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积分入学 献血献得头晕眼花
实际上，在这样的流动人口积分管理计分标准里，要想获得更高的积分，更要求父母是高技能、高学历的人才。相较于“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的90分，只取得大学本科学历而没获得学位的人，只积60分，比前者减少了30分。而像郭晓棠这样取得大专（高职）学历的人，积50分。
务工父母的年龄同样成为影响分数高低的一环：持证人年龄在56—60周岁，积5分，年龄每减少1岁，积分增加2分。这意味着，43岁将会成为积分的分水岭，44岁减1分，45岁减2分，往后每增长一岁减2分。
郭晓棠计算过自己的分数。如果不做其他努力，按照常规进行下去，直到女儿上学那年，她的积分仍然达不到标准。她得靠专业技术职称、缴纳职工社保或提升学历等方式，填补学历差距带来的分数缺口。
“假设我要在上海待很久，将来我年纪越来越大，年龄分会越来越少。把学位证书考出来，不管将来有什么样的变数，哪怕不工作了，（依靠）社保之类，也是能到120分的。”在当时不急着用积分的郭晓棠看来，提升学历并拿到学位证书，是最适合自己的高性价比积分方案——费用低，一劳永逸。
但这样的方案实施起来谈不上容易。1991年出生的郭晓棠说，那“是被学习支配的恐惧”。
作为“十年不碰书的文科生”，她报考了工商管理类专业，“要考的是英语、数学和政治，数学已经基本上全忘光了”。忐忑不安贯穿了她整个备考和就读阶段。备考阶段，她害怕升学失败。成考专升本后，她又担心无法顺利毕业而错失学位。
每天，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时针就已指向8点。她得打开英语培训班的课程回放，补上白天因上班落下的课程，等到课程结束就已经晚上10点。之后，她还要再背会单词或进行其他内容的学习，“就是没有任何的休闲娱乐，都要到十一二点才能睡觉”。
当事情堆在一起的时候，她恨不得把时间掰成几瓣用。实在来不及跟课时，开车上下班的那一个小时也会被用来听课，“连听音乐的快乐都靠边了”。最终，郭晓棠以录取分数线两倍的分数顺利入学，也顺利取得了学位证书。
回看自己那三年的学习经历，她偶尔会和丈夫开玩笑说，“要是早知道，根本不会生小孩，两个人的话，快乐得起飞”。
隐形成本
有好几次，看着备考资料上密密麻麻的字，郑潇潇都想放弃。“下班回到家吃完饭都9点多了，就想躺着玩手机不想看书。”但一想到，积分不够指向的后果是孩子得回农村，她只能咬牙坚持。
早在几年前，华南某市务工的郑潇潇就在为积分做准备。她也曾为了让孩子更顺利入读公办学校而想过在当地入户。
在当时，具有高级职称可以职称入户，不需要考虑学历。为此，她拿到了中级茶艺师执业资格证书。但后来，政策变化，茶艺师证不再能用来入户，她的茶艺师证就此作罢，没再进一步提升。
郑潇潇还参加过计算机软考。如果能顺利获得一个中级职称，再加6个月社保，也可以入户。她共报考了两次，第二次还花35000元报名了“软考”培训班，但都没能通过。入户无望，郑潇潇决定尝试积分入学。
无论是入户，还是入学，居住证都是她面临的第一道门槛。看似简单的居住证，在一些地区也可能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绊脚石。居住证需要获取租房合同办理。一方面，一些群租的人不一定能有租房合同，而另一方面，有的人像郑潇潇这样租住商办公寓，“办的居住证不能用于积分入学”。后来，她是借了朋友的合同去办理的居住证。
对郑潇潇而言，为了让孩子积分入学读上公办学校，得付出不菲的隐形成本。
首先，要想熟知各类加分项，获得更高的分值，就得付出一定成本。不同城市的积分管理细则不同，甚至一些城市内每个区的积分入学申请时间和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学位也不一样。
到不同的地方，家长们得适应不同的政策，确认好相应条件和所需材料，这是属于外地人口的“艰难”。因此，不少对于加分细则一头雾水的人会找机构进行指导加分。
同时，积分入学分为幼升小和小升初，幼升小成功通过积分入学的筛选后，小升初还得再次参加积分入学。而每年的录取分数线不一，谁也不知道今年的分数线如何变化，更不知道手上的分数能否过线。因而，家长们只希望分数越高越好。
之前，郑潇潇也听说可以找机构帮忙办理专利证书，能加十来二十分，“但是费钱”。为了省下一笔费用，郑潇潇没有咨询机构。在她看来，按照往年的分数线，现有的196分，她能毫无压力入围家对面的那所学校。
但今年，意料之外的激烈竞争，让她与近在咫尺的学校失之交臂，更跌出了第一志愿填报的三所学校，孩子被分配到了距离家30公里外的学校。
在自我摸索中，她不知道在当地献血可以加分，在上传资料申请时，更是遗漏了一个高级技术证书。
“捶心肝都弥补不了的。”郑潇潇说，忘传的高级技术证书有10分。若补上那10分，她能勉强挤上距离家附近6公里的学校。
回想起那段经历，郑潇潇仍不断叹息，“主要是我们是处于社会比较底层的”。她看到身边的领导，他们并不需要这样“挤破脑袋”，而是直接将孩子送去私立学校，“我们根本上不起”。
在她看来，“积分入学（去的）本来就是人家挑剩的学校”，只可惜她仍没能挤进去。后来，她“托关系”把孩子塞进了家对面的学校。为了让孩子读上公办学校，她前前后后花了近10万。
不止一个人感受到积分入学的激烈。去年，虽然买了房、增加了积分，但蔡骏走“积分入户”还是没能成功，差了20多分。今年申请积分入学时，他就发现，可填报的学校“比去年少了好几间”，包括他最理想的那所学校也没有积分入学名额。“没有好的学校选，只能近原则，选接送方便的小学。”蔡骏说。
先前为入户准备的材料让他拥有了不错的分数。结果公示，孩子被第一志愿填报的学校录取了，是一所距家1.5公里的公办小学，“最终能上到公办也可以了”。
今年，蔡骏继续申请了积分入户，并成功入围。接下来，小孩子上初中的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他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样重走积分入学的路。
郭晓棠的女儿也顺利进了距离他们家不到1公里的学校。关于未来，她还没有细致规划，只是知道，自己并不属于这座工作了十余年的城市。对她而言，在上海买房是一种“奢望”，他们没有能力支撑自己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
现在，郭晓棠一家三口和妹妹合租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50多平米，一个月房租5000元，他们承担3000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老家的房贷，每月近4000元。但女儿在慢慢长大，很快她会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在上海的房租将会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另一块巨石。
但他们还不能离开，为了工作，也为了孩子的教育，“就先在上海，等到哪一年被淘汰了，我们就回去”。
郭晓棠看过一些孩子留在老家上学，“就算教育上有办法解决，情感上也不行”。但凡有机会选择，她都不愿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所以有些事对别人来说没必要，对我们来说很难，我们也还是要去做。”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