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社会透视 下的文章

体操冠军吴柳芳直播跳舞可比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当搓澡工的命运强多了!吴柳芳这一生,被亏欠了太多太多。

吴柳芳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是在她 4 岁的时候,被教练 “选中” 开始学习体操。

之所以这里要给选中打引号,是因为很多人都有 “幸存者偏差” 的误解,以为后来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些运动员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发掘了运动天赋,从几岁起就知道小朋友未来能拿冠军。这实在是错得非常离谱。

以体操、跳水等项目为例,全国各地的体校教练每年都要发掘数百上千名 “有天赋” 的孩子开启训练,每一个家庭都被画饼孩子未来有可能成为奥运冠军。但实际上呢?最终能登上奥运领奖台从此改变命运的,千里挑一。另外 999 个从 4 岁起训练体操的孩子去哪儿了呢?没有人关心。

成为职业体操运动员,就意味着从此脱离了常规的义务教育学习,也基本告别了 “正常的” 童年和青春期。4 岁的吴柳芳,没有一丁点自主选择能力。

吴柳芳的第二次人生转折是在她 14 岁的时候。这一年是北京奥运的 2008 年,也是中国人的体育热情空前爆发的一年。吴柳芳有幸被选入体操国家队,十年血汗训练终于算是拿到了一张入场券。然而,才高兴没几天,吴柳芳被体操国家队 “退货了”…… 退回到了广东省队。

体操和跳水一样,是极其典型极其严苛的吃 “青春饭” 的运动项目,十四五岁还没进到国家队,基本就宣告职业运动生涯没希望了。可想而知,被退回省队经历大喜大悲的吴柳芳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心理压力。

但吴柳芳的努力和韧性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被退回省队后她坚持训练,并在当年 5 月获得体操全国锦标赛冠军。靠着这枚金牌和出色的表现,吴柳芳于 2009 年再次入选体操国家队,开始备战 2012 年奥运会。

是的,对于中国体操运动员来说,一切的比赛都是铺垫,只有奥运会才是那个真正的竞技场。体操在中国,是一个完完全全因为奥运会而存在的运动项目。从 4 岁开始,吴柳芳被寄予的期望就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拿到奥运冠军。

然而吴柳芳终究是没有拿到奥运冠军,以至于 2010 年和 2011 年多次获得体操世界杯冠军也并不能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这也是世界冠军吴柳芳和奥运冠军管晨辰的本质区别,吴柳芳的世界冠军是个人实力的证明,而管晨辰的奥运冠军则被认为是为国争光的壮举。

也正因此,当管晨辰在评论区义正辞严指责吴柳芳擦边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强的底气。

管晨辰指责吴柳芳擦边,是因为拿过奥运冠军的她有着受用一生的退役保障,她不需要去擦边。而世界冠军吴柳芳被国家安排的归宿,则是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吴柳芳的第三次人生转折出现在她 19 岁那一年,吴柳芳在比赛中跌落受伤,自此断送了职业生涯。

对于吴柳芳来说,这意味着她为之努力拼搏了 15 年的奥运梦想宣告粉碎,意味着她 15 年的血汗训练几乎付之东流,意味着她用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豪赌的体操道路走到了尽头。而对于体操国家队来说,这意味着第二梯队空出了一个位置,今年要从省队里多挑几个好苗子来补充才行。

没什么大不了的。体操运动员吴柳芳人生最重大的转折,对于体操国家队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退役之后,国家也没有 “亏待” 吴柳芳。她被保送进入顶尖大学,成为万里挑一的大学生。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这是吴柳芳人生的第四次转折。然而并没有。

虽然就读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但并不意味着拥有一张毕业证书就从此一帆风顺走上人生巅峰,更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高薪和重要职位。一名在体校封闭训练了 15 年的职业运动员,想要获得一名常规毕业生同等的知识、见识、能力,谈何容易?

除了极少数如邓亚萍等传奇之外,退役后被安排进名校就读的运动员,基本上在毕业后都还是要依靠组织安排就业。

吴柳芳被安排的就业方向,是做一名教师。

对于普通人来说,考上教师编成功上岸,不失为人生的上佳选择,但对于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退役运动员来说,适应教师工作的难度只怕并不比奥运赛场低。

吴柳芳的第四次人生转折出现在她 30 岁这年,也就是这两天她被全国人民第一次真正认识的时候。

是的,夺得体操世界冠军的时候,全中国认识吴柳芳的人估计不超过一千人。而因为直播跳舞惹争议上了热搜后,全中国认识她的人只怕能有一个亿。

对于主播吴柳芳来说,这样的一场争议堪称浴火涅槃,会让她的商业价值一飞冲天,甚至远远超过平平无奇的奥运冠军管晨辰。

不可否认,主播吴柳芳的爆红绝不是因为她颜值有多高,跳舞有多好,其中 99% 都得归功于她曾经 15 年的职业体操训练带给她的国家队运动员和世界冠军身份。是巨大的反差成就了她。

然而没想到,人生的第五次转折来得如此之快。

24 小时,一飞冲天的主播吴柳芳就被摁下了暂停键。# 吴柳芳账号被禁止关注# 后续将会有怎样的处理,她还能不能继续从事主播职业,都成了巨大的未知。

关于退役国家队运动员有没有权利去做跳舞主播,或者他们所称的擦边主播,我懒得去论证了。

我只想说,相比于昔日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成为澡堂搓澡工,吴柳芳的命运可是好了太多太多,尽管被亏欠的更多。

如何反驳「如果连父母的委屈都受不了,那社会上的委屈怎么受得了」这种观点?

去年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供暖冬季室温标准为 18℃±2℃」问题下,有一些南方网友不理解,为什么在南方冬天室温 6~7 度也能生活,北方就一定要把暖气开到接近 20 度的程度,非要暖暖和和的才可以。

有个回答说得很好:不是因为北方人比南方人怕冷,而是因为北方室外温度,寒冷的时候是零下十几度到几十度,人从外面回来,若室内只有 7~8 度的话,人是依旧会保持冻僵的状态的。这个状态下,人是没有办法多次外出的,因为每次外出都会损耗元气,而室内不够暖和的话,人是不会从冻僵的状态恢复正常的,出去一次,冻僵的程度就更进一层,所以人会尽量躲在屋子里瑟瑟发抖不敢动弹,整个城市就会因为寒冷而失去活力,最后瘫痪;而室内温度有近 20 度的时候,人回来后,十几分钟人就暖和了,相当于满血复活了,这时候人才有能力继续冬天活动,才会出门,去工作,去吃饭,去买东西。

换做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家就像北方的屋子,而亲人就像屋子里的暖气。

当人们从寒冷的社会、学校生活中回来,很可能会遍体鳞伤,满目疮痍。他们把家当做了回血的地方,他们希望有个港湾赐予他们坚强。

结果抱有题目上观点的人是怎么想的呢?抱有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他们在家里一点冷都受不了话,还怎么抵抗屋外零下几十度的寒潮?所以干脆就把暖气给关了,打算好好让他们锻炼一下抗压能力。

于是他们回家后,既没有得到亲人的一句关心关爱的话,甚至连一句安慰都没有,反而是遭受到了辱骂、指责和委屈。

设想一下吧,你玩 DOTA、英雄联盟或王者荣耀这类游戏,打了一场大团战,血条全空,结果九死一生的你回泉水的时候,泉水不给你加血反而还扣血,想要你的命。你的心态会不会爆炸吧。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强人,在外界是非常能抗压的存在。老师、领导、劲敌、竞争对手,甚至天灾人祸,无论施于这类人多么大的压力,他们都能本色不改,不动如山。

但在家里、面对亲人,这类人却脆弱异常。他们甚至可能因为亲人的一句牢骚话就破防了。

他们不是因为连亲人给的委屈都受不了,而是,他们根本不希望在家里,在他们心中最神圣的地方,被他们心中最爱的人攻击……

他们唯独不想在这里受到伤害,和委屈。

吃着饭,母亲又抱怨起来。就在刚才,她在厨房忙碌,洗衣机排水故障,水溢了一地,但没有人去管,没有人替她分担这项家务。

宏欣母亲在饭桌上对着丈夫和女儿抱怨着,在她的讲述中,类似的事情,总是被上升视作她悲惨命运的一环。在宏欣的记忆里,家里的每顿饭都要就着这样的诉苦声一起下咽,每盘菜都叫她尝出了苦涩。

坐在主位上的宏欣父亲明显加快了吃饭的节奏。他飞快拨动着手头的筷子,将碗里剩余的饭一扫而空,而后提前逃离了这张饭桌。

作为丈夫,面对妻子的怨气,他总是像驱赶苍蝇一样不耐烦地摆摆手,假装听不见。偶尔开口,也只是随意打发道“知道了,知道了”,随即接着闷头刷短视频。外放声越调越大,为他的沉默和逃避开路,任凭空气中弥漫的不满情绪盖过头顶。他知道,如果自己执意漠视,妻子对此无能为力。

感到饭桌上的气压骤降,宏欣赶紧和母亲搭话,替父亲补救:“你先吃饭,我查查洗衣机咋修。”作为女儿,她难以像父亲那样轻易离开饭桌,更无法做到对母亲的情绪置之不理,双腿像灌了铅般被紧紧绑在了椅子上,她接过母亲的烦闷,用有限的能力为对方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

接替父亲的位置,是宏欣在家中处境的缩影。母亲的抱怨,父亲总是置之不理,所以,宏欣要时时接住母亲的情绪。有时候她过分小心翼翼,时时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母亲不满意。

在这个三口之家,有时候宏欣会想,她比自己的父亲,更像一个丈夫。

大四这年的情人节,宏欣用攒下来的生活费买了套品牌护肤品送给母亲,“因为她之前没有过过这个节日”。作为家里的女主人,母亲从不舍得给自己花钱,梳妆台上常年摆置着廉价的杂牌,在将礼物送给对方的同时,她偷偷扔掉了它们,想教母亲学着去爱自己。而这一切,首先该是作为伴侣的父亲负责的事。

自20多年前嫁给丈夫,宏欣母亲把自己消耗在一家人的三餐一宿中。作为家中女主人,她总是极力缩减花在自己身上的开销,为数不多的爱好也只是在厨房备菜时,打开外放听几段相声解闷。

窗外世界里,很多和母亲同龄的女性,都在迈步向前,为自己的人生努力,而母亲还困在小小的两室一厅之中,整日在狭小的厨房里劳碌。在宏欣眼中,母亲很可能会就此度过一生。

社会性别理论中,女性往往被期望承担起家庭照料的责任。这种分工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性别文化将家庭分工模式固定下来,导致女性在家庭决策中往往会牺牲自身利益,始终将服务家庭视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据2017年的一次社会调查,在中国,有65%的女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位母亲都能像影片《出走的决心》里的女主人公那样,拥有驶离家庭的意识和勇气。更多人在有意无意间,将肩扛在自己身上的重量转移交付到了自己女儿手上。

北京的冬夜里,把张元元从工作中“撬走”的,是母亲的一通电话。母亲的后背又痛了,张元元挂了电话就放下手头的活,驱车赶往母亲的住处。

张元元自幼生长于单亲家庭。三岁那年,父母离异后她再得不到生父的音讯。母亲经历了几任伴侣,令她不知该唤对方为“父亲”还是“叔叔”。而在三年前,61岁的母亲重归单身,每当情绪积郁、病痛缠身时,就会向生活在城市另一端的女儿求助。

母亲在电话里说,后背可能是让针灸扎坏了,莫名疼了起来。张元元一连带母亲跑了四、五家医院,原因查了好几天,先后尝试了拔罐、红外线治疗仪,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也显示一切正常,一些查不出问题的社区诊所给开了几盒止疼药,让回去静养观察。

几天之后,母亲的后背仍旧在隐隐作痛,且疼痛开始从脊椎向外持续扩散,张元元挂了一家三甲医院门诊科的号,再带母亲做了一次全身检查。趁母亲不在场时,门诊大夫叫住了张元元。

从张元元母亲描述的各项疼痛体征看来,医生怀疑是由植物性神经紊乱造成的“焦虑躯体化”症状。这是一种集中发生在女性群体身上,因长期精神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生气或精神受刺激后引发的非器质性病变,通常伴有长期的抑郁状态。

医生用略带指责的语气反问张元元:“你难道没注意到你妈妈精神上的异常吗?”

急诊室里,陪同看病的多为年龄相仿的老年夫妻,看着这些互相搀扶的身影,张元元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无力。

作为独生女,在拥有自己家庭和事业后,照顾母亲开始变得力不从心,面对大夫的质疑,她不禁开始反问自己,“我必须要每分每秒地关注着我妈吗?”

济南女孩刘冉在家中扮演着类似母亲“丈夫”的角色。与此同时,她也被迫像弟弟的“父亲”一样在家中生活。

刘冉的父亲平时很少参与家中事务,包括育儿。他还有酗酒的习惯。刘冉母亲曾无数次劝诫他不要再喝酒,但刘冉父亲一次也没有听过,总是在深夜凌晨喝得伶仃大醉后突然闯进家门,等妻女替自己收拾残局。虽然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但功过相抵,刘冉的父亲不算家中称职的男主人。

202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在图书馆自习时,刘冉手机屏幕再次亮起。她极力抑制想把它远远扔到一边的冲动。考研最后冲刺阶段,她很少会收到消息。只有母亲会不挑时间地跑来倾诉弟弟学业上的忧虑。

比如这次,老家的母亲微信上冷不丁地甩过来刘冉弟弟成绩下滑的成绩单。“那几天直接没学。”言外之意,希望刘冉管教。

在心理学界,此类“亲职化”现象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心理虐待。深陷“亲职化”关系中的孩子,被迫过早地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包括提供情感支持、照顾家庭成员、管理家务等。他们成为了“父母化”的孩子,承担了部分原属于父亲和母亲的责任。

在家里,刘冉和母亲一起教养弟弟。母亲负责照顾弟弟起居,刘冉起先只是被要求辅导弟弟的作业,父母都是中专文化水平,看不懂弟弟很多作业题目。借着“你会,你之前学过”的缘由,这个重任便理所应当地递交到了刘冉手上。那时候她只需辅导弟弟看不懂的题目,花几分钟时间批改他习题册上的作业。

这种责任指向愈演愈烈,父母认为她必须随叫随到。每当弟弟的成绩开始下滑,母亲的第一反应并非责怪儿子,而是去质问女儿:“最近你弟的学习哪里出了问题?”

教育儿女本该是父母的天职,刘冉想不通自己何以履行起父母的义务,替他们看管这个正值叛逆期不服管教的弟弟。

父亲不陪伴母亲和管教孩子,这给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带来麻烦。

刘冉尝试过,像父亲一样管教弟弟,但收效甚微。她使用了作为父亲的手段,但在这个家中,她没有作为父亲的权威。先前她带弟弟写作业,弟弟不服管,总会回怼她:“你也大不了我几岁,凭什么说我?”

母亲也同样无法管住弟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的自尊往往与其收入紧密相关。在刘冉家中,父亲为家庭创造财富,有着不可撼动的权威,母亲没有收入,而是负责操持全部家务。加上多年来一味的隐忍屈就,让她把自己在家中本应有的权力又交还了回去。母亲自己难以感知,孩子却能感受到其中的况味。

跟在不管家务事的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之下,弟弟向来也不把母亲的话当回事。

宏欣发现,很多母亲困扰的问题,她只能倾听,但因为在家族中没有话语权她无法解决。

有一次,因为宏欣姥姥的赡养问题,宏欣母亲犯了难。原本,舅舅把姥姥从潍坊老家接到了苏州的家中赡养。但姥姥因为难以改掉老一代人的生活习性,和儿媳关系破裂,被“赶回”了老家。宏欣母亲在微信上质疑弟弟,却只得到了对方只字片语的冷漠回应。她对此愤懑不已。

当年因家中经济困难,宏欣母亲作为长姐被迫外出务工,弟弟得全家之力帮助,到南方念大学,后来在苏州安家落户。她在心疼母亲的同时,也对自己和弟弟在家中责任及资源分配的结果感到不公。

宏欣想张口说些什么,却尴尬发现自己无法为母亲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既不能替此刻在阳台抽烟回避的父亲拍板决定把姥姥接到家中照料,作为小辈,她更不能要求舅舅一家做些什么。

她意识到,作为女儿,自己失语又失势,只得沉默作罢。这个家的氛围又很快变得沉闷起来,徒留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日本作家宇佐见铃的小说《车上的女儿》探讨了这样的母女关系。17岁的佳子,在家中,扮演了一种类似“丈夫”的角色。母亲脑梗后遗留精神障碍,她需要照顾母亲,接住母亲失控的情绪。同时还要保护母亲免于父亲的暴力伤害。她渴求父母的关爱和照顾,自己却成了要照顾家人、承担责任的那位。

佳子式的女儿是悲剧的,她们接过了母亲的命运,自己却置身于无法挣脱的痛苦之中。

相继成为了家中的“丈夫”和“父亲”之后,摆在女儿们面前的难题,是重新做回女儿的角色,从畸形的家庭关系中实现自救。

思虑许久,刘冉决定再“自私”一把。她打开了手机的免打扰模式,决心在考研前尽量隔绝外界的干扰,包括母亲发来求助她管教孩子的信息。她把形势看得明白:距考研还有不到两个月,每错过一次上岸的机会,就多一些回家继续给弟弟当全职家教的风险。

刘冉清楚地意识到,家庭拖垮了自己的脚步。那些被父母夺走用来辅导弟弟学习、照顾弟弟的时间,她本可以和同龄人一样充分花在自己身上。

关系错位之后,她越过了作为“女儿”角色的边界,始终都在被他人的命运围堵。 想到母亲的被动和软弱,她“不想成为像母亲一样的人”。

由于父辈的长期缺位,母亲被迫从女儿身上不断索取缺失的情感碎片,无论是“倾诉欲”还是“掌控欲”,都极易使女儿背负起巨大的心理压力。 很多曾拿起过母亲命运、成为母亲“丈夫”的女儿,也不约而同地萌发了一样的想法——轻轻放下母亲的命运。

长期以来,张元元的母亲习惯晚上打电话。张元元说,母亲喜欢流水账倾倒家长里短,由于上了年纪,刚说完的事,她又要在话尾重新讲一遍。张元元看来,那都是些嚼舌根的琐碎事,带着上一代人深深的刻板成见,她很少会真切地听入耳。

美国精神科医师Jerome S. Blackman曾在心理学著作《101个心理治疗难题》中指出,在母女之间,女儿有必要意识到与母亲之间的界限,并学会建立和维护这些界限。

他以一位曾接触过的女性Irma的经历举例。Irma年幼起,她的母亲采取了心理控制、胁迫子女无底线顺从的教育方式。这导致了Irma憎恨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带有侵入或批评性的言语,长久地回避与自己亲人间的正向沟通。

这段母女关系的影响在Irma的一生中延宕。长大之后,Irma时常对生活感到迷茫无助,需要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她处理不好婚姻和家庭关系,人到中年和丈夫长期分居,也无法和年仅十几岁的儿女共同生活。

Jerome S. Blackman提示,为了避免经历和Irma一样的悲剧,作为家中的女儿,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即使关心母亲的命运、关怀母亲,必要时也要对不合理要求说“不”,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培养母亲健全的独立人格。

如今,张元元放弃和母亲深度沟通的可能,采取敷衍策略。

为了不占手,她通常打开免提边听边忙着手头的活,如果张元元没有及时反馈,母亲会不满地抬高嗓门,“我说话你那边听不到么?” “听着呢,我也觉得就应该这样。”张元元立刻回话道。

她习惯性地哄让着母亲,因疲于抗辩,学会顺着对方的心意说话。

张元元知道母亲并非在谈事理,而是想听到支持的声音,这个声音需要在她和亲朋邻里发生冲突时站出来解决问题,在经济紧张时打去一笔不多不少的生活救济,并在每一个情感生活的空缺中,一遍遍托举起她无处安放的情绪。

出于私心,张元元希望母亲能够再找到归宿,为自己分去一些负担。

直到步入38岁的今天,张元元才意识到,有些并非是女儿应当去承担的。她会关心母亲的身体健康,但也会尝试在每通电话里打断母亲漫无遮拦的情感宣泄,告诉母亲“我相信你完全可以自己处理这些”。

她明白了,过度同情母亲的不幸、习惯性地讨好对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母亲的问题。学会在亲密关系间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永远是缠绕在代际间的恒久议题。

此外,她发现自己始终难以直面“成为母亲”这个议题。她并未从母亲身上领会正确解法,也觉得自己终究无法成为“一个理想中妈妈的样子”。

有一次,张元元和母亲在电话里因催生吵了起来。

“别人都抱上外孙了。你再不生,等老了后没人管你。” 母亲催促道。

张元元反驳说:现在的孩子,很多人长大了会往外走,出国或在外地成家。即使生了小孩,自己老了也没办法指望孩子照顾。

听她这么说,母亲脱口而出:“那就不让出去啊!”

虽然知道没有伴侣依赖而依靠自己不是母亲的错,但想到自己和母亲的关系的,张元元忍不住质问母亲:“(女儿的存在)到底是为了实现她自己,还是为了照顾你?”这句话言外之意,也触及了张元元母亲对两人关系的认知。

张元元情绪激动,而电话那头,母亲不再作声。

中奖带来的是希望,也是欲望的深渊

“但凡是上瘾的人,基本都尝到过甜头。” 李悠然说。

2024 年初,李悠然接到了公司的优化通知,离开了他工作五年的地方。“那时候我心态还不错,拿到了 12 万赔偿金。虽然在网上很多人都觉得 12 万什么都不算,但对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想攒 12 万要花费挺久的。” 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先回老家待几个月,陪陪父母,也给自己放个长假。

老家的小区外,穿过马路就是一家彩票店。据李悠然回忆,这家店 “是新开的,上次回来还没有”。最初他只是遛狗时偶尔进去刮一张,“不恋战,一个月大概就去三四次,有赚有赔,但都是几十块钱,小打小闹,我也没太放在心上。”

转折点发生在他待业的第三个月。虽然在老家的开销很低,但看着银行卡里只出不进的金额,李悠然还是产生了一些焦虑的情绪。就在这时,他因为一张 20 元的刮刮乐赚了 5000 元,几天后又中了 1000 元。“突然就着迷了,那段时间就像被谁附体了一样,一天不去刮就心痒痒。它在本质上和赌博很相似,只不过投入的金额比较小,人一旦尝到了来快钱的滋味,很容易就欲罢不能了,总是在想,万一我就是那个幸运的人呢?” 李悠然说。

中奖后的几个月,李悠然加入了多个彩票相关的群,大家一起分享 “彩票知识”,总结什么编号的刮刮乐中奖概率高、怎么判断手中的这本刮刮乐要不要接着往下刮、哪个品类的刮刮乐需要 “避雷”。这些技巧有点小用,但是用处不大,“回过头来想想,觉得那时候的自己真的很蠢,自以为掌握了其中的一些规律。怎么可能呢?!”

恰恰也是这些 “规律”,在某些时刻摧毁了李悠然最后的理智。“我开始整本整本地刮,因为群里很多人都在说不要刮散票,散票很有可能是别人刮出奖后剩下的,中奖概率低。刮了几张都没中,就更舍不得放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本彩票里空票的数量是有限的,怎么甘心替别人排雷呢?”

一开始,李悠然给自己定下了规矩,赚来的 6000 块花完,就再也不刮了,但他低估了沉没成本所产生的后劲。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他每天离开父母的生活半径,去更远的店里刮。他还在网上买了刮刮乐神器,“店里的彩票铲不好用,其实反倒是一件好事,我自带的工具,基本推两下就能刮完一张,我很后悔当时买了它,因为太快了,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自己刮了多少。”

钱在银行卡里,往往降低了人对钱的感知,每天成百上千元地刮,李悠然银行卡里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他比较庆幸的是,“刚回到家时,我就把一半的赔偿金和这几年的存款给我妈了,让她替我攒着,当时也是想给自己设个期限,手头这几万块钱花没了,就一定要出去工作了。”

但李悠然没能履行这个约定。存款花光后,他的信用卡、花呗也陆续被他掏空了,“没办法,当时上头了,有一次我在店里刮了 20 多本,还想再刮,老板不卖给我了,我才突然从那个状态里出来,冒了一身冷汗,一晚上就刮进去一万多。没有钱付,就只能刷信用卡了。” 后来他每次总是抱着 “最后一次,绝地反击,如果不中就收手” 的心态进入彩票店,但幸运之神再也没有眷顾他。

一个失眠的夜晚,李悠然翻看自己的手机,发现自己各种欠款加在一起,金额已经超过九万元了。他通过网络认识的一位好友,因为玩竞彩,已经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就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好像做了半年的梦,突然就醒了,再刮下去,我就得让我爸我妈帮我还债了,我绝不能那样。”

现在,李悠然已经还了大半年债,还上了一小半。“我没有从事原来的工作了,我现在在开网约车,每天不是睡觉,就是开车,比我工作赚得多一些。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没有办法坐在办公室里了,我喜欢开车,一停下来就感觉自己可能要垮了,挺不住了。” 他一直在 “拆东墙补西墙” 式地还款,执拗地不愿告诉家里人,“我知道这样会多还一些利息,但我觉得这事我还能担着,我没办法告诉我爸妈,你们的儿子做过这么荒唐的事。” 李悠然说。

群体与个人的疯狂

和李悠然一样因为刮刮乐而背上债务的年轻人,并不只是零星几个。初入或未入社会的年轻人们,在见识过更大世界和感受到赚钱艰难之后,会面临着被 “天降巨款” 的愿望一点点蚕食理智的风险。

这种情况,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偶有出现。陈远和男友,就因为刮刮乐欠下了万元债务。

今年之前,陈远从未接触过彩票,一切都起源于一条 “大学生花 50 元中 100 万” 的消息。当时,这条不知是真是假的消息在陈远的同学中快速传播,她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真的有人能通过这种意外之财改变人生”。那一阵子,很多同学都会凑热闹去刮彩票,陈远也和舍友一起玩过,都 “血本无归”,但陈远男友的舍友和朋友分别中了 1000 元和 500 元,这在他们经常一起玩的几个朋友中引发了一场小骚动。

“我和身边同学的生活费,每个月差不多都是两三千元,突然中 1000 元,能去做很多事。之前看到网上的消息还好,但这次看到身边的人真的中了奖,其实是挺有冲击力的一件事。” 陈远回忆道。

每个刮刮乐成瘾的人,几乎都是从 “买着玩玩” 到 “越陷越深”。起初,陈远和男友只是商量,以后每次一起出去玩,二人都各买一张刮刮乐,“万一中了就当作我们的旅行基金,即便没中这点损失也不算什么。” 大概一个多月后,他们刮出了 200 元,这是他们中的第一次 “大奖”。

从那之后,陈远发现男友有些不对劲,他节俭了起来,晚饭经常在宿舍吃泡面,在原先的兼职外,他还想找一份家教工作。询问之下,陈远才知道,男友和他的两个好兄弟制定了一个 “百万富翁” 计划,每周合资买一本刮刮乐,收益平分。由于学校附近并没有彩票店,所以他们经常出去一次就买回来三四本,几乎要花费半个月的生活费。

“最开始我不太理解他,也劝过他,辛辛苦苦做兼职的钱存起来,日积月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投入到概率极小的事件中呢。但他只是苛待自己,对我依然很好。有时心疼他,我就给他买些好吃的。” 这期间,他们有赚有亏,多次刮出了 100 元、500 元的奖,“就像是放在小毛驴面前的胡萝卜,让他们持续保持热情。” 陈远说。

不久后,就是陈远男友的生日,在聊到生日礼物时,男友很期待地说,“就送我刮刮乐好了,你是我的小福星。” 看着上千元就换回来两沓彩票,陈远有些心疼,但她没想到,里面 “爆了奖”,最高的一张中了 2000 元。“我也上了头,突然就明白他为什么痴迷于刮彩票了,当眼前出现一个大金额的时候,会有一种电流冲向大脑的感觉。”

当时,正好是假期,陈远和男友都是本地人,他们开始频繁出入在彩票店里。“他在网上又认识了一个哥,说刮刮乐都是小奖,开始带他打彩票,他两样都沾,花销越来越大了。后来他开始向兼职的老板预支工资,还提前和家里要了学费,也就一个月的时间,都花光了。他还以我的名义向我们一个学姐借了 2000 元。” 这一切,陈远都不知情,“因为他表现得很大方,我们俩刮彩票的钱一大半都是他付款,我和他抢他也不让,说家里面给了他一笔出去玩的钱。” 直到学姐来询问陈远,她才在逼问中知道真相。

但还好,他们还有家人兜底。临近开学,学费实在没有着落,陈远的男友只好和父母坦白。“他问学姐借的钱,我们说好了我来还,每个月我还学姐 500 元。我也参与了,不能全让他一个人来承担。但我们已经分手了,每次想起这件事,我们都很后悔,没有办法再面对彼此了。” 陈远说。

很多时候,可怕的并不是彩票本身,而是薄弱的自制力、面对一点甜头就失去理智的昏沉、和总认为自己是 “天选之人” 的妄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悠然、陈远为化名。)

每一种恶,必然有其时代性。

我们从小到大是在一套斗争叙事中培养的,

是一个考场到另一个考场,

一间血汗工厂到另一间血汗工厂,

剥离掉粉饰的词汇,

更真实面对的就是竞争、淘汰、攀比、邻人互害。

无差别杀戮确实不再是偶然,

而是社会这具病体定期发作的症状,

一个缺失善与互助信仰的社会,是他人即地狱的社会。

若你的邻人感到不幸福,你的幸福就是一场幻觉。

很多人以为,这句话不过是白左的道德沉醉,

但社会科学从来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功利的权衡。

让邻人感到幸福,绝非个体努力的结果。

很残酷的是,人们真正的心理底线,

并不是出于社会公义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是“(我)已经挣了这么多钱,挤进了一线城市中产社区,

为什么(在我身上)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人们用脚投票,为了下一代的安全甘愿继续埋首于生活的重压,

做奶粉难民、疫苗难民、空气难民。

人们也会集体诵念那段著名的经文:

“起初他们追杀xxxx,我没有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xxxx,我没有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xxxx,我没有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样念诵的时候,仿佛大家真的开始反思“我没有说话”这件事。

但其实不是,大部分人的重音落在最后那句:

“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拉响警报?

守门人怎么不见了?

一场公共危机的发生,

必定是每一个环节的层层失守,

最终无人可以自外其间。

无论你身在何处,

在这个系统里,

不要躲,每一个人都是守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