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天后，他仍未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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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的出租屋
“做过今年再回来”
杨明觉得，相比前两年，今年黎安接单更拼了。黎安今年31岁，可能有年龄压力，杨明记得，他曾和自己聊起，“已经30岁了，要努力挣钱娶媳妇了”。
黎安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跟着亲戚辗转温州、福州等地，做过快递，但配送外还要卸货，工作累又不挣钱，亲戚们都回了家，黎安没回。2018年下半年，黎安找父亲要700元钱交外卖车的押金等费用时，黎平才知道儿子去到杭州送外卖了。
黎平说，儿子从小到大一直很听话，他操心儿子的未来和婚事，但自己经济能力有限，不免嘱咐儿子存钱。黎安也跟母亲说，为了自己能娶妻成家，要多挣点钱。“现在没有钱，结不了婚的”，黎安的大姨说，在当地，结婚至少要备足十万元彩礼，这对于黎安的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老家广西玉林陆川县，五十多岁的黎平做房屋检测工作，一个月能挣两千七百元，但除去租房、生活的花销，所剩不多；黎安的母亲在老家打零工，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黎安还有个哥哥在广州打工，也没有什么积蓄。
七八年前，黎平夫妇开始闹离婚，黎安兄弟俩几年不愿意回家，母亲伤心又自责，“如果不闹离婚的话，（兄弟俩）也许早就能娶上媳妇了”。
母亲腰和颈椎都不好，行动不便，一直被大姨一家照顾着，黎安非常挂心。母亲最近一次和黎安联系是在二月份，“别在那里跑了，那么远，一个人在外面那么辛苦”，母亲劝黎安回家乡打工，也谈到了自己的颈椎病——如果住院治疗，一天就要300多元。电话里，黎安坚持“做过今年再回来”，母亲没想到，“这么快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黎平每天都去医院守着儿子。他一天有五次进入ICU探视的机会，在每次短暂停留的两三分钟里，他不停地给黎安按摩手脚，大声地唤他几声。
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坐在四五米外的椅子上紧盯着ICU病房的动静，“我在外面守，最好等到医生出来告诉我，‘你儿子醒了’。”
与此同时他也烦恼着自己的工作，单位催他赶快上班，他担心自己长期请假，被别人顶了岗。
“望三方能负起责任”
入院之初，医生告诉黎平，儿子是劳累过度突发心梗，虽然心跳和呼吸已恢复，但大脑缺氧太久，能否醒来要看儿子的意志力，如果三周内醒不过来的话，就要做最坏的打算，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黎平刚到医院时，欠缴了1.8万的医药费，他用预支的工资交了5千元。出事前，每天跑单时，黎安都会被平台扣除3元保险费，协议显示，这份保险为众包骑手意外险，承包公司为“大地保险”。事发后，黎平联系过大地保险公司，对方只说让他准备好材料，就没再联系过。
黎平联系外卖平台被告知会有人联系他，随后，重庆点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他取得联系，自称是劳务公司，并提及黎安和该公司签的是合作协议，双方不是劳动关系，只能象征性地进行慰问，如果要进行工伤索赔，要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黎平说，“我一个底层人，现在身上没钱，真的打不起官司，也不知道要打多少时间。”
天眼查显示，重庆点仕捷公司于2021年11月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众多，其中包括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外卖递送服务。至今，该公司涉及20起司法案件，大部分案件发生在浙江省，70%涉案案由为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
2021年4月，黎安在外卖平台注册成为众包骑手，与重庆点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网约配送员协议》并使用众包平台服务。该协议中只写明，第三方公司有义务督促骑手完成配送活动等，负责处理骑手在配送服务期间发生的所有包括但不限于用工、服务质量、事故、纠纷等问题，并未对其与骑手的关系做出明确定义。
骑手在送餐期间发生的事故是否被认定为工伤，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也因此，许多第三方公司都不承认与骑手的劳动关系，而司法方面也出现了裁判不统一的情况。
2021年9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外卖平台逐步将骑手的劳动关系悄悄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裁判文书中，外卖平台被认定与骑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比率仅为1%，而配送商也通过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式，将这一比率降至50%左右。
深一度检索发现，在2020年武汉的一起蜂鸟众包骑手猝死案件中，劳动仲裁裁决书写明，该案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平台终端的新型用工模式，骑手“自行购买劳动装备，自主安排工作，自行决定何时上下线，自行决定休息时间，自主选择是否接单”，认定第三方公司和外卖员之间不存在劳动法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外卖员家属的诉讼请求全被驳回。在2019年西安的一起众包骑手送餐途中猝死案件中，法院同样认定骑手与平台及第三方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而在深一度从裁判文书网找到的6件近三年公开在杭州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关于众包骑手交通事故后赔偿的责任认定，6份判决都认定为“骑手是在为平台工作期间发生事故”，第三方公司作为管理方需要为骑手承担赔偿责任。
2022年11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曾宣判了一起众包外卖骑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案件，法院认定，外卖员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自身承担10%的责任；外卖员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外卖平台能够实时掌握外卖员的配送情况，却对配送异常未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承担20%的责任；虽然第三方配送公司与骑手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实为雇佣关系，应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外卖员配送时发病死亡和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第三方公司的劳动保护措施存在不完善之处，承担70%的责任。
黎安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重庆点仕捷公司先后共给黎安交了4万元医药费。目前，黎平还欠医院1万多元医药费，他不想和劳务公司闹僵，“我现在主要是先把人保回来”，希望劳务公司能及时支付医药费。每天两千元的医药费让他犯愁，“我卖血也卖不到两千多块钱一天”。
4月8日，重庆点仕捷公司的一位领导曾协调上海专家前来会诊。4月11日下午，来会诊的专家告诉黎平，情况不容乐观，儿子的恢复期要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目前不敢断定醒来后是否有后遗症，让黎平有个心理准备。
漫长的救治伴随着不菲的费用，除了重庆点仕捷公司，大地保险、外卖平台至今没有露面，黎平说，“望外卖平台、大地保险、劳务公司三方能负起责任。”
4月13日，父亲打开黎平的外卖平台账号，账号状态显示下线中。但通过他过去6个月的订单记录，可以窥见他的骑手生活：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他每月的订单一直保持在500单左右，单月配送里程1300公里左右；2月，他完成订单962单，配送里程2300公里；3月完成1108笔订单，配送里程超2500公里。如今，不断加速的骑手生活戛然而止。
至今，辅警任明生仍清楚地记得，在被送往医院后，黎安的手机仍不断接到平台和商家的催单电话，他们只得告知黎安昏倒的情况，让对方取消派单和订单。
即使这样，黎安仍被扣了款。黎安的账户显示，3月31日6点35分和6点36分，黎安先后被扣款4.2元和4.55元。这是他昏迷前待送的最后两笔订单，扣款时，黎安已昏迷超三小时，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作者：李佳楠、徐玉婷、赵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