父亲则在一旁说：“就是没社会经验，你这样以后走上社会，肯定会完蛋！”

这种教育子女的话，在许多家庭都会出现，但它出现的场合与语境，即使不像这对父母这么丢人，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孩子善良温文、缺少“狼性”，在学校或者单位没有钻空子，或者太“老实”，都有可能遭遇父母和老人的类似评价，认为他们“走上社会肯定要吃亏”。至于“单纯”，大多数时候都等于傻。

很多人嘲笑单纯的人时，最喜欢说“他这是没被社会毒打过”，可是，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一个人如果能以“傻白甜”的方式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说明他身处的社会能够包容他的单纯，能够给他提供足够安全的空间，这难道不值得羡慕吗？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要靠钻空子的行为处理事情，社会也变相“鼓励”他这样做，那只能说明个体处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因为权利随时会遭遇其他钻空子的人侵犯，又怎么值得炫耀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见到许多类似的炫耀，小到排队加塞，大到走后门托熟人办事，各种所谓的“社会经验”都能成为自己“够灵活”“懂变通”“有办法”的证明，可是，它们又真的值得炫耀吗？无非是身在粪坑不知其臭，反而甘之如饴而已。

面对蛮荒状态，最应该做的不是适应，而是选择更好的地方。

我有一个朋友，陕西某小城人，大学毕业后考了家乡的公务员，后来放弃稳定生活，辞职去了北京。她回忆自己这次人生选择时，说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积蓄直至爆发的过程，但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邻居装修。周末不停工，星期天一大早就开工，晚上也不停工，动不动折腾到晚上十点。被搞到神经衰弱的她跟物业投诉过，邻居不予理睬，也报了警，警察和稀泥，而且对她一脸嫌弃，最后还撂下一句“这么小的事情，用得着找我们吗？”

当时她就觉得，自己不能再在这个小城呆下去了，于是毅然辞职去了北京。过了几年，她因为不喜欢圈子，又辞职去了广州。她非常喜欢广州的市井气息，也喜欢人与人之间合适的距离感，但总觉得还缺了些东西，于是又在筹划下一次迁徙。

我很能理解这种迁徙，许多人对生活的理解就是“能填饱肚子能活下去”，其他都是“矫情”，完全无视个体的心理需求。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完美的地方，但确实有高下之分，每个人也有自己的需求和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真正的适应，是适应世界的发展和不同的环境，适应文明与法治。但中国家庭教育里提到“适应社会”，往往只将之极端化和片面化，或者说是“只适应低标准”，最常见的说法是“不管环境有多恶劣，你都应该学着适应”“这个社会就算有再多问题，你也要学着适应”“哪里都有好有不好，你要适应，要学着忍受”……有几个家长会跟你说“尊重自由、尊重个人权利是世界文明的主流，你要学会适应”？

正是因为将“适应”异化为对社会丑恶的妥协和“融入”，所以许多中国家庭对孩子的品质和个性要求往往与主流文明价值观相背离。如果五六岁还天真纯良，家里人就会担心这孩子是不是傻。相比之下，老成世故的“小大人”更令人满意。孩子太温文有礼也会被欺负，所以要适应丛林法则，要把自己的獠牙露出来去争去抢。

他们理解的狼性基本集中于物欲方面，也就是面对名利尽全力去争，淡泊随性是傻子，理想不是升官发财也是傻子。换言之，他们更注重狼性贪婪的一面。如果真的面对邪恶，那可千万别有什么“血性”，从小就教育孩子在公交车上见到扒手千万别声张。

这个处处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除了制造“两面派”之外，基本不会有其他效果。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非狼即狗，你让自己孩子好好做个人不行吗？

前些年“狼图腾”流行时，我说过一句话：以兽类为图腾，是因为原始人类对世界的无知和恐惧，因此期望寻找庇护自身的力量。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文明一日千里，还在扯什么“狼性”，只能说明自己还没进化为人类。

对于个体来说，如果将狼性建立在“遵从丛林法则”的基础上，那就不可能不扭曲。因为丛林法则的最终目标就是“争”，而且是无视对错的“争”。

鼓吹狼性的社会肯定不值得留恋，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好好做个人都会被视为错误和“无能”，可是，做个人不好吗？

《儒林外史》里有很多人物，几乎每一个读书人追求的都是考取功名，然后入仕。吴敬梓用大量的笔墨，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云泥之别”，什么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高中与落榜，当官与草民，完全是两个世界。

但是在《儒林外史》的开篇，讲述的是王冕的故事。这是一个只读书却几番拒绝入仕的非典型人物。当朱元璋决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时，他预知“一代文人有厄”，于是避居会稽。

我还想到了河南汝州被清退的41名事业编人员。他们像是那个时代被遗弃的妾，没有补偿也没有说法，不知何去何从。

编制成了近几年尤其是这半年的一个“高频词”，研究生博士生在考编，作家在考编，明星在考编，甚至连网红也在追逐编制。他们本有可以畅想的未来，有远高于常人的收入，但他们还是想要一份“确定性”，或是别的东西？编制里到底有什么？

说实话，仅从账面上看，大多数编制，尤其是基层的，纯粹的工资收入真没多高，也许是退休后的福利会好一点，但那时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后的事情。那么，当人们追逐编制，到底在追逐什么？

今天，还有一个曾经不追求编制甚至不追求稳定工作的人物刷了屏。他叫袁凌，一名作家，最近贫穷到要51岁再找工作了。而在此之前，他曾经做过自己带的员工的下属。或许，他就是一个反面案例，是年轻人追逐编制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还想起了唐尚珺。可能区别只是在于，唐不是屡试不中，而是屡中不上，唐可以凭借这个人设出名，甚至获取流量和收益，而没中前的范进们不能。但是唐也永远享受不到范进那种兴奋到卡痰的感觉。

我还想到了李佩霞与毛奇，他们代表一种上岸后的状态。说句客观的话，两人长得都不错，都是80后，算是新生代，但他们又给我们一种感觉：他们和那些“旧人”也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和儒林时代的那些人也没什么两样。

我想所有进入编制的人，没有人想成为李佩霞，那么是什么让李佩霞成为李佩霞？

也许，吴敬梓开了一个天眼，上看两千年，下看三百年。

也许，这些新闻都不算是新闻了。

也许，我们都是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