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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高手教徒弟,为啥都拉垮
有个问题我是好多年都没太想明白的。
金庸武侠有个现象,叫 “好老师困境”,绝顶高手都不会带徒弟,教出来弟子都特别平庸。
王重阳武功天下第一,全真派却 “一代不如一代”,从实验班变成普通班,再变成赞助班,最后徒弟都活像是交钱进来的。
郭靖黄蓉,这么强的组合,却教出来大武小武郭芙这个惊世三人组,被霍都王子称为 “黄帮主好精妙的棒法,好脓包的徒弟”。郭芙更是资本之外的能力等于零。
还有丘处机,好歹是全真七子武功第一,却教出来个杨康,除了生孩子的命中率,别的无一可取。
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不太明白,直到最近两年才慢慢悟出了点门道。其中第一就是,越是天才,往往越不懂得普通人的痛苦。二
绝世高手,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天才。他们很难理解普通人的难处。
最近一个热搜说,韦神的课经常到最后只有三四个人听,别的都劝退了。还看了一个报道,说马龙当不了教练,他有厌蠢症。
最搞笑的是篮球明星孙悦的采访,说王治郅当不了主教练,他觉得很简单的技术,别人要学一辈子。有一次王治郅带队去南昌打客场比赛,叫了一次暂停,跟那帮小队员说:这球不难,一晃一转一拽就进去了。
如果我是那队员,我当场就得疯。他不知道这几下子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
回想黄蓉,其实她当老师已经很有耐心了,但她大概永远理解不了郭芙、大小武会卡在什么地方,哪怕想指导都指导不来。好比鱼教不会人怎么在水里呼吸,天生就会的事怎么教?
教育,是最需要真正的共情的,很多天才恰恰无法做到这种共情。三
发现没,特别优秀的人往往还有个特点,爱直接给结果,却不给出思考过程。
黄蓉教瑛姑做数学题,直接喊了一个答案 “五”,瑛姑血压直接飙升,苦算了好一会,才算出是 “五”。第二题黄蓉又直接喊了一个 “三百二十四”,刘瑛姑苦思冥想,“布算良久,约一盏茶时分,方始算出,果然是三百二十四”。
这对瑛姑的算术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导致她气怒交集,直接破防,后来干脆放弃数学。
很多时候,结果是最没意义的,真正有价值的是思考的过程。这才是能举一反三的东西。好比学写论文,资料本身并不重要,学会怎么找资料才最重要。
但顶级天才偏偏不耐烦、也不善于给出思考过程。他们的本事更多体现在摧毁信心上,而不是建立信心上。
而且他们还不耐烦倾听。但凡成功者,都是喜欢输出多于喜欢倾听的,成天爱叨逼叨,却厌烦听别人。在他们看来,旁人的感悟一无可取,乏味无聊,无足轻重。
但问题是,好老师多半得是注意倾听的,这就强天才之所难了。你觉得黄蓉会有耐心听刘瑛姑讲学习心得吗。四
还有一点,超级成功者往往是超级经验主义者。他们迷恋自己的成功经验,不承认每个人的差别,不肯因材施教。
孔子成为一个伟大教育家,是因为因材施教。《论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件正确的事就马上去做吗?” 孔子说:必须征求父亲和兄长的意见。冉有也问:“听到一件正确的事就马上去做吗?” 孔子说:“对,马上就去做。”
同一个问题,答案却不同,因为子路为人热血躁动,孔子就让他稳慎;冉有做事比较迟疑,孔子就让他学会果断有主见。
可惜金庸笔下绝大多数超级成功者都不是孔子。他们一路走来,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想当然觉得只有自己走的路最正确,是人间正道,别的都是歪门邪道。
比如郭靖,他是靠着勤学苦练玩命卷出来的,所以教徒弟一味强调勤学苦练,少想多做。柯镇恶怎么教自己的,自己就怎么教徒弟。
可是这一套拿来教杨过,恰恰会不适合。如果郭靖手把手教杨过,多半就教废了。要么郭靖被气死,要么杨过被打死。
杨过一定要小龙女教,他必须要情绪价值,要感情上充分尊重,情绪上充分理解,思想上充分放飞,审美上充分满足的老师才行。
杨过长大后,有一段时间特听黄蓉的话,因为突然发现黄蓉很美,并且给自己情绪价值。郭靖就不可能理解:啥叫情绪价值?我大师父从来就不给我情绪价值!
这就是金庸笔下的 “死亡四局限”:一、重结果,轻过程;二、重输出,不倾听;三,重经验,轻个性。老师越优秀,学生越拉垮。
太用力的人跑不远
太用力的人跑不远
努力不应该是某种需要被时常觉知的东西,意志力是短期内会用完的精神能量。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人靠的不是激情,而是恰到好处的喜欢和投入。当坚持不再成为需要被言说的事实或是需要被排练的步骤时,它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挂在生活之上的负担。
最长久的陪伴不费心力。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人,真的想在 ta 身边一辈子,就不会说自己有多么爱,而是觉得「每天能在一起,就很好」。太用力的爱不仅让自己累,也让身边的人累。朴素的道理,更经得起推敲。
因为用力会不自觉地提高你的预期。不要像个孩子一样向这个世界索取回报,自我的用力感觉、委屈,不能成为你的筹码。太用力的人更容易产生期望落差。「努力没有回报」本身,就是非常让人绝望的事情。轻装上阵的人,回旋的余地更大。人越用力,就会越想要得到及时的良好刺激。越用力的人对于正刺激的需求就越高,越不能忍受暂时的负反馈。真正的坚持归于平静,靠的是温和的发力,而不是时时刻刻的刺激。太用力的人增加了执行的功耗。纠结、选择恐惧,是太用力的副产品。只管去做,就是在意识与行动之间尽可能地减少冲突带来的心力损耗。执行阶段最大的敌人,是纠结,是埋怨,是后悔,是内心的冲突 —— 太用力,就是心理额外动作太多。
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用力过猛,以保持自己对困难的钝感和不顺的接受程度。短期的过度用力极容易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挫伤。哪怕你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也要保证基本的休息和放松,不要纵容自己消耗健康来填补对努力的需求。
「一直努力就很好」。
从高空坠落的3岁女孩
客厅的儿童书架,欣欣常在这玩
从2017年大女儿出生开始,张莉就租住在这里。张莉今年41岁,穿着深蓝色的薄毛衣和牛仔裤,留着齐肩短发。她身形纤细,面容憔悴,深陷的眼窝下是厚重的眼袋。她面前,一沓沓A4纸散乱地堆在桌上,旁边的窗台上一盏蜡烛静静地燃烧。那是她为去世的小女儿欣欣点的。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0月21日,3岁的欣欣从22层卧室窗户坠亡。一回忆起那天,张莉就掉泪。她细数着那天发生的一件件事情,这些天里它们一直在她的脑海里徘徊。
10月21日早上七点,7岁的大女儿起床,姥姥孙萍给她穿衣,姥爷张宏景做饭。张莉是海淀一所知名学校的音乐老师,周一没课,可以晚些去学校,便陪着小女儿在床上躺着。她惦记欣欣的身高,三岁半的她身高约95厘米,其他同学已经冲百,“差好几厘米”。她想约个医院专家,追上其他孩子的身高。七点半左右,她给欣欣穿衣服,期间还接了一个视频,是在深圳工作的丈夫打来的。随后她给欣欣洗漱、喂饭,还讲了两本绘本。
欣欣的英文绘本,很多都没来得及看
忙碌一直持续到十点左右。那时,孙萍已经送大孙女上学回来。张莉要去学校备课,出门时,张莉看到母亲有些疲惫,便给欣欣一本绘本,让她自己用点读笔点。欣欣将张莉送到门口,眼神里满是留恋。张莉安慰她:“妈妈上班才能给你买各种吃的呀、用的呀、穿的呀。”欣欣的眼神“可怜巴巴的”,但还是点了点头。张莉在她的左右脸颊上各亲了一下,关上了门。没想到,这是最后一面。12点15分,张莉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她从未听过父亲那样一种语气,“莉莉,天都塌喽,你快回来吧。欣欣掉下去了。”
送医后,欣欣没抢救回来。两位老人十分自责,再没笑容。两人今年都是69岁,头发灰白,但因常年锻炼,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他们来自四川眉山底下的县城,都是乡镇老师,只有张莉一个女儿。2009年之后,孙萍和张宏景先后提前退休,来到北京与女儿一起生活。两个外孙女都是他们一手带大的。
看着父母孤独的背影,张莉不知如何安慰。只有“维权”能让他们暂时打起精神。欣欣是从卧室的窗户掉下去的。张莉告诉记者,房间的窗户还是初建时的推拉窗,窗户一直锁不上,纱窗也坏了,但好在窗户外面还有房东之前装的防护栏,向外延伸,能置物,也能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但在欣欣坠亡前2周,张莉所在的高2号楼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方将他们家三扇窗户外的护栏全部拆除。他们认为,这是造成欣欣坠亡的因素之一。
出事后卧房的窗户被粘上胶带和铁块卡住
姥爷张宏景告诉记者,欣欣出事是在中午11点40分至50分之间。那天张莉走后,张宏景搬把凳子,端起一大盆衣服在客厅洗。孙萍前一晚失眠,有些疲劳,在一旁坐着,欣欣一会儿坐在沙发上看书,一会儿在书架前玩玩具,跑来跑去。11点多,张宏景去淘米做饭,洗菜切菜。等他扭头回到客厅,妻子孙萍刚从厕所出来,他们发现欣欣不见了。老人的卧房里,窗户大开,靠窗的床下放着欣欣脱下的鞋。“完喽!”带着不详的预感,张宏景冲下楼。楼底的绿化带里,欣欣蜷缩在地上,半人高的冬青被砸出一个窝,嫩枝条折断。
从小镇到北京
家里到处都是欣欣的痕迹。客厅白墙上,一张汉语拼音表和一张中国地图上,一道弧形粉色丝带围着“3”字形的气球。4月19日,家人刚给她庆祝完3岁生日。一旁角落的大白塑料袋里,全是给欣欣买的英文绘本,得有几十本,很多都还没来得及读。张莉说,欣欣今年九月上幼儿园,国庆节末尾感染支原体肺炎,输了两种药水都不管用,最后换成多西环素,才逐渐好转,原本计划过两天就去上学。欣欣坠落的卧室和客厅的三扇窗户,出事后被透明胶带死死封紧,痛苦和自责被圈禁在这个家里,待一会就让人觉得透不过气。
欣欣三岁生日
张莉从2017年就租住在这套房子里。这是张莉毕业以来换的第四个出租屋。200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张莉入职一所大学当音乐老师,后来到了现在成为海淀“七强”之一的中学。两个工作地点离农科院小区都不算远。搬进农科院是为了大女儿,那时她才几个月大。张莉说,他们原来租住的房子,楼底没有任何休闲空间,农科院设施齐全,有“东花园”“西花园”,还有一个“种子库”。东花园有凉亭、滑梯和球场;西花园树木高大,有假山、健身器材,很适合孩子跑动。搬进来前,孙萍就常带大孙女来玩。孙萍的手机里存了很多欣欣在小区玩耍的视频,三岁的她玩滑板、轮滑,跳绳一口气能跳30多个。
小区的学区是农科院附小,这是附近最好的一所小学,张莉的大女儿就在这里念书。一位小区居民告诉记者,不少租客都像张莉一样,为了孩子上学搬到这里。但毕竟是老小区——高2号楼里,粉刷一新的墙壁也掩盖不了设施的衰老,楼道灯光昏黄,不少灯都是坏的,开关摁不动;许多居民家还是带窗的铁门,站在门外能听到里面放电视的声音;电梯常常损坏,两三天才能修好。张莉一家搬进来时,家里的玻璃窗和纱窗就都锁不上。房间里只有简单的家具,几把椅子靠背已经破烂,用透明胶带粘着,冰箱也粘着胶带。大女儿的书装成四个白色塑料箱,整齐地码放在地上。唯一买的两件新家具是大女儿的白色书桌和一人高的学习灯。
在一家人传统朴素的认知里,房子是租来的,能凑合就行,“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是想着攒钱买一个大小和位置合适的房子,再好好装修。”扎根北京一直是张莉的梦想。张莉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大学考取了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本科期间,张莉维持着高中的刻苦,毕业前,她拿了国家一等奖学金、优秀班干部和重庆市三好学生,并获得了本校保研资格。但她没太犹豫就放弃了——优秀的师兄师姐都考去北京,她也想去北京。2008年研究生毕业,正值经济危机,工作很不好找,多数同学都选择回家进高校。“那会可能有个执念,就想留京。”张莉说,自己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别人觉得留在北京厉害,她就要留在北京,“应聘岗位的唯一要求就是给户口。”
鞋架也是用胶带粘的
父母也支持张莉的决定。张莉的父母都是乡镇学校老师,两人均为农村出身,女儿出生后,给予她最好的生活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两人收入并不算多,但有生意头脑,工作之余兼做一些小生意。张宏景毛笔字写得好,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镇屋前流行挂牌匾,他们嗅到商机,买来木头牌匾,张宏景用金粉写上毛笔字,刷上油漆晾干,拿去镇上卖给批发商。搬进县城后,他们改办辅导班、跑职校招生和卖保险。一到暑假,就能看到张宏景骑着摩托车,带着孙萍在各个村子间穿梭。最高时一个暑假,他们跑招生挣了2万。张莉一二年级时,父母就给她买了电子琴。初三,父母又花一万多给她买了钢琴,“那时几乎没有老师家庭买得起”。
2009年,因操心女儿的婚姻大事,孙萍提前一年退休来到北京。2013年,张宏景也来了,他卖掉老家县城的房子,在昌平区沙河镇以50万首付买下一套房。他们希望这能作为女儿日后换房的根基。房子买在低点,房价蹭蹭上涨。2016年张莉成家后,一家人开启了买房换房的投资计划。2015年,北京房价迎来一波上涨潮。2016年底,孙萍卖掉沙河的房子,在通州北京市政府附近,首付30%买下一套90余平米的房子。2017年初,小两口凑钱又买了一套。同年,他们听闻海南将要建立自贸区有升值空间,又在海南买入一套50平米的房子。
这些房产都不在城市的中心位置,总价值并不算高。孙萍说,他们原先有个“五年计划”,即用5年时间等待房子升值,然后全部卖掉,换成他们心仪的房子。在他们一步步的计划里,那所房子已经有了雏形:最好是在农科院小区。一家人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张苹每天都会去小区里跑步,她也与不少租户交了朋友。小区房价10多万一平,面积80平米左右,总共房款接近1000万。一切还没来得及,悲剧就发生了。
压力下的家庭
在张莉家采访的几天里,最大的感受是忙碌。张莉大女儿今年7岁,每天放学到家,张莉要陪她练钢琴,还要辅导英语、数学作业。她的卧室门口,张贴着一张时间表,记录着她每天放学时间,以及各时间段的学习任务,精确到分。欣欣还在时,姥姥孙萍会坐在沙发上教欣欣识字,给她讲绘本,“老大3岁就认识了1000多个字”。等到大女儿写语文作业,曾经是语文老师的孙萍则进屋替换张莉。张莉说,2020年丈夫李辉到深圳工作后,照顾两个孩子的事情就落在了她和父母的身上,父亲负责做饭、洗衣方面的家务,母亲照顾孩子,张莉自己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三个人甚至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聊聊天。
这样忙碌的生活,从张莉毕业后就没有停止过。工作后,上课之余她会去其他学校当外聘老师,跑琴行教课,还参加合唱团的项目,一个人打三四份工。直到孩子出生,工作又变忙,她才没去打工——四五年前,学校扩招,她的课程从8节翻到16节,平常还要带合唱团,有时下班到家已经八点左右。最近这两年,她又处于评职称的关键期。入职十年,张莉一直停留在一级教师职称(中级职称),这几年正在为高级教师职称准备。女儿出事后,张莉一直后悔,如果自己没去备课,“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来北京与张莉一起生活的父母也一直没有停歇过。来北京第一年,两位老人就奔走于各个辅导机构,孙萍教语文,张宏景教书法。张宏景记得,最早名气没打开时,他最远去过石景山教课,去一趟近2个小时,先坐4号线,再转9号线,下车后坐公交,还要再走一段路。在国家图书馆带班时,他埋下头手把手教学生,多年的颈椎病复发,“不是手麻颈痛,是天晕地转”。
事发的高2号楼
这些努力背后,既有一家人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也有现实的生存问题。2020年,女婿李辉到深圳发展。李辉家在江西农村,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体制内做研究员,这份工作他很喜欢,但相对清贫。直到2012年,他才拿到单位限价商品房的资格,在偏僻的东六环有了一套60平的小房子。而他的同学,有的已经年薪百万。去深圳是他作出改变的尝试。2022年,通往深圳和中山的深中大桥正在建设,全家凑钱又在附近买了一套房,他把公积金取出来,贷了款,才付了首付。自此张莉和李辉两人背负着4个房贷,每月3万多元。除此之外,家里的大花销还有大女儿每月七八千元的辅导班费用、一万元的房租。
“外地人来北京,就是来打拼的。”奋斗了一辈子的孙萍说。直到去年房价下跌,被打断生活计划和目标的他们才开始有些气馁。李辉估算,通州的两套房跌幅超过30%。去年秋天,他们挂牌出售,一直到今年秋天才卖出去。售价比原价低几万,几年的利息也打了水漂。出事前一晚,孙萍还劝女儿,“房价跌了就跌了,大家都跌”。
与此同时,李辉单位降薪,每月到手工资大幅下降。孙萍说,女婿今年年初还贷款已经很吃力,不得不找他们借钱周转。张莉也取消了大女儿的数学补习班。让她遗憾和自责的是,辅导大女儿占据了她太多的时间,她还没好好陪伴欣欣,“很多孩子3岁就开始学英语,欣欣都没报班”。作为老二,欣欣很少有新衣服,都是捡姐姐的,鞋子也是几十块钱的二手鞋。“孩子脚长太快,品牌的新鞋要三百多,穿几天就穿不下,能省点是一点。”孙萍说。
忙碌、焦虑中的一家人并没有太注意小区改造的事情。仔细回忆起来,孙萍记得,9月中旬,有两位工作人员曾两次上门,询问是否拆除防盗窗。张莉联系房东,房东担心护栏年久损坏,同意拆除,“她说以后再安新的”。张莉并不情愿,但作为租客,她也没多说什么。那些天,正值欣欣感染支原体肺炎,两位老人每天带她去儿童医院输液,没太注意是哪天拆的。她只记得那几天回家后,屋子、楼道里全是灰尘,味道也有些呛人。10月14日,张莉忽然看到窗外空荡荡的,有些担心,她在居民群里询问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请问,旧的护栏拆掉后,可以安装新的了吗?”没有人回复她。
责任
事情发生后,李辉请假回家待了一个月。他每天抱着电脑,从早到晚查阅文件、法律条文、群聊信息,他们觉得除了自家看护的问题外,施工方也应当承担责任。他桌上堆着七八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十来份文件。仅《关于我女儿施工现场高坠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法律责任分析》一份文件,就有17页。文件详细阐述了他们认为施工方存在的过失:施工方未告知住户防护栏的具体拆除时间,并进行风险提示;拆除后,施工方并未进行风险防护;10月14日,拆除后,面对家属询问是否可以重装护栏,他们并未回复,贻误了安装时间,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农科院小区
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林小建律师是张莉和李辉的朋友,曾陪同他们前去报案,并提供法律咨询。林小建告诉记者,派出所以排除他杀、谋杀为由拒绝受理,但并未考虑重大事故责任和安全生产事故。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江丞华律师告诉记者,此案中施工方应当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21年出台的《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标准与技术导则》 明确规定,“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中,应区分作业区、危险区和工程相邻影响区,应设置安全警示和引导标志,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江丞华指出,高层护栏的拆除可能导致高坠,这是并未超出一般正常人可理解范围的可预见的风险。施工方虽然征得了业主的同意,且提前在小区业主群中进行了告知,但仍未尽到足以消除施工带来的安全隐患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家长未能尽到合理的安全看护义务,亦需要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但这不影响施工单位需要承担的责任。
“居民楼的防盗窗、护栏拆除一直属于模糊地带。”李春青说,防盗窗、护栏是以前城市发展的产物,低层用来防盗,高层则有防坠目的,数量庞大。北京市的一则数据显示,今年2月至6月,全市累计整改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的问题4.37万处。中国消防提到,截至今年5月,全国共排查拆改违法违规设置的防盗网、防盗窗、广告牌约880万处。《消防法》规定,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但居民小区护栏的整改尚存法律空白。
出事后卧房的窗户用透明胶布粘住
拆除护栏后,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不同小区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北京海淀区茂林居小区曾为全体居民购买家庭财产意外险,通州区云景里小区则免费为居民更换金刚网纱窗,兼顾防盗和孩子误开坠窗。李春青说,若项目资金不足,项目部也可以通过提示方式,提醒居民注意风险。李春青说,因为居民未同意,她当时负责的小南庄小区没有拆除护栏。
如今,路过小区花园,一看到带着孩子的邻居,孙萍会立马扭头离开,“我不好意思见他们,我没有带好孩子。”欣欣去世前,为了增强孩子免疫力,只要没去幼儿园,两位老人每天都会带欣欣出门三次,一次2小时,出去晒太阳和运动。他们照料十分细致,每次出门,萝卜水、山楂水,至少熬两种水带上,再带上勺挖苹果泥喂。
只有谈起出事前的欣欣时,一家人的眼睛才会重新亮起来。欣欣有一张圆嘟嘟的脸,夏天时扎着四个朝天小辫,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每次见到快递员都会喊“臭叔叔”,对方回“臭宝宝”。每次算全家人数,她总会把小时工阿姨算上。她运动天赋很好,十几斤重的轮滑鞋自己穿上,让姥爷扣上卡扣,自己学会。如今,关于欣欣的思念,都寄托在窗台一直燃着的蜡烛上,蜡烛旁边放着一碟玩具和水果。那里面是欣欣喜欢的手串、积木。
(应受访者要求,除林小建、李春青、江丞华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陈银霞
实习记者|施雨
编辑|王珊
和谐社会,又救了烂人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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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这个热搜词条,目前在微博上已经全部被夹了。
一个外国学者访问交流会上。中国的专家学者王宪举老师,向外国顾问抛出了一个“本国难题”:
“我们国家的女同志,现在不愿意结婚生孩子,家长动员,领导做思想工作,她就是不愿意生,我想知道,贵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外国顾问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自己有6个孩子,但我们从不强迫妇女去生孩子,都是遵照她们的意愿,而且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议会一个【未来计划】,就是设立教育基金,每个孩子5岁的时候,由他们父母开设一个独立账户,然后由政府每年打入500美金,并且每年7%递增,到了孩子18岁的时候,他就有一笔自己的储蓄金了,可以用来买房结婚、或是继续求学深造。”
对了,这个外国顾问,不是什么北欧五国发达国家,而是我们的邻居,哈萨克斯坦。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这是逆天言论;这个逆天言论的词条现在被全网夹了,这是常规操作。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当下的中国女性,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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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教育,一直贯彻执行的都是儒家文化里的“顺天命、从君上”。
就是主流派所代表的王宪举这类人思想:
老百姓就应该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本分听话。
上位者习惯于下面的人顺从,“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下属、妻子、孩子,是最受封建思想所待见的。
让你打工13天,给631块钱,你卖命干活,这就是好员工;
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相夫教子、上厅堂入厨房,三从四德,这就是好女人好妻子。
反之,就是“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元凶”。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生孩子的一边,是哈萨克斯坦未来计划给孩子每年发钱,与此同时,我们的另外一个邻国,也搞出了一条新闻:
东京都政府计划明年4月启动“上四休三”工作制,以扭转日本低出生率。
东京都政府称,此举旨在帮助员工可以更轻松兼顾工作和育儿,并希望将这一制度在日本企业中推广。
全世界的“顾问”,有钱的没钱的,发达的贫穷的,都知道生育率关乎国运,没孩子谈什么未来,所以,他们在放宽条件、开出价码、利民惠民,让女性有生育的“底气”。
只有我们这里的“王宪举们”,还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让女性老实听话。
别人谈人文关怀的时候,强调“人的意志、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我们搞人文建设的时候,狗屁砖家、垃圾学者被奉为上宾,然后大放厥词代替官僚派当粗鄙喉舌。
“让大学生贷款买房”、“让女人服服帖帖生孩子”、“让农民买车住城里,再开车去乡下种地”。
你就是喊一句小日本“做四休三”、非洲兄弟也发钱补贴生育了,中必赢们也能跳出来吼一嗓子:
警惕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我们要老实、我们要听话、我们要能吃苦、我们要学会隐忍,我们要敢于牺牲乐于奉献。
我们一定会赢的。
每次笑而不语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由衷地感叹一句,“和谐社会好啊,又救了这些烂人一命。”
——只是苦了那些真正老实善良的本分人。
安分守己者,吃不完的苦;偷奸耍滑者,占不尽的利;心有丘壑者,逃不掉的道德枷锁;无情无义人,尽坐贪官奸商堂前客。
3.5元的一桶泡面,他们都容不下,更何况是一个“服服帖帖”的老实女人。
你要小心,你要提防,那些满嘴仁义的道德圣母,他们总是鼓吹让劳苦大众去做一个听话的好人,然后他们包藏祸心,变着花样的去当一个卑劣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