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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同龄人发言中读遍世界名著,这在英美国家也许是可能的。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幼儿园听到的是英雄故事,上小学时读缩略本,上中学读选章,上了大学如果是文学专业可能要求你读全本,读比较文学就甚至要求你读古希腊语了(在不同国家的语言专业要求也不一样)。我退休前给中文系学生上外国文学课的时候,建议学生读英文译本,语义的分量和中文翻译很不一样。

文革中外国文学毫无疑问都是禁书,1974年我上大学时(工农兵学员)图书室里的外国文学只有前苏的革命文学例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记得一位教授发配到我们那个京山分院,带了不少世界名著,趁他回城我们几个同学在他书架上偷名著看。我抱了几卷本《战争与和平》,老师十来天就回来了,我也根本没可能看完。但是那个时候,能够摸到这样的名著,已经是巨大的幸福,就像中了头彩。

十六岁到农村去后有没有可能接触到世界名著呢?也有的。因为当时回城讲出身,一些成分好的知青同学都回城当工人了。留下的知青有很多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子女,他们开始把父母的藏书带到乡村。感谢我的知青朋友刘晓林,从他那里我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那也是多卷本,我们是隔山涉水传递交接着看了几本。英国名著《奥列弗尔》也是那时我在灶火边读完的,因为两个人不能同时看一本书,我一边塞柴火一边读书,就有先睹为快的乐趣。雨果的《悲惨世界》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我也是那时看的,但我不知道《悲惨世界》的故事并非只有一卷。

今天我不是在英国皇室或乡村酒会,引经据典来颂扬他国文明是外交官的事。说实话,我年轻时可怜的阅读经验,置身文明教养深厚的人群,无地自容。提起旧事只是想说,文革期间禁书并非不可得。有微信传,莎士比亚作品迟至1978年才出版,不是这样的。别忘了,中国文学家遭遇政治重创后,大量转向了翻译界。

还记得王小波的文章吗?在《我的师承》中他写道: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同文中他还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

王小波青少年时代读了查良铮、王道乾、傅雷、汝龙,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在回忆中补充了安徒生、马克吐温;还有现在读者不再沉迷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温瑞安。假如王小波成为国家领导者出访,他会不会说到,当年我读武侠,‌‌“就像十世饿鬼看见佳肴‌‌”,并且还自创功法‌‌“将一手弯曲如勺,将气从胸前舀起,在空中把气倒出,以另一手为勺以接之。如是反复倾接‌‌”……

禁书年代的阅读堪称遭遇奇特,如精神病人隔着铁窗栅栏看桃花嘚瑟。有一天我与小记者思乐分享手机视频:文革时山东大学的年轻人狂跳‌‌“大海航行靠舵手‌‌”。她笑,我笑出眼泪。我说你总问文革经验对今天的我有何影响,看看这胳膊一个弯一个直的弓箭步;现在我堪称一个平常人(不是疯子或者神经病),就该谢天谢地了。我容易吗我?

王小波的阅读说明了禁书未必不可得;再一个,不容遗忘的是,一部当代翻译文学史,多少惨遭毁灭的文学大师以此寄托哀思。那时有没有莎士比亚(别想歪了),有的。有关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一位比较文学学者‌‌“乐其可知也的博客‌‌”中有详细说明:

朱生豪的31个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是现代中国一个不可忽视的翻译成就。朱生豪的翻译主要是在1942-1944年间完成的,主要依据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1944年12月朱生豪去世时仅完成31种戏剧的翻译,以及未完的《亨利五世》译稿。1947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27 种。1954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31 种。1955 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虞尔昌补译《莎士比亚全集》(5卷本)。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吴兴华等校订、梁宗岱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11卷本)。199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裘克安等修订、辜正坤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8卷本)。虞尔昌补译本和梁实秋全集译本(1967-68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在大陆中国的隔离,可以说,50余年间(1947-98)朱生豪的译本被多家出版社不断刊行重印,其声誉也因此被高频重复和强调,并赢得了几代读者的喜爱和推崇(例如黄雨石),由此确立了朱生豪译本丰碑式的地位。

1944年之前,莎士比亚的翻译已经取得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朱生豪显然熟知这些早期译本,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1944.4)写道:‌‌“中国读者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以上都是那位学者博文所述。下面是我的话: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民国时代的版本在过去老大学的图书馆是有收藏的,新版本31 种也在1954年面世。1970代如果要读莎士比亚,可以来自后面这个版本。但也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你的密友中有这类藏书人,家世注定不凡,这个敢于藏书并携往乡间者,当如王小波感叹杜拉斯之《情人》的第一段:‌‌“无限沧桑尽在其中‌‌”!而那个年代又能进入到与中国的政治厮杀绝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胆识,又正可以成为一种契机,即对那个乌托邦世界的审视与决裂。去读徐晓的《半生为人》,或者请教徐友渔、崔卫平教授吧。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间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那通向民主墙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阅读这条暗河。奇怪的是,在这些自由派著名知识分子的朋友圈里,怎么没有当代一位最伟大的同龄人。

王小波读了他说的那些经典,至今无人质疑。他写的《我的师承》一文,我读过很多遍。它像‌‌“乌兰巴托的夜‌‌”那首歌一样,让你对自己说,不许掉眼泪。他引用的诗行,那雍容华贵之美或永难忘记的韵律,连同他对之深怀不露的爱恋,本身就是诗品。一直到他完成了黄钟大吕般的《青铜时代》系列,他才说:‌‌“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文学上的师承‌‌”。这勇气什么意思,是敬畏,是敬业,用今天的流行语是跪了。这态度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罕见。王小波将翻译文学和近代创作区别开来,以此评价中国语言文学的水准,并将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政治命运与之联系,这是对当代文学命运的远见卓识。他一个人说出的判断,与为君王拟稿的所谓当代文学‌‌“浩如烟海‌‌”、‌‌“灿若晨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从书单来看,同龄人的阅读经验,的确浩如烟海,我不是开玩笑。假如这是真的,把国家交到他手里,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试想如果王小波是文化部长,岂不是人人得以大闹天宫?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曾是戏剧作家,英国首相丘吉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总统密特朗有‌‌“欧洲最有文学修养的国家元首‌‌”之美誉……眼下这样的桂冠眼看就到了中国,为什么人们不庆幸?

我用另一个例子来说吧,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写作训练程序。新生一年级写一百篇笔记,二年级八篇书评,三年级学年论文,四年级学位论文。学生刚从高中毕业进校,说老师啊一百篇哪里写得出。于是连编带抄,包括星期一食堂卖什么菜,我喝了一瓶可乐。星期二食堂又卖了什么菜,我又喝了一瓶可乐……诸如此类。我给他们的题目是写自己的阅读经历,你来上大学的,又不是将来出去送盒饭,你不写读书对得起爹妈交的学费?这样学生开始入门,不过刚开始写的也是报书单:小学我读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学读了琼瑶这学期我读了《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男生另有所爱)……这样的作文通常我打回去零分也不给。搞啥呢,中文系是这样混的吗?

就写到这里吧,其实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同龄人的书单开了那么多,和大学新生的水准也有一比嘛。不是另有读者开始条分理析,潘恩怎么讲,政府权力如何限制等等吗?我不是学习小组的,但也要说,这个书单比我当年上大学时批林批孔的书单,要好了几百倍了。剩下的,用王小波《我的师承》的话来说:‌‌“剩下的事只是学习‌‌”。不学怎么办——脱裤子:‌‌“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2015年10月25日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连续误判了两次,真是岁月不饶人。

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我以为这是一本类似罗伯特麦基《故事》一样的写作指南,完全忽略掉了它还有一个副标题:‌‌“X光下的民间故事。‌‌”

顾名思义,作者做了一次轻微的跨界,用现代故事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民间故事。这也倒不算什么新鲜事。故事结构的解析,当然绕不开民间传说的各种母题与套路,一切现代桥段,都能从古老的故事里找到根源。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看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

但没想到,我读到一半时,发现自己再一次误判了。

作者本身是个民俗学者,所以他在这本书里真正要做的事,不止是解剖了一段传统故事,而是把这段故事养起来,看着它生长进化。

民俗学者有这个优势,他或她既掌握了充足的典籍文献,同时也搜集有大量不见诸纸面的田野素材。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清晰地观测到一个母题和内核,在流传过程中是如何衍生出种种变体,哪些变种能顽强地流传到今天,哪些变种很快被人遗忘,优胜劣汰的法则又是什么。

比如里面有一段对孟姜女传说无数版本的深入回顾。你会发现,原来民间对孟姜女的想象当真是旁逸斜出、稀奇古怪,什么样的神展开都有。但是,所有孟姜女和秦始皇最终在一起的版本,都几乎是昙花一现,完全不构成什么传播的影响力,因为它背叛了这个故事内核的基因。这是文化模因理论的应用,但中国人读起来格外有一份亲切感。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故事的结构既是稳定的,又是生长的,貌似无序的生长中,总是有一些最优配置、最优结局。特定的难题,总是对应着特定的解题方式。每一则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都是特定语言游戏中的最优玩法。‌‌”

所以这本书,其实真正讲的是民间故事的最优进化策略。对于现代作者来说,在磨砺写作技巧的同时,不妨也可以参考一下。

3 《蛆虫与奶酪: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

这本书是和菜头给我推荐的,说我肯定会喜欢。我一看书名,哦,第一反应是:大概这是16世纪欧洲农民的微观生活史吧,挺好,满怀期待地下了单。结果等我看完以后,气得大骂和菜头,这难道不是意大利版的《大义觉迷录》吗?

16世纪意大利一个叫梅诺基奥的磨坊主突然发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上帝的胡言乱语,被送上了宗教法庭,虽然做了忏悔,但最终仍被处死——简直就是欧洲版的曾静——这本书即是通过宗教法庭的详细审判记录,来详细分析这位磨坊主的思想。蛆虫与奶酪的比喻,出自梅诺基奥其中一则胡言乱语,他宣称宇宙就像一块奶酪,从上帝到天使就像莫名诞生在奶酪里的蛆虫。他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拒绝相信玛利亚处女怀胎,否认一切圣事,甚至还嫌弃圣经是被发明出来欺骗世人的,他甚至拥有一整套荒诞但逻辑自洽的宇宙观。

此书的重点,放在了寻找梅诺基奥这些思想的形成过程。他所接触到的书籍,他所见到的现实,在这个磨坊主的脑海中交汇。他时而因现实需要而扭曲对书籍的理解,时而因书籍提供的新鲜观念而对现实进行重叙。作者通过一系列精密详尽的考证,给我们演示了一个人的思想是如何在双重作用下形成。这本书与其说是历史书,更像是一次真实发生的人体实验。

梅诺基奥的观点在当时惊世骇俗、离经叛道,却颇具现代性。我最喜欢23章他的一段供述。当时审判官指控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我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所以会想如基督徒那样生活。如果我生下来是穆斯林,那么也会想继续当个穆斯林。‌‌”梅诺基奥承认了这个指控,但他要求为自己辩护,讲了一个故事:某个大领主有一枚名贵的戒指,他临终前仿造了两只一模一样的假戒指,给三个儿子一人一只。戒指太相似了,无人能分辨真假,因为每个儿子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继承人。我们的父上帝也有众多他喜爱的子女,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并赋予每一个教徒按照其各自律法生活的意志。审判官问他:那你认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他回答:是的,我认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我们并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我祖父、我父亲和我身边的人都是基督徒,我才想要继续当基督徒,并相信这才是正确的那一个。

4《匏瓜》

刘勃老师的书,我最爱的是他写人,总带有一种通透的温情和悲悯的体谅。之前我推荐过他写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这一次写孔子的《匏瓜》更能体现这个特点。

‌‌“匏瓜‌‌”就是葫芦。孔子在《论语·阳货》里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我难道就像个葫芦吗?系在藤上当个晃晃荡荡的吉祥物,却没人真正去吃。浅浅的苦涩,淡淡的自嘲,构成了孔子的人生总结。

孔子不好写,在这位至圣贤师的身上,积淀了太多后世涂抹的一层层浓油重彩,早已糊住了他老人家的本来面目。作者的做法,是把孔子的生平置于春秋的国际大环境中,去还原他诸多言论背后所隐藏的语境。如‌‌“厄于陈蔡‌‌”一段的分析,就相当精彩,我之前从来没留意过,这段典故与国际时事结合起来,可以解读出那么多的信息。

通读全篇,你会发现孔子的很多‌‌“微言大义‌‌”,其实是‌‌“微言大事‌‌”。但读者绝不会因此因此感到偶像破灭,反而会对这位夫子更加亲近,不是庙里那尊冷冰冰的塑像,而是可亲可敬还有点脾气的师长。所以这本书是一次针对孔子的祛魅,但同时也是一次复魅。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未要把孔子往‌‌“人‌‌”的方向拉,而刻意向读者做出媚态。讲到‌‌“子见南子‌‌”一段,书中完全不打算做任何香艳的暗示,颇煞风景地给你分析卫国的政治形势,结论说这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政治会谈罢了,你和子路都想多了。

当然,你要说这本书还原了孔子的本真,这个很难讲。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胸脯这么说,毕竟直接史料实在太少了,很多细节只能主观臆测。这本书与其说写的是真孔子,毋宁说是作者心目中的孔子,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是作者用自己内心的温度去勾勒出一个孔子的形体。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孔子,取决于作者运笔时有多炽热。

5《大脑的一天》

这本书有一个可爱的结构,它的主线是人类普通的一天:从起床、遛狗、吃饭到工作、娱乐以及安眠做梦,每一部分都讲述我们的大脑在做这些事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睡眠不好,怪梦频生,所以对做梦那一章格外关注。我一直很好奇,梦的生产过程是如何,不是那种精神分析,而是物理层面的运转规律:到底是哪一片大脑区域起作用,哪一套丘脑皮层回路参与了构建,神经网络的化学规律是什么——好吧,我承认我有点野心,我是想控制做梦的内容。可惜这本书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严格来说,它更像是论文综述,将截止到目前科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来。

看完这本书的后遗症是,每次做什么事都会慢半拍。因为我会下意识地想,这时候我的大脑在干嘛?然后在脑海中浮现出生物电在神经网络中穿梭的景象,而这种景象,恰恰是生物电在神经网络中穿梭完成的,也就是说,我用大脑思考大脑思考的过程,这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哲学套娃迷思中……

6《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四川有一个巴县,这个县城在清代的历任父母官未必都是好官,但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仓鼠症,造成的结果是,几乎每一任官员任内的官府文书都得以妥善保存下来,截止到民国建立,这些档案的数量大概有十一万三千多卷之巨。这一批文书在民国建立之后,一直被扔在一处潮湿库房,任由发霉。直到二战期间,为了避免日军飞机轰炸,这批档案被转移到了雅安的一座庙宇里。它们在那里又渡过二十年的寂寞时光,直到1953年才被四川大学发现并收藏,随后在1965年转移到四川档案馆,1980年开始展开整理、修复以及拍摄缩微胶片,这批档案的价值才逐渐被人发现。

这本书,就是对巴县档案的一次绝佳利用。如书名所言,作者利用这些丰沛而琐碎的材料,对清代胥吏这一层级做了一次深入考察。作者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承认胥吏的贪黩腐败与对百姓的侵害,但同时也强调,县衙生态除了官方规则之外,同时也运转着由胥吏们非自觉地构建出的一套非官方规则,这套潜规则不止用于获利,同时也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公平与效率,which 在官方规则中几乎是难以达到的。他引用了大量生动的案例,来展示这套规则是如何运做。事实上,这些研究结论不只适用于清代,也同样会加深对明代基层政治生态的理解,其中折射出的种种规律与潜规则,更可以推而广至整个中国历史。

如果我写《显微镜下的大明》之前看到这本书,大概下笔成文会有更深的理解吧。只能说,缘分未够,相见恨晚了。

7《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这本书的作者于赓哲老师曾送过我儿子一套鸣镝,鼓励他学习冒顿单于,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贿赂。好在我这个人敬爱祁黄羊,讲究外举不避仇。作者本人怎么样,我不好讲,单说说这本书的好处。

这个直白的书名,其实已经把书中的中心思想概括出来了。对我而言,这本书最具价值的,不是那些豆知识——倘若只是罗列古代的各种疾病,其实意思不大——而是在于‌‌“如何改变‌‌”四字。每一种疾病,其实都参与了塑造人类社会。我们对疾病的认知、对疾病的解释以及对疾病的应对,最终都会衍生出种种规则,化为文化的一部分。带着这种思考方法去观察古代社会,便会多一个窗口去观察,多一重维度去理解。

关于这个话题,书本身的简介已经说得足够精准,姑录于下:

‌‌“当皇帝患病,病痛会让他做出非理性的决定,甚至由此影响一个王朝的走向吗?当诗人患病,他会写下怎样的诗句?当老百姓患病,又会面临怎样的境地,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历史的车轮往往被不经意的小石子改变方向;疾病,或许就是那颗*常遇见的小石子。本书将疾病和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举凡重大瘟疫、防疫措施、古代医疗系统、长生药与政治、性病与青楼文化、神秘而虚无缥缈的蛊毒与瘴气、古代外科手术尤其是华佗事迹的真假、割股疗亲是否真有治病功效……从中不仅要看到疾病对历史程的影响,还要看到人们为了对抗疾病、追求健康与长生时采取的种种手段对历史程的影响,以及疾病对古代中国思想的冲,对许多人人生的改变。‌‌”

8 《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

我当初一看书名,便不由喝了一声‌‌“好家伙‌‌”。这本书的研究角度之冷门之生僻,堪比去年我收的那本《日本推理小说与大连关系之研究》。我带着猎奇心态读完,才发现自己格局小了。作者搜山检海,穷尽史料,却没有停留在考证缝纫机入华的简单事实,而是以时人对缝纫机的态度为切入点,去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变迁与心态,极见深思。

试举一例。作者考证缝纫机最初入华的一种译名,叫做‌‌“铁裁缝‌‌”,这个名字金戈铁马,男性意味十足,和欧美那边把缝纫机贴上女性标签不太一样。这是因为在晚清时代,虽然女子须精通女红,但多是为家庭服务。市面上的成衣铺和大裁缝,绝大多数以男性为主,他们才是购买缝纫机的主力。

美国胜家公司初入中国市场,不了解这个特别的社会形态,还是按照欧美那一套,安排了女性销售员负责培训。没想到来买的都是大老爷们儿。两边相见,都是大惊。以至于当时流传出一首竹枝词:‌‌“机器公司号胜家,逢衣治袜尽堪夸。男儿欲买须先试,教授原来尽女娃‌‌”。后来胜家公司及时改变策略,改找男性销售挑着缝纫机,沿街叫卖,很快在上海市场站稳脚跟。

后来进入民国,社会意识大为改变,缝纫机的待遇也大不相同。作者找了很多名人事例,以为佐证,举凡宋庆龄、陈洁如、张爱玲、鲁迅等,皆与缝纫机有过渊源。其中最好玩的,是溥仪。作者引了一段《末代皇后的裁缝》里的记载。这是婉容御用裁缝李春芳回忆录里的一段,写得实在精彩,简直就是个话剧本儿,勾得我立刻又去买了一本《末代皇后的裁缝》。

9《党权,党员与党争》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比较,相关著作已经汗牛充栋。这本书独辟蹊径,从组织力这个角度切入,深入剖析国民党的组织架构和由此衍生出的种种弊端。

这本书的分析角度很有意思,所得出的结论,大家也能想象。但真正让我着迷的,是作者的论证过程。

我近年来越发觉得,结论人人会作,真正见高明的地方,一是材料的搜集,二是材料的运用。即使是同一个结论,论证过程不同,说服力也大相径庭。国民党不靠谱,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到底怎么不靠谱,却需要丰富的证据来做佐证。

作者王奇生先生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又花了大量跑遍整个中国搜集民国档案,涸泽而渔。此书运用的大量材料,都是从犄角旮旯的地方档案里挖掘而出。

比如1945年,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国民党六大做党务检讨报告,总结说国民党基层空、穷、弱、散,基层党建极其涣散。那么这个涣散表现何在?作者在民国一份杂志里,找到一封投书。投书者说他有一个朋友——不知是不是他自己——在重庆机关做事,适逢征求党员,他稀里糊涂就被算进去了,还颁发了党证。但他没参加过党会,也没编入任何一个分布,甚至与党组织没有任何一次交流。后来党证遗失,本人调职,那么他算不算党员,一笔糊涂账。

作者还搜集了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大量原始报告,排比罗列之后,呈现出一个特别黑色幽默的规律:国民党每次丢失一个地方,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一个地方,则是反过来,先是军队抵达,然后政府建立,党部则姗姗来迟。

国共两党的斗争,是理念之争,同时也是理念衍生而出的组织力之争。哪一边的组织架构,能够把人的效用发挥到最大,哪一边就是胜利者。在纸面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国民党,是如何最终败北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鞭辟入里的解释。

10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陈寅恪说过一句话:‌‌“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也就是说,评判一位古人,要学会设身处地,从古人的角度感受其身处的环境,分析其接到的信息,才好进行评价。

这本书,正是深得陈寅恪此论的做法。它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五次重大国策选择。但重点不在叙述史实,而是深入讲解这五次选择的决策形成。

它并没有提供什么惊世骇俗的独家密辛,书里的史实材料,大家都耳熟能详。但这本书把这些史实用一条清晰的思维链条串联起来,让读者可以代入当时整个领导层的视角,看他们是如何应对一个诸多要素彼此交织的复杂系统。

如何理解每一个现象的底层逻辑;如何衡量每一种要素的权重;如何判断抉择与抉择之间的因果关系……一项重大决策的思考过程,就这么纤毫毕现地展现出来。我在阅读的时候,简直忍不住要配合着画出思维导图来。所以它讲的虽然是建国史,也是一份权威的思维方式讲义。

此书还有一个优点,一共只有245页。作者萧冬连是治当代史的大学者,要言不烦,条理清晰,文字干净利落。这么大的题目,用这么一本小册子就讲得透彻,实在厉害。

 

 

一本关于书单之书的书单之书

每年一到‌‌“世界读书日‌‌”,你就会看到很多人晒书单,跟此时北京空中飘浮的杨絮一样,到处都是。这些书单大都来媒体、书店和出版机构,对举步维艰的出版行业来说,‌‌“读书日‌‌”更像他们的感恩节,尽可能借‌‌“读书日‌‌”多卖出几本书,列出各种书单推荐给读者。能卖出多少书先不说,至少每年在这时候能营造一种全民素质钻天猴式提高的假象。

可实际上,这几十年,图书的整体销量并没有明显增长,说明看书的人也没有增长多少。你想过没有,在众多的晒书单里面,你看上了几本,买了几本,看了几本?

过去,常常有人问我,能不能推荐几本书。我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有人患上书单依赖症,书非荐不能读也?

我不干荐书的事儿,因为以我阅读的习惯和经验,别人的推荐和自己的兴趣重叠几率非常低,如果我给别人推荐,可能也会是这样。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可能有人的兴趣和书单的重叠率会很高,书单对他来说就很有用。

我曾经试着留意那些荐书的好心人提供的书单,最后发现,大概能从二三十本书中发现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去找,省时又省力。

你喜欢看什么书,可能早就定型了,只是你没意识到而已,还老想着通过别人的推荐来发现自己的兴趣,这不太可能。同理,推荐电影、唱片也都不一定符合你的口味。我为了向你们推荐摇滚乐,一怒之下编了一本《欧美流行音乐指南》,你看看现在人们都听什么狗屁玩意儿。所以推荐什么东西这种缺德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我自己有过亲身经历,记得DVD刚刚出现的时候,我出差去南京,一个朋友带我去逛碟店,向我推荐了好多片子,比如《尤利西斯》《乡愁》《基督最后的诱惑》《野草莓》……我照单全收,《乡愁》看了五分钟,剩下的连塑封都没拆。每次看到那种后来再也没出现过的DVD塑料包装盒,我都会想起在南京大学附近买碟的那个下午……还有一次,我跟台湾作家舒国治老师逛碟店,舒老师对电影很有研究,一口气向我推荐了二十几部电影,我也照单全收,但是只看了其中两部我感兴趣的电影。写到这里,你一定很好奇,舒国治老师推荐的都是啥呀?你的兴趣仅仅是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兴趣是什么,而不是真的想看这些,所以这些四五十年代拍的经典电影我就不列出来了。

我认为个人轻易不要给人列书单,出版机构或媒体列书单是分内的事,个人一般都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希望别人喜欢他喜欢的东西。读者也总抱着‌‌“好东西要分享‌‌”的心理希望别人列出个书单。实际上‌‌“好东西要分享‌‌”仅限于小黄片。

如果以阅读来给人分类的话,这世界上分三种人:一种是喜欢看书的人,一种是不喜欢看书的人,一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喜欢看书的人,你不用给他推荐,他自己会主动去寻找感兴趣的书;不喜欢看书的人,你把书说成一座金山也无法打动他。

最不确定的就介于二者之间的这类人,他时而觉得自己知识匮乏,跟人聊天的时候尽显无知,发誓要充充电,希望能看到一本阅读两分钟,才高能八斗的书;时而又觉得看书是一种负担,或者根本兴趣(不是没时间)、无法集中精力把一本书看下去。你真给他推荐,他未必感兴趣,很多时候,这类人只是想表达一种求知欲的姿态而已。最矫情的就是这种想看书不知道看什么书看了之后又不喜欢但又特别希望别人列个书单的人。为什么呢?比如你推荐科普,他说要看社科,你推荐社科,他说想看小说,你推荐经典小说,他又觉得不通俗,你推荐通俗小说,他又觉得不够档次,你推荐文艺小说,他又觉得太枯燥——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想看什么。这类人往往是书籍的消费者,而不是阅读者,最后可能还抱怨你推荐的不对。他们一般都是什么星座的?

一个人不饿,是看不到街边的饭馆的。或者他们真正的兴趣点是带着一些‌‌“克隆心理‌‌”,那些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看了什么,你接受了,仿佛自己也跟他们一样了。或者仅仅是好奇心作祟:名人都看什么呢?我要有一本是不是就明星同款了。比如下面这本叫《书单之书》的书,如果有中文版,他肯定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人多了,会有好多这样的书出版,多了就会有人写一本《一本关于书单之书的书》……

喜欢看书的人都有个习惯,经常去书店或者网上查找自己感兴趣的书,因为自己清楚想看什么,更关注书讯而不是书单。

阅读完全是个人兴趣。你可以回忆一下,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的兴趣都是什么,这些兴趣是在哪个年龄段形成的?从这一点来讲,每个人都不一样。读什么书,跟你的兴趣有直接关系。当然,从一个模糊角度来看,人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兴趣,所谓共性,比如,都喜欢窥探隐私,如果有一本关于某个名人隐私的书,大家都会感兴趣。但是荐书单往往是从个人角度下手,谁都希望自己推荐的书单与众不同,这样才显得自己有水平。因此大部分书单其实并不符合大众口味。

阅读更像是撕彩票,不是每一本书都能让你狂喜,即使我有针对性买一些书看,十本书里大概也只有两三本是我喜欢的,但是没有那七八本来衬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那两三本。更何况看书又不是为了喜欢一本书,而是看门道。懒惰的人总想找个捷径,所以会有很多类似《你死前必读的100本书》的书问世,可你到死可能也未必能看出这100本好在哪儿,因为你没看过另外1000本书。

我们常说:书山有路。可是得先找到上山的路口。书就像多米诺骨牌,你看完(推倒)一本书,就知道下一本该看什么了,是所谓路。每个人的路数都有天壤之别。

阅读是你给自己知识版图拼图的过程。有时候,这个世界并非是你看到的样子,你得去慢慢了解,书里面给了你很多线索或答案,你得有耐心去寻找。喜欢阅读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知识空白,尽可能通过阅读来填补这个空白,这让阅读的每一本书相互之间都有了关联。看下去,知识版图的面积会变得越来越大,也许用尽一生也不会把图拼完整,但可以让它无限延伸,甚至它可能画出你的三观。

中国人目前正处在五官被修得日趋完美,三观被修得嘴歪眼斜的时代,美好的东西逐渐被毁灭,恶心的东西正茁壮成长。阅读会影响你的三观,反过来三观也会主导你去阅读什么书。每个人的三观都天差地别,三观决定了一个人的兴趣和对一本书的判断,如果你推荐给别人一本可能颠覆他三观的书,无异于羞辱他。

看到这里,你可能不高兴了,书单招你惹你了,让你发这么一大堆牢骚,我就喜欢参照书单,你管得着吗。

我谈论什么都属于一家之言,并且带着强烈的个人偏见,从没指望谁认同。书单确实对有些人管用,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是‌‌“书山有路找不到,找份书单可做舟‌‌”的实用主义者,书单确实是阅读的参考信息。比如做父母的年轻时不爱看书,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又不知道该让孩子看什么书,书单就变得很重要了,比如《100位名人在童年看的那几本书》一定会让作家长的为之一振,难道从我儿子开始,彻底改变我们家族祖祖辈辈普通人的身份?

最后,我介绍一点我阅读的经验:我买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我在看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时,文中或是书后面的索引提到的一些书,出于好奇,我会买来看看。因为这些不经意间提到的书名和正看的书有关联,前提还是你要看书。或者跟朋友聊天,人们无意中谈论到一本书……

现实荒腔走板、混乱不堪、喧嚣吵闹,能离这个现实远一点就远一点,沏上一壶茶(哪怕是袋泡茶),打开一本书,进入一个世界,可能是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一种方式

2018年对我来说,是相对懒散的一年。本业小说没写几篇,关于阅读的事情,倒是做了不少。在新世相开了一个读书栏目,聊了二十几本冷门书;参加了一档叫做《神奇图书馆在哪里》的搜狐综艺;零零碎碎参加了各种阅读节活动、讲座、朗读会,担任了几个阅读大使、领读人之类的活动,至于随手推书荐书评书,更是无算。一年下来,我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了油墨清香。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活动,我注意到,一直在有人感慨现代人不爱读书;一直在有人吐槽这个碎片化、浅阅读的浮躁时代;一直在有人痛心于赫胥黎‌‌“娱乐至死‌‌”预言的实现。我对这些论断原本笃信不疑,可整整一年的‌‌“阅读‌‌”活动做下来,我却越发感到疑惑。

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什么数据支持,就是我一个感觉——或者说错觉吧——所谓的‌‌“全民阅读‌‌”,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经典图景,就好像《布达佩斯饭店》里那个从来不曾存在的老欧洲一样。我们一直以为,现在的诱惑太多,导致太多人无法沉下心来。但仔细想想,现在不爱读书的人,其实搁到原来他也不读;现在只爱浮光掠影的人,放到过去他也懒得精读大部头;那些沉迷于各种娱乐的人,穿回古代,照样打麻将斗蟋蟀玩得不亦乐乎。

无论哪个时代,热爱阅读的人总有一个固定比例,就那么一撮儿。如果我们摒弃感慨,认真观察,会发现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阅读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而且其广度与深度远比从前读书人可比。举个例子,我当年读凡尔纳的《神秘岛》,除了几条有限的译者注释之外,别无凭恃,很多细节似懂非懂,多年之后才能明白。去年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一个前同事的孩子,人家一边开着搜索引擎一边读,起手就先了解了一番南北战争背景,然后随着剧情推进,又学了土法测量经纬度、冶铁砌炉的原理、印第安人树皮船的制法、据说还动过心思自制硝化甘油,幸亏被及时喝止……总之吧,举凡历史背景、技术原理、博物分类、地质地貌、天文定位,他在阅读《神秘岛》的同时,利用网络查了一个通透。我听他讲读后感,心中一阵惭愧紧似一阵。

所以说‌‌“现代人都不读书‌‌”这个感慨,更像是老一代人对新时代的固有偏见。这事总在发生。仔细回想一下,我们八零后嘲笑过九零后没文化,七零后给我们八零后起外号叫小皇帝,六零后叫七零后垮掉的一代,五零后嫌年轻人没吃过苦,建国前的老人鄙视建国后的孩子没打过仗。民国的九斤老太说一代不如一代,前清的大师总是感慨‌‌“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宋明理学觉得现在人心太坏,学多不彰,还是上古朴实;而七十二位贤人团坐在高高的束修堆上,听孔子讲三代与周代那一去不回的美好时光…合着时代一直在退步,社会一直在堕落——怎么可能嘛。

大可不必代表这个时代妄自菲薄,更不必为下一个世代杞人忧天。《侏罗纪公园》里有句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其实阅读也一样。

好了,废话少说。2018我的阅读书单,我从这一年读过的书里挑出十本值得分享的,略做点评。书籍依然有新有旧,并非只是在2018年出版。不过今年和往年不同,我会加一点与这些书籍相遇的情景,因为缘分这种东西真是太奇妙了,不能不成为阅读的一部分。

1《宋案重审》

我有一次去天津签售,签售完坐火车回北京,结果在候车室里的小书店发现了这本书。我完全没想到,火车站这种地方,居然还卖这么专业的史学书籍。它孤零零地斜倚在书架角落,大概过往乘客们连拿出来翻开的兴趣都没有——因为实在是太厚了,完全不适合旅途携带。

我买下它之后,在回北京的火车上看了一路,到家以后也没放下,几乎是一口气看完,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特别喜欢‌‌“一书写一事‌‌”的写法,专注于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用一本书的篇幅写透写实,往往比全景式的概括更留下深刻印象。这本《宋案重审》,可谓深得这种写法的精髓。

严格来说,它是一篇超长的学术论文,主要在围绕着民国最著名的一次悬案——宋教仁刺杀案——进行考证。刺杀宋教仁的直接凶手,这个已有定论,但其幕后真正的主使者到底是谁,却一直众说纷纭。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过去一百年关于此案的研究是失败的,一是方法论有问题,只局限于刺宋本身而忽略前因演变;二是史料掌握不够充分,以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而这两个缺点,是这本书的重要突破口。

《宋案重审》的书封宣称:‌‌“这本书宣称90%的材料都是前人所未用过的‌‌”,我本以为是书商惯用的夸张手法,但读完之后发现不算夸张。作者真的是冥讨穷搜,举凡官方档案、时政报纸、私人笔记、演讲材料等等,把能搜罗到的资料挖掘一空。而面对这么多的资料,作者的处理方式也极严谨而有条理,每引一条必先论证此条可信度如何。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当时刺杀案发生后,租界警方在应桂馨宅里搜出一批往来电报-——这是相当重要的核心材料——但作者没着急使用,而是先详细考察了这批文件在租界的存放状况、移交过程和经手,细致到文件柜钥匙由谁持有,移交时每份文件如何编号等等,连巡捕房把文件放在哪派了几个印度兵值夜看守,巨细靡遗。等到作者确认这批文件并无篡改丢失之情,才开始深入论证文件本身。

史学价值如何,我一个外行人不好下判断。但它的阅读体验极好,前后五百多页,页页干货,扎实厚重,如同读一本政治推理悬疑小说。抽丝剥茧,披沙拣金,从无数细节攻入,一点点汇聚成最终结论。宋案前后的种种诡谲人心、政坛算计,就这么一点点地还原出来,极过瘾。

至于真正的凶手是谁,我就不剧透了。

2《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

这本书我是在社科院的书店里买到的,就在建国门旁边。那是一个好地方,经常会发现一些冷门而奇怪的书籍,我没事就过去逛一圈。曾经在那里找到过一本《古代小说续书序跋释论》,把明清名著续书的序跋合在一起做比较;还看到过一本《古代小说中异类姻缘故事的文化阐释》,研究中国古代传说里那些和人类结婚的妖怪种类……总之有些研究角度很刁钻,你都想象不到。

这本书是一个荷兰汉学家写的。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一看题目就买了,读完大概花了一周多的时间吧。

它可以视为《叫魂》的一个延伸版,不过作者把重点放在了故事型式和传播模式两个角度,试图解析中国历史上的典型性神怪谣言:比如麻胡、虎外婆、樟柳神、旱魃、黑眚、妖妇、邪帝等一系列在各地造成过大影响和恐慌的民间传说。作者发现,这些传说呈现出一种相似的模式,每一个故事的核心都是某种危险生物,它对于个人性命、家族与社群延续造成直接威胁。关于它的事迹传播极为迅速,当达到一个峰值时,人类会倾向于把自己的恐惧投射到社会上的边缘人,把他们当成替罪羊或责任人。如果你觉得《叫魂》好看的话,那么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个更宽泛的素材。

不过对我来说,全书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学术性的解析,而是作者各处搜罗来的民间传说,很多我都没听过。这些传说或诡谲,或恐怖,或神秘,都是写作用的好素材。而且在作者独特的视角之下,这些彼此毫无关联的不同时代的故事,居然能隐隐用一条社会学脉络贯穿起来。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专题,关于‌‌“黑眚‌‌”的研究。黑眚是屡屡见诸明清史料的一种谣言中的怪物,是对具有犬狸形状、浑身散发着黑气、会飞行、会入户变为伤人野兽的怪物的统称。最早可以追溯到宋真宗时代的帽妖,到了徽宗朝,它在方腊被押到汴梁时再一次出现袭击人类,被传为方腊党羽所化。这种怪物在1476年和1537年两次在京城引发了集体恐慌,惊动了内阁与皇帝。嘉靖甚至请出邵元节施法驱逐,但似乎没效果。接下来迅速扩散到整个中国,尤其到了清代,各地都有文人心惊胆战地留下或长或短的记录——它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姑且不论,但作为一个文学题材可真是太帅了。

3《鳄鱼街》

久闻布鲁诺舒尔茨的大名,可惜一直没机会沉下心来阅读。有一次长途旅行前,我在手机里打开阅读软件,想准备点旅途读物,随手下了一本《伟大的50篇短篇小说》。开篇就是舒尔茨的两个短篇:《鸟》和《父亲的最后逃亡》——余华曾经说《鸟》是影响他的十部作品之一。

两篇都不长,很快就读完了。我关掉手机,呆了一会,又回过头去重读了一遍,感觉到一阵幸运,幸亏我这么晚才读到它们。设若我年轻个五岁十岁时初读,大概是很难以体会其中妙处,会把它束之高阁,就此忘却。

这两篇都有点卡夫卡的味道,通过荒诞的异化来描绘现实。只不过卡夫卡更多是向外延展,而舒尔茨是往内在深挖。两篇小说里都有一个核心角色‌‌“父亲‌‌”,《鸟》里的父亲无心世俗,专注于在阁楼养鸟,就在他即将异化成一只真正会飞翔的鸟时,却被阻止;《父亲的最后逃亡》说的是父亲死后,变成一只螯虾回到家庭,却遭到了家人的厌恶与冷漠。

可以看得出来,两篇描述的都是‌‌“父亲‌‌”的焦虑、渴望、挣扎与疏离孤独。舒尔茨天才般地将这种心理状态具象成了两个极其荒诞的变化,像秋风中的一截燃烧殆尽的线香,朽灰仍保持着挺拔状,风一吹,便形体垮散,慢慢消散而去。这种无以抗拒的苦闷和遗忘,被舒尔茨写成了诗。他的诗实在是太美了,就像一团舒展的雾气,你无法去分析每一个单独的句子,却总能轻易陷入到那种铅灰色的氛围里去。

虽说这两篇杰作所表现出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狭隘的年龄分类,但我觉得身处中年——尤其是身处中年危机的人,有时间一定要读一读这两篇,那种字里行间凝结出来的情绪,你们一定比别人更敏锐的感触。

布鲁诺·舒尔茨是个波兰籍犹太作家,生前是个中学老师,虽然也写东西,但在文坛籍籍无名。他50岁那年,被纳粹枪杀于街头,死后才逐渐为人所知。他的作品不多,都统一收录在2010年出版的《鳄鱼街》里。每一篇都值得一读。

4《书法没有秘密》我在重庆逛一个独立书店时,走过一面接天连地的大书架。上面的书都是侧摆,只能露出书脊。在这种摆放之下,封面和腰封丧失了全部优势,只能靠书名来赌一赌读者的兴趣,。

我一眼就注意到了这本书。它太醒目了,不是因为书名,而是因为装帧。它的封面与封底边缘都是米黄色,而书脊却是黑色的,那种墨拓式的黑,深浅不一,其上还隐有运笔痕迹。我把它抽出来,发现里面每一页的边缘,都是如此风格。远远看去,还以为是某本碑帖。

以装帧而论,算得上是我18年见过最具匠心的一本。

书的内容,比装帧更棒。

我一直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但自己写字特别丑,因此唯独对书法这一项运动敬而远之。不过这本讲书法的书,我只读了一个开头,便被吸引住了。

作者在序言里开宗明义,明确表示要放下学术身架,写一本普通人愿意看、看得懂的书。这本书其实是2012年出版过的,作者觉得架子还是端得有点高,于是在2017年又改订了一版。而书中具体的内容,如作者所言,‌‌“它本不是为依样画瓢、雕虫刻符而作的,分崩离析的笔法要诀,复杂琐碎的写字技术在这里不是重点。‌‌”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本教人写字的教科书,而是一本导人审美的建构之书。它就像一位大师带着你走近博物馆,在展品长廊里徐步缓行,娓娓道来,把历朝书法作品作为一条完整的理念源流,再将历代大家置身其中,于是师承何处,突破在哪,何以为大众所推崇,一时间分剖得清清楚楚。愚钝笔劣如我,也能略微感应到一点书法之美。

苏轼评文有过一段话:‌‌“凡文字,少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意思是到了一定境界,文字虽然复归质朴,却能让人感受到后面那股沛然的底蕴。这本书的文笔,与这个境界庶几近之。作者的笔法很简单,没有那么多云山雾罩的形容词,有一说一,近乎白话。但言谈之间,掌故信手拈来,自身又有深厚阅历,谈完古人,又能讲一段自己亲身经历,让人读之觉得说一藏十,力透纸背。

比笔法更难得的,是作者的通透态度,比如他谈及什么是书法时,说有个教授很绝望地说日本是书道,中国是书法,传承比人低了一筹。作者的态度却很淡然:‌‌“日本对书法怀有敬意,值得我们尊重。但不必认为日本把书法叫书道,就觉得高不可攀。书法在中国虽不称道,但在锤炼笔墨技巧和追求精神境界两方面从不偏废……书法的道是书法自身的规律,这个道,不管你是否口称它,只要你追求书法的法,就会得到书法的道。‌‌”

同时作者也对古人保持一个清醒态度。比如在《笔法与结构》一章里,他谈到钟繇想学蔡邕的笔法,可韦涎却不肯给他看真迹。等到韦涎死后,钟繇盗墓把蔡邕的字偷出来,才得其精髓。他有一个弟子宋翼,总写不好字。后来钟繇死后,宋翼从老师的墓里盗出《笔势论》,书法水平才突飞猛进——作者觉得这是瞎扯淡,不符合教育规律。老师手把手都教不会,自己偷个帖子就弄明白了?然后借此说起学书法该如何起手,句句平实,皆是干货。

现在给普通人看的文化书很多,或戏谑如段子,或严肃如教科书。这本书的分寸掌握得极好,读之如饮醇酒。如果说2018年我只能推荐一本书的话,那就是这本无疑了。

5《南方高速》

说来惭愧,我买这本书,完全是因为书腰的宣传语。我一向讨厌书腰,更不屑那些‌‌“名人联袂推荐‌‌”,但当我看到《南方高速》的腰封上那一排马尔克斯、聂鲁达、萨拉马戈、略萨、莫言推荐,还是忍不住好奇掏钱买了。营销术的操控人心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这一次,书商确实没骗人,这是一个值回票价的短篇集。

科塔萨尔的写法,与其说是小说,更接近一个伸缩自如的镜头,它可以像望远镜一样远望圣路易岛上一男一女的亲热,也可以像显微镜一样,细致入微地观察一只白蝴蝶落在堵在南方高速路上一辆‌‌“王妃‌‌”的挡风玻璃上。这本书的阅读方法,其实在第一篇《魔鬼涎》里已经揭示出来了,你只要跟着主角摄影师的视线,无限深入到琐碎的生活细节里去,就会像蚁人坍缩到微观世界一样,见到许多日常想象不到的奇景。不用情节,不靠文笔,甚至连情绪都不屑调动,只靠‌‌“视角‌‌”的调度就能有如此精妙的效果,实在令人敬佩激赏。

在招牌菜《南方高速》里,这个特点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通篇没有情节,没有对话,只有一个超长的镜头,对于身处大堵车中的众生态不停地做特写、全景、运动式运镜,直至堵车解除。就我的感觉而言,科塔萨尔甚至放弃了表达本身,专心于试探文字所能描摹的极限。

如果有兴趣的人,我建议先看《魔鬼涎》摸摸作者路数,再看《南方高速》、《正午的海岛》与《万火归一》几个短篇,不长,你如果觉得能适应,再看其他的不迟。科塔萨尔的短篇不是每一个都那么平易近人。比如同书收录的《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系列,我就有点不明觉厉。

顺便说一句。书腰上印了一段聂鲁达的评价,特别狠:‌‌“任何不读科塔萨尔的人命运都已注定……他们会在无声中变得阴郁、愈渐苍白,而且还非常可能一点点掉光所有的头发。‌‌”

我读还不行吗?

6《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

这本书于我,是个美丽的误会。

我平时也看博物类的书,但很少主动去找。就在十一月份,我偶尔踏进一家成都的小书店,习惯性地蹲下来看最底下一排书架。一般来说,店主会把特别冷门的书搁在这里,准备退货之用,但偶尔里面会挖掘到一些好东西。我扫了一圈,看到一本《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以为是谍战呢,高高兴兴抽了出来,结果发现是讲园艺的,更准确地说,是讲蚯蚓的。

我有个偏执,既然抽出书来了,说明缘分到了,无论如何得翻阅一下。于是我勉为其难地打开这本书,捏着鼻子打算试读几页。没想到一读就沉浸下去了。

这本书的作者是艾米·斯图尔特,著名自然文学作家。这本书是她以自己家花园为实践舞台,来讲述真正的地下工作者——蚯蚓的故事。她从达尔文的蚯蚓研究开始,视角逐渐缩小到自家花园,把蚯蚓对自然的影响放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园子里,没有堆砌术语,没有附赠表格,全都是个人的观察体验。读起来特别舒服流畅,再加上她时不时还蹦出一些园艺家特有的幽默,像是一个热爱园艺的邻居隔着篱笆跟你聊天似的。看完以后,我都要爱上蚯蚓了,浑然忘记自己还蹲着呢……

赶紧起身,腿麻到不行,一瘸一拐地走到收银台,把这本与作者的其他几本都一并买了,囤到明年慢慢看。

7《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帕慕克大概是目前还在世的文学大师里,我最喜欢的前三之内。当年读《我的名字是红》的震撼,至今仍旧记忆清晰,没想到小说还能写成这样。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本书很有意思,它几乎可以视为帕慕克之前很多作品的合集,里面有像《雪》一样涉及大量世俗、信仰与政治纷争;有《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对这座城市近乎痴迷的细节描写;而主角麦夫鲁特,简直就像是从《纯真博物馆》里走出来的一样。

这是一部从1968年绵延至2012年的史诗,与其说帕慕克写的是主角麦夫鲁特,倒不如说是借着这个略带天真气质的角色眼中,叙说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变化。我们在里面能看到无处不在的阿塔图尔克如何塑造现代土耳其,看到西方电影院与中东文化的冲突,看到贫民窟杜特泰佩与库尔泰佩的都市化变迁,看到风起云涌的左派斗争与军事政变,看到库尔德人在主流人群中的挣扎与拼搏,看到大街小巷卖钵扎的小贩和鹰嘴豆饭……这简直是一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漫长纪录片。

写作是一件特别诚实的事,帕慕克毫不克制地把自己对伊斯坦布尔的记忆与爱倾注其中,并感染到所有的读者。即使你无法捉摸到这本小说飘忽的时间线和叙事技巧,也能体会到作者对这座古老都市像细密画师一样细致入微的描写。尤其当帕幕克叠加上时间的维度之后,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一条高速流动的大河,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流淌。麦夫鲁特和他的家庭、朋友们就像是河中大大小小的礁石,被时代冲刷着,慢慢磨去棱角,改变模样。

书中快到结尾时,有这么一段话:

‌‌“麦夫鲁特已经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四十三年。在头三十年里,他感觉在城市里读过的每一年,都让自己跟这里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最近几年里,他觉得随着时间流逝,自己反而对伊斯坦布尔越来越陌生了。难道是因为洪水猛兽般涌入城市的上百万新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数新房子、高楼和购物中心吗?麦夫鲁特看到,1969年他刚来城市那会儿盖的房子,不仅是一夜屋,塔克西姆和希什利哪里四十多年的老公寓楼也全拆除了。在那些老楼里生活的人们,仿佛用完了他们在城里的期限。当那些老人和他们建造的楼房一起消逝时,新来的人便住进在那里盖起的更高、更恐怖的混凝土楼房。麦夫鲁特越看这些三四十层的新楼,就越觉得自己跟这些新人口格格不入。‌‌”

在完全变了模样的都市里,麦夫鲁特像年少时一样,扛起钵扎挑子,继续走街串巷。斗转星移,白云苍狗,当你读完全文之后,才能理解这个画面带给人的颤栗与感动。而中国读者读出的感慨,又何止限于伊斯坦布尔啊。

8《乾隆皇帝的荷包》

这是今年我读得最艰苦的一本书。

如果我读的不是电子版,而是实体,恐怕早放弃了。不是书不好,是它太硬核了。

作者赖惠敏是一个台湾学者,她花了二十几年时间,从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以及各地田野调查里,梳理出乾隆一朝的内务府财政结构,怎么收钱以及怎么花钱的——故名‌‌“乾隆皇帝的荷包‌‌”。里面充斥着大量枯燥的银钱统计、经济史料和金融分析,是标准的学术性书籍,完全不考虑阅读趣味。

我有意想突破一下自己的阅读舒适区,才选了这么一本书咬着牙读下去。但坚持读完这本书,是很有收获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枚清晰可见的透镜,从内务府的财政运作中,可以管窥乾隆一朝的统治奥妙。诏书可以粉饰,史料可以篡改,但数字可不会骗人。银钱的流动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涟漪,它提示着潜藏于水面下的庞然大物。一个政权的深层次矛盾,往往就暴露在这些账簿之内。

这本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内务府的收入项,包括皇庄、税关、生息当铺、盐税报效、罚俸、查抄家产等;第二部分是内务府的支出项,尤其是重点讨论了乾隆利用宗教来笼络蒙古王公的种种手段。前后这么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乾隆皇帝很善于利用内帑,在不增加田赋的基础上敛聚财富,并用于稳定蒙藏的宗教活动上。一方面,这对于边疆地区有正面意义;另外一方面,乾隆与内务府的种种敛财手段,对后世也造成了深远影响,如发商生息、报效捐输那一套规矩对商业活动的破坏、议罪制度与查抄对吏治的影响等等——用书中的话说就是:‌‌“乾隆朝的皇室财政正好可以印证诺斯的理论,统治者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与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之间,存在着冲突。‌‌”

这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王朝体制,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

9《秦汉社会民生信仰研究》

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以出土简帛文献为中心》。里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考古文献来还原秦汉老百姓的日常。同样购买于社科院书店。

历史小说最难描摹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每一个时代的老百姓,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比如汉代的酒肆,木案上要摆着羊尊盛酒,羊通祥,以示祝福之意;唐代烧尾宴,桌中间要搁一道‌‌“素蒸音声部‌‌”,用面做成蓬莱仙人形状;明代京城过元宵节,男性要去各处城门摸钉子……等等等等。一个独特的细节露出来,即使读者并不知典,也能感受到那种浓郁的时代风味。

可惜的是,秦汉时代的传世文献本来就少,又被帝王将相霸占了大部分篇幅,谈及那时候的平民生活极罕见。这本书借助现代考古成果,从前人所未见的大量出土简帛里,还原出了当时百姓的信仰细节。

当时老百姓过日子很迷信,事事都要讲究什么是吉凶,什么算宜忌,什么日子拜什么神祇,有什么规矩。比如汉简里有一条:‌‌“孕妇头朝东者为贵,朝南者富,朝西者贫,朝北者不寿。‌‌”——这是生孩子的迷信;再比如汉简日书里说有四个日子不宜出行,一是丁酉日,因为西王母就是这一天西去不回;二是壬戌日,因为鲧在这一天北去羽山,被祝融所杀;三是丙戌日,大禹在这一天南下会稽死在当地;四是庚子日,因为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在这一天东去不回。

这是多么生动的细节啊,只有那时的人才会这么过,后人杜撰都杜撰不出来。如果把这些细节丰富进小说,即使只是一个凡俗桥段,也会增添不一样的质感。想象一下,你现在要写一部秦代背景小说,里面有一个桥段,主角挚友意外去世,令他悲痛欲绝。一般的写法,会写主角伏尸大哭,没问题,但是太普通了。但如果你看了这本书,就会记得里面有一条秦简记载:秦代人认为人死后鬼魂会归来,生人要点燃莎芾或牡棘枋,握在手上以辟邪——于是你可以写主角伤心过度,手中一时没握住,莎芾悄然落地,在织皮上烫了一个洞。只有秦代,才会有这样的习俗,时代特色便凸显出来了。

这本书配合着王子今老师的《秦汉称谓研究》、《秦汉社会史论考》,写秦汉文足够了。

10《阿尔比恩的种子》

读这本书,无论是你的时间还是家里住房面积,都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它分成上下两册,有煌煌一千两百页之厚——我必须用中文数字来表达对这个长度的敬意——价格是一百五十八块四。

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价格,是因为我没买电子版,而是网购了一套实体。恰好在这之前,我送过朋友一套别的书,所以默认送货地址是他家,我也没检查寄送信息就下了单……结果我在家里枯等三日,正要愤怒地打电话去投诉,那位朋友一脸懵逼地问你又送我书了吗?我只好强忍泪水说是的,为了见证我们之间伟大的友谊,然后一边吐血一边又买了一套。

但所有的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是一部美国历史书,但并非那种标准的美国历史。它讲述的不是一段冗长的编年史,而是在探究一个问题:是什么塑造出了当今美国的国民性。当然,这是一个太过粗率的说法,美国幅员辽阔,每地民风差异很大,很难统而论之。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塑造出了美国不同地域的文化性格,它们的源头在哪?又是如何发展的?

如果是中国、欧洲或者中东这种地方,探讨这类话题的难度很大。太多信息已经湮灭在时光长河中,很难提取到足够多的信息去追根溯源。但美国不一样,它建国时间很短。又是从一个成熟文明圈移植而来,因此原初记录保留得相当丰富,这使得我们能像观察培育皿里的幼苗那样,看到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过程。

阿尔比恩是希腊神话里海皇波塞冬的儿子,也是希腊人对不列颠岛最古老的一个称呼。阿尔比恩的种子,顾名思义,说的是英国向新大陆输出殖民时带去的文化传承。

按照作者费雪的分类,阿尔比恩的种子,主要有四枚:清教徒、保王党、贵格会以及边民们。这是四个性格鲜明、风格迥异的殖民群体,它们的殖民模式、政治诉求、信仰三观以及社会规范都大相径庭。

清教徒大多来自于东英吉利,他们出于对宗教迫害的恐惧以及对建立圣经共和国的热切,来到了马萨诸塞。他们教育水平很高,信仰虔诚,坚持秩序;保王党则是一群在英国内战中失势的贵族,他们逃去了弗吉尼亚,还像在旧大陆一样热爱欢宴、跳舞与决斗,注重等级与身份;与世无争的贵格会盘踞于宾夕法尼亚,在那里营建他们所倡导的和平主义与宗教平等国度;而生活在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的凶暴边民们,则移民到了阿巴拉契亚的群山之间,形成了一个个极度排外、热衷酗酒的小宗族。他们大多信仰苏格兰长老会,在脖子上缠有红布,被外界轻蔑地称为红脖子。(当然,这四枚种子只是一个粗糙的分类。)

这四个群体在美国开枝散叶,形成了四个比欧洲诸国文化差异还要大的文化圈,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美国。《阿尔比恩的种子》深入地观察了这四个团体,从语言、建筑、家庭、婚姻、教育理念、宗教、继承制度和对自由的理解等二十几个维度,来比较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

更有趣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种子逐渐长成大树,枝叶彼此交错。不知不觉中,一抬头,发现这片树林已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美国模样。

这种写法听起来很枯燥,其实不然。作者文笔优美简练,而且引用了许多生活细节为佐证,可读性相当强。随着一个一个维度的讲解,生动的群像跃然纸上,感觉就像是在读设定集一样。你读完全书,对美国早期的东海岸殖民格局以及文化宜忌,便会了然于胸,纵然一下子穿越过去,至少能保住小命。

过去几个世纪,多数大城市的通勤时间都大幅增加。随着市区的房价飙升,很多劳动者纷纷向价格更低的市郊迁移——但要降低房租,就只能延长通勤时间。例如,根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每天花费两小时通勤的英国人在过去10年增加了72%

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还发现,典型的伦敦人每周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平均为6小时10分钟,而纽约人还略高于这一数字,达到6小时18分钟。

与此同时,千禧一代的阅读量则超过他们的长辈。根据皮尤的一项调查,18至29岁的美国读者中,约有72%过去一年读过一本印刷书,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年龄段。与此同时,图书读者研究公司Codex Group表示,44岁以下的图书购买者有三分之一减少了数字设备的使用时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后,印刷书销量过去3年每年都有所增加。

出版商也充分意识到这两大趋势,因而积极追逐这股‌‌“通勤阅读‌‌”趋势。企鹅出版社发言人菲利帕·考伯恩(Philippa Cowburn)表示,该公司已经开始发行‌‌“方便手拿、放入口袋和外出携带的‌‌”小尺寸图书。与之类似,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发行了一批35,000字的图书,采用了块状段落排版方式,方便你在注意力被打断时快速找到刚刚读到的地方。

按照成年人每分钟大约300个单词的平均阅读速度,每周6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大约可以阅读10.8万单词,而且仍然能留出足够的时间查看和更新Twitter。《呼啸山庄》、《格列佛游记》或《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大约都是这样的长度。当然,前提是你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且有足够的空间打开一本书。如果自己开车上下班就无法做到了——除非你收听有声图书。

即便是短途通勤也可以用来增加阅读量。所以BBC Capital提出一个问题:就通勤而言,最好的阅读方式和阅读材料究竟是什么?

15分钟之内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神经心理学家韦伯·布洛维(Wiebo Brouwer)认为,诗歌很适合短途通勤。他表示,短途通勤最适合阅读‌‌“短时间就能看完的文字,例如新闻或短诗。‌‌”

‌‌“看完这种短篇内容后可以选择再读一篇短文,还可以准备换车,或者与人对话。‌‌”他说。

另外一种题材则是小小说。爱尔兰小小说作家亚当·特罗德(Adam Trodd)表示,1000字以内的作品很适合一两站的路程。可以从《睡眠是一种美丽的色彩》(Sleep is a Beautiful Colour)开始,这是今年6月为庆祝‌‌“小小说日‌‌”而出版的一本选集。

为了制作其他类型的短篇阅读材料,出版商还在印刷长篇作品的精华版,例如企鹅出版社的《伟大的想法》(Great Ideas)系列;或者简短的主题概述,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基本知识》(Essential Knowledge)和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的《实物教学课》(Object Lessons)。

30分钟之内

30分钟的通勤时间比较适合阅读短篇小说集。牛津大学出版社书店副店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推荐‌‌“大师的作品‌‌”,例如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以及洛里·摩尔(Lorrie Moore)这样的‌‌“新大师‌‌”。

‌‌“我个人更偏爱相互关联的故事。‌‌”伦敦Peirene出版社负责人梅克·泽沃格尔(Meike Ziervogel)说。她推荐欧鲁米德·柏博拉(Olumide Popoola)和安妮·霍姆斯(Annie Holmes)的《裂痕》(Breach)、爱丽丝·门罗(Alice Monroe)的《贫穷的女佣》(The Beggar Maid),以及大卫·斯扎莱的《这就是男人》(All That Man Is)。

符合这一标准的还有《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十日谈》(The Decameron)和《一千零一夜》(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这些中世纪后期的故事集都采用同一个框架,每一个故事都适合不同的场景中阅读。

另外,出版商露西亚·奥弗莱厄蒂(Luciana O'Flaherty)认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通识读本》(OUP's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或许很适合30分钟的通勤路程,例如从伊灵(Ealing)到法院巷(Chancery Lane),或者是从布鲁克林(Brooklyn)到曼哈顿市中区(Midtown Manhattan)。

她推荐早上阅读非小说类读物,晚上阅读小说。如果从其他地方来到伦敦,她建议从经典作品看起。‌‌“如果你从里士满(Richmond)来,可以看看《火星人入侵萨里》(Martians invading Surrey ),或者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她说。

45分钟之内

对于这种通勤长度的人来说,连载小说非常适合。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出版界的第一本现象级作品——以连载形式呈现(总共19次),所以分章节阅读恰恰可以回归它的本源。

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的《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是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查尔斯·狄更斯曾在自己编辑的《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杂志上连载过这部小说。

《三剑客》(The Three Musketeers)最初也是在报纸上以连载的形式刊登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贵妇画像》(Portrait of a Lady)和《奉使记》(The Ambassadors),以及哈里特·贝切尔·斯托夫(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同样如此。

通过信件和日记方式讲述的书信体小说也很适合45分钟的通勤时间,比如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克拉丽莎》(Clarissa),或者年代更近一些的阿拉维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的《白虎》(The White Tiger)。

60分钟或更长时间

你是个幸运的上班族——这么长的通勤时间足够让你沉浸在篇幅更长的作品里。‌‌“开始阅读一本新的小说时,可能需要长时间的阅读才能构建内部语境,以便解读和欣赏故事的独立要素,而短途通勤的阅读效果不够完善。‌‌”布洛维教授说。

如果在短途通勤中反复融入和跳出长篇小说,‌‌“虽然可以略微了解小说的大致内容,但通勤者因为故事情节的割裂产生的失望感受可谓得不偿失。‌‌”他说。

在这种长度的通勤过程中,可以首先考虑最近的重要奖项获奖作品——例如2016年的布鲁克奖获奖作品——保罗·比蒂(Paul Beatty)的《背叛者》(The Sellout)、或者2015年的获奖作品马龙·詹姆斯(Marlon James)的《七次谋杀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

如果阅读这一类的非恐怖小说,可以参考经过精心挑选的书单,例如‌‌“图书管理员最喜爱的100本小说‌‌”,《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位居首位、现代文库的‌‌“百部20世纪最佳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居首,或挪威图书俱乐部的‌‌“世界文学百强作品‌‌”,《堂•吉诃德》(Don Quixote)居首。

熟能生巧

英国精神病学顾问兼小说家泰德·汤姆森(Tade Thompson)认为,在较短的通勤时间内集中精力阅读就需要学会忽略一些刺激物,例如周围的人或者闷热的车厢——把精力集中于手头的任务。

‌‌“形成习惯可以对此形成帮助。‌‌”汤姆森说。遵守承诺、前后一致、保持规律都能促进与阅读有关的大脑通路。所以,如果一直坚持这么做,你就会更加擅长阅读。

你可能并不知道,通过一点练习,通勤或许会成为一天之中最令你期待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