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个阴沉的雨天。为了避免纽约难以预测的交通,我提前到达墓园。四下无人,只有满园风雨。雨水打进伞沿,墓园草坪上的小草在风里飘来荡去,有坡度的地面上已经汇成无数小溪。天色灰蒙,看不到一丝云、一点蓝。

墓园很大,坐出租车前来的人们往往会在墓园门口下车。但事实上,举行告别仪式的小教堂离那儿还有一段距离。需要上一个小山坡,走过好几块墓地,下坡,再走一段平坦的路,才会来到那栋灰色的小教堂前。暴雨完全浸湿了我的裤子和鞋子,凉意刺骨。

到了12点,教堂门口停泊的车才逐渐多起来。大家眼神交汇,互相问一句,‌‌“你是来参加—–?‌‌”后面几个字并不用说出,对方就迅速点起了头,确认了眼神。

一位朋友来得比我晚些。她比我幸运—-她也是在墓园门口下车后才得知教堂还要走十多分钟。这时一辆小车经过,司机摇下车窗,问她是否去参加医生的葬礼,她点点头,司机就招呼她上车。车没开多久,路边又有两人撑着伞在风雨里走,伞被大风都吹斜了,司机又摇下车窗问,‌‌“你们是去参加高医生的葬礼吗?‌‌”对方说是啊,司机又招呼他们上车。于是,原本一辆空车坐满了人。坐在朋友身旁的先生下车后还帮没带伞的她撑起了伞。

还有一位律师,从法拉盛过来,他在90年代就听说过高耀洁做的事。在从墓园门口开到小教堂的坡道上,他看到一位雨中走路的女士,便邀请她坐上了自己的车。那位女士说自己不认识高医生,从伦敦赶来,坐了七小时的飞机,时差都还没倒过来。

这些来访者自发的互助与关怀,和我想象的关于医生的告别仪式有些不一样。告别仪式的地标并不明显,好多人走错了位置。我以为,这里至少会有一块比较显眼的牌子,印着医生的名字,提醒我们举办的地点。我以为,就像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会有许多医生的亲人在门口等候、接待。我以为一切会更有序、更隆重。但事实上,一切更像是野草般的,自发,生动,狂风暴雨中,陌生人在巨大的陵园里走失,又接到陌生人善意的帮助。满园风雨里,大家为同一件事而来——告别一名医生,纪念一名医生,一名有勇气的、为阻止艾滋泛滥而不断讲述真实的医生。我问了好些人,‌‌“你见过高医生吗?‌‌”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医生,只是听闻过医生的故事便慕名而来。

有位穿白色羽绒外套的女士,用惊喜的神色和等候的宾客介绍着一件神奇的事。她说,自己一位朋友的母亲,在80年代的时候因为癌症接受过医生的治疗,一年后癌症被治好了,朋友的母亲现在都还活着,朋友希望她过来表达感谢。医生因为揭露艾滋病的泛滥而闻名,但她行医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行医往事的书,只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好医生,救了很多人的命,但大家只关注防艾的部分。

在教堂门口,我听到有人嘟囔,觉得仪式组织得不是那么好,‌‌“门口都没有人迎宾和指路。‌‌”于是,一位穿着黑衣黑裙的女士爽利地说了一句,那我们就代家人来迎接,人家可能在忙呢。后来,她就坚持站在教堂的金色大门口,迎接着一波又一波的客人,‌‌“谢谢‌‌”‌‌“你好‌‌”‌‌“对,就是这里‌‌”,她自发地成为了医生家庭的一员,负责指引,而事实上,她从未见过医生本人。

下午一点,告别仪式准时开始了。前两排坐着她的家人,大女儿,女婿,妹妹,孙女,还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黎教授,也是医生的监护人。

从高医生来到纽约的第一年开始,黎教授就帮助她处理在美国的具体事物,代她和政府、医疗保险公司做事无巨细的沟通。成为医生房屋租赁的担保——在纽约租房都需要担保人。甚至包括一些更细小的事,比如带着医生在纽约街头买一块面包。还有一次,上午9点,医生生病住进急诊室,教授10点就赶至医院,陪伴很久,中饭都没顾上吃。

这位陪伴了医生十多年的教授,在告别仪式上说,在这些年里,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老百姓对高医生的尊重和关心。留学生们帮医生录入书籍的文字,电脑坏了则帮她修,媒体人帮她编辑书稿。总有留学生想过来看他,总有中国人给她写信,给她送礼物。他说,医生独自一人待在公寓,身体不舒服,语言不通,难免孤独,这些中国人的陪伴和到访给了她许多精神上的鼓舞。

教授是美国人,但用不算完美、带有口音的中文完成了整段讲话,一字一顿。现场很安静,大家好像是在努力听一段跨越国别、文化和语言的情谊。

杜聪先生和医生相识于23年前。他经常和医生一起,开着一部她常用的车,去些鲜为人知的艾滋村调研。那段经历让他看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的故事,促使他开启了帮助艾滋遗孤的公益事业。在告别仪式上,杜聪说,医生是一个有风骨的一个人物,不卑不亢,对身边的人都非常关心,有爱心,‌‌“因为她,有很多的孩子有了长大的机会,也因为他,有很多的孩子可以读书。二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些孤儿有很多也结婚生孩子。她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医生两鬓已苍白的妹妹,也分享了记忆中的两件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姐姐带她看飞机。1945年夏的一天,全家听说开封要打仗了,都躲在门洞里。随着飞机的声音越来越近,医生突然对妹妹说,‌‌“走,我带你看飞机去。‌‌”她们一路跑到院子里的荷花池旁。父亲在身后大叫:‌‌“一个炸弹把这两个都炸死了。‌‌”我推测医生的妹妹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她或许想说,她的姐姐一直是个勇气超凡的人,就像她此后漫漫一生里所表现的那样。‍‍‍‍

另一个故事,关于她离开故乡前,妹妹告诉她,除了最必要的东西,其他什么都不要带。她说,我最重要的东西都在计算机里。这个回答吓傻了妹妹,‌‌“我那一年69岁,叫我背一个台式机也是很困难的。‌‌”妹妹用一个小钥匙,取出了计算机的硬盘,交给了医生。这些资料包括了她曾经做的那些关于艾滋病的调查,对医生来说,这是她毕生心血,是最重要的事。

最后一位在告别仪式上讲话的,是医生的女儿。受到母亲的影响,她也成为了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她感谢了很多人。包括那位作为她监护人的教授。包括杜聪。包括那些照顾母亲、为母亲做可口饭菜、管理吸氧机的‌‌“护工姐妹‌‌”。包括那些来看望医生,帮医生发送邮件、录入书稿的无数留学生。还有一位无名者,帮医生支付着美国公寓的房租,但一家人至今不知道ta的姓名和身份。

温柔的奇异恩典在告别室里响起,随后,人们依次瞻仰医生的遗容。经过灵柩旁,我看到了双眼紧闭的医生,穿着一件咖啡色的寿衣,打了粉,涂着口红,好像在睡梦里安眠,头顶放着几本她写的书。告别室里时不时响起人们的哭泣声。

厅堂里已挤满了人,前来告别的人群已经蔓延到厅外的过道。准备离开时,我在门口遇到了一位西装笔挺、匆匆赶来的年轻人。他问我,‌‌“这里是医生的告别仪式吗?‌‌”我说是的,但是已经快结束了。他流露一脸遗憾。‌‌“我提前了一段时间出来,没想到纽约地铁在半路突然停了,这事经常发生吗?‌‌”他不可置信地说,自己从芝加哥飞到纽约,只是为了参加这个告别式,没想到还是没能赶上。我安慰他,现在人们正在排队瞻仰遗容,你还能赶上见医生最后一面。

我从教堂出来时,太阳出来了,照亮了墓园的小山坡,照亮了一块块和地面平齐的灰色墓碑,照亮了刚刚完成告别仪式的那个灰色小教堂。人们在纽约冬天的风雨里完成一场告别,然后,草木上的露珠反射出光彩,灰色的事物也有了光泽。

为医生举行告别仪式的墓园成立于1902年,埋葬了很多在时代中留下鲜明注脚的人。

比如顾维钧,那位在巴黎和会中说出‌‌“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的外交官,为国家争取了平等和尊重。比如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他用锐利的文字揭露种族歧视以及与之搏斗,寻找不同群体都能理解的语言,传递自己的声音,积极参与到民权运动中。比如玛丽·里特·彼尔德,一位妇女选举权活动家和妇女历史档案管理员,她的努力鼓励几所学院和大学开始收集有关女性历史的记录。

在告别仪式开始前,人们坐在一个小小的祈祷室里休息和等待。一位女士说,她为了说出真相,家都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这样的人真的是超越世俗的人。

旁人附和,是啊,普通人谁能做到和她一样呢?

这时,一位蓄满胡子的男士突然说,‌‌“她是从外太空穿越过来的人,是穿越过来的人啊。‌‌”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有人反复咂摸‌‌“穿越‌‌”这个词,温暖地笑了,‌‌“是啊,说得真好‌‌”。

‌‌“其实她才是真真正正的人。说实话,做实事。‌‌”一位女士坚定有力地说,目光中有些伤感,又有些气愤。她把神化的叙述突然往回拉了拉,仿佛在说高医生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样子。

这段对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呢?以及,另一个和今日的天气一样沉重的问题,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回程的路上,火车经过布朗克斯河,浑浊的河水里尽躺着枯木。我想起高医生送我们的一本她的诗集,扉页上写着陶渊明的一首诗,‌‌“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也想起了她那些独居公寓、无比思乡的孤独时刻。

 

 

标签: 艾滋病, 高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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