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乱象 下的文章

我在 12345 负债上班

我的堂姐 2017 年大专毕业,2019 年,她成功考上当地政务中心劳务派遣,成了一名 12345 城市便民服务热线的接线员 —— 确切地说,不算是考上的,是前面好些人放弃后,录取名额滑到了她名下。尽管月工资只有 1500,每天得接上百通市民们各类奇葩来电、时不时忍受领导的 PUA,可这也已经算是她这个学历能找到稳定工作的天花板了。

工作几年,堂姐的日子像错印了 N 页的厚书,内容一样,到点翻页,日复一日。她也曾热血过,勤恳工作,渴望机遇被破格提拔,但生活冷酷,并无魔法;她也曾挣扎过,想努力考个编制从岸边爬进岸里,可惜能力不足,多次无果。离不开,也知道不会长远留下,她迷茫着,犹豫着,蹉跎中度过每一天。

以下是她的自述。

1

2017 年大专毕业之后,我换了好几份工作才在一家教培机构稳定下来。这是一家扎根本地二十多年的老牌培训机构,专做小初高的提分强化冲刺,在我们这小地方就有十多个校区。我选择这里的原因很简单 —— 不需要经验,离家近,大专学历以上即可。我们是欠发达的三线城市,工作机会很少,这份 “课程顾问” 工作底薪两千,做六休一,销售性质基本是标配。

在咨询部当了一个多月的 “课程顾问” 后,我意识到自己性格放不开,干不了每天孜孜不倦轰炸家长并且为了签单要各种打保证的活儿。而且这活儿很累,为了赚那两个点的提成,我基本上二十四小时待机,有时马上要睡觉了,来了电话也得立马换上标准话术拿出客服姿态。

我见教务口的老师们工作轻松,按课时算钱,挣得也不少,便求着课程部主任说,如果有空缺能否先考虑我。为此,我辛苦备考,成功拿下了教师资格证,只是到手还没多久,就吹风说 “双减” 政策要下来了,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给干趴下了。

传闻中 “教培行业人均过万” 的大钱,我也只挣了三个月。

失业之后,我再次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还能干点啥。当时有同事转行,进了公考培训机构,每天朋友圈各种广告打着,这个金饭碗那个银饭碗,看得人不免心痒痒 —— 可惜我学历不够,绝大部分公务员岗位连报名资格也没有,只有第三方的劳务派遣能接纳我。

在前同事的推荐下,我前后参加了两次劳务派遣考试,一次是邻区政务大厅企业口的窗口办事员,一次是我们区社保局生育保险的人工审核员。两次我都没通过。答题还好,我做了些准备;面试时两个问题,一个是基本的人情世故,我勉强应付,另一个专业点的问题,我都没答上来 —— 最终排名也自然在招录的前二三十名开外。

没有收入的那阵子,我开始对自己怀疑,别人都说 “上岸”,可我努力半天连 “岸边” 都靠近不了。家里人发了话,实在不行就先找对象吧,都说成家立业,趁现在结了婚生个孩子,到时候孩子大点再去工作也不晚。我知道,如果真的那样,我就彻底被社会淘汰了。我长得也一般,没谈过恋爱,喜欢的偶像是邓伦,找男朋友的标准也是他,可找对象哪是那么简单?

眼看着父母对待业的我越来越不满,心里的无力感也越来越强。这时,我突然接到了自称是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电话,他说现在便民服务那边还缺人,按规定补录,问我愿不愿意去。如溺水的人看到唯一的浮木,我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一直到去报到的前一天,我都不敢相信这等好事会降到我头上 —— 事业单位,稳定双休,给买保险,即便是 “岸边”,也比外面强太多了。我的人生仿佛一下子从悬崖边被拽去了大平原,前面还有条康庄大道。

只不过,一上班,我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

2

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被分配到了 12345 便民信息中心,做座席业务的接线员,工资一千五,干一天歇一天。

听到工资时,我双眼瞪大,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敢相信给堂堂公家打工的报酬竟然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一千八百元)。我再三确认数字,主任却和我说,“庆幸吧”,你们这一批人,合同是和单位直签,工资也走区财政,对你们来说真是撞大运了,现在单位还有些老人 “自收自支” 呢。

主任所谓的 “自收自支”,就是字面意思,事业单位像企业一样营运,自己挣来的利润给自己发工资。比如我们融媒体中心的 XX 日报,发行量从鼎盛时期的三万,沦落到现在停刊,只发微信公众号,靠到处找广告、给企业写软文挣钱;隔壁县城的电视台,就靠开设 “小主持人班”、“电视台研学营” 来维持人员开销。

我是干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其他经济发达的区也有月薪三千多的话务员,而一千五则是我们区话务员的普遍收入水平。我们整个系统一共二十五个人,负责全区的线上综合政务处理,12345 热线只是其中最大的一项业务,话务员占了一大半;园林、市政、煤气和供热等业务有专人负责,有四五个人;此外就是人民网、数字城管、市长信箱、投诉回访等端口 —— 无一例外,干这个的全是女生,因为男人完全养不了家。我们这群女人里,最大的三十五,最小的刚满二十,而且除了两个主任外我们都没有编制。

上班第一天,我谁也不认识,工作时也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感觉孤立无援。中午吃饭,大家三三两两结伴去食堂,没有人叫我,唯一惊喜的就是饭菜很便宜,三块钱居然就能吃到两荤两素带酸奶带水果的自助餐,加上一块钱的早饭和两块钱的晚餐,每天只需要六块钱即可。上班另一项必要开销的是油钱 —— 我的车是家里给买的迈腾,行驶本写着我爸的名字,我开,往来单位十五公里,油费一个月两百,我掏,保养和保险偶尔家里赞助。这样算来,我每个月还能有一千的活钱,可惜耐不住休息时间多,人只要一休息就要花钱,所以,基本月月光。

不过这份低薪的工作,忙碌却超乎我的想象。来了三四天,我才被分配了任务 —— 做签单。

所谓 “签单”,就是市民致电 12345 后,工作人员会根据单子所属辖区进行工单下派,具体到每个业务口都有专人负责。全区十三个街道办,每天做了多少工单,完成情况如何,都要一一汇总,每隔二十四小时给市里上报一次,每个月全区大排名,考核的指标之一就是签单数量和好评量。

签单是项极其简单且重复的琐事,需要一个个从系统里抄下来市民名字、联系方式、内容,编好号,到点上传,比富士康焊接板还容易,有手就能干。抄了不到五十个名字,我就觉得无聊;抄到一百个,我觉得自己是个机器;抄了两百个后,我怀疑起自己的价值。

我问同事,为什么不做个系统直接生成数据?同事说,咱隔壁区就是电脑弄的,搭建个系统,至少需要三百万,现在区里哪有钱?只能人工操作了。我又问她,我还要干多久?她笑着说,等找到下一个新来的,你就解脱了。我这才明白,签单是领导给每个新人磨性子的下马威,能干住的才换到其他清闲点的岗位,不能干的,第一关也就淘汰了。

一开始签单,我还饶有兴趣地顺便浏览一下市民诉求,什么外地户口办异地医保啦,失业保险金领取啦,美甲充卡被骗啦之类…… 看多了,只想加快速度。临近过年,单子特别多,有时候一天需要处理三四百个,我每天双目无神,手指翻飞,一上班就化身为无情的抄单机器,只盼着吃午饭,只盼着下班。我告诉自己,熬过这一天,明天就能休息了,休息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就这样,撑过了一个又一个八小时。

我以为新人来了我就升级了,结果后面连着进了几个新人,都是一来就被安排进了其他线,我想解脱,还遥遥无望。

大家私底下议论话务员中一个开着 “小奔” 的高调女孩,人家中专学历,有关系,不知何方神圣打了声招呼就直接进来了。可惜她业务太差,基本的电脑操作都弄不明白,把主任气个够呛,我们多次路过办公室时,都听到领导对她大骂。

深入了解 “小奔”,是由于一次业务联系,我们加了微信。她不喜欢打字,叫我 “姐们儿”,充满江湖气,总是发长长的语音,弄得我头疼不已。点进去看她朋友圈,也够张扬,今天晒酒局上自己夹着半支烟的精致美甲,明天出现在摇滚夜店的现场。

她很清醒,也带点二百五,一面经常转发一些女人要搞钱、独立自主、如何驾驭男人的文章,一面大张旗鼓把和某些打码 “大佬” 的对话截图晒出来,彰显自己人脉发达。这样大胆高调的风格,在处处谨小慎微的公家单位里绝对是大家的电子宠物 —— 连名字也不用提,一说 “人家”,大家就心照不宣知道女主角是她。

“小奔” 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条:一个是帮问 “圈儿里” 有没有人收煤矿,谈成了她能提一辆悍马,自己已经幻想怎么开了;另一个是感谢 “咱妈”,对方表示让她好好升个大专,将来调到派出所,“只要咱妈还在,自家兄弟肯定是要多照顾的”,还连发了多个祈福表情包。

我们纷纷猜测这个 “妈” 就是把她弄来这里的那位神秘介绍人,或许有人提醒她了,这条朋友圈很快就隐藏了。不过她这 “妈” 似乎关系也不够硬,没多久,她就替代了我的位置。

至此,关于 “小奔” 的传言也越来越泛滥:有人说,据她初中同学透露,她一向吹吹侃侃,一分的事能夸成十分,十分的事能吹成百分;有人说,她家其实条件一般,就在马路上盖了个小二楼做招待所,她对外一直宣称 “家里是做酒店的”;还有人说,她到处和本地夜场红人合影,出门就吹 “这是我好兄弟”…… 真真假假,让第一次照面的人无从辨别真伪。

庆幸的是,这些和我无关,我升级成了座席话务员,不用再抄本子了。

3

又干起接打电话老本行的第一天,我就接到了一通人命电话。

半夜十二点多,市局转过来一条紧急专线,是位声音嘶哑的女士。她情绪很激动,说丈夫外面找人了,不管她和儿子,现在孩子在上高三,学习又不用功,两人一个月也见不到一面,她一个人生活崩溃,想要打开煤气自杀,又说想跳楼。这女人连哭带说,断断续续,我第一次接触这种事情,一下子慌了神,愣了半天,才想起来先安慰她千万别想不开。电话还没挂,我就赶紧给她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报了警,然后又层层上报。一晚上没睡,浑身盗汗,担心人到底救了没有。

隔了一段时间,我才从同事大姐嘴里听说,这女的是个 “惯犯”,隔三岔五就打来电话说要自杀,还说她精神有点问题,早就和老公离婚了。她问我,没接她的话茬吧?“一接可就要开始给你扯了,直接说已经通知街道办准备救援就行了”。

就这样,我的好心被大姐轻易糟蹋了。不过自从转到接线口,能接触上人、和人沟通,总好过当个抄写工具。

我们市三百多万人口,每天 12345 的进线里,属于我们辖区的大概四百多个,分配到我这里也有百八十个,我不停地接电话,回电话,经常被无厘头的诉求搞得哭笑不得。

比如有一天,有位男士一本正经地进线,说他在家附近的生鲜超市买柚子,他问工作人员柚子甜不甜,工作人员说甜,结果他买回来觉得一点都不甜,超市骗他,要求退钱并且跟他道歉。我说给您反馈到市场(管理)局,他说不行,还必须把超市投诉至食药监局,“这简直是欺诈”。他嫌我给他写的转办工单语气还不够强烈,得按照他的口述一字一句抄下来,言语间愤怒不已。

还有一次,一个大哥进线,说他家楼下广场舞永远是用一首曲子,一天到晚放烦死了。我说那帮您转办到街办网格员提醒舞队队长注意时间,他说那倒不用,让她们歌单丰富一点就行了,还点名说喜欢刀郎的歌,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我在对面没忍,赶紧按了静音,趴在桌上笑够了才接话。

一点小事打来了的也有。有人一大早打电话,说要举报某某早餐店,理由是他喝了碗胡辣汤,墙上明明写着四块,结果收了五块。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当面问呢,一句话的事儿。他说这些事情应该由政府出面调查解决才行。我登记到市场局了,也解决调查清楚了 —— 人家涨价了,没来得及改。

后来,由于我在电话里反问市民,还被主任说了,“要是人家录音了拿这个说事儿放到网上,说不定给我们扣个不作为、懒政的帽子”。又说以前有个接线员没注意,备注里写了 “此人精神方面有点问题”,结果回访时被系统机器人给读出来了,惹了好一阵麻烦。

主任多次强调,我们是 “便民热线”,不是 “解决热线”,无论市民是什么问题,都要记录下来,帮 TA 转到经办人手里,不要擅自回答。有时候,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派单,百度一查,答案是:咨询 12345。

我心想我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啊!

当然,有时候主任也会无语。有天我接了个电话,对方说他在西环路走着被绊了一跤,我以为他需要协助就医或通报城管补路,没想到他说,当时他的脑子里正在想一个三百多万的商业计划,现在一下被打断了,让政府赔他这笔钱。我苦思冥想半天,都不知道该记录到哪一类,只好说:帮您先登记,后反馈。

接电话久了,我不自觉地养成了职业习惯,有时自己的手机,拿起来第一句话也是:“喂,您好,有什么能帮到您?”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雨天 —— 雨天出门人少,小摊贩们也无法占道经营,打进来的电话就少。我一直期盼下雨,但雨也不能太大,否则就有连夜的防汛或者救援电话来个不停。

夏天夜晚,我们都会增派人手接电话。有阵子,我们晚上接连接到几十个同一小区的来电,那个小区门口是烂路,一下雨,所有居民就得趟水,他们报过警、上过新闻,也投诉到过市里,又层层压下来交给基层处理,可惜基层没钱,路烂了多年也没修。所以愤怒的市民就打电话来 12345 泄愤,一接电话,说什么的都有。可我们又不能还嘴,不能不办,还不能说实话,否则全市 “积分大比拼” 影响区里的排名,只能是一轮又一轮地鬼打墙。

有一次我去劳动督察大队办事,看到地上躺着要工资的农民工,心结成了一团。他们以为我们出来进去很体面,实际上换了这份工作后,我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4

干了不到一年,我就认清了现实:在这种单位里,钱是挣不到了,那些回访出来的 “好评” 换来的,不过就是几十块钱,人反而被整天的负能量损伤得脾气暴躁。唯一庆幸的就是休息日多,每个月有一半时间得空,我顺理成章成了家里的跑腿专员,整个家族大事小情都是我在料理。

有一次,我妈做痔疮手术时,恰好我姥姥打来电话,说这两天眼睛特别糊,看不清了,想来市里检查,姥爷也说肚子拉血。我一个人顶三人用,安顿完老妈输液休养,赶紧拉姥姥去眼科医院挂号,找了个组里休假的同事帮忙看着姥姥的空当,我又带姥爷往中心医院消化科跑,中间还得惦记给每个人订饭。家里人都在上班,预约挂号检查问诊现在都是电子的,没有年轻人的帮助,老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弄。

至于家里平常的水电煤气、社保反诈各种认证,直播间下单、拼多多退货…… 父母、周围亲戚,谁不懂都随时随地来问我 —— 他们知道我最闲。不知道我工资的,都庆幸我找到了好单位,说 “到底还是公家饭”。

我算好运,踏实本分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她见我说话和气,处理事情也算负责,便提拔我为小组长了。工资一毛钱没涨,但可以做组里的机动人员,还能经常去见些 “大人物”。

不过这也不是啥好事,我们区经济不行,各项排名垫底,领导们天天挨批,我得跟着主任隔三差五去给民政局局长、环保局局长、区委书记以及其他分管领导们汇报工作。主任说,这可是个美差,很多公务员都没得机会天天在领导们面前晃悠,你一个合同工,居然能捞到这种福利。

当然,她这话的背景是,在体制内,大家默认,如果能多认识一些人(尤其是领导),捞取政治资本,办事也多少方便些。

我的微信里加了我们区十三个街道办的负责人,还有好些社区网格员,全市 “大学习” 时还加了不少其他区的公务员。大家不太熟,网上沟通,从不明着打听你是否有编制,有时候别人以为我是公务员,打来电话,一句 “X 科”,就把我叫得飘忽所以。

不是没想过考个单位。和我同一年进来的,就有个研究生小小,我很惊讶她那么高学历怎么来这里苟且,没想到人家早有了规划:只要有编制就考,时间错不开,就和我们换班,一年之后,她成功上岸了,听说工资也涨到了四千,还不算年底的奖金,让我们这些老战友羡慕不已。

小小考试动力很大,为了爱情,也为了自己。她和男朋友从高中开始谈恋爱,七八年了一直没结婚。明眼人都知道,进行到这个份上了还走不进婚姻,多半是有问题。跟她熟了以后才了解,大学毕业后,她男朋友直接工作,找了个我们这儿不错的央企金融销售岗,一年能有小二十万,而她选择读研,计划研究生毕业就和男朋友结婚。但此一时彼一时,三年研究生读完,工作更不好找了,男方家多次暗示,她一定要有个正式工作才能推进两人的婚事。

于是,小小毕业后就没找工作,一直学习考公。男友也算有担当,主动负担了她的考公费用和备考期间的生活开销。可眼看着两年 “应届生” 的身份快用完了,自己还没有上岸的意思,小小就决定先试着到容易的 “岸边”,稳定住生活,再继续前进往上考。我们主任也知道小小的心思,工作不忙的时候还鼓励她多看看书,常拿她做例子来激励我们也要上进。

显然,主任是不怕有人考走的,人往高处走,走到体制内,还能给自己留个顺水人情。

5

同单位里的女人们多是三十岁以上才成家的,她们本地人居多,就图个工作清闲,方便上下班接送孩子,都没有什么事业心 —— 或许曾经有过,但也早已在时间流逝里逐渐磨灭了。

王姐就是混日子的典型,家里的一切杂事都可以拿到单位来干,以节省在家的自由时间。给孩子做的手工摆件,给婆婆过寿的相册 PS,甚至自己化妆,都是在吃完早饭后的工位上进行。她的办公桌上堆积满了个人的生活用品、养生用品,办公室俨然成了她的第二个家。

既然是家,怎么能工作?王姐的摸鱼本领很高,一个小时能办成的事能拖成一个礼拜,成了老油条。我和她聊过,她其实也是挺有想法的人,只不过是看透了,摆烂了,“人间不值得”。

2012 年前后王姐刚毕业时,外面很好找工作,她本来有机会去某大型地产公司做策划,当时知名大房企刚来我们市,赶上时代的洪流,说不定能大赚一笔。现在眼看着地产走向没落,她也想开了,“穷就穷吧,一切工作最后还不是为了生活?” 现在每天上班下班,家庭事业都能顾了,没什么不好,只是生活毫无波澜,有时也怀疑起自己的价值。她待人很真诚,悄悄和我说,“不是你的事千万别揽”,具体原因没说。

可惜当时我并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味。

我刚成了小组长时,斗志满满。

我家隔壁就是区里的大型塑钢型材厂,那天我休假看到厂里冒了烟,想起自己有消防部门领导的微信,就给他发了条消息,并拨通了救火电话。没想到,该企业属于国企,街道办不管上,消防车也因通道狭窄进不去,只好求助 12345。我说不用求助,那样太慢,又突然想起来街道办有环卫的洒水车,赶紧给街办的直接领导打电话,才顺利灭火。

我以为自己立了大功一件,便浮起了能 “破格录用” 的幻想。要知道,那个工厂里全是生产备料,易燃品,若是引着了,非得酿成大祸。

没隔多久,企业专门给消防队发了锦旗,写了感谢信,消防队领导和他们合影,说都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而我从头到尾都是透明人,根本无人提及。我那最后一丝转正的侥幸被浇灭了。同事提点我,哪有什么英雄主义,全是领导指导有方。市民打了 12345,管用了,他也认为是最后那个环节办事的人管用,和我们话务员无关。

待久了,知晓了彼此的 “底细”,我们也就如午夜后的灰姑娘,现原形了。一现原形,有编制的就很少搭理你了,体制内就是这么现实。我知道了那些所谓的 “人脉” 多么脆弱不堪,我和同事起了点争执,我仗着自己认识领导,直接越过主任去告状,长长的小作文一摆,我以为关系很大的领导会给我做主,结果等了很久都没有回复。最后主任知道了,很委婉地说,“矛盾不要上交”。

这里的人讲话都很艺术,不会明着看不上你,可处处的限制,都在提醒你就是个临时工。正式工年底有精神文明考核、绩效考核、年终考核等,一下发年收入的一半,而我们没有;人家有取暖费、高温补贴,我干了一年都没听过;过年发福利,人家粮油米面、成箱的海鲜干果往家搬,我们也只有最低配的一份;连停车也是,人家能进了院子放进职工停车位,我们的车都是停在附近的马路边,要走几分钟才能进了单位。

身处鄙视链底端的种种,盘剥着我的自尊心,很多时刻我都觉得待不下去了。如果我尽早退场,或许还能寻得另一条出路,可我已经干了快两年,看了眼外面,疫情越来越严重,那么多人没了工作,我这一千五的 “塑料碗” 倒也显得摔不烂了。一千元的可支配收入不算多,我精打细算安排着每分钱的用途 —— 最近哪里新开了螺蛳粉火锅,我很想打卡;哪里又有一家网红餐厅,同事也问要不要一起去;再从淘宝上买几件衣服,工资很快就见底;有时还得父母贴补生活费…… 我有同事更甚,一直靠借着信用卡生活。

真正让我触动的,还是老同学给我的打击。

有一回我刚上线,就看到系统里接入了个熟悉的名字,一通电话,原来是咨询境外防疫政策的。她从电话里听出了我的口音,我也从她老家的小区名字里知道了她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多年没见,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相遇了。我忍不住打探她的消息,可公共系统上只知道她长居英国,其他不便多问。

她电话里掩不住兴奋,问我怎么成话务员了。

我苦笑着说:是啊,成话务员了。

当年她学习成绩和我差不多,家境也一般。高中我们还保持联系了一年,她去的也是一所普通学校,怎么十年后归来,她成了海归华侨,我给干成话务员了?我怎么混成这样了?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决定考公了。只有成了公务员,才能理直气壮地把 “在事业单位” 的自己介绍给别人,也不必担心和那个职高毕业的女生一样的结局 —— 她连签单也错误百出,领导忍无可忍,把她调老远打发了。

6

我的考公之旅几乎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成人本科的学历各个岗位几乎不认,而那些能要我的地界,几乎都在偏远贫困县的乡镇里,若是真去了那边上班,还不如现在干一天歇一天。我又想到可以考教师编制,一直准备着,等到了往年要出名额的时候,竟然没有出通知 —— 很偶然的一年不放编,居然让给我遇上了。不过,查阅了往年的 “上岸” 分数,其实就算是考,我也机会渺茫,而且现在报名条件越来越要求 “学教一致”,符合我的岗位也不多。

家里就两个女儿,姐姐远嫁,我妈死活不让我离开家。我爸在一家液化气厂上班,我妈在附近钢厂的图书馆做管理员,平常两人手紧,花不了多少,说起来,经济上我家负担倒是不重,外加我和我姐都没上过大学,我家在教育上支出并不多,所以我爸才能给我们姐俩一人一辆车开。可惜有车我也不能走远,我妈不介意我的岗位属性,在她们那代人眼里,只要进了政府大门,哪怕是看大门的,都牛气哄哄,她决不允许我辞职。

我自己和自己较劲,报学校,无法报更远的地方,就这么一蹉跎,一年又过去了。除了那个研究生,我们科只有进来的,没有再考出去的。招工形式也变了,考进来的合同工少之又少,即便是有了硬关系,来了第一件差事,也是签单。

我每天辛苦备考,下班就跟着上中公网课,从头学三四年级的数学题 “鸡兔同笼”,闲了刷抖音,浪费时间时刷的都是公务员知识点,白天开车路上听 “常识”“时政”,也算是争分夺秒。可试了一次事业单位、一次公务员、一次教师编,都一无所获。

2022 年冬天,防控非常严格,到处都在打电话咨询出行政策。我上厕所的工夫,手机登入系统还得处理几个回单,人被压缩至极限。大家都如此,说话口气很呛,整天过得很不开心。疫情三年,各行各业不好干,区里财政也十分紧张,一开始是压一个月工资,后来压两个月,到现在已经欠薪三四个月。不止我们,听说正式工也缩减了开支,没有收入的日子,大家仿佛活着也没了盼头,每天进出单位都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

这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是负债上班,花着自己的积蓄,来之前存的几万块都见了底,有时不得不用网贷来交车险、打九价(宫颈癌疫苗)。我后悔刚来上班时经常和人串班,凑够一个礼拜假就飞出去旅游,一趟少说也两三千;我和同事还经常去万达,吃顿海底捞、肉蟹煲;父母每年的保险、水电煤气费也是我交…… 现在想想,若是那些享受的钱攒下来,够用很久了。

其实我对钱的欲望很低,上大专时我姐挣上了钱,经常买件衣服就是五六百,我自己工作了住家里,挣多少花多少,没觉得特别需要钱。如今我消费降级严重,休息日哪里都不敢去,就躺家里看电视。我还有同事为了管住自己不花钱,竟然没事儿也来单位蹭水电。

不是没想过离开,可已经蹲在坑里了,再走我还能去哪里呢?我们这小城市,只有落后的第一产业,煤矿、钢厂,要的都是肯出力气的男人。坊间传言最近的煤矿招聘,下井生产岗要两千个人,报(名)了四万,有一大半是大学生,女生想进去,只有灯房有岗位,找人 “内推”,起步十万元。我要去市场上竞争,就是小白一个,话务员是什么工作经验吗?会有谁要我?我从组里岁数最大的大姐身上看到了我的将来 —— 她 87 年的人,已经三十七了,单身。她 2008 年就来上班,当时工资才八百,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能熬这么多年。问就是她对自己也怀疑了,“我的人生除了这样还能有选择吗?”

本来我也曾以为人近 “岸边”,“上岸” 容易,到头来,发现是温水里煮青蛙煮废了自己。

7

我决定改变,工作之外唯一能变的就是我的婚姻了。

然而,进入单位后,找对象更难了。在熟人社会里,你的言行举止纯靠口碑传播。如果口碑败了,基本没人给你介绍对象了。那个接我班的 “小奔”,我后来才知道,她以前是夜店里跳舞的,因为很会喝酒,一身江湖匪气,认识了本地不少所谓的 “二代” 兄弟。可惜关系再硬,她自身能力不强,什么也不会干,经常被不同科室撵来推去,已经成了单位的鬼见愁。

我们平常不敢乱说话,行为 “举步如猫”,更早没了朋友圈自由。找对象也是,一听就摇头的人绝对不会考虑。和我们同层办公的城管分局有个 “海王”,有同事见他车上拉过好几个女同事,最后结婚对象竟然是供热系统一个领导家的女儿,家里指(定)的。大家感慨,果然男人最精。我二十七岁进来单位,到二十九了还没有谈过恋爱,家里人着急不已,可这么市侩的品种,又如何看得上我?而没有那层身份,他又靠什么养家?

这也成了 “进了这个门,女的就单身” 的困局。

一直到我和朋友去相亲,见证了大龄危机,才想赶紧把自己 “出手”。朋友是邻市的,和我一起学过车,我们俩同岁,又同是从教培行业出来的,很聊得来。她去年考上编制了,终于舍得花钱给自己安排个对象,我陪她去了相亲机构,人家老板问多大,她说二十九。人家长叹了口气,“幸亏没上三十”。

这让我意识到了婚恋市场对三十岁以上女性的残酷。接下来,老板给她看了这里的男会员,个个年轻帅气,还是独生子,身高基本是一米八。其中一个,正好是我朋友的理想型,看得她心动不已,立马扫了八千的会员费。

过了一阵,我问朋友,有没有戏?她摇了摇头,说都是诱饵,一说让介绍,那老板就说对方想找二十六的,“可以给你约,但不知人家同不同意”。如此几次之后,找对象也没什么进展。她给我的最后忠告就是:年龄大了太危险,赶紧结婚。

我结婚,也不是因为她这句话 —— 当时正好有人介绍对象,人恰好我还认识,在企业上班,比较实在,没那么多滑头,正式相处不长时间后,我就利落把自己送进了婚姻。直到站在宴会台上,我都不敢相信曾幻想邓伦的自己就这么结婚了。初恋,相亲,三个月,果然岁月可以改变一切,邓伦都塌房了,还有什么能长久。

至于工作,依旧在单位里煮啊煮,什么时候能跳脱出来,依旧是个谜。老公说,先干着吧,实在没了工作我来养你。我笑着说,你现在就得养了,花呗这个月欠的快到期了。

工作好几年,给这个城市当客服,一分没存,还倒贴了一大笔。即便如此,你不想干,多的是排队的各路亲戚。

只是随着上面 “精兵简政” 的落地,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到几时。

幸运儿

人贩子是同时找上姐姐桑英和妹妹妞花的。后来被拐走的是妹妹,8岁的姐姐侥幸脱逃,很长时间,桑英都被视作“幸运儿”。

拐卖发生在1995年初冬,贵州地区已经开始降温。

早晨6点,姐妹俩的父母照例离家,外出打工。他们每天都奔忙于几份工之中,他们去工厂,也到工地帮忙,有时也卖些蔬菜或者水果。他们用劳作挤满每一天,来供养这个四口之家的日常支出所需,也给了姐妹俩比同龄人更为富足的生活。

自桑英记事起,姐妹俩就跟随着爸爸妈妈打工的轨迹,在贵州的农村和城镇间不断迁徙。

寒暑假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姐妹俩会随爸妈住到镇上,每天等父母下工回家。每一个父母结束劳作回家的晚上,一家人睡在一张床上。妈妈睡在当中,姐姐在左,妹妹居右,爸爸在最边上躺着,把母女三人护在里头。

有时爸爸回来得晚,妹妹已经睡了。他带回两只煮好的鸡腿,用叶子包起来,叫姐妹俩起来吃。妹妹困得睁不开眼,爸爸就让她坐在床边,眯着眼睛,把鸡腿肉一点一点往她嘴里塞。爸爸对着妹妹笑,眼里满是爱意。桑英在一旁,吃得满足。

上世纪90年代,从群山围绕着的毕节织金县农村老家,到贵阳的镇上,需要乘坐凌晨5点的大巴。天刚蒙蒙亮时就出发,翻几座山,颠簸一天,天黑时抵达。路途艰辛,年幼的桑英一直记得。

出门前,爸爸和往日一样叮嘱桑英:“在家把妹妹带好,一会儿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桑英微笑着点头。

在桑英眼里,爸爸一向温文尔雅、脾性温柔。每次走亲戚,爸爸总是牵着桑英的手,向亲戚们炫耀,“你们都不知道,我家这小呆瓜,可聪明了,成绩可好了。”“我家这两个女儿,顶别人家十个儿子。”说完后,他摸摸桑英的头,看着她笑,眼神温柔地落在她身上。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幸运的。在女孩普遍不能上桌、早早嫁人的村里,爸爸的思想和为人堪称前沿。他不抽烟、不喝酒。妈妈干练、开朗,总是扎着低马尾,脾气比爸爸更直。村里的男人总是骂媳妇、打孩子,她的爸爸不仅不打不骂,还从不说脏话。

父母刚走,隔壁的“大伯母”就来邀桑英姐妹俩上街,说要给妹妹买些毛线签子。那女人知道,当时5岁的妹妹妞花正痴迷于织毛衣。

看着妹妹雀跃的脸,桑英却做不出喜悦的表情。桑英一直恐惧着这个“大伯母”。第一眼看见她时,桑英还以为是个男人:黑色的超短发,颧骨很高,脸很长,短短的鬓角下,露出一对老鼠般尖利的耳朵。

“大伯母”总穿黑色风衣,和桑英姐妹并无亲缘关系。只是两家住得近,女人家租住的开间和桑英家只隔着一堵墙。一开始,女人隔三差五就来找桑英家借锅、借碗,隔天归还时,又送来一些零食。

女人和桑英父母很快熟络起来。爸爸对从外地过来打工的人总抱有善意和同情。因为他们一家也过着这样的颠沛生活。

桑英的爸爸笑着和姐妹俩介绍说,这位阿姨是新搬来的邻居,大家都是出来干活的,都不容易,以后互相帮衬。他让姐妹俩叫那女人“大伯母”,叫她丈夫“大伯”,“你们彼此间就当亲人。”他冲那家人笑,那家人也礼貌地回笑。妹妹妞花,和小女儿互相示好。只有桑英低头看着地面,不敢抬眼看那三人的眼睛。

在贵州,大人们常叫桑英提防那些“吸白粉的人”。半个月前,女人刚搬来时,身后跟着“丈夫”和一个看起来不到十岁的“女儿”。桑英看见这“一家三口”,就感觉害怕:女人长得像老鼠,男人瘦得脸庞凹陷、五官突出。那小女儿,年纪不大,却总是拉着脸。不知为何,她的眼睛浮肿着。在年幼的桑英眼中,他们就像吸白粉的人。

“不去。”桑英对“大伯母”说。那时她并不知“大伯母”意图拐卖她和妹妹,只是出于此前对“大伯母”一家的警惕,她觉得不想跟“大伯母”走。“一会儿爸爸回来,我们不在,要骂我的。”桑英和“大伯母”说。

女人没恼,也没和桑英多纠缠。她转而尝试说服妞花。

桑英听了,尝试劝阻妹妹妞花:你也别去,我们俩就在家,爸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女人不乐意听这话。她对桑英说:你要是不愿意去,就不去了,我带你妹妹去。

和姐姐不同,妹妹妞花对“大伯母”一家没有防备。女人一家搬来后半个月,女人的小女儿常到家里来,叫姐妹俩出去溜旱冰、跳皮筋。妹妹妞花活泼、外向,胆子也大,几乎一叫就去。桑英躲在后面,总以“还有作业”为由拒绝。

桑英觉得,自己胆子太小了。她是乖巧、内向、听话的那种类型,见着长辈,都会有礼貌地招呼。妹妹妞花从小就跟桑英不一样,见着不太喜欢的人,她能直接“把脸一甩”。见着喜欢的人,她精怪、嘴甜,哄得大人开花。

妹妹跟邻家女孩玩得很好。一天,女孩过来,送给妹妹一个眼珠子会动的洋娃娃,换走了妹妹的溜冰鞋。桑英羡慕着妹妹的性格,从未料到自己会是比妹妹幸运的那一个。

听“大伯母”说就算姐姐不去,也可以带自己去买毛线签子,妞花雀跃起来:“姐姐,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回来也给你带签子。”桑英不喜欢毛线签子。她根本不会织毛衣,只是妹妹总是这样,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觉得姐姐桑英也喜欢。

在这个当口,桑英迟疑了一下,没来得及拉住妹妹的手。妹妹跟那女人走了。

妞花被拐前,一家四口的全家福

桑英幸运地留在了家中。26年后,与妹妹重逢,才得知那天离家后,妞花遭遇了怎样的命运转向。

当天,人贩子带着妞花,先乘汽车,再换火车。路上,妞花被她踹了十几脚。晚上洗头时,女人又拿起一壶开水,直接浇向妞花的头发。妞花猜,那是因为女人发现自己作为女孩不好“卖”,就把气撒在自己身上。

后来,人贩子在河北邯郸的农村,把杨妞花以2500元的价格,卖给一位儿子是聋哑人的奶奶。奶奶让妞花做了那个聋哑男人的养女。

到了“新家”,5岁的妞花一直站在门外,不愿进门。邯郸的方言,她听不懂,也不和人说话。后来被带进门,她一直跟养父亲戚家的女孩说,她是来买毛线签子的。女孩没办法,拿了两根家里不要的筷子,削尖了头,拿给妞花。

5岁的妞花没上过学,但知道织毛线需要两只手,一只手得拿一根签子。她有了两根,姐姐还没有。她说,我姐姐也要。女孩就又给她削了两根。

后来的妞花回忆起当时的执念,“因为我一直记得,拿到签子就能回家,拿到签子就能回家。”养父知道后,买了一把毛线签子给她。

第一次抓着一把签子时,妞花以为自己真的要回家了。但她怎么想,也想不起家乡的名称。

妹妹消失后,桑英和爸妈到贵阳各处火车站寻找。他们背着棉被,成夜地睡在火车站里等。爸爸心存侥幸,觉得也许是妹妹很可爱,邻居带着玩两天,就送回来了:“毕竟大家之前处得这么好。”

有一次在火车站,桑英看见好几个“断手断脚的小孩”在站台乞讨。后面不远处,站着一些大人,像在看管他们。

桑英被恐惧攫住了身体。人贩子会不会打我妹妹?会不会把我妹妹剁手跺脚?幸运躲过一劫的桑英不敢多想。

坍塌的家

妹妹被拐那天,爸妈回得比往常要晚一些。爸爸到家时,太阳快要下山。他没带鸡腿,而是买了一袋往常舍不得买的苹果。“妹妹呢?”爸爸问桑英,“叫妹妹回来吃苹果。”桑英说,妹妹跟大伯母上街去了。爸爸迟疑了一下:上什么街?

桑英说,带妹妹去买毛线签子。爸爸问,什么时候去的?桑英说,早上你们出门时。

太阳往群山的深处隐去,屋外的光线越来越暗。集市离桑英家不远,站在家里的猪圈上,就能看见那条街。

“不可能一天赶不回来。”爸爸自言自语道。他下了楼,去找房东,拿邻居家的钥匙,然后返回二楼,打开隔壁屋子的门。

床上还剩着一床被子。桌上、地上、置物架上,几乎是空空荡荡。屋里没剩下一件值钱的东西。黑风衣女人一家三口,已经消失无踪。

桑英第一次看见爸爸哭得那么厉害。她跟在他身后,看见他挨个敲门,叫来了近全村子的人。村里人去集市,去山上,去火车站,一齐喊着杨妞花的名字。越觅不到踪迹,人们越是笃定,妹妹妞花是被人贩子拐跑了。

桑英跟在父母身后,心里感到害怕。她觉得回家之后,爸妈一气之下,一定会把自己给扔了。那天晚上,大人们“拼了命地找妹妹”,没人顾得上8岁的她。

天已经全黑了。回家后,棍棒果断地落在桑英身上。妈妈一边哭,一边问,“你把妹妹带到哪里去了?”“你自己都没走,为什么让妹妹跟人家走?”话语降落一句,棍子就鞭下一次。

爸爸在旁边站着,没有说话,也不阻拦。桑英挨打的时候,倏忽间和他对上眼神。她感觉到一种异样的目光。

妹妹丢后,爸爸总是安慰桑英,“你也只是个孩子,不要有负担。”“我不怪你。”“爸爸对你,和对妹妹是一样的。”只是,桑英再也没看到过爸爸从前的眼神。有时她犯了错,或耍脾气,妈妈会突然说出一句,“当初丢的怎么不是你?”桑英又看向爸爸。爸爸像那晚一样,不说话。她从他的眼神里,看出责怪,还有一点嫌弃。

后来,每次吵架,桑英都会重复那句话,“我知道,你们希望当初丢的是我,不是妹妹。”她离家出走好几次,都被妈妈哭着追回来。

从1995年开始,后来的26年,桑英都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梦里,妹妹丢的那一天,那段关于毛线签子的对话,不断重演。

梦里,每次在妹妹要走时,桑英都及时拉住了妹妹的手。“不让妹妹走就好了,不让妹妹走就好了。”醒来后,她脑子里反复响着这句话。

桑英父母青年时的照片

找妹妹半年无果后,桑英发现,妈妈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举动。夜里,妈妈会突然从床上坐起身,说妞花在叫她。她跑到山上,一遍遍喊着妞花的名字。吃饭时,妈妈突然训桑英说:你有好吃的,要少吃一点,留两个给妹妹。有时,妈妈会在吃饭时多放一个碗、一双筷子。有时又不放。

桑英开始觉得害怕。爸爸不工作了。从不喝酒的他开始酗酒。最严重的时候,爸爸一天三顿都喝酒,不吃一口饭。

喝醉后,原本性情温和的爸爸就会找人闹事。他在村里游荡,摇晃,遇见人,就抓着对方问,是不是你把我们家妞花卖了?是不是你把妞花卖了?

他跟村里所有人吵架,看谁都像人贩子,包括自己的亲人。

一天晚上,桑英看见爸爸喝了酒,光着脚走出家门。她跟着爸爸,来到外婆家,听见他一屁股坐在门口,就开始骂外婆。桑英有两个小姨,嫁到了江苏。爸爸觉得,一定是外婆把小姨卖了,也把妹妹给卖了。

还有一次,桑英的爸爸喝醉了,追到桑英舅舅家中骂他是人贩子。桑英跟过来劝父亲回家,爸爸冲着桑英骂了起来。

舅舅在家建新房,站在扶梯上打楼顶的木板,因被院子里的吵闹分神,他从二楼跌了下来,头顶裂开一个大口子,桑英过去查看的时候,舅舅头部的血已经淌了出来。舅舅低声对桑英说:别责怪你爸爸。而后,他去诊所缝了伤口。第二天,舅舅见着桑英爸爸,没提昨晚的事,笑着给盛了一碗玉米饭。

舅舅理解、心疼桑英的爸爸。从那之后,每次爸爸去舅舅家,舅舅都会让自己的小女儿藏起来。那女孩长得像杨妞花,舅舅怕桑英爸爸看了难过。

慢慢地,村里人都知道了——桑英那个温文尔雅的爸爸,变成了酒疯子。“他丢了魂了,六亲不认。”“他就像疯狗一样,逮谁咬谁。”人们议论纷纷。

醒着的日子,爸爸总是去算命,大概每10天一次。一旦有人说起,哪里的算命师傅灵,不管多远,爸爸都去。见了算命先生,他只问一个问题:我的小女儿在哪?

读小学四年级时,桑英辍学了。爸爸因为长期酗酒,开始胃出血,经常在家里吐血、晕倒。精神时好时坏的妈妈要去贵阳打工,她的收入是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在家照顾爸爸的责任,就落到了桑英身上。

爸爸的状态在半年里急转直下。一开始,他还能到院子里坐坐,和桑英说话。再后来,他慢慢起不来床。一天晚上,爸爸躺在床上时,向桑英说,“桑英,不要怕,人只要不懒,是饿不死的。”桑英听出了言外之意,感觉悲伤。她祈求爸爸:“爸爸,你能不能不要死?再坚持坚持。等我再长几年,我就能出去挣钱了。我一定可以养活你和妈妈。”

爸爸没有接她的话,把头缩进了被子里。桑英坐在床边哭了起来,不一会儿,也听见被子里传来了父亲闷闷的哭声。

不久后,爸爸走了。爸爸去世那天,桑英放声大哭了一场。第二年,妈妈去世时,她已经没有眼泪了。不是哭不出来,而是不敢哭。桑英想不明白,爸爸走后几天,还在鼓励她的妈妈,是怎么慢慢沉进绝望,走上绝路的。

没有被人贩子带走的桑英并非“幸运儿”。她从那场拐卖中逃脱,却逃不脱被其后的不幸和苦楚,接连催折的命运。

妹妹被拐的时候,桑英家正计划建一座新房。砖头、沙子、石头,都已经买好,堆在地里,就等工人来修。在妹妹走后的一天,桑英看见爸爸把新砖全部砸烂。

妹妹妞花,消失在1995年的冬天,5岁。温文尔雅的父亲,埋在1997年,39岁。干练开朗的母亲死在1998年,32岁。

11岁的桑英成了孤儿,在妹妹被拐后的第三年。

后来,在浙江一处纺织厂打工的一天,桑英听见老家的亲戚传来消息,说老家的村里下了好大的雨。

亲人们听见很大的轰隆声。跑出来时,才看见桑英家的房子塌了。一家四口睡过的床,墙上桑英得过的奖状,都被埋在废墟之下。

活下去

“我以后怎么活?”妈妈走后,11岁的桑英首先想到这个问题。

“桑英,不要怕,人只要不懒,是饿不死的。”在父母双亡后的25年里,在无数个陷于贫穷和失眠的夜晚,桑英反复想起这句话。

父母相继离世后,桑英被领到了舅舅家生活。舅舅家经济条件比爸爸之前更差。家里加上桑英,有三个孩子,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多余的那个。原本内向的她,活得更加小心。

舅妈走到哪,她跟到哪,拼了命地干活。感冒时,她不敢请大人买药,自己喝辣椒水。她听说,喝了辣椒水,出了汗,病就好了。打工后,每次咳嗽,她都不去医院,直到咳血后,被姨妈带去医院,才查出严重的肺结核。

这几年,无论在哪,桑英几乎都不敢正眼看人。她打心里觉得,可能这世上,已经没人真正在意她。村里,有人一见她到自家门口就说:死要饭的,怎么又来了?有的孩子当面对她说,你八字太大,把你爸妈都克死了,妹妹都弄丢了。

桑英之前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她辍学的时候,小学四个科目的老师一起到家里去劝。她不敢回应,躲在床下,听见妈妈说,等桑英在家照顾一下爸爸,过段时间就去上学。父母走后,到舅舅家,她没敢再提出要上学。

13岁时,桑英提出跟着舅舅去修织金县的马路。15岁不到,她去浙江打工,在纺织厂织布。发了工资,她就往舅舅家里寄。

爸妈走后那几年,她好几次想过死。她想,都是因为我把妹妹弄丢了,爸妈才会死。她想,爸爸曾经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不该39岁就死。她想到自己,还有什么活着的理由?

但她又想到死的负担:如果我死了,谁把我埋葬上山?我该麻烦哪位亲戚?想来想去,桑英觉得也许没人埋她。尽管舅舅和几个亲戚也对她好,但家家都穷。

讨生活的同时,她也随时留意着寻回妹妹的可能。只读到小学四年级的她不懂得求助大数据,只是笨拙地寻找。每次看到眼睛像兔子一样灵巧,眼窝向里凹的女孩,她都会问人家:你是不是你们家亲生的?

被拐卖到新家半年后,妹妹妞花还在等待着家人的解救。

拿到毛线签子后,妞花还是没能被送回家。那段时间,她织手套、织毛裤,然后织袜子、帽子、长围巾、窄围巾。她把织好的东西,拆了织,织了拆。实在没有可拆的了,就把养父的旧毛裤翻出来,拆成毛线,摇成一卷,再接着织。

妞花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好像疯了。

对于5岁的妞花来说,家乡是一系列梦境一般的碎片。站在家里的猪圈上,能看到集市。集市上,每个人的头顶都插着梳子。家里有块田,离公路很近。趴在田边的土墙上,就能看见很多野生的百合花。摘百合花的时候,扭头就能看到汽车,从家下面的马路上驶过去。

在养父家,妞花上了小学,她和姐姐一样成绩优异,做了班长。六年级时,有人劝奶奶:这女孩太聪明,文化高了,以后就会跑掉。此后,奶奶让她退学回家。

12岁,妞花就离开了养父家,外出打工。13岁,在江苏的雪糕厂工作时,她回想起许多被父母宠爱的细节,最后确定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不是被父母卖掉的。她开始想办法找家。

和妹妹一样,小学时,桑英就是记忆力超群的那个。放学前背课文,她看一两遍就能记住,每天都最早回家。后来,在外出打工的间隙,她通过记答案的形状,通过了驾照考试的科目一,考了98分。

妹妹走后,桑英曾用语音转文字,写过童年的回忆。她记得那个女人的脸,记得妹妹走的那天,父亲的叮嘱与微笑,还有母亲精神失常后,有些恍惚的神情。

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在妹妹被拐后的26年,刻录下每一处苦楚的纹理。

回家

2021年4月,桑英从堂妹那得到消息,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疑似妞花的女人,正在寻亲。

视频截图丨2021年杨妞花在网络上发布寻亲视频

视频中,妞花说,她记得爸爸叫“杨新民”,自己叫“杨妞花”。喊姐姐叫“桑英”,喊外婆叫“阿布代”,喊妈妈叫“麻衣”。

她画了一张记忆中的家乡地图。村落依一条上坡的马路而建,坡道的低处,是外婆和自己家。小时候,她经常在院子里等姐姐放学。姐姐桑英放学时,就会从山坡走下来。

杨妞花记忆里的家

之后几天,视频被转发了上万次。5月3日,评论区一条留言被顶到前面,说妞花像她走失多年的堂妹。

在堂妹牵线下,妞花终于联系上了桑英。那晚,姐妹俩打了77分钟的视频电话。妞花告诉姐姐,她2013年就在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登记了。她哭着说,“我找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怎么不知道找我?”

桑英也哭了:“姐姐不是不找,姐姐不会。”

电话中,桑英告诉妹妹父母去世的消息。妞花感觉耳朵一时听不见声音,整个头哄哄响,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反复问姐姐,谁走了?

找到家人后,妞花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立案成功后24天,她收到民警的电话,拐卖她的人贩子余华英,已经抓到了。民警审讯后发现,余华英一共拐卖了11个儿童,其中2个婴儿还是余华英自己的孩子。

2023年7月14日下午13点30分,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一审结束。在法庭上,妞花死死地盯着余华英看,她想让余华英记住她。

然而,整个庭审过程,余华英都没有看她一眼。妞花发言时,余华英仍然低着头。

妞花问她,你认识我吗?余华英说,认识。“今天你能到法院,是我告的你。你对我造成的伤害,没法用任何东西弥补。”杨妞花说着,双手发抖。余华英试图否认罪行,说自己没有虐待儿童、没见过妞花的养父。

杨妞花在法庭上下跪,请求法院判余华英死刑,不接受任何谅解。

走出庭审现场后,杨妞花向等在门口的人们宣布,庭审建议是死刑,两三个月后,一审再最终宣判。她的身边,举着启事的寻亲家庭,潮水般涌来。红色的启事,焦虑的面庞,将她团团围拢。

在涌动着的红色海洋中,桑英跟在妹妹身旁,在镜头的边缘,低头抽泣。

妹妹回家的新闻,在网络上反复报道,许多人夸赞妞花的聪慧和坚强。桑英觉得自己是其中那个最崇拜妹妹的人,“妹妹聪明、勇敢、反应快。”

开庭的时候,只要一提起父母,桑英就不停地哭。她什么也说不出口。妹妹却条理清晰,句句在理。回家后,她对妹妹说,“你是我的偶像。”

两年前,在电话认亲一周后,2021年5月15日,桑英带着妹妹妞花一起回了贵州的老家。她们走了很长的山路,走到父母的坟前,跪趴在石头上,一起痛哭一场。

桑英一直不敢回家。2009年,远嫁到江苏南通时,她就想,如果可以,这辈子她都不愿再踏入贵州一步。每次不得不回家时,她都会想到妹妹,想到爸爸妈妈。她哭得止不住。有一位婶娘总是陪着她一起哭。

父母去世后,桑英没有好好为他们办后事。爸爸埋得草率,妈妈没来得及带回本村。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2023年2月,姐妹俩和亲人一起,为爸爸忙碌了两天一夜。2月5日晚9点,桑英拍了一条视频:“爸爸的新房终于修好了。”

3月9日,在亲人的帮助下,她们又为妈妈修了新坟。“二十多年了,还能再抱抱妈妈,真的是特别开心。虽然只抱了一堆骨头,我们姐妹俩,还是抢着去抱……妈妈的新房也已经修好了。”桑英在视频中写道。

桑英识字不多,不会打字。视频的配文,都是她用语音说出来,一句句转文字的。每次,她都哭着说完,之后再也不敢看第二遍。

接妹妹妞花回家那年,桑英34岁。她发现,自己和妹妹同一年结婚,同一年生子。婚后,她们甚至都为自己买了一辆大红色的小汽车。她开始相信“命运的安排”。

妹妹被拐26年后,她终于把妹妹回来的消息带给了父母。妞花回家的第二天,刚好是她的农历生日,家人们为妞花买了7个蛋糕,放了3挂鞭炮。

妞花出生在31年前的同一天,1990年农历四月初五。那一天,也是桑英把妹妹来了的消息带到这个世界。

桑英还记得,那天,妈妈在外婆家猪圈上的小阁楼生产。3岁的她,穿着蓝色碎花布上衣,和蜡染、带褶皱的小苗裙,坐在一楼的台阶上。一起等待的,还有爸爸、爷爷奶奶和其它亲人。

突然间,桑英听见小孩的哭声,就往楼上跑。一见妈妈,她就问,是弟弟还是妹妹?妈妈说:是妹妹。

桑英高兴地往外跑去。在路上,她摔了一跤,磨破了膝盖。而后她爬起身来,告诉在下面等待的大人:“是个妹妹,是个妹妹。”

《下岗》看到了普通人的大山

三天天假期没有下楼,窝在沙发上看了一部又一部电影,有刺激烧脑的谍战片,有高潮迭起的警匪片,猛男美女,情节跌宕,但套路大多相似,看完就忘,没留下什么印象。可下午这部《下岗》,看的很灰暗,很压抑,想写点什么。

影片由一名法国导演执导,曾经在 2017 年的釜山电影节上展映,但在国内,因为题材敏感,似乎没有公演。

剧情讲的是 90 年代东北的下岗潮,下岗的工人大多是年纪不小,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普通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而主角丽娜恰好就属于这一类人,她需要挣钱,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为了未来…

她听别人说,在法国那边当保姆收入高,一个月挣两千欧绝对没问题,就借了高利贷凑够了路费,辗转到了巴黎开始找工作,希望做几年保姆,挣些开店的本钱……

语言不通,只能在华人家庭寻找工作,但同是华人的家庭并没有给她任何温情,她一次次被拒绝,被克扣,为了找一份工作,她跑遍了巴黎有华人居住的大街小巷,可仍旧被拒之门外。

这边生活艰辛,那边家里又急需用钱,丈夫打电话来,说高利贷催债催得紧,再不还钱,房子都得抵押出去。

在这样的境遇下,她和偶遇的几个东北女人一样,做了站街女。

每天化好妆,站在街上拉客,有客人主动过来询问,她就伸出手指比出一个数字,代表着自己的价格,要是客人接受,两人直接一同离开。

这样的工作,确实挣了钱,她有了不少存款,除了平时的生活开支,她把剩下的钱都寄回家中,慢慢地,不仅还清了债,还有了开店的本钱。

家里觉得她似乎确实挣钱,妹妹不远万里找到她,想让她帮忙介绍个保姆的工作一起挣钱,可她哪里能帮得上忙,为了劝妹妹回家,她把自己的真实处境告诉了妹妹。

一场风波之后,两人一同踏上了回家的路。

家里,丈夫正在用她挣得钱装修,张罗开店,生活有了好转,相比于在巴黎的痛苦日子,呆在家里的感觉实在是太幸福了,幸福到她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表面上,生活似乎没什么不同。丈夫对她还是很好,在她回来后,每天都是止不住的开心,儿子也很听话,上学、放学、上补习班…… 不用她怎么操心。

但是,一切明明已经不同了。她总是会想起在巴黎那段无法与人言说的经历,在她心里,那秘密就像是一个雷,迟早会炸,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

她日夜担心,却又不敢有所表露,终于,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妹妹说漏了嘴,丈夫知道了她在巴黎的真实工作,两人吵架、冷战,丈夫负气、出走……

影片最后,给了一个很中国式的结局,丽娜带着儿子,找到了在出租屋落脚的丈夫,重新见面的两人,仿佛商量好了一般,都没有提及巴黎的事儿。

生活总要继续,你不知道背后的屈辱,背后的痛苦……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素材制作的,导演是法国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巴黎街头遇到了一群东北站街女,他对她们进行了长期调查后,拍出了这个片子。

影片里,和丽娜有着类似经历的人还有很多。上世纪 90 年代末爆发下岗潮后,一群东北女人,她们或离婚或丧偶,为了让孩子好好上学,她们来到了巴黎打工。

本想做保姆挣钱,但眼前求生无路的现实,逼得她们不得不去站街……

整部影片直到最后,没有输出观点,没有评判对错,导演只是以小写大,化群体为个体,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的生活。

时代的悲剧落在每一个人的肩上,是大山,是屈辱,是悲剧。

三十年过去,东北的雪,将这屈辱和悲剧掩盖和埋葬,无声无息。

愿这时代永远不会再成为普通人的悲剧之山。

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好友所写,经她授权转发:

昨夜在我的朋友圈里,一篇来自网络的,来自深圳被害日本男童父亲小山纯平的信,刷屏般在我的朋友圈上传播。

我也转发了,除了收到点赞,也收到了质疑,不止一个朋友问,这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

我考虑一夜,决定用我在日本生活了26年的生活经历来说明,为什麽我认为这是真的,这是符合日本人的国民性的。

日本人在亲人去世後,会用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来表达心中无尽的哀思。

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收到过类似於这样的一封信。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全家每天在育儿的节奏中苦战。我的日本先生保持了一个唯一的个人爱好是登山。他参加了本地的登山俱乐部,有一回收到紧急邀请是去帮助搜救附近山区一位失踪的登山者。先生漏夜出发,第二天疲惫的回来,说还没有找到人,说晚上山里降到零度以下了,没有找到失踪者,恐怕不妙。

确实,第三天在新闻里看到了有登山长者意外身亡的新闻。我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深感遗憾生命的无常。

过了一段时间,家里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来信,写着先生的名字。

先生在出差中,让我打开看看是什麽。我打开了信,那是一封手写的长信,来自那一回先生参与救助工作的失踪者的太太。

在那封长信里,她写了自己的名字,写了先生的(也就是那位意外失踪的登山者)的名字,介绍了他的生平,介绍了他是一个平凡但富有生活趣味的人,他在退休後,离开了繁忙的工作,为自己安排了丰富的晚年生活,他爱读书,每一周都会去图书馆,他爱登山,每个月都会安排给自己一个登山活动,有时候是跟朋友,有时候选在附近的山区,就会一个人出发。太太因为身体不算好,总是会送他出门,再等他回家。这一回也是如往常一样的送他出门的,看他一个人去了常去的山里,没有想到山上天气突变,有了大雾,他不知道在哪一个路口走错了方向,竟然迷失了方向……到傍晚没有收到先生的联络,她就开始到处求助,多方人士从四面八方赶来参与到了彻夜搜索的工作中,非常遗憾的是一直到第三天才在山里找到他的遗体。

写这封信,她是为了感谢所有参与到搜救工作的志愿者,她替先生向大家道歉,「给大家添麻烦了」;向大家道谢,「感谢大家的工作」,让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很早很早以前,我曾经被这封来自陌生日本人的来信深深打动过。

今日,读到来自这位孩子被无差别杀害的父亲的信,看信中以平静的语气对自己可爱的孩子的深深回忆,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中国人太太的深深体恤,道尽一个人遭受生活意外打击後的痛苦,以及对人间善良的守护。

面对如此善意的表达,我想问问那些要求删去这篇来信的有关部门,你们的行为是什麽意思?你们怎麽能如此泯灭善意,纵容恶意中伤的横行?

有人在脸书上找到了小山纯平的页面,看到他的太太确实是中国人,也确实姓沈,在为数不多的页面里,我们看到她的太太怀孕时的照片,也看到有一个小Baby被幸福的抱在怀中的样子。

那个美好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十岁八个月零七天的那个早晨,那是中国中秋节的第二天。

我也是一个嫁给日本人的中国女子,我也有会说日语和中文的孩子,我的孩子也爱日本也爱中国,他们有日本的亲人,也有中国的亲人。

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此时此刻我的悲伤

二、我的闺蜜朋友发我这个新闻,问我:这都是什么仇,什么怨?他有仇有怨,为什么不找让他仇让他怨的主体?为何要对一个10岁的孩子下杀手?

这里有几个层面。

第一,这几年的舆论导向,平台流量算法,有些地方其实挺可耻的。那些极端的人,极端的情绪,天天说些反人类、反社会的话,竟然还可以做网红艾国博主,拥有巨大的流量。不整治这些人,恶性事件不断根。

第二,今年日子紧。日子紧,心就窄。

第三,底层有怨,但很多人怨归怨,他分不清到底要怨向何处,该怨的主体是谁。能分得清的人,不干这事。

第四,我们这个民族,从孩子记事起,受的教育就是抹去个性,要守纪律要听话,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规训。规训到一定程度,人感知自我的能力,就会削弱。也就是麻木。

所以,我们绝大部分人,别说打入底层人生瘫痪时,不能理智,就是平常遇到点生活挫折,他都很难抽丝剥茧的厘清自己的情绪。

是的,我说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缺乏一种能力,清晰的感知自己,抽丝剥茧自己的情绪,弄清情绪的来源,去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去搞清楚的能力。很缺乏。

独立思考,冷静判断。在成年人的世界,也是稀缺品质。

第五,对一部分人来说,他只知道自己有情绪,有情绪了,就是要发泄。而发泄这个动作,它就是极端的,变形的。像一个高压锅要爆炸。

第六,极端的,变形的,要爆炸的,总是最容易被蛊惑,被煽动。尤其是煽动蛊惑它的人,可能还是个正确的大网红。

第七,写到这里,有一种没脑子的人会说,反正杀的是日本人。真是笑话,变形和极端,他是不长眼,也不长心的。今天流行恨日,他杀日,他日流行恨黑,他杀黑,他杀谁,只是因为他要爆炸了,压根不是什么民族主义。

仇恨,没道理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