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杨妞花捕捉到了这些细微的动作差异，她觉得，余华英开始怕了。
判决还是下来了——2024年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还判决余华英民事赔偿各被害人三万元。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重审判决公布后，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余华英曾经居住的重庆市大足区茅里堡社区，这是她离开家乡后最初的落脚点。
余华英在村子里有两处房屋，一处是30多年前用煤渣灰盖的预制板房，在一个小山坡上，有三个房间，墙体多处开裂，地面满是塑料袋等杂物，村干部说这处房屋已经是危房。另一处则位于数百米外的公路旁边，是近几年才盖成的红砖房。
如今，这处新修的房屋由当地一名老人以5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余华英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子里，是在2022年，曾有人看到她回来这里检查房屋，但当时没有人上去和她搭话。
在案件没有曝光之前，村民们记忆中的余华英不务正业，沉迷于打牌，经常不回家。得知判决结果后，一名亲戚沉默很久后说：「判了死刑是好事，免得再出来害人。」
来重庆定居之前，余华英曾在云南大理生活。根据她2004年写的一份自述材料，1963年12月，她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半岛都市报》曾在公开报道中提到，余华英称，「我的一生都在受苦」——8岁的时候，她刚读了两年书，母亲因病去世，她只好辍学务农，17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不完整的家庭让余华英一度处于亲情缺失的状态，也让她觉得「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
21岁时，她在云南大理游玩的时候与重庆大足籍的王加文相识，并追随男方来到了重庆，二人结婚。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并在1987年生下了女儿王梅花（化名）。
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王加文以挑担子外出补鞋为生，赚来的钱勉强果腹。茅里堡多位村民都曾表示，夫妻二人和亲戚鲜少往来，他们不勤劳也不安分，只种了一年庄稼就没再下过地，懒惰和贫穷在这个家里滋生了种种恶行，王加文会经常偷东西，比如偷彩电。
1992年，王加文在偷盗过程中被人告发，被警方控制。余华英和女儿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将女儿安置在亲戚家，自己来到大足县城，在一家面馆打工。
在这里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龚木匠」龚显良。当时，两人都各有家庭和孩子，但他们还是开始了同居生活，并于同年生下一个男孩。
男婴的降生让余华英和龚显良无力抚养，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私生子。余华英贩卖儿童，从自己的亲生骨肉开始。
据余华英后来的供述，当时，龚显良主动提出将男婴卖到邯郸，那里有朋友能够接手找到买家。如今，我们很难得知最初听到龚显良的提议时，作为母亲的余华英是什么样的心情，她有没有过犹豫。
但时隔近30年，余华英在一审时候表示，自己非但没有拒绝龚显良的提议，还跟随龚显良一起抱着孩子来到了邯郸，并见到了买家。对于亲生儿子的去向，余华英一无所知也没有追问，「当时人家来抱的时候，也不讲是哪里的，他们是什么家庭也没有讲。」
这场交易给余华英和龚显良带来了五千元报酬，那个时候，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100元左右。巨大的利益让二人一下子宽裕了起来。「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龚显良曾这样对余华英说。
被利用的女儿和被选中的熟人
她把儿子作为筹码，把女儿当做诱饵。
想要更准确地评价、审判余华英，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她对女儿的利用。根据检察官指控，余华英作案时，经常会带着年幼的女儿王梅花。这样可以降低被拐儿童和亲属的心理防备，为他们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
失去两个孩子之前，罗兴珍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都匀市。她的两个孩子胡华兰、胡华白就曾和王梅花是相识的玩伴。
1996年7月，罗兴珍在都匀市黑桥头摆修鞋摊，丈夫胡照周则在不远处的客车站附近开三轮拉客，一家五口租住在小河边（现都匀市西苑小区）的出租屋里。事发那天，胡照周提前回到家，找了一圈，没看到两个孩子，就赶紧来到罗兴珍的修鞋摊询问。
二人一起到客车站附近的一家录像厅里，找到平时喜欢看录像的大女儿。大女儿讲述，当天中午，「大姐姐」王梅花来家里玩，总是喊妹妹和弟弟去他们家。过了不久，大女儿出门给妈妈送饭，妹妹和弟弟应该就跟着王梅花去了余华英的出租屋。
二人带着大女儿赶紧找到余华英的出租屋。眼前的一幕是，屋子开着门，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屋子里的行李都没了，家里一片狼藉。
夫妻俩慌了，罗兴珍赶忙去公安局报警，胡照周则赶紧跑到都匀火车站和客车站，都没有看到两个孩子的踪迹。夜色降临，商店纷纷关了门，对罗兴珍和丈夫而言，希望之门彻底关上了。「完了，孩子找不到了！」夫妻俩瘫坐在街边，抱头痛哭。那一年，女儿华兰7岁，儿子华白5岁。
余华英和龚显良分工始终非常明确——龚显良负责找目标、找小孩、找中间人，余华英则负责带孩子，「小娃娃哭喊我哄」。一审中，余华英供述，他们把胡家姐弟带到了邯郸，通过一个名为「喜娘」的中间人，将姐姐华兰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村民。华白则被卖到了另一处人家，但具体的贩卖金额和下落，她并不知情。
梳理余华英参与的案件会发现，她和搭档很少会随机向路人、陌生的孩子下手，而是会精心挑选，对熟人、老乡的孩子下手。
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七名儿童，也是她拐卖的第一名女童。1995年冬天，余华英搬到杨妞花家隔壁，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家人的信任。那时小妞花刚学着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余华英最后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
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
杨妞花也被卖到了邯郸。下火车后，5岁的小妞花就挨了第一顿打，她想上厕所，余华英便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时，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
杨妞花到邯郸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图源杨妞花
在这里，余华英带着她在村子了逛了十天，寻找买家。她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给杨妞花洗头，直接用热水往杨妞花的头上浇，「烫得我满院子跳」。而余华英就在一旁斜着三角眼盯着她，恶狠狠的。
在这段时间里，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杨妞花则被安排站在寒冬里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
最终，余华英将她以2500元的价格通过中间人王国付卖给了一户人家，她告诉买家：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
1993年至1996年，是余华英作案高峰期，她和龚显良一起从重庆、贵州等地拐卖了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根据一审判决书，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父母是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父母在街边补鞋。
余华英也辩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显良管着，「他是当家的」，自己并没有花过多少钱，也没有从拐卖中获利。2000年，两人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余华英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2年，余华英又开始与出狱的丈夫王加文搭档，拐卖儿童，卿素华一家也是「被选中的熟人」。
当时，卿素华一家在云南大理下关镇做小生意，因冬季户外寒冷，怕孩子的脸被风吹坏，白天他们将小李聪安置在亲戚家的小卖部，晚上再接回家。而王加文和余华英就住在小卖铺对面。
王加文出狱后，性格不改，经常在街头摆象棋残局行骗，没事就来小卖铺逗李聪，前后不到两个月，就跟孩子混熟了，李聪称王加文为「王伯伯」，卿素华记得，只要王加文招呼一下，不用拿零食引诱，李聪就会跟着他走。
出事那天，卿素华和丈夫叫李聪吃午饭，却发现儿子怎么都找不到。卿素华想到了王加文，她打电话给他，但对方一直关机。将近两个小时之后，王加文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让卿素华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和丈夫找孩子已经焦头烂额，但王加文「漫不经心的，还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聪被拐走的时候，云南正赶上冬天，天气极冷，大风呼啸。卿素华一家也停在了2002年的这个冬天，很多次，她都想着从洱海边跳下，痛苦是不是就了结了。
卿素华后来才意识到：「自从王加文走进小卖部看到李聪之后，孩子就已经成了他的猎物。」
余华英被捕后，2023年7月，长期下落不明的王加文也被云南警方控制。卿素华和丈夫一起指认，在20多张照片里，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王加文，20多年过去，他们始终记得这个人的长相，「他变老了，牙齿掉了，嘴巴瘪了，但轮廓还是没有变的。他的样子一直刻在我们脑海中，我们不敢把他忘记，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孩子，只是他不承认而已。」
以接近熟人为手段、再以女儿作诱饵，这样的拐卖过程让很多人为之愤怒。某种程度上，在余华英所牵涉的案件中，王梅花始终被利用、被算计，也是被忽略的受害者。
余华英被捕后，一共公开庭审了三次，她的女儿王梅花都没有到场。有记者找到了王梅花，如今她已经36岁，她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余华英的庭审，也不愿意再提及她拐卖儿童一事。
煎熬的、遗憾的
孩子被拐后，他们的父母就永远留在了原地，未来的人生很难真正展开。
华白和华兰消失后，罗兴珍和胡照周鞋摊不摆了，也不再拉客了。两个人每天就徒步在城市里寻找，依旧没有孩子们的下落。
孩子被拐后的第三天，都匀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罗兴珍觉得，这不是一种偶然，「这是不是孩子在哭啊！」
当地民政局的一位办事员跟罗兴珍说，你的孩子、特别是二女儿应该有记忆了，你就在老地方摆摊，不要乱跑，孩子会来找你的。
从那时起，罗兴珍便没有离开过她的修鞋摊。几年前，都匀当地的记者走访了罗兴珍的鞋摊。就在平桥客运车站附近的街边，离她租住的房屋有5公里。鞋摊最显眼的就是一块红底的宣传板，上边印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写着华兰和华白失踪的信息，也记录着他们和父母一起短暂生活过的痕迹——一家人居住在一条30多米宽的大河边，孩子们经常叫爸爸骑车带他们出去玩，三姐弟关系好，会一起到汽车站看录像。罗兴珍在板子上印下了一句大标题「二十年了，华兰、华白，全家人等你们回家」。多年过去，寻子的宣传板因为褪色、破旧，已经换了好几块。
孩子在身边，父母总是满足的，生活总有一股蒸腾向上的热乎气儿。胡照周是退伍军人，他和罗兴珍的老家都在四川广安，1980年经人介绍后二人结为夫妻。1981年，因为家里穷，他们来到都匀谋生。那段时间「尽管经济不富裕，房子也是租来的，但是一家5口生活在一起，也同样有笑声」。罗兴珍回忆。
找孩子是一场耗费精力和财力、夹杂失望和希望的战斗。夫妻俩花了700元——那是当时家里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凑了点钱——在当地电视台打了7天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音讯。一直以来，罗兴珍和丈夫都过着极度拮据的生活。平时，罗兴珍花一两块钱就能解决一顿饭，狭窄的房间里堆满了她捡来的水瓶，她想「过几天卖了，换点钱，买点大米」。下雨的时候，罗兴珍也不收摊，在头上套一个塑料袋，披一块破雨伞布，穿上雨鞋，继续守着摊位。
两个孩子不知下落，他们少了生活的支撑。他们在每个团聚的节日都更厌恶分离，也更渴望重聚，「别人家炮竹声声，我们却在暗地流泪」。
思念至极的时候，罗兴珍会拿出仅有的几张照片，看一看，摸一摸。姐弟俩都有个大脑门儿，比较容易辨认。两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他们只拍过数量不多的几张照片，找孩子的过程磨损了一多半，留下的几张，罗兴珍一度保存得很完好，会小心收在信封里。
罗兴珍曾找大师算了一卦。算卦的那天，她拎了一只大公鸡，又给大师带了几百块钱，大师告诉她，孩子满16岁的时候就会自己找回来。
罗兴珍信了，也把这句话当成了生活下去的念想。可现实并没有走向玄学，甚至也没有让罗兴珍看到希望，她想过很多次，「孩子都应该比我高多了，可惜这么多年没见，不知道要是见到了他们，变化大不大？」
痛苦和恨意无处发泄，罗兴珍和丈夫只有一个目标——在人海中，捞回孩子。罗兴珍记得，20多年里，丈夫一共回来过五次。为了找到华兰和华白，胡照周开始流转不同的城市打工、攒钱。有记者曾经在珠海一个工地找到了他，他正和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在一处地下通道里装电缆。他将近60岁，上了年纪，很多工地都不愿意收他，白天有活儿就去打点工，没活儿的时候他就拿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在街上问。
更多时候，被拐家庭活在未知中，苦闷和煎熬是常事。2016年12月，贵州、广东公安机关重新为罗兴珍夫妻采集了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希望早日能找到华兰和华白。
过去的日子，有人劝罗兴珍别再开鞋摊了，太辛苦。但罗兴珍每次都会想，自己要继续在鞋摊待下去——留下来，孩子还知道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我这对儿女会被卖到农村还是城市，不管他们被卖到哪里，我相信，他们长大后，一定会来找我们。所以，我哪里都不敢走，我一个人在都匀生活，一个人守摊，不管挣不挣钱，我都要在这个摊子面前等他们到来。如果我走了，他们来了，就找不到我了。」罗兴珍说。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寻子家庭都能熬过如此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岁月，最终等到归来的孩子。在等待之外，疾病和死亡往往比孩子来得更近、更早。
张荣仙的儿子王艳龙、王能能是第一对被余华英拐卖的兄弟。1994年，他们被余华英拐走后，张荣仙的丈夫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虽被好心人救起，却始终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只能频频借酒消愁，最终导致重疾卧床。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都匀的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附近玩耍时，余华英用一根冰棍拐走了肖正俊。此后20多年，夫妻俩辗转多地寻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们还将肖正俊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希望更多人关注到。但几年前，陈丙连的丈夫因病离世。
杨妞花丢失后，她的父母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父母因无法承受女儿的丢失，度过了痛苦的四年——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她摆上一双碗筷。
爸爸则开始整日酗酒，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小时候，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后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1997年，杨妞花的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
杨桑英告诉杨妞花，「爸爸走的前一晚，将脑袋埋进被子里哭了很久。我在一旁哭着劝爸爸，『爸爸，你再坚持坚持。』可爸爸当时就是不看我。」次日，杨桑英和妈妈回家后就发现爸爸不行了，床边放着两瓶空掉的老鼠药。两年后，妈妈熊棉衣郁郁而终。
父母离世，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那一年，她不到12岁。姐妹二人重聚后，杨桑英曾直白地告诉杨妞花：「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
「已经没得亲情了」
2023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杨妞花姐妹俩均参加了庭审。杨妞花一直盯着余华英，并问她：「你还认识我吗？是我把你送到监狱里的，也是我把你告上法院的。」
一年前，警方找到余华英的时候，她正在重庆大足区的一间茶馆打麻将。在网络流传的监控截图中，那一天，余华英穿着一身粉色套装，染着酒红色头发，脖子上是一圈金项链。
经调查，余华英曾化名张芸，在2004年因拐卖2名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在那之后，她没有继续犯案。但她还是给12个家庭、17个孩子带去了终身无法磨灭的伤害。
余华英再次被捕，曾经被她和龚显良、王加文拐卖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线索。
警方通知卿素华找到李聪的那天，把他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了她。卿素华本来想直接打电话，但小儿子劝她还是先加微信，「突然打电话，担心人家心里面承受不住。」
卿素华小心翼翼地靠近李聪。她给李聪发消息，说我是妈妈，让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说我们可以平等讲话。李聪回复说，我知道，等一下我把孩子接回去，就给你打视频。
那天晚上，卿素华和李聪打了视频电话，聊了聊李聪小时候的事情，李聪把他的小学毕业照发过来，卿素华和丈夫很快就从50多个人里面把他认了出来。但时间久远，李聪对自己在云南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
认亲的那天，卿素华梳好自己的头发，久违地涂上了口红，她告诉自己要忍着、不能哭，「不想让儿子觉得自己丑。」今年2月，李聪回到家中住了几天，与卿素华还有丈夫团聚。在中秋节，李聪也给父母送来了当地的美食特产。
相聚的过程并不总是温馨顺利，在小心翼翼向彼此靠近的过程中，还有苦涩和遗憾。
根据庭审记录，2022年年末，都匀警方已经找到了华兰与华白的线索。罗兴珍说，华兰、华白都回来过一次，但分别待了一晚就走了。儿子华白一直没有做DNA鉴定。女儿华兰虽然做了DNA，但至今还没有与她相认。
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被找到的时候，华兰已经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几年前，她的养父去世，她照顾着80多岁的奶奶，压力很大。而华白一直生活在北京，养母瘫痪，养父在家照顾。孩子们都不好过，为了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罗兴珍和丈夫没有再给他们打过电话。两姐弟也一直没有见过面，「找到也是当没找到一样」，她知道，他们与两个孩子更像陌生人：「已经没得亲情了。」
如今，胡照周正在安徽合肥当保安，一个月一两千，「赚点回家的路费」。66岁的罗兴珍年初出了车祸，不得已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面对之后的日子，罗兴珍想，「在一天，过一天。」
苦痛已经筑底，就意味着回不到真正的圆满。在很多媒体的视频采访中，对于找到的孩子，罗兴珍没有丝毫喜悦，当下的她更悲观、更疑惑。「以前身体好赚点钱就去找孩子，现在找到孩子了，孩子回到家不认你，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没有生意了，又加上身体病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来了。」罗兴珍说。
余华英重审宣判不到一周，另一起引人注目的拐卖儿童案件也迎来了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组成合议庭，对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二次开庭审理。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年仅两岁半的儿子被呼富吉、唐立霞拐走。随后，郭刚堂踏上了24年的寻子之路，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检察机关在厘清呼富吉、唐立霞二人罪责的同时，也重申了儿童拐卖给受害家庭造成的亲情裂痕难以弥合——「最后虽然将孩子找回，5个孩子当中，4个孩子都自幼在收养家庭长大，在收养家庭学习、工作、生活，与收养人建立起亲子感情，而与亲生父母除了血缘没有任何感情可言。这种残酷的现实，是4个家庭毕生难以弥补的痛苦和遗憾。」
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有学者曾经分析过，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的亲子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创伤，这种结构性创伤会严重影响被拐卖儿童的正常社会化，使得被他们的心灵蒙上阴影，甚至造成被拐卖儿童出现某些更严重的危机，如性格孤僻、行为反常、精神失控、离家出走等等，进而导致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破裂。
如何修复这种结构性创伤，如何改善和调试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如何使被拐卖儿童尽快步入正常的社会化轨道。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也远比想象得更艰难。
就在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李聪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对此，卿素华觉得幸福。和李聪相认后，卿素华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名称改成了「寻子成功（李聪妈）」，她不再发寻子的视频，而是开始声讨购买李聪的买家，她写道：「你和李聪每天生活在一起，你如何面对他，你能真心带他？」
她坦言，自己从没想过要去邯郸，那里有自己挂念的儿子，也有无止境的伤痛，她觉得，「去到买家那里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
她的期许很简单，「找到孩子，知道他过得好，过得幸福就可以了。」
参考资料：
1、 《余华英案受害夫妻：儿女被拐26年后已有各自生活，不再打扰》，《南方都市报》
2、 《追加起诉4起案件、有家庭骨肉分离30年 余华英案细节最新披露》，极目新闻
3、 《22年前疑遭余华英丈夫拐走儿童DNA比对成功》，红星新闻
4、 《人贩子余华英：卖亲儿子，仍有被拐者未找到》，中国新闻网
5、 《「新粉丝的视频，越看越觉得像」 母亲寻亲22年终于和儿子相认，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紫牛新闻
6、 《余华英案追踪：11名被拐儿童背后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央视新闻
7、 《孩子被拐20年 妈妈原地苦等20年》，贵州都市报
8、 《人贩子余华英的割裂人生》，澎湃新闻
9、 《「人贩子」余华英今受审：供称卖私生子后，又陆续拐卖十多名儿童》，澎湃新闻
10、 《漫漫寻子路》，新京报
11、 《等候子女20年》，法治在线
12、 《结构性创伤：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亲子关系研究》，游稀，西南大学；13、《复仇的决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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