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鱼问道：现在明显感觉，卷的烈度比以前高多了。
先是学习方面，大部分小学好一些，没有升学压力。初中就卷起来了，6 点起，11 点睡，强度基本都超过了 996。
高中就更不用说了，以前有地方打葡萄糖吊瓶学习，毛坦厂都是按着蹲一年监狱来约束自己的。
现在面临局面是，努力了，上了大学，可能找不到好工作，不努力，那就一定找不到好工作，没有家庭支持，就只能社会边缘游荡。
就业也是，当年我们在菊花大厂，一个月只单休一天，其他都双休，都觉得累，现在感觉单休都是常态了。各种 PUA，为了岗位，员工之间各种内卷。
记得看过资料，说是以前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之类的，然后工人不满意，带来了各种矛盾，后来资本缓解了矛盾。现在感觉我们在这条老路上飞奔啊。
以前是增量蛋糕，蛋糕大了，大家都有份，压力没那么大，现在存量博弈，蛋糕就这么大，然后就开始剧烈的内卷。
@老 YoYo: 我初三的女儿昨儿个给了我一个暗示：望父成龙
@投鱼问道：不是网络流传一句话，生养不是恩，托举才是恩。
郑恩溢发布的闭店通知
我纠结了两三天，一直在坚持和放弃之间徘徊。这个决定太难做了。我从十七八岁中专刚毕业就开始做电商，2009 年开的淘宝店铺，到现在都做了 15 年了。等到你要和这些东西告别的时候，真的就有一种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做什么的感觉。
这 15 年我有过高峰，也有过低谷。我们曾经一年营收超两千万，两家淘宝店铺的粉丝也累计达到过百万级别。我也好几次推倒重来，做网店做不下去，就出去打工，端盘子、做客服、拍照片什么都干，攒了钱就继续做网店，那会儿就觉得电商很有希望，一定能挣钱，但现在不一样了。
纠结了几天，最后心一横，还是决定闭店。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这个市场已经不是我熟悉的市场，看不到希望，持续的亏损也让我难以为继。但是哪怕有更多资金进来，我可能也不会再赌下去。这也是我决定闭店最重要的原因，我已经对这个市场完全失去了信心。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营业额做了差不多快 1000 万，但最后算下来，还是净亏了几十万。亏损不是问题，现在的这家小个子衣橱是我们这几年才刚刚开始投入做的，刚开始的投入阶段我们一个月也会亏损二三十万，一年亏两三百万很正常。
核心原因还是没有前景。就像我在闭店通告里写的，高达 70% 以上的退货率，运费险、跨店满减、超时赔付，这些都压得我看不到希望。
2019 年，我们的退货率都在 10%-30% 之间，从来没有超过 30%。但过去几年，电商服装的退货率不断走高。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基本上是每半年飙升 5 个百分点，从 30%、35%、40% 一直涨到 60%。
去年我们的经营就挺困难的了，退货率在 50% 到 60% 之间，那时候就在想今年会不会好一些，结果没想到今年更恶劣。今年，我们的退货率已经超过了 70%，平均在 73% 左右。
据我了解，大多数同行都是这个退货率水平，其他的淘宝网红店铺估计也差不多。我的一些朋友比我更难，甚至有的已经倒在了我们前面。有一些人还想再坚持一下，比如 618 结束后，想在双十一、双十二的秋冬款上再搏一把。但我相信坚持的结果可能不太好。
比如最近关闭的淘宝网红大店范智乔，她是淘宝三皇冠、有超过 570 万粉丝。为什么我们说她倒在双十二前？你要继续卖就要继续赔钱，退货率这么高你又解决不了，你何必继续再卖呢？不如在双十二之前关停。
以前我们都拼命想要参加双十二之类的大促，现在都害怕这些大促，要赶在双十二到来前赶紧关店。随着年终这波促销结束，我估计明年陆续会有更多的店铺宣布闭店。
02｜早期的低价跑量
我最早是从 2009 年就开始做电商。那时电商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很多人都没用过网购。那时大家对电商也不了解，我跟家里人说起自己在做电商，亲戚朋友就会说这是什么鬼东西？人家大学生出来也要找工作，你们这些中专生进个厂就挺好了，搞这些不务正业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我是从做男装开始的，最早就是去广州的上下九、状元坊这些步行街里淘货。拿一个小数码相机、一张报纸，看到不错的款把报纸铺底下，平铺着拍张照片，挂在网店上，我就挣个差价。但最开始其实也挣不了多少，比如一件衣服我和老板砍完价 30 块，算上来回两趟公交车 8 块钱，运费 10 块钱，我挂网店上 50 块可能还会亏点钱。
但那时候真的很开心。你把衣服挂在淘宝上，挂着挂着，偶尔电脑叮咚响一下，有人咨询，处理一下你就卖掉了。接着就赶紧打包、发货。发货之后还总是期待着客户的反馈，如果客户给了你一个五分好评，不知道有多给力，能开心好久。那会儿基本上也不存在什么退货，说白了退货也麻烦，那时快递不发达，很多地方快递站都很少。
男装不好做，做了几个月，我看到别人的女装生意好，就开始转做女装。广州有许多专门的女装批发市场，比如沙河女人街、十三行等等，大家都从这里拿货。这些批发商都有合作的快递，全国通发六块、八块不等。你刚起步一单两单可能他们不会搭理你，但如果你每天稳定出单三五十单，他就对你挺好的。
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价格战了。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批发档口里拿货，拿的货还都是差不多版型的，甚至网店的图也都是到处盗，直接拿大网红的图挂在店里，比如最早的呛口小辣椒、安娜等等。
你从批发档口拿的一件衣服是 30 块，快递通票 5 块，算 35 块成本，你挂在店里 39.9 卖，就有人 38.8 卖。货有档口供，图也可以盗图，快递也方便，后来淘宝还可以一键上架，慢慢大家就都变成低价走量了。
我那时候一天发货几百件，还雇了员工，一件衣服赚一块两块，抛去租金、损耗，一个月下来可能都挣不了两三千块钱。其实说白了你就是在走量，拿着档口货分销，没钱赚的。
后来我实在耗不动了，这种跑量的不会长久的，就想着转型做品牌化，加上那时淘宝也在扶持淘宝商城（天猫前身），我就想去学习下淘宝商城的打法。但品牌店和我们这些 C 店不一样，你要开公司、注册商标等等，各方面的投入都要更大。我当时算了算，手上的钱实在不够，只能先去打工赚钱。
但我打工不单纯是为了挣钱，主要还是去偷师。我先后在两家品牌店工作，前前后后做过客服、运营、店长等等，算是摸清了品牌店和淘宝店的区别。
但后来淘宝提高了商城的入驻门槛。大概是 2011 年，淘宝将淘宝商城一年的服务费提高了 5 倍，保证金也从 1 万提高到最高 15 万。这么算下来，一家品牌店的启动资金就要几十万，我的钱就完全不够了。
那时候就感觉天一下子塌了，我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规划了这么久，结果直接就被踩死了。
03｜踩中大码女装
2013 年，我在家里待了几个月，又出去打工。那时电商的人才不多，你有开店的经验、还懂计算机，出去都还挺吃香的，在广州拿 4000 元以上的工资不成问题。
那时差不多也是淘宝网红店铺刚刚开始兴起，很多女网红就是在那段时间起来的。比如我打工的那家店铺，老板最早就是在十三行做打包小妹，她会搭配一些衣服拍些照片，后来开了店，没想到有一件斗篷的大衣忽然火了，一下子卖爆了，做到几十上百万的样子。
我在那家店做了几个月，觉得网红女装店是个机会，就出去自己单干。当时走的时候老板还挽留我，说我懂电脑懂运营，她懂设计懂搭配，两个人可以一起合伙做。但我还是想自己出去搏一把，就拒绝了。
我最早的几年只能说是试水，我那时和我现在的老婆两个人一起做，两公婆天天就各种尝试。好像最近人家上的这款挺火的，我们也拍个图片上架试一试。
当时的模特就是我老婆，我们自己琢磨怎么搭配、怎么选品，也在有意识地给我老婆打造一些 IP 人设，做网红，去咖啡馆呀、公园拍图。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淘女郎”，当时许多模特都是从淘女郎起步的。
摸索过程中，我们就慢慢找到了一个细分赛道 —— 大码女装。我老婆有些微胖，搭配衣服会慢慢找一些宽松的衣服，比如上身穿一件宽松的卫衣，下身就穿一件短裤，这样既不显胖，也显腿长。
市场反馈还不错，经常宽松的衣服卖得更好。可能那时恰恰有人看到店里的模特是微胖的，穿的衣服也显宽松，就会觉得 100 多斤的好像也能穿。我老婆那时就经常说买衣服都挺难的，就是 L 码有，但你想找一个 XL 码基本上就没有。
那时候市场上很少有人专门卖大码女装，大码女装完全是个空白市场。我索性把店铺直接改成大码女装，叫 “张文武大码女装店”，专做大码。批发市场几乎没人专门做大码女装，我们就到处淘，淘到有大码的女装就拿过来卖。
张文武大码女装店
2016 年的双十一，我拿了一款大码女装去报名参加淘宝的活动，结果就通过了，淘宝给了我们一笔流量的支持。你从双十一主页面点进去女装，女装会场里有一个大码女装的细分页面，点开来就全部都是大码女装店铺，就能够看到我们那款。那时估计也没多少家在做大码，所以我们这么一家小店铺才被选上来。
那时双十一还只有一天，我记得我们一天就卖了不到 10 万块。那时开心得不得了，一直打包了好几天才发完。等到双十二，我们又找了一个款去报名活动，也卖了好几万块，连带着店里其他款式的销售也起来了。
等到过年回家的时候，自己身上终于攒下了几万块钱。虽然不多，但你知道你的店铺是不断往上走的，你只要照着这个模式走下去，就能成功。
04｜网红店铺的时代
那时张大奕、雪梨这些网红女装店就已经兴起了。也是在 2016 年的双十一，张大奕的女装店首次销量破亿，这是淘宝上第一家销量破亿的女装店铺，日排名一度超过优衣库。
我们也是跟着这些网红大店开始慢慢正规化。那一年我们就租了办公室，最开始只是一间六十多平的办公室，在广州白云的天健家居装饰城，一平方要五六十块。那是我从 2009 年开始做电商后第一次租办公室，以前都是在出租屋里搞，心里真的又惊又喜，好像你这么多年的打拼下来，终于到了一个向上走的节点。
那时也确实是疯狂。最早我们只是在广州的公园、咖啡店拍拍样片，后来那些大网红们都去国外拍，我们也跟着去国外。我们应该是最早一批跟着大网红出国旅拍的淘宝女装店。
不要以为图片在哪儿拍不重要。当时行业里流行一句话，网上卖的就是一张图。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只是把衣服挂起来拍，大家就会觉得这件衣服可能值 20 块；交给专业模特在摄影棚里拍，50 块；网红穿起来拍，70 块；你在国外拍了之后，99 块！
那会儿我们一期上新，就要出国拍一次。这一次去香港，下一站马来西亚、巴厘岛。这一期可能卖了 10 万，下一期上新就卖到 20 万，再下一期就 30 万了。你基本上都没空去搞推广，只知道订单不断地往上涨，钱哗啦哗啦地就来了。
我们租的办公场地也越来越大，从最早的一间到两间、从两间到五间，最后只用了一年时间，办公场地就从六十几平扩展到几百平米，可风光了。
到了 2018 年，我们仅仅是春夏款就做了两千多万的营业额。出货量大了之后，我们也开始和工厂合作，开始自己打版、设计，不只是拿着批发市场的档口货。我那时保持的宗旨是，选好款、拍好图，好像也没有什么推广技巧或者运营技巧。
你一定要努力地选好品，比如最近市场上流行碎花或者波点的裙子，你做一个短款，或者做成裤装。说好听点是开发，但实际上就是改款。当时市面上的大部分女装店铺都是这样的打法，那些大网红也是照着迪奥、LV 等大牌的设计，大家的款式都是抄来抄去。
有时我们也会买一些板式过来，交给代工厂去生产。中国的服装产业很发达，你几乎不用在面料或者做工上花费太多心思，只要价格到位，供应商就能帮你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那几年可以算作是女装市场真正的爆发期。我记得 网红电商上市公司如涵就是在 2019 年上市的。那时候整个淘宝也是百花齐放的状态，包括网红店、设计师原创店、买手店，什么东西都一起来。
现在想起来，感觉那时候大家都可以施展拳脚，都做得非常好。不只是网红店火起来，她们也带动了整个女装市场的火爆。我记得那时经常雪梨刚刚剧透完新款上新，图片还是模糊的，立马批发市场就出现了仿款。
郑恩溢结婚时，也在淘宝店铺上发布了喜讯
05｜市场不再
2019 年底，我们计划把公司和库房都从广州搬到东莞的虎门，租金更便宜，距离代工厂、面料厂也都更近一些。年前我们就都把东西布置好，结果没想到回家过完年就被封住了，几十万货也都压在了手里。
那时我还觉得没什么问题，反正手上有钱，几十万的货算什么，慢慢卖就好了。但是我低估了疫情以及平台竞争的影响。
2019 年之后，我们的大码女装遇到越来越多的低价竞争，规模不断萎缩。最早我们做大码女装时整个批发市场都找不出几家店，现在有一整栋楼都是做大码女装的。也不断有更大的玩家下场，他们有自己的工厂，资金更多、实力更强。
2021 年，我们眼看着大码女装竞争恶化，我决定放弃大码女装，转而专门做小个子女装，也就是适合 150cm 左右身高的女装。市场上很少有专门针对小个子女生设计的服装，我当时幻想着可以复制前几年大码女装的增长，小个子女装也一定会爆发。
但显然失败了。最早我做大码女装起步时，资金、设计、品质都不如现在，一些货还都是从批发市场拿的档口货。现在我自己合作了工厂、有专门设计师、自己打版，投入的规模更大，服饰的设计、品质也都更好，但仍然没有成功。
最关键的原因是市场已经变了。比如我们大码女装起步时，几乎没有什么推广的成本，现在流量已经越来越贵了，一个月两三万推广费很正常，我们这些中小商家就很难支撑下去。
现在很多人说是疫情打倒了一切，但不能完全怪疫情。2019 年，拼多多还没有真正崛起，抖音电商也还没起步，仍然是淘宝一家独大的天下，女装市场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是四五家大平台在厮杀，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京东，大家都在激烈竞争，你推出仅退款，我也跟进仅退款，你退货包邮，我也包，这些措施对于买家来说也许是好事，但整个营商环境就慢慢变味了。
大促也变得越来越常态化，以前的电商促销是要等到双 11 才会有一天，要定好闹钟，提前半个月加购物车抢购。现在说白了电商平台天天都在促销，不是满 300 减 30，就是满 200 减 20。双十二不是前两天才刚过去，马上又是双旦礼遇季，反正就是让商家天天降价、天天做活动。
更明显的是退货率的提升。在 2019 年之前，我们的退货率从来没有达到过 30%。那时退货已经很方便了，也有运费险，也可以上门取货。但是在 2019 年之后，尤其是拼多多、抖音起来之后，他们推出的服务更好、更偏向消费者，慢慢地淘宝也开始变味。
过去几年我们的退货率都在不断提升，半年涨 5 个百分点，一路从 30% 不到上涨到今年上半年的超过 70%。有一些订单甚至是买家已经上身穿了快两个月，都已经洗了好几次了，来申请退货售后，官方还是会支持。还有一些小红书博主，经常一上来就买个十几二十件，试完之后再退掉。
有的人可能会说由于现在的价格战，导致商家的货品质量下滑，所以才拉升了退货率。这种说法我不认同，事实上价格战在服饰行业里一直都存在，最早我们在档口拿货时，大家互相也打价格，档口也会偷工减料换成更差的面料，这是一直都存在的，质量会和价格成正比。
当下退货率高企更主要的原因是平台一味讨好买家，不顾卖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虽然也是商家，但我自己作为买家买衣服时，也完全养成了经常退货的习惯，退货率可能 50% 都不止。看上了，我就多买几件，反正不合适，申请上门取件，一分钱不花，就有快递员上门取件。
06｜及时止损
淘宝的小二没有来联系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对他们来讲他们这可能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现在闭店的女装店铺这么多，张大奕、范智乔他们都闭店了，再说他们现在也被拼多多打得不行，哪里还有空管我们这些商家。
我在今年 618 结束之后正式决定闭店，解散公司。其实公司的员工们心里也早就有谱了，过去半年我们的退货率相比去年还在不断提升，经营一直都没有向好，解散应该也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从 7 月开始，我就召集了一些朋友，慢慢地把公司、库房里的存货搬回老家，再清点货品，盘点上架，一直到 8 月结束才搞完。
不管过去做电商有多难，但好像都没有最后宣布解散的时候难。其实到了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小码女装店已经基本上快要持平了，从早期的投入到现在已经快要进入回报期了。也许继续做下去，我们也会慢慢地变好。
但是真的是累啊，现在各个平台都在低价厮杀，指不定以后的环境还会更加恶化。我们每个月都会拉一下店铺的退货率，每个月都在走高，从 68%、72% 到 75%，平均下来就是 73%，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我们也尝试过各种自救措施，比如在小红书、抖音上开店。但于事无补。比如我在抖音上做直播，可能投流之后当天晚上爆单了，卖个一两千件，但过两天没流量了，立马就没订单。直播间来的人冲动消费得多，退货率甚至更高。
等到 9 月底发完那份闭店通告，我好像忽然感到轻松和解脱了，终于彻底和电商女装告别了。吊诡的是，发完闭店通告之后，有不少人过来趁着清仓抢购，店铺销量忽然涨了不少，那两天就卖了几千件。
做了这么多年电商，如果说我有什么经验或者教训，那就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也要学会及时止损。
以前我们能踩到点，踩到大码女装的爆发，也是因为之前电商的一些磨练，在很多人还不懂得做电商的时候就去试水，才能在浪潮到来时抓住机遇。
但也要在市场变差的时候，学会及时止损，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今年年初就果断闭店的那些人，最起码不会进一步扩大亏损。就像很多人说的，如果这几年我停下来，说不定现在自己什么都保住了，钱也在手里，也不用折腾。这几年按兵不动反而是好的。
这半年我回到老家，和老婆一起做了个本地生活的短视频账号。刚刚起步，只有几百个粉丝。当然还没挣到钱，只是偶尔能混顿饭吃。
以前我们就经常和小红书的博主合作，现在想想他们这种模式还是比较稳当，轻资产，不用压货，不用过多投入。
冬至吃饺子
饺子比较早的记载是北齐颜之推：‘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可能在 1500 年前的北朝时代，馄饨变大，有了饺子的形状。但是当时是饺子馄饨不分都叫馄饨的。
唐代的饺子叫做‘汤中牢丸’或‘笼上牢丸’，牢丸就是面皮里关了个丸子，汤中牢丸和笼上牢丸分别是煮的饺子和蒸的饺子。唐代的饺子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墓里有出土过，一只木碗里盛了 4 只馄饨 1 只饺子。饺子长 5 厘米，宽 1.5 厘米，是小麦粉的皮和现代饺子没有什么区别。
宋元时代饺子称为角子，角儿，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载汴京市上有卖水晶角子和煎角子的。在《清明上河图》上就有一家饭馆的招牌上写着‘角子’，当时饺子还有一种叫法叫‘馉飿儿’，在逃到杭州的北宋遗老写得《梦梁录》和《武林旧事》里都提到了鹌鹑肉馅的饺子：鹌鹑馉飿儿。但也有一种说法馉飿是一种带馅的面饼。
《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的冬至：“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武林旧事》记载临安的冬至：” 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 “做节” 。享先则以馄饨，有 “冬馄饨，年馎饦” 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 “百味馄饨” 。那会还没流行饺子的名称。
到了明清时代，饺子依然不是主流称谓。饺子称为扁食、水点心、汤角、粉角和粉果等。此时候饺这个字开始出现，明代就有椿树饺子，用椿树的嫩芽做馅。明代管煮的饺子叫汤角，包蜜饯的叫蜜透角，煎饺子叫酥皮角。因为饺子在汤中煮得皮半透明，又叫水明角子。
到了清代饺子的称呼开始普及，江南一带煮得饺子就叫跟现代一样的名字：水饺，煎饺叫油饺。饺字是从角字而来，而广东还保留了古老的称谓：粉角和粉果。北京当时叫饺子叫做煮饽饽应该是受了满语的影响，当时北京还有春季吃荠菜饺子的习俗。
饺子什么时候成为冬至春节北方人必吃的食品呢？大约在明代才有这个习俗。我这里特意加上北方人，省得过年不吃饺子吃汤圆的南方人打我。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传说历史也不会太久，大约清代才有。
明代宫廷过年，据《明宫史饮食好尚》记载：‘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纸炮，饮椒伯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
清代北方过年吃饺子称为定俗：‘京都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后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通宵达旦。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做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馃藏之于饽饽之中，以卜顺利。’这就和现代一样了。
黄南在群里晒出自己的身份证/受访者供图
几名受访病友也曾听说她的悲苦人生。“她出生9天就被抱养，生（白血）病之后告诉亲生父母要求配型做骨髓，亲生父母又拒绝了。”
共同的生病与化疗经历，让经济拮据的白血病人，选择了相信黄南，参与她口里的“配捐项目”。这是一个慈善捐赠的舶来术语，最早诞生于美国，指的是个人配捐者向某个非营利组织捐款之后，企业以约定好的比例向相同机构再捐赠一笔钱。
在中国，这一形式最早出现于2015年，互联网大厂为了激励更多人参与公益，拿出了9999万的配捐额度。网友每捐1元，腾讯基金会对获捐基金会再配捐1元，配捐比高达1:1，也给人们传递了信号：个体捐得越多，公益机构获得的回馈越大。
互联网推高了个人捐赠热情的同时，也让一些机构和个人以此钻空子。一些基金会、民间团体从而衍生出让成员先进行大额捐赠，以套取平台配捐。此后，他们再给病友或捐赠者分配善款，也就是所谓的“套捐”。
黄南完美地利用了“配捐”概念，衍生出了她的项目。她自称背后有十余家基金会，基金会每个月给她一万元工资。但这1年多里，她从没和病友准确说出过基金会的名字。
她还信誓旦旦地说，即使自己离世了，也不用担心无法回款。“机构基金会那是有你们资料的，到时候因为我死了，这个项目的确进展不下去了，基金会联系你们，直接给你们打款……”
黄南向群友保证基金会会按照收款账号回款/受访者供图
患白血病8年的李林于2023年7月26号进入群聊。他记得，黄南的配捐项目多种多样，参与方式也是在不停地变化，例如交4万，可以配2千，相当于一个月后回款4.2万元；交4.6万配4千，相当于1-2个月后，回款总计5万元。还有交5万配1万，以及5+3项目（交5万配1万，3万配1千）等等。
回款周期也因为数额的大小有所不同。多数情况下，这些项目需要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总额的一半。据多次参与公益基金会配捐的病友透露，黄南的“配捐”手法，与正规公益基金会的操作有相像之处。在参与她的项目之前，病友需要提交发票、身份证、诊断证明、低保证明等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艰难处境。
如果发票金额不够，黄南还会让患者买发票。“你可以去找xxx买发票，在我这里可以过。”“一次多给我点发票，省得我一次次找你们要。”
黄南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现在真正吃了亏，人们回想起来才会察觉到端倪。与公益机构一般采用对公账号进行转账不同，最初做项目的时候，黄南让病友将钱转到了孟祥龙和吕子鑫的个人账户上。黄南曾在群里解释，“孟祥龙是基金会的财务，吕子鑫是基金会的法人。”
再到后来，约是2023年末开始，每到回款的周期，黄南会让部分报名参与配捐项目的病友直接给需要回款的病友转账。剩下的则转账给她指定的账号。整套下来，类似“空手套白狼”。
除了转账方式上的区别，作为“配捐”发起人，黄南还有相比慈善基金会更多的“配捐”项目。李林回忆，正规的慈善基金会组织的配捐活动一般在99公益日前，一年就一两次。但他记得，黄南的项目频率很高，有时候甚至每天都可以参加。
唯一不同的是，最开始项目名额比较少。每天上午10点，黄南在群里发接龙，群友需要拼手速参与配捐，“像饥饿营销”。
一个项目最早只有七八个名额，慢慢地十几个、四五十个……名额越来越多，项目也在增长，群友不用抢也能参加了。李林回忆，今年9月开始，黄南每天发起的配捐项目都有四五十人参与。她甚至还对病友说：“人太多了，这样下去我们（以后）减点人。这样人太多了，算了脑子都疼。”
危险却在2024年末收关之季降临。11月23日，本该收到回款的病友没能收到钱，开始感到着急了。黄南则回应，先把支付宝的50万转给大家，但她很快又称，自己的账户被限制转账功能。
11月27号，274人的微信群里，每个群友都在盯着手机，等着她承诺的回款。黄南也在群聊里说：“一个小时后不拨款，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报警。”
18点后，钱还是没回来，群里一片哀嚎。
病友共同报警了。
2 燕郊病友圈
如果一切按照黄南的安排那样走的话，王静本应收到72万元。
但现在，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给黄南投入的20多万，是她和已经成年的儿子在各个平台借来的。采访过程中，信用卡工作人员还在电话催账。她又回到了两年前儿子确诊时的绝望状态，吃抑郁药也不管用了。
王静并不孤单。据报案病友统计，被黄南卷入救命钱的病友有270余位，总金额约4000万元。这是过去几年“配捐”为名的涉骗案中金额最大的一宗。其中，一位病友家属给黄南的项目投入了103万。
重要的是，查看各自的过去，钱追不回来的人们，共享着一些相似的苦难。
他们多是恶性白血病患者或亲属，出生在欠发达地区。疾病将他们掏空，他们被迫将求助之手伸向身边人，人脉也因此耗尽。现在，多数人都在通过网贷、借钱、打零工维生。聊天记录显示，黄南与病友曾相互讨论网贷经验，还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向各个平台借到最高额度贷款的。
无一例外地，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了擅长做干细胞移植手术的燕郊陆道培医院。因为聚集着太多白血病人，陆道培周围的城中村落被称为“小白村”。
在血液病患者眼里，陆道培医院是他们最后一棵救命稻草。34岁的李林是河北人，患白血病8年期间，他曾经战胜过病魔，却在2021年又复发了。他告诉记者，像他一样白血病复发、又难治的病人，一些大的公立医院是不愿意接收的。“人家这边（河北陆道培）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只要有1%的希望，你有能力去负担医疗费用，它就会选择给你治疗。”
王静也是在大学本科刚毕业的儿子确诊白血病后，才知道这个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创立的私立医院。来到这之前，她曾辗转到武汉、长沙、北京的医院看病，最后，是陆道培医院收治了病重的儿子。
私立医院有“低门槛”的好处，但同时，收费也更高昂。王静回忆，儿子在陆道培出院后的半年内，一个月一次大查，一次大查近两万元。除此之外，她们还需要负担每个月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这些手术、体检费用，以及各种白血病人用到的救命药，医保只能报销很少的部分。
王静的儿子 / 受访者供图
生活与病痛压弯了白血病人以及家庭的时候，同病相怜之人的抱团取暖显得格外珍贵。资深公益人薛飞告诉记者，在陆道培医院周围，出现了很多由病友自发形成的筹钱机构或者社会组织，这些机构大多未接受过专业的志愿培训。
也因此，所谓的“配捐”在陆道培的病友群体，有其生长后变形的土壤。从2014年开始接触大病救助领域的薛飞回忆，“99公益日之外，我是没听说过（公益基金会）有什么正规持续的配捐活动，但陆道培医院（的病友圈）那边做配捐的不少，而且是常年。”
而事实上，根据我国慈善法的规定，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符合慈善法第十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资质的慈善组织来向社会公开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慈善组织账户，而非个人账户。
此外，慈善法十五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只能根据章程或者捐赠协议的规定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总结来说，自捐自用的配捐，是违反慈善法的。
但在白血病人圈子中，因为对钱的需求太大，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筹钱人和社会组织却长期存在。在这过程里，像黄南一样有人脉、掌握外部信息的病友成为链接各方的关键。
李林对记者回忆，他之前也参与过各类“配捐”活动，都是病友之间相互介绍参加的。病友之间的信任与温存对陷入绝境的人们尤其宝贵。这是黄南等人凭着没有依据的慈善机构名义，就成功筹资的前提。
王静也记忆深刻，今年10月，她带着儿子来河北大查时，儿子又吐又拉。
她在群里问：“谁有布地奈德（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具有抗炎、抗过敏和免疫抑制作用）”，黄南表示她有。王静便去到了黄南的住处。她知道黄南是一个患者，便没进屋，站在门口。
黄南给她倒了六颗药。她要转钱，黄南也不愿意收。
3 无法照顾的灰色地带
钱似乎要不回来了。
直到与黄南当场对峙，病友们才得知，黄南并非属于任何机构的员工，学历是小学毕业。她还有“上线”——孟祥龙，那个转账账户上出现的名字。
黄南表示，孟祥龙自称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人员，自己被他骗了，投了几百万进去。
公开筹款信息显示，来自黑龙江的孟祥龙也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家属。2020年，孟祥龙1岁半的儿子患神经母细胞瘤，曾通过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过救助儿子的筹款活动。
受访者供图
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病友之间的筹款人。有病友回忆起，他在2022年就已经参加过孟祥龙组织的配捐活动。根据该病友给记者提供的回款单显示，当时，孟祥龙代理的基金会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他曾为此发起配捐项目，并成功让病人获得基金会的回款。
“他（孟祥龙）这些年很了解病友的心理和最近几年配捐的细节。”该病友评价道。
除了黄南、孟祥龙一案以外，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陆道培医院周围还出现了两起以配捐为名的诈骗案。
回顾中国大病救助历程，薛飞记得，2014年以前，公益圈尚未出现配捐丑闻。2015年以后，儿慈会等专做大病救助的机构因筹款能力突出，获得了平台的高额配捐，这一赛道越来越被人关注。
在这期间，薛飞说，“在陆道培医院这个环境里，（大病救助领域筹款丑闻）最大的问题在于‘中间商’，以及配捐的钱从哪里来”。
这首先是基于国内能直接有效服务到大病群体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数量不多。覆盖范围也有限，多集中在北京、广东等省份，集中在省会或东南沿海发达城市。这给了“中间商”操作空间。
自然而然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很多医院的大病患者中间，出现了帮病友链接基金会、服务机构的个人或小团队。
“他们（中间商）如果私下收费，这就是套利空间。在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不足，对大病救助项目监管不严的时候，如果有大额长期配捐活动或流量扶持项目，这些团队的空间就很大。”薛飞说。一些老病友从这些真空地带中发现有利可图，也开始当“中间商”。
除了利润驱使，配捐“骗局”从此流行，还有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最近几年，短视频等平台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筹款成为主流。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互联网平台的时代，一些在民政注册服务领域涉及医疗救助的机构或者小团体逐渐发现，通过给平台投流（即花钱买曝光度），可以获取更高的筹款额。
这一较有效的筹款途径，也让一些“中间人”铤而走险，先以“配捐”为由从病友及家属处筹到大额资金，用来在互联网上投流，发布患者信息和筹款文案，获得网友的捐款。接着，再凭借互联网筹到的款项，给病友们回款，让资金链得以延续。
据媒体报道，早期，通过投流，卖惨式的大病筹款视频或网络链接，投资回报比可高达1:1.5-1.6。
原本给予患者希望的互联网筹款背后，衍生出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相关乱象直到2023年9月得到了大量曝光，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柯善孝以配捐为名，涉嫌向患病儿童家长筹集资金，骗取了上千万元。事情被揭发后，柯善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此，以“配捐”为名的资金操作，开始得到监管部门、相关平台的重视。
薛飞告诉记者，早期，民间的“配捐”大多是做资金池，通过民间借贷、参与99公益日抢配捐来回款。“后来可能主要是通过广告投流卖惨筹款回款。因为有回款，所以一直没爆雷。”
但最近一年，他观察到，“广告投流，卖惨筹款的回报降低到可能收不回成本，加上年初民政筛查整治投流卖惨筹款的团队，这就把这些人的主要增值回款路径切断了”。而这正是众多柯某孝等民间“配捐”团队，相继于近年爆雷的大背景。
4 生了大病的人，怎么办？
出人意料的是，过去1年多里，面对黄南的配捐项目，王静、李林等人都对此曾经怀疑过是骗局。
王静等多位病友告诉记者，他们收到过反诈中心带来的电话。通常情况下，在黄南的指导下，他们也有应对话术，回答“我们没有受到诈骗，是转给朋友的”。或者，“我转钱用来治病的。”
今年8月份，吉祥如意微信群也出现了谨防诈骗的提示。他们又建了“万事如意”微信群做备用。
对风险的来临感到麻木，一步步进入“配捐”的贪婪欲望之中，是王静在过去一年多来的心路历程。她来自湖南，今年45岁，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长期服药十余年。一直以来，抑郁症不定时复发，她只能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再加上亲戚的帮扶，勉强维生。
2022年末，儿子刚出现身体危机时，王静正在江西给客人洗头洗脚，一个月挣5000元左右。
去年2月，儿子在陆道培医院进行骨髓移植以后，出现了并发症。5月25日，他上吐下泻，医生怀疑他出现了肠道排异。看着一天一万元左右的住院费，王静只能到处借钱，网贷的额度也到了最大——实在借不到钱了。
住了约二十天时候，王静花了17万，医保大致能报销3.7万元。
2023年6月，王静无奈做出了给孩子出院的决定。她至今清晰地回忆起，有老乡当时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让儿子））出院，肠道排异出院，真是开玩笑。”
“你们是没有走到这一步，人到了这一步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她回答。
某种程度而言，求助无门时，王静的转机正来自于黄南的“配捐”项目。2023年7月，老乡把她拉到黄南群中。看到别人在这里赚了钱，王静也参与了两次“配捐”，成功回款。
参与两次大额转账后，经他人提醒，她也怀疑过项目的真实性。她于是在群里选择观望，发现群里病友都在夸赞她时，王静又放下了疑心。今年1月，缺钱的王静重新加入了黄南的配捐群接龙。接着，这11个月来，她越投越多，靠着配捐还网贷、信用卡、交医药费。
与王静相似，群里的白血病患者大多数都经历过因病返穷。据《公益时报》报道，按照我国现行报销体制，一旦离开县域后，报销比例越低。比如，乡村百姓在县域医院看病，新农合报销70%-80%，市、省两级只有50%-60%。此外，有基金会测算，一次大病花费的交通、住宿等非医疗成本是直接医疗成本的1.5倍，而这一部分却未有任何部门纳入到救助范围之中。
王静在给儿子看病过程中花费了160多万元，她为此卖了县城唯一的一套房子，把亲友的钱借了个遍。她的姐姐把儿子的婚房抵押在银行，贷款了24万元给她。
生病8年，李林花费了70多万元，主要是靠父母、弟弟以及信用卡等贷款来维持治疗的费用。最艰难时候在2021年，骨髓移植手术前，医生让他们家准备60万。最后，是他务农的父亲不停在外借钱交上的。
无助之中，借“配捐”为名的灰色筹钱项目，成为了大病病友以及家属以为自己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万万没想到的是，2024年，“配捐”项目相继爆雷，很多大病患者也开始警惕，“配捐”已经被有心人士滥用，存在诈骗的风险。
只是，没了灰色地带的筹钱项目后，缺钱的大病患者又该怎么办呢？