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附近的黄昏
这三年来，我不止一次回想起2020年4月30日。那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也是我在广告圈21年职场生涯的终点。老路走到了尽头，前方却无路可走。
当晚在回家的渡轮上，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在我眼前，是沉沉的夜里一段布满暗礁的航程，而我这艘渡轮渐渐远离出发的港湾，说不定正在偏离航向，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靠岸。
“时代的一粒灰”，正以中年危机的形式降临到了我头上。
中年危机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虽然当时还无从设想疫情的深远冲击，但向来对经济变动最为敏感的广告业，已经迅速感受到了寒意：只要市场上各品牌的销售出现下滑，广告主削减预算，广告代理公司要想不被波及，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2020年1月疫情正式爆发后，我所在的公司已裁过一波，我轮到的是第二波。
人人都有不祥的预感。离别之际，留下来的同事半是宽慰我，半是自嘲地说：“像你这样‘早毕业’的至少还能拿到不错的赔偿方案，轮到我们的时候恐怕更差。”她没说错，后来第三波的赔偿方案确实差一些。业内之前还有个笑谈，说某家代理公司业绩不行，之所以没裁员，只是因为“没钱裁员”。
留下来确实也不见得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明摆着的现实是：工作将会更卷，多半只能苦熬。
疫情防控放开后，我和老同事今春重逢，谈到这一言难尽的三年，不止一个人都苦笑说了同样的话：“做得太累了，天天盼着被裁，这样不用自己为难，公司就帮你决定了，还能赔一笔钱。”我开玩笑说：“看来至少不用担心你们被裁后抑郁了。”
失业后的自我怀疑，是这一危机的第一道关口。
本来，在广告这样流动性相当大的行业里，跳槽、失业都是常事，然而真轮到自己头上，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虽然明知裁员只是公司基于成本考虑的决策，甚至和你的工作能力未必正相关，但要说没受一点打击，那不是真的。
像很多职业经理人一样，我也有一种很深的错觉：就算承认自己赶上了时代的红利，但内心还是更愿意相信所有成功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挣来的。
然而，一旦你从那个位子上下来，就没人再认识你了，那你原先的成功，究竟是因为碰巧处在那个位子上，还是自己的能力？究竟什么才是你真正的能力？你如何在市场上证明这一点？
现实是：即便二十年的职场经验有点价值，也并非独特到不可替代，何况相比起这些经验，用人单位似乎还更在意你能否像2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承受超负荷运转。有几家提出的要求，甚至让我面临“到底要钱还是要命”的利弊权衡。
在面试接连碰壁后，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在肉眼可见的不景气中，像我这样“高龄”的经理人极有可能再难重返职场，前面是一道漫长的下坡路。
一个同样中年失业的外企高管曾说，她那会最担心的还不是再就业，而是怕被儿子看不起，因为“妈妈失败了”。
这其实是她自己内心恐惧的投射，十多岁的儿子并不在意妈妈的职场沉浮，更不会把这当成衡量她身为母亲的成败标准，也许反倒会庆幸她终于有更多时间陪陪家人了。
那也是我多少年来第一次有这么长时间每天待在家里，两个孩子似乎没感觉有任何异样，当然我们也没隐瞒他们，但兄弟俩一个11岁，一个7岁，可能还理解不了“失业”对我们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那或许也是好事。
有一天，老二笑着说了一句：“爸爸最近老是低声叹气，你过的是‘低叹生活’吗？”我心底里一凛。
过了些天，妻子带他外出写生，完事后和朋友一起去附近一家网红面包房逛逛，他进去后发现里面一条面包卖60多元，惊骇不已：“妈妈快走，这里不是我们穷人待的地方！”
妻子回家来说起，我们都笑出了眼泪，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既好笑，也宽慰，又有几分心酸。
在前滩
在美国，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那一代，都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作家比尔·布莱森曾说起他父母，“只要可能，他们不会扔掉任何东西”，他父亲终其一生都缺乏安全感：“任何涉及资金支出的事情，都会让他露出逃犯刚听到远处警犬声时的焦虑不安。”
我们不想让孩子们也留下这样的心理阴影，跟他们说，家里也没那么困难，适当量入为出，但该买的还是买。老二仍不以为然：“可是你都失业了……”
回想起来，我此前所受的教育和职场经历，都指向如何获得成功，但如何体面地面对和应对失败也需要学习，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
我曾在书上读到过，芬兰人用“sisu”一词来描述自己的国民性，大意是“绝望中的坚持”，他们深知生活艰辛，却仍能以极大的谦逊自制和同情心来直面挑战。
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及早学会这一课，不用像我这样人到中年从头学起。
找方向
虽然多年以来，我早已不再从工作中获得自我的成就感，但不可否认，对于习惯了每个工作日睁开眼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工作的人来说，“退休”在家就像是自己生活被骤然抽走了骨架。
后来我在阿乙的小说《用进废退》中读到这样一个心理适应过程，可能每个失业者多多少少都经历过：
我是在五年前失业的，也有可能是不愿再去工作。总之一直待在家中，背朝黄土面朝天地生活，也就是睡了吃、吃了睡。初期，常会在一阵焦躁中醒来，觉得会迟到，醒来明白并没有工作后，会微微感到失落。不过在想到没有工作（正如贫穷和死亡）是每个人都有的归宿后，心里也就安然了。
长久以来，工作并不只是工作，也是支撑我们生活的基本伦理——在汉语里，“闲着没事干”多少带点负面的含义。我也不是真的无事可做：居家的日子里，每天读书写作就够我忙的了，家务事当然也得知趣地多做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在工作，只不过没有被雇用、也因此而没有固定报酬了而已。
曾经的工位
我能调适到新的生活节奏，原因之一是我也没想过干一辈子广告，只是一直无法下决心换一种活法。
在广告界有一个著名的笑谈：“不老的广告人。”意思是说，广告公司里绝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面孔，广告人是不老的，问题是那些老广告人最后都去哪儿了？到现在，我自己开始体会到了。
在忙于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也曾无数次设想到35岁去读研，甚或是辞职后专心写作，那才是我从小的志趣所在，然而在国内要靠写作养活自己太难了，更何况我还有一大家子。虽然两边的老人都能照顾自己，但多年来时常压在我心头的一个现实是：老少八口人，我是唯一在工作的。
此前多年里，我只是利用业余的零星时间给媒体撰写书评和专栏，突然之间，稿费收入成了我所能赖以养家糊口的唯一收入来源。
失业在家后，最初的半年里，公众号带来的赞赏、流量收入还不及原先薪资的一个零头——但即便如此，这都已经大大超乎我预期，我从没想过公众号赞赏每月竟能有上千元。如果这是一份工作，那对我来说劳动产出就太低了，但现在，这就是我的生活。
要换一种活法，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迫不得已。即便有辞职的勇气和心理准备，但一个人在全身心投入某一行十几二十年后，往往会发现自己除了本职，也不会干什么，就像那些退役的运动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更不敢轻易尝试。那些保住自己饭碗的老同学、老同事，也都战战兢兢，有一位虽然早已身居高位，但坦言每天晚上都睡不好，生活就像在走钢丝，“我还不像你能写作，我如果没了这份工作，就真不知道还能靠什么为生了”。
我理解这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很多人在习惯了稳定的岗位之后，接受不了风险社会的失败率，非常抗拒灵活调适。
因为既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应对失败，也缺乏冒险训练，只有赌徒才最具冒险精神，然而那种“要么全部，要么全无”的高风险博弈没有中间过渡地带，对于求稳的中年人来说不免强人所难。
当这样的风险终于降临时，一个人得想清楚自己要么、能坚守什么，再慢慢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新方向。
这可能就像投资：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投资策略，最终我们之所以选择某一方案，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我们在权衡之下可以接受其缺点；如果我们认为某个策略完美无缺，那这可能恰好证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策略。
和年轻时不一样的是，我现在更能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急于想要成功，甚至可以容忍自己一时没有方向。
脱口秀演员丽塔·鲁德纳（Rita Rudner）有一次曾嘲讽她丈夫：“真的，每次我们迷路，他都会很着急。我从来都不急，每次我迷路，我就把当时迷路的地方当作我要去的地方。但对他来说，迷路了就完蛋了。”
笑完了就反应过来，她这番话意味深长，这种“没有方向”的焦虑感，可能在男性身上确实更明显一点，但是有什么关系？没有人规定我只能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进发，我可以就在此时此地随遇而安，过好自己想要的生活。
做活两眼
在我此前的人生里，工作和生活是截然分离的两个部分，但现在我开始体会到理查·布兰森说过的那句话：“我并不认为工作是工作、玩乐是玩乐，这都是生活。”
进入人生下半场，有一点必须想清楚：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变成单位的螺丝钉，而是倒过来，把工作变成人生拼图的一块。
我曾经反复想过，如果再也找不到工作（那是很有可能的），那就一直写作下去。这与其说是选择一份工作，不如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前半生的读书、就业、结婚也都是如此，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
阅读和写作对我来说并不只是“让自己有事可做”，更重要的是，让我超越自己当下的处境。
在读到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传时，我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他原本是个化学家，只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使他转变成了一个作家，然而直到40多岁，他仍然不得不深陷在职业发展既定的刻板车辙里，全职写作是有风险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同时做好两份工作（化学与写作）：但在45岁时要抛弃其中之一不是没有风险的。”
在当下这个时代，“做活两眼”似乎已成了应对风险的新道路。
我的好朋友，夫妻俩一个从事旅游业，一个在宾馆工作，在这三年里都经受了惨重的损失，到后来索性想开了，一家人开车出去周游了一趟，回来好好再想新出路；另一位朋友，名校硕士，45岁被裁，一年多找不到工作，已经准备学点手艺，至少也有一技傍身。
失业在家，写了小半年公众号之后，一位读者找到我，介绍我去一家教培机构当顾问，每周二下午去半天，为他们的调研访谈、传播理念出出主意。第一线的教育访谈，尤其让我触动，在深入到孩子、老师和家长的网络中时，你可以切身感受到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然而，还没等我们更多的访谈展开，第二年5月，“教培风暴”来临，这份为我的生活提供托底的兼职只能到此为止。
三个月后，还是这位读者，又给了我另一个机会：去一家媒体撰写商业地理专栏。这需要我去各地访谈，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评估不同城市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生态。
面谈时他说：“要做这件事，需要相当综合的素质：这个人不但得会写，还得对当地历史文化等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能搜集分析材料，在田野调查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得出洞察，同时具备这些的人很少，而你以前的经历就像是为此准备的。”
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仅我此前所学的职场经验和写作兴趣能结合到一起，而且也有足够的创作自由：我只需要每周一三去两天，在选题上、写作上都被给到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且我仍然可以在业余写自己的公众号，只要在话题上和商业地理不冲突。
2021年8月入职后，最初的半年堪称顺利，我也很快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但生活的考验并未就此结束：谁也没想到，2022年春，上海封城，我原先的访谈和写作计划不得不推倒重来，等到终于似乎能出上海时，这一年也差不多快过去了。这段经历让我现在练出了一种特殊的应变能力：灵活调整自己的节奏步伐，捕捉并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动。
今年开春老友重逢时，有人开玩笑说我这两年“开启了人生第二春”，我说：“那完全是无心插柳。”她却认真地说：“不，你一直有所准备。”
怎么说呢，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的确“一切皆有可能”，但与其担心自己将来有一天失业，倒不如及早去预想并修炼出“就算失业，我也能活下去”的能力。
当然，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我对阅读写作的热爱并不是为了未雨绸缪，纯是兴趣使然，连我自己也不曾想到，这不期然为我带来了新的可能。
我曾读到过一个国外的童话《命运与伐木人》，讲一个老伐木工在厌倦了劳作之后，决心躺倒在床上不干了，然而，正是这为他命运的转机扫清了道路：他躺平后，他用来驮木材的骡子也得以闲下来，租给陌生人使用，最终还带着宝物回到了家中。如果他仍然循规蹈矩地干活，这一切就不可能随之发生。
虽然我的人生从未像过去三年里这样，犹如过山车一样剧烈起伏，但每次生活为我关上一扇门，也会打开另一扇门：直到疫情爆发后居家办公，我才开始专心写公众号，如果不是因为失业，那我极有可能没时间继续下去；多年来难以决定专职写作，但裁员帮我做了决定；最重要的是，写作为我开辟了新的生活可能，并且只要我愿意，可以一直写下去，我不需要再担心失业，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我知道，这里面肯定也有幸运的成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转机，但我想说的是：失业并不是末日，只要活着就有新的可能，不过，那与其说是搜寻外在的“机会”，倒不如说是重新发现内在的自我——这才是我们余生的使命。
办公桌上还放着当年获奖的证书和奖杯
从小楼的二层俯瞰樱桃园。魏晓涵摄
●樱桃树挖掉之后，这片地种上了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