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终於明白了，人需要在智慧和勇气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比如慈悲丶金刚心丶菩萨心。”谈到2013年的感动，中国知名作家丶时政评论家李承鹏看似高傲的表示：把感动留给自己。

“中国人总是习惯为他人而感动。他人确实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得感动，但总得给一次机会为自己感动。我想把2013的感动留给自己，为自己而感动。”

李承鹏是“2013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最佳博客奖得主，”它是我在过去一年坚持独立写作，拒绝了不管是中国以内还是以外的各种诱惑，表达自己声音的所获。他感动於“我能坚持自己”。

“在今年4月，四川发生雅安地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雅安，在官方无数的打压丶警察来查我们的房丶踢我们的门，要求我们滚出雅安的时候，我们仍然坚守了一个月；在宣传部门派出了无数的『水军』污蔑我们的时候，我们拿出了最精确丶最直观丶最透明的帐目。”

“2013年我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在这个言论管制的国家，我们小心翼翼丶如履薄冰丶暗渡陈仓的出版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也通过朋友牵线搭桥，在台湾出版了未删节的版本。”

众所周知，在中国做为一个有广大群众号召力的公知，只要他与政府稍稍有所妥协，就有成把的钞票进自己的口袋。坚持自己是很艰难的。

“我承认我有恐惧。我承认自己有匮乏。”“当然，我为自己最感动的事情是，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丶匮乏，以及恐惧。”

“你必须确知我们很难战胜恶徒，这个恶徒是他人的，也是自己的，每个人身体里边都藏了一个圣人和恶徒。”“我们和恶徒作战的过程非常艰难，时常想向它投降。”

“这一年我终於明白了，人需要在智慧和勇气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我们在幽暗之处，找到了一盏烛光。”而他的这盏烛光不来自於现代文明与理论，而是”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比如慈悲丶金刚心丶菩萨心。”

李承鹏:四川成都人，1968年生，为中国知名作家，素有”李大眼”的腻称。1990年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後，担任过《四川体育报》记者及《成都商报》体育部主任，後任职《足球报》。後开始从事时政评论，其新浪微博有超过7百万的粉丝。因影响太大，经常遭到”禁言”的对待。而这样的身分也经常遭到”国保”的关注，他坦言自己的新浪邮箱是由他与”国保”共同管理的。 

我流窜台湾，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我两眼放光，因为又发现一件好玩的事情：每天傍晚七点左右，我住的小酒店旁边那个巷口就会准时涌出不少男女，拎着制式相近的袋子站在路边，秩序井然、蔚成建制，仿佛在等待一件重大的事……等我吃完便当返回街口，人们退潮般忽又不见了。训练有素、每天如此。我一度在“快闪行动”和“传销组织”中做着大胆选项。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居民们在排队倒垃圾。

这就是著名的“垃圾不落地运动”。我曾很奇怪台北街道很干净，为什么却看不到什么垃圾桶？原来，台湾不仅随地扔垃圾被人鄙夷，每个人也必须是垃圾的第一个处理环节，台北规定市民须用专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类，分“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在指定地点、时间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连马英九都亲自上阵示范。由于垃圾袋需付费，更由于民众已建立减少垃圾制造的自觉意识，仅台北就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日掩埋2501吨减少到现在的每日掩埋55吨。垃圾焚烧量大大减少，空气质量大为好转。

想像2300万人口的台湾，每天傍晚固定时间，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路口整齐划一分类和运送垃圾，风雨无阻，这画面实在有些震撼。差不多同一时段，不少的大陆居民正守看疗伤节目，或大跳广场秧歌，骂环境污染，然后一地垃圾……也挺震撼。

肯定有人要夸台湾民众就是素质高。可是，大量的历史图片和文本记忆表明，过去的台湾也垃圾遍地、蝇蚊成群。你要是批评餐馆老板乱扔厨房垃圾，他还会瞪眼睛。又有人归功于台湾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也许吧。就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针锋相对地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宣扬传统道德文化，每一间教室都挂上了“礼义廉耻”。可是如果你不那么诗意化，就会发现这项运动推行了一、二十年之久，台湾仍旧肮脏不堪，官商勾结、警匪沆瀣一气。人们互不信任，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

为什么传统文化和美德二十年不显灵，忽就大放异彩？我问过很多台湾人。他们也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奇怪地看着我，反问：爱护环境不好吗，待人礼貌不好吗。当生活已习以为常，置身其中的人们倒忘了最初的原因。

一名台湾学者说：解严之前，政府也投入过上亿巨资治理污染，但效果不佳。1996年，台湾第一次开始直接民选总统；1997年，全民参与的垃圾不落地行动，大获成功。另一名曾因上了国民党“黑名单”十年被禁止回台湾的教授说：过去台湾人也凶巴巴的，1990年我回国以后发现，人们忽然变得讲礼了，制度变了、人心就会变。

对于他们的答案，我没有答案，我甚至怀疑这太偏于政治诠注。民主并不能直接带来美德，南非打劫、印度轮奸的事也并不少见。我不得要领，仍然每天看到人们拎着大包小包在路口等待垃圾车响起那标志性的音乐，低声交谈、邻里融洽的样子。有一天，我忽然有个阴暗想法，忍不住问一名卖“面线”的摊主：“既然专用垃圾袋需求量这么大，有没有商家生产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商家赚钱、居民省钱，反正收运垃圾的人员也不会仔细检查是否正版垃圾袋。”他显然没准备充分，眼神直直地看着我，想了一会才说：“这袋子卖的钱用来做环保的，我们买假冒商家的，政府怎么有钱做环保。”我又问：“政府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悄悄得点好处就可以了。”他看着我，有些恼怒地说：“要什么好处，这里就是我的家，这样子做对不起自己啦。”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曾访问过的方荷生也这么说过。我被触动到了什么……台湾过去垃圾遍地，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现在台湾全民参与垃圾不落地，其实是在参与一场每天进行的社会管理。

当台湾在独裁时代，即使独裁者真心诚意进行道德建设、呼吁社会责任，但一切由独裁者决定，民众不会认为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无权参与管理社会，也就无意公共道德。垃圾遍地、同流合污成为常态……当台湾转型，哪怕并不十全十美，可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主动配合，其实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人性就是这样，参与度是与道德感成正比的，无权利、无义务，无参与，也就无责任。

我本还想问那摊主一句：“不怕那些垃圾袋的钱被官员贪污了吗？”但是没问。我想起那天在台北市议会，我问“有没有市民跑来告官。”工作人员带我到一间大办公室，说：“这就是告官的地方，议员接到投诉就可以发动质询。”想不到台湾也有上访办，联想到于建嵘先生的经历……

我就问：“要是议员包庇官员怎么办？”他说：“怎么会？议员巴不得有斗官的机会呢。”我又问：“要是官员贿赂他，怎么办？”他说：“多少红包能堵住他的嘴啊，下次选民就不选他当那个选区的议员了，他就亏了。”我继续追问：“要是红包大到让他无法抵挡诱惑呢。”他耐心地解释：“就算这名议员私结官员，民众还可以找其他议员，那些议员正愁没有出名的好机会呢。”我近乎耍赖地问：“要是这个官足够大，把其他议员都买通了呢。”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多大的官，陈水扁的官够大了吧……”

这样奇怪的眼神，我已很熟悉了。有一天逛马路，我心血来潮地问陪同：“如果老人摔倒路边，你们敢不敢扶起来？”她看了我一眼，回答“当然会快快扶起。”我追问：“如果老人说是你撞倒的怎么办？”她眼神震惊，问：“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都觉得自己有些阴险了，但坚持问：“要是老人没钱治病……”她斩钉截铁回答：“不会啦，所有老人都有健保计划，为什么要诬赖别人。”

台湾的全民健保（也就是我们说的医保），曾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称为“台湾奇迹”。它获得的盛誉就不用说了，总之它是以个人所得横向转移，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从而真正实现了社会共济，很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可是它也常被诟病。比如有的老婆婆没病也要一个星期跑几次医院，有的人明明在美国工作，却坐飞机回台湾看牙齿……由于政府补贴太多，台湾民众就批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在养懒人。

睹此现状，大陆官员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台湾全民健保有种种弊端”。原来，这些年官员们一直在帮我们享受免费医疗的种种弊端。

体制内还是有好心的官员。我知道一个叫朱幼棣的人，曾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多年来一直坚持调查中国的医改问题，仗义执言。退休后他写了一本《大国医改》，讲过一些故事：有一天，他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求医的病人。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因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朱幼棣问有用吗。老工人说：“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相信石头能治病……朱幼棣说，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次在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是否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让底层患者得到一些必要救济。社保部的专家当场就表示反对，他警觉地表示：“这样搞，边境上的农民就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倒卖到国外去”。

朱幼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这位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故事的悲伤，其实还不是民众看不起病，而是有些官员和专家，习惯性把看不起病的民众当贼看了。

不好意思跑题了。回到台湾健保，台湾民众时时防贼一样防着马英九，他们说这个总统力挺健保，其实是为捞政治利益、攒民意。马英九只得解释：过去五年世界动荡、金融危机，但台湾的社会安全网之所以一直发挥效果，这与完备、低廉的健保有绝大关系。他重申，健保对“病”和“穷”的民众，是很重要的保障。在台湾，民众才是真正的主人。

说实话，台湾也问题多多，两党之争影响效率，失业率上涨，在大陆这个巨大经济体面前，它那么寒酸，一个项目的上马得吵好多年。台湾转型并不完美，可是走在街上，每个人长着一张从容不迫的脸，每双眼睛里都透有主人的尊严。他们配合“垃圾不落地”，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不怕官，自己才是这座岛最大的官。老婆婆不讹路人是因为她有“健保”，很多超市门口会有一个捐发票的爱心箱，人们买完东西就自觉把发票投进去，最大限度保证发票中奖的彩金能锁定病穷群体……他们投票的动作一向这么熟练，表明这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传统很容易消失，道德也不太靠得住，台湾人并不比大陆人更有道德，他们从容不迫地活着，只是因为没有被当贼，他们确知台湾不属于蓝也不属于绿，确信自己才是家园的主人。

图一：台北的街道很干净，却看不见垃圾桶。这是因为“垃圾不落地运动”。每个人都是垃圾处理的第一个环节。这是垃圾专用袋。

图二：不用靠城管踹摊，但最普通的路边摊，也能维护“垃圾不落地”。我问为什么，他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图三：无论在城市还是小街道，还是在热闹的风景区，地面就是这个样子。

图四：台湾大部分的楼就是这样普通，但街道很干净。干净的让你不好意思扔垃圾。右图泊车价格：一天180台币（合人民币36元）。

图五：台湾的社区自治是一块文明的基石。这里是忠勤里一家互助救助中心，不仅帮老人做饭，收留失学少年，给孩子建图书馆、网吧，为放学早而家长未下班的孩子找辅导老师，还帮助大陆去的小孩。互助中心负责人方荷生说：我不要好处，这里就是我的家。他在那条街的选票，超过马英九。这样的人在台湾很多。

图六：台南一条漂亮的街。在这条街的社区自治过程中，办了一家手工作坊，一方面让妇女们有不错的收入，另一方面保护了传统的手工艺。卖出的东西，政府不得收税，还要补贴。

图七：一座有态度的岛。官方习以为常。

图八：当年台湾也有很多查禁歌曲。

图九：还有查禁的图书。

图十：猜猜看，这是哪家快餐店。

图十一：其实这里是台北看守所，即使给受刑人（台湾认为犯人这词有歧意）的餐食，也必须明码标价，清清楚楚。

图十二：猜猜这里是干什么的？

图十三：其实这里是台北看守所，家属探视犯人，就像去银行排号。大厅背景写着：“亲民、便民、礼民”。

图十四：在台湾，也有发票抽奖，但是大家都拿出来捐赠给慈善团体，并成为一种习惯。在酒店、超市、商铺门口随处可见。他们投票的动作总是那样熟练。

2013年，也就是当地人爱说的民国102年，季风开始的时候，我流窜到了台湾。风像醮了水的雨刮器一样缓缓刷过，云压得很低，适合文艺小清新坐在九份老镇的石梯上看渔火点点，念叨一句侯孝贤的台词：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每个人被流水一样的时间封锁了起来。

这差不多是每一个大陆游客的错觉。如果你真到了台湾，会发现台湾没那么诗意。台北很旧，不是丽江古城那种精心打造的怀旧，就是“破旧”。狭窄的道路，门脸儿逼仄的店铺，外墙瓷砖驳落了的矮楼，有的还镶着被大陆居民鄙弃了的80年代茶色玻璃。走在大稻埕，冷不丁见一幢楼房，你得花上三五秒才能确定它是否在拆迁。政府也想进行“更新计划”好让城市漂亮些，可那些私主吵吵闹闹、一拖再拖。总之，很多街区还比不上大陆富一点的县级市，当然，更是比不上著名的廊坊。

我也曾抱着一丝活捉林志玲的想法，发现也错了。女人们很朴素，绝少带妆出行，看不到什么高跟鞋，更别说风糜大陆的齐B小短裙。即使走在繁华的忠孝东路，也不会像在北京国贸那样，看得到排山倒海拎着LV的女郎们，活像集团军在发起冲锋，非得人手一把冲锋枪才是基本战斗配置。

台湾并不诗意，台湾太乱了。我到的那天，几个跑到海边玩耍的游客被海浪卷跑了。观光局的官员第一时间向公众道歉，可是媒体万炮齐轰，因为官员只做了道义道歉，没有承担法律责任。这事越闹越大，人民上街抗议，迫使交通部副部长率观光局局长、处长齐齐在电视上鞠躬致歉，头埋得低低的，活像他们才是杀人犯。他们再三向公众表示自己很哀痛，一定会负法律责任和行政处分，力争给死伤者争取到3000万台币赔偿，并申请调离职位……

看着那几个交通部官员的苦瓜脸，不知为何，我想起了温州被埋的动车，和表叔的微笑。

说实话，台湾的风景资源还是比大陆要匮乏，最大的风景就是每晚的时政节目，所以台湾酒店不太流行收费毛片，还有什么毛片比看人民FUCK政府更刺激的呢？何况，它还不收费……有个哥们骑着越野自行车上了高架桥，轮子卡在路缝，摔了下来，人们就抗议设计时没考虑窄轮车的感受。官方赶紧道歉并铺了宽一点的铁板。连我这个大陆公知都觉得台湾民众太过份了，在我们那儿，有关部门不检查你是否超重是否会压垮大桥就算幸运，还好意思腆着脸抗议。

这样的节目看久了未免也审美疲劳，弄得我有些想念新闻联播。台湾朋友好奇地问那是个什么节目。我解释良久，他们也不得要领，我只好笼统地说：那是一档念的人不信、看的人不信、演的人不信，但大家一起假装很信的娱乐及精神康复节目。他们眼神迷茫看着我。

我不想理会这些没慧根的台湾人。其实到台湾前，我悄悄许下了三个心愿的：一、旁听一次议会；二、参加一次示威游行；三、看一次长官被扔鞋。这没什么政治目的，跟很多中国人去美国看一次脱衣舞、玩一趟迪斯尼、在拉斯维加斯赌一把，差不多算是旅游项目。或一个男人成人礼。台湾是祖国的一部份，长这么大，我好想过一次干瘾。

第一个心愿很快完成。我仅用自由行证件换一个出入证就进了议会厅，没人盘问我是否对岸派来的卧底……正是议会质询政府预算的时间，一个女议员站起来大声斥责警察局长，十分钟滔滔不绝，而警察局长一声不吭。后来我才听明白，有警员在查处违规商铺时提及这个提案出自于该名女议员。女议员就认为这是警方涉嫌报复。对于这个逻辑，我实在不是很懂。可是我注意到，他们争来争去的金额其实不大，有的款额也就是前段时间大陆某个乡长欠餐馆的猪蹄膀费用。

就这样每天流窜于议会和电视，我看到过一个反核的胖子以违背力学原理的迅捷从后排平飞到前排去抓扯另一个胖子；看过一个老伯用金属探测器在草地上探来测去，侦查县长胞弟是否在别墅私挖地下室。文化基金会本来安排了我去总统府，我婉拒了，我觉得排着队去跟总统握手了好像已跟不上潮流了。那天闲来无事，我就溜达到总统府门口，见一群人正打着“人民压不住火”标语，大声斥责官商勾结，样子真的很过瘾。我混迹于人群喊了一声：马总统无能。想起这样不太公平，又骂了一句民进党无耻……顺利完成了第二个心愿。我内心充盈，奶奶个腿的，以为就你们台湾人敢骂台湾总统吗，我也敢！

到了台湾，我才发现不少民众真心羡慕大陆。他们夸大陆经济发展快、GDP世界第二，大陆政府真有魄力、城市建得漂亮，不像马英九优柔寡断，自贸区到现在也没建成。我们之间常常辩论，彼此无法说服对方。

龙应台安排我去看一部纪录片，《看见台湾》。她提醒：这部电影真的值得一看。梅花戏院的黑暗里，第一句台词娓娓道来：“请不要讶异，如果你没看到过这样的台湾，是因为你站的不够高”。片子拍得真美，所有镜头都从空中俯拍，阿里山、日月潭……慢镜头、叠化、唯美的音乐。渐渐的我就有些昏昏欲睡，大陆的好多地方卫视也常在深夜没完没了播这类政府宣传片，张家界、九寨沟……看来喜欢俯瞰天下的政府都一个鸟儿样。正在礼节和睡意中挣扎，忽然惊醒，画面已从美轮美奂变得丑陋不堪：青黛色的山峦已被挖出秃秃的石头、小溪洄水处淤结各种垃圾、森林被成片砍倒、观音滩海面流淌白一道、红一道的浆水……风光片变成灾难片。观众窃窃私语：啊，这些事发生在美丽的台湾？为什么平时我们看不到这可怕的情景？

这部片子的导演叫齐柏林，他说：我就是要让人们了解美丽台湾丑陋的一面。他煞费苦心购买了很多航拍器材，把自己绑在飞机上，从空中俯拍公众平时很难看到的真相。他其实不是职业导演，而是一名公务员，为拍摄这部片子，还有三年退休并可以拿到四百万退休金的他辞去公职，他说，这是一部迫不及待的片子，我不能再等下去。这部片子创下台湾纪录片有史以来最高成本，花了9000万新台币。由于资金不够，齐柏林甚至抵押了房子。

他所做的一切，不过为了拍一部提醒台湾丑陋一面的片子。可是我想，这样的片子在我们那儿恐怕过不了审，因为这会大大破坏当地旅游开发和招商引资。可是台湾人不在乎，他们就是要看见台湾，就是要邀请外人一起来看见台湾，甚至由文化部长安排对岸的人来看到台湾的不堪……这是他们的几个自信。

另一个场次，行政院院长江宜桦看完电影后对导演发表感谢词：这真是一种最温柔、最敦厚的提醒，导演是用镜头在呵护故乡，政府一定要处理观音海滩的汙水问题。此时，一只红白拖从头上扔下来了，一名学生因不满弱势劳工的待遇，就怒扔拖鞋。他被带离现场。可并没有被殴打也没有进看守所，更没有被侦破出偷过摩托车、参与过街头斗殴、小时候偷看过女厕所之类的不堪。

彼时我有些小人地等着江宜桦恼羞成怒地发作……可是这政客太会演了，嘱咐安保人员不要为难学生，平静地说：如果陈情书没有人收，请同学直接交给我。

我的第三个心愿也完成了。之后再和台湾朋友争论，我会承认台湾确实有很多问题，我甚至可以有些五毛地承认大陆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是我也会说：在台湾，所有的问题你可以看得见，甚至你看不见的，也有人可以帮你去看见。

不诗意的台湾，却是看得见的台湾。打开电视，你觉得这座民意沸腾的岛快暴动了。走到大街上，人们却眼神从容、秩序井然，不会为一个座位就大打出手；旁听议会现场，反对派仿佛约好当晚臂扎白毛巾发动政变。但第二天他们什么也没干，只是回到会场口沫四溅。台湾风雨六十多年，国民党鞠躬下台、又卷土重来，绿党风光上台、灰溜溜下课……这样轮回反转。台湾并不诗意，台湾人并不失意。台湾的乱，是把争乱留给规定情境的乱，让那些乱可以在电视和会场里看得见，街市反倒平安。

最后一个故事。陈新吉老先生带我去参观“仁爱楼”。我以为是慈善会所在，到那里才知道这是白色恐怖时期关押异议份子的景美看守所。林义雄、施明德、柏杨、李敖……都关在这里过。上世纪六十年代，陈新吉也在这里被关了五年，原因是：高中毕业的他跟一个同学吃过饭，不久，这个同学被怀疑是通共的谍匪。

仅仅因为跟同学吃了一顿饭，陈新吉受尽折磨。我看到墙上还挂着手铐和脚镣，墙上的钟则永远停在凌晨四点，因为死刑犯都是在四点钟被提走。直到现在陈新吉每天凌晨四点还会固定醒来一次，因为“脚镣拖得哗啦啦，所有犯人就会惊醒”。等他放出来时，妈妈已疯了，直愣愣看着他。他就说：妈妈呀，新吉回来了呀。妈妈却大声说：你走你走，你不是我儿子。她抓起一个杯子使劲往门外扔出去，大声喊：坏人又要来抓我儿子呀。

“景美”纪念馆里有很多被挖了洞洞的老报纸。当年老蒋也要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连《今夜不回家》都被当成煽动半夜游行的暗号，还给犯人看各种反共报纸，又害怕有些消息起反宣传作用，就挖了许多洞洞，像一只只嘲笑的嘴。老蒋也一直否认台湾有思想犯，后来证据泄露，在美国媒体的追问下，才被迫承认。

看来，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领袖，两边都没闲着。

曾有人建议拆除这座给台湾人带来伤痛的监狱，可最终它和“二二八纪念馆”一样，被建成一座著名的纪念馆，取名“景美人权园区”，一个很警醒的名字，学生们也常被组织过来学习。那批受难者不仅得到国家赔偿，还可以出自传，每到纪念活动，马英九还会谦卑地请他们出席，偶尔还会被余怒未消的人们扔鞋。没有官员敢关闭这些纪念馆，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民众，官员什么都不是；他们也知道，看得见，已成为深入台湾民众内心的习惯，谁破坏这规矩，就是向全岛宣战。有人问我台湾转型的经验，我答不上，但我知道台湾就是这样：与其抹去伤痛，不如让所有人看见伤痛，只有清晰的伤痛才可以阻止下一次的伤痛。

我们总爱引用图图大主教说过的一句：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可是忘了图图大主教还说过一句话：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

是谓，看得见的台湾。

中国知名时事评论家李承鹏在台湾发表了个人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版重新收录了十多篇大陆版被删除的文章，共计恢复了四万多字。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是李承鹏第一本在台湾发表的个人作品集。发表会一开始李承鹏就说台湾正体字版是他最爱的一个版本。原因很简单：书中有十多篇在中国大陆被删除的文章，可以在台湾版里恢复起来。

比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版本，可以发现在陆版删除的，包括批判城管行凶的“一个瓜农的中国梦”、谈论茉莉花革命的“大意了”，以及他参选人大的宣言“十三亿分之一股东”等。此外，中国知名作家韩寒曾经发表三篇文章，对中国推行民主多所保留。李承鹏也在台湾版作品里，恢复了“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等三篇“反击”韩寒的文章。

从文章被删除，谈到在微博上被禁言。李承鹏批评最近一年，发生了非常多被认为非常“猥琐”的行为发生自己和很多同伴身上。包括栽赃、陷害、禁言、删号等等。李承鹏说，自己的“朋友们”只不过说了一些做为一个男人应该尽到的责任的话，包括“教育平权”、“官员财产”公示。比如江西的刘萍，只不过在自己家里举一个牌子，就这么被抓了。

李承鹏因此向体制内的官员喊话。他说，这些“宣传口”的官员们，私下也是正常人。“你们为什么不心疼一下我们的党，而要不断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呢？我放眼一看，我身边好多候选人。”

谈到第一次访问台湾的经验，李承鹏恢复了幽默本色。他说自己到台湾前，许下三个心愿：第一是希望看到议会打架。第二是想看大官被扔鞋。这两者都实现了。

他的第三个心愿是亲自参加一次游行，去骂总统。在李承鹏访问台湾期间，刚好碰上劳工大游行。他说那一天，自己伙同一群不明来历的人，可能是台南人，他们在队伍里骂马英九。但自己只能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了一句：“打倒马英九！”然后就跑了。“我三大愿望都完成了。”

言谈之间，李承鹏一度提到“六四事件”。一会儿他才意会到：“到了这里（指台湾）连‘六四’也可以谈的。”到问答时间，台下有听众问李承鹏对六四事件的感想，他以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做为比较。他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四十多年、将近五十年后才正式建纪念馆。我想中国朋友所做的努力就是在给遇难者、蒙冤者建立纪念馆时，时间不能再等这么长。

小时候，我家乡，校外突然建起一家巨大的烟厂，那牌子远销全国。可厂房味道刺鼻，排山倒海像火在烧肺叶。我们每天用红领巾捂着鼻子在操场上跑，老师就批评：支持国家建设，这点味道怕什么，想想烈士任汽油弹烧也一动不动。我们觉得老师说得有道理，每天捂着鼻子向前冲。红领巾是烈士鲜血染成的，小孩的肺在烟草中熏长。

那时，不支持国家建设是一种很大的罪过。慢慢的，街区变成了工厂，故乡变成了矿区。慢慢的，我们也失去了对生活的裁定权。像从未拥有过它。

多少年，“支持国家建设”这样大摇大摆偷走我们对生活的裁定权，仿佛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样子很蹊跷。我曾经过西部一个待建的化工基地，动员口号是“支持化工建设崇高，对抗祖国事业可耻”。当地居民投诉、呐喊、被打。一个干部摇头叹气：看，现在的群众既自私，又不懂科学，这项目也是为他们好呀。我惊讶地发现，他的神情甚至有一种壮士气慨。

三个月来，准确说是七月初的什邡、七月末的启东，七月未央就是十月围城的宁波……我分辨不出这三个月照片的区别，它们是同一个镜像，都是人群在逃跑、青年在挨揍，老人哭诉着、穿着黑色威武制服的壮汉武士般倒拖着刚刚捕获的女子，押上铁皮车……此时指挥者一脸狰狞的正确。这么密集的发生，相同镜像，这个国家出了相同的问题。

“支持国家建设”正以崇高面目侵犯着我们对生活的自由裁定权。你不能因为名字叫崇高，就保证自己不猥琐，打着国家的名义，就掩藏了自己的钱包。厘清什么“支持国家建设”，我认为保护好下一代的健康才是最长远的支持国家建设，不让长官独大也是，或干脆，当你有建的想法而我们有不建的权利时，就是最好的国家建设。

我其实并不懂PX是否有那么大毒性，可是当公共建设涉及到私人领域就得跟私权协商，这道理真的那么难懂吗。中国式权力太傲慢，越傲慢，越孤独，以至于它像一个患了严重自闭症的巨人，已不懂怎么跟社会交流，让社会帮助它，它那么强大，民众对它充满恐惧。前几天碰到一个成都官员，他叹道：去年你参选，可是把我们整个部门都惊吓惨了。我反问：你们怕什么，我又不组织上街，又不拉横幅，不过为社区做点校车、养老的事。他说：我们当然晓得你今天要做什么，但我们不晓得你明天要做出什么呀。

我想了想，认真地告诉他：其实，民众也是这样看政府的……

听上去像个冷笑话。可是，从厦门、大连、青岛、什邡、启东、宁波……每一个官员真的傲慢而自闭，他们久已陌生63年前关于“协商”的承诺，除了每晚七点档的娱乐节目，也与民众形同路人。最近一系列事件的规律：官方悄悄上马项目——零星群众发现，官方置之不理——更多群众上街——官方打人抓人——微博闹大，全国愤怒——官方表示“耐心倾听群众呼声，充分考虑民众诉求”……我好奇官方怎么这么爱使用“倾听，诉求”这些破词，你哪有资格由上而下倾听，你应当是谦卑地汇报，什么叫民众的诉求，那是股东要求。

等专家出来解释PX项目其实很安全，国际上就很安全，日本PX离居民只有一条街……忘了这里修座桥都要侧滑。

大家相信你，只是不相信还有那么多临时工。

大家担心，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世界上最大一个矿区或化工厂，问题不止环保，而是不加节制的权力，“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自以为天生正确，最后竟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打起圣战，堕落成撒旦……我们的官员认为自己天生代表真理，哦，我打的是圣战，代表最广大利益。到最后，掠夺就是开发，小偷的艺名叫天使。这个抬头叫人民的共和国，每座城、每个村竟不准人民对生活方式拥有裁定权。只准听领导规划，只准按计划取得增长，只准看新闻联播，只准生一个孩子，然后活在PX项目里。

想起王小波笔下那群东欧国营农场的猪，铁板一块，毫无选择，了无生趣。

可人不是猪。可悲的是，目前看不出有任何机制可以限制这种权力。这个机制本身就是一边生产木马，一边打着补丁，补丁是更大的木马，需要更大的补丁。

想起早些年有部电影叫《恐怖食人鱼》，讲一个为从经济危机中恢复的小镇，为了复苏本地捕鱼业，就铤而走险把人类生长荷尔蒙倾倒到湖里。正当人们在一厢情愿寄望丰收时，这些鱼转变成了可怕的掠食者。在荷尔蒙的作用下，黑鱼长成了巨型的怪物，狼吞虎咽地吃掉一切遇到的东西，并具有了在陆地捕食的能力。在湖里食物匮乏时，它们冒险登上陆地寻找一切可食之物——动物、蔬菜、人类。

这样的电影中国人是不能拍的，这又是镜像，也不必拍，人们心中的怪物正在上岸。这样的事不止宁波，整个国家急于走出经济困境，证明优越性，在江河湖海投放生长荷尔蒙。一个男人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就不断吃春药，且试图强奸民女。

那个女孩放回来了吗，那些相机返还了吗，你知道你每一步选择题里都勾错了吗。最错的是一道倒扣题，即使你不会熟练地唱《海阔天空》，也不要打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我没资格去帮助这些蠢行，我并不认为这是暴乱事件，这些只属于民众对生活方式发表言论的阶段。最后的建议是，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

自闭的巨人，把生活的裁定权还给民众，你才会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