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没人”，而是抵制圣诞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已过了预热、突击、攻坚阶段，进入了调整巩固期。

所谓巩固期，主要是巩固之前的成果，稳定队伍，总结经验，厉兵秣马，继续提升。

表面上看，今年的圣诞气氛的确是浓了一些，商圈里、步行街上，大大小小、优劣不一的圣诞树多了，各种节日灯饰也显眼了不少，按捺不住的红男绿女又冒出来过节、购物。

但事实上，给它稍微送个绑，为我们经济服务一回，有什么不好，这才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再者，且让商家亏上几次，赚不回灯饰钱；让消费者失恋几次，尝尝崇洋媚外的苦，就会长教训了。人教人一时，事教人一生，吃了亏就会明白过什么圣诞，还是上夜班好。

孙红雷说得深刻，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大家不用为几棵圣诞树又立起来了而气馁。过去的突击攻坚有成效吗？当然有，并且不是小有，而是大有。“不过洋节”已日益深入人心，让一些人哪怕强行要过、执意要过，也可能过不踏实，过不安稳。

况且，成规模、成体系的抵制固然表面上少了，但自发、自觉的抵制仍然亮点频现，遍地开花，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枪声连成片。许多人小时候从不学古典文化的，老祖宗的《论语》和《国语》从来分不清的，长大成人后纷纷受到感召，加入了文化自信的队伍。

且不必说许多机构自觉要求员工、学生抵制，也不必说“平安夜是庆祝八国联军攻北京”等段子仍然广受欢迎，有朋友说，只不过24日群里问了一句晚上啥安排，立刻遭到群友坚决反击。有的学生家长告诉我，学校国内部的举报国际部放圣诞假，所以这一次假期也减少了，圣诞假也改名叫“社会实践活动”。这都是很大的成效。

当然，目前还应该有几个提防，特别是小心“拿着传统反传统”，比如借所谓唐代宗在圣诞节赏赐信众的故事说事。总之，让“过洋节”的空间越来越小，调子越来越低，声势越来越弱，脸皮越来越臊，这就是重大的成果。

按我观察，今后还可以把“年末抵制圣诞，端午抵制快乐”两大行动统一起来，打出组合拳，取得更好的联动效果。

我的主业是读金庸小说。武侠故事里，但凡黎明破晓前，最安静的总是胜利者，最喧闹的总是失败者。万安寺时，峨眉派沉寂了一段，随即屠狮大会天下第一；嵩山顶上，左冷禅那么咋呼，最终不过是为别人作嫁。突击三年，巩固两年，最后的胜利指日可待。有道是：大棉袄来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开山劈岭伐圣诞树，这就是我说的劳动保护！

何伟如今在成都丢掉教职，跟当年到涪陵谋得教职，就像一本书的终章和开篇，看上去颇多抵牾，严重点说是新篇章背叛了老黄历。

但正因为如此，这才算得上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作者和主角都活到了最后一页，只是都不会在彼此的续集里露面。

在口罩期间，何伟写的一些文字很被老读者诟病，认为他过于迁就和支持管控。我看过其中刊发于《纽约客》的一篇，非常失望，何伟居然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

‌‌“在我看来，中美抗疫表现的不同还与教育和努力程度有关。抛开中国学校教育中所涉及的政治理念不谈，中国的这套制度的确是引导人们尊重科学的。此外，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观，社会因此变得更加欣欣向荣，且并未丧失向上攀登之志。‌‌”

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像奥威尔那样，把故事和评论都写得同样好。何伟这些话，充分现实了他对中国某些维度的无知与幼稚。

我也决定不再读他的东西。

回想起十几年前，‌‌“非虚构‌‌”还远不像今天这么时髦，我第一次读到《寻路中国》时的欣喜和震撼。

作为闯入者时，何伟的打量，与中国人的日常很容易催发出化学反应。在中国写作者习焉不察的空地上，滚起雪球，越滚越大，最后隐然有雄迈的气象。

但当同样一个人，一个视涪陵为故乡的成都居民，被红袖章岗哨、铁皮围挡、采样棉签、体温计和二维码规训一段时日后，禁不住为这些辩护，倒也可以理解。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斯德哥尔摩。

但至少中国题材上，他很难再带给我惊喜。

这样的何伟注定尴尬。对一些人来说，何伟是个麻烦。他是很和善，但在某些环境下，忠实记录就等同于恶意。

对张丰等另一群人来说，何伟像是一枚风向标，一条热带鱼，可以证明风向和水温尚未完全崩坏——在日趋板结的国土上，还可以残存一点共识，容许一个人——哪怕是洋人，从主流叙事旁逸斜出，为文明遮点羞，留三寸体面。

恶意和期许，何伟都是担不起的。走了也好，以他的才华，写作主场可以是全世界。

已到路的尽头：何伟要卖车了

朋友圈看到消息，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托朋友卖掉他在成都的本田SUV。‌‌“里程10000出头，非常新。‌‌”

真的是让人伤心的消息

何伟在成都买下这辆车的时候，心中想的一定是要在中国住很久，要去很远的地方。谁能想到，这辆车很快就到了路的尽头。

《寻路中国》的封面，是一张何伟和白色汽车的合影，那是他租的车，奔波于中国的城乡之间。书名有双重含义，既是自驾意义上的找路，也是为（或者帮）中国寻找出路。

过去十几年，何伟是最受中国人喜欢的作家之一。写下《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后，他去了埃及。那时在网上看到一篇访谈，他说喜欢住在中国，如果要选一个的话，他希望是成都。

他真的来了，其实2019年之前，实现这样的梦想不是什么难事，一些你能想到的美好的事，总会发生。他带着太太和两个女儿飞往成都，在飞机上，女儿读的是小说《1984》。现在看来，真的是一个隐喻。

不过，那时何伟非常乐观。他把两个女儿都送往成都的公立小学，小朋友和中国孩子一起受教育，包括上政治和思想品德课。他的女儿，据说也学习了《朱德的扁担》。

有一次见到他的太太张彤禾，问她是否会担心教育的后果，她说，他们都不担心。

何伟经常带着两个女儿沿着锦江河边跑步，而成都的空气经常都不达标。他在《江城》中写了在涪陵的生活，那时他就坚持跑步，而彼时涪陵的空气，想必更差——他不怎么在乎PM2.5，在这个意义上，他相当中国化了。

所以他才会说，他喜欢的不是未来的，而是现在的中国，是当下活生生的中国人的生活。疫情中他为纽约客写的文章，对中国的防疫政策有点辩护的味道——在美国，他也被一些人认为过于‌‌“亲中国‌‌”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天真的人，最终却不得不离开中国。他在四川大学教写作，课程很受欢迎，也极大提高了所在院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学校选择‌‌“不续聘‌‌”，不帮他续签工作签证，时间紧迫之下，他最终不得不仓促回到美国。

或许也不完全是川大的错，而是时代氛围出现了转折。中美关系紧张，中国也关闭了成都的美领馆。在课堂上拥有一个美国出生的杰出的非虚构作家，让川大感到不安，也是正常的事情。

现在想想，成都这个城市曾经一度非常迷人。

美领馆领事夫人庄祖宜，和她的乐队朋友在成都街头唱歌，人们既没有因为她的身份而过度围观，也没有感到有什么敏感。她是一个美食家，而成都则自称是美食之都。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她是谁，只是为音乐感动——她们唱的是儿歌。

而在川大的讲台上，学生们也可以安静听何伟讲他的写作理念。记住，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这个城市在一段时间内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开放、包容，更重要的，其实是自信。

但是这种美好的东西，要破碎起来又无比容易，甚至无声无息。疫情中曾看到让人心酸的一幕：一个美国小伙子在桐梓林，弄了一个广告站在那里，寻求有人收养他的狗。他不得不回美国，而狗无法带走。可能，他也和何伟一样，本来在成都有相当长的计划。

或许再过几年，很多人都会忘记，有一个天真的美国作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呼吸过混杂着PM2.5和火锅香味的空气，像一个普通成都人一样穿过这个城市。

何伟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那辆车一直在成都某个小区的车库等着他。现在公开出售，则意味着他开着这辆车探索中国的想法，正式结束了。

10000公里，真的很新——刚刚上路完成磨合，还有多少故事等着书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