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师傅胡福来之后,到牌楼来剃头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胡亚明,我们叫明师傅;一个叫胡大地(抑或是“大弟”),年纪大了,牌楼人都喊他“大师傅”。明师傅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大师傅却没有固定的时间,但两个时间他是必来的,一是过年前。按照风俗,正月里不剃头,大人孩子得在过年前把头发给剃了。正月里怎么就不能剃头呢?这话说来就长了。汉族男儿自古蓄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妄动的。满人入主中原后,强迫汉人理发,“留头弗留发,留发弗留头”,汉人誓死抗争。后来大势已去,汉人只好退而求其次,立下了“正月不剃头”的规矩。正月是一年的开始,正月不剃头意味着一年不剃头,汉人以此来缅怀祖宗,寓意“思旧”,渐渐以讹传讹,变成了“死舅”,这就是“正月剃头死舅舅”的来历。另一个日子是固定的,“二月二,剃毛头”,剃完毛头,大人就该准备春耕了。这天大师傅必风雨无阻,一大早就晃着剃头挑子,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村口。

大师傅已经谢顶了,每次来,总是戴着一顶深黑色的皮帽子,帽檐两边,甩着两只兔子一样毛茸茸的大耳朵。他口吃,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力往外吐:“坐、坐、坐好喏,板凳长、长、长刺了啊?”话音未落,我们已经笑成了一团。他并不恼,悬着残月一样的剃刀,轻言巧语地哄着那个不安分的孩子,密密的褶皱里铺满笑容,像一个佛。

民间艺人吃的是百家饭,端的是东家的饭碗,不会轻易染指其他人的地盘。虽然做的都是剃头生意,但明师傅负责给大人理发,大师傅主要给孩童剃头,井水不犯河水。旧时剃头收的是“年费”,一年内不计剃头的次数,大人如此,孩童也如此。同样是收年费,大师傅的收入却比明师傅高,孩童的头难剃,尤其是第一次给襁褓中的婴儿剃“落胎头”。在婴儿的啼哭声里,东家把剃下的胎发喜滋滋地揉成小“发球”,宝贝一样收着,再毫不吝啬地封给大师傅一个红包。这是“落胎头”的喜钱,年费之外的,大师傅微笑着接过来,一面称谢,一面道喜。

剃头是纯手艺活。老一辈人常讲,要学剃头,至少要当三年学徒,其实很多工夫都花在剃、掏、捏的练习和揣摩上。剃头师傅可不单单会剃头,尤其是那些常年走村串巷的老师傅,让他们闻名遐迩的,往往不是剃头的手艺,而是经年累月练出来的绝活。

明师傅的绝活是治落枕。有一年农忙,二哥落了枕,一路歪着脖子,满头大汗地找到明师傅。明师傅让二哥把脑袋搁在他躬起的大腿上,然后,他用两手扶着二哥的下颚,轻轻两下,“咔叭”一声响,已经扳正了。我问二哥,痛吧?二哥左摸摸右摸摸,大惑不解地说,奇怪,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呢?

大师傅的绝活是掏耳朵。掏耳朵谁不会呢?同样是掏耳朵,大师傅却技高一筹,老人彼时眯眼享受、过后神清气爽之态,便是明证。牌楼有几个老人已经掏成了瘾,只要大师傅一来,他们便在剃头挑子四周转来转去,眼巴巴地瞅着大师傅。大师傅心知肚明,脸上挂着笑:“等、等、等一会么。”老人当然愿意等,他们有的是时间,太富余了,用不完的!但大师傅很少让老人久等,他总是在给孩子们剃头的间隙,见缝插针地招招手,示意某一个候着的老人。

在牌楼,掏耳朵并非男性的专利,这自然也是因为大师傅。他太好说话了,不管是谁,只要开口,他从不拒绝。后来,连那些弯腰驼背、步履蹒跚的老妪也捻着耳郭,逢人便说:“帮我望望哉,不晓得里面进了么东西。”听的那个人笑了:“我望么东西,叫大师傅帮着掏掏呗!”说的那个人也笑了。这一笑,就有些名正言顺的意味了,下回见到大师傅,便慢慢凑到跟前,请他得空帮着掏掏。

“托子空(方言,意为罕见、稀奇),哪有妇女掏耳朵的呢?”哪里都有“老顽固”,牌楼也有,他们看不过去,站在一边戏谑。“那、那有什么要、要紧的呢?”大师傅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慢慢掏,掏完了,又说,“你痒,她、她不也痒啦,有、有什么要紧的呢?不、不、不要紧的!”“她痒不痒,我不晓得,你怎么晓得呢?”这自然是双关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师傅焉能不知?他笑着骂了一句,抽出残月一样的剃刀,迅疾转过身去。

掏耳朵,既要大胆,又要心细,最重要的还是手感,好比烧菜的火候,这个分寸的拿捏,最考验功夫。掏耳朵时,肩不能晃、臂不能摇,轻重幅度不能过大,深浅更要恰到好处。等大师傅剃完头,早已候在一旁的老人立即落座,气定神闲地等着。大师傅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竹筒,打开筒盖,往手上一倒,六种不同用途的掏耳工具便滑落在手心,掏的、刮的、取的、刷的……他神情专注地将工具伸进老人的耳郭,在里面探来探去,轻轻刮动,再用镊子夹出耳垢,最后用棉签在耳道里快速捻动,清除散落在耳道里的垢屑。临了,再取下挑子上的毛巾,掸掉老人肩上的耳垢,这最后一道工序多年未变,虽细微,却暖心。

前后不过五分钟,老人的脸慢慢舒展开了,像春风拂过一层层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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